他還有幾張紙，是未經批准存下的。文教處發紙是有數的，而且以後還必須說明紙是怎麼用了的。晚上，棚屋裡的情形一如往常。原近衛重騎兵團軍官東古索夫老頭子眨巴著眼睛，沒完沒了地說著傳奇故事。犯人們仔細聽著，搔著癢癢，帶著讚賞的神氣晃著腦袋。

東古索夫隨心所欲地編造著荒誕離奇的故事，把一些熟悉的女舞蹈家、阿拉伯的勞倫斯，把三個火槍手和凡爾納「鸚鵡螺」號潛艇的事都編了進去。

「等一等，等一等，」有一個聽眾說，「她究竟怎樣跨過波斯國境的？你昨天說，她被奸細毒死啦。」

東古索夫停了一會兒，和善地看了看挑毛病的人，就又很起勁地說起來：

「娜金其實並沒有死。一位西藏醫生往她那半張開的嘴裡滴了幾滴高山仙草熬出來的藥水，又把她救活了。到第二天早晨她就能起來，不用別人攙扶，可以在屋裡走動了。她的體力漸漸恢復了。」

大家聽了他的解釋，都很滿意。

「明白啦……再說下去吧。」大家說。

在角落裡，一些人在哈哈大笑，在聽蠢頭蠢腦的老工長、德國人加秀琴柯拉長了聲音說下流的順口溜。

有的順口溜十分好笑，聽眾一直笑得沒了勁兒。有一個害疝氣的莫斯科記者和作家，是一個善良、聰明而靦腆的人，正慢慢地嚼著烤乾的白麵包，這是妻子寄來的，他昨天才收到。看樣子，他吃著又香又脆的乾麵包，想起了過去的日子——他的眼裡含著淚水。

涅烏莫里莫夫正在跟一個坦克手爭論。坦克手進勞改營，是因為出於卑劣的動機，殺人行兇。他為了給大家解悶，嘲笑騎兵，涅烏莫里莫夫氣得臉發了白，大聲對他說：

「你可知道，在一九二〇年，我們憑馬刀幹過一些什麼樣的事！」

「我知道，你們拿馬刀殺過偷來的母雞。一輛坦克就可以把你們整個騎兵第一集團軍打退。你們的國內戰爭無法跟衛國戰爭相比。」

年輕的小賊科爾卡·烏加羅夫纏著阿布拉姆·魯賓，要拿一雙脫了掌的破運動鞋換他的皮鞋。

魯賓覺得要倒霉，神經緊張地打著呵欠，環視著周圍的人，尋求支援。

「你這小氣鬼，小心點兒，」像一隻靈活的黃眼野貓似的科爾卡說，「該死的東西，你小心點兒，別惹我發火。」

後來科爾卡說：

「你為什麼不准我病假？」

「你很健康嘛，我不能同意。」

「你同意不同意？」

「科爾卡，我向你保證，我很希望準你請假，但是我不能。」

「你同意不同意？」

「你要知道我的難處。難道你以為，我能批……」

「好啦。算啦。」

「別急，別急嘛，你要了解我的難處。」

「我瞭解。現在該你瞭解我了。」

什捷金格是完全俄羅斯化了的瑞典人，大家都說他是真正的間諜。他正在文教處發給他的一塊硬紙板上作畫，他的眼睛離開畫一小會兒，看了看科爾卡，看了看魯賓，搖了搖頭，又轉過頭去作畫。畫名叫《原始森林媽媽》。什捷金格不怕刑事犯人，不知道為什麼，刑事犯們都不敢碰他。

等科爾卡走開以後，什捷金格對魯賓說：

「阿布拉姆，你的做法很不聰明。」

白俄羅斯人科納舍維奇也不怕刑事犯。他在進勞改營之前，在遠東做航空技師，在太平洋艦隊裡獲得重量級拳擊冠軍稱號。刑事犯們都很敬重他，但是他從來不曾為受刑事犯欺負的人打抱不平。

阿巴爾丘克慢慢地在兩層架鋪中間的狹窄通道上走著，又煩惱起來。百米長的棚屋的那一頭沉沒在馬合煙的煙氣中。每次他都覺得，等走到棚屋的盡頭，會看到一點新的東西，可是走到盡頭，一切都還是老樣子，還是那裝著洗臉木槽的過道，刑事犯在木槽下面洗裹腳布，還是掛在石灰牆上的拖把，還是那油漆木桶，鋪上還是露著刨花的褥墊，還是不高不低的嗡嗡說話聲，還是一張張枯瘦的、一樣顏色的囚犯臉。大多數囚犯坐在鋪上等待就寢訊號，談女人，談菜湯，談切面包的人弄鬼，談自己給斯大林的信和給蘇聯最高檢察院的申訴書的遭遇，談新的採煤和運煤定額，談今天的寒冷和明天的寒冷。

阿巴爾丘克慢慢走著，聽著談話的片斷。他覺得，這種一模一樣、沒完沒了的談話要在押送站、軍車上、勞改營的棚屋裡，在成千上萬的人中間持續很多年，年輕的都要談女人，年老的都要談吃的。等到老頭子如飢似渴地談起女人，年輕小夥子談起不受限制的好吃的東西，那就特別糟了。

阿巴爾丘克從加秀琴柯坐的鋪旁邊經過時，加快了腳步。一個老人，他的妻子已經有兒孫們喚「媽媽」、「奶奶」了。他受到這樣的待遇，這待遇太可怕了。

就寢號快點兒響起來吧，快點兒躺到鋪上，拿棉襖矇住頭，什麼也看不見，什麼也聽不見。

阿巴爾丘克朝門口看了看——也許馬加爾來了呢。阿巴爾丘克要求求大組長，讓他們睡在一起，他們每夜都可以長談，推心置腹地談，因為他們是兩個共產黨員，是老師和學生。

棚屋的頭面人物，採煤隊隊長佩列克列斯特、巴爾哈多夫、棚屋大組長薩羅科夫在一個鋪上舉行小小的宴會。佩列克列斯特的狗腿子、原來管計劃的日里亞波夫擔任跑堂，將一塊手巾鋪在凳子上，擺放奶油、鯡魚、點心——這都是佩列克列斯特隊裡的人孝敬的貢品。

阿巴爾丘克從頭面人物的鋪邊走過，覺得自己的心緊張得停止了跳動：說不定他們會喊他，叫他吃一點兒呢。他真想吃點兒好吃的呀。巴爾哈多夫真沒有良心！他在倉庫裡想幹什麼就幹什麼，阿巴爾丘克也知道他偷釘子，偷了三把銼刀，但是在值班時什麼也沒說……現在他完全可以招呼一聲：「喂，主管，來跟我們坐一會兒吧。」阿巴爾丘克很瞧不起自己，覺得自己不僅想吃，而且還有一種感情在作祟，這是一種很卑微、很下賤的囚犯感情：很想在厲害角色的圈子裡坐一會兒，隨便跟佩列克列斯特談一談，佩列克列斯特可是偌大的勞改營聽到名字都發抖的人物。

阿巴爾丘克想起了自己——下賤。馬上又想到巴爾哈多夫——下賤。

沒人喊他，卻喊了涅烏莫里莫夫。於是這位騎兵旅長、獲得兩顆紅旗勳章的英雄齜著褐色的牙齒，笑嘻嘻地朝他們的床鋪走去。這個笑嘻嘻地去參加幾個賊的宴會的人，二十年前曾經率領幾個騎兵團為實現世界共產主義戰鬥過……

他今天干嗎對涅烏莫里莫夫談起托里亞，談自己的心事？

不過他也為共產主義戰鬥過，他也在庫茲巴斯工地上，在自己的辦公室裡向斯大林做過彙報。當他低著頭，裝做若無其事的樣子從蒙了骯髒的繡花手巾的凳子旁邊走過時，也曾經希望他們喊他。

阿巴爾丘克走到莫尼澤的床鋪邊，莫尼澤一面補襪子，一面說：

「今天佩列克列斯特對我說：‘你要小心，我要拿拳頭敲你的腦袋，我要彙報你，還算便宜你，你是最壞的叛徒。’」

坐在鄰鋪上的魯賓說：

「這還不是最糟的呢。」

「是的，是的，」阿巴爾丘克說，「你看到他們把旅長喊過去，旅長那股高興勁兒嗎？」

「他們沒喊你，你不痛快了吧？」魯賓說。

阿巴爾丘克惱羞成怒，說：

「你看看自己的靈魂吧，別忙著說我。」

魯賓像雞那樣半閉起眼睛，說：

「我嗎？我連不痛快也不敢。我是最低下的一類，沒人理睬。我和科爾卡的談話，你沒聽見嗎？」

「不是那麼回事兒，不是。」阿巴爾丘克把手一揮，站了起來，又順著床鋪之間的通道朝那張凳子走去，又聽到那沒完沒了的談話。

「甜菜豬肉湯天天有，不光是過節。」

「她的乳房才滑溜呢，你恐怕都不信。」

「哥兒們，我不講究，有羊肉泡飯就行啦，幹嗎要你們的沙拉涼拌菜……」

阿巴爾丘克又回到莫尼澤的鋪前，坐下來，聽別人談話。

魯賓說：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為什麼他說：‘你可以做眼線。’他說的是告密者，比如說，向偵緝人員暗地彙報。」

莫尼澤一面繼續補襪子，一面說：

「去他孃的吧，告密——是頂下賤的事。」

「怎麼會告密呢？」阿巴爾丘克說。「你是共產黨員嘛。」

「他這共產黨員跟你一樣，」莫尼澤說，「是過去的話了。」

「我不是過去的，」阿巴爾丘克說，「你也不是過去的。」

魯賓又使他惱了，因為說出了應有的懷疑，應有的懷疑往往比不應有的懷疑更刺激人，更叫人受不了。

「這不是黨員不黨員的問題。一天喝三次玉米泔水湯，大家都喝夠了。我也恨死了這種湯。你這一點我贊成。不贊成的是你夜裡和白天兩副面孔。我和科爾卡的談話，你聽見了嗎？」

「頭朝下，腿朝上啦！」莫尼澤說過這話，就笑了起來。可能因為再沒什麼好笑的了。

「你怎麼，以為我只有動物本能啦？」阿巴爾丘克問道。他覺得自己簡直憋不住要把魯賓揍一頓。

他又霍地站起來，在屋裡走起來。

當然，他吃夠了玉米糊。多少天以來，他都在猜想著十月革命節的伙食：會不會有肉丁炒白菜、通心粉湯、雜燴？

當然，很多事情要取決於偵緝人員。好一點兒的差事，比如管澡堂，切面包，是不容易弄到手的。他可以在實驗室工作，穿白大褂子，幹自在活兒，跟刑事犯們不發生關係，他也可以在計劃處工作，可以領導煤礦……可是魯賓不對。魯賓想侮辱他，魯賓洩他的氣，在他身上尋找下意識地悄悄出現的東西。魯賓就喜歡鑽空子。

阿巴爾丘克一輩子痛恨圓滑，痛恨兩面派和社會異己分子。

他過去的精神力量、他的信心，在於他能使用法庭的權力。他懷疑妻子，就和她離了婚。他不相信她能夠把兒子教育成一個堅定的戰士，就不讓兒子用他的名字做父稱。他常常痛斥搖擺不定的人，瞧不起愛發牢騷的人和意志薄弱、信念不堅定的人。他曾經把庫茲巴斯工地上一些想家、不安心的莫斯科工程技術人員交付法庭。他把四十名離開工地跑回農村的工人判了刑。他還和鑽營市儈的父親斷絕了關係。

做一個堅定不移的人，是幸福的。每一次把人送交法庭，他都可以證實自己的精神強大，證實自己是典範，證實自己的純潔。他從中得到樂趣，增強信心。他從不躲避黨的動員號召。他自願不領取黨員最高月工資。他天天穿著很平常的制服和靴子去上班，參加人民委員部委員會議，上戲院。有時黨派他去休養，他就穿這套服裝在雅爾塔的海邊散步。他希望一切都像斯大林。

他失去使用法庭的權力，就失去自己的本色。魯賓感覺到這一點。幾乎每天他都要在話裡指出他的軟弱、他的怯懦，指出悄悄進入勞改犯心中的一些可憐的願望。

前天他就說：

「巴爾哈多夫拿倉庫裡的鋼材把有的壞傢伙餵飽啦，可是我們的大英雄連一聲也不哼。就連小雞也想活呢。」

當阿巴爾丘克準備責備別人的時候，他感到自己也會被責備，就會動搖起來，覺得灰心喪氣，便失去自己的本色。

阿巴爾丘克在一個床鋪旁邊站下來。老公爵多爾戈盧基正在這裡和經濟學院的年輕教授斯捷潘諾夫說話。斯捷潘諾夫在勞改營裡一向表現很高傲，營隊領導人走進棚屋巡視，他都不肯站起來，常常公開發表反政府觀點。他感到自豪的是，他和許多政治犯不同，他被關押是因為這樣的事情：他寫了一篇題為《列寧和斯大林的國家》的文章，讓學生傳閱。不知是讀到這篇文章的第三個還是第四個學生把他告發了。

多爾戈盧基是從瑞典回到蘇聯的。去瑞典之前，他在巴黎住了很久。他想念祖國，就回來了。回國一個星期之後，就被捕了。他在勞改營裡常常禱告，結識了一些教徒，並且寫一些內容神秘難懂的詩。

這會兒他就在給斯捷潘諾夫唸詩。

阿巴爾丘克將肩膀靠在上鋪與下鋪之間釘的十字形木板上，聽他念詩。多爾戈盧基半閉著眼睛在唸，乾裂的嘴唇哆嗦著。他那不高的聲音也哆嗦著，並帶有乾裂聲。

是我自己選定了降生年月、時間、國家、民族和地點，

為的是經受所有的苦難，

經受良心、水和火的洗禮。

我向下落去，掉進了深淵黑洞，

落到比什麼都低的地方，在臭膿、糞堆裡，

啟示錄中的野獸——

我信心不改！

我相信最高權柄的公正，

是它解放了古老的自然力量，

我在燒焦的俄羅斯腹地，我要說：

你這樣決斷，是對的！

要想變得鑽石般堅硬，

必須煉透整個的人生。

如果熔鐵爐裡的柴炭不夠，

上帝呀，請用我的血肉！

他念完之後依然半閉著眼睛坐在那裡，嘴唇依然無聲地翕動著。

「胡謅，」斯捷潘諾夫說，「頹廢派！」

多爾戈盧基用沒有血色的蒼白的手朝四周指了指。

「你們瞧，車爾尼雪夫斯基和赫爾岑把俄羅斯人引導到哪兒來了。你們可記得，恰達耶夫在第三封哲學通訊裡寫的是什麼？」

斯捷潘諾夫用教師教導學生的口吻說：

「您的神秘的愚昧，就跟有些人要建立這種勞改營一樣，我都十分討厭。不論是您，不論是他們，都忘記了俄羅斯還有一條路，一條最自然的道路：民主和自由的道路。」

阿巴爾丘克和斯捷潘諾夫爭論過不止一次了，可是現在他不想插嘴，不想把斯捷潘諾夫說成敵人，說成持不同政見者。他走到角落裡，有些洗禮派教徒正在這兒禱告，他聽了聽他們的嘟噥。

這時候響起大組長薩羅科夫的響亮的聲音：

「起立！」

大家一齊站起來，上司走進了棚屋。阿巴爾丘克側眼看著虛弱不堪的多爾戈盧基那蒼白的長臉，看著他兩手緊貼褲縫站在那裡，嘴唇還在嘟噥著，大概還在唸他的詩。斯捷潘諾夫坐在旁邊。他像往常一樣，目無領導，不服從本棚屋明明白白的內部規章。

「搜查啦，搜查啦。」囚犯們小聲說。

但是沒有搜查。兩名頭戴紅藍制帽的年輕看押兵從床鋪中間走過，一面打量著囚犯們。其中一名士兵走到斯捷潘諾夫跟前，說：

「教授，你坐著呀，你是怕把什麼東西凍壞呀。」

斯捷潘諾夫轉過他那翹鼻子的寬寬的臉，用鸚鵡似的響亮的聲音很不自然地回答說：

「長官先生，請您對我稱‘您’，我是政治犯。」

夜裡，棚屋裡發生了嚴重事件：魯賓被殺死了。

兇手趁被害者睡覺的時候，拿一個大釘子插到他的耳朵裡，然後用力一砸，把釘子楔進腦子裡。有五個人，包括阿巴爾丘克在內，被偵緝人員傳去。看樣子，偵緝人員感興趣的是釘子的來歷。這種釘子才進庫不久，生產部門還不曾領用。

在洗臉的時候，巴爾哈多夫在木槽邊和阿巴爾丘克站在一起。巴爾哈多夫朝他轉過溼漉漉的臉，一面舔著嘴上往下流的水滴，一面小聲說：「該死的東西，你記住，你要是去告發，我一點也沒有事兒。可是今天夜裡我就收拾你，狠狠收拾你，叫全營都知道厲害。」

他用毛巾把臉擦乾以後，拿平靜的眼睛看著阿巴爾丘克的眼睛，看到眼睛裡的神氣正是他希望看到的，便握了握阿巴爾丘克的手。

在食堂裡，阿巴爾丘克把自己的一缽子玉米糊送給了涅烏莫里莫夫。涅烏莫里莫夫哆嗦著嘴唇說：

「真是野獸。把我們的阿布拉姆害死啦！多麼好的一個人呀！」

他說著，把阿巴爾丘克的玉米糊端到自己面前。

阿巴爾丘克一聲不響地站起來，離開飯桌。

在走出食堂的時候，大家紛紛讓路，佩列克列斯特往食堂裡來了。他在跨門檻的時候，把身子彎了彎，因為勞改營的門都沒有他的個頭兒高。

「今天是我的生日。來我這兒玩吧。咱們喝兩杯。」

多麼可怕！有幾十個人聽到了夜裡的兇殺，看見一個人走到魯賓的床鋪邊。

如果有人一下子爬起來，把全屋的人喊起來，會怎麼樣呢？幾百個強壯的男子漢團結起來，兩分鐘就會把兇手制服，會救活一個同伴。但是誰也不抬頭，誰也不叫喊。殺一個人，就像殺一頭羊一樣。大家都躺著，裝做睡著了，拿棉襖矇住頭，儘可能不咳嗽，儘可能不去聽受害者在昏迷中掙扎。

多麼低三下四，多麼馴順啊！可是他當時也沒有睡著，也沒有作聲，拿棉襖把頭矇住。他很明白，馴順不是微不足道的小事，馴順來自經驗，來自對勞改營規律的瞭解。如果大家都起來，把兇手制住，帶刀的人還是比不帶刀的人厲害。全屋的力量是一時的力量，而刀永遠是刀。

阿巴爾丘克想著面臨的審訊：偵緝人員一定會要他的口供的，他在棚屋裡一夜沒有睡，早晨也沒有洗臉，準備著挨折騰，他不朝礦井方向去，不去上棚屋的廁所，怕有人突然撲過來拿麻袋矇住他的頭。

是的，不錯，夜裡他是看見一個人朝魯賓走去。他聽見魯賓在哼哧，聽見魯賓死前手和腳在床鋪上亂撲亂蹬。

偵緝人員米沙寧大尉把阿巴爾丘克叫到辦公室裡，把門關上，說道：「您坐吧，犯人。」

他先提了幾個簡單的問題，對這樣的問題政治犯一般都能很快、很準確地回答。

然後他抬起疲憊的眼睛，看著阿巴爾丘克，早就知道這個有經驗的囚犯很怕同棚屋的人報復，永遠不會說出釘子是怎樣落到兇手的手裡的，所以對阿巴爾丘克打量了一陣子。

阿巴爾丘克也看著他，打量著大尉那年輕的臉，他的頭髮和眉毛，鼻子上的雀斑，心想，這位大尉比他的兒子至多大兩三歲。

大尉提了一個問題，正是為這個問題把阿巴爾丘克傳來的，在這之前已經有三名被審訊者不肯回答這個問題了。

阿巴爾丘克好一陣子沒有作聲。

「你怎麼，聾了嗎？」

阿巴爾丘克還是沒有作聲。

他多麼希望這位偵緝人員說：「你聽著，阿巴爾丘克同志，你是共產黨員。今天你在勞改營裡，明天咱們就要在一個組織里共同繳納黨費。你幫幫我的忙吧，同志要幫助同志，黨員要幫助黨員。」即使這不是真心實意的，只是採取一種例行的偵訊手段。

可是米沙寧大尉卻說：

「您睡著了還是怎的？那我馬上來把您喚醒。」

但是阿巴爾丘克卻不用喚就醒了。

他用嗄啞的聲音說：

「釘子是巴爾哈多夫從庫裡偷出來的。不光是釘子，他還從倉庫裡偷了三把銼刀。依我看，殺人的是科爾卡·烏加羅夫。我知道，巴爾哈多夫把釘子給了他，他有好幾次說要殺死魯賓。昨天他還說的，因為魯賓沒有準許他請病假。」

然後他接過遞給他的一支紙菸，說：

「偵緝員同志，我認為，向您說出這件事，是我這個黨員的責任。魯賓同志是一位老黨員。」

米沙寧借火給他把煙點著了，就一聲不響地很快地記起來。然後他用溫和的口吻說：

「犯人，您要知道，任何關於黨員的話您都不應該說。您不能稱呼同志。對於您來說，我是首長。」

「對不起，首長。」阿巴爾丘克說。

米沙寧對他說：

「幾天之內，我還在進行調查，您不會出什麼事。過幾天以後再說。可以把您調到別的勞改營裡去。」

「不必，首長，我不怕。」阿巴爾丘克說。他朝倉庫裡走去，知道巴爾哈多夫什麼也不會問他。巴爾哈多夫會一個勁兒地盯著他，時刻注意他的動作、眼神、咳嗽，從中弄清情況。

他終於恢復了自己的本色，他十分高興。

他又能行使法庭的權力了。他一想到魯賓，就覺得遺憾，昨天他竟沒有對他說出自己的不祥的預感。

三天過去，馬加爾還是沒有來。阿巴爾丘克上礦務局去打聽他，阿巴爾丘克熟悉的幾個文書在任何一本冊子裡都找不到馬加爾的姓名。

晚上，在阿巴爾丘克知道命運已經把他們分開的時候，滿身白雪的衛生員特留菲列夫來到棚屋裡，一面捋眉毛上的冰凌，一面對阿巴爾丘克說：

「告訴您，我們衛生所來了一名犯人，他請您上他那裡去。」

特留菲列夫又說：

「最好現在我帶您去。您向大組長請個假。要不然我們這些犯人可不講什麼情理，馬上就會找你的麻煩，等到把你收拾了，你再講理由就晚啦。」

四十一

衛生員領著阿巴爾丘克來到衛生所的走廊。這裡有一種特別的、和棚屋裡不同的壞氣味。他們在昏暗中朝前走著，看到堆在一起的許多擔架，還有捆成許多捆的舊棉衣，看樣子，是等著送去消毒的。

馬加爾躺在隔離室裡。這是一間木板牆小屋，裡面有兩張鐵床幾乎挨在一起。進隔離室的一般都是害了傳染病或者快要死的病人。細細的床腿像是鐵絲做的，卻沒有壓彎的跡象，從來沒有胖子睡這樣的床。

「別坐這兒，別坐這兒，右邊坐。」

響起一個聲音。那聲音極其熟悉，阿巴爾丘克一下子覺得似乎沒有白髮，沒有被關押，又是自己終生依靠、終生為之奮鬥的一切了。

他打量著馬加爾的臉，滿懷激動、一字一頓地說：

「你好，你好，你好……」

馬加爾怕控制不住自己的激動心情，故意很平淡地說：

「坐吧，就坐在我對面的床上。」

他看到阿巴爾丘克打量旁邊床鋪的目光，又說：

「你不會打擾他的，他已經不怕打擾了。」

阿巴爾丘克俯下身去，為的是看清老同志的臉，接著又回頭看了看蓋著的死者，問：

「他死了很久了嗎？」

「兩個多鐘頭以前死的，衛生員暫時還沒有動他，等醫生來。這樣好些，要不然換一個活的來，咱們說話就不方便了。」

「這話對。」阿巴爾丘克說。他沒有問他非常想問的一些問題：怎麼樣，你是受布勃諾夫牽連，還是因為索科爾尼科夫案件？判了你幾年？你在弗拉基米爾或者蘇茲達利的政治犯隔離室呆過嗎？主持審訊的是特別機構還是軍事委員會？你自己簽字了嗎？

他回頭看了看蓋著的屍體，問：

「他是什麼人？怎樣死的？」

「死於勞改營，是個富農分子。他老是在喚一個娜斯佳的名字，一直想離開這兒上什麼地方去……」

阿巴爾丘克在昏暗中漸漸看清了馬加爾的臉。他幾乎認不出他了，變化太厲害了，竟成了一個垂死的老頭子！

他感到自己的後背碰到了死者那彎著的僵硬的胳膊，覺得馬加爾在看著自己，心裡就想：「恐怕他也在想，‘簡直認不出他了。’」

可是馬加爾卻說：

「先前他一個勁兒嘟噥，好像是‘霍……霍……黴……’，現在我才明白，他這是要喝水。茶杯就在旁邊，真應該滿足他最後的要求。」

「瞧，死人還是妨礙咱們了。」

「那當然了。」馬加爾說。阿巴爾丘克聽到了他熟悉的激動的語調，馬加爾開始談嚴肅的話題時往往是這樣。「因為我們談他，實際上是談自己。」

「不，不是！」阿巴爾丘克抓住馬加爾滾燙的手，緊緊握著，又抱住他的肩膀，不出聲地哭起來，哭得渾身打哆嗦，憋得喘不過氣來。

「謝謝你，」他含混不清地說，「謝謝你，謝謝，好同志，好朋友。」

他們兩個人都哼哧哼哧喘著氣，有一陣子沒有說話。他們撥出的氣匯合到一起，阿巴爾丘克覺得，匯合到一起的不僅是他們撥出的氣。

馬加爾首先開口說：

「聽我說，聽我說，朋友，這是我最後一次這樣稱呼你了。」

「別這樣說，你會活下去的！」阿巴爾丘克說。

馬加爾在床上坐起來。

「我非常不希望這樣說，但是應該說。你也聽著，」他對死者說，「這和你，和你的娜斯佳有關係。這是我最後一項革命任務，我一定要完成！阿巴爾丘克同志，你是特殊氣質的人。而且我們當年相遇也是在特殊的時候，我覺得，那是我們的最好的時候。現在我要告訴你……我們錯了。我們的錯誤造成了這樣的結果，瞧……我們應該請求他原諒。讓我抽一支菸。後悔已經晚啦。任何後悔都不能補償過失。這是我要對你說的。這是第一點。再說第二點。我們不懂得自由。我們壓制了自由。馬克思也不珍視自由。自由是根本，是目的，是基礎的基礎。沒有自由就沒有無產階級革命。以上我說了兩點，再說第三點。我們在勞改營和原始林裡經受苦難，可是我們的信仰比什麼都堅強。這不是堅強，是懦弱，是保全自身。在鐵絲網外面，要保全自身，就得多變，要不然就要死亡，就要進勞改營。共產黨人製造偶像，戴肩章，穿制服，信奉民族主義，壓制工人階級，將來必然還要像黑色百人團那樣……在這裡，在勞改營裡，要保全自身，就不能改變：如果不想死的話，在勞改營裡幾十年都別改變……這是一個銅板的兩面……」

「別說啦！」阿巴爾丘克叫起來，把握緊的拳頭湊到馬加爾的面前。「你受不住啦！你垮啦！你說的話全是胡說八道。」

「如果那樣，倒是好；但我不是胡說。我是又一次召喚你！就像二十年前那樣！如果我們不能作為革命者活下去，那我們就死，像這樣活著比什麼都不如。」

「夠啦，別說了！」

「請原諒我。我懂。我像一個老妓女，為失去的貞節痛哭。不過我要告訴你：記住吧！好朋友，請原諒我……」

「原諒？你我真應該像這個死人一樣，早幾個鐘頭死去，活不到這次見面……」阿巴爾丘克已經站在門口，又說：「我還要上你這兒來……我要給你修復頭腦，現在我要做你的老師了。」

第二天早晨，衛生員特留菲列夫在勞改營的大院子裡碰到阿巴爾丘克。特留菲列夫用爬犁拉著一桶牛奶，牛奶桶用繩子捆在上面。奇怪的是，在這北極圈裡，他的臉上竟出了汗。

「你的朋友不能喝牛奶了，」他說，「昨天夜裡他上吊了。」

報告訊息叫人吃一驚，是挺快活的事，所以這位衛生員帶著友好而得意的神氣望著阿巴爾丘克。

「有遺書嗎？」阿巴爾丘克問，並且倒吸了一口涼氣。他覺得，馬加爾一定會有遺書的，說昨天的事，是他一時心血來潮。

「幹嗎要寫遺書？不論寫什麼，都要落到偵緝人員手裡。」

這一夜，是阿巴爾丘克一生中最難熬的一夜。他一動不動地躺著，咬緊牙齒，睜大了眼睛，望著牆上捻死臭蟲留下的一個個黑點。

他想起他不準姓他的姓的兒子，呼喚起兒子：

「現在我就剩下你了，只有你是我的希望。瞧，我的朋友和老師馬加爾想殺死我的理智、我的志向，結果他自殺了。托里亞呀，托里亞，我在人世上就只有你一個了。你能看到我嗎，能聽到我的話嗎？將來你能不能知道，你的父親在這天夜裡沒有屈從，沒有動搖？」

周圍的人都在睡覺，睡得很熟，聲音很大、很不好聽，空氣很重濁、很窒悶，有的打鼾，有的嘟噥，有的在夢裡叫，有的咬牙，有的拉長聲音呻吟和呼喊。

阿巴爾丘克忽然在鋪上欠起身來，他覺得好像旁邊有個陰影閃了一下。

四十二

一九四二年夏末，克萊斯特的高加索集團軍群佔領了邁科普附近蘇聯最早開發的一個油田。德國軍隊進入挪威的北角和希臘的克里特、芬蘭北部和拉芒什海峽沿岸。熱帶作戰的大元帥艾爾文·隆美爾駐紮在離亞歷山大八十公里的地方。在厄爾布魯士山頂上，山地軍豎起了帶有納粹黨徽的旗幟。曼施坦因得到命令，要把巨炮和新式火箭炮推向布林什維克的堡壘列寧格勒。本來持觀望態度的墨索里尼已經在制訂進攻開羅的計劃，練習騎坐阿拉伯馬。寒帶作戰的季特爾駐紮在任何一個歐洲侵略者都沒有到過的北緯地帶。巴黎、維也納、布拉格、布魯塞爾都成了德國的省城。

實現國家社會主義黨最殘酷計劃的時刻來到了，這一計劃的目的在於消滅人，消滅人的生命和自由。法西斯黨的頭目們四處散佈謊言，說是鬥爭的緊張迫使他們不能不如此殘酷。事實正好相反，危險會使他們清醒。如果對自己的力量缺乏信心，他們就會有所收斂。

等到法西斯完全相信已經取得最後勝利的那一天，全世界就會倒在血泊裡。如果世界上不再有反法西斯的武裝，劊子手們也不會就此收手的。因為法西斯的主要敵人就是人。

一九四二年秋天，帝國政府通過了一系列慘無人道的法律。特別是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二日，在國家社會主義黨的軍事勝利到達頂峰之時，居住在歐洲的猶太人被取消法律保護權，由秘密警察管制。

法西斯黨的領導和希特勒本人決意完全消滅猶太民族。

四十三

索菲亞·奧西波芙娜·列文頓有時想想過去的事：蘇黎世大學五年的生活，巴黎和義大利的夏季旅遊，音樂學院的音樂會，中亞山區的考察，從事了三十二年的醫務工作，她喜歡的菜餚，跟自己的生活密切相關的朋友們（有艱難的日子，也有愉快的日子），習慣了的電話鈴聲，習慣了的話語，打紙牌，留在她莫斯科住處的東西。

她也常常想起在斯大林格勒的那幾個月，想起亞歷山德拉·弗拉基米羅芙娜、葉尼婭、謝廖沙、薇拉、瑪露霞。越是和她親近的人，如今離她越遠。

有一天快到黃昏時候，軍用貨車停在離基輔不遠的一個樞紐站的備用線上，她在鎖上的車廂裡捉自己領口上的蝨子，旁邊有兩個上了年紀的婦女很流利地小聲說著猶太話。這時候她特別清楚地意識到她，索菲亞·奧西波芙娜·列文頓，少校軍醫，面臨的真實處境。

這些人的主要變化，是對自己的特殊氣質和個性的感覺減弱了，對命運的感覺增強了。

「我，我，我究竟是什麼人？實實在在是什麼人？」索菲亞·奧西波芙娜想道。「是那個小小的、流鼻涕的、又怕爸爸又怕奶奶的小姑娘，還是那個發胖、脾氣暴躁、戴領章的軍醫，還是這樣一個長蝨子的髒老婆子？」

幸福的希望沒有了，但是出現了許許多多想法：把蝨子消滅……湊到門縫兒上，呼吸呼吸新鮮空氣……解解小便……洗洗腳，哪怕洗一隻腳……還有，渾身都想喝水。

剛把她推進車廂裡，她覺得昏暗的車廂裡漆黑一團，她朝四下裡看了看，聽見低低的笑聲。

「是瘋子在這兒笑嗎？」她問。

「不是，」一個男子的聲音回答說，「在這兒說笑話呢。」

有一個人傷心地說：

「又一個猶太女人到我們這遭殃的車上來啦。」

索菲亞·奧西波芙娜站在車門口，眯著眼睛，為的是適應黑暗，回答別人的問話。她馬上陷入一種不習慣的氛圍中：這兒除了哭聲、呻吟和臭氣，還有從童年時代就已遺忘了的語言、口音……

索菲亞想往裡走走，但是走不過去。她在黑暗中摸到一條穿短褲的細細的腿，就說：

「對不起，好孩子，我把你碰疼了嗎？」

但是這孩子沒有回答她。她在黑暗中說：

「大娘，您是不是讓您的孩子挪挪地方？我總不能一直站著呀。」

在角落裡有個男子用歇斯底里的演員般的聲音說：

「應該早點兒打個電報來，那樣就可以給您安排一個帶浴室的房間。」

索菲亞清清楚楚地說：

「渾蛋！」

有一個女人，她的臉在昏暗中已經露出來了，她說：

「靠著我坐吧，這兒地方有的是。」

索菲亞·奧西波芙娜感覺出她的手指頭在輕輕地、快速地抖動。

這是她從小就熟悉的世界，是猶太小鎮的世界；她感覺出這個世界的一切變化有多麼大。

這節車廂裡有合作社的工人，有無線電技工，有師範學院的女學生，有工會學校的教師，有罐頭廠的工程師，有畜牧工作者，還有一位擔任獸醫的姑娘。以前小鎮上沒有這樣一些職業。但是，要知道索菲亞·奧西波芙娜沒有變，她依然是當年又怕爸爸又怕奶奶的那個樣子。也許，這新的世界也依然未變？可是，不管怎麼說，還不是一樣。猶太人的小鎮，不論是新是舊，反正是朝坡下滾去，將滑向無底深淵。

她聽到有一個年輕的女子聲音說：

「現在的德國人都是野蠻人，他們都不知道海涅是什麼人。」

另一個角落裡，一個男子聲音用嘲笑的口吻說：

「結果這些野蠻人把咱們當牲口裝進火車裡。咱們知道海涅又有什麼用？」

大家向索菲亞·奧西波芙娜打聽前線的情況，因為她說的全是不好的訊息，有人就對她說，她所知道的訊息是不可靠的；於是她明白了，在這牲口車廂裡有自己的戰略，這戰略的根據是強烈的生存願望。

「難道您不知道，希特勒收到了最後通牒，要他立即釋放所有猶太人？」

是的，是的，當然是這樣。等到任人宰割的痛苦和不祥預感變為劇烈的恐怖的時候，人往往求助於毫無根據的樂觀，麻醉自己。

對索菲亞·奧西波芙娜的興趣很快就過去了。她也和大家一樣，成了一個不知道被弄到哪裡去、不知道被弄去幹什麼的同路人。誰也不問她的名字和父稱，誰也記不住她的姓。

索菲亞·奧西波芙娜甚至感到奇怪：走倒退的道路，從人回到骯髒、可憐、失去名字和自由的牲口，只需要幾天工夫：而從動物到人的路，卻走了幾百萬年。

她很驚訝，人類遭受這樣大的災難，卻依然時時刻刻操心生活瑣事，依然因為一些小事彼此鬧意見。

有一個上了年紀的女人小聲對她說：

「醫生，你瞧瞧那位闊太太，她坐在門縫兒跟前，就好像只有她的小孩子需要呼吸新鮮空氣。太太是上鹹湖去呢。」

夜裡火車停過兩次，大家很留心地聽著警備隊咯吱咯吱的腳步聲，聽著雜亂不清的俄語和德語。

在夜晚的俄羅斯小站上聽到歌德的語言，顯得非常可怕，但是聽到德國警備隊中有俄羅斯人說起俄語，更使人感到毛骨悚然。

天快亮的時候，索菲亞·奧西波芙娜和大家一樣餓得難受，並且幻想能喝到一口水。她的幻想極其微小，極不大膽，她想象著有一個壓得凹凸不平的罐頭盒子，裡面還剩一點兒熱乎乎的水汁兒。她用又快又短促的動作搔了搔癢，就像狗抓弄跳蚤那樣。

現在索菲亞·奧西波芙娜覺得似乎懂得了生活與生存的區別。生活已經結束了，完了，可是生存依然繼續著。雖然這種生存是可憐的、毫無意義的，但是一想到橫死，心裡就感到十分可怕。……

下起雨來，有些雨滴從裝了鐵欄的小窗戶裡飛進來。索菲亞·奧西波芙娜從自己的衣襟上撕下一條布邊兒，身子朝車廂壁挪動了下，湊到有一條不大的縫隙的地方，把布條塞到縫隙外面，等著布條浸透雨水。然後她把布條抽回來，嚼起涼絲絲、溼漉漉的布條。這時在靠近車廂壁的地方以及車廂角落裡，有些人也開始撕布條了，索菲亞·奧西波芙娜感到很得意：這取雨水、喝雨水的方法是她發明的。

夜裡索菲亞·奧西波芙娜碰著的那個男孩子坐在離她不遠的地方，看著一些人把布條塞到車門底下的縫兒裡。她在朦朧的光線中看到了他那瘦小的臉和尖尖的鼻子。看樣子，他有六七歲。索菲亞·奧西波芙娜心想，她來到車廂裡這麼長時間，還沒有人跟這孩子說過話，他也一動不動地坐著，沒有和別人說過一句話。她把溼布條遞給他，說：

「好孩子，給你。」

他沒有作聲。

「接著吧，接著吧。」她說。

他猶猶豫豫地伸出手來。

「你叫什麼名字？」她問。

他小聲回答說：

「達維德。」

坐在旁邊的一個叫穆霞·鮑裡索芙娜的女人說，達維德從莫斯科來看他的外婆，打起仗來，他不能回到媽媽身邊了。外婆死在隔離區裡，達維德的姨娘列維卡·布赫曼就跟有病的丈夫在這個車廂裡，甚至不讓這孩子坐在她身邊。

到傍晚時候，索菲亞·奧西波芙娜已經聽說不少事情，聽到不少爭論，她自己也說，也參加爭論。她對交談者說：

「猶太兄弟姐妹們，我來跟你們說說。」

許多人盼望著快點兒到地方下車，以為這是把他們送到集中營去，到集中營裡每個人都可以根據自己的專長幹活兒，有病的人可以住傷殘病房。大家幾乎一刻不停地談論著這些。可是心裡依然在暗暗地害怕，在不出聲地哭號。

索菲亞·奧西波芙娜從別人說的事情中瞭解到，人身上不僅僅是人性的東西。有人對她說，有一個女人把癱瘓的姐姐放到木盆裡，在冬天的夜裡拖到外面去，把姐姐凍死了。有人告訴她，有些母親殺死了自己的孩子，在這個車廂裡，就有這樣一個女人。還有人說，有些人就像老鼠一樣，成年累月地住在下水管道里，吃的是髒東西，只要能活著，吃什麼苦都行。

猶太人在法西斯的統治下生活是可怕的，猶太人既不是聖人，也不是壞蛋，他們是人。當索菲亞·奧西波芙娜望著小小的達維德的時候，她心中產生的對人的憐憫感情特別強烈。小達維德照常不說話，一動不動地坐著。有時從口袋裡掏出一個揉破了的火柴盒，對著火柴盒看一陣子，然後又藏進口袋。索菲亞·奧西波芙娜有幾個晝夜一點沒有睡，她不想睡。這一夜她也是坐在又黑又臭的車廂裡沒有睡。她忽然想道：「這會兒葉尼婭·沙波什尼科娃在哪兒呀？」她聽著人們的囈語和叫聲，心想，這些睡著了的、發狂的腦袋裡這會兒一定活靈活現地發生了言語難以表達的可怕情景。如果一個人還能活在世上，將來希望知道過去的事的話，怎樣才能保留、才能記下這些情景？……

「茲拉塔！我的茲拉塔！」有一個男子帶著哭聲喊道。

四十四

……在瑙姆·羅森貝格的四十歲的頭腦里正在進行著他習慣了的統計工作。他一面在路上走，一面算：前天110，加上昨天61，再加上前五天的612，共計783……可惜他沒有計算男人、女人、兒童的分類數字。女人燒起來比較容易。這個有經驗的勞工在焚屍的時候，總是把出灰多的乾瘦的老頭子跟女人的屍體擺在一起。現在馬上就要命令他們離開大路，拐個彎往前走了——一年前對那些人就是這樣下命令的。他們現在把那些人的屍體挖出來，再用繩子拴著鉤子從坑裡往外拖。有經驗的勞工可以從一個一個的墳包判斷出墳坑裡有多少屍體：五十，一百，二百，六百，一千……這裡的監督艾爾弗要他們管屍體叫「具」，一百具，二百具，可是羅森貝格管他們叫人，被殺的人，被殺的小孩子，被殺的老頭子。他是在心裡這樣叫，要不然監督就要送他一粒槍子兒。可是他嘴裡老是在嘟噥：「被殺的人呀，你從坑裡出來吧……小傢伙呀，別扯著媽媽啦，你們就要在一塊兒，想分開也分不開啦……」要是問他：「你在那兒嘟噥什麼？」他就說：「我什麼也沒有說，您也許覺得我在說話。」他還是在嘟噥，他在作鬥爭，這是他小小的鬥爭……前天有一個坑，裡面8個人。監督叫起來：「真不像話，20人的勞工隊只焚化8具！」他說得很對。可是如果一個小村子裡只有兩戶猶太人，又有什麼辦法呢？命令總歸是命令：要把所有的墳都挖開，把所有屍體都燒掉……現在他們離了大路，在草地上走了，終於，在碧綠的林中草地上第115次出現了灰色的土包——墳墓。8個人挖墳，4個人伐橡樹，鋸成人體長的木條，兩個人用斧頭把木條劈開，兩個人把引火的幹木板和汽油桶從大路上往這裡抬，4個人清理架火堆的地方，挖出灰的溝——還要看好風從哪邊來。

一會兒屍臭的氣味就壓倒林中的腐葉味。警備隊又笑，又罵，捂起鼻子，監督直吐唾沫，躲到林邊去。勞工們扔下鐵鍬，拿起鉤子，拿破布把嘴和鼻子矇住……「您好，老大爺，您又要見見陽光啦；您可真夠重的……啊，一個媽媽帶三個孩子，兩個男孩，一個已經上學了，一個女孩有三歲吧，有佝僂病……沒關係，現在不怕了……別拿手扯住媽媽不放，孩子，你媽媽哪兒也不去啦……」監督在林邊大聲問：「有幾具？」羅森貝格回答：「19……」底下是在心裡說的：「19個被殺的人。」大家都在罵：花了半天工夫，才這麼一點點兒。可是上星期挖開一個墳，一下子就是200個婦女，而且全是年輕的。當揭去上面一層土的時候，墳裡冒出灰色的熱氣，警備隊笑著說：「這些娘兒們還熱乎呢！」他們往一道道通風的土溝上放一層幹木柴，然後放橡木條，橡木條會變成很耐燒的火炭，然後放被殺的女人，再放一層木條，然後又放被殺的男人，再放一層木條，然後又放分不清男女的屍體碎塊，然後澆汽油，然後往中間放一枚燃燒彈。然後監督下口令，焚化工們齊聲歌唱，警備隊員們臉上早就浮現出笑容。大火堆燒起來。然後把骨灰送進坑裡。一切又靜下來了。原來就很安靜，現在又安靜了。接著，他們被帶進樹林，在綠草地上沒有看到墳包。監督命令他們挖坑：四米長，二米寬。他們都懂了，他們已經完成任務：89個村子，加18個小鎮，加4個工人村，加2個區中心，加3個國營農場，其中兩個是穀物農場，一個是奶牛場，總共116個居民點，這些勞工已經挖完116個墳……會算賬的羅森貝格在給自己和其他勞工挖墳坑的時候，一面計算著：最後一個星期是783，在這之前的3個10天共計焚屍4826。前後相加，總數是：5609。他算來算去，時間在算賬中不知不覺地過著，他算起屍體，不，人體的平均數；5609除以墳墓數116，得數是：每座合葬墳埋人48.35，去掉尾數，即：每座墳埋48人。如果再算一算，20名勞工幹了37天，那麼，每名勞工平均……這時候警備隊長喊道：「整隊！」監督艾裡弗發出響亮的命令：「正前方，齊步走！」但是他不願進墳墓。他跑了，跌倒了，爬起來又跑，他懶懶地跑，他會算賬，卻不會跑，但是他沒被打死。他躺在林中草地上，這裡很安靜，他既沒有想頭頂上的青天，又沒有想他的茲拉塔，茲拉塔在被殺的時候已經有六個月的身孕了。他躺著，計算著挖坑時沒有計算好的數字：20名勞工，37天，平均每人每天焚屍……這是第一；第二，應該算算每人用柴多少；第三，應當算算每一個被殺的人平均用多少時間焚燒……

過了一個星期，他被警察抓住，送進隔離區。

現在在這車廂裡，他還在一個勁兒地嘟噥，計算，又乘，又除。要做年終決算！他要報給國家銀行會計主任布赫曼。夜裡，在夢中，痛楚的淚水忽然掙脫蒙在頭腦和心上的瘡痂，湧了出來。

「茲拉塔！我的茲拉塔！」他呼喚道。

四十五

她的房間窗戶對著隔離區的鐵絲網。圖書管理員穆霞·鮑裡索芙娜夜裡醒來，掀開窗簾的一角，看見兩名士兵拖著一挺機槍，擦得發亮的槍管閃著斑斑點點的青色月光，走在前面的一名軍官的眼鏡也閃著光。她聽到低低的馬達聲。有汽車熄了車燈向隔離區開來，沉重的夜晚的灰土銀光閃閃，在車輪周圍打著圈圈兒，一輛輛汽車就像神仙的車一樣，在雲霧中前進。

在這月色之下，當黨衛軍和保安隊、烏克蘭警察部隊、附屬部隊、帝國保安局預備隊的汽車隊開到沉睡的隔離區大門口的時候，一個女子估量著二十世紀的這場厄運。

月光，武裝隊伍雄赳赳的整齊步伐，巨大的卡車的黑影，牆上掛鐘的嘀嗒聲，搭在椅子上的上衣、文胸、襪子，屋裡暖烘烘的氣息——一切無法結合的事物都融合在一起了。

四十六

一九三七年被捕後死去的老醫生卡拉西克的女兒娜塔莎，在車廂裡不時地試著唱歌。有時她在夜裡也唱，但是人們並不生她的氣。

她一向很靦腆，說話總是低垂著眼睛，聲音幾乎聽不到，平時串門兒也只是上最親近的人家去，看到一些姑娘有膽量在晚會上跳舞，她總是感到驚訝。

在挑選應予消滅的人時，沒有把她算在手藝人和醫生之列，這些人是留下性命的，因為還有點用；一個憔悴不堪、白了頭髮的姑娘活著沒什麼用處。

一個警察推搡著把她帶到集市上一個灰土包跟前，那兒站著三個醉醺醺的人，其中一個是現在的警察局長，她戰前就認識，那時他是一個鐵路倉庫的守衛隊長。她甚至不明白，正是這三個人在裁決人的生與死。警察猛地一推，把她推到亂鬨鬨的人群裡，這是一千多個被認為活著無益的女人、孩子和男人。

然後他們冒著此生最後一次暑熱朝飛機場走去，看著大路兩旁落了一層灰土的蘋果樹，最後一次尖聲高叫，撕自己身上的衣服，祈禱。娜塔莎一聲不響地走著。

她從來沒想到，人的血在陽光中那樣鮮紅。有時叫聲、槍聲、呼吸聲停息一小會兒，這時便可以聽見坑裡咕咕的流血聲，鮮血在白白的人體上奔流著，就像流在白白的石頭上。

然後發生的事就不值得可怕了：自動步槍的扳機輕輕釦動，劊子手的臉色很平常、不兇狠，而且殺人已經殺累了，正在耐心地等著她怯生生地往他跟前走，等著她站到咕咕流血的大坑邊上。

夜裡，她擰乾浸透了血的小褂，回到城裡——死人是不會從墳裡走出來的，就是說，她還活著。

當娜塔莎走過一戶戶人家朝隔離區走的時候，她看到廣場上在舉行遊藝會，管絃樂隊在演奏她一向喜歡的一支悲傷的、帶有幻想意味的華爾茲舞曲，在朦朧的月光和燈光下，在灰塵飛揚的廣場上旋轉著一對對舞伴，有姑娘，有士兵，腳步摩擦聲與音樂聲混合到一起。憔悴不堪的姑娘這時候高興起來，並且有了信心，於是她唱了又唱，輕輕地唱，預感到有幸福在等待著她，有時候，如果沒有人看到的話，甚至想要跳幾步華爾茲呢。

四十七

戰爭開始後的一切事情，小達維德都記不清楚了。但是有一天夜裡，車廂裡這孩子的腦海裡出現了不久前經歷的一件事情。

一天晚上，外婆領著他上布赫曼家去。天空繁星點點，天邊十分明亮，呈現出黃綠色，牛蒡葉子拂在腮上，就好像是什麼人的涼絲絲、潮乎乎的手掌。

人們躲在閣樓上的夾層牆裡。房頂的黑鐵皮白天曬得燙人。有時閣樓上充滿燈油氣味。隔離區的大火在燃燒。白天大家都躲藏著，一動不動地躺著。布赫曼的女兒斯維特蘭娜很單調地哭著。布赫曼有心臟病，白天大家把他當作死人，到夜裡他吃飯，跟老婆吵嘴。

忽然狗叫起來。聽到外語說話的聲音：「阿斯塔！阿斯塔！猶太人在哪兒？」頭頂上響起轟隆轟隆的聲音。德國人從天窗爬上房頂。後來，德國人釘了鐵掌的靴子在鐵皮房頂上踩起的轟隆聲停息了。在牆腳下可以聽到輕輕的、有用意的敲打聲——有人敲牆傳遞資訊。裡面的人靜了下來，是一種緊張的寂靜，肩頭和脖子上的肌肉哆嗦著，由於緊張，眼睛瞪得老大，牙齒齜露著。

小斯維特蘭娜在輕輕的敲牆聲中又哼起了沒有歌詞的訴怨曲。小姑娘的哭聲忽然斷了。達維德回頭朝她看了看，卻看到斯維特蘭娜的媽媽列維卡·布赫曼的發狂的眼睛。

在這之後，有一兩次他眼前剎那間浮現出這雙眼睛和那小姑娘像布娃娃一樣耷拉到後面的頭。

可是戰前的事他卻記得很清楚，常常想起來。在這車廂裡，他像個老頭子一樣，一個勁兒地想著過去，珍惜過去，玩味過去。

四十八

十二月十二日，達維德過生日的那一天，媽媽給他買了一本帶畫的書。在林中空地上有一隻灰色的小羊羔，周圍黑壓壓的森林顯得特別兇惡。在黑褐色的樹幹和毒蘑菇叢中，可以看到一隻狼的紅紅的、齜著牙的大嘴和綠色的眼睛。

只有達維德知道小羊羔一定要遭殃。他拿拳頭敲桌子，拿手掌捂著林中空地，不讓狼看見，但是他明白，他救不了小羊羔。

夜裡他喊：

「媽媽，媽媽，媽媽！」

媽媽醒來，朝他走來，就像漆黑的夜裡飛來一片雲彩。他幸福地打起呵欠，覺得世界上最強大的力量保護著他，不再怕這黑壓壓的夜晚的森林。

等他長大了一些，他又害怕起《熱帶叢林之書》裡的紅狗。有一天夜裡，屋裡好像到處都有這種紅色的猛獸，達維德就光著腳踩著五斗櫃拉開的抽屜跨過去，鑽到媽媽被窩裡。

有一次他發高燒，反反覆覆做著同一個夢：他躺在海邊沙灘上，小指頭般細小的海浪衝得他的身體癢癢的。忽然在天邊冒起一座藍藍的、無聲無息的水山，水山越來越高大，並且飛快地朝他衝來。達維德躺在熱乎乎的沙灘上，藍黑色的水山朝他壓過來。這比狼和紅狗更可怕。

早晨，媽媽去上班。他走到黑黑的樓梯上，往一個蟹肉罐頭空盒子裡倒一碗牛奶，有一隻尾巴細長、鼻子灰白、眼睛流淚的討飯的貓是知道來喝的。有一天，鄰居家一位大嬸說，天亮時候來了幾個人，帶著一個小箱子，把討人嫌的討飯貓弄到研究所去了。

「我上哪兒去找那個研究所？這根本做不到嘛，你忘掉那隻倒霉的貓吧，」媽媽看著他那懇求的眼神說，「你以後在人世上怎麼過呀？心腸不能這樣軟。」

媽媽想把他送進兒童夏令營，他哭，央求不去，絕望地揚著手臂叫道：

「我可以去外婆家，就是不去那個營！」

他媽媽帶著他到烏克蘭找外婆，他在火車裡幾乎什麼也不吃：在人前吃熟雞蛋，或者撕開浸油的包裝紙吃肉餅，他覺得很不好意思。

媽媽陪達維德在外婆家裡住了五天，就準備回去上班。他跟媽媽分別的時候，沒流眼淚，只是使勁兒摟住媽媽的脖子，媽媽說：

「傻孩子，摟得我喘不上氣來啦。這兒有這麼多便宜的草莓，過兩個月我再來接你回去。」

外婆羅莎家門口就有一個公共汽車站，這一條線的公共汽車是從城裡開往皮革工廠的。去世的外公原是一位崩得分子，是一個有名的人物，過去住在巴黎。外婆因此受到尊敬，也因此常常失去工作。

從開著的窗戶裡可以聽到無線電廣播：「基輔廣播電臺開始播音……」

白天大街上空空蕩蕩，有時製革專科學校的男女學生們從大街上走過，隔著街互相叫喊：「別拉，你考及格了嗎？」「雅什卡，你來複習馬克思主義！」這時候大街上才熱鬧起來。

傍晚時候，皮革廠工人們，商店店員們，還有市廣播站修理工索洛卡紛紛回家。外婆在一家門診所基層工會工作。

外婆不在家，達維德也不覺得寂寞。

外婆家旁邊，有一處沒有主兒的老果園，蘋果樹已經老得不結蘋果，老山羊在裡面吃草，帶記號的母雞在裡面打食兒，螞蟻不聲不響地在小草上爬。城裡的鳥兒烏鴉和麻雀在果園裡鬧鬧嚷嚷，十分得意，達維德叫不出名字的一些田野的鳥兒飛進果園裡，感到十分膽怯，就像羞澀的鄉下姑娘。

他聽到了很多新詞兒：gletchik，dikt，kalyuzha，ryazhenka，ryaska，puzhalo，lyadache，koshenya。他聽出這些詞兒和他聽慣了的母語又一樣又不一樣。他聽到了猶太話。他感到驚訝的是，媽媽和外婆當著他的面也說起猶太話。他從來沒有聽到媽媽說過這種他不懂的話。

外婆帶他走親戚，來到她的胖外甥女列維卡·布赫曼家。達維德看到屋裡有很多編織的白色窗簾，十分吃驚。身穿制服、腳蹬皮靴的國家銀行會計愛德華·伊薩科維奇·布赫曼走了進來。

「哈伊姆，」列維卡說，「這是咱們從莫斯科來的客人，拉婭的孩子。」又轉身對達維德說：「來，見見愛德華姨父。」

達維德向這位會計主任問道：

「愛德華姨父，為什麼列維卡姨媽管您叫哈伊姆？」

「哦，這問題有意思，」愛德華說，「難道你不知道，在英國哈伊姆就是愛德華？」

過了一會兒，有一隻貓在門上亂抓起來，等到貓終於把門抓開，就看到屋裡有一個小姑娘無精打采地坐在瓦罐上。

禮拜天達維德跟著外婆到市場上去。他在路上看到的有披黑頭巾的老奶奶，有睡眼惺忪、愁眉苦臉的女列車員，有帶藍提包或紅提包的神氣活現的當地領導人的夫人，有穿高筒靴的農村婦女。

一些乞討的猶太人用氣勢洶洶的粗大嗓門兒叫喊著，似乎別人對他們施捨不是出於憐憫，而是由於害怕。在石子鋪的馬路上賓士著集體農莊的噸半貨車，裝著一袋袋的土豆或麥麩，一籠籠的母雞，母雞在汽車顛簸的時候咕咕亂叫，就像一群病弱不堪的老奶奶。

最使他注意、使他難受和害怕的是肉貨攤。達維德看到，有人從大車上拖下宰好的黃牛，那死牛半張著蒼白的嘴唇，脖子上那彎彎的白毛沾滿了血。

外婆買了一隻很嫩的花母雞，提著雞腿，雞腿用白布條子捆著。達維德在旁邊走，老想拿手幫助雞把沒有勁兒的頭抬高一點兒。他很吃驚，外婆怎麼這樣狠心。

達維德想起了媽媽說過的一句他原來不懂的話。媽媽說，外公祖上都是知識分子，外婆祖上都是店主和買賣人。大概就因為這樣，外婆對雞一點也不心疼。

他們走進一個小院子，一個戴小圓帽的小老頭兒迎著他們走出來，外婆跟他說起了猶太話。老頭兒把雞抓在手裡，嘟噥起來，花母雞信任地咕噠咕噠叫了幾聲，然後老頭兒做了一點兒什麼，那動作又快又利索，但是似乎又很可怕，緊接著他把雞隔著肩膀一扔，那雞便撲打著翅膀跑起來，達維德看到那雞已經沒有頭，跑的只是沒有頭的身子，老頭兒已經把雞宰了。那雞身子跑了幾步，便倒在地上，用有勁的嫩爪子亂抓土地，過一會兒就不動了。

到夜裡，這孩子覺得，那些死黃牛和被宰的小牛犢身上的潮溼氣味鑽進屋裡來了。

住在畫上的森林裡的死神，原先是在畫上的狼偷偷走向畫上的小羊的地方，在這一天從畫上下來了。他第一次感覺到，他也會死，不是像畫上那樣死，而是實實在在、真真切切的死。

他才知道，媽媽將來也會死的。來找他和她的死神不是從畫上的森林，不是從黑壓壓的樅樹叢裡來，而是從這空氣中、從生活中、從家裡來，想躲也躲不開。

他對死的感觸是那樣深、那樣真切，這樣的感觸只有小孩子和偉大的哲學家才會有，偉大哲學家的思維力之強和小孩子感情的單純與強烈，是差不多的。

那坐墊已破、上面重新釘了膠合板的椅子，那厚實的衣櫥，散發著一種寧靜的、親切的氣味，就像外婆的頭髮和衣服上的氣味。這兒的夜晚是暖和的，表面上很寧靜。

四十九

在這個夏季，他的生活離開了拼字方塊，離開了畫在識字課本上的圖畫。他看到，公鴨子那黑黑的翅膀泛著多麼好看的藍色光澤，鴨子笑起來和叫起來多麼好玩，多麼好笑。枝叢裡閃爍著白色的甜櫻桃，他順著疙疙瘩瘩的樹幹爬上去，爬到櫻桃跟前，一伸手就摘下來。牛犢拴在空地上，他走過去，拿糖塊餵牛犢；小牛犢看到胖乎乎的男孩那可愛的眼睛，快活得驚呆了。

紅頭髮的佩契克走到達維德跟前，說：

「咱們來幹一架！」

外婆院子裡住的猶太人和烏克蘭人彼此十分相像。帕爾丁斯卡婭老奶奶來到外婆屋裡，慢悠悠地說：

「羅莎·努西諾芙娜，您覺得怎麼樣，索尼婭上基輔去啦，又跟丈夫和好啦。」

外婆把胳膊一揚，笑著回答說：

「噢，您又看著笑話了。」

達維德覺得這兒的世界比基洛夫街上更好，更可愛。在基洛夫街上的時候，在小小的瀝青院子裡經常有一個姓德拉科——德拉康的濃妝豔抹的捲髮老太太帶著捲毛狗在散步，每天早晨大門口都停著一輛「吉斯-101」小汽車，一個戴夾鼻眼鏡的女鄰居，抹口紅的嘴上叼著香菸，對著公用煤氣爐一個勁地嘟噥：

「你這托洛茨基分子，把我爐盤上的咖啡推過來。」

媽媽那天夜裡領著他出了車站。他們順著灑遍月光的石子鋪的大街往前走，經過一座白色的天主教堂，在神龕裡站著瘦削的彎腰戴著荊冠的耶穌，個頭像個十二歲的男孩，又經過媽媽過去上過的專科學校。

過了幾天，在星期五的傍晚，達維德看到一些老頭子在一片金色灰塵中朝猶太教堂走去，那灰塵是光腳的足球隊員在空地上蹚起的。

這兒的烏克蘭式白房子，咯吱咯吱的水井吊杆，黑白相間的祈禱服上使人眼花繚亂的表現聖經故事的古老紋飾，這一切糅合在一起，就產生了驚人的美。這兒有《民間歌手》，有普希金和托爾斯泰的書，有物理課本，有《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有國內戰爭時期跑來的鞋匠和裁縫的兒子，有區委指導員，有區工會理事會的鬥士和宣傳員，有汽車司機，有偵訊處的偵查員，有馬克思主義講解員。

達維德來到外婆家以後，才知道媽媽是很不幸的。首先告訴他這一點的是拉赫莉阿姨，是一個胖胖的女人，兩腮通紅通紅的，就好像老是在害臊。她說：

「扔掉你媽媽這樣好的女人，實在是罪過。」

過了一天，達維德已經知道，他的爸爸上一個俄羅斯女人那兒去了，那女人比他大八歲，他在音樂廳每月掙兩千五百盧布，媽媽不要贍養費，僅僅靠自己每月掙的三百一十盧布生活。

達維德有一天把裝在火柴盒裡的一個蠶繭拿給外婆看。

可是外婆說：

「嘿，你留這髒東西幹啥，快點兒扔了。」

迖維德有兩次跑到貨車站，看著往車廂裡裝牛、羊和豬。他聽到老牛哞哞直叫，不知是在訴苦，還是在祈求憐憫。達維德心裡很害怕，可是穿著又髒又破的服裝的鐵路工人在車廂旁邊走來走去，也不轉過疲憊的瘦臉去看看哞哞叫的老牛。

達維德來了一個星期之後，外婆的鄰居、農機廠鉗工拉薩爾·揚凱列維奇的妻子傑波拉生下頭生兒子。去年傑波拉到科雷馬去探望姐姐，在雷雨時候受到電擊；她像死人一樣躺了兩個鐘頭，後來被救活了，今年夏天就生了孩子。她十五年來一直沒有孩子。這是外婆對達維德說的。外婆又說：

「大家都是這麼說的，可是，不光是這樣：去年醫生還給她做過手術。」

有一天，外婆帶著達維德看望這家鄰居。

「嗯，拉薩爾。嗯，傑波拉。」外婆看了看躺在衣服籃子裡的兩腳動物。她說話帶著一種很嚴厲的口氣，好像警告孩子的父親和母親對待這出現的奇蹟不能馬虎。

在鐵路旁邊的一座小屋裡住著索爾金娜老太婆和兩個兒子，兩個兒子都是又聾又啞的理髮匠。鄰居都很怕他們。

「他們不喝酒的時候，挺老實，」帕登斯卡婭老奶奶對達維德說，「等他們一喝了酒，就要打架，又嚷嚷，又拿刀子，竄來竄去，跟野馬一樣！」

有一次外婆叫達維德去給圖書管理員穆霞·鮑裡索芙娜送一小罐酸奶油……她那間屋子非常小。桌上有一隻小碗，牆上釘著小小的書架，書架上有一本一本的小書，小床上面掛著一張小小的照片。照片上是媽媽和襁褓中的達維德。達維德看到照片，穆霞·鮑裡索芙娜臉紅了，並且說：

「我跟你媽媽是同桌同學呢。」

他給她唸了關於蜻蜓和螞蟻的寓言故事，她也小聲給他念了一首詩的開頭：

「看到砍伐森林，薩沙哭了……」

早晨，院子裡鬧鬨起來：索洛蒙·斯列波依家裡一件皮襖，已經撒了香料、包起來準備過夏天的，夜裡被偷了。

外婆一聽說斯列波依家的皮襖被偷，就說：

「謝天謝地，應該讓這強盜倒倒霉。」

達維德聽說，斯列波依是一個喜歡告密的人，在取消舊幣和金盧布的時候，他出賣了很多人。在一九三七年他又出賣了一些人。在他出賣的人當中，有兩個被槍決，一個死在監獄的醫院裡。

夜晚可怕的沙沙聲、無辜的鮮血和鳥兒的歌聲——這一切合成驚心動魄的、亂糟糟的一團。達維德要理解這一切，還得過幾十年。但是他的小小的心靈卻日日夜夜感受到那動人的美和可怕。

五十

為了宰殺害了傳染病的牲口，要做一系列準備工作：把牲口運送和集中到屠宰點，給屠宰工人作指示，開挖壕溝和大坑。

居民們幫助政府把染病的牲口送往屠宰點，或者幫助捕捉跑散的牲口。他們這樣做不是因為痛恨牛犢或老牛，而是出於自我保全。

在大規模屠殺人的時候，一般的人對於要被消滅的老人、婦女和兒童同樣沒有切齒的痛恨。所以，要進行大規模的消滅人的運動，必須進行特殊的準備。在這方面，光有自我保全的心態是不夠的，還必須喚起一般人的憎惡和仇恨。

對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猶太人的種族滅絕，正是在這種憎惡和仇恨的氣氛中進行的。當年，也是在這塊土地上，斯大林煽動起群眾的痛恨，推行了消滅富農階級的運動和殘殺托洛茨基——布哈林分子的運動。

經驗證明，在這樣的運動中大多數人對政府的指示只是盲目服從，也有少數人是為運動搖旗吶喊、製造氣氛的。其中有殘忍成性、幸災樂禍的糊塗蟲，也有抱著個人目的和打算的，想要撈到別人的財物、住房和職務空缺。大多數人心裡害怕大規模的殘殺，然而他們儘量不露聲色，不僅是對最親近的人，而且對自己隱瞞真實的心情。一有煽動種族殘殺的大會，這些人就坐滿了會場。不論這樣的大會開多少次，不論會場上有多少人，幾乎沒有什麼人破壞一致預設的事。要是一個人面對被懷疑的瘋狗，看到瘋狗祈求的目光而沒躲開，並且讓瘋狗住到自己和妻子兒女同住的家裡去，這樣的事就更少了。不過，這樣的事總歸還是有的。

二十世紀上半葉在歷史上將佔有特殊地位，因為它是偉大科學發明的時代，革命的時代，巨大的社會變革的時代和兩次世界大戰的時代。

但是，二十世紀上半葉將以普遍殘殺各階層猶太人的時代進入人類歷史，而這一殘殺運動還有種族和社會理論的根據。當代現實抱著不難理解的謹慎態度，對此諱莫如深，保持沉默。

在這個時期暴露出來的人類天性最驚人的一個特點就是順從。有時候，前往行刑的地方要排很長的隊，等待被殺的人就自動排隊。有時候，等待受刑要從早晨等到深夜，在長長的炎熱的一天中，已經知道這件事的母親提前帶著水和麵包為兒子準備著。成千上萬的無辜者感覺到自己快要被逮捕了，提前把衣服和手巾包好，提前和家裡人告別。千百萬人住在巨大的集中營裡，這些集中營不僅是他們自己建造的，而且自己看守著。

不是一萬、兩萬人，甚至也不是幾千萬人，而是無數的芸芸眾生成為旁觀者，看著順從的無辜者被殺害。他們不只是順從的旁觀者，等到要他們做表決的時候，他們會眾口一聲地表示贊成大規模的屠殺。這種大量的人的順從，是新發現的一種意外。

當然，也有反抗，也有人英勇、頑強，也有起義，也有自我犧牲。有的人為了挽救毫不相干的陌生人，獻出了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可是，群眾性的順從總歸是無可爭辯的事實！

這種順從說明什麼呢？是不是說明在人的天性中忽然出現了新的特點？不是。這種順從說明有一種新的可怕的力量對人的影響。極權社會的超級暴力，足以造成所有大陸上人類靈魂的麻痺。

甘心為法西斯效勞的人會把只能使人遭殃和滅亡的奴性稱作唯一和真正的美德。出賣國家民族的人一面承認人類感情，一面說法西斯的種種暴行是最高形式的人道主義，贊成把人分為高雅的、體面的人和不高雅、不體面的人。自我保全的慾望，就表現在生存本能與良心的相互妥協。

一些影響遍及世界的思想所具有的麻醉力量，支援著生存的本能。這樣一些思想號召：為了祖國的偉大前途，為了人類幸福，為了民族、階級的幸福，為了人類的進步事業，為了達到偉大的目的，不惜任何犧牲，不惜採取任何手段。

除了一些偉大思想的麻醉力量，跟生存本能一同起作用的還有第三種力量，這就是對於強大國家機器不受限制的強權，對於已成為國家日常生活基礎的殘殺的恐懼。

極權國家的強權是如此巨大，以至於它不再是手段，而變成了神秘的宗教崇拜的物件。

要不然怎樣解釋一些有思想有知識的猶太人的說法呢？他們說，為了人類幸福必須殺盡猶太人，他們認識到這一點，願意把自己的孩子領到屠殺點去，為了祖國的幸福，他們願意作出犧牲，就像聖經上的亞伯拉罕那樣。

要不然怎樣解釋一位農民出身的才智雙全的詩人的作為？他懷著真摯的感情寫了一首長詩，歌頌農民受苦受難的血腥時期，正是那個時期吞噬了他那忠厚、純樸、幹了一輩子莊稼活兒的父親。

法西斯制服人的手段之一，就是使人完全地，或者近乎完全地喪失理性。人們不相信會被消滅。說來奇怪，已經站在墳坑邊上，竟是那樣樂觀。在極不明智的，有時是不可告人的、可鄙的希望的基礎上產生的順從，也是見不得人的，有時甚至是可鄙的。

華沙起義、特雷布林卡集中營的起義、索比波爾集中營的起義、爐工們的暴動和起義，都是由於完全失去了希望。

但是，真實、徹底的絕望引起的不僅是起義和反抗，也能使一些人產生正常人不能理解的早作刀下鬼的渴望。有些人就為了走向血淋淋的埋人坑的先後而爭吵，還能聽到興奮的、激昂的、幾乎是狂喜的叫喊聲：「猶太弟兄們，不要怕，沒有什麼可怕的，再有五分鐘就行了！」

希望能產生順從，失望也能產生順從，因為同命運的人們的性格各不相同。

需要想想人們遭受的苦難和折磨，才能理解為什麼有些人認為早點兒被殺是幸運的。很多人應該想想這一點，特別是那些喜歡教導人的人，他們常常教導人在艱難境況下應當怎樣進行鬥爭，可惜這些說空話的導師都很幸運，想象不出那樣的境況。

明白了人對於強權暴力的順從，還必須做出最後的結論，這樣的結論對於理解人、理解人的未來是有意義的。

人的天性會不會起變化，在極權暴力作用下會不會變異？人會不會失去生來就有的對自由的渴望？人的命運、極權國家的命運就在對這一問題的回答中。人如果改變了天性，國家獨裁製必然會取得世界性的永久的勝利；人追求自由的願望不改變，就是對極權國家宣判死刑……

人類渴望自由的天性是消滅不了的，可以壓抑，但無法消滅。極權政治不能不使用暴力。如果離開暴力，極權政治就會完蛋。經常或者不斷使用的超級暴力，露骨的或者經過偽裝的超級暴力，是極權政治的基礎。人不會自願地放棄自由。我們時代的曙光、未來的曙光就在這一結論中。

五十一

電子計算機能進行數學計算，能記下歷史事件，能下棋，能翻譯書籍。電子計算機快速計算數學習題的能力超過了人，其記憶力也是無可比擬的。

根據人的模式和行動創造機器的科學，其發展有無極限？顯然，沒有這種極限。

可以想象出未來幾個世紀和幾十個世紀的機器。它可以聽音樂，欣賞繪畫，而且它自己能夠作畫，作曲，寫詩。

它的完善有極限嗎？能否與人媲美，甚至超過人？

機器模仿人，將要求電子學不斷有新的發展，電子元件的重量和體積不斷更新。

回憶童年……高興時流淚……離別時傷心……熱愛自由……心疼生病的小狗……疑神疑鬼……母愛的撫慰……考慮死亡……悲傷……交朋友……同情弱者……突然萌生的希望……準確的猜測……憂愁……無緣無故的快樂……無緣無故的慌亂……一切，一切，機器都能做到！但是，即使漸漸能代替一個最普通、最平常的人的智慧和心靈，不斷增加的機器的負荷，整個地球的土地都將容納不了。

法西斯竟消滅了幾千萬人。

五十二

在烏拉爾林區小村中一個寬敞、明亮、整潔的房間裡，坦克軍軍長諾維科夫和政委格特馬諾夫正在看接到出發命令的各旅旅長的報告，快要看完了。

一連幾晝夜不眠的工作換來寧靜的時刻。

就像在類似的情況下一樣，諾維科夫總覺得他們的時間不夠，無法完全、充分地掌握教學大綱規定的內容。但是，學習階段——掌握坦克發動機和傳動部分操作規程、掌握大炮技術、使用光學瞄準器和無線電通訊裝置的階段，已經結束了；操縱火力，判斷、選擇和確定目標，選擇射擊方法，確定開火時刻，觀察爆炸點，校正目標、變更目標等項訓練全結束了。

今後的教員將是戰爭，戰爭會很快地把人教會，還會督促落後者，彌補不足。格特馬諾夫朝兩個窗戶之間的小櫥探過身子，拿指頭敲著小櫥，說：

「喂，夥計，出來吧。」

諾維科夫把櫥門開啟，拿出一瓶白蘭地，把兩隻藍色的厚玻璃杯斟滿了。

這位軍長一面考慮著，一面說：

「咱們為誰幹杯呢？」

諾維科夫自然知道應該為誰幹杯，所以格特馬諾夫也問：

「你說該為誰？」

諾維科夫猶豫了一下子之後，說：

「來，政委同志，為咱們率領作戰的同志們乾杯，願他們少流血。」

「很對，首先要關懷各負責幹部，」格特馬諾夫隨口說，「來，為咱們的小夥子們乾杯！」

他們碰了杯。

諾維科夫帶著掩飾不住的搶先心情又斟了兩杯，說：

「為斯大林同志乾杯！為了不辜負他的信任。」

他看到隱藏在格特馬諾夫那親切而留神的眼睛裡的冷笑，便責備起自己，心想：「唉，太著急啦。」

格特馬諾夫和善地說：

「是的，不錯，為他老人家，為咱們的父親乾杯。咱們要在他的率領下打到伏爾加河邊。」

諾維科夫看了看政委，可是，從這個四十歲的聰明人顴骨突出的微笑的大臉上，從他那又快活又厲害的眯細的眼睛裡又能看出什麼呢？格特馬諾夫忽然談起軍參謀長涅烏多布諾夫將軍：

「是一個好人，一個很好的人。一個布林什維克。一個真正的斯大林主義者。有豐富的領導工作經驗。有堅強的毅力。我記得他在一九三七年的情形。葉若夫派他主持軍區的肅反。我當時也擔任很重要的工作。可是誰也沒有他那樣的魄力。雷厲風行，毫不手軟，說槍斃就槍斃，不次於烏爾裡赫，沒有辜負葉若夫同志的信任。應當現在馬上把他請來，要不然他還要生氣呢。」

在他的口氣中彷彿有不滿意肅反斗爭的意味，據諾維科夫所知，他也曾參加肅反斗爭。於是諾維科夫又看了看他，還是什麼也看不出來。

「是啊，」諾維科夫慢慢地、很不利落地說，「那時候有些人的做法很不對頭。」

格特馬諾夫把手一揮。

「今天收到總參一份戰報，情況很嚴重：德國人已經接近厄爾布魯士，在斯大林格勒眼看著就要把我軍逼到水裡。我要坦率地說：我們殺自己人，消滅大量幹部，我們的厄運就是這些事造成的。」

諾維科夫一下子就對格特馬諾夫產生了信任感，說：

「是啊，這些同志殺害了不少有才能的好人，政委同志，在軍隊裡造成的不幸的事太多了。就比如軍長克里沃盧契科在審訊中被打壞一隻眼睛，他又用墨水瓶把偵訊員的腦袋打碎。」

格特馬諾夫點點頭，表示有同感，又說：

「貝利亞同志很器重咱們的涅烏多布諾夫。貝利亞同志是不會看錯人的，他可是一個聰明人，確實聰明。」

「是的，是的。」諾維科夫在心裡慢悠悠地想道，卻沒有說出口來。

他們沉默了一會兒，傾聽著隔壁不太高的說話聲：

「胡說，這是我們的襪子。」

「就算你們的吧，少尉同志，不過您怎麼，迷糊啦？」接著又把「您」換成「你」，說：「你往哪兒放？別動，這是我們的襯領。」

「副指導員同志，你拿去看看，這哪兒是你們的？」這是諾維科夫的副官和格特馬諾夫的辦事人員在洗過衣服以後分檢首長的衣物。

格特馬諾夫說：

「我一直在觀察他們這兩個傢伙。那一天咱們到法托夫營裡去看射擊演習，我和您在前面走，他們跟在後面。過小河溝的時候，我踩著小石頭走過去，您跳過去，為了不踩到泥巴，把一條腿一蹬。我看到：我的辦事人員也踩著小石頭走過去，您的副官也跳過去，而且也把一條腿一蹬。」

「喂，兩位勇士，別吵啦！」諾維科夫說。

隔壁房間裡馬上安靜下來。

涅烏多布諾夫走了進來。他臉色蒼白，寬闊的額頭，密密的頭髮白了不少。他打量了一下酒杯和酒瓶，把一疊檔案放到桌上，向諾維科夫問道：

「上校同志，咱們該對第二旅參謀長怎麼辦？米哈廖夫過一個半月才能回來。我收到軍區醫院的診斷結論啦。」

「他沒有了腸子，胃也去掉了一部分，怎麼能做參謀長呀？」

格特馬諾夫說過這話，斟了一杯白蘭地，遞給涅烏多布諾夫。

「將軍同志，趁著腸子還在，喝一杯吧。」

涅烏多布諾夫揚起眉毛，帶著詢問的神氣用淡灰色的眼睛看了看諾維科夫。

「請吧，將軍同志，請吧。」諾維科夫說。

他很不滿意格特馬諾夫那種自以為處處可以當家作主的作風。格特馬諾夫好像自信有權在討論技術問題的會議上發表長篇大論，其實他根本不懂什麼技術。格特馬諾夫還常常拿別人的酒招待客人，讓客人在別人的床上休息，看別人桌上的檔案，認為自己有權這樣做。

「是不是暫時派巴桑戈夫少校代理參謀長？」諾維科夫說。「他是一位精明能幹的指揮員，在沃倫斯基新城戰役中就參加過坦克戰鬥。政委沒有意見吧？」

「意見當然沒有，」格特馬諾夫說，「我怎麼會有意見……不過，倒是有一點想法：第二旅上校副旅長是亞美尼亞人，現在又想讓一個卡爾梅克人做他們的參謀長。要知道第三旅參謀長，那個叫利夫希茨的，也是卡爾梅克人。我們離了卡爾梅克人就不行嗎？」

他看了看諾維科夫，然後又看了看涅烏多布諾夫。

涅烏多布諾夫說：

「說心裡話，按家常道理來說，您這話是對的，不過馬克思主義要咱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

「要緊的是，這個同志怎樣打德國人，這就是我的馬克思主義，」諾維科夫說，「至於他的父親是在哪兒禱告，是在天主教堂，還是在清真寺……」他想了想，又說：「還是在猶太教堂，我都不管……我認為，在戰爭中最要緊的是射擊。」

「是的，是的，正是這樣，」格特馬諾夫快活地說，「在坦克軍裡咱們還管什麼清真寺和猶太教堂？反正咱們是保衛俄羅斯。」

忽然他陰沉下臉，發狠地說：

「說實在話，夠啦！簡直叫人受不了！為了各民族友誼，咱們總是拿俄羅斯人當犧牲品。少數民族的人，只要能認識幾個字母，我們就要把他們選為人民委員。咱們俄羅斯人，哪怕渾身是本事，都得讓開，讓路給少數民族的人！偉大的俄羅斯民族倒變成了小民族。我贊成各民族友好，但是不贊成這樣的做法。夠啦！」

諾維科夫想了想，看了看桌上的檔案，拿手指甲敲了一會兒酒杯，說：

「怎麼，我是對卡爾梅克族人抱有特別的好感，壓制俄羅斯人了嗎？」

他轉過臉朝著涅烏多布諾夫，說：

「好吧，請您發命令：任命薩佐諾夫少校為第二旅代理參謀長。」

格特馬諾夫用不高的聲音說：

「薩佐諾夫是一位出色的指揮員。」

諾維科夫本來是學會了做一個粗暴、威風和強硬的人的，這會兒卻又感到自己在政委面前缺乏自信……

「好啦，好啦，」他在心中安慰自己說，「我不懂政治。我是無產階級的軍事專家。我管不了那許多：只管打德國佬。」但是，儘管他也常常在心裡嘲笑格特馬諾夫不懂軍事，承認自己在他面前感到膽怯卻是很不愉快的。

格特馬諾夫老大的腦袋，一頭亂髮，個頭兒不高，肩膀卻很寬闊，肚子很大，但十分敏捷，說話聲音不高，愛說愛笑，精力異常充沛。

儘管他從來沒有上過前線，可是在各旅裡談到他時，都說：

「噢，我們的政委很有戰鬥經驗！」

他很喜歡召開紅軍官兵大會；大家很喜歡聽他講話，他講話很隨便，很風趣，有時還說些粗話。他走路有些蹣跚，常常拄著手杖，如果有坦克兵忘記向他行禮，他就在坦克兵面前站下來，拄著手杖，摘下帽子，像鄉下佬那樣鞠一個九十度的大躬。

他愛發火，不喜歡聽反對意見。要是有人和他爭論，他便陰沉著臉，鼻子裡直哼哧。有一次他發了火，掄起拳頭，照著重坦克團參謀長古賓科夫輕輕地打了一拳。古賓科夫是個很固執的人，同志們說他「原則性強得可怕」。

格特馬諾夫手下的辦事人員一提到這位固執的大尉，就用責備的口氣說：

「這傢伙把我們政委氣壞啦。」

格特馬諾夫對那些經歷過戰爭初期艱難日子的人毫無敬意。有一次他談起諾維科夫很器重的第一旅旅長馬卡羅夫，說：

「我要打掉他一九四一年那一套！」

諾維科夫沒有作聲，雖然他很喜歡和馬卡羅夫談論戰爭初期那些可怕而又吸引人的日子。

格特馬諾夫的見解之大膽、尖刻，似乎恰恰是涅烏多布諾夫的對立面。這兩個人儘管非常不相像，但因為也有某種永遠一致的地方，所以團結得很好。

諾維科夫看到涅烏多布諾夫不露表情然而凝神注視的目光，聽到他圓滑的措辭和總是平心靜氣的語調，就感到納悶。

可是格特馬諾夫卻哈哈笑著說：

「我們很幸運，德國佬一年來對莊稼漢造的孽，比共產黨二十五年來造的孽還多。」

有時忽然冷笑著說：

「沒說的，咱們的老爺子就喜歡讓人說他英明偉大。」

這種大膽並不能感染別人，倒是會引起別人擔心。

戰前格特馬諾夫領導一個州，常常就耐火磚的生產問題和煤炭研究院分院如何進行科學研究的問題作報告，常常談本市面包工廠的生產質量，談刊登在地方叢刊上的小說《蔚藍色的火》中的謬誤，談車輛的修理問題，談州商業局貨棧商品的倉儲管理水平低下，談集體農莊養禽場流行的雞瘟。

現在他又很有把握地在談燃料的質量、發動機損耗率、坦克戰戰術、坦克與步兵和炮兵協同進攻敵方永久性防禦工事、行軍時的坦克、戰場救護、密碼電報、坦克手的作戰心理、每個坦克組內部和坦克組關係的特點、坦克的搶救與大修、受損的坦克如何從戰場上轉移。

有一天，諾維科夫和格特馬諾夫來到法托夫大尉的營裡，在獲得全軍射擊第一名的一輛坦克旁邊站了下來。這輛坦克的坦克手在回答首長的問題的時候，輕輕地用手掌在坦克的裝甲鋼板上撫摩著。格特馬諾夫問坦克手，得到第一名是不是很難。這名坦克手一下子就來了精神，說：

「不，沒什麼難的。我太喜歡它了。我從鄉下一進學校，一看到坦克，就喜歡得不得了。」

「一見鍾情嘛。」格特馬諾夫說著，笑了起來。在他的寬厚的笑中，似乎有不贊成小夥子對坦克這種可笑的愛的意味。

諾維科夫此刻覺得自己也有這個短處，因為他愛坦克也愛得不高明。不過他並不想跟格特馬諾夫談談這種不高明的愛的水平，而且，當格特馬諾夫換成嚴肅的神氣，用教導的口吻對坦克手說「好樣兒的，愛坦克是一種了不起的力量。正因為你愛自己的坦克，所以才取得成就」的時候，諾維科夫用嘲笑的口吻說：

「實際上，坦克有什麼可愛的？坦克是很大的目標，打坦克比什麼都容易，響聲比什麼都大，自己暴露自己，駕坦克的人能叫坦克響聲震昏。開起來顛簸得厲害，既不能好好地觀測，又不能好好地瞄準。」

格特馬諾夫當時微微一笑，看了看諾維科夫。這會兒，格特馬諾夫一面斟酒，一面也微微一笑，看了一眼諾維科夫，說：

「咱們的路線要經過古比雪夫。咱們的軍長可以有機會和什麼人見見面啦。咱們來乾一杯，祝賀這次相會。」

「拿我開心，豈有此理！」諾維科夫在心裡說。他覺得自己的臉像小孩子那樣通紅通紅的了。

戰爭開始的時候，涅烏多布諾夫正在國外。只是在一九四二年初回莫斯科，到國防人民委員部報到以後，他才看到莫斯科河南岸的街壘和防坦克菱形拒馬，聽到空襲警報的笛聲。

涅烏多布諾夫和格特馬諾夫一樣，從來不向諾維科夫詢問有關戰爭的事情，也許是怕暴露自己在軍事上的無知。

諾維科夫思索著這位軍參謀長的一生，一直想弄清他是憑什麼資格成為將軍的。涅烏多布諾夫的生平在履歷表裡反映得清清楚楚，就像映照在塘水裡的小白樺樹。

涅烏多布諾夫的年紀比諾維科夫和格特馬諾夫都大。在一九一六年因為參加布林什維克小組就進了沙皇的監獄。

國內戰爭以後，他響應黨的號召在政治保衛總局工作過一個時期，後來在邊防軍工作，又被送到軍事學院學習，學習期間擔任年級黨組織書記……後來又在黨中央軍事部、國防人民委員部中央機關工作。

戰前他兩次出國。他是上級任命的工作人員，屬於特別登記的人員，以前諾維科夫不十分明白這有什麼意義，不明白上級任命的工作人員有什麼與眾不同，有什麼了不起。

從申報軍銜到得到軍銜，一般都要經過很長時間，涅烏多布諾夫的軍銜從申報到批准卻快得出奇，好像國防人民委員部就等著批他的申報材料呢。履歷表具有很奇怪的特點：它能說明人的一生中所有的秘密，說明成功與失意的原因，可是，過了一陣子，在新的情況下，結果卻什麼也不能說明了，相反，倒是掩蓋了實質。

戰爭用自己的眼光重新審查了履歷表、自述、鑑定、獎狀……所以上級任命的涅烏多布諾夫成了上校諾維科夫的下屬。

涅烏多布諾夫明白，等戰爭結束，這種不正常的狀況也會結束的……

他帶了獵槍來到烏拉爾，軍裡所有喜歡打獵的人都驚得發了呆，諾維科夫說，大概沙皇尼古拉當年就是用這樣的獵槍打獵的。這支獵槍是涅烏多布諾夫在一九三八年憑一張領物證領到的，他還憑領物證從特別倉庫領到傢俱、地毯、瓷器和別墅。

不論談戰爭，談德拉戈米羅夫將軍的著作《集體農莊》，談中華民族，談羅科索夫斯基將軍的人品，談西伯利亞的氣候，談俄羅斯大衣呢的質量，或者談金髮女子比黑髮女子漂亮，他的見解都不超出規格。

很難理解，他這是拘謹，還是真實內心的表露。

有時在吃過晚飯之後，他的話多起來，說起揭露反革命破壞者的事，這些破壞者活動在最使人意想不到的部門：生產醫療器械的工廠、生產軍鞋的車間、食品廠、地方的少年宮、莫斯科賽馬場的馬棚、特列季亞科夫美術館。

他的記性特別好。看樣子，他讀了很多書，列寧和斯大林的著作他讀了很多遍。在爭論的時候，他常常說：「斯大林同志在十七次黨代表大會上就說過……」於是他從中引出一段話。

有一天格特馬諾夫對他說：

「引文歸引文。書上講的話多著呢。書上說：‘我們不要別人的土地，自己的土地我們一寸也不讓。’我們的土地不是已經讓德國人佔了嗎？」

可是涅烏多布諾夫聳聳肩膀，就好像侵佔著伏爾加河的德國人跟一寸土地也不讓的話一點也不相干似的。

忽然，一切都消失了，坦克、戰鬥條令、射擊、森林、格特馬諾夫、涅烏多布諾夫……都隱沒了。啊，葉尼婭！難道他能再看見她嗎？

五十三

諾維科夫覺得很奇怪，格特馬諾夫看完了家信之後竟說：

「我老婆可憐咱們呢，因為我在信裡對她說了說咱們這兒現在的生活條件。」

政委以為很艱苦的生活，諾維科夫卻覺得很闊氣，覺得過起來有愧。

他起初自己選了一套住房。有一次他在下旅裡去的時候說，他不喜歡房東家的大沙發，等他回來，沙發換成了木靠背的安樂椅，而且他的副官維爾什科夫還不放心，不知道軍長是否喜歡這張安樂椅。

炊事員也常常問：「上校同志，湯怎麼樣？」

他從小就喜歡動物。現在他的床底下就住著刺蝟，到夜裡剌蝟就吧嗒吧嗒地拿小爪兒敲著地面，大模大樣地在屋裡到處跑。修理工還做了一個帶有坦克標記的籠子，籠子裡有一隻小小的花老鼠，夜裡就在裡面嗑花生。小花鼠很快就和諾維科夫混熟了，有時就坐在他的膝蓋上，拿孩子般的又信任又好奇的小眼睛看著他。副官維爾什科夫、炊事員奧爾列涅夫、吉普車司機哈里託諾夫，大家對這些小動物都很關心，很愛護。

諾維科夫覺得這都不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戰前他把一隻小狗帶進領導幹部住的一座樓房裡，小狗咬壞了鄰居一位上校夫人的鞋子，半個鐘頭撒了三泡尿，弄得公共廚房裡一些人大叫大嚷起來，諾維科夫只好馬上把狗送走。

出發的日子到了，一個坦克團團長和該團參謀長之間的複雜的糾紛還是沒有解決。出發的日子到了，和出發的日子一起來到的是種種操心事：油料問題，路上的給養問題，上軍車的次序問題。

今天就要有一些步兵和炮兵團隊同時出發，朝鐵路方向開去，諾維科夫一想到就要和步兵、炮兵的領導人配合共事，心裡激動起來。他還十分激動地想著一個人，他要在那人面前立正站定，說：「上將同志，請允許我報吿……」

出發的日子到了，沒有來得及見哥哥和侄兒。原來心想，來到烏拉爾，哥哥就在跟前了，誰知竟沒有時間去看看。

現在已經向他這位軍長報告了各旅的行動，報吿了裝運重型坦克的車輛問題，還報告說，已經把刺蝟和小花鼠放歸森林。

當家作主，要對每一樣小事負責，關照每一處細小的地方，是很不容易的。現在坦克都已經各就各位了。可是，制動器是否裝好了？是不是掛上了一檔？炮塔上的炮口是不是朝前？艙口的蓋是不是蓋緊？是不是準備了木頭塊墊坦克，防止車廂顛簸？

「喂，咱們臨走來打打牌吧。」格特馬諾夫說。

「我沒意見。」涅烏多布諾夫說。

但是諾維科夫想出去走走，一個人待一會兒。

在這靜靜的傍晚時分，空氣格外清爽，就連最微小、最不惹眼的東西都顯得極其清楚。從煙囪裡冒出來的一股股的煙，不繞圈兒，垂直地向上升去。劈柴在行軍灶裡噼噼啪啪地響著。街心裡站著一個黑眉毛的坦克手，一位姑娘抱住他，把頭放在他的胸前，哭了起來。一些人把箱子、提包、套了黑套子的打字機從軍部的房子裡往外搬。通訊兵在拆通向各旅部的電話線，把又黑又粗的電線繞成圈兒。軍部的一輛坦克停在棚子外面，喘著粗氣，冒著白煙，不時地突突響幾聲，準備出發。坦克兵在往新的貨運「堡壘」里加油，揭下艙口蓋上絎得密密實實的罩布。四周依然靜悄悄的。

諾維科夫站在臺階上，四下裡看了看，忙亂和操心離開他，跑到一邊去了。

太陽快落山的時候，他乘的吉普車駛上去車站的大路。

坦克紛紛從森林裡開出來。

結了冰的土地被坦克軋得咯吱咯吱直叫。夕陽照耀著遠處樅樹林的樹頂，卡爾波夫中校的那個旅正從那邊開過來。馬卡羅夫旅正在小白樺林中行進。坦克兵們拿樹枝掩護著鋼甲，彷彿那樅樹枝和白樺枝葉跟坦克的鋼甲，跟馬達的隆隆聲、履帶的銀光閃閃的軋軋聲，都是一塊兒誕生的。

軍人們看到出發上前線的後備隊，都會說：「要舉行婚禮啦！」

諾維科夫讓吉普車開到路邊上，看著一輛輛坦克從他身邊開過去。

他們在這兒鬧出多少事情啊，多少奇怪的、可笑的事情！什麼樣的重大事故沒向他報告過呀……在一次軍部營裡開早飯，在菜湯裡發現了一隻青蛙……上過十年級的少尉羅日傑斯文斯基在擦槍的時候走了火，打傷了一個同志的肚子，誤傷同志之後，少尉羅日傑斯文斯基竟自殺了。摩托化步兵團的一名戰士拒絕宣誓，說：「宣誓只能在教堂。」

藍灰色的輕煙掛在路邊的樹枝上。

在這些盔形皮帽底下的一個個頭腦裡有許許多多各種各樣的想法。其中有跟全體人民一致的，如痛恨戰爭，熱愛自己的土地；但也有驚人的不一致，正因為不一致，人類的一致才顯得美好。

天啊，我的天啊……穿黑色坦克服裝、腰繫寬皮帶的小夥子有多少啊。領導挑選的都是寬肩膀、小個頭兒的小夥子，為的是爬進爬出坦克方便，在裡面活動起來也方便。在他們的履歷表上所填寫的出身、出生年月、畢業的學校、拖拉機手訓練班，有多少全都一樣啊。一輛輛扁平的「t-34」綠色坦克匯合到一起，艙口的蓋子全都開著，綠色的鋼甲上全都繫著防雨布。

有的坦克手唱著歌兒；有的坦克手半閉起眼睛，懷著恐懼和不祥的預感；有的在想家；有的在吃麵包就香腸，一心想著香腸；有的張著嘴，聚精會神地辨認樹上的是不是雞冠鳥；有的還在擔心，昨天說了一句很不禮貌的話，是不是得罪了同志；有的有氣未消，想著點子，一心想叫跟自己作對的、行進在前面的坦克手吃吃拳頭；有的在心裡作詩，抒發告別秋日森林時的惆悵；有的想著姑娘的酥胸；有的心疼小狗，知道小狗就要被拋棄在空蕩蕩的駐地上了，剛才小狗還扒到坦克鋼甲上，戀戀不捨地搖著尾巴；有的想著到森林裡去，一個人蓋間小屋子，吃野果，喝泉水，光腳走路，該有多麼愜意；有的在考慮，是不是裝病，躲到什麼地方的醫院裡去；有的在默唸小時候聽來的故事；有的想起姑娘的情話，不再因為永別而傷心，倒是感到幸福；有的想著將來：戰後能做一個食堂經理，就太好啦。

「唉，弟兄們……」諾維科夫心裡說。

他們都看著他。大概他是在檢查他們的軍裝是否整齊。他也可能在聽馬達的聲音，根據馬達聲判斷駕駛員和機械師是否有經驗。他在注視，坦克與坦克、分隊與分隊之間是否保持著應有的距離，莽撞的小夥子們是否會爭先恐後。

他看著他們，就像他們看著他一樣，他們的心事，他也有：他又想格特馬諾夫自作主張開啟的那瓶白蘭地，又想到涅烏多布諾夫這個人多麼難以相處，又想再也不能在烏拉爾打獵了，最後一次打獵毫無收穫，胡亂打槍，大口喝酒，鬧了不少笑話……他又想到，他就要看到他愛了很多年的女人了……六年前聽說她嫁了人的時候，他寫了一個簡短的報告：「請長假。附件：手槍10322號。」他當時在尼科利斯克——烏蘇里斯基的部隊裡。幸虧他沒有扣扳機……

這裡面有靦腆的，有鬱鬱寡歡的，有喜歡笑的，有冷漠的，有深思熟慮的，有色鬼，有不得罪人的自私自利者，有流浪漢，有吝嗇鬼，有喜歡冷眼旁觀的人，有老好人……現在他們都為了共同的正義事業奔赴戰場。這個道理是如此簡單，要談它似乎是多餘的了。不過，有些最應該處處從這一點出發的人，偏偏最容易忘記這個最簡單的道理。

歷來爭論著一個問題：人是不是為星期六活著？答案就在這裡面的什麼地方。想著靴子，想著被扔掉的小狗，想著偏僻小村子裡的房子，痛恨奪去心頭所愛的同志……這些思想多麼渺小啊。可是，人生的實質就在這裡面。

人與人是否聯合，這種聯合是否有意義，決定於是否能達到唯一的主要目的，這主要目的就是：為人們爭取權利，做各自不同的人、各有特性的人，各人有各人獨立的感情，都能獨立地思考，獨立地生活在世界上。

為了爭取、保衛和擴大這一權利，人們必須聯合起來。而這卻產生了可怕的、很難打破的偏見：這種以民族、上帝、黨、國家為名義的聯合，說這是人生的目的，而不是手段。不對，不對，不對！為了人，為了人的微不足道的特性，為了使人擁有這些特性的權利——才是人在為生活而鬥爭中唯一、真正和永久的目的。

諾維科夫覺得他們能行，憑他們的力量、意志、智慧，能夠在戰鬥中戰勝敵人。這裡面有大學生、十年級中學生，有旋工、拖拉機手、教師、電工、汽車司機，有性格暴躁的，有和善的，有倔犟的，有愛笑的，有喜歡唱歌的，有拉手風琴的，有謹慎的，有慢性子的，有莽撞的，這許許多多來自人民的小夥子的不可量度的智慧、勤勞、勇氣、心計、本領、狠勁兒，他們的精神力量就要匯合到一起，合成一股力量，就一定能勝利，因為這股力量太大了。

他們或是這個，或是那個，或在中央，或在側翼，或今天，或明天，一定會以自己的力量擊潰敵人……戰鬥的勝利正是來自他們，他們在灰塵與硝煙中奪得勝利，只有他們能夠思考、能夠展開活動，衝鋒和攻擊比敵人早一點點兒、準確一點點兒，比敵人更樂觀、更剛強。

一切都靠他們，這些駕駛坦克、操縱大炮和機槍的小夥子是戰爭的主要力量。

不過問題還在於所有這些人的精神財寶是否聯結到一起，是否能匯成一股力量。

諾維科夫一遍又一遍地望著他們，可是心中有一股幸福的感覺，感覺有把握能得到一個女人的愛，這種感覺越來越強：「她一定會是我的，一定是我的。」

五十四

這是一些多麼不平常的日子呀。

克雷莫夫覺得，歷史書不再是書，而是進入了生活，與生活混合在一起了。

他感到天空和斯大林格勒的雲彩顏色特別鮮明，照射在水上的陽光特別耀眼。這種感覺使他想起童年時候，那時候初雪的景緻、夏日的雨點和彩虹都使他充滿幸福的感覺。幾乎所有的生靈，漸漸習慣了生活中的奇事，也就一年一年地漸漸失去這種奇妙的感覺。

克雷莫夫認為當代生活中一些錯誤和荒謬的情形，在斯大林格勒這裡是感覺不到的。他想：「在列寧時期，就是這個樣子的。」

他覺得，這兒的人待他很不一樣，比戰前一些人待他好些。他不覺得自己是時代的棄兒，依然像被包圍時期那樣。不久前他還在伏爾加河對岸很帶勁兒地準備作報告，並且認為政治部調他做宣講員是很自然的。

可是現在，他心裡有時出現一種難堪的、受辱的感覺。為什麼撤去他的戰鬥部隊政委的職務？他幹得似乎不比別人差，比很多人都強……

在斯大林格勒，人與人的關係都很好，在這塊灑滿鮮血的黃土坡上，處處可以感覺到平等和人的尊嚴。

在斯大林格勒，幾乎人人都關心戰後的集體農莊的體制問題和偉大的人民和政府之間將來的關係問題。紅軍的戰鬥生活，戰士們拿著鍬挖土，用菜刀刮土豆，或者拿著軍營鞋匠使用的修鞋刀幹活兒——似乎都和戰後國內外人民的生活有直接關係。

幾乎所有的人都相信，善良終將戰勝。不吝惜自己鮮血的正直的人們一定能建設美好的、公道的社會。表露出這種感人的信心的人，認為自己未必能活到和平時期，每天都因為自己還能從早上活到晚上感到驚訝。

五十五

一天傍晚，克雷莫夫做過又一次報告之後，來到師長巴秋克中校的掩蔽所裡。掩蔽所在馬馬耶夫岡的斜坡上，緊靠著班內山溝。

巴秋克的個頭兒不高，一張被戰爭折磨得痛苦不堪的戰士的臉。他見克雷莫夫來了，十分高興。吃晚飯的時候，巴秋克的桌上擺了挺好的肉凍和滾熱的麵餅。巴秋克一面給克雷莫夫斟酒，一面眯起眼睛說：

「我一聽說您來給我們作報告，就想您先到哪兒呢，先到羅季姆採夫那兒去，還是先到我這兒來。結果，您還是先到羅季姆採夫那兒去了。」

他哼哧兩聲，笑了笑：

「我們在這兒，就像住在鄉下一樣。到晚上一安靜下來，就跟鄰居們打電話聊天：你吃的什麼，有誰上你那兒來啦，你要上誰那兒去，首長對你說什麼來著，誰那兒澡堂好，報上報道什麼人啦？報紙不報道我們，一個勁兒報道羅季姆採夫，從報上看，就好像只有他一個人在斯大林格勒作戰。」

巴秋克拿好東西招待客人，自己卻只是喝茶吃麵包，看來他對好吃的東西不感興趣。

克雷莫夫看到，那安詳的動作和烏克蘭式的緩慢語調，與巴秋克流露出來的一些不愉快的想法很不相稱。克雷莫夫覺得難過的是，巴秋克沒有向他提出任何一個與報告有關的問題。報告似乎沒有接觸到巴秋克真正關心的事。

巴秋克說了說戰爭剛開始時候的事，克雷莫夫聽了十分吃驚。在大家都從邊境撤退的時候，巴秋克率領自己的一團人向西開去，要堵住德國人的渡口。正在公路上向後撤退的高階首長卻以為他是想向德國人投降。立即就在公路上進行審訊，所謂審訊就是罵娘和歇斯底里的喝叫，接著就下令把他槍斃。在最後一分鐘，他已經站到一棵樹跟前，手下計程車兵把他搶了出來。

「是啊，」克雷莫夫說，「中校同志，情形很嚴重呀。」

「我的心臟沒被打穿，」巴秋克說，「不過還是落得一點兒毛病，算我的成績吧。」

克雷莫夫帶著幾分演戲般的語氣說：

「聽見雷恩卡的槍聲嗎？這會兒戈羅霍夫是在幹什麼事情吧？」

巴秋克側眼看了看他。

「他幹什麼？大概是在玩捉‘傻瓜’。」

克雷莫夫說，他聽說在巴秋克這裡要開一個狙擊手會議，他很有興趣參加這個會議。

「噢，當然會有興趣，怎麼會沒有興趣。」巴秋克說。

他們談起前線的情況。巴秋克擔心的，是德國人夜裡悄悄地在北段集結兵力。

等到狙擊手們聚集在師長的掩蔽所裡，克雷莫夫才知道這些烙餅是為誰準備的。這些身穿棉襖，又靦腆、又拘謹、又矜持的人紛紛坐到靠牆和桌子周圍的長凳上。新來的人就像工人放下鐵鍬和斧頭那樣，輕輕地把步槍和自動槍放在角落裡，儘量不弄出響聲。

著名的神槍手扎伊採夫的臉很好看，像平常人一樣，是一個可愛、溫和的農村小夥子。但是等他轉過頭來，並且皺起了眉頭，便露出十分剛強的相貌。

克雷莫夫想起戰前偶然留下的一個印象：有一次，他在一個會上注視著自己的老朋友，忽然看到他那一向顯得十分剛強的臉完全變了樣子：眼睛眨巴著，鼻子耷拉下去，嘴巴半張著，再加上那小小的下巴，構成了一幅優柔寡斷和懦弱的畫像。

和扎伊採夫坐在一起的是迫擊炮手別茲季科，窄窄的肩膀，一雙深棕色眼睛總是帶笑，還有一個是烏茲別克小夥子蘇列伊曼·哈里莫夫，像小孩子一樣撅著厚厚的嘴唇。炮兵狙擊手馬採古拉一個勁兒地拿手帕揩額頭上的汗，他像一個拖家帶口的人，他的性格似乎跟可怕的狙擊方面的事沒有任何共同之處。

來到掩蔽所裡的其餘的狙擊手，有炮兵中尉舒克林，有託卡廖夫、曼茹里亞、索洛德基，全都像靦腆而羞澀的小夥子。

巴秋克向狙擊手們詢問著，低著頭，很像一個好學的學生，而不是一個經驗豐富、老謀深算的斯大林格勒戰場上的指揮員。

當他和別茲季科說話的時候，所有坐在這兒的人的眼睛裡都出現了快活的神氣，似乎在等待好笑的事。

「喂，別茲季科，咋樣？」

「昨個兒我鬧得德國佬夠嗆，中校同志，您已經知道啦，今個兒早晨，我打死五個德國鬼子，用了四發迫擊炮彈。」

「是啊，可這還比不上舒克林，他一門炮打了十四輛坦克。」

「他打一門炮，因為他的炮兵連就剩一門炮啦。」

「他打壞了德國佬的碉堡呢。」漂亮的小夥子布拉托夫說了一句，臉就紅了。

「我覺得那不過是普通的掩蔽所。」

「是啊，掩蔽所，」巴秋克說，「今天一顆迫擊炮彈把我的門打掉啦。」又轉身朝著別茲季科，帶著責備的口氣用烏克蘭語說：「打得這麼準，我還以為是狗崽子別茲季科打的呢。」

特別靦腆的炮兵瞄準手曼茹里亞抓起一張餅子，小聲說：

「中校同志，這麵餅真好。」

巴秋克拿一顆子彈敲著茶杯，說：

「好啦，同志們，咱們言歸正傳。」

這是一次生產會議，就像工廠裡、田野宿營地上常常召開的那種會議。但坐在這兒的不是織布工，不是麵包工，不是裁縫，談的也不是烤麵包，不是打穀。

布拉托夫說，他看到一個德國人摟著一個女人在路上走著，他迫使他們趴到地上，在打死德國佬之前，讓他們爬起來三次，後來又迫使他們趴下，子彈打得離他們的腳兩三釐米的地方直冒煙。

「等他一站起來，我一槍把他打死，他就十字交叉倒在那女人身上了。」

布拉托夫懶洋洋地說著，他說得使人震驚，因為士兵們從來沒有說過這樣使人震驚的事。

「好啦，布拉托夫，不要胡吹。」扎伊採夫插話說。

「我沒有胡吹，」布拉托夫不解地說，「今天我一共打死七十八個。政委同志決不會叫人胡吹，你瞧，這是他籤的字。」

克雷莫夫本想加入談話，很想說，在布拉托夫打死的德國人中可能有工人、革命者、國際主義者……應該記住這一點，要不然就會成為極端民族主義者。但是他沒有說出口。因為這種思想對作戰沒有好處，不能武裝軍隊，倒是會瓦解武裝。

口齒不清、面色灰白的索洛德基說了說他昨天怎樣打死八個德國佬。然後他又說：

「我是烏曼的集體農莊莊員，法西斯在我們村子裡造了許多孽。我自己也流了一些血，受了三次傷。所以我不再做農民，做起了狙擊手。」

愁眉苦臉的託卡廖夫說了說怎樣選擇好地點，監視德國人取水和去廚房必經的道路，然後又順便說：

「我老婆來信說，很多人在莫扎伊城外被抓去殺了，我兒子也被殺了，因為我給他取了一個和列寧相同的名字——弗拉基米爾·伊里奇。」

哈里莫夫激動地說：

「我從來不著慌，等心定了，我才開槍。我來到前方，有個好朋友古羅夫中士，我教他說烏茲別克語，他教我說俄語。德國佬把他打死了，我打死十二個德國佬。我摘了一個軍官的望遠鏡，掛在自己的脖子上：政治指導員同志，我是照你的吩咐做的。」

狙擊手們創造的這些數字還是使人覺得震驚。克雷莫夫經常嘲笑神經衰弱的知識分子，嘲笑葉尼婭和維克托·施特魯姆一聽到富農分子在集體化時期遭殃就唉聲嘆氣。他常常對葉尼婭說起一九三七年的事：

「消滅敵人並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人殺自己人。」

現在他很想說說，消滅白黨分子、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歹徒，以及消滅富農，他一向不手軟，他對革命的敵人從沒有任何惻隱之心，不過，在消滅法西斯的同時，把許多德國工人打死，不應該感到高興。聽著狙擊手們的話，還是感到可怕，雖然他們都知道他們幹這些事為的是什麼。

扎伊採夫說起他很多天以來在馬馬耶夫岡腳下同一名德國狙擊手的較量。德國狙擊手知道扎伊採夫在注視著他，他也在注視著扎伊採夫。他們的本領大致相當，誰也沒有打到誰。

「昨天他打倒了我們三個人，我坐在小棚子裡，一槍也沒有發，他最後一槍打出來，打中了，一名弟兄把胳膊一伸，側著身子倒下了。他們那邊走出來一個兵，手裡拿著一摞紙，我坐著，看著……我明白，他知道這兒有狙擊手，一定會打死他們那個兵，可是那個兵走過去了。我知道，他看不到他打倒的那個戰士，他很想看一看。靜了一陣子。又有一個德國佬提著水桶跑過去，我還是沒有動。又過了十幾分鍾，他慢慢欠起身來，站了起來。我一下子站了起來……」

扎伊採夫沉浸在當時的情景中，在桌子旁邊霍地站了起來，在他臉上閃現過的一種特別的、剛強的表情，現在成了他的唯一的、主要的表情，他已經不是一個和善的大鼻子小夥子，在他那鼓起的鼻孔、寬寬的額頭、充滿凌厲逼人的必勝神情的眼睛中，有一股獅子般的強硬而兇狠的殺氣。

「他認出我來，明白了。我也開槍了。」

有一陣子鴉雀無聲。昨天響過那一槍之後大概就是這樣寂靜，而且似乎聽到了那個德國狙擊兵倒下去的響聲。巴秋克忽然朝克雷莫夫轉過臉來，問：

「怎麼樣，感興趣嗎？」

「很好。」克雷莫夫只是回答了一聲，再也沒有說什麼。

克雷莫夫留在巴秋克的掩蔽所裡過夜。巴秋克咕噥著嘴巴，數著心臟病藥水的滴數往杯子裡倒，然後又往杯子裡倒水。

他一面打著呵欠，一面對克雷莫夫說師裡的事情，不是說戰鬥情況，說的是各種各樣生活中的事。

克雷莫夫覺得，巴秋克說的一切，都和戰爭一開始巴秋克遭遇的那件事有關係，他的思想一直牽掛著那件事。

自從克雷莫夫來到斯大林格勒，就一直有一種奇怪的感覺。有時他覺得自己進入一塊非黨的天地裡。有時恰恰相反，他覺得呼吸到了革命初期的空氣。

克雷莫夫忽然問道：

「中校同志，您入黨很久了吧？」

巴秋克說：

「怎麼，政委同志，您覺得我掌握的路線不對頭嗎？」

克雷莫夫沒有立即回答。他對這位師長說：

「您要知道，我是個還算不錯的黨的報告員，常常在工人大會上作報告。可是在這兒我一直有一種感覺：是別人在開導我，不是我開導別人。事情就是這麼奇怪。是的，這就是誰掌握著路線，誰被路線掌握著。我本來想加入你們的狙擊手們的談話，進行一點糾正。可是後來我想，聖人面前誇學問，自討沒趣兒。不過說實在的，我沒有插嘴，也不光是因為這一點。政治部就是要報告員使士兵們認識到，紅軍是復仇的軍隊。可是我卻要從無產階級立場談什麼國際主義。主要的是鼓起群眾的憤怒來反對敵人嘛！要不然就會像童話裡說的那個糊塗蛋一樣：本來是來參加婚禮的，卻念起追薦亡靈的經文……」

他想了想，又說：

「而且也是習慣……黨一般都是鼓起群眾的仇恨和憤怒，使他們去打擊敵人，消滅敵人。在我們的事業中用不著基督式的人道主義。我們蘇維埃的人道主義是嚴酷無情的……我們不講客氣……」

他想了想，又說：

「當然，我指的不是毫無根據就要把您槍斃那樣的事。在一九三七年也常常有殺自己人的事，這些事是我們的不幸。現在德國人侵入工人和農民的國家，那就來吧！戰爭畢竟是戰爭！他們是罪有應得。」

克雷莫夫等待巴秋克說話，可是巴秋克沒有作聲，不是因為他聽了克雷莫夫的話感到無法回答，是他睡著了。

五十六

「紅十月」工廠的煉鋼車間裡，許多身穿棉軍服的人在昏暗中來回穿梭，外面不時傳來啪啪的槍聲，火光亂閃，空氣中硝煙瀰漫，像灰塵，又像霧。

師長古裡耶夫命令各團把指揮所設在幾座煉鋼爐裡，這些爐子不久前還在煉鋼。克雷莫夫覺得，這些坐在煉鋼爐裡的都是些特殊人物，他們的心確實是用鋼鐵打成的。

在這裡已經能聽到德國人皮靴的走動聲。不僅聽得到清晰的口令聲，而且能聽到輕微的咔嗒聲和叮噹聲，那是德國人在給自動步槍上子彈。

當克雷莫夫縮著頭爬進步兵團指揮所所在的煉鋼爐爐口，他的手感觸到幾個月來尚未冷卻、隱藏在耐火磚裡的餘熱時，他突然感到有些膽怯——他覺得，偉大的抗戰的秘密就要向他開啟了。

他在昏暗中看到一個蹲著的人，看到他那寬寬的臉，聽到那和悅的聲音：

「瞧，客人上我們的皇宮裡來啦，歡迎歡迎。快把酒拿來，再煎幾個雞蛋當下酒菜。」

在這又黑又悶、到處是灰塵的地方，克雷莫夫忽然產生一個想法：他永遠不會對葉尼婭說，他鑽進斯大林格勒的煉鋼爐之後，是怎樣想起她的。以前他一直想擺脫她，忘掉她。可是現在如果她寸步不離地照料他，他也由她了。即使這妖魔也爬進煉鋼爐裡來，他也不能躲著她了。

當然，一切都非常簡單。誰需要時代的棄兒？他幾乎成了殘廢，成了廢物，成了吃退休金的人！她的離開，說明和證實了他這一生已經完全沒有希望。就是在這裡，在斯大林格勒，他也沒有馳騁沙場，做點真正的事情……

這天晚上，克雷莫夫在煉鋼車間裡做過報告之後，和古裡耶夫將軍聊了起來。古裡耶夫沒有穿制服上衣，不時用手帕揩著紅紅的臉，用嗄啞的大嗓門兒向克雷莫夫敬酒，用同樣的嗓門兒在電話裡向各團團長髮指示，用同樣的嗓門兒訓斥炊事員烤羊肉烤得不地道，並且給友鄰部隊師長巴秋克打電話，問他，在馬馬耶夫岡上是不是打到了山羊。

「咱們的人，總的說，都是快活人，都是好人，」古裡耶夫說，「巴秋克是一個聰明男子漢，拖拉機場的若盧傑夫將軍是我的老朋友。在‘街壘’工廠的古爾季耶夫上校也是一個很好的人，不過太像一個和尚，滴酒不沾。當然，我這樣說不對。」

後來他就對克雷莫夫說起來，誰也不像他這樣，戰鬥減員這樣厲害，每個連隊只有六至八人；敵人從他這裡過河，比任何地方都難，有時從汽艇上撤下去的人有三分之一是負傷的。打得這樣漂亮的，只有在雷恩卡的戈羅霍夫。

「昨天崔可夫把我的參謀長舒巴叫了去，因為他報告前沿陣地變動情況不大準確，所以我們這位舒巴上校無精打采地回來了。」

他看了看克雷莫夫，又說：

「您也許在想，我會罵娘了吧？」然後笑起來。「罵娘算什麼？我天天罵他的娘。整個前沿陣地我都罵遍了。」

「是啊。」克雷莫夫拉長聲音說。這個「是啊」的意思，顯然，是人的尊嚴在斯大林格勒這塊土坡上並不經常被看重。然後古裡耶夫議論起報紙的作家們為什麼寫不好戰爭。

「這些狗崽子躲得遠遠的，什麼也看不到，坐在伏爾加那邊的大後方，在那裡寫。誰招待得好些，他們就寫誰。瞧，列夫·托爾斯泰寫的《戰爭與和平》。人們讀了一百年，今後還要讀一百年。為什麼？因為他親自參加，親自戰鬥過，所以他知道應該寫什麼人。」

「對不起，將軍同志，」克雷莫夫說，「托爾斯泰沒參加過那一次衛國戰爭呀。」

「‘沒參加過’是什麼意思？」將軍問。

「意思很簡單，就是沒參加過，」克雷莫夫說，「和拿破崙打仗的時候，托爾斯泰還沒有出生呢。」

「還沒有出生嗎？」古裡耶夫反問了一遍。「怎麼會沒有出生呢？嗯？您是怎麼算的？」

於是他們忽然很激烈地爭論起來。這是克雷莫夫到這裡作報告以來發生的第一次爭論。他感到吃驚的是，他怎麼也不能把對方說服。

五十七

第二天，克雷莫夫來到「街壘」工廠，古爾季耶夫上校的西伯利亞步兵師駐守在這裡。

他越來越懷疑他的報告是不是有用。有時他覺得，大家聽他的報告完全出於禮貌，就好像不信教的人在聽老神甫佈道。不錯，大家都歡迎他來，但他明白，大家歡迎他，是出於人情，而不是歡迎他作報告。他也成了那些舞文弄墨、遊手好閒妨礙別人戰鬥的軍隊政工人員之一。只有那些不詢問、不解釋、不做冗長的彙報、不進行宣傳，而是參加戰鬥的政工人員，才是真正稱職的。

他想起戰前在大學裡教馬列主義的情形，像鑽研宗教語錄那樣鑽研《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他和學生們都覺得枯燥得要命。

但是在和平時期這種枯燥乏味的事屬於常規，是免不掉的。在這裡，在斯大林格勒，幹這種事就很荒唐、沒有必要了。這有什麼意思呢？

克雷莫夫在師部的掩蔽所門口碰到古爾季耶夫，卻沒有認出這個瘦瘦的人就是師長，他穿著氈靴，披著不合身計程車兵短大衣。

克雷莫夫在寬敞而低矮的掩蔽所裡作報告。自從他到斯大林格勒以後，從來沒有像這回這樣猛烈的炮聲。他只好一直不停地大聲叫喊。

師政委斯維林是一個很會說話的人，聲音洪亮，富於風趣。在報告開始之前，他說：

「為什麼要限定聽報告必須是高階指揮人員？來，地形測繪員同志們，警衛連沒有事的戰士們，不值班的電話員和通訊員同志們，都來聽聽國際形勢報告！報告以後放電影。跳舞跳個通宵。」

他朝克雷莫夫擠了擠眼睛，好像在說：瞧，還是有辦法的，這樣對您對我們都很好。

克雷莫夫看到古爾季耶夫望著開玩笑的斯維林笑了笑，又看到斯維林幫著古爾季耶夫提了提披在肩上的大衣，發現這個掩蔽所裡洋溢著一種很好的友誼氣氛。

不過，斯維林眯起已經夠小的眼睛，打量了一下參謀長薩夫拉索夫，薩夫拉索夫卻帶著很不悅很不滿的表情氣嘟嘟地朝斯維林看了一眼，於是克雷莫夫又瞭解到，在這個掩蔽所裡，不光是友誼和同志氣氛。

師長和政委聽過報告以後，因為集團軍司令員有急事找他們，很快就走了。克雷莫夫和薩夫拉索夫聊起來。看樣子，這個人性格又乖僻，又暴躁，虛榮心又重，心胸又狹窄。他有許多地方很不好，如愛虛榮，暴躁，議論人時那種尖酸刻薄的嘲笑態度。

薩夫拉索夫望著克雷莫夫，滔滔不絕地說：

「在斯大林格勒，不論你到哪個團裡去，都會看到在團裡團長是老大，團長說了算數！這是對頭的。在這兒不看大叔有幾頭牛，只看一點——看頭腦……有頭腦嗎？有就好啦。用不著那些不管用的東西。可是在戰前怎麼樣？」他笑嘻嘻地拿黃眼珠直盯著克雷莫夫的臉。「您要知道，我最討厭政治。什麼左傾啦，右傾啦，機會主義啦，理論家啦。我看不慣那些唱讚歌的人。可是，雖然我不問政治，還有十來次想把我幹掉。好在我不是黨員，不過有時說我酗酒，有時說我亂搞女人。怎麼，要我裝得一本正經？我不會。」

克雷莫夫想對薩夫拉索夫說，他克雷莫夫在斯大林格勒，命運也沒有好轉，依然盪來盪去，沒有真正的事情可幹。為什麼羅季姆採夫師的政委是瓦維洛夫，而不是他呢？為什麼黨對斯維林比對他更信任呢？要知道，實際上他又聰明，目光又遠，黨的經驗更豐富，也有足夠的膽量，在必要的情況下，也有足夠的狠心，手決不會發抖……而且，說真的，他們和他相比，只是剛開始識字的學生！……你們的時代過去啦，克雷莫夫同志，滾開吧。

這位黃眼睛的上校挑動了他的思緒，挑動了他的怒火，使他的心亂了。

天啊，還有什麼疑問，他的一生垮了，日暮途窮了……當然，主要的不是葉尼婭看到他在物質方面毫無辦法。她不在乎這個。她是一個純潔的人。她不愛他啦！不走運的人、垮臺的人是不會有人愛的。一個不榮耀的人。是的，是的，他已經被打入另冊……再說，她純潔是純潔，物質條件對她也不是毫無意義的。比如，她就不會嫁給一個窮藝術家，哪怕她把他亂塗的畫也看做天才的作品……

克雷莫夫有許多這一類的想法可以對這位黃眼睛上校說說，但他只能在心裡贊同這一點，嘴上不能苟同。

「您怎麼啦，上校同志，您把事情簡單化了。戰前也不光是要看大叔有幾頭牛。挑選幹部也不是單憑業務能力。」

戰爭不讓他們談論戰前的事情。轟隆一聲爆炸的巨響，從硝煙與灰塵中冒出一名神情焦急的大尉。師部接到團裡打來的電話，德國坦克朝該團團部開了火，德國步兵緊跟在坦克後面衝進了重炮營指揮人員所在的石砌樓房；指揮人員據守二樓，和德國人展開搏鬥。坦克燒著了旁邊一座木頭樓房，伏爾加河上吹來的大風吹得火苗朝團長恰莫夫的指揮所直撲，恰莫夫和團部的人都嗆得喘不上氣，決定轉移指揮所。但是，在炮火下，在對準了恰莫夫團的一挺挺重機槍的火力控制下，在大白天轉移指揮所是很難的。

這一切同時發生在該師的防禦地段上。有的請示對策，有的請求炮火支援，有的請求准許轉移，有的在報告戰況，有的要了解情況。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事，所有的人只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都在操心生與死的問題。

等到多少安靜下來，薩夫拉索夫向克雷莫夫問道：

「政委同志，趁師長和政委上司令部還沒有回來，咱們是不是先吃飯？」

他不遵守師長和政委定的規矩，照樣喝酒。所以他要單獨吃飯。

「古爾季耶夫是很好的戰將，」有些醉意的薩夫拉索夫說，「他有文化，忠實可靠，但有一點很糟：他是一個可怕的苦行僧！辦起修道院來啦。可是我見了姑娘就饞得要命，像蜘蛛一樣，粘住就不放，我就喜歡這種事兒。在古爾季耶夫面前，連個笑話都別想說。不過，跟他在一起配合作戰，總的說還是很合拍子的。可是政委就很不喜歡我，雖然論天性他這個修道士跟我差不多。您以為，斯大林格勒使我老了嗎？那是我這些朋友們老了。我在這兒卻相反，倒是過好。」

「我也是政委這種型別的呀。」克雷莫夫說。

薩夫拉索夫搖了搖頭。

「你又是，又不是。問題不在於這酒，而是在於這個……」

他先用手指頭敲了敲酒瓶，然後又敲了敲自己的額頭。

師長和政委從崔可夫的指揮所回來的時候，他們已經吃完了飯。

「有什麼新情況嗎？」古爾季耶夫打量了一下桌子，又快又嚴厲地問道。

「咱們的聯絡科長受傷了，德國人衝進來跟若盧傑夫打起來，恰莫夫和米哈廖夫的樓房被打著了火。恰莫夫被煙嗆得夠受，不過總的說，沒什麼特殊情況。」薩夫拉索夫回答說。

斯維林望著薩夫拉索夫喝得通紅的臉，拉長了聲音很親熱地說：

「上校同志，咱們喝吧，再喝點。」

五十八

師長向團長別廖茲金少校詢問「6-1」號樓房的情況：是不是最好把人從裡面撤出來？

別廖茲金建議師長不要把人撤出，雖然樓房有被包圍的危險。樓房裡有對岸炮兵部隊的觀測點，可以提供有關敵人的重要情況。樓房裡還有一個工兵排，可以阻止敵人坦克的運動。敵人在消滅這個據點以前，未必會發動總攻，他們的活動規律是大家都清楚的。只要能得到一定的支援，「6-1」號樓房可以支援很久，就可以打亂德國人的部署。因為聯絡人員只能在夜間難得的時刻到達被困的大樓，電話線又一直無法修復，所以最好派一名無線電報話員過去。

師長同意別廖茲金的意見。夜裡政治指導員索什金帶領一組士兵進入「6-1」號樓房，給樓房守衛者帶去幾箱子彈和手榴彈。同時，索什金還將一位報話員姑娘和從聯絡點弄來的一部報話機帶到了「6-1」號樓房。

政治指導員天快亮時返回團部，說守衛隊隊長拒絕寫書面彙報，他還說：「我們沒工夫搞這些亂七八糟的文字玩意兒，我們要報吿就向德國佬報告。」

「反正他們那兒一切都跟別處不一樣，」索什金說，「大家都怕這個格列科夫，他跟他們稱兄道弟，橫七豎八地躺在一起，他也在他們中間，他們稱他‘你’，喊他的小名。團長同志，那不是一個排的軍人，是一群烏合之眾。」

別廖茲金搖著頭問道：

「拒絕寫彙報？這個粗野漢子！」

後來，團政委皮沃瓦羅夫談起一些指揮員的游擊作風。

別廖茲金心平氣和地說：

「游擊作風怎麼啦？有主動性，有獨立性，很好。我有時候就在幻想：頂好我也落進包圍圈裡，暫時擺脫一下這些煩瑣的公文遊戲。」

「恰好，現在又要玩公文遊戲了，」皮沃瓦羅夫說，「您要寫一份詳細的報告，我去交給師政委。」

師部裡把索什金報告的問題當做一件嚴肅的事情來對待。

師長吩咐皮沃瓦羅夫搞一份有關「6-1」號樓情況的詳細報告，並且要扭轉格列科夫的思想。師政委馬上向集團軍軍委委員和政治部主任彙報了這個政治思想上的嚴重問題。

對索什金報告的問題，集團軍司令部比師裡看得更為嚴重。師政委得到指示，要立即把被困的樓房裡的問題抓一抓。擔任集團軍政治部主任的旅級政委向擔任前總政治部主任的師級政委寫了緊急報告。

報話員姑娘卡佳·文格羅娃夜裡進入「6-1」號樓。早晨，她來見這座樓的頭頭兒格列科夫。格列科夫一面聽這個有點兒駝背的姑娘的報告，一面凝視著她那慌亂、膽怯，同時又帶有嘲笑神氣的眼睛。

她的嘴很大，嘴唇的血色很淡。格列科夫等了好幾秒鐘，沒有回答她的問題：「我可以走嗎？」

在這幾秒鐘裡，在他的頭腦裡出現了一些與軍事無關的想法：「真的，很漂亮……腿也很好看……她還怕呢……看樣子，是個嬌生慣養的姑娘。她有多大，頂多十八歲。我的小夥子們可別跟她亂搞……」

在格列科夫頭腦裡閃過的這些念頭，到末了忽然變成這樣的想法：「在這兒誰說了算，誰在這兒鬧得德國佬暈頭轉向？」然後他回答她的問話：

「姑娘，您上哪兒去？就陪著您的報話機好啦。咱們有辦法。」

他用手指頭敲著報話機，側眼看了看天上，德國轟炸機在天上吼叫著。

「您是莫斯科來的吧，姑娘？」他問道。

「是的。」她回答說。

「您請坐，我們這兒很隨便，不講究。」

姑娘朝一旁走去，碎磚塊在她的靴子下面咯吱咯吱響著，陽光照在機槍筒上，照在格列科夫繳來的黑黑的手槍上。她蹲下來，看著堆在斷牆腳下的軍大衣。有一會兒她覺得很奇怪的是，這情景她怎麼一點也不感到奇怪。她知道，對著牆豁口的機槍是「傑格佳廖夫」型的；知道繳獲的「瓦爾德」式手槍彈夾裡裝八顆子彈，知道這種手槍發射力強，但準確性差；知道堆在角落裡的大衣是死者留下的，知道死者都埋得不深，因為焦土氣味中混雜著一種她已經聞慣了的氣味。昨天夜裡交給她的報話機跟她在科特盧班岡腳下使用的報話機差不多，接收刻度盤一樣，開關也一樣。她想起她在野外的時候，眼睛盯著電流表上蒙了塵土的玻璃，不住地撩著從船型軍帽裡溜出來的頭髮。

誰也不和她說話，這樓房裡的狂暴而可怕的生活似乎跟她無關。但是在一個白頭髮的人（她從別人的話裡知道他是迫擊炮手）罵了幾句髒話的時候，格列科夫便對他說：

「老爹，這像話嗎？這兒有咱們的姑娘。說話要規矩點兒。」

卡佳打了一個寒噤，不是因為老頭子的髒話，而是因為格列科夫的目光。

她感覺出來，雖然大家都不和她說話，可是她的到來，使樓房裡氣氛緊張了。似乎她的皮膚都感覺出周圍的緊張氣氛。即使在俯衝轟炸機嘯叫，炸彈在很近的地方爆炸，碎磚亂飛的時候，這種氣氛依然存在。

她對轟炸，對炮彈片的嘯聲總算有點兒習慣了，不怎麼慌張了。可是她在感到男人們火辣辣地盯著她時產生的感覺，依然常常使她心慌意亂。昨天傍晚電話員姑娘們就可憐起她來，說：「哎呀，你到那裡面才可怕呢！」

夜裡，一名通訊員把她帶到團部。在這兒已經特別感到敵人的接近、生命的脆弱。人似乎成了極容易打碎的東西，這會兒還在，過一會兒就沒有了。

團長很傷心地搖了搖頭，說：

「怎麼能把孩子們送到前線來？」

過一會兒，他說：

「別怕，好孩子，如果有什麼情況，就通過報話機直接向我報告。」

他說這話的語調那樣和善，那樣親熱，卡佳聽了差點兒掉下淚來。

然後另一名通訊員把她帶到營部。那兒在放留聲機，紅頭髮的營長請卡佳喝酒，並且請她在《中國小夜曲》的樂曲聲中和他一起跳舞。營裡有一種恐怖的氣氛，卡佳覺得，營長喝酒不是為了快活，而是為了壓一壓承受不了的恐怖，忘記自己像玻璃一樣易碎。

這會兒，她坐在「6-1」號樓裡一堆碎磚上，不知為什麼並不感到恐怖，而是在想著自己童話般美好的戰前生活。

被困在樓房裡的官兵顯得特別堅定，有信心，他們這種信心很能感染人。著名的醫生、軋鋼車間的熟練工人，剪裁貴重呢料的剪裁師，救火隊員，在黑板前講課的老教師，都有這種令人心安的自信。

戰前，卡佳覺得自己註定要過不幸的生活。戰前，她認為女伴們坐公共汽車是擺闊氣。她覺得就連平民飯館裡走出來的都是很不平常的人，有時她跟在從平民飯館裡湧出來的人群后面，聽他們說話。有一次她放學後回到家裡，很得意地對媽媽說：

「你可知道今天怎麼啦，同學請我喝果汁汽水，真正的果汁，味道就像真正的黑醋栗。」

媽媽每月工資四百盧布，扣除所得稅和文化稅，扣除建設公債，她們靠剩下的幾個錢生活是很不容易的。她們不添置新東西，把舊衣服改了穿，鄰居們湊錢僱女工瑪露霞打掃公用的地方，她家不參加，輪到她家打掃的日子，卡佳就擦地板，倒垃圾桶。她家的牛奶不請人送，而是到國營商店去取，每天要排很長時間的隊，但這樣每月可以節省六盧布；有時國營商店不供應牛奶，卡佳媽媽傍晚時候就到市場去買，賣牛奶的因為急著要趕火車，賣的價錢比早晨便宜，幾乎和國家的價錢一樣。她們從來不坐公共汽車，因為票價太貴，有時如果要走很遠的路，她們就坐電車。卡佳也不上理髮館，媽媽自己給她理髮。衣服當然都是自己洗，用的電燈也很不亮，只比公用場地的電燈多少亮一點點兒。她們做飯要做夠三天吃的。她們一般都是用菜湯下飯，有時候素油炒飯，有一次卡佳喝了三碟子菜湯，就說：「嘿，今天我家吃三個菜了。」

媽媽不提她們跟爸爸在一起時是怎樣生活的，那時候的事卡佳已經不記得了。只是有時候，媽媽的好友薇拉·德米特里耶芙娜看到她們母女做飯，會說一句：「啊，我們當年也有過好日子。」

可是媽媽一聽就生氣，所以她們過去究竟怎麼樣，薇拉·德米特里耶芙娜也不多說。

有一次卡佳在衣櫃裡發現爸爸的一張照片。她是第一次在照片上看到他的面孔，好像有人悄悄告訴她什麼，她馬上就明白了，這是她爸爸。照片背面寫著：「莉達：我生在窮家，我們相親相愛，死而無怨。」她什麼也沒有對媽媽說，但是放學回來，常常拿出照片，對著爸爸那黑黑的，她覺得似乎很憂傷的眼睛看上很久。

有一天她問：

「現在爸爸在哪兒？」

媽媽說：

「不知道。」

等到卡佳要參軍了，媽媽才第一次跟她談起爸爸，卡佳才知道爸爸在一九三七年被捕，知道他再婚的事。

她們一夜沒有睡，談了一夜。什麼都談。一向善於隱忍的媽媽跟女兒談了丈夫怎樣把她拋棄，談她怎麼嫉妒，怎樣受辱、受欺負，談她的愛、她的憐惜心。卡佳感到十分驚訝：人的心靈世界竟有這樣廣大，相形之下，轟轟烈烈的戰爭簡直算不上什麼了。早晨，她向媽媽告別。媽媽把卡佳的頭摟到自己懷裡，把背包給她套到兩肩上。卡佳說：

「媽媽，我也是生在窮家，我們相親相愛，死而無怨……」

後來媽媽輕輕推了推她的肩膀，說：

「該走啦，卡佳，走吧。」

於是卡佳走了，就跟此時此刻成千上萬的年輕人和成年人一樣，她離開了媽媽，離開了家，也許從此不再回來，也許回來已成了永遠告別了自己的不幸而可愛的童年時代的另一個人。這會兒她在斯大林格勒，跟這座樓裡的頭頭兒格列科夫坐在一起，望著他的大頭，望著他的厚嘴唇和陰沉的臉。

五十九

她來的第一天，有線電話接通了。

這位無線電報話員姑娘因為老半天無事可幹，再加上還沒有和「6-1」號樓裡的人打成一片，所以格外苦悶。

但是，來到「6-1」號樓裡的這第一天，為她接下來的生活做了很多準備。

她瞭解到，在打得殘破不堪的二樓設有炮兵觀測點，可以向對岸傳送情報，二樓的頭頭兒是一名中尉，穿著骯髒的軍裝，戴的眼鏡老是從翹鼻子上往下溜。

她瞭解到，那個愛發火、愛說髒話的老頭子是從民兵裡來的，因為自己有了迫擊炮長的稱號，感到很神氣。在高牆與一堆碎磚之間的那些人是工兵，其中的頭頭兒是一個胖子，走起路來皺著眉頭，嘴裡咯咯響，好像腳上長了雞眼。

掌管樓房裡唯一一門大炮的是一個穿水兵服的禿子。他姓科洛密採夫。卡佳曾經聽到格列科夫喊他：

「喂，科洛密採夫，你睡過頭啦，把天大的好事兒耽誤了。」

掌管步兵和機槍的頭頭兒是一名淺色鬍子的少尉。他的臉雖然有一圈鬍子，卻顯得特別年輕，也許他自己以為，留鬍子可以顯得有三十歲，像個上了年紀的人。

下午，大家拿東西給她吃。她吃麵包，就羊肉灌腸。後來她想起軍裝口袋裡還有水果糖，便悄悄地把一塊糖放進嘴裡。吃過東西以後，她就想睡覺，雖然四周槍聲很近。她睡著了，在睡夢中依然咂摸著糖，依然很煩惱、苦悶，等待著災難降臨。忽然她聽到唱歌的聲音。她沒有睜眼睛，字字都能聽得很清楚：

往日的傷心事在我胸懷，

像酒，越陳越厲害……

在夕陽的餘暉照亮的石頭天井裡，站著一個骯髒的、頭髮蓬亂的小夥子，手裡拿著一本小書。紅色的碎磚堆上坐著五六個人，格列科夫躺在大衣上，拿拳頭支著下巴。有一個像喬治亞人的小夥子在聽著，露出不信任的神氣，好像在說：「算啦，別想拿這一套收買我。」

附近有一顆炮彈爆炸，冒起一團紅紅的磚灰，似乎這團團亂轉的是童話裡的煙霧，坐在紅色磚堆上的人和他們在紅霧裡的武器，似乎是在《伊戈爾遠征記》裡描寫的那個可怕的時日。姑娘的心忽然顫抖起來，因為她產生了一種荒唐的信心，相信有幸福等待著她。

第二天。這一天發生了一件事，驚動了已經習慣了一切的樓裡的人們。

二樓的負責人是巴特拉科夫中尉。他手下有一名測繪計算員和一名觀測員。一個是垂頭喪氣的蘭巴索夫，一個是機靈而忠厚的蓬丘克。蓬丘克是一個很古怪的、一天到晚自己對著自己笑的戴眼鏡的中尉。卡佳一天能看到他們好幾次。

在安靜的時候，從樓板上的豁口能在下面聽見他們的聲音。

蘭巴索夫在戰前養過雞，常常和蓬丘克談起雞的聰明和狡詐的本性。蓬丘克趴在炮隊鏡上，像唱歌一樣拉長聲音報告著：

「注意：從麵包廠方向開來一隊汽車……中間有一輛坦克……出來的德國佬有一營人……像昨天一樣，有三個地方冒炊煙，一些德國佬帶著鍋盆……」

他觀察到的一些情況有時沒有什麼軍事意義，只是一些生活趣事。這時候他就唱：

「注意……一個德國軍官帶一條狗出來玩啦，狗聞到什麼味道，朝前跑啦，好像那是一條母狗，那公狗站住，在聞呢。那邊有兩個德國兵，一個掏出煙盒，抽起煙來，另一個直搖頭，好像是說：我不抽……」

忽然蓬丘克用同樣的唱歌的腔調報告說：

「注意……操場上有很多人……有人拿著樂器……很多人圍著他們，還堆了很多柴……」後來，他停了很久，又用十分難受但是仍然拉得很長的聲音說：「注意，中尉同志，拉出一個女人來，女人穿著小褂，在叫呢……把女人捆在柱子上啦……注意，中尉同志，又拉出一個小孩子，也捆在柱子上啦……中尉同志，好像兩個德國佬在從桶裡往外倒汽油……」

巴特拉科夫通過電話把這一情況通知了對岸。

他趴在炮隊鏡上，用自己的卡盧加地方口音，學著蓬丘克的語調，大聲叫道：

「喂，注意，同志們，樂隊在煙火裡演奏呢……開火！」

他厲聲喊叫起來，並且轉過身朝向對岸。

但是對岸沒有動靜……過了幾分鐘，重炮團集中火力猛轟行刑的地方。操場被一團團硝煙和灰塵罩住。

幾個小時之後，通過偵察員克里莫夫瞭解到，那是德國人要燒死一個茨岡女子和一個小孩子，因為懷疑他們從事間諜活動。頭天晚上，克里莫夫把兩件髒衣服和裹腳布留給一個老太婆，說定第二天去取洗好的衣服。他想向老太婆瞭解一下茨岡女子和小孩子的情況——是蘇軍炮彈把他們打死了呢，還是被德國人燒死了。老太婆是跟孫女和一頭山羊一起住在地窖裡的，克里莫夫穿過瓦礫堆順著他還記得的小路朝前爬去，可是蘇軍夜間轟炸機在地窖所在的地方扔下一顆重磅炸彈，老太婆、小孫女、山羊、克里莫夫的衣服和裹腳布全不見了。他只是在炸裂的木頭和石灰碎塊之間發現一隻骯髒的小貓。小貓很老實，既沒有什麼要求，又不抱怨，認為這轟炸聲、飢餓和戰火是世間正常的事情。

克里莫夫一直不明白，為什麼自己一下子把小貓裝進衣服口袋裡。

「6-1」號樓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使卡佳感到吃驚。偵察員克里莫夫在向格列科夫報告的時候，不是按規矩站著，而是跟他坐在一塊兒，他們說話就像同志跟同志說話。克里莫夫抽菸就找格列科夫借火。

克里莫夫報告完了之後，走到卡佳跟前，說：

「姑娘，瞧，世界上有些事兒多可怕呀。」

她嘆了一口氣，感覺到他那火辣辣的眼睛在望著她，頓時臉紅了。

他從口袋裡拿出小貓，放在卡佳身邊的碎磚上。

這一天有十來個人走到卡佳跟前，他們都和她談小貓，誰也沒有提起那個茨岡女子的事，雖然那件事使他們心裡很不安寧。有些人想坦率地跟卡佳談談感情問題，談起來卻用的是嘲弄和粗暴的口氣。有些人乾脆利落想跟她睡睡覺，談起來卻十分客氣，彬彬有禮。

小貓哆嗦起來，渾身都在顫抖，看樣子，是受了震傷。

老迫擊炮長皺著眉頭說：

「乾脆把它打死好啦。」

可是他馬上又說：

「你還是逮逮它身上的虼蚤吧。」

另一名擔任迫擊炮手的黑紅臉膛的民兵琴佐夫勸卡佳：

「姑娘，把這討厭東西扔掉吧。要是西伯利亞貓就好啦。」

工兵里亞霍夫薄薄的嘴唇，陰沉著臉，一臉兇相。只有他真正對貓感興趣，而對報話員姑娘的美貌無動於衷。

「我們在野外的時候，」他對卡佳說，「有沙沙聲衝我來，我想，這是要落地的子彈。誰知是一隻兔子。它一直跟我坐到天黑，等到安靜了，它才走了。」他說：「您雖然是姑娘，可還是知道這是偵察機在伏爾加河上飛，在打一百八十毫米的炮，在打火箭炮。兔子卻很傻，什麼也不知道。分不清迫擊炮和榴彈炮。德國佬放照明彈，兔子就嚇得打哆嗦，又沒法兒給它解釋。所以這些畜生都很可憐。」

她感到對方是嚴肅的，所以也很嚴肅地回答說：

「我不完全同意您的說法。比如說，狗就能認得飛機。我們駐紮在一個村子裡，那兒有一條狗叫‘凱爾遜’，我們的飛機來了，它躺在那兒，連頭也不抬，可是敵機一來，它立刻就找地方躲起來。它分得才清楚呢。」

空氣抖動起來，因為空中響起可怕的刺耳響聲，這是德國的十二筒火箭炮開炮了。炮彈轟鳴，黑煙和紅磚灰混合到一起，石塊到處亂飛。過了一分鐘，等到灰土漸漸落下來，卡佳和里亞霍夫又繼續他們的談話，就好像他們不曾趴到地上。顯然，被困孤樓裡的人們的自信心也傳染了卡佳。似乎他們都相信，在被打成了瓦礫場的樓房裡，一切一切，包括鋼鐵和石頭，都很脆弱，都很容易打碎，只有他們是例外。

一排機槍子彈呼嘯著從他們坐的豁口旁邊飛過，緊接著又是一排子彈。里亞霍夫說：

「春天我們駐紮在聖山城外。頭頂上常常有子彈的嘯聲，卻聽不見槍響，真叫人莫名其妙。原來，那是椋鳥學會了模仿子彈的聲音……我們有一位上尉連長也常常弄得我們驚慌起來，他學子彈聲音才像呢。」

卡佳說：

「我在家裡的時候就想象戰爭是什麼樣子：孩子們在哭叫，大家都在火裡，貓在亂跑。我來到斯大林格勒一看，果然就是這個樣子。」

一會兒，留大鬍子的祖巴廖夫走到卡佳跟前。

「怎麼樣，」他關切地問，「長尾巴的小傢伙還活著嗎？」他掀起蓋在貓身上的一塊裹腳布。「噢，多麼可憐呀，多沒精神呀。」他嘴裡說著，眼睛裡露出饞涎欲滴的神氣。

晚上，在短時間的戰鬥之後，德軍向「6-1」號樓的側翼推進了一小段距離，用機槍火力切斷了樓房與蘇軍防禦陣地之間的道路。通往步兵團團部的電話線也被切斷了。格列科夫下令打一條通道，從地下室通向離樓房不遠的一條地道。

「有炸藥。」肥胖的司務長一隻手端著茶缸，另一隻手拿著一小塊糖，對格列科夫說。

樓房裡的一些人很隨便地坐在基牆邊的一個大坑裡，說著話兒。大家都很忿怒地想著燒死茨岡女子的事，但是依然沒有誰說起這事。似乎這些人對身陷重圍這事漠不關心。

卡佳覺得這種鎮靜非常奇怪，但是這鎮靜卻很能征服人，在這些十分自信的人中間，就連可怕的字眼「被圍」，她覺得也不可怕了。等到機槍就在旁邊嗒嗒響起來，格列科夫高喊「打呀，打呀，他們來啦」的時候，她也不怕了。等到格列科夫說「想用什麼就用什麼。手榴彈，刀，鐵鍬。打，打，狠狠地打」的時候，她也不害怕了。

在安靜的時候，樓房裡的人就詳細地、不慌不忙地討論起姑娘的相貌。巴特拉科夫似乎不是這方面的行家，而且是近視眼，然而在討論卡佳的美的時候常常提出很精到的見解。

「我認為姑娘的胸脯是最要緊的。」他說。

炮兵科洛密採夫和他爭論，他就像祖巴廖夫說的，「發表長篇論文」。

「喂，你們好像談起貓來啦？」祖巴廖夫問。

「不行嗎？」巴特拉科夫說。「就連老頭子還拿人當貓談呢。」

老迫擊炮長吐了一口唾沫，拿手掌搓著胸脯，說：

「都說這姑娘很漂亮，她的漂亮究竟在哪兒？你們說說看。」

他聽到有人暗示說，格列科夫很喜歡這姑娘，特別生氣。

「依我看，這個卡佳實在不咋樣，經不住細看。兩條腿那樣長，跟仙鶴一樣，屁股沒有屁股。眼睛老大，像牛眼睛，這算什麼姑娘？」

琴佐夫反駁說：

「你就喜歡大屁股娘們兒。你這是老眼光，是革命以前的眼光。」

科洛密採夫專愛說髒話、下流話，那老大的禿頭裡裝著許多古怪的想法，灰灰的眼睛笑嘻嘻地眯縫著，他說：

「這姑娘還是不錯的，不過我有我的特別胃口。我喜歡小小的，像亞美尼亞和猶太妞兒那樣的，大眼睛，短頭髮，又靈活，又麻利。」

祖巴廖夫若有所思地望了望被探照燈光劃破的黑黑的天空，低聲說：

「還不知道這事兒究竟怎麼樣呢。」

「你是說，她究竟喜歡誰嗎？」科洛密採夫問。「她喜歡格列科夫，這是肯定的。」

「不，不一定。」祖巴廖夫說過這話，從地上拿起一塊斷磚，使勁扔到一邊。

大家看了看他，看了看他的大鬍子，一齊哈哈笑了起來。

「你憑什麼叫她喜歡，憑大鬍子？」巴特拉科夫問道。

「憑唱歌！」科洛密採夫說。「現在廣播：有步兵要唱歌啦。他唱，她就把他的歌聲廣播出去。恰好是一對兒！」

祖巴廖夫打量了一下昨天晚上唸詩的小夥子。

「你怎麼樣？」

老迫擊炮長用爭吵的口氣說：

「他不說話，就是說，他不願說話。」

又用父親責備兒子不該聽大人說話的口氣說：

「你頂好到地下室裡去，趁這會兒安靜，好好地睡一會兒。」

「這會兒在地下室裡安齊費羅夫準備用炸藥炸通道呢。」巴特拉科夫說。

這時候格列科夫在口述報告，由卡佳向外傳送。

他向集團軍司令部報吿說，據各方面觀察，德軍正準備進行突擊，據各方面情況判斷，這次突擊方向是拖拉機工廠。他只是沒有報告，據他判斷，他和手下弟兄們所據守的樓房正是德軍突擊目標的中心。但是看著姑娘的脖子，看著她的嘴唇和耷拉著的睫毛，他想象到，而且是活靈活現地想象到，這細細的脖子斷了，像珍珠一樣白的頸脊骨從破爛了的皮膚裡露了出來，這玻璃球般大眼睛上的睫毛和沒了血色的嘴唇都像是用落滿塵土的灰色橡膠做成的了。

他真想抱住她，趁他和她都還活著，還沒有被消滅，趁這個年輕姑娘還是這樣美，他要享受一下她的溫暖、她的青春活力。他覺得，單是因為他對姑娘的憐憫，也要把她抱住，但是，血液在耳朵裡騰騰直跳，朝兩邊鬢角直衝，難道是因為憐憫嗎？

司令部沒有馬上回答。

格列科夫伸了個懶腰，骨頭舒舒服服地響了幾聲，大聲地舒了一口氣，心裡想：「好的，好的，等天黑了再說。」接著又很親熱地問道：

「克里莫夫帶回來的小貓怎麼樣啦，好些了嗎，結實了嗎？」

「哪兒會結實。」卡佳回答說。

卡佳一想到茨岡女子和小孩子在火裡的情形，她的手指頭就發抖，她側眼朝格列科夫看了看，看他是不是發覺這一點。

昨天她覺得，「6-1」號樓裡的人誰也不會跟她說話的，可是今天在她吃飯的時候，有一個手持自動步槍的大鬍子從她身邊跑過，像老朋友一樣對她喊道：

「卡佳，多吃多長肉！」並且用手比劃著，怎樣拿調羹在飯盒裡吃飯。

她看到昨天唸詩的那個小夥子用防雨布搬迫擊炮彈。還有一次，她一回頭又看到他，他站在開水鍋邊，她知道他是在看她，所以她打量了他一下，他卻趕緊轉過臉去。

她已經在猜想，明天誰會拿信和照片給她看，誰會嘆著氣一聲不響地看她，誰會對她說他不相信女人的愛情，今後再也不談戀愛，誰會給她送禮物，給她半壺水或一把白糖。那個大鬍子步兵可能會爬過來摸她。

終於司令部回答了，卡佳把司令部的話轉告格列科夫：

「命令你們每天十九時正進行詳細彙報……」

忽然格列科夫打了一下她的手，把她的手掌從開關上撥下來，她嚇得叫起來。他笑了笑，說：

「一塊炮彈皮落在報話機上啦，什麼時候格列科夫需要，再把報話機修好。」

姑娘慌亂地看著他。

「請原諒，親愛的卡佳。」格列科夫說著，抓住她的手。

六十

凌晨時候，別廖茲金團部向師部報告說，被困在「6-1」號樓裡的人打通了與工廠的水泥地道相接的地下通道，進入了拖拉機廠的車間。師部值班參謀將此事報告了司令部，司令部裡的人報告了克雷洛夫將軍，克雷洛夫命令找一個樓裡出來的人到他這兒來，以便查問有關情形。值班參謀便挑了一個小夥子，由聯絡官領著朝司令部走去。他們順著山溝朝岸邊走，小夥子一路上眼睛轉來轉去，不住地問這問那，心裡很不踏實。

「我要回去。我只是為了把地道摸清楚，好把傷員抬出來。」

「沒關係，」聯絡官回答說，「你現在去見的官比你們的官大，他怎樣吩咐，你就怎樣做好啦。」

在路上，小夥子對聯絡官說，他們已經在「6-1」號樓裡蹲了兩個多星期，有些天他們只能吃堆在地下室裡的一些土豆，喝水就喝暖氣鍋爐裡的水，把德國人弄得夠嗆，德國人幾次派人來談判，說要把被圍困的人放出來，放到工廠裡去，可是，大樓裡的指揮員（小夥子管他叫「樓長」）命令所有的火器一齊開火，算是對他們的回答。等他們來到伏爾加河邊，小夥子趴下，喝起水來，等喝足了水，又把棉襖上的水滴小心地刮到手心裡，拿舌頭舔了舔，就像飢餓的人舔麵包碴兒一樣。他說，暖氣鍋爐裡的水都臭了，頭幾天大家喝了那水都鬧肚子，樓長吩咐把鍋裡的水燒開了再喝，這樣就不鬧肚子了。

然後他們一聲不響地又往前走。小夥子傾聽著夜間轟炸機的隆隆聲，望著紅的綠的訊號彈和一道道子彈與炮彈曳光裝飾得色彩繽紛的天空。他看了看尚未熄滅的市區大火那疲憊無力的火苗，看了看大炮發射時的白光和重型炮彈在伏爾加河裡爆炸掀起的青色浪花，不禁漸漸放慢了腳步，直到聯絡官喊他：「走吧，走吧，快點兒！」

他們在岸邊亂石叢裡走著，一顆顆迫擊炮彈在頭上呼嘯而過，崗哨不時地呼喊他們。後來他們順著一條小路朝坡上走，經過彎彎曲曲的巷道，經過一座座挖進土山裡的掩蔽所，一會兒走在黃土臺階上，一會兒走過木板搭的小橋，到末了來到一個拉了鐵絲網的通道口——這便是第六十二集團軍指揮所。聯絡官緊了緊腰帶，便順著交通壕朝軍委掩蔽所走去，用來造掩蔽所的圓木特別結實。

哨兵去找副官。有一小會兒，從半開著的門裡射出柔和的電燈燈光，那是一盞帶燈罩的檯燈。

副官打了一下手電，問過小夥子的姓名，便吩咐他等一會兒。

「等會兒我怎麼回去呀？」小夥子問道。

「沒關係，有嘴巴，就不怕迷路。」副官說過這話，又用嚴肅的口氣說：「你們到門道里來，要不然捱了迫擊炮彈，將軍還要我負責任呢。」在暖和而昏暗的過道里，小夥子坐在地上，側著身子往牆上一靠，就睡著了。

有一隻手使勁把他搖晃了兩下。他正迷迷糊糊地做著夢，在夢裡既聽到若干天來戰場上悽慘的叫聲，又聽到早已不存在的自己家裡的柔聲細語，這時候一個很嚴厲的聲音闖入他的夢境：

「沙波什尼科夫，快去見將軍……」

六十一

謝廖沙·沙波什尼科夫在司令部警衛隊的掩蔽所裡過了兩個晝夜。司令部的日子使他感到苦悶，他覺得這兒的人一天到晚沒有事幹，閒得難受。

他想起戰前他怎樣和奶奶一起在羅斯托夫等了八個鐘頭，等待開往索契的火車，他覺得今天的等待很像那一次等待換車。後來他覺得，把去「6-1」號樓比作去索契療養院，簡直好笑。他要求司令部少校警衛隊長放他走，但是警衛隊長沒得到將軍的指示，不敢讓他走。將軍把沙波什尼科夫叫去後，只問了兩個問題，就中斷了談話去接電話了。警衛隊長決定暫時不讓小夥子走。說不定將軍還要再叫他去呢。

警衛隊長一走進掩蔽所，就看到小夥子看著他，便說：

「好的，我記著。」

有時候小夥子懇求的目光使他生起氣來，他就說：

「你在這兒有什麼不好？有什麼好吃的，給你吃什麼。這兒又暖和。幹嗎要急著回去叫人家打死？」

當一天到晚炮火連天，一個人整個沉入戰爭的大鍋裡的時候，他往往無法理解、無法看到自己的生活；他需要朝旁邊哪怕跨上一步。這時就像站到了岸上，能看到整條大河，就會想：難道我剛才就在這瘋狂的水裡，在浪濤裡游過來的嗎？

謝廖沙覺得原來在民兵團裡的那段生活是很平靜的：夜晚在黑沉沉的草原上放哨，遠方天空閃著火光，民兵們在閒聊。

總共只有三個民兵進入拖拉機廠的居住區。波里亞科夫很不喜歡琴佐夫，說：

「整個民兵團就剩下一老一小，再加一個糊塗蟲。」

「6-1」號樓裡的生活遮沒了過去的一切。儘管這種生活是令人難以想象的，但卻是唯一的現實，而過去的一切都成了虛幻。只是有時候在夜裡，腦海裡出現奶奶那灰白的頭，出現姑姑葉尼婭那帶笑的眼睛，一向被慈愛浸潤著的心就緊縮起來。

進入「6-1」號樓的頭幾天，他心裡想：如果格列科夫、科洛密釆夫、安齊費羅夫等人忽然闖入他的日常生活，那會是十分奇怪和荒誕的。可是他現在有時候卻覺得，如果他的姑姑們、他的表妹和姑父維克托闖入他今天的生活，那就太可笑了。

啊，奶奶聽到謝廖沙這樣會罵娘，準會嚇一大跳……

格列科夫！

真不明白，是專門挑選了一些稀奇特別的人到「6-1」號樓裡來，還是一些普通人一進這座樓就變得很特別了……

民兵隊長克里亞金如果在這兒當領導，一天也幹不了。還有琴佐夫，雖然大家都不喜歡他，卻依然待下去了。但是他已經不像在民兵團裡那樣，已經改掉了行政機關的習性。

格列科夫！真是個剛強、勇敢、威風，卻又那麼平常的奇妙人物。他記得戰前小孩子穿的鞋什麼價錢，清潔工和鉗工拿多少工資，在他叔叔所在的集體農莊裡每個勞動日能分到多少糧食和錢。

有時他談起戰前軍隊裡的清洗，談起授軍銜的情形，談起分配住房時怎樣走後門，還談到在一九三七年有些人寫了幾十次秘密報告，揭發臆造的人民敵人，因而得到將軍官銜。

有時候，他的力量似乎在於他的獅子般的勇猛，在於他天不怕地不怕的樂觀，他就是那樣天不怕地不怕地從牆豁口裡跳出去，高聲喊著「狗雜種們，叫你們嚐嚐厲害的！」拿手榴彈朝攻上來的德國佬扔去。有時候，他的力量又似乎在於他的純樸隨和，在於跟大樓裡的人們的友誼。

他在戰前的生活沒有什麼引人注目的地方。他在礦業中學上過十年級，後來當建築技術員，後來成為駐紮在明斯克附近的一支部隊的步兵大尉，在野外和軍營裡指導操練，進過明斯克的訓練班，晚上看書，喝酒，看電影，和朋友們打牌，和妻子吵嘴，妻子吃醋完全是有根據的，因為他和當地許多大姑娘小媳婦有關係。這一切都是他自己說的。於是他一下子在謝廖沙的心目中，而且不只是謝廖沙的心目中，成為英雄，成為敢做敢當的好漢。

謝廖沙周圍來了許多新人，擠走了他心中最親近的人。

炮兵科洛密採夫原是基幹水兵，在軍艦上服務，三次在波羅的海落水。

謝廖沙很喜歡科洛密採夫常常用鄙夷的口氣談起那些不能用鄙夷的口氣議論的人，而對學者和作家卻表現出不同一般的尊敬。在他看來，所有當官的，不論是什麼職位和頭銜，跟禿頂的洛巴切夫斯基或者病歪歪的羅曼·羅蘭相比，都不算什麼。

有時科洛密採夫談起文學。他完全不像琴佐夫那樣談文學的教育意義和愛國主義。他很喜歡一位作家，不知是美國的，還是英國的。儘管謝廖沙從來沒有讀過這位作家的作品，科洛密採夫也忘記了這位作家的名字，但是謝廖沙相信他的作品很好，因為科洛密採夫常常津津有味、興高采烈地誇獎他的作品，而且高興得直罵娘。

「我為什麼喜歡他？」科洛密採夫說。「因為他不教訓我。男子漢找娘們兒，找娘們兒就是找娘們兒；當兵的喝醉了，喝醉了就是喝醉了；老頭子的老伴兒死了，都寫得實實在在。又好笑，又可憐，又有趣，反正不知道人為什麼活著。」

偵察員瓦夏·克里莫夫和科洛密採夫很要好。

有一次謝廖沙和克里莫夫潛入德軍陣地，爬過鐵路路基，爬到德國炸彈炸出的一個大坑邊，坑裡坐著德軍一挺重機槍的幾個機槍手和一名觀測軍官。他們貼在坑邊上，觀看德國兵的生活情形。一個小夥子解開上衣，把一塊紅方格手帕塞到襯衣領子裡，颳起鬍子。謝廖沙聽到那沾滿灰塵的硬扎扎的鬍子在剃刀底下哧啦啦直響。另一個德國兵在吃扁平罐頭盒子裡的食品，謝廖沙在很短的一瞬間望著他的大臉，那張臉上流露出心滿意足的神情。那名觀測軍官在上手錶。謝廖沙真想用低低的聲音（免得把他嚇壞）問問他：「喂，請問，什麼時間啦？」

克里莫夫把手榴彈的導火索一拉，將手榴彈扔進坑裡。塵土在空中還沒有落下，克里莫夫又扔出第二顆手榴彈，並且在爆炸之後立即跳進坑裡。德國人全都死了，就好像在一分鐘之前也不曾生活在世界上。克里莫夫被硝煙和灰塵嗆得打著噴嚏，一面搜尋他用得著的東西。他拿起望遠鏡，卸下重機槍的槍栓，從軍官的熱乎乎的手上捋下手錶，又把機槍手的證件從軍裝口袋裡小心翼翼地掏出來，免得沾上血。

他把得到的戰利品交了公，說了說事情的經過，請謝廖沙給他倒水洗了洗手，便挨著科洛密採夫坐下來，說：

「現在咱們來抽支菸。」

這時候，曾經說自己是「安分守己的梁贊老百姓，喜歡釣魚」的別爾菲裡耶夫跑來了。

「喂，克里莫夫，你幹嗎在這兒坐著？」別爾菲裡耶夫喊道。「樓長找你，還要再上德國人住的樓房裡去一趟。」

「馬上就去，就去。」克里莫夫用歉疚的語調說著，就開始收拾自己的家當：一支自動步槍和一帆布袋的手榴彈。他收拾這些東西很小心，似乎很怕把它們碰疼了。他對很多人稱「您」，從來不罵娘。

「你不是洗禮派教徒吧？」有一次波里亞科夫老頭子問他，雖然他已經打死一百一十個人了。

克里莫夫不是寡言少語的人，特別喜歡聊自己的童年。他父親是普濟洛夫工廠的工人。克里莫夫自己是萬能車工，戰前在工廠技術學校當教師。克里莫夫說，技術學校裡有一個學生被一顆螺絲釘卡住，喘不上氣來，臉發了青，克里莫夫趕去搶救，拿平口鉗把螺絲釘從學生喉嚨裡拔了出來，謝廖沙聽了覺得十分好笑。

但是有一次謝廖沙看見克里莫夫喝了不少繳獲來的酒，他的樣子很可怕，格列科夫見到他似乎都有點兒膽怯了。

「6-1」號樓裡最邋遢的人是巴特拉科夫中尉。他從來不刷洗靴子，走起路來就有一個靴後跟吧嗒吧嗒直響，別人不用轉頭，就知道這位炮兵中尉來了。不過他每天都要用一塊麂皮把眼鏡擦幾十次，鏡片度數不適合他的視力，所以他老以為灰塵和硝煙把他的鏡片弄模糊了。克里莫夫好幾次摘下被打死的德國人的眼鏡送給他。可是他很不走運：眼鏡框很漂亮，鏡片卻不合適。

戰前巴特拉科夫在技術學校教數學，其特點是自信心很強，常常用傲慢的語調說學生水平太低。

他曾經出數學題考謝廖沙，謝廖沙丟了臉。大家都笑起來，說要讓謝廖沙留級，待到明年。

有一天空襲的時候，敵機像發了瘋的錘工，用沉重的大錘砸在泥土、石頭和鋼筋上。格列科夫看到巴特拉科夫坐在殘破的樓梯上，在讀一本書。格列科夫說：

「德國佬什麼也搞不到。他們拿這樣的傻瓜有什麼辦法？」

德國人所幹的一切，非但沒有讓「6-1」號樓裡的人感到恐怖，倒是引來他們的嘲笑和輕蔑。

「嘿，德國佬上勁兒啦。」

「瞧，瞧，這些下流坯想的好主意……」

「真是笨蛋，瞧你把炸彈扔到哪兒去啦？」

巴特拉科夫和工兵排長安齊費羅夫很要好。安齊費羅夫四十歲上下，喜歡談自己的慢性病，前線上這種現象是少見的。胃潰瘍和神經根炎，在炮火下一般都能自動痊癒。

不過在斯大林格勒鏖戰中安齊費羅夫依然經受著很多疾病的折磨，疾病已經在他胖大的身體中紮了根。德國醫生沒有治好他的病。

這個長著圓滾滾的禿頭、圓臉和圓眼睛的人，在渾身被可怕的戰火照得通亮的時候，依然悠閒自在地跟他手下的工兵們一起喝茶，那樣子真是古怪離奇。他一般都是光著腳坐著，因為他腳上有雞眼，一穿鞋就難受；他常常不穿制服，因為總覺得很熱。他愛用一個藍花碗喝滾熱的茶，一面拿大手帕擦禿頭上的汗，又嘆氣，又笑，朝茶碗吹氣，頭上纏著繃帶的戰士里亞霍夫時不時地用一個燻黑的大茶壺往茶碗裡倒燒得滾開的陳水。有時安齊費羅夫不穿靴子，腳被硌得哼哧著，爬到碎磚堆上去，看看周圍的情形。他光腳站著，不穿軍服，不戴軍帽，就像一個農民在狂風暴雨時候走出來站到門檻上，要看一看自己院子裡的家當。

戰前他擔任工程主任。現在他的建築經驗用到了相反的方面。他的腦子時時在考慮如何破壞房屋、牆壁和地下工事。巴特拉科夫和他談的主要話題是哲學問題。安齊費羅夫因為自己從建設轉向破壞，所以很需要思考思考這種不尋常的轉變。

有時候他們的談話從哲學的高度出發，比如，人生的目的是什麼，外星世界有沒有蘇維埃政權，男人的腦力結構在哪些方面勝過女人的腦力結構，然後談話轉向日常生活方面。

在這兒，在斯大林格勒的瓦礫堆裡，一切都不同了，就連人們需要的智慧也常常在呆頭呆腦的巴特拉科夫這邊。

「說真的，老弟，」安齊費羅夫說，「多虧了你，我開始明白一些事情了。可是以前我還以為我徹底瞭解全部奧妙：誰需要半斤酒加小菜，誰需要汽車輪胎，誰需要票子。」

巴特拉科夫當真以為正是他和他的一些含混不清的見解，而不是斯大林格勒，使安齊費羅夫對人們有了新的認識，所以用居高臨下的口氣回答說：

「是啊，老兄，可以說，咱們是相見恨晚呀。」

在地下室裡住的是步兵，他們多次打退德軍的進攻，並且響應格列科夫響亮的號令進行反擊。

指揮步兵的是祖巴廖夫少尉。戰前他在音樂學院學聲樂。有時他在夜裡悄悄走到德國人盤踞的樓房跟前唱起來，有時唱《春天的氣息，不要把我驚醒》，有時唱一段連斯基詠歎調。

別人問他，為什麼要爬到碎磚堆上冒著被打死的危險唱歌兒，他從來不肯回答。也許他是要在這日日夜夜充滿屍臭氣的地方，不僅向自己和同志們，而且也向敵人顯示，強大的毀滅性力量永遠無法戰勝美好的生命力。

如果不知道格列科夫、科洛密採夫、波里亞科夫、克里莫夫、巴特拉科夫和大鬍子祖巴廖夫，能算是生活嗎？

奶奶過去常說，頭腦簡單的幹活兒的人都是好人，一直生活在知識分子環境中的謝廖沙認為奶奶的說法顯然是很對的。

可是聰明的謝廖沙還是發現了奶奶的錯誤，這錯誤就是：她總認為幹活兒的人頭腦都是簡單的。

「6-1」號樓裡的人頭腦並不簡單。有一天，格列科夫說的一番話就使謝廖沙大吃一驚：

「不能把人當綿羊來領導。列寧那樣聰明，就連他也不懂得這一點。所以要革命，為的就是不要任何人領導人。可是列寧卻說：‘以前領導你們的人糊塗，我會做明智的領導。’」

謝廖沙從來沒聽到有人這樣大膽，敢指責內務部裡的人，指責他們在一九三七年殺害了成千上萬無辜的人。

謝廖沙從來沒聽到有人帶著這樣沉痛的心情談論普遍實行集體化時期農民所遭受的痛苦與災難。有關這些問題的主要發言人是樓長格列科夫，不過科洛密採夫和巴特拉科夫也常常談這些事。

這會兒，謝廖沙在司令部的掩蔽所裡，覺得在「6-1」號樓以外度過的每一分鐘都長得使人難受。聽著人們談論值班，談論各部門領導的召見，覺得不可思議。

他想象這會兒波里亞科夫、科洛密採夫和格列科夫在幹什麼。

晚上，寂靜的時刻，大家又在談報話員姑娘了吧。

格列科夫要是下了決心，什麼也阻止不住他，就是佛祖，甚至崔可夫，都對他沒有辦法。

「6-1」號樓裡的人都是極好的人，是剛強、勇敢的人。大概今天夜裡祖巴廖夫又唱歌了……她一定是在無精打采地坐著，等待著自己的厄運呢。

「我要殺人！」他在心裡喊道，但沒弄清他要殺誰。

他哪兒行啊，他還從來沒有吻過姑娘呢，可是那些傢伙是老手，當然會欺騙她，玩弄她。

他聽到不少豔史，說的是有些護士、女電話員、女測距員、女儀表員、女學生很不情願地成為一些團長和炮兵營長的「野味」。他對這些豔史不欣賞，不感興趣。

他看了看掩蔽所的門。他先前為什麼沒有想起，他可以誰也不問，站起來就走呢？

他站起來，開了門，走了出來。

就在這時候，有人給司令部值班參謀打來電話，說是根據政治部主任瓦西里耶夫指示，要讓被困的樓房裡出來的戰士立即去見政委。

達佛尼斯和克洛伊的故事所以永遠能打動人心，並不是因為他們的愛情發生在藍天之下，葡萄藤蔓叢中。

達佛尼斯和克洛伊的故事在各種地方重演著，不論是帶有炸鱈魚氣味的窒悶的地下室，在集中營的棚屋，在機關會計室的算盤聲中，還是在紡紗車間的灰塵裡。

這故事又發生在瓦礫堆裡，在德國轟炸機的隆隆聲中，在人們不是用蜜糖，而是用爛土豆和舊鍋爐裡的水滋養自己骯髒的、汗淋淋的身體的地方，發生在沒有了安寧和寂靜，只有打碎的石頭、轟隆聲和臭氣的地方。

六十二

在斯大林格勒發電站擔任門衛的安德列耶夫老頭子收到從列寧斯克捎來的一封信，是兒媳婦寫來的。兒媳婦在信裡說，婆婆害肺炎死了。

得到老伴去世的訊息以後，安德列耶夫打不起精神了，很少上斯皮裡多諾夫那兒去，每天傍晚都坐在工人宿舍的門口，望著一閃一閃的炮火和愁雲密佈的天上晃動著的探照燈光。宿舍裡的人有時候找他說話，他卻一聲不響。說話的人以為老頭子耳朵背了，便用更高的聲音把話重說一遍。安德列耶夫就陰沉地說：「聽見啦，聽見啦，我沒有聾。」就又不作聲了。老伴的死對他震動很大。他的生活反映在妻子的生活中，他遇到的好事、壞事，他的快活心情、悲傷心情都儲存和反映在老伴的心中。

在狂轟濫炸，重磅炸彈到處爆炸的時候，安德列耶夫老漢望著發電站各車間之間冒起的一股股灰塵和硝煙，心裡想：「我那老伴兒能看看就好啦……嘿，瞧，好傢伙……」

可是這時候她已經不在人世了。

他覺得，被炸彈和炮彈炸壞的房屋殘骸，被炸得坑坑窪窪的院子，一堆堆的黃土和扭七歪八的鋼鐵，著了火的油庫那苦澀、潮溼的濃煙和黃黃的、火龍般的慢慢爬動的火焰——都是他的生命的表現，是他的殘生的象徵。

難道他當年曾經坐在明亮的房間裡，吃早飯準備上班，妻子站在他身旁看著他：該不該為他添飯？是啊，他只有孤單單地死去了。他忽然想起年輕時候的她，胳膊曬得黑黑的，眼睛裡洋溢著快活的神氣。算啦，他也要死的，而且時間不遠了。

有一天晚上，他踩著咯吱咯吱響的木頭臺階，慢慢地走進斯皮裡多諾夫的掩蔽所。斯皮裡多諾夫看了看老頭子的臉，說：

「老人家，身體不舒服嗎？」

「斯捷潘·費多羅維奇，您還年輕，」安德列耶夫回答說，「您的力氣小些，您要多保重。我的力氣有的是，我一個人能走得到。」

這時候正在洗鍋的薇拉沒有立即明白老頭子的意思，回頭看了看他。

安德列耶夫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情，希望轉換話題，就說：

「薇拉，您該走了，這兒又沒有醫院，只有坦克和飛機。」

她笑了笑，攤開溼漉漉的兩隻手。

斯皮裡多諾夫很生氣地說：

「就連一些不認識她的人都說這話。不論誰看到她，都說，應該轉移到左岸去。昨天集團軍軍委委員來了，來到我們的掩蔽所裡，看了看薇拉，什麼也沒說，可是等他坐上汽車，卻罵起我來：您怎麼，沒做過父親嗎，是不是想讓我們用裝甲快艇把她送過河去？我能說什麼呢：她不願意，就是不願意。」

他說得很快、很流暢，就好像天天在爭論同一個問題的一些人那樣。安德列耶夫老頭子望著早就綻了線的上衣袖子沒有作聲。

「在這兒簡直收不到什麼信。」斯皮裡多諾夫又說。

「這算什麼軍郵。我們在這兒待了這麼久，沒收到過岳母、葉尼婭、柳德米拉一封信。托里亞在哪兒，謝廖沙在哪兒，誰又能知道？」

薇拉說：

「他老人家收到信啦。」

「他收到的是死訊。」

斯皮裡多諾夫對自己的話感到害怕。他十分激動地說起來，一面用手指著掩蔽所矮矮的牆壁，指著遮住薇拉的床的布幔：

「瞧她在這兒是怎麼住的，她總是姑娘，是女的，這兒天天有男子漢擠來擠去，白天是這樣，晚上也是這樣，時而是工作人員，時而是衛隊，人擠得滿滿的，又嚷嚷，又抽菸。」

安德列耶夫說：

「您就可憐可憐快要生的孩子吧，在這兒孩子就完啦。」

斯皮裡多諾夫對薇拉說：

「你想想看，萬一德國人衝進來呢！那時候怎麼辦？」

薇拉沒有作聲。她自己相信，維克托羅夫會走進炸壞的發電站大門的，她會老遠看到他穿著飛行服、軟底靴，挎著圖囊走來。

她常常走到公路上，看他是不是來了。乘車經過的戰士們常常對她喊：

「喂，姑娘，你等誰呀？坐到我們車上來吧。」

她一時間也快活起來，就回答說：

「你們的汽車經不住人坐。」

在蘇軍飛機飛過的時候，她凝望著低低地飛行在發電站上空的一架架殲擊機，似乎她就要認出維克托羅夫來了。

有一天，有一架殲擊機在發電站上空飛過時搖了搖翅膀，薇拉就叫了起來，並且像一隻失望的小鳥一樣打著趔趄向前奔去，跌倒在地上。跌過這一跤之後，她的腰疼了好幾夜。

月底，她看到在發電站上空進行的一場空戰。這場空戰不分勝負。蘇軍飛機進入雲層中，德軍飛機轉過頭朝西飛去。薇拉站著，望著沒有了飛機的天空，她那瞪得老大的眼睛裡還流露著極其緊張的神情，一名裝配工從院子裡走過，看見她這種神情，說：

「斯皮裡多諾娃同志，您怎麼啦，是不是受傷了？」

她相信，她就會在這兒，在發電站和維克托羅夫見面，但是她覺得，如果把這一點告訴爸爸，命運之神就會怪她沉不住氣，不讓他們見面了。有時候她這種信心十分強烈，以至於匆匆忙忙地烙起麵粉加土豆粉餅子，匆匆忙忙地掃地，收拾東西，擦洗髒鞋……有時她和爸爸坐在一起，忽然側耳傾聽一陣子，說：「等一等，我出去一下子。」便披起大衣，從掩蔽所裡走出去，四處張望，看看有沒有飛行員站在外面，是不是有人在問，怎樣可以找到斯皮裡多諾夫父女。

她一次也沒有想過、一分鐘也沒有想過他會忘記她。她相信，維克托羅夫也和她一樣，日日夜夜在急切地、深深地想念著她。

德軍的重炮幾乎每天都在轟擊發電站。德國人的技術很好，試射、發炮都很準，炮彈打在車間的牆壁上，一陣一陣的爆炸聲震顫著大地。常常飛來一兩架零散的轟炸機，投擲炸彈。有的敵機貼著地面飛，在從發電站上空飛過時，拿機槍掃射。有時在遠處的山岡上出現德軍的坦克，這時能清楚地聽到機關炮的嗒嗒聲。

斯皮裡多諾夫似乎已經習慣了炮擊與轟炸，發電站的其他工作人員好像同樣也習慣了。不過，不論是他還是他們，習慣歸習慣，同時卻漸漸失去積蓄起來的精神力量。有時斯皮裡多諾夫就感到疲憊無力，很想躺到床上，拿棉襖把頭蒙上，靜靜地躺著，一動也不動，也不睜眼睛。有時他拼命地喝酒。有時他想跑到伏爾加河岸上，渡過河去，在對岸的草原上走一走，再不回頭看這發電站，寧願蒙受當逃兵的羞恥，只要不再聽到德軍炮彈和炸彈的可怕的呼嘯聲。有一次，他通過附近的六十四集團軍司令部的高頻電話和莫斯科通話，副人民委員說：

「斯皮裡多諾夫同志，轉達莫斯科方面的敬意，向您領導的英雄集體致敬。」

這時他感到很難為情：哪兒談得上英雄呀？此外，還一直有一種傳聞，說是德軍正準備對發電站進行密集襲擊，要用巨型的炸彈把發電站摧毀。聽到這些傳聞，手腳都發冷。白天，眼睛一直瞅著灰色的天空，看是不是有敵機飛來。夜裡，他有時忽然跳起來，因為彷彿聽到越來越近的大批敵機沉悶而密集的隆隆聲。胸前和背後常常嚇出冷汗。

顯然，不只是他一個人神經緊張。總工程師有一天對他說：

「一點力氣也沒有啦，好像有什麼妖魔鬼怪跟著我，我常常看著公路，想：能跑掉就好啦。」

黨委書記尼古拉耶夫晚上到他這兒來，說：

「給我拿酒來，這些天我離了這種防彈劑就睡不著覺。」

他一面給尼古拉耶夫斟酒，一面說：

「真是‘活到老，學到老’。應當學會一門技術，能夠輕而易舉地把裝置轉移，要不然，你瞧，渦輪機留在這兒，咱們也只好陪著。別的工廠的人早就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大街上溜達了。」

有一天，他在勸薇拉走的時候說：

「我真不理解，我們這兒的人天天上我這兒來，拿出種種理由要求離開這兒，可是我實心實意勸你走，你卻不走。要是准許我走的話，我一分鐘也不耽擱。」

「我因為你才留在這兒，」她粗聲粗氣地回答說，「沒有我，你會變成酒鬼。」

不過，當然，不能說斯皮裡多諾夫一味地在德軍炮火面前發抖。發電站的人也很勇敢，也擔負著艱鉅的工作，也笑，也說笑話，對於嚴峻的命運也有滿不在乎的感覺。

薇拉一直在為孩子擔心。孩子生下來會不會健康？她住在這悶人的、充滿煙氣的地下室裡，每天大地都被炸得不住地顫動，這對孩子有沒有影響？近來她常常覺得噁心，頭暈。她這個當母親的天天看到的是瓦礫堆、戰火、被炸得坑坑窪窪的大地、盤旋在灰色天空的黑十字飛機，會生出多麼悲傷、膽小、憂愁的孩子？也許，孩子甚至能聽見可怕的爆炸聲，也許，聽到炸彈呼嘯聲，那蜷縮著的小小身體連動也不敢動，小小的頭縮排肩膀裡了。

常常有身穿骯髒油汙的大衣，腰繫士兵帆布帶的人從她身邊跑過，一面跑一面揮手，微笑，喊叫：「薇拉，日子過得怎樣？薇拉，想我嗎？」她感覺到大家對她這個未來的母親的親熱。也許，小東西也能感覺到這種親熱，他的心將是純潔而善良的。

她有時候到機械車間去，現在這裡在修理坦克，過去維克托羅夫曾經在這裡工作過。她在猜：哪兒是他的車床呀？她使勁兒想象他穿著工裝或者飛行服的樣子，但是他卻總是穿著軍醫院的傷員服出現在她的腦海裡。

在車間裡，不僅是發電站的工人，而且集團軍基地的坦克手們也都認識她。她卻無法辨別他們，因為幹活兒的工人和幹活兒的軍人十分相像，都是穿著油糊糊的棉襖，戴著皺巴巴的帽子，手都很髒。

薇拉時時刻刻想著維克托羅夫，想著孩子，日日夜夜都感覺到孩子的存在。對於外婆、小姨葉尼婭、謝廖沙和托里亞的擔心退到了次要地位，有時她想起他們，也只是感到悵惘罷了。

夜裡，她想念母親，呼喚她，向她訴苦，向她求助，她低語著：

「媽媽，好媽媽，幫幫我吧。」

這會兒她覺得自己軟弱無力，一籌莫展，完全不像剛才那樣，還很沉著地對父親說：

「別說了，我不走，哪兒也不去。」

六十三

吃午飯的時候，娜佳隨口說：

「托里亞喜歡吃煮土豆，不怎麼喜歡吃烤土豆。」

柳德米拉說：

「到明天他正好十九歲零七個月。」

晚上，她說：

「瑪露霞要是聽說了法西斯在亞斯納亞波利亞納的暴行，會多麼傷心呀。」

過了一會兒，弗拉基米羅芙娜在工廠裡開完大會回來了，維克托幫她脫大衣，她對維克托說：

「維克托，天氣真好，空氣又幹，又冷。你媽媽會說：像葡萄酒。」

維克托回答說：

「媽媽還說酸白菜像葡萄。」

生活在流動著，好像漂游在大海里的大冰塊，在寒冷而昏暗的水中游動的水下部分支援著水上部分，水上部分抗擊著波濤，聽著水的喧囂與拍濺，散發著寒氣……每當朋友家的年輕人進入研究生院，論文答辯，戀愛，結婚，除了祝賀和家長裡短的議論之外，往往免不了幾聲慨嘆。

每當維克托聽到熟識的人在戰爭中犧牲，就好像他身上有一部分活的物質死了，臉上的血色也暗淡了。不過死者的聲音依然在生活的喧囂中迴盪著。

維克托的思緒和心靈所縈繫著的時代是可怕的，它也波及了婦女和孩童。在這段時間裡，他家裡死了兩個婦女、一個小夥子，這小夥子幾乎還是孩子。維克托常常想起有一次他聽到索科洛夫的親戚、歷史學家馬季亞羅夫唸的曼德爾施塔姆的兩行詩：

捕狼犬的時代向我撲來，

但我不是狼，生來就不是……

不過這時代就是他的時代，他和這時代生活在一起，死後仍然聯絡在一起。

維克托的研究工作依然進行得很不順利。

戰前早就開始的試驗，沒有得到理論所預測的結果。

儘管有各種各樣的試驗資料，儘管有決心打破現有的理論，但依然顯得凌亂、不合理，使人喪氣。

起初維克托認為，他失敗的原因在於試驗不完善，缺乏新的儀器裝置。他對實驗室的工作人員很生氣，似乎他們沒有把足夠的精力放在工作上，只是關心生活瑣事。

可是，問題並不在於才華橫溢、樂觀而可愛的薩沃斯季揚諾夫天天想方設法去弄酒票買酒，不在於無所不知的馬爾科夫在工作時間發表長篇議論或者講解這個或那個院士享受什麼樣的供應，某某院士的供應要怎樣分配給兩位過去的夫人和一位現在的夫人，也不在於安娜·納烏莫芙娜天天嘮叨她和女房東的關係。

薩沃斯季揚諾夫的思想很活躍，很清晰。馬爾科夫照樣很讚賞維克托·施特魯姆知識淵博，善於進行精密的試驗，冷靜地進行推理。安娜·納烏莫芙娜雖然住在寒冷而殘破的過道小屋裡，工作還是非常勤奮，非常踏實。維克托照樣因為有索科洛夫和他在一起工作感到自豪。

不論多麼精確地安排試驗條件，不論怎樣檢查測定，不論怎麼校正計量器，都不能得出明確的結果。在重金屬有機鹽在強輻射下受到的影響這一研究中，也出現了混亂現象。有時維克托覺得這種鹽粒就像一個毫無禮貌和理性的小矮子，戴著耷拉在耳朵上的小圓帽，臉上搽著紅粉，對著理論的嚴肅面孔不停地做鬼臉，還做著下流動作和輕蔑的手勢。參與提出這一理論的是世界上知名的物理學家。資料計算是無可指摘的，德國與英國一些有名的實驗室裡幾十年來積累的試驗資料為理論提供了證據。戰前不久在劍橋進行過一次試驗，可以證實理論所預言的粒子在特殊環境中的反應。那次試驗的結果是理論上的重大成就。可是維克托依然覺得那次，那次試驗是不夠實際的，就像證實相對論所預言的光線進入太陽磁場會出現偏斜的試驗。觸動這一理論似乎是不可思議的，就好比一名士兵要撕掉元帥的金肩章。

可是小矮子依然在做鬼臉，在做輕蔑的動作，而且沒辦法叫他老實下來。在柳德米拉去薩拉托夫之前不久，維克托想到，擴大理論探索範圍是可能的，當然，這就需要做出兩種任意的假設，需要大大加強數學計算。

新的方程式涉及索科洛夫所擅長的一個數學分支。維克托覺得自己在這一數學領域沒有足夠的把握，便求助於索科洛夫。索科洛夫很快地為擴充套件理論算出新的方程式。

問題似乎解決了，試驗資料不再與理論相矛盾了。維克托為此感到高興，向索科洛夫祝賀，索科洛夫也向維克托祝賀，可是擔心和不滿意依然存在。

不久，維克托又苦悶起來。他對索科洛夫說：

「我發現，每天晚上柳德米拉一拿起毛線織補襪子，我的情緒就壞了。這使我想起我和你，我和你在織補理論，粗糙的活兒，毛線的顏色也不一樣，是瞎折騰。」

他喜歡擺出自己的疑慮，幸而他不會欺騙自己，因為他本能地感覺到，自我安慰只能導致失敗。

擴充套件理論沒有任何好處。理論一旦經過織補，就失去內部的協調，任意的假設會使理論喪失其自主的力量和獨立的存在，其方程式會十分複雜，運用起來很不容易，理論就會帶有學究式的、空洞的、貧血的意味，彷彿失去了活的肌體。

才能出眾的馬爾科夫安排了一系列新的試驗，得出的結果又與算出的方程式產生了矛盾。為了解釋這一新的矛盾，只好提出另一種任意的假設，又要用火柴和碎木片支援理論。

「瞎折騰。」維克托自己對自己說。他明白了，他的做法很不對頭。

他收到克雷莫夫工程師一封信。克雷莫夫告訴他，他所訂製的儀器的澆鑄和磨光工作要推遲一段時間，工廠正忙著生產軍用品，看樣子，所需要的儀器要比原定時間晚一個半月到兩個月才能生產出來。

不過，維克托收到這封信並沒有感到難過。他已經不像過去那樣急切地等待著新儀器了，不相信新儀器會改變試驗結果。有時他非常煩惱，這時很希望快點兒收到新儀器，以便最後證實，大量的擴充套件的試驗資料，是徹頭徹尾與理論相矛盾的。

研究方面的不順利與他的個人傷心事交織起來，一切都變得灰暗，絕望。

這種灰沉情緒持續了好幾個星期。他變得很容易生氣，對家務瑣事似乎有了興趣，常常過問柴米油鹽的事，看到柳德米拉花那麼多錢，總覺得驚訝不解。

他關心起柳德米拉和房東家的爭執。房東要求增加房租，因為使用了他們家的柴棚。

「你跟房東太太談得怎麼樣啦？」他問道。等他聽過柳德米拉的敘述，又說：「唉，他媽的，這娘們兒真壞。」

現在他不考慮科學與人類生活的關係，不考慮科學是福還是禍。要考慮這些問題，必須自覺是主人，是強者。然而這些天來他一直感到自己是個一事無成的受僱的徒工。

他似乎再也不能像原來那樣從事研究了，他所經受的痛苦使他失去了研究科學的力量。他在腦子裡一一回想了一些有名的物理學家、數學家、作家，他們的主要成就都是在青年時代取得的，在三十五歲到四十歲以後，他們已經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成就了。僅此一點，他們就足以自豪。而他卻沒有在年輕時做出終生可以回憶的事情，只有坐等老死。為一百年來數學的發展提供了多種途徑的伽羅華在二十一歲就死了，愛因斯坦二十六歲就發表了專著《運動物體的電動力學》，赫茲死時不到四十歲。這些人的命運和維克托之間存在的差別，簡直有如雲泥！

維克托對索科洛夫說，他想暫時停止試驗工作。但是索科洛夫認為，應當繼續進行試驗，等新儀器來了，許多問題可能解決。維克托本來想對他說說剛收到的工廠來信，現在甚至忘記了。

維克托看出來，妻子知道他的研究很不順利，但是她不跟他談他的研究。

她不關心他生活中的主要的東西，而把時間用於做家務，同瑪利亞聊天，同房東太太爭吵，為娜佳做連衣裙，同波斯托耶夫的妻子來往。維克托很生她的氣，不瞭解她的心境。

他覺得，妻子已經恢復了習慣的生活，而她所以做習慣的事情，正因為已經習慣了，不需要什麼精力，她的精力已經沒有了。

她一面做麵條湯，一面談娜佳的鞋子，因為她做了多年的家務事，所以現在像機器一樣做著已經習慣了的事情。他卻沒有看出來，她雖然像以往一樣生活，在生活中卻沒有感覺了。好比一個行路人，想著自己的心思，在走慣了的路上走著，繞過坑窪，跨過水溝，卻沒有覺察到有坑窪和水溝。

要想跟丈夫談他的研究，她需要新的力量、新的精神資源。她沒有力量。維克托覺得，她對一切事情的興趣都還保留著，只是對他的研究沒有興趣了。

柳德米拉在談到兒子的時候，常常提到一些事，似乎說明丈夫對托里亞不夠好，維克托覺得很委屈。她好像是在總結托里亞與繼父的關係，而結論總是對維克托不利。

柳德米拉對母親說：

「托里亞很可憐，有一個時期臉上出了很多粉刺，他很難過，甚至要我找美容師給他弄點兒藥膏治一治。可是維克托還一個勁兒地笑話他。」

這的確是事實。

維克托很喜歡逗托里亞。托里亞回到家來，向他問好，他常常把托里亞仔細打量一遍，搖搖頭，若有所思地說：

「哎，夥計，你臉上好像出星星啦。」

近來維克托一到晚上不喜歡坐在家裡。有時他上波斯托耶夫家裡下棋，聽音樂。波斯托耶夫的妻子鋼琴彈得不錯。有時去找喀山的新朋友卡里莫夫。但多半還是去索科洛夫家。

他喜歡索科洛夫家那小小的房間，喜歡殷勤好客的瑪利亞那親切的笑容，尤其喜歡茶餘酒後的聊天。每當他很晚串門子回來，一走到家門口，暫時忘卻的苦悶又襲上心頭。

六十四

維克托沒有從研究所回家，而是去找自己的新朋友卡里莫夫，邀他一起上索科洛夫家去。

卡里莫夫是個麻子，相貌很醜。黑皮膚襯得白頭髮特別白，白頭髮又使黑皮膚顯得特別黑。

卡里莫夫俄語說得十分地道，只有仔細聽，才能聽出在發音與用詞造句方面的細微差異。

維克托過去沒有聽到過他的名字，但實際上他已經很有名氣，而且不只是在喀山。卡里莫夫將《神曲》、《格列佛遊記》譯成韃靼語，最近又在譯《伊利亞特》。

當他們還不熟識的時候，他們走出大學的閱覽室，常常在吸菸室裡見面。圖書管理員是個衣著馬虎，愛抹口紅又十分健談的老太婆，對維克托說了不少有關卡里莫夫的事情。說他是巴黎大學畢業的，在克里木有別墅，戰前每年一大半時間在海邊度過。戰爭時期他的妻子和女兒留在克里木，他一直沒有她們的音信。老太婆還向維克托暗示，此人一生中有過長達八年的艱難經歷，但是維克托卻用大惑不解的目光迎接了這一訊息。看樣子，老太婆也把維克托的情況對卡里莫夫說了。他們還沒有認識就彼此瞭解了，感到很不好意思，每次相遇時不是微笑，倒是皺起眉頭。有一次他們在圖書館的前廳裡撞了個滿懷，兩個人同時笑起來，說起話來，才結束了這種尷尬的局面。

維克托不知道卡里莫夫是否對他說的話感興趣，但在卡里莫夫聽他說話的時候，他很有興趣說話。維克托有過很不愉快的經驗，常常碰到一些交談者，似乎又聰明又機智，實際上呆板得不得了。

有些人，維克托在他們面前連說話都很吃力，聲音也變僵硬了，說的話既無意義，又無趣味，有點兒像聾啞盲人了。有些人，在他們面前任何真誠的話都帶有做作的腔調。也有些人是多年的相識，但在他們面前維克托感到自己特別孤獨。

為什麼會這樣？途中邂逅的旅伴，鄰鋪而眠的宿友，或者一次偶然爭論的參與者——只要有人在場，他就願意敞開心扉，不再感到孤獨。

他們在一起走著，說著話兒，維克托心想，現在，特別每天晚上在索科洛夫家聊天的時候，他可以一連幾個鐘頭不回想自己的研究了。以前這種情形從來不曾有過，以前他時時想著自己的研究，不論在電車上，在吃飯的時候，聽音樂或者早晨洗臉的時候。

也許，他鑽進的這個死衚衕太氣悶了，所以他下意識地要擺脫有關研究的一些想法……

「艾哈邁德·奧斯曼諾維奇，今天工作效率如何？」維克托問道。

卡里莫夫說：

「腦袋一點兒不聽使喚。一個勁兒地在想著老婆和女兒，有時覺得一切都會平安無事，會看到她們的，有時會出現一種預感，覺得她們都完了。」

「我瞭解您。」維克托說。

「我知道。」卡里莫夫說。

維克托心想：奇怪，他和這個人才認識了幾個星期，就想對他說說自己對妻子和女兒都不能說的話了。幾乎每天晚上都有一些人在索科洛夫家小小房間的飯桌上聚會，這些人在莫斯科未必都見過。

索科洛夫是一個才華出眾的人，說話文縐縐的，談起什麼都是長篇大論。很難相信，他出身伏爾加水手之家，會有這樣優雅斯文的談吐。他是一個善良而高尚的人，可是臉上的表情卻顯得狡猾又嚴酷。

索科洛夫還有一些地方很不像伏爾加的水手，比如，他滴酒不沾，怕穿堂風，因為怕傳染，一個勁兒地洗手，吃麵包還要把手指頭接觸到的那一部分麵包皮剝掉。

維克托在宣讀他的論文的時候，常常感到驚訝：一個人能這樣細緻、大膽地思考，這樣簡潔地表述和證明極其複雜和細微的原理，平常說話竟那樣冗長，那樣囉唆。維克托和許多在斯文的知識分子環境中長大的人一樣，言談之間倒是喜歡說一些粗話，如「他媽的」、「胡扯」，在和老院士談話時常常把愛爭吵的學者夫人叫做「冤鬼」或者「女魔」。

索科洛夫在戰前最不喜歡談政治。維克托一談到政治，索科洛夫就沉默下來，不再說話，或者故意換個話題。

他的性格中有一種奇怪的順從態度，對於集體化時期和一九三七年的許多殘酷的事沒有任何抱怨。他似乎認為國家的災禍是自然的災禍，是上天降下的災禍。維克托覺得，索科洛夫似乎信仰上帝，而且這種信仰表現在他的研究中，表現在他對當今世界的強者的順從中，表現在他與別人的個人關係中……

六十五

馬季亞羅夫說話平靜而從容，他不為那些後來被當做人民敵人和祖國叛徒槍斃了的師長和軍長們辯護，不為托洛茨基辯護，但是從他讚揚克里沃盧奇科和杜波夫的口氣，從他提到一九三七年被殺害的一些指揮官和政委的名字時不經意流露出的那種尊敬，可以感覺出來，他不相信圖哈切夫斯基、布柳赫爾、葉戈羅夫元帥、莫斯科軍區司令穆拉羅夫、二級集團軍司令列萬多夫斯基、加馬爾尼克、特賓科、布勃諾夫以及托洛茨基的第一副手斯克良斯基和溫什裡希特是人民的敵人，祖國的叛徒。

馬季亞羅夫談論這些大事，口氣之平靜與從容令人不可思議。要知道強大的國家機器篡改了歷史，按自己的要求重新發動騎兵，重新任命歷史事件的英雄，把真正的英雄抹去。國家有足夠的力量，可以使永遠無法改變的既成事實重演一番，可以重刻大理石，重鑄銅像，可以改變以往的發言，改變文獻紀錄片上的人的位置。

這真是全新的歷史。就連當年倖存下來的人，都要按新的方式考慮過去的生活，把自己從勇士變為懦夫，從革命者變為外國間諜。

聽到馬季亞羅夫的話，會覺得更為強大的邏輯，真理的邏輯，有朝一日必然會顯露它的本來面目。在戰前從來沒有這樣的談話。有一次他說：

「唉，所有這些人如果活到今天，都會奮不顧身地同法西斯作戰，決不吝惜自己的鮮血。真不該把他們殺掉……」

化學工程師弗拉基米爾·羅曼諾維奇·阿爾捷列夫是喀山本地人，是索科洛夫家的房東。阿爾捷列夫的妻子到傍晚時候才下班回家。兩個兒子都在前方。阿爾捷列夫在化工廠擔任車間主任。他穿著很不講究，沒有皮大衣和皮帽，為了保暖，棉祆外面罩上膠布披風，頭上戴一頂油糊糊、皺巴巴的圓帽，去上班的時候把圓帽緊緊扣到耳朵上。

每次他到索科洛夫家來，總是呵著凍得發僵發紅的手指頭，羞怯地對坐在桌邊的人笑著，維克托覺得，好像他不是房東，不是大工廠的大車間的主任，而是一個窮鄰居，是寄人籬下的。

就如這天晚上，鬍子拉碴、兩腮癟下去的阿爾捷列夫就站在門口，聽馬季亞羅夫在說話，看樣子他是怕踩得地板吱咯響。

瑪利亞在前往廚房的時候，走到他跟前，小聲對著他的耳朵說了兩句話。他嚇得直搖頭，看樣子，是瑪利亞請他吃飯。

馬季亞羅夫說：

「昨天，有一位上校，是在此地養病的，他對我說，在前線黨委會有人對他提出控告，他打了那個中尉一頓耳光。在國內戰爭時期可沒有這樣的事。」

「您自己說過，邵爾斯把革命軍事委員會的人狠狠打了一頓嘛。」維克托說。

「這是下屬打領導部門的人呀，」馬季亞羅夫說，「這是不同的。」

「在我們廠裡，」阿爾捷列夫說，「廠長對所有的工程技術人員都稱‘你’，可是如果你叫他‘舒爾約夫同志’，他就生氣，必須喊他‘廠長’。前幾天在車間裡有一位老技術員得罪了他，他又罵娘又嚷嚷，說：‘叫你幹什麼，你就幹什麼，要不然我叫你滾，你就得滾你媽的。’那位老人家已經七十二歲了。」

「工會不說話嗎？」索科洛夫問道。

「還說什麼工會，」馬季亞羅夫說，「工會號召做犧牲：戰前準備迎接戰爭，戰爭時期一切為了前方，等戰後工會又要號召消除戰爭後果。哪兒會關心老頭子的事？」

瑪利亞小聲問索科洛夫：

「是不是該用茶了？」

「是的，是的，」索科洛夫說，「給我們弄茶來。」

「她動作多麼輕悄呀。」維克托在心裡說，一面漫不經心地看著瑪利亞那瘦削的肩膀，看著她溜進半開著的廚房的門。

「唉，親愛的同志們，」馬季亞羅夫忽然說，「你們可知道，什麼是言論自由嗎？但願你們在戰後和平的早晨，開啟報紙，看不到歡呼的社論，看不到勞動者給偉大的斯大林的信，看不到煉鋼工人為慶祝最高蘇維埃選舉加班加點的報導和美國勞動者在悲慘、失業和窮困中迎接新年的報導，你們猜，在報紙上能看到什麼？看到各種各樣的資訊！你們能想象這樣的報紙嗎？能提供資訊的報紙！你們可以看到：庫爾斯克州歉收，對布特爾監獄的制度進行了檢查，對於開鑿白海至波羅的海的運河正在進行爭論，可以看到普通工人發表意見，反對發行新的公債。

「總而言之，你們可以知道國內發生的一切：知道豐收，也知道歉收；知道忘我勞動，也知道撬鎖盜竊；知道礦井產量，也知道礦井事故；知道莫洛托夫和馬林科夫的分歧；還會看到因為廠長侮辱七十歲的老技術員而引起罷工的報導；可以讀到丘吉爾和布呂姆的講演，而不是他們‘似乎聲稱’的那一些；可以讀到英國下議院辯論的報導；可以知道，昨天在莫斯科有多少人自殺，有多少被撞傷的人被送進外科醫院。

「可以知道為什麼沒有蕎麥米，而不是僅僅知道用飛機從塔什干往莫斯科運來了最早的草莓。如果要了解集體農莊每個勞動日分多少糧食，可以看報紙，不必問家裡的保姆，不必等到她的侄女從鄉下來莫斯科買糧食。是的，是的，儘管如此，蘇聯人還是蘇聯人。

「每個人都可以進書店，買書，依然做自己的蘇聯人，但是可以閱讀美國、英國、法國哲學家、歷史學家、經濟學家、政治評論家的作品。都可以自己分辨，他們哪些地方不對；每個人都可以不要保姆，隨意在街上行走。」

恰好在馬季亞羅夫結束自己的長篇大論的時候，瑪利亞端著茶具走了進來。索科洛夫忽然用拳頭在桌上一擂，說：

「算啦！我懇切地、堅決地要求不要再談這一類的事啦。」

瑪利亞半張著嘴，看著丈夫。茶具在她手裡叮噹響起來，看樣子，她的手發抖了。

「瞧，彼得·拉甫連季耶維奇取消了言論自由！言論自由只存在了一小會兒。好在瑪利亞·伊凡諾芙娜沒有聽到這些造反的話。」維克托說。

「我們的制度顯示了自己的優越性，」索科洛夫憤慨地說，「資產階級民主過時啦。」

「不錯，顯示倒是顯示了，」維克托說，「不過，芬蘭的過時的資產階級民主在一九四〇年與我們的集中制相遇，我們竟陷入十分尷尬的境地。我不崇拜資產階級民主，不過事實畢竟是事實。再說，老技術員的事究竟該怎樣解釋呢？」

維克托回頭看了看，看到正在聽他說話的瑪利亞凝視的眼睛。

「問題不在芬蘭，而在芬蘭的冬天。」索科洛夫說。

「哎，算啦，彼得。」馬季亞羅夫說。

「可以這樣說，」維克托說，「在戰爭期間，蘇維埃國家顯示了自己的優越性，也顯示了自己的弱點。」

「什麼樣的弱點？」索科洛夫問。

「比如說，有許多人，本來現在可以參加戰鬥的，卻被關起來了，」馬季亞羅夫說，「你們瞧，伏爾加河上打得多激烈呀。」

「不過，這和制度有什麼關係？」索科洛夫問道。

「怎麼沒有關係？」維克托說。「彼得，依您看，難道士官的遺孀一九三七年是自己槍斃自己的嗎？」

他又看到瑪利亞那凝神注視的眼睛。他心想，他在這場爭論中表現實在奇怪：馬季亞羅夫一批評國家，他就和他爭論；可是索科洛夫一反駁馬季亞羅夫，他又批評起索科洛夫。

索科洛夫有時喜歡嘲笑不高明的文章或文理不通的講話，但是一談到總的路線，就變得像石頭一樣堅硬。馬季亞羅夫則相反，從不掩飾自己的心情。

「你們認為，我們撤退是由於蘇維埃制度不完善，」索科洛夫說，「其實是德囯人給予我們國家的打擊太強烈，我們國家能經住這樣的打擊，恰恰清楚不過地顯示了我們的強大，而不是軟弱。你們看到巨人投下的影子，會說：瞧，好大的影子。但是你們忘記了巨人本身。要知道，我們的集中制是巨大的原動力的社會發動機，能夠產生種種奇蹟。已經產生了不少奇蹟。今後還會產生許多奇蹟。」

「如果國家不需要你，就會把你折騰夠，把你和你的思想、計劃和文章弄得一錢不值，」卡里莫夫說，「如果你的思想與國家利益相符，就會讓你坐上飛毯，青雲直上！」

「就是，就是，」阿爾捷列夫說，「我曾經被派到一處特別重要的國防工程去工作了一個月。斯大林親自過問各車間的生產，不時給主管人打電話。裝置是一流的。原料、零件、備件，要什麼有什麼。生活條件好極了。有浴室，煉乳每天早晨送到家。一輩子我還沒過過那樣的日子呢。生產上的供應好得不得了！主要是沒有什麼官僚主義。幹什麼事都不靠公文來往。」

「老實說，官僚主義的國家機構，就像童話裡的巨人一樣，都是人安排的。」卡里莫夫說。

「如果在國家的重要國防工程方面能這樣完善，那原則上就很清楚：可以在所有的工業中推行這樣的制度。」索科洛夫說。

「禁區！」馬季亞羅夫說。「這是完全不同的兩種原則，不是一種原則。斯大林興建的工程是國家需要的，而不是人民需要的。需要重工業的是國家，而不是人民。白海至波羅的運河對人民無益。一頭是國家需要，一頭是人民需要，二者永遠不能調和。」

「就是，就是，從這種禁區再往旁邊跨一步，就是胡鬧，」阿爾捷列夫說，「有時附近的喀山需要我們的產品，可是我們得按計劃把產品運往赤塔，然後再從赤塔運回喀山。我們需要裝配工，可是我們修建託兒所的貸款沒有花完，我們就要把裝配工送往託兒所做保育員。集中制真害死人！有的發明者向廠長建議，可以生產一千五百件零件，而不是原計劃的二百件，廠長把他攆走，因為廠長正在煞有介事地執行計劃，所以別多事。如果生產停頓，所缺的材料可以花三十盧布在市場上買到，那他寧可損失兩百萬，不肯冒險花三十盧布去買材料。」

阿爾捷列夫很快地拿眼睛掃了掃聽他說話的人，又很快地說起來，好像生怕別人不讓他說下去。

「工人收入很少，不過根據不同勞動，有所差別。一個售貨員的實際所得就相當於一個工程師的五倍。可是領導人、廠長、委員們就知道一點：完成計劃！不管你是否餓肚子，是否浮腫，計劃都要完成！我們原來的廠長是什馬特科夫，他常常在會議上喊叫：‘工廠比親孃更重要，你們就是脫三層皮，也要把計劃完成。誰要是不自覺，我要親自揭他三層皮。’後來忽然聽說，他要調到沃斯克列先斯克去了。我問他：‘廠長同志，生產計劃還沒有完成，您怎麼丟下工廠要走啦？’他毫不掩飾，坦率地回答說：‘噢，您要知道，我的孩子在莫斯科上大學，沃斯克列先斯克離莫斯科近些。再說，到那兒要分給我一套好房子，還有花園，我妻子身體不大好，需要新鮮空氣。’所以我感到很奇怪，為什麼國家要把工廠交給這樣的人，卻把工人、黨外的著名學者看得不值幾個錢。」

「原因十分簡單，」馬季亞羅夫說，「交給這些人的是比工廠和學校更重要的東西，交給他們的是制度的心臟，是最神聖的東西：產生蘇維埃官僚主義的權力。」

「我說的就是這話，」阿爾捷列夫不想把談話變成說笑話，繼續說，「我很愛自己的車間，從不愛惜自己。可是我的心不夠狠，不能從活人身上剝三層皮。剝自己的皮還可以，剝工人的皮就有些於心不忍。」

維克托繼續保持著他自己也不明不白的態度，但覺得有必要反駁一下馬季亞羅夫，雖然他覺得馬季亞羅夫說的話都很對。

「您的話有很大的毛病，」他說，「難道在今天，人民的利益和興建國防工業的國家的利益不相符，不是完全一致嗎？我認為，飛機、大炮、坦克是我們的子弟兵需要的，也就是我們每個人的需要。」

「這話完全對。」索科洛夫說。

六十六

瑪利亞開始給大家斟茶。大家談論起文學。

「咱們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忘記啦，」馬季亞羅夫說，「圖書館不願出借，出版社不願重印。」

「因為他是反動作家呀。」維克托說。

「這話很對，他不應該寫《群魔》。」索科洛夫附和說。

可是維克托馬上問道：

「您真的認為不應該寫《群魔》嗎？還不如說，不該寫《作家日記》呢。」

「天才作家不需要別人指教，」馬季亞羅夫說，「我們的思想體系容不得陀思妥耶夫斯基。馬雅可夫斯基就不同。難怪斯大林稱他為最優秀的、最有才華的作家。他的情感本身就是國家觀念。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呢，就連他的國家觀念本身也是人道主義。」

「如果這樣說，」索科洛夫說，「那麼，整個十九世紀的文學都不符合我們的思想體系。」

「可不能這樣說，」馬季亞羅夫說，「比如托爾斯泰，他把人民戰爭的思想詩化了，現在國家領導的就是人民的正義戰爭。正如剛才艾哈邁德·奧斯曼諾維奇說的，兩種思想相符合，就會乘飛毯直上雲端：托爾斯泰的作品又在廣播電臺廣播，又在晚會上朗誦，又出版，領導人又引用。」

「最順利的是契訶夫，過去的時代和我們的時代都承認他。」索科洛夫說。

「你這話可錯了！」馬季亞羅夫叫起來，並且拿手掌在桌子上一拍。「我們承認契訶夫，是由於沒有真正理解。就像承認在某種程度上師從他的左琴科一樣。」

「我真不懂，」索科洛夫說，「契訶夫是現實主義作家。我們反對的是頹廢派。」

「你不懂嗎？」馬季亞羅夫問道。「我可以給你解釋。」

「你們別糟踐契訶夫吧，」瑪利亞說，「他是我最喜歡的作家。」

「瑪利亞，你說的很對，」馬季亞羅夫說，「彼得·拉甫連季耶維奇，你要在頹廢派身上尋找人道主義嗎？」

索科洛夫很生氣地擺了擺手，表示不再睬他。

但是馬季亞羅夫也朝他擺了擺手，他認為最主要的是說出自己的想法，為此就必須讓索科洛夫找找頹廢派的人道主義。

「個人主義不是人道主義！您混淆了。完全混淆了。您以為頹廢派受到打擊了嗎？胡說。頹廢派對國家無害，只是沒有用處。我認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與頹廢主義沒有太大差別。大家都在爭論什麼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鏡子，這鏡子對於黨和政府提出的問題‘世界上誰最可愛、最好、最偉大？’回答說：‘你，你，黨，政府，國家，最好、最可愛。’頹廢派對這個問題回答說：‘我，我，我，頹廢派，最美、最可愛。’二者差別不太大，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強調國家的特別重要性，頹廢主義強調個人的特別重要性，方式不同，實質是一樣，都是陶醉於各自的特別重要性。完美無缺的國家，瞧不起與國家不一致的一切人。頹廢派的鑲了花邊的人，對一切其他的人都極其冷漠，只除了兩種人：一種是和他們高談闊論的人，一種是跟他們卿卿我我的人。從表面上看，個人主義、頹廢主義似乎都在為了人而鬥爭。從實質上說，根本沒有鬥爭。頹廢派不關心人，國家也不關心人。在這方面沒什麼不同。」

索科洛夫眯著眼睛在聽馬季亞羅夫說話，他感覺到馬季亞羅夫馬上就要說到根本不能說的東西，就打斷他的話，說：

「請問，這和契訶夫有什麼相干？」

「說的正是契訶夫。契訶夫和現在的一切就有很大的不同。契訶夫把沒有實現的俄國的民主擔在自己的肩上。契訶夫的道路就是俄國自由的道路。我們走的卻是另一條道路。你們數數看，他寫的人物有多少呀。也許只有巴爾扎克使這樣眾多的人物為社會所認識。而且也未必有這樣多！真是可觀：有醫生、工程師、律師、教員、教授、地主、小店老闆、工廠主、家庭女教師、僕人、大學生、大大小小的官吏、牲口販子、技工、媒婆、教會執事、僧侶、農民、工人、鞋匠、模特兒、管園子的、動物學家、客店老闆、獵人、漁夫、娼妓、尉官、士官、藝術家、廚娘、作家、管院子的、修女、士兵、產婆、薩哈林島的苦役犯人……」

「夠啦，夠啦。」索科洛夫叫道。

「夠啦？」馬季亞羅夫用故作威脅的口吻反問道。「不，不夠。契訶夫使我們認識了整個的俄羅斯、俄羅斯的各個階級、階層、各種年齡的人……但是不僅如此。他使我們認識了這平平常常的許多人，明白嗎，俄國的平常人！在他以前從沒有人這樣說，就連托爾斯泰也沒有說，可是他說：我們所有的人首先是人。明白嗎？首先是人，人，人！俄羅斯在他以前誰也沒有這樣說過。他說，最主要的是，人就是人，然後才是僧侶、俄羅斯人、小店老闆、韃靼人、工人。要明白，人的好與壞不是因為他是僧侶還是工人，是韃靼人還是烏克蘭人，人都是平等的，因為都是人。半個世紀之前，持有狹隘的黨派觀點的人認為契訶夫是停滯時代的代表。然而契訶夫卻是最偉大的旗幟的旗手，這面旗幟是在俄羅斯一千年的歷史中高高舉著的旗幟，是真正的、俄羅斯的、實實在在的民主的旗幟，明白嗎，是俄羅斯的人的尊嚴、俄羅斯的自由的旗幟。因為我們的人道主義總帶有宗派色彩，成了不可調和的，殘酷的。就連托爾斯泰宣傳不以暴力抗惡也受到批判，而其實，他不是從人出發，而是從上帝出發。他認為最重要的是主張善良的思想得到肯定，因為傳教的人總是急不可待地強迫人相信上帝，而在俄國為此不惜採取一切手段，刺傷，殺害，在所不顧。

「契訶夫說：讓上帝到一邊去吧，讓所謂偉大的先進思想到一邊去吧，首先是人，我們要善良，要關心人，不管什麼人，僧侶、莊稼漢、百萬鉅富的工廠主、薩哈林的苦役犯、飯店的跑堂；首先要尊重人，憐惜人，熱愛人，不這樣絕對不行。這就叫民主，這就是俄羅斯人民目前還沒有得到的民主。

「俄羅斯人一千年來什麼都看到了，看到了‘偉大’，也看到了‘超級偉大’，但有一樣東西沒看到，那就是民主。這也正是頹廢派與契訶夫的區別。國家憤恨頹廢派，會捶他們的後腦勺，會踢他們的屁股。可是國家卻不理解契訶夫思想的實質，所以容許他存在。民主在我們的事業中是沒有用場的，當然，這是指真正的、人道主義的民主。」

看樣子，索科洛夫很不喜歡馬季亞羅夫這一番十分尖銳的話。維克托看出這一點，便帶著自己也弄不清來由的滿意心情說：

「說得太好了，很對，很有道理。不過請多多原諒史克里亞賓，他好像也屬於頹廢派，可是我非常喜歡他的樂曲。」

瑪利亞正要把一碟子蜜餞放到他面前，他用手做了一個推讓的姿勢，並且說：

「不用，不用，謝謝，我不要。」

「這是黑醋栗。」她說。

他看了看她那棕色的、微黃的眼睛，問道：

「我對您說過我特別喜歡黑醋栗嗎？」

她一聲不響地點了點頭，含著笑意。她的牙齒不大整齊，嘴唇薄薄的，血色淡淡的。她那蒼白而多少有些灰色的臉因為帶笑，顯得可愛動人。

「如果不是鼻子一直髮紅的話，她倒是很漂亮，很好看。」維克托在心裡說。

卡里莫夫對馬季亞羅夫說：

「列昂尼德·謝爾蓋耶維奇，怎麼能把您對契訶夫的人道主義的頌揚和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讚美結合到一起呢？陀思妥耶夫斯基認為，在俄羅斯並不是所有的人都一樣。希特勒罵托爾斯泰是蠢豬，可是，據說，他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肖像掛在他的辦公室裡。我是少數民族，是韃靼人，出生在俄羅斯，這位俄羅斯作家仇恨波蘭人和猶太人，我不原諒他。雖然他是天才作家，我也不能原諒他。在沙皇俄羅斯我們流的鮮血、受的欺騙、遭的浩劫太多了。俄羅斯的偉大作家沒有權利中傷異族人，沒有權利蔑視波蘭人、韃靼人、猶太人、亞美尼亞人、楚瓦人。」

這位白頭髮、黑眼睛的韃靼人帶著氣憤而傲慢的蒙古人的冷笑口氣，對馬季亞羅夫說：

「您大概讀過托爾斯泰的《哈吉·穆拉特》吧？大概讀過《哥薩克》吧？大概讀過《高加索俘虜》吧？這些都是這位俄羅斯伯爵寫的。跟立陶宛人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一樣。韃靼人有生之日，都要為托爾斯泰祈禱上天。」

維克托看了看卡里莫夫，在心裡說：「原來你這樣，原來你這樣。」

「艾哈邁德·奧斯曼諾維奇，」索科洛夫說，「我非常尊重您對自己民族的感情。但是請原諒，我也因為我是俄羅斯人而感到自豪，請原諒，我喜歡托爾斯泰並不僅僅因為他寫韃靼人寫得很好。不知為什麼，我們俄羅斯人不能因為自己的民族而自豪，差點兒我們要成為黑色百人團了。」

卡里莫夫站起身來，臉上冒出一層汗珠，他說：

「我要對您說實話，真的。如果有實話可說，我為什麼要說假話。早在二十年代大批韃靼族的精英就被殺害了，文化界知名人士全被殺了，如果沒忘記這個，就應該想到為什麼《作家日記》會成為禁書。」

「不僅殺你們的人，也殺了我們的。」阿爾捷列夫說。

卡里莫夫說：

「消滅的不光是我們的人，還有我們的民族文化。現在韃靼的知識分子與那些人相比，等於白丁。」

「是的，是的，」馬季亞羅夫用嘲笑的口吻說，「那些人不僅創立了文化，而且創立了韃靼自己的內外政策。」

「你們現在有自己的國家了，」索科洛夫說，「有大學、中學、歌劇院、書籍、韃靼報紙，都是革命給予你們的。」

「是的，有國家歌劇院，也有國家。可是抓我們進監獄的也是……」

「不過，要知道，如果抓你們的是韃靼人，你們也不見得好過些。」馬季亞羅夫說。

「可是，如果根本沒有人抓，不是更好嗎？」瑪利亞問道。

「噢，瑪利亞，你想得太好啦。」馬季亞羅夫說。

他看了看錶，說：

「哎呀，時間不早啦。」

瑪利亞連忙說：

「列昂尼德，在我家睡吧。我給您支起活動床。」

有一次他對瑪利亞訴苦說，每當晚上回到家裡，一個人也沒有，走進空蕩蕩的黑屋子，感到自己特別孤單。

「好吧，」馬季亞羅夫說，「我沒意見。彼得·拉甫連季耶維奇，你不反對吧？」

「不反對，瞧你說的。」索科洛夫說。馬季亞羅夫又用開玩笑的口氣說：

「男主人說得一點熱情也沒有。」

大家一齊站起來，開始告別。索科洛夫出去送客人，瑪利亞壓低聲音對馬季亞羅夫說：

「真不錯，這一次彼得·拉甫連季耶維奇聽到這類的話沒有躲避。在莫斯科，只要一涉及這方面的事，他就閉上嘴巴，一句話也不說。」

她稱呼丈夫的名字和父稱「彼得·拉甫連季耶維奇」用的是特別親熱、特別尊敬的語調。她晚上常常為他謄寫論文，把他的手稿儲存起來，把他隨便寫的一些字用硬紙裱糊起來。她認為他是偉人，同時又覺得他是無用的孩子。

「我很喜歡那位維克托·施特魯姆，」馬季亞羅夫說，「我真不懂，為什麼有人認為他是叫人討厭的人。」

他又用開玩笑的口吻說：

「瑪利亞，我發現，他所有的話都是當著您的面說的，您在廚房裡忙活的時候，他捨不得運用他的口才。」

她臉朝門口站著，沒有作聲，就好像沒聽見馬季亞羅夫的話，過了一會兒才說：

「列昂尼德，您怎麼啦，我在他眼裡只是微不足道的女人。彼得認為他不厚道，認為他可笑、高傲，因此同事們很不喜歡他，有些人還怕他。可是我就不這樣看，我覺得他憨厚。」

「憨厚算不上，」馬季亞羅夫說，「他對什麼人都挖苦，什麼人的話他都不贊成。不過他的思想是活潑的，沒有僵化。」

「不，他很憨厚，最沒有城府。」

「但是，應當承認，」馬季亞羅夫說，「彼得就是現在也不說一句多餘的話。」

這時索科洛夫走了進來。他聽見了馬季亞羅夫的話。

「列昂尼德，我對你有一點要求，」他說，「求你不要教訓我，還有，求你在我在場的時候不要談諸如此類的事情。」

馬季亞羅夫說：

「你要知道，彼得，你也不要教訓我。我說的話我自己負責，你只管你自己的話好啦。」

看樣子，索科洛夫本想用很尖銳的話回答他，但是他忍住了，又從屋裡走了出去。

「好吧，也許我還是回家好些。」馬季亞羅夫說。

瑪利亞說：

「您太讓我難過了。您該知道他的心是善良的。他會難過得一夜都睡不好。」

她解釋說，彼得·拉甫連季耶維奇的心靈是受過創傷的，他經歷過許多事情，一九三七年被抓去受到嚴厲審訊，審訊以後在精神病院住了四個月。

馬季亞羅夫一面聽著，一面點頭，然後說：

「好吧，好吧，瑪利亞，我聽您的，不走了。」

忽然他又生起氣來，說：

「您這話當然有道理，不過，被抓過的不光是您的彼得。還記得，把我關在盧賓卡，關了十一個月嗎？在那段時間裡，彼得只給克拉娃打過一次電話。這是對親妹妹的態度嗎？還有，他還不準您給她打電話。克拉娃因為這事十分傷心……也許，他是很偉大的物理學家，不過他的心靈卻帶有奴性。」

瑪利亞拿手捂住臉，一聲不響地坐著。

「誰也不瞭解，不瞭解我因為這事兒有多麼難受。」她小聲說。

只有她知道，他多麼痛恨一九三七年的事以及普遍推行集體化時的慘無人道，只有她知道，他的心靈有多麼純潔。但也只有她知道，他的思想被束縛得多麼厲害，他對政府多麼順從，多麼俯首帖耳。

因此他在家裡非常任性，像老爺一樣，瑪利亞為他刷鞋子，天熱時為他擦汗，在別墅裡散步的時候用小樹枝兒為他趕蚊子。

維克托還是大學高年級學生的時候，有一次忽然對一位同班同學說：「真無法看下去，全是甜言蜜語，千篇一律。」他說著，把一張《真理報》扔到地上。

他剛剛說過這話，就害怕起來。他撿起報紙，抖了抖灰塵，非常可憐地笑了笑，很多年之後，他一想起那次低聲下氣的笑，就覺得臉上火辣辣的。

過了幾天，他又把一張《真理報》遞給那位同學，很帶勁兒地說：

「格里沙，你看看這社論，寫得真棒！」

那位同學接過報紙，用憐惜的口吻對他說：

「可憐的維克托膽子太小啦。你以為我會去彙報嗎？」

於是，維克托就在那時候發下誓言：要麼沉默，不說危險的話，要麼，說出來就不怕。可是他沒有守住自己的誓言。他常常失去謹慎，一衝動，就「亂說一氣」，一說出來，往往又失去勇氣，就想方設法撲滅自己燒起的火星。

一九三八年，在布哈林事件之後，他對克雷莫夫說：

「不管怎麼說，我是瞭解布哈林的，我同他交談過兩次：他聰明過人，和藹可親，妙語橫生，總而言之，是一個非常純潔、非常有魅力的人。」

可是他看到克雷莫夫那憂鬱的目光，就覺得不安起來，馬上又說：

「不過，鬼才知道，間諜，暗探，還有什麼純潔和魅力。簡直是卑鄙！」

接著他又激動起來，因為克雷莫夫仍然像剛才聽他說話時那樣，帶著憂鬱的神氣說：

「因為咱們是親戚，我可以告訴您：說布哈林是暗探，我無法理解，永遠無法理解。」

這時維克托忽然憤恨起自己，憤恨那種使人不能做人的力量，大聲叫道：

「天呀，我才不相信這種可怕的事！這些事是我一生中的噩夢。為什麼他們要承認，為什麼要承認呀？」

但是克雷莫夫不再說了，看樣子，他覺得已經說多了……

啊，坦率地說話，說真話，這其中有多麼神奇、光明磊落的力量呀！有些人因為說了幾句大膽的、沒有多加考慮的話，付出了多麼可怕的代價！

有好幾次，維克托夜裡躺在床上，仔細聽著大街上的汽車聲。柳德米拉光著腳走到窗前，撩開窗簾。她看一陣子，等一陣子，然後輕悄悄地(她以為維克托睡著了）回到床上躺下。第二天早晨，她問：

「你睡得怎樣？」

「謝謝，很好。你呢？」

「有點兒悶熱。我到視窗去過。」

「噢，噢。」

真不知如何表達夜晚這種無罪而又唯恐大禍臨頭的感覺。

「維克托，記住，你的話萬一有一句傳到那地方，你就完啦，我和孩子們也完啦。」

還有一天她說：

「我說不出很多道理，不過，看在上帝面上，你聽我的，對誰都不要說什麼。維克托，咱們生活在可怕的時代，你什麼也算不上。記住，維克托，什麼都別說，對誰都不要說……」

有時維克托面前會出現一個人的痛楚而困惑的眼神，這人是他從小就認識的，使人感到可怕的不是老朋友的話，而是那種欲言又止的神情，可怕的是，維克托不敢直截了當地問他：「他們傳訊你。你是間諜嗎？」

他有時想起自己的助手的臉，有一次他當著這位助手的面很輕率地開玩笑說，斯大林在牛頓之前很久就發明了萬有引力定律。

「您什麼也沒有說，我什麼也沒聽見。」年輕的助手爽快地說。

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要開這種玩笑？不管怎麼樣，開這種玩笑是愚蠢的，就好比隨便亂敲硝化甘油瓶。

啊，自由而爽快地說話的力量呀！這力量就表現在一下子說出來而不害怕。

不論維克托是否瞭解今日自由交談的悲慘結果，這些談話的參與者都是痛恨法西斯、害怕法西斯的……為什麼在戰爭已經打到伏爾加河上，他們都在經受著戰爭失敗的痛苦，戰爭失敗帶來可恨的法西斯奴役的時候，仍然沒有自由？

維克托一聲不響地同卡里莫夫在一起走著。

「很奇怪，」他忽然說，「看外國的描寫知識分子的小說，比如海明威的小說，他筆下的知識分子在談話的時候不停地喝酒。雞尾酒，威士忌，朗姆酒，白蘭地，然後又是雞尾酒，威士忌，各種牌子的白蘭地，俄羅斯知識分子的重要談話卻是在喝茶時進行的。民意派、民粹派和社會民主黨人的許多事都是靠一杯上等的清茶談成的，列寧同戰友們商討偉大的革命也是靠一杯清茶。不錯，聽說，斯大林倒是喜歡白蘭地。」

卡里莫夫說：

「是的，是的，是的。如今的談話也都是在喝茶的時候。您說得很對。」

「就是，就是。馬季亞羅夫真有頭腦！真夠大膽！他說的那一番叫人十分聽不慣的話太有意思了。」

卡里莫夫抓住維克托的胳膊。

「維克托，您是否發現，馬季亞羅夫有時把微不足道的事情說得過分嚴重？使我不放心的就是這一點。要知道，他在一九三七年被捕過，關了幾個月，又放出來了。那時候可沒有放過任何人。無緣無故是不會放的。明白嗎？」

「明白，明白，當然明白，」維克托慢悠悠地說，「他是不是拿話來引話？」

他們在拐彎處分了手，維克托朝自己家走去。

「去他媽的，隨他的便吧，」他想道，「真希望像人一樣說說話兒，不害怕，什麼都談，痛痛快快地談，不矯飾，不說假話，什麼都不在乎……」

幸虧像馬季亞羅夫這樣能獨立思考的人還有，還沒有完全滅絕。而且卡里莫夫在分手時對他說的一番話也沒有像往常一樣使他心裡發冷。

他心想，他又忘記對索科洛夫說說他收到的烏拉爾來信了。

他在黑沉沉、空蕩蕩的大街上走著。忽然出現了一點想法。他馬上毫無疑慮地認識到、感覺到這想法是對的。他發現了對於一些似乎不能解釋的核現象的新解釋，全新的解釋，天塹忽然變成通途。多麼簡單，多麼明瞭呀！這想法極其可親，極其可愛，似乎不是他想出的，而是自己隨便而輕盈地冒出來的，就像一朵水生的白花兒一下子從靜靜的湖水中冒了出來，他看到這美麗的花兒，不禁讚賞起來……

他忽然想：偏偏在他根本沒有想科學上的事，在他很感興趣的關於人生的爭論成為一個自由的人的爭論的時候，在他的話和交談者們的話受著苦澀的自由約束的時候，出現了這一想法，真是奇怪，真是意外。

六十七

當你第一次看到卡爾梅克草原的時候，當你坐在汽車上，焦慮不安，心事重重，眼睛漫不經心地看著一座座不高的山岡出現又消失，看著山岡緩緩地從地平線後面浮起來又緩緩地游到地平線後面的時候，這生長著一片片羽茅草的草原似乎顯得異常寒磣，異常苦悶……達林斯基覺得，似乎只是一座光禿禿的山岡在他面前一次又一次浮起來，只是一段道路彎來彎去，一次又一次鑽到汽車輪胎底下。草原上的騎馬人似乎也都是一個樣子，都是孤孤單單的，儘管騎馬人有的是沒有鬍子的年輕人，有的是白鬍子老頭兒，有的騎的是黃驃馬，有的騎的是青色的快馬……

汽車經過一個個村落和放牧點，擦過一座座小屋，小屋都有小小的窗戶，窗戶裡都有密密的天竺葵，就像生長在玻璃缸裡一樣，看樣子，如果把窗玻璃打碎，如水一般的空氣就會向周圍流淌開去，天竺葵就會幹死；汽車擦過一座座圓圓的、抹了黃泥的氈房，穿過一片片毫無生氣的羽茅草、一片片帶刺的駱駝草、一片片鹽土，擦過一頭頭用小腿踢得灰塵亂飛的綿羊、一堆堆在風中搖曳的野火……

從城裡驅車而來，輪胎裡充滿了帶著城市煙塵的空氣，這樣的人來到草原上，所看到的一切似乎一律是灰色的、寒磣的，一切都是單調的、一模一樣的……刺蓬，大薊，羽茅，菊苣，艾蒿……被漫長的時間巨輪壓平展了的一座座山岡散落在大平原上。卡爾梅克東南部的這片草原正在漸漸變成沙漠，沙漠向東擴充套件，從埃利斯塔向雅什庫，直到伏爾加河口和裡海岸邊……這片草原具有一個驚人的特點：天與地彼此相望時間太久，以至於變得分不出彼此了，就好比在一起過了一輩子的夫妻，到後來十分相像了。很難分清那一叢叢鋁灰色的羽茅是生長在寂寞的淡淡的草原藍天裡，還是草原泛起藍色的天光；有時旋起一陣輕輕的灰塵，就連天和地也分不清了。看著巴茨湖和巴爾曼扎湖那濃重的湖水，就覺得那是鹽鹼冒到了地面上；而看著那光禿禿的鹽鹼地，又覺得那不是土地，是湖水……

在十一月和十二月無雪的日子裡，卡爾梅克草原上的道路顯得很奇怪：依然是乾枯的灰綠色野草，大路上依然飛舞著灰塵，真不知道，這草原是太陽曬乾的，還是寒風吹乾的。

也許因此這兒常常出現海市蜃樓，這時候空氣和大地、水和鹽鹼地的界限模糊了。這種幻景讓旅途中飢渴的人遇見，由於想象的操縱和思想的動向再度幻化，灼熱的空氣會變成蔚藍色的、輪廓整齊的石頭，光禿的大地會像靜靜的湖水似的晃動起來，一片片的棕櫚樹一直鋪展到天邊，火辣辣的陽光和一團團灰塵混到一起，變成廟堂和宮殿的金燦燦的圓頂……人在疲憊的時刻自己也用天和地創造自己的理想世界。

汽車在大路上，在寂寞的草原上不停地賓士著，賓士著。

忽然之間，這空蕩蕩的草原世界以全新的、完全不同的姿態呈現在人的面前……

卡爾梅克草原！你是大自然最古老、最高明的創作，其中沒有一絲矯飾的美，沒有任何生硬突兀的線條，這兒樸素而悽愴的藍灰色調可以和雄偉而悲壯的秋日俄羅斯森林媲美，這兒緩緩起伏的崗巒比高加索的高山更動人心魄，這兒的小湖積滿了黑鬱郁的、寧靜的古老的水，似乎比所有的海洋更能表現水的實質。

一切都會過去，可是這暮靄中巨大的、鐵球般的、沉甸甸的太陽，這充滿野蒿苦味的風，不會被忘記。還有這草原，將不再貧瘠可憐，必將繁茂富饒……

到了春天，草原上生機盎然，到處是鬱金香，草原成了海洋，不過不是波濤怒吼，而是繁花似錦。兇惡的駱駝刺也披上綠裝，新生的尖刺還是柔軟的，還沒有變硬……

夏日的夜晚，在草原上可以看到銀河系像摩天大樓一樣聳立著：底部是藍色、白色巨石般的星群，頂部是直插蒼茫的宇宙穹頂的一個個球狀星團……

草原有一個特別了不起的特點。它永遠保持這一本色，從不改變：不論冬天或是夏天，不論在黎明時候，還是在黑沉沉的風雨交加或者月明星稀的夜晚，草原總是首先對人說著自由……草原總是讓失去自由的人想起自由。

達林斯基走出汽車，看著走上山岡的一個騎馬人。那人身穿長袍，腰上扎著繩子，騎在一匹長毛痩馬上，正回頭望著草原。那是一個老人，一張臉已經像石頭一樣僵硬了。

達林斯基向老人家呼喚了一聲，走到他跟前，把煙盒遞過去。老人家很快地在馬上轉過整個身子，那動作中既有年輕人的靈活，又有老年人的沉著，他打量了一下拿著煙盒的手，然後打量達林斯基的臉，然後打量他腰上的手槍、他那中校級的三道槓槓、他的漂亮的皮靴。然後伸出細細的褐色手指頭，那指頭又細又小，簡直可以叫做小孩子手指頭，他拿了一支菸，在空中轉悠了一下。

這位卡爾梅克老漢那一張顴骨很高的、像石頭一樣僵硬的臉一下子全變了，縱橫交錯的皺紋裡露出兩隻善良而精明的眼睛。這一雙栗色的老眼流露出來的目光同時帶有試探和信任的神氣，看樣子，這目光中包含著某種很好的東西。達林斯基不由得快活起來，高興起來。老漢的馬在達林斯基走近時不友好地豎起耳朵，這時也放下心來，好奇地側過一隻耳朵，後來又側過另一隻，隨後那大牙齒的嘴巴和圓圓的大眼睛露出了笑意。

「謝謝。」老人家用細細的嗓門兒說。

他拿手掌在達林斯基的肩膀上撫摩了一會兒，說：

「我有兩個兒子，都在騎兵師裡，一個已經犧牲了，是大兒子。」

他用手比了比，表示大兒子比馬頭還高。

「另一個兒子，就是小兒子，」他用手比著比馬頭低些的地方，「是機槍手，得了三個勳章啦。」

接著他又問：

「你家裡還有人嗎？」

「我母親還活著，父親已經死了。」

「唉，真可惜呀。」老人家搖了搖頭。達林斯基心想，老人家難過不是出於禮貌，而是聽到這位請他抽菸的俄羅斯中校死了父親，實心實意地表示同情。

後來老人家忽然吆喝一聲，大大咧咧地揚了揚手，那馬就極其敏捷、極其輕盈地衝下山岡。

這騎馬的老人家賓士在草原上，想著什麼呢：是想著兒子，還是想著仍然待在破舊汽車旁邊的俄羅斯中校死了父親的事？

達林斯基注視著騎馬飛馳的老人家，覺得太陽穴裡不是血在衝打，而是有話要向外衝：「自由……自由……自由……」

他心裡不由得充滿了對那位卡爾梅克老人家的羨慕。

六十八

達林斯基是奉命長期出差，從方面軍司令部到位於左翼邊緣的集團軍去。方面軍司令部的人都認為到這個集團軍裡去是一項特別苦的差事，最可怕的是缺水，駐地條件差，供應差，距離又遠，路又難走。這一部分軍隊孤零零地駐紮在裡海與卡爾梅克草原之間的沙漠裡，方面軍司令部不瞭解他們的實際情況，所以把達林斯基派往該地區，交給他許多工。

達林斯基在草原上走了幾百公里之後，覺得煩悶起來。這兒誰也不考慮進攻，被德國人趕到了天邊的這支部隊似乎已到了絕境……不久前司令部日日夜夜的緊張情形、對於近期發動進攻的揣測、後備兵力的調動，來來往往的密碼電報、司令部通訊中心晝夜不停的工作、北方開來的汽車隊和坦克隊……是不是夢中的事？

達林斯基聽著炮兵指揮員和其他兵種指揮員們灰心喪氣的話，看著技術裝備情況的資料，視察著各炮兵營和炮兵連，望著士兵和指揮員們無精打采的臉，望著人們慢慢地、懶洋洋地在草原灰塵中移動，漸漸染上此地的寂寞與煩悶。他心想，這下俄羅斯到駱駝生活的草原上來了，來到荒蕪的沙丘上，疲憊無力地躺倒在貧瘠的土地上，再也爬不起來，站不起來了。

達林斯基來到集團軍司令部，來見高階領導人。

在寬敞而幽暗的房間裡，有一個圓臉、禿頂、身穿沒有領章的軍便服的小夥子正在同兩個穿軍裝的女人打牌。這位中校走進來，小夥子和兩個戴尉官領章的女人沒有放下手裡的牌，只是漫不經心地打量了他一眼，依然很帶勁兒地喊著：

「不要王牌？j也不要？」

達林斯基等到一局結束，這才問道：

「集團軍司令員住在這兒嗎？」

其中一個年輕女人回答說：

「他到右翼去了，到傍晚才回來。」

她用老練的軍事工作人員的目光打量了一下達林斯基，就問道：

「中校同志，您大概是方面軍司令部來的吧？」

「是的。」達林斯基回答過，又輕輕使了個眼色，問：「那麼，請問，我可以見見軍委委員嗎？」

「他和司令員一塊兒出去了，傍晚才回來。」另一個女人回答過，又問：「您是從炮兵司令部來的吧？」

「是的。」達林斯基回答說。

達林斯基覺得回答有關司令員情況的第一個女人特別漂亮，雖然看樣子她比回答有關軍委委員情況的那個女人大得多。這樣的女人有時顯得非常漂亮，有時候，比如偶然一轉頭，卻顯得憔悴，衰老，不好看。這個女人就是這種型別的。她的鼻子很端正，很秀氣，眼睛藍藍的，很不和善，說明這個女人知道別人以及自己的準確分量。

她的臉顯得非常年輕，看起來她頂多二十五歲，可是隻要一皺眉頭，沉思起來，嘴角上就露出皺紋，下巴底下的皮膚也耷拉下來，看起來就至少有四十五歲了。不過那一雙穿著尺寸合適的鞣革皮靴的腳，實在好看。

這些情形要說是得說好一陣子的，可是達林斯基那老練的眼睛一眼就看清楚了。

另一個女人是年輕的，但是已經發胖了，身體很肥大。她的一切分別看來都不怎麼美：頭髮稀稀的，顴骨很寬大，眼睛顏色藍不藍、棕不棕；但她卻顯得很年輕、很有風韻，即使瞎子來到她跟前，也會感覺到她那嫻雅的風韻。

這一點達林斯基也是在轉瞬間看出來的。

不但如此，他還以某種方式在這一瞬間掂量了回答有關司令員情況的第一個女子和回答有關軍委委員情況的第二個女子的分量，並且做出那樣一種沒有實際意義的選擇，男人看到女人時差不多總要做這種選擇的。達林斯基一直在操心怎樣才能找到司令員，司令員是不是給他提供應有的條件，在哪兒吃飯，在哪兒睡覺，到右翼邊緣的師裡去的路是不是很遠，路是不是難走，這時候他還漫不經心、同時也不是那麼漫不經心地考慮了一番：「就這個女的吧！」

這麼一來，他就沒有馬上去找集團軍參謀長取所需要的材料，而是坐下來玩牌了。

在玩牌的時候（他是那位藍眼睛女子的配手）弄清了許多事情：他的配手叫阿拉·謝爾蓋耶芙娜，另一位年輕些的女子在司令部醫療站工作，沒戴領帶的圓臉小夥子名叫沃洛佳，看樣子，和司令部的什麼人有親戚關係，所以在軍委會食堂做炊事員。

達林斯基馬上就覺察到阿拉·謝爾蓋耶芙娜是有權勢的，這是從進來的一些人對待她的態度上看出來的。看樣子，集團軍司令員是她的合法丈夫，不過，達林斯基開頭以為他們是恩愛夫妻，實際上卻根本不是這樣。

起初他弄不清楚，為什麼沃洛佳對她的態度那樣隨便。但是後來達林斯基恍然大悟，一下子猜出來：大概，沃洛佳是司令員前妻的弟弟。當然，還不完全清楚，司令員的前妻是否還活著，是不是辦理過離婚手續。

年輕的女子克拉芙季婭顯然同軍委委員不是合法夫妻。阿拉·謝爾蓋耶芙娜在對她說話的時候微微流露出傲慢和寬容的語氣，那意思似乎是：「當然啦，咱們在一塊兒打牌，彼此以‘你’相稱，不過，咱們是在參加戰爭，還得注意一點兒影響。」

但是克拉芙季婭在阿拉·謝爾蓋耶芙娜面前也有某種優越感。達林斯基覺得她的優越感大概是這樣：雖然我不是合法夫人，而是戰時情侶，但我對我的軍委委員是忠實的，你雖然是合法夫人，可是你的一些事情我們都知道。你要是敢叫我「破鞋」，那就試試看……

沃洛佳很喜歡克拉芙季婭，他毫不掩飾這一點。他對她的態度大概可以這樣來表達：我的愛情是沒有希望的，我這個炊事員怎麼能跟軍委委員比高低……不過，雖然我是炊事員，我是真心誠意愛你的，你自己也能感覺出來；只要能得到你的青睞就行，至於軍委委員為什麼愛你，我才不管呢。

達林斯基打牌技術很不高明，阿拉·謝爾蓋耶芙娜很注意照顧他。她很喜歡這位瘦瘦的中校：他常常說「謝謝您」，在分牌的時候他們的手碰到了，他還慢條斯理地說「對不起」；如果沃洛佳用手指揩鼻涕，然後又用手帕擦手的話，他總要帶著發愁的神氣看看沃洛佳；別人說俏皮話，他都很有禮貌地笑一笑，他說起俏皮話都要使人捧腹。

聽了達林斯基說的一個笑話之後，她說：

「真的，我一下子沒有聽懂。在這草原上過了這麼久，腦子變鈍啦。」

她說這話說得很低，好像是要讓他明白，或者讓他感覺到，他們可以單獨談談，談談只有他們兩人能談的話，那種使人心跳的話，那種特別的、頂頂重要的男人和女人的話。

達林斯基還是常常出錯牌，她就給他糾正，而這時候他們玩起另一種牌戲，在這種牌戲中達林斯基就不出錯牌了，因為他精於此道……雖然在他們之間，除了說「把小黑桃打出來嘛」、「墊上嘛，墊上嘛，別怕，別捨不得王牌」之類的話以外，什麼都沒有說，但是她已經瞭解和看中了他的許多動人之處：又溫柔，又剛強，又謹慎，又勇猛，又靦腆……阿拉·謝爾蓋耶芙娜所以能感覺到這一切，是因為她暗暗在達林斯基身上觀察出這些特點，還因為他很成功地向她顯示了這些特點。她也很巧妙地向他顯示，她懂得了他的目光，懂得他為什麼注視她的笑容、她的手的動作、她的肩膀聳動、她那漂亮的華達呢軍便服裡面的胸脯、她的腳、她那修得很好看的指甲。他覺得，她的聲音拖長得有點兒過分，有點兒不自然，她的笑也比一般的笑時間要長些，為的是讓他注意她的清脆的聲音、她那雪白的牙齒和腮上的兩個酒渦兒……

達林斯基因為忽然出現這樣的感情，心中很激動，很不平靜。他對這種感情從來不覺得習以為常，每一次都像第一次有這種感情一樣。他對待女人的豐富經驗沒有變為習慣，經驗是一回事，迷戀是另一回事。正是這一點說明他是真正的好色男子，不是假的。

結果，這一夜他留在集團軍指揮所裡。

第二天早晨，他去找參謀長。參謀長是一位寡言少語的上校，既沒有問他斯大林格勒方面的情況，也沒有打聽前線的訊息和斯大林格勒西北方的戰況。交談過之後，達林斯基就知道，這位上校參謀長未必能向他提供足夠的有關情況，就請他在自己的委派書上簽字，決定下連隊去。

他坐上汽車的時候，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覺得兩手和兩腳空空的、輕飄飄的，什麼念頭、什麼希求都沒有，覺得十分滿足而又十分空虛……似乎周圍的一切，似乎昨天他還很喜歡的天空、野蒿和草原山岡已經變得索然無味，不值得一看了。也不想跟司機說話或開玩笑。就連思念親人，回憶他一向熱愛和尊敬的母親，也變得乏味、冷淡了……想到沙漠裡的戰鬥、俄羅斯邊遠地區的戰鬥，也不激動了，他感到無精打采。

達林斯基不時地吐一口唾沫，搖搖頭，帶著一種困惑而奇怪的口吻說：「這娘們兒……」

這時他腦子裡出現了後悔的想法，心想，幹這種風流事兒不會有好結果的，又想起過去不知是在庫普林的小說裡還是在一本翻譯小說裡看到的話，說是愛情像煤炭，燒起來的時候，熱得灼人，冷下來的時候，可以把人弄髒……他甚至很想哭一場，其實不是想哭，是想訴訴苦衷，對什麼人說說，他幹這事兒是身不由己，是命運讓他這個可憐的中校這樣對待愛情……後來他睡著了；等他醒來，忽然想道：「如果我不被打死的話，回來的路上一定還要去找阿拉。」

六十九

葉爾紹夫少校下工回來，在莫斯托夫斯科伊床鋪前站下來，說：

「那個美國人聽到廣播，咱們在斯大林格勒英勇抵抗，粉碎了德國人的算盤。」

他皺了皺眉頭，又說：

「還有莫斯科方面來的訊息，說是解散了共產國際，不知是不是。」

「您怎麼，瘋啦？」莫斯托夫斯科伊注視著葉爾紹夫那聰明的、像寒冷而有點兒渾濁的秋水似的眼睛，問道。

「也許，那個美國人聽錯了。」葉爾紹夫說過這話，就用指甲撓起胸膛。「也許正相反，是共產國際擴大了。」

莫斯托夫斯科伊一生中認識不少這樣的人，這些人就像電話機的膜片，能靈敏地反映全社會的理想、感情、見解。似乎俄羅斯從來沒有一件大事是這些人不瞭解的。葉爾紹夫便是反映集中營公眾思想與見解的這樣一個表達者。但是他說的解散共產國際的訊息，營裡這位有影響的人物卻絲毫不感興趣。

主管過大兵團政治思想教育的旅級政委奧西波夫，對這個訊息也漠然視之。奧西波夫說：

「古澤將軍對我說：政委同志，由於您的國際主義教育，大家都潰逃啦，應該是用愛國主義精神，用俄羅斯精神教育人民。」

「怎麼，還要為了上帝、沙皇、祖國嗎？」莫斯托夫斯科伊冷笑道。

「這都是小事，」奧西波夫神經質地打著呵欠說，「這會兒問題不在於正統思想，而是德國人要活剝我們的皮，莫斯托夫斯科伊同志，親愛的老人家。」

被蘇聯人叫做安得留沙的那個睡在第三層鋪上的西班牙士兵，用英文把「斯大林格勒」寫在一塊小小的木板上，夜裡看著這木板上的字，到早晨就把木板翻過來，不讓搜查棚屋的人看到這上面的字。

基裡洛夫少校對莫斯托夫斯科伊說：

「以前不趕著我去幹活兒的時候，我天天躺在床鋪上閒待著。現在我又為自己洗衣服，又嚼松木片治壞血病。」

受懲罰的黨衛軍分子諢稱「快樂的小夥子」（他們在上工的時候總是唱著歌兒)，他們找蘇聯俘虜的碴兒找得更厲害了。看不見的聯絡把集中營棚屋裡的人和伏爾加河上的城市連線在一起。

可是大家都覺得共產國際是不起作用的。就在這時候，流亡者切爾涅佐夫第一次走到莫斯托夫斯科伊跟前。

他用手捂著空空的眼窩，談起美國人偷聽到的廣播。

莫斯托夫斯科伊高興起來，他太需要談談這個問題了。

「總而言之，這訊息很不可靠，」莫斯托夫斯科伊說，「胡說八道，胡說八道。」

切爾涅佐夫揚起眉毛，這空眼窩上揚起的眉毛顯得很不好看，露出困惑和神經衰弱的神氣。

「為什麼？」獨眼睛的孟什維克問。「為什麼不可靠？布林什維克先生們創立了第三國際，也是布林什維克先生們創立了在一個國家實行所謂社會主義的理論。這種統一實際上是胡鬧。好比油炸冰塊……蓋奧爾基·瓦連季諾維奇在他晚年的一篇文章中寫道：‘社會主義只有成為世界體系，成為國際體系，才能存在，否則根本不能存在。’」

「是所謂的社會主義嗎？」莫斯托夫斯科伊問道。

「是的，是的，所謂的社會主義。蘇聯的社會主義。」

切爾涅佐夫笑了笑，並看到莫斯托夫斯科伊也笑了笑。他們相視而笑，是因為他們從不友好的話裡，從嘲笑而帶有敵意的語調中看到了自己的過去。

好像挖開了幾十年的沉積層，他們年輕時互相廝殺的利刃露了出來。這次在法西斯集中營裡的相會，不僅使他們想起多年的仇恨，也想起青年時代。

這個在集中營裡的人，這個敵對分子和異己分子，也熟悉和熱愛莫斯托夫斯科伊年輕時熟悉和熱愛的東西。是他，而不是奧西波夫，不是葉爾紹夫，還記得第一次黨代會期間的許多故事，記得只有他們兩個人依然很感興趣的一些人的名字。他們都很激動地回憶起馬克思和巴枯寧的關係，回憶起列寧和普列漢諾夫說的有關溫和的火星派和強硬的火星派的話。回憶起已經老眼昏花的恩格斯對待前去見他的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年輕人多麼親熱，回憶起在蘇黎世的柳博奇卡·阿克雪裡羅德有多麼壞！

獨眼的孟什維克覺得自己的所感也正是莫斯托夫斯科伊所感，就苦笑著說：

「很多作家寫年輕時代朋友們見面，寫得很動人，可是，年輕時代的敵人，像您和我這樣經過風風雨雨的白了頭髮的老傢伙，見了面又怎樣呢？」

莫斯托夫斯科伊看到切爾涅佐夫的腮上掛著淚水。他們都明白，集中營裡的死神能夠把多年生活中的一切，把正確、錯誤、敵視很快地抹平和掩埋。

「是啊，」莫斯托夫斯科伊說，「在漫長的一生中一直跟你作對的人，也不由自主地成為你的生活的參與者了。」

「真奇怪，」切爾涅佐夫說，「在這狼窩裡會這樣見面。」他忽然又說：「多麼奇怪的字眼：小麥，大麥，晴天雨……」

「啊，也是這集中營太可怕了，」莫斯托夫斯科伊笑著說，「與集中營相比，一切都好像很好，就連見到孟什維克也不覺得怎樣了。」

切爾涅佐夫傷感地點點頭。

「是呀，確實，夠您受的。」

「法西斯主義呀，」莫斯托夫斯科伊說，「法西斯主義！這樣慘無人道，我真無法想象！」

「您還有什麼驚奇的，」切爾涅佐夫說，「您對恐怖手段早應該不覺得稀奇了。」就像一陣風吹跑了他們之間的傷感氣氛和友好氣氛。他們毫不客氣地、惡言惡語地爭論起來。

切爾涅佐夫的攻擊之所以可怕，因為他說的不完全是無中生有。切爾涅佐夫把蘇聯建設過程出現的殘酷現象和個別錯誤看作根本的規律性。他直截了當地對莫斯托夫斯科伊說：

「當然，你們都滿足於一種看法，認為一九三七年的事是過火了，集體化期間是勝利衝昏頭腦，你們敬愛的偉大領袖有點兒殘酷和獨斷獨行。然而實質正相反：正如你們常說的，斯大林是今天的列寧。你們總覺得，農村的貧窮和工人的無權是暫時的現象，是發展中的困難。你們這些真正的富農和壟斷者，買農民的小麥，五戈比一公斤，再賣給農民，每公斤卻賣一盧布，這就是你們的建設的基本原則。」

「就連你們孟什維克，你們這些流亡者都說了：斯大林是今天的列寧，」莫斯托夫斯科伊說，「那我們，也是從普加喬夫到拉辛的歷代俄羅斯革命者的繼承人。拉辛、杜勃羅留波夫、赫爾岑的繼承人不是孟什維克，不是逃亡國外的叛徒，而是斯大林。」

「是的，是的，是繼承人！」切爾涅佐夫說。「您知道，在俄國立憲會議自由選舉意味著什麼嗎？是在上千年奴化統治的國家裡呀！一千年來，俄羅斯只自由了半年多點兒。我每次想到一九三七年的事，就想起另一項遺產，您該記得第三廳長官蘇傑伊金上校，他串通傑加耶夫，佯裝發動叛亂和平息叛亂，恐嚇沙皇，想用這種辦法把政權抓到手裡。您認為斯大林是赫爾岑的繼承者嗎？」

「您怎麼，真的那麼糊塗嗎？」莫斯托夫斯科伊問。「您怎麼，當真認為不過是蘇傑伊金嗎？那麼，偉大的社會變革，沒收剝削者的財產，沒收資本家的工廠，沒收地主的土地，您沒看到嗎？這是繼承誰的一套，是繼承蘇傑伊金那一套嗎？還有普遍提高文化，還有重工業呢？還有最下等的人，還有工人和農民參與各項社會活動呢？這怎麼，都是繼承蘇傑伊金的一套嗎？您真可憐。」

「我知道，知道，」切爾涅佐夫說，「事實不容辯駁，但可以作各種解釋。你們的元帥、作家、科學家、藝術家、人民委員都不聽命於無產階級。他們聽命於國家。至於那些在車間和田野裡幹活兒的人，我想，就連您也未必把他們看作當家做主的人。他們又能當什麼家，做什麼主呀！」

他忽然俯身朝著莫斯托夫斯科伊，說：

「順便說一句，在所有你們的人當中，我只看得起斯大林。斯大林是你們的泥瓦匠，你們卻都怕幹髒活兒！斯大林就知道：社會主義要想在單獨取得勝利的一個國家裡站得住腳，就要靠鐵的恐怖手段，靠集中營，靠中世紀對待異端邪說的辦法。」

莫斯托夫斯科伊對切爾涅佐夫說：

「先生，這些無恥讕言我們全聽說過。不過，我應該坦率地對您說，您說這些話，說得特別無恥罷了。只有一種人，從小就生活在你家裡那種地方，後來又被趕出去的人，才會這樣誣衊、這樣誹謗。您可知道，這是什麼人？……是奴才！」

他直直地看了看切爾涅佐夫，又說：

「說實在的，開頭我真想共同回憶一下我們在一八九八年的團結，而不是一九〇三年的分裂。」

「想聊聊還沒有把奴僕從家裡趕出去那時候嗎？」

可是莫斯托夫斯科伊當真火了。

「是的，是的，正是這樣！被趕出去的、逃走的奴才！戴白手套的奴才！我們不掩飾，我們不戴手套。我們的手沾滿鮮血，我們弄髒了手！這有什麼！我們參加工人運動就沒有戴普列漢諾夫的手套。你們戴著奴才手套又怎樣？你們因為在《社會主義導報》上發表的文章得到幾個賞錢？這兒集中營的英國人、法國人、波蘭人、挪威人、荷蘭人都相信我們！拯救世界靠我們的手！靠紅軍的力量！紅軍是自由的軍隊！」

「是這樣嗎？」切爾涅佐夫插話說。「一直是自由的嗎？」

莫斯托夫斯科伊把兩手舉到切爾涅佐夫面前，說：

「您瞧瞧這手，沒有戴奴才的手套！」

切爾涅佐夫朝他點點頭，說：

「記得憲兵上校斯特列里尼科夫嗎？他幹什麼也不戴手套：他就乾脆代替被他打得半死的革命者寫偽造的坦白認罪書。你們一九三七年的事為了什麼？是為了準備同希特勒作戰嗎？這是斯特列里尼科夫還是馬克思教導你們的？」

「您這些臭不可聞的話絲毫不使我覺得奇怪，」莫斯托夫斯科伊說，「您是不會說別的話的。您可知道，我確實感到奇怪的是什麼？希特勒為什麼把您關在集中營裡？關您幹什麼？希特勒恨我們恨得要命。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希特勒幹嗎要把您和您這類的人關在集中營裡呀？！」

切爾涅佐夫笑了笑，他的臉又變得像開始談話時那樣子。

「這不是，關進來啦，」他說，「而且還不放呢。您給我說說情吧，也許會把我放了。」

但是莫斯托夫斯科伊不想開玩笑。

「您對我們這樣仇恨，就不應該蹲在希特勒的集中營裡。而且不光是您，還有這樣的人。」他指了指朝他走來的伊康尼科夫。

伊康尼科夫的臉上和手上沾滿了泥漿。

他遞給莫斯托夫斯科伊幾張寫滿了字的骯髒的紙，說：

「看看吧，也許，明天就要死了。」

莫斯托夫斯科伊把幾張紙塞到墊褥底下，氣憤地說：

「我是要看看，怎麼您要離開這個世界了？」

「您可知道，我聽到了什麼？咱們挖的基坑，是為了建造毒氣工廠。今天已經開始澆灌混凝土地基了。」

「聽說有這事兒，」切爾涅佐夫說，「過去還鋪過寬軌。」

他回頭看了看。莫斯托夫斯科伊心想，切爾涅佐夫關心的，是下工回來的人看到他和一個老布林什維克談得多麼隨便。他大概因為這一點就要在義大利人、挪威人、西班牙人、英國人面前誇耀了。尤其要在蘇聯戰俘面前誇耀。

「這活兒咱們還繼續幹嗎？」伊康尼科夫問道。「還參與制造恐怖嗎？」

切爾涅佐夫聳聳肩膀，說：

「您以為咱們這是在英國嗎？這八千人要是罷工，在一個鐘頭之內就會全部被殺害。」

「不，不能幹，」伊康尼科夫說，「我不幹，不幹。」

「如果不幹，轉眼工夫就把您打死。」莫斯托夫斯科伊說。

「是的，」切爾涅佐夫說，「您可以相信這話，這位同志知道，在沒有民主的國家裡號召罷工，意味著什麼。」

他和莫斯托夫斯科伊爭論了一陣子，心緒很亂。他在巴黎自己家裡說過多少次的一些話，現在在這希特勒的集中營裡說出來，自己覺得很不實際，毫無意義。他聽集中營囚犯們談話，常常聽到「斯大林格勒」這個詞兒，不管是否合他的心意，現在斯大林格勒是和世界的命運連線在一起了。

一個年輕的英國人向他做了一個勝利的手勢，說：

「感謝你們，斯大林格勒擋住了狂飆的颶風。」

切爾涅佐夫聽到這話，感到很幸福、很激動。他對莫斯托夫斯伊科說：

「您該知道，海涅說過，只有傻瓜才把自己的弱點暴露給敵人。不過，好吧，我就做做傻瓜，您說得很對，我很清楚你們的軍隊所進行的鬥爭的偉大意義。一個俄國社會黨人理解這一點是極難極難的，一旦理解了，又高興，又自豪，同時又難過，又痛恨你們。」

他看著莫斯托夫斯科伊。莫斯托夫斯科伊覺得他那一隻正常的眼睛也充滿了血。

「不過，難道您就是在這裡也沒有親身體驗到，人沒有民主和自由不能生活嗎？您在家裡忘記了這一點吧？」切爾涅佐夫問道。

莫斯托夫斯科伊皺起眉頭。

「算啦，別再歇斯底里了。」

他回頭看了看。切爾涅佐夫心想，莫斯托夫斯科伊是在擔心，下工回來的人會不會看到流亡的孟什維克和他談得多麼隨便。他大概因為這一點在外國人面前覺得不好意思了。尤其在蘇聯戰俘面前覺得不好意思。

他那血紅的空眼窩直直地盯著莫斯托夫斯科伊。

伊康尼科夫拉了拉從二層鋪上垂下來的神甫的腳，用蹩腳的法語、德語和義大利語夾雜在一起問道：

「咱們在建毒氣工廠了。神甫，我該怎麼辦？」

加爾季神甫用煤球似的眼睛打量著大家的臉。

「大家都在那兒幹。我也在那兒幹，」他慢慢地說，「我們是奴僕。上帝會饒恕我們的。」

「這是他的職業。」莫斯托夫斯科伊補充說。

「但這不是您的職業。」加爾季用責備的口氣說。

伊康尼科夫馬上接著說：

「是啊，是啊，米哈伊爾·西多羅維奇，從你們的觀點來看，也是這樣，不過我不想寬恕自己的罪過。不能說全怪那些強迫你乾的人，你是奴隸，你沒有罪，因為你不自由。我是自由的！我建造毒氣工廠，我就對不起將來被毒氣毒死的人。我可以說‘不幹’！如果我有膽量不怕槍殺的話，有什麼力量能強迫我幹？我要說‘不幹’！我不幹，我就是不幹！」

加爾季的手捱到伊康尼科夫的白頭。

「把您的手給我。」他說。

「好啦，現在牧師就要開導因為驕傲而迷途的羔羊了。」切爾涅佐夫說。

莫斯托夫斯科伊聽到他這話，也不由得懷著同感點了點頭。

但是加爾季沒有開導伊康尼科夫，他把伊康尼科夫那骯髒的手拉到嘴唇邊，吻了吻。

七十

第二天，切爾涅佐夫和紅軍戰士巴甫柳科夫聊天，巴甫柳科夫是他結識的少數蘇聯人之一，現在在醫務所做衛生員。巴甫柳科夫對切爾涅佐夫訴說，很快就要把他從醫務所趕出去，叫他去挖基坑了。

「這都是黨員們搞的，」他說，「他們看不慣我佔著一個好位置，認為我是行過賄的。他們當清潔工，廚房、盥洗間裡到處都安排他們的自己人。老大爺，您該記得和平時期的情況吧？區委都是自己人，工會也都是自己人。不是嗎？在這兒他們也搞自己的一套班子，廚房裡都是自己的，好東西給自己人吃。他們供養老布林什維克，像在療養院裡一樣，可是您，就像狗一樣，沒人理睬，誰也不朝您看一眼。難道這公平嗎？您也是給蘇維埃政權做牛做馬了一輩子嘛。」

切爾涅佐夫很不好意思地告訴他說，自己離開俄羅斯已經二十年了。他已經發現，「僑民」、「國外」這樣一些詞兒一下子就能使蘇聯人和他疏遠。但是巴甫柳科夫聽了切爾涅佐夫的話並沒有緊張起來。

他們蹲在一堆木板上。巴甫柳科夫寬鼻子，寬額頭。切爾涅佐夫心想，這真是人民的兒子。巴甫柳科夫朝在混凝土塔樓上走來走去的哨兵那邊望著，說：

「我沒有別的辦法，只有參加新編的志願軍，或者裝做生病。」

「就是說，為了活命嗎？」切爾涅佐夫問。

「我根本不是富農，」巴甫柳科夫說，「也沒有做過苦役犯人，不過我對共產黨還是很不滿意。不能自由地幹什麼事。種田由不得自己，娶老婆由不得自己，幹什麼工作由不得自己。人變得像鸚鵡一樣。我從小就想自己開一座商店，為的是在裡面什麼都可以買到。商店裡有小吃部，貨物齊全，請買吧：想喝燒酒，有燒酒；想吃烤鴨，有烤鴨；想喝啤酒，有啤酒。您猜，我賣東西會怎樣？很便宜！我還要在小吃部賣鄉下吃食兒。請吧！烤土豆！牛油拌大蒜。酸白菜！您猜，我會賣什麼樣的小菜：骨頭湯！骨頭湯在鍋裡翻滾，請吧，來一碗，加一根骨頭，還有黑麵包，當然，還有鹽。到處是皮椅子，免得生蝨子。請坐下，歇會兒，有人服侍你。這事兒只要我一說出來，馬上就會把我送到西伯利亞。可是這會兒我想，這樣做生意對人民有什麼特別不好的呢？我定的價錢一定會比國家低一半。」

巴甫柳科夫側眼看了看切爾涅佐夫，又說：

「在我們的棚屋裡，有四十個小夥子報名參加志願軍啦。」

「為什麼？」

「為了一碗菜湯，為了一件大衣，為了不至於幹活兒累死。」

「還有什麼原因嗎？」

「有些人是有想法。」

「什麼想法？」

「各種各樣的想法。有的是看到在集中營裡有人被殺害。有的是受夠了農村的貧窮。他們忍受不了共產主義，」切爾涅佐夫說，「這太卑鄙了！」

這個蘇聯人帶著好奇的神氣看了看這個僑民，這個僑民也看出他這種帶有嘲笑與大惑不解意味的好奇神情。

「可恥，下流，惡劣，」切爾涅佐夫說，「不是算陳年老賬的時候。算賬也不應該這樣算。自己對不起自己。對不起自己的土地。」

他從木板上站起身來，用手彈了彈屁股上的土。

「不可能有人說我熱愛布林什維克，真的，但現在不是時候，不是算賬的時候。不要去參加叛徒弗拉索夫的軍隊。」

他忽然說不出話來，片刻之後又說：

「您聽著，同志，別去。」

他因為又像青年時代那樣說出了「同志」這個詞兒，再也掩蓋不住自己的激動，而且也不再掩蓋自己的激動，喃喃地說：

「我的天啊，天啊，我能不能……」

……火車駛離站臺。周圍煙霧騰騰，其中有灰塵，有丁香花香和春季裡城市的汙水氣味，有機車的灰煙，還有車站食堂廚房裡冒出來的油煙。

訊號燈越來越遠，越來越遠，可是後來好像在其他綠燈和紅燈之間停住不動了。

一個大學生在站臺上站了一會兒，朝側門走去。一個女子也像他一樣，感情湧來失去自制，用胳膊摟住他的脖子，吻他的額頭、頭髮……他跨上車，一陣幸福感在心頭湧起，頭腦暈乎乎的，他覺得這是開始，將是他內容充實的整個一生的開端……

他在離開俄羅斯前往斯拉武塔的路上，一再回想起這個黃昏。他在巴黎的醫院裡，做完青光眼手術之後，常常想起這個黃昏。在他走進他供職的銀行那陰涼而幽暗的門洞時，也常常想起這個黃昏。

關於這一點，像他一樣從俄國逃往巴黎的詩人霍達謝維奇寫過一首詩：

拄著柺杖浪遊，不知為何我想起你；

紅輪馬車在賓士，不知為何我想起你；

晚上把蠟燭點起，不知為何我想起你；

不論天上人間，發生何事，我都會想起你……

他真想再走到莫斯托夫斯科伊跟前，問問他：

「您認識娜塔莎·薩頓斯卡婭嗎？她還活著嗎？這幾十年來您一直跟她生活在一塊土地上嗎？」

七十一

在晚上集會點名時，漢堡竊賊凱澤戴著黃手套，穿著淡黃色的貼口袋方格上衣，興致很好。他用發音不準的俄語小聲唱著歌兒：「假如明天發生戰爭，假如明天踏上征程……」

他紅裡透黃的委頓的臉和褐色的無神的眼睛在這天晚上顯得十分和善。他雪白而光滑的肥厚手掌和能夠把一匹馬掐死的手指頭，不時拍拍犯人們的肩膀和脊樑。他要殺人也很隨便，就好像為了開玩笑使個絆腳把人絆倒。殺過人之後，他那股興奮勁兒也只能持續不大的一陣子，就好像小貓和一隻五月金龜子玩了一會兒。

他殺人多數都是根據突擊隊頭頭德羅津哈爾的指示。德羅津哈爾主管東區段的衛生防疫。

幹這方面的事情，最困難的是把死者的屍體拖去火化，不過凱澤從來不幹這種事，誰也不敢叫他幹這種事。德羅津哈爾是有經驗的，決不讓病人病得非要用擔架把他們抬到殺人的地方。

凱澤並不催促要被殺死的人，不對他們惡言惡語，也從沒有推來搡去，拳打腳踢。凱澤已經有四百多次登上特種囚室的兩級混凝土臺階，總是對接受手術的人特別感興趣：他很喜歡那種目光，那目光中有恐懼，有焦急，有馴順，有痛苦，有膽怯，還有註定要死的人看到殺他的人進來時所流露出來的極其好奇的神情。

凱澤幹這種事就像吃家常便飯，他自己也不懂，他為什麼偏偏喜歡這種家常便飯。特種囚室其實很單調：一個凳子，灰色的石頭地面，一根水管，一個水龍頭，一段橡皮管，一張小桌，上面擺一個記事本。

操作起來極其簡單平常，說起來總是用半開玩笑的口吻。如果操作過程中用了手槍，凱澤就說「往腦袋裡塞了一粒咖啡豆」；如果注射了石碳酸，凱澤就說「加了一點兒長生水」。

凱澤覺得既奇怪又簡單，咖啡豆和長生水能夠揭示人生的秘密。

他那褐色的像用塑膠做成的眼睛似乎不是活人的眼睛，像是硬化了的黃褐色松脂……每當他那硬僵僵的眼睛裡出現快活的神氣，別人都覺得十分可怕，就好像一條魚一下子游到一顆沉在水裡、被沙埋住一半的死樹跟前，忽然發現這黑黑的、黏黏的龐然大物還有眼睛、牙齒、觸角，覺得十分可怕。

在這集中營裡，凱澤有一種優越感，感到自己比住在棚屋裡的藝術家、科學家、革命家、將軍、傳教士都優越。這倒是不在於咖啡豆和長生水。這是一種很自然的優越感，這種優越感使他十分得意。

使他感到得意的不是他那巨大的體力，不是他能不顧一切地去作案，去撬保險櫃。他很欣賞自己的精神和聰明，他是令人捉摸不透的，是複雜的。他喜怒無常，似乎不合情理。在春天把秘密警察挑選的一些蘇聯戰俘趕進特種棚屋的時候，凱澤請他們唱他們喜歡的歌兒。

有四個目光悲慼、手臂腫脹的蘇聯人唱道：

我的蘇莉科，你在何方？

凱澤愁眉苦臉地聽著，望著站在邊上的一個高顴骨的人。凱澤由於敬重歌唱者，沒有打斷歌唱，但等到歌聲一停，他就對高顴骨的人說，他在合唱時沒有唱，現在要他獨唱。凱澤看到這個人骯髒的軍服領口上帶有拆掉的領章的痕跡，問道：

「你聽懂了嗎，少校？」

那人點了點頭，表示懂了。

凱澤抓住那人的領口，輕輕搖晃了幾下，就像搖晃出了毛病的鬧鐘那樣。那人朝凱澤的顴骨搗了一拳，並且罵了兩聲。

看樣子，這個蘇聯人要完了。但是這個特種棚屋裡的頭頭兒並沒有把葉爾紹夫少校打死，而是把他帶到角落裡靠窗的一個鋪上。這個鋪空著，是專門留給凱澤喜歡的人的。就在這一天，凱澤還給葉爾紹夫送來煮熟的鴨蛋，哈哈笑著遞給他，說：「吃吧，能讓你唱歌好聽！」

從那時候起，凱澤對待葉爾紹夫一直很好。同棚屋的人也都很尊敬葉爾紹夫，他除了剛強不屈之外，性格也非常隨和開朗。在葉爾紹夫那一次拒絕唱歌之後，有一個當時唱歌的人很生葉爾紹夫的氣，那就是旅政委奧西波夫。

「不合群的人。」他說。

也是在那件事情之後不久，莫斯托夫斯科伊就管葉爾紹夫叫思想領袖了。

除了奧西波夫之外，對葉爾紹夫不懷好感的還有一個孤僻、沉默然而瞭解每個人底細的戰俘柯季科夫。柯季科夫是一個沒有什麼特色的人，聲音沒什麼特色，眼睛、嘴唇也沒什麼特色。不過，正因為他太沒有特色了，這種沒有特色似乎倒成了鮮明的特色。

這一天凱澤在晚間點名時的快活表情引起許多人高度的焦慮和恐懼。棚屋裡的人總是覺得事情不妙，恐懼、不安和不祥感總是在心裡，有時強些，有時弱些。

在晚間點名快要結束的時候，特別棚屋裡進來八名營警——是戴著滑稽可笑的小圓帽、纏著黃色臂章的「卡波」。從他們的臉可以看出來，他們吃的不是營裡的大鍋飯。

他們的頭兒是一個淺色頭髮的高個兒美男子，身穿拆掉了領章的鐵灰色軍大衣。大衣下面露出鋥亮的漆皮靴子，那靴子泛著寶石一樣的亮光，因此很像是白色的。

這是營內警察隊長凱尼克，是黨衛軍分子，因為刑事犯罪丟了職務，被關在集中營裡。

「起立！」凱澤喊道。

開始搜查。「卡波」們熟練得就像工廠裡的工人，敲敲桌子，聽聽是不是挖空了，抖一抖破布，又快又仔細地摸摸衣服上的縫，檢査檢查飯盒。

有時他們開開玩笑，用膝蓋頂一下某人的屁股，說：「你好。」有時「卡波」們把搜到的字紙、筆記本或保險刀片遞給凱尼克看，問他怎樣處理。凱尼克把手套一揚，表示這些搜到的東西沒有意思。在搜查的時候，囚犯們一直排成隊站著。莫斯托夫斯科伊和葉爾紹夫站在一起，望著凱尼克和凱澤。這兩個德國人像是鐵鑄的一般。莫斯托夫斯科依頭腦發暈，身子搖晃了幾下。他用手指著凱澤，對葉爾紹夫說：

「有這樣的人！」

「高等民族嘛。」葉爾紹夫說。他不希望站在近處的奧西波夫聽見，湊到莫斯托夫斯科伊的耳朵上說：

「不過我們有些人也夠嗆！」

切爾涅佐夫雖然沒有聽清他們的談話，但也接茬說：

「任何民族都有神聖的權利，都可以有英雄，有神聖的人和卑鄙的人。」

莫斯托夫斯科伊對著葉爾紹夫，但說的話不光是回答他的：

「當然，我們也有壞蛋，不過德國劊子手有一種很獨特的神氣，只有德國人才會有。」

搜查結束了。發出休息的口令。囚犯們開始往床上爬。

莫斯托夫斯科伊躺下來，把兩腿伸直。他想起，他還沒有檢查一下，搜查之後他的東西是不是全在呢，於是哼哧著欠起身子，開始檢查自己的東西。

似乎不是少了圍巾，就是少了包腳布。但是他找到了圍巾，也找到了包腳布，不過他還是沒有放下心來。一會兒，葉爾紹夫走到他跟前，小聲說：

「‘卡波’涅澤爾斯基透話說，咱們這個區段的人要拆散，一部分人留在這兒繼續受審查，大多數人都到普通集中營裡去。」

「那有什麼，」莫斯托夫斯科伊說，「管它呢！」

葉爾紹夫在鋪上坐下來，聲音很輕然而很清楚地說：

「莫斯托夫斯科伊同志！」

莫斯托夫斯科伊用胳膊肘支起身子，看了看他。

「莫斯托夫斯科伊同志，我想幹一件大事，要和您談談這件事。要是失敗了，那就很麻煩！」

他小聲說起來，莫斯托夫斯科伊聽著聽著，激動起來，就好像有一陣清風向他吹來。

「時間很寶貴，」葉爾紹夫說，「如果斯大林格勒被德國人攻下來，很多人又要洩氣了。從基裡洛夫這樣一些人可以看出來。」

葉爾紹夫建議成立一個戰俘的戰鬥團體。他憑記憶說了說綱領要點，就像念文稿一樣：

「……加強集中營裡的蘇聯人的團結，加強紀律，清除叛徒，破壞敵人部署，在波蘭人、法國人、南斯拉夫人、捷克人中間建立鬥爭委員會……」

他望著床鋪頂上棚屋的昏暗處，說：

「有幾個兵工廠的同志，他們告訴我，可以搞武器。咱們的組織會很快擴大。聯絡幾十個集中營，成立許多戰鬥小組，團結德國的地下工作者，制裁叛徒。最終的目的是全面起義，統一自由的歐洲……」

莫斯托夫斯科伊重複說：

「統一自由的歐洲……啊，葉爾紹夫呀，葉爾紹夫。」

「我不是瞎說。咱們說了，就幹起來。」

「我參加。」莫斯托夫斯科伊說。他又一面搖著頭，一面重複說：「自由的歐洲……在咱們的集中營裡就有一個共產國際分部，分部有兩個人，其中一個不是黨員。」

「您又懂英語，又懂德語，又懂法語，聯絡的方式多得很，」葉爾紹夫說，「何必還要共產國際：各國囚犯，聯合起來！」

莫斯托夫斯科伊望著葉爾紹夫，說出了他早就忘記的話：

「人民的意志！」

他覺得很奇怪，為什麼偏偏會忽然想起這話。

葉爾紹夫說：

「應該跟奧西波夫和茲拉托克雷列茨上校談談。奧西波夫是力量很大的人物！不過他不喜歡我，還是您和他談談。我今天就和上校談談。咱們組成四人小組。」

七十二

葉爾紹夫少校的腦子日日夜夜緊張不懈地工作著。

他在考慮囊括德國所有集中營的地下工作計劃，考慮地下組織相互聯絡的技術問題，記熟各勞動營和集中營以及一些火車站的名稱。他考慮編制密碼，如何利用營裡的文書把一些組織者列入調動名單，使他們可以在各營之間串通。

他的心中充滿了幻想。成千上萬的地下工作者大力宣傳，成千上萬的英雄暗地進行活動，可以創造條件武裝起義，佔領各集中營。起義者可以奪取守衛各營的高射炮，把高射炮變為反坦克炮和反步兵炮。應該事先物色高射炮手，為將來奪取的各門高射炮準備炮手。

葉爾紹夫少校很瞭解集中營裡的情況，知道收買、恐懼所起的作用，知道飢餓的力量，看到過很多人脫下清白的軍服，換上叛徒弗拉索夫部隊帶肩章的藍大衣。

他見過低三下四、背信棄義、巴結順從；他見過比恐懼更甚的恐懼，見過一些人在可怕的偵訊官員面前嚇得怎樣發呆。

這位衣衫破爛的被俘的少校畢竟沒有沉醉在幻想中。德國人在東線急速推進的陰暗時期，他用樂觀、大膽的話鼓勵同志，勸浮腫的人千方百計保重自己的身體。他對強權的鄙視一直未消失，未減弱，一直很強烈。

很多人接觸過葉爾紹夫之後，感到他身上有一種令人快活的熱情——這是人人需要的、平常又宜人的溫暖，燃燒白樺木柴的俄羅斯壁爐發出來的溫暖就是這樣的。

也許，正是這種感人的溫暖，而不光光是才智和膽識，使葉爾紹夫少校成為蘇聯戰俘的頭兒。

葉爾紹夫早就明白，莫斯托夫斯科伊是第一個可以信得過的人，可以對他敞開自己的想法。葉爾紹夫睜著眼睛躺在鋪上，看著粗糙的木板頂棚，就像在棺材裡望著棺材蓋，他的心怦怦直跳。

他這一生的三十三年以來，從來沒有像在這裡，在集中營裡這樣感到自己的力量。

他在戰前過的日子很不好，他的父親是沃龍涅什省的農民，在一九三〇年被劃為富農。這時候他在軍隊裡服務。

他沒有和父親斷絕關係。他不能進軍事學院，雖然他的入學考試成績優秀。他好不容易在軍事學校畢了業，被分配到區兵役局。他的父親成了流動人口，這時候帶著一家人住在北烏拉爾。葉爾紹夫請了假去看父親。從斯維爾德洛夫斯克起要乘二百公里的窄軌火車。路兩旁是一片片的森林和沼地，一堆堆待運的木材，一道道集中營的鐵絲網，一座座棚屋和泥屋，還有高高的看守塔樓，就像一簇簇高腳毒蘑菇。火車兩次被攔住，押送隊要搜查一名逃犯。夜裡火車停在一個會讓站上，等待前方開來的火車，葉爾紹夫沒有睡，聽著警犬的吠叫聲、哨兵的哨子聲。原來會讓站附近就是一座很大的集中營。

葉爾紹夫第三天才到達窄軌鐵路的終點站。雖然他的領子上戴著中尉領章，證件和乘車證也都是符合規定的，但在檢查證件的時候他還是擔心有人會對他說：「喂，把東西帶著！」把他帶到集中營裡去。似乎這地方的空氣也被鐵絲閘道器住了。

後來他坐上一輛順路的噸半汽車，走了七十公里。道路從沼地中間穿過。汽車是「奧格普」國營農場的，葉爾紹夫的父親就在這個農場幹活兒。車上很擁擠，上面坐的都是幹活兒的流動人口，被調到一處集中營分場去伐木。葉爾紹夫試著向他們詢問，但是他們只用一兩個字回答，看樣子，是害怕他的軍裝。

傍晚，汽車來到緊靠林邊與沼地邊緣的一個小村子。他永遠記住了北方集中營沼地上的寧靜而柔和的黃昏。在暮靄中，一座座小屋完全成了黑的，似乎是在焦油裡煮過的。

他走進一座土屋，晚霞隨他一起進來，可是迎接他的是潮氣、悶熱、窮人的食物、衣服和被窩的氣味，熱乎乎的煙氣……

在黑暗中出現了他的父親，一張瘦削的臉，一雙很好的眼睛，那雙眼睛流露出的一種無法描述的神情使葉爾紹夫大吃一驚。

一雙又老又瘦的粗糙的手臂摟住兒子的脖子。摟住年輕指揮員脖子的這一雙受盡磨難的老人的手不住地抽搐著，從中可以感覺出老人在畏畏怯怯地訴苦，是那樣痛苦，那樣懇切地求助，所以葉爾紹夫只能用一點來回答這一切：他哭了。

後來他們在三座墳前站了一陣子。母親是第一個冬天死的，大姐阿紐塔死在第二個冬天，妹妹瑪露霞死在第三個冬天。

集中營邊沿的墳地和村子連在一起了。茅屋牆腳下、土屋斜面上、墳包上、沼地土丘上生長的都是一樣的青苔。媽媽和姐姐、妹妹就要一直待在這片天空之下了，不論是冬天，嚴寒凍實沼地的時候，不論是秋天，墳地上堆滿沼澤裡衝來的黑糊糊的沖積物的時候。

父親和不說話的兒子站在一起，也不說話，後來抬起眼睛，看了看兒子，把兩手一攤，說：

「死去的，活著的，你們都原諒我吧，我沒有把我愛的人保護住。」

夜裡，父親說起來。他說得很平靜，聲音不高。他說的事情只能用平靜的口氣來說，如果痛哭、流眼淚，是說不下去的。

在鋪了報紙的箱子上，放著兒子帶來的點心，還有一瓶酒。老人家在說，兒子坐在旁邊，聽著。

父親說起飢餓，說起鄉親們的死，說起餓瘋了的老婦人，說起小孩子，說孩子們的身體變得比三絃琴、比小雞都輕。說村子裡日日夜夜都能聽到飢餓的哭叫聲，村子裡許多人家的門窗都釘死了。

他對兒子說，那年冬天他們坐著破漏的貨車在路上走了五十天，一些死去的人在車上跟活人一起待了很多天。他說了說流浪者怎樣長途跋涉，女人還要抱著孩子。媽媽也這樣跋涉過，在酷暑中走路的時候曾經昏過去。說了說他們在冬天怎樣被帶到這裡，既沒有草棚，又沒有土屋，他們又是怎樣重新過起日子，怎樣生篝火，拿樹枝落葉當床鋪，在鍋裡熔化雪水，怎樣掩埋死者……

「這都是斯大林的主意呀。」父親說。他的話裡沒有憤怒，也沒有惱恨的意味。老實人談到強大的、無法改變的命運時，都是這樣。

葉爾紹夫探親回來之後，寫了一份申請書給卡里寧，要求格外開恩饒恕他無罪的父親，要求准許老人家上兒子這兒來。可是申請書還沒有到莫斯科，葉爾紹夫就被上級叫了去，因為有信來告發他去烏拉爾的事。

葉爾紹夫被軍隊開除了。他來到建築工地，打算掙些錢，再去看父親。可是不久就從烏拉爾來了一封信，報告父親的死訊。

戰爭開始後的第二天，預備役中尉葉爾紹夫便應召進了軍隊。

在羅斯拉夫利戰役中，他接替犧牲的團長，把潰散的人召集起來抗擊德軍，打退渡河的敵人，保證了統帥部後備重炮部隊的撤退。

壓在他肩上的擔子越重，他的肩膀越是強壯有力。他原來也沒想到自己會是一個強者。原來，馴順與他的天性格格不入。壓迫越強，越兇狠，他的鬥志越強烈。

有時他問自己：為什麼他這樣痛恨弗拉索夫分子？弗拉索夫分子的號召書所寫的事，正是他的父親所說的。他知道這都是真實的。但是他知道，這些真實的東西到了德國人和弗拉索夫分子嘴裡就成了誣衊。

他覺得道理很清楚，他和德國人鬥爭，就是為蘇聯的自由生活而鬥爭，戰勝希特勒，也就是戰勝導致他的父母、姐妹早死的死亡營壘。

葉爾紹夫百感交集——在這兒，履歷表失去作用，他成了強者，別人都聽他的。在這兒，高階頭銜、勳章、特種部隊、第一科、人事處、鑑定委員會、區委的電話、政治處副處長的意見，全沒有意義了。

莫斯托夫斯科伊有一天對他說：

「這是海涅早就說過的：‘脫去自己的衣服，我們都是光光的身子……’但是，一個人脫去禮服，露出虛弱、可憐的身子，另外一些人卻被窄小的衣服束縛著，等他們把衣服脫去，才能看到，原來真正的力量在這兒！」

葉爾紹夫所幻想的，已成為今天要做的事情，於是他進一步考慮：該讓誰知道，讓誰參加。他憑著自己所瞭解的一些人的長處和短處，逐一思索、掂量。

誰可以進入地下工作指揮部？在他的腦子裡出現了五個名字。有些生活上的小缺點，性格上的小怪癖，一切都從新的角度出現在他的腦海裡，微不足道的事如今也重要起來。

古濟有將軍頭銜的威望，但是他優柔寡斷，膽小怕事，看樣子文化水平也不高，如果有聰明能幹的副手和參謀長，他才行。他指望指揮員們服侍他，供養他，而且認為這種服侍是理所當然的，不必感謝。他想念自己的廚師似乎比想念老婆孩子的時候多。他常常談起打獵，又是野鴨，又是野鵝，回憶在高加索軍中打獵的情形，打野豬，打山羊。看來他很愛喝酒，也很愛吹牛。常常談起年的一些戰役，周圍的人都是不對的，左鄰的將軍不正確，右鄰的將軍也不正確，古濟將軍永遠正確。他從來不會責怪最高軍事領導的失誤。為人處事圓滑，精細，像一個很世故的小吏。總而言之，如果依照葉爾紹夫的意見，他連一個團也不會交給古濟將軍指揮，更別說一個軍了。

旅政委奧西波夫很聰明。有時他忽然會用嘲笑的口吻說在異國的領土上作戰要儘量少流血，流露出很悲觀的神氣。可是過一個小時之後，他又十分堅決地批評起抱著懷疑態度的人，說教起來。然而到第二天，他又會翕動著鼻孔，說：

「真的，同志們，咱們飛得太高，太遠，太快啦，這樣是不切實際。」

他說起戰爭頭幾個月的失敗，說得很有道理，但並不感到痛心，就像一名棋手說起一局敗棋。他和人說話很隨便，毫不拘束，但他的坦率是假裝的，不是真正的同志間的坦率。他真正感興趣的是跟柯季科夫談話。

這位旅政委為什麼對柯季科夫感興趣？

奧西波夫經驗豐富。善於瞭解人。這種經驗非常有用，地下工作指揮部少了奧西波夫不行。不過他的經驗不光可以成事，也可以礙事。有時奧西波夫說起一些著名軍事人物的可笑軼事，直呼他們的名字，如：謝苗·布瓊尼、安德柳什卡·葉廖緬科。有一天，他對葉爾紹夫說：「圖哈切夫斯基、葉爾羅夫、布柳赫爾犯的錯誤，跟你我一樣。」

可是基裡洛夫對葉爾紹夫說，在一九三七年奧西波夫擔任軍事學院副院長時，毫不留情地揭發過幾十個人，宣佈他們是人民的敵人。他很怕生病，常常摸摸自己的頭，把舌頭伸出來，側著眼睛看看，有沒有舌苔。看樣子，他倒是不怕死。

茲拉托克雷列茨上校是一個鬱鬱寡歡的老實人，是戰鬥部隊的團長。他認為，最高領導在一九四一年的撤退方面犯了錯誤。大家都能感覺出他在戰鬥中的指揮能力和作戰能力。他的身體十分強壯，聲音也剛強有力，這樣的聲音才能喝止逃跑，發動進攻。他很喜歡罵娘。

他不喜歡解釋，喜歡乾脆利落地下命令。很講義氣。可以把飯盒裡的菜湯倒給士兵。不過他太粗暴。人們常常能感覺出他的厲害。在工作中都要聽他的，他大喝一聲，誰也不敢不聽。誰也別想糊弄他，他決不馬虎。可以和他共事。但是他太粗暴了！

基裡洛夫倒是個聰明人，但是思想上有些馬馬虎虎。什麼問題他都能看得出來，可是對一切都懶得去問，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他對一切很淡漠，對人沒什麼熱心，但是原諒人的缺點和卑劣。他不怕死，有時候還很想死呢。

他說起撤退，說得似乎比誰都有道理。他不是黨員，有一次他說：

「我不相信共產黨會讓人變好。在歷史上還沒有這樣的事。」

他似乎對一切都十分淡漠，但是夜裡有時在床上哭，對葉爾紹夫的問話很久沒有回答，後來低聲說：

「俄羅斯我是很愛的。」

他是一個很容易打交道的人，很隨和。有一天他說：

「啊，我多麼想聽聽音樂呀。」

昨天他帶著傻笑的神氣說：

「葉爾紹夫，您聽著，我來唸一首小詩。」

葉爾紹夫不喜歡這首詩，但他卻記住了這首詩，這首詩也不管好歹鑽進了他的腦子：

好同志，在要死的時候，

你不要向人呼救。

最好趁你的血還冒熱氣，

讓我在這血上暖暖手。

別像小孩子，別怕，別悲愴，

你只是被打死，不是受傷。

最好把氈靴脫給我，我還要去打仗。

這詩是不是他自己寫的呢？不行，不行，基裡洛夫不能進指揮部。他怎麼能帶動別人呀，他自己也未必能行。

還是莫斯托夫斯科伊！他學識淵博，意志堅強。據說，在審訊中他始終剛強不屈。不過，說也奇怪，沒有一個人是葉爾紹夫挑不出毛病的。前幾天他就責備過莫斯托夫斯科伊：

「莫斯托夫斯科伊同志，您幹嗎要跟那些騙子磨嘴皮，比如，跟那個綠眼睛的伊康尼科夫，跟那個逃亡的獨眼睛壞蛋，有什麼好說的？」

莫斯托夫斯科伊笑了笑，說：

「您以為我的立場動搖了嗎？以為我會成為教徒或者‘孟什維克嗎’？」

「誰知道呢，」葉爾紹夫說，「是臭東西，最好別去碰。這個伊康尼科夫一直待在咱們的集中營裡。一旦德國人把他傳去審訊，他就會出賣自己，出賣您，出賣跟他接近的人……」

得出的結論是這樣：對於做地下工作，沒有理想的人。他需要衡量一個人的長處和弱點。這並不難。但只有根據一個人的本質，才能判斷這個人是否合適。本質是無法衡量的，只能推測和感觸。於是他就從莫斯托夫斯科伊開始。

七十三

古濟少將呼哧呼哧喘著粗氣走到莫斯托夫斯科伊跟前。他磕碰著腳後跟，哼哧著，撅著下嘴唇，皮膚的褐色皺褶在臉頰和脖子上哆嗦著——這些動作、姿勢、聲音都是他從往日肥胖時保留下來的，在他今天這樣瘦弱的時候，這一切顯得十分奇怪。

「您是長輩，」他對莫斯托夫斯科伊說，「我是乳臭未乾的孩子，我給您提意見，就好比一名少校教訓一位上將。不過我要直說：您不該跟那個葉爾紹夫一起搞什麼各民族聯合，他是一個底細不明的人。缺乏軍事知識。論水平是個尉官，可是一心想當總指揮，想給上校們噹噹老師。應該離他遠點兒。」

「閣下，您這是胡扯。」莫斯托夫斯科伊說。

「當然，是胡扯，」古濟哼哧著說，「當然是胡扯。有人告訴我，在普通棚屋裡昨天有十二個人報名參加那個什麼……俄羅斯解放軍。可以算算看，其中有幾個是富農？我對您說的不光是我個人的意見，還代表一個很有政治經驗的人。」

「這個人也許是奧西波夫吧？」莫斯托夫斯科伊問。

「就算是他。您是搞理論的人，您不瞭解這裡面所有的卑鄙齷齪。」

「您這話可是真奇怪，」莫斯托夫斯科伊說，「您似乎是要告訴我，在這兒只能對人保持警惕性，別的什麼都不行了。誰能有這樣的先見之明！」

古濟靜靜聽著他自己支氣管的呼哧聲和胸中突突的心跳聲，非常痛心地說：

「我看不到自由了，看不到了。」

莫斯托夫斯科伊望著他的背影，使勁用手掌拍了一下膝蓋——他恍然大悟，他在搜查時為什麼出現了擔心和焦慮的感覺：原來伊康尼科夫給他的幾張紙不見了。

他在紙上寫的是什麼呀？也許葉爾紹夫說得對，卑劣的伊康尼科夫參與了暗害活動，把這幾張紙塞給了他。他在紙上胡寫了些什麼呢？

他走到伊康尼科夫床鋪跟前。但伊康尼科夫不在這兒，旁邊的人也不知道他上哪兒去了。這一切——幾張紙不見了，伊康尼科夫不在床鋪上——一下子使他明白了：他毫無顧忌地跟這個瘋瘋傻傻的尋神派教徒交談，太輕率了。

他和切爾涅佐夫爭論過，可是，實在說，連爭論也不值得，還有什麼好爭論的呀。要知道，伊康尼科夫是當著切爾涅佐夫的面把幾張紙交給他的，這樣一來，既有吿密者，又有見證人了。

他的生命本來是革命事業和鬥爭所需要的，但是他也可能毫無意義地把生命丟掉。

「真是老糊塗了，竟跟一些渣滓打起交道，就在需要幹一番事業，幹一番革命事業的時候，偏偏要把自己葬送掉。」他這樣想著，心裡越來越痛苦不安了。

他在洗東西的地方碰到奧西波夫：這位旅政委就著暗淡的燈光下在鐵皮水槽上洗裹腳布。

「碰到您，太好啦，」莫斯托夫斯科伊說，「我要和您談談。」

奧西波夫點了點頭，回頭看了看，在腰側擦了擦溼漉漉的手。他們就在水泥牆根上坐下來。

「我一直是這麼想，處處可能會有人使壞點子。」當莫斯托夫斯科伊談起葉爾紹夫的時候，奧西波夫這樣說。他用自己的溼手掌撫摩了兩下莫斯托夫斯科伊的手。

「莫斯托夫斯科伊同志，」他說，「我很佩服您的果敢。您是老布林什維克，是列寧的戰友，對於您不存在年齡問題。您是鼓舞我們所有的人的榜樣。」

他小聲地說：「莫斯托夫斯科伊同志，我們的戰鬥組織已經建立起來了，我們決定暫時不對您說這件事，我們是想愛護您的生命，不過，看起來，列寧的戰友不服老。我要直率地告訴您：我們不能信任葉爾紹夫。正如大家說的，他的根子不正：富農出身，懷有殺親之仇。不過我們是現實主義者。目前沒有他不行。他現在混得人緣很好。不能不考慮這一點。您比我清楚，黨在很長的階段中怎樣善於利用這一類人。不過您應當知道我們對他的看法：能暫時利用，就暫時利用。」

「奧西波夫同志，不論葉爾紹夫走到什麼地步，我都不懷疑他。」

可以聽到水滴落到水泥地上的聲音。

「莫斯托夫斯科伊同志，是這樣，」奧西波夫說，「我們沒有什麼事情需要瞞著您。這兒有莫斯科派來的一位同志。我可以說出他的名字：柯季科夫。這也是他對葉爾紹夫的看法，不僅是我的看法。他的意見對於我們所有的共產黨員就是法律，在特殊環境中就是黨的命令，斯大林的命令。不過，我們要和您喜歡的那個人，和那位有影響的人物一起工作，決定了，就會那樣做。要緊的只是一點：要做現實主義者、辯證唯物論者。不過，用不著我們來教訓您。」

莫斯托夫斯科伊沒有作聲。奧西波夫抱住他，吻了他的嘴唇三下。他的眼睛裡湧出淚水。

「我吻您，把您當做我的父親，」奧西波夫說，「我真想為您祝福，就像小時候媽媽為我祝福那樣。」

於是莫斯托夫斯科伊覺得，那種使人難受、使人痛苦的世事複雜的感覺消失了。他又像在年輕時那樣，覺得世界是光明的、單純的，世界上的人分成了自己人和敵人。

夜裡，黨衛軍來到特別棚屋，帶走了六個人。其中有莫斯托夫斯科伊。

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即納粹黨。

「卡波」（德語：kapo）也是集中營裡的囚犯，不一定是猶太人，最後往往也得死，但在集中營裡他們會臨時擔任一些管理其他囚犯的特殊工作。

原文為法語。

同上。

伊萬·葉菲莫維奇·彼得羅夫（1896-1958），蘇聯大將，衛國戰爭期間敖德薩保衛戰和塞瓦斯托波爾保衛戰的領導者。

安德烈·伊萬諾維奇·葉廖緬科（1892—1970），二戰結束時的蘇聯十大方面軍司令員之一，一九四二年底指揮斯大林格勒方面軍堅守成功。

揚·庫貝利克（1880—1940），捷克著名小提琴家、作曲家，以其精湛的技巧、完美的音準和高貴飽滿的演奏風格著稱。

弗里德里希·保盧斯（1890—1957），法西斯德國陸軍元帥，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三年指揮第六集團軍參與斯大林格勒戰役，陷入重重包圍後被俘投降。

傑爾查文（1743—1816），俄國傑出詩人，主要作品有頌詩《費麗察頌》《攻克伊茲梅爾要塞》等。

阿克薩科夫（1791—1859），俄國作家，代表作有《家庭記事》《巴格羅夫孫子的童年》等，作品帶有自傳性質。

濟寧（1812—1880），有機化學家，俄國化學學派的領導人。

羅巴切夫斯基（1792—1856），俄羅斯數學家，非歐幾何的早期發現人之一。

《馬克斯和莫里茨》是德國詩人、畫家威廉·佈施（1832—1908）於1865年發表的諷刺插圖故事，被認為是現代連環漫畫的主要先驅之一。阿納托爾·法朗士（1844—1924）是法國小說家，1921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

英國化學家、生理學家威廉·蒲勞脫（1785—1850）於1815年提出，所有物質都是由氫構成的，其他元素的原子量都是氫原子量的整數倍，稱為蒲勞脫假說。

杜馬（1800—1884）和斯塔斯（1813—1891）分別是法國化學家和比利時化學家。

亥姆霍茲（1821—1894），德國物理學家。出版《能量的儲存》一書闡明能量守恆的原理，「亥姆霍茲自由能」以他來命名。他也研究過電磁學，預測了麥克斯韋方程組中的電磁輻射。

維克托的愛稱。

維克托的愛稱。

普朗克（1858—1947），德國物理學家，量子論創始人。

即赫魯曉夫。

即貝利亞。

鄧尼金和弗蘭格爾都是蘇聯內戰時期白軍武裝頭目。

科爾尼洛夫（1870—1918），俄國上將，1917年反革命叛亂的頭目。

崩得是俄文譯音，意為「聯盟」，是「立陶宛、波蘭和俄羅斯猶太工人總聯盟」的簡稱。

費特·阿法納西·阿法納西耶維奇（1820—1892），俄國詩人，詩作有著俄羅斯古典浪漫主義風格，以其獨特的魅力和音樂性徵服了當時文壇許多名家。六十年代初創作激情衰退，專事農莊經營，晚年又重新執筆。

費多爾·伊凡諾維奇·丘特切夫（1803—1873），十九世紀俄羅斯著名抒情詩人。哲學觀點受謝林唯心主義影響，詩作除刻畫自然外，還有熱烈的感情和深沉的思考。

米哈伊爾·伊萬諾維奇·葛令卡（1804—1857），俄羅斯民族樂派作曲家。

拉斯普京（1872—1916），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寵臣，東正教「長老」和「神醫」。

尼古拉·謝苗諾維奇·列斯科夫（1831—1895），十九世紀俄國小說家，對契訶夫、高爾基等人的小說產生過重大影響。主要作品有《姆岑斯克縣的麥克白夫人》《奇人錄》《大堂神父》等。

梅列日科夫斯基（1865—1941），俄國詩人、歷史小說家、批評家和思想家。1893年發表《論現代俄國文學衰落的原因及新流派》一文，是俄國現代主義的重要里程碑。十月革命前反對沙皇政府，他歡迎二月革命，但反對布林什維克當政。

別雷（1880—1934），俄羅斯象徵主義文學中最有影響力的作家之一，代表作品有長詩《交響曲》、長篇小說《銀鴿》《彼得堡》等。

巴爾蒙特（1867—1942），詩人，評論家，翻譯家。詩集《在北方的天空下》《在無窮之中》《靜》是俄羅斯象徵主義的奠基之作。

米留可夫（1859—1943），俄羅斯歷史學家，西方派的代表人物。

葉夫列伊諾夫（1879—1953），俄羅斯著名導演、劇作家，戲劇理論家，俄羅斯象徵主義的核心人物，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離開俄羅斯，僑居巴黎。

列米佐夫（1877—1957），俄羅斯「白銀時代」著名現代派作家，二十年代僑居巴黎。

維亞切斯拉夫·伊萬諾夫（1866-1949），俄羅斯象徵主義詩人、劇作家、哲學家、批評家。

俄羅斯童話《阿廖努什卡和伊萬努什卡姐弟的故事》中，孤苦伶仃的阿廖努什卡曾來到林中，坐在河岸哭訴自己的遭遇。

梁贊位於俄羅斯中部聯邦管區奧卡河畔，是梁贊州的行政中心。

舍列梅捷夫家族在十七、十八世紀的俄國地位顯赫。

僚機(wingman)，編隊飛行中跟隨長機執行任務的飛機。僚機應保持在編隊中規定的位置，觀察空中情況，執行長機的命令。

刻赤半島位於克里米亞半島的東端。刻赤城是重要的港市。

貧民吸的一種劣質煙，由黃花菸草的莖葉製成。

布勃諾夫（1883—1940），蘇聯黨務和國務活動家，軍事家，革命家，1929年起任俄羅斯聯邦教育人民委員，1940年在大肅反中被捕處決，後平反。

索科爾尼科夫（1888—1939），俄國革命家、經濟學家，前蘇聯政治家。1937年被捕，被判處十年徒刑，在獄中被殺，後平反。

二十世紀初俄國極右翼組織，宣揚極端俄羅斯民族主義，仇外心理和反猶主義，煽動大屠殺。

艾瓦爾德·馮·克萊斯特（1881—1954），法西斯德國陸軍元帥，時任蘇德戰場南翼坦克第一集團軍群司令。

即英吉利海峽。

厄爾布魯士山被認為是歐洲第一高峰，位於俄羅斯西南部大高加索山脈。

原文為猶太語。

原文為德語scharführer。

原文為德語。

猶太語：水壺，膠合板，膠土，酸奶，浮萍，稻草人，懶惰，小貓。

烏克蘭詩人、藝術家塔拉斯·謝甫琴科（1814—1861）的詩集。謝甫琴科的文學作品被視為近現代烏克蘭文學的奠基者。

尼古拉·葉若夫（1895—1940），蘇聯政治人物，斯大林大清洗計劃的主要執行者之一，1936年至1938年任蘇聯內務人民委員（內務人民委員會是蘇聯斯大林時代的主要秘密警察機構），其間實行殘酷清洗。

國家政治保衛總局，拉丁字母轉寫縮寫為ogpu，是1923年至1934年蘇聯的情報機構。

指一八一二年俄國抗擊拿破崙入侵的戰爭。

《伊戈爾遠征記》，俄羅斯古代英雄史詩，著者不詳，以十二世紀羅斯王公伊戈爾一次失敗的遠征為史實依據。

洛巴切夫斯基（1792—1856），俄國數學家、幾何學家。

達佛尼斯和克洛伊是希臘神話中兩小無猜的牧羊人和牧羊女，歷經磨難，終成眷屬，是被後人視為楷模的一對天真無邪的情侶。

列夫·托爾斯泰的誕生地。

索科洛夫的名字和父稱。

左琴科（1895—1958），蘇聯著名幽默諷刺作家。

史克里亞賓（1872—1915），俄國交響樂作曲家、鋼琴音樂大師。

一種化學危險品，可因震動而爆炸。

柳博奇卡·阿克雪裡羅德（1868—1946），俄國哲學家、藝術家，孟什維克。

普加喬夫、拉辛均為俄國農民起義領袖。

蘇傑伊金、傑加耶夫均為十九世紀沙俄密探局官員。

原文為德語。

原文為德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