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阿拉克切耶夫呢？」維克托問。「哼，終於露底了。」

馬爾科夫壓低了聲音說：

「維克托·帕夫洛維奇，據說，當初盧瑟福曾經發誓不研究中子，擔心中子可以造成巨大的爆炸力。這是很高尚的，但又是一種毫無意義的清高。據說，契貝任就常常談一些類似的帶有浸禮派教會精神的話。」

維克托心想：「天啊，他怎麼全知道呀？」

維克托對索科洛夫說：

「彼得·拉甫連季耶維奇，可見，您和我不是大多數。」

索科洛夫搖了搖頭，說：

「維克托·帕夫洛維奇，我認為，在這樣的時期，個人主義和執拗是不容許的。戰爭時期嘛。在領導同志和契貝任談話的時候，他就不應該考慮自己，不應該考慮自己的利益。」

「哎喲，還有你嗎，布魯特斯？」維克托說。他用這樣一句挖苦話掩蓋自己的慌亂。

不過說也奇怪：他不光是慌亂，好像也很高興。他想：「哼，當然啦，我早就知道嘛。」但有什麼「哼，當然」的？因為他並沒有料到索科洛夫會這樣回答。就算料到的話，又有什麼可高興的？

「您應該發言，」斯維琴說，「您不一定要批評契貝任。哪怕說幾句話，談談黨中央的決議和您的研究的關係。」

戰前，維克托常常在音樂學院的交響樂音樂會上和斯維琴見面。據說，斯維琴青年時代在物理數學系上學的時候，常常寫未來主義派詩歌，在釦眼裡別一朵菊花。可是現在斯維琴說起黨委的決定，就像說的是亙古不變的真理的定義。

維克托有時想對他擠擠眼睛，拿手指頭輕輕朝他的腰上捅一捅，說：「喂，老夥計，咱們乾乾脆脆地談談吧。」

但是他知道，現在不能和斯維琴敞開心扉地談什麼了。不過，他因為聽了索科洛夫的話感到非常吃驚，還是索性談起來。他問道：

「把切特韋里科夫抓起來，也和新的任務有關係嗎？老瓦維洛夫坐監牢，也和這有關係嗎？恕我斗膽說一句，我認為，契貝任在物理學方面有更大的發言權，其權威性超過日丹諾夫同志，超過中央科學處處長，甚至超過……」

在座的人都看著他，以為他就要說出斯大林的名字。他看到他們的眼神，就把手一揮，說：

「好啦，算啦，咱們上實驗大廳裡去吧。」

從烏拉爾運來的一些裝著新儀器的箱子已經打了開來，從鋸屑、碎紙和撬開的木板中已經小心翼翼地取出有大半噸重的儀器主要部件。維克托把手放在光溜溜的金屬表面上。從這個金屬肚子裡將產生急速的粒子束，就像謝利格爾湖邊的小教堂下面湧出一條伏爾加河那樣。這時候，人的眼睛是很舒服的。當你感覺到世界上竟有這樣神奇的機器時，是很愉快的。還要什麼呢？下班以後，實驗室裡只剩下維克托和索科洛夫兩個人。

「維克托·帕夫洛維奇，您為什麼像只公雞一樣直蹦直跳？您真沉不住氣。我對瑪利亞說了說您在科學院大會上的成就：您竟然在半小時之內破壞了同新所長，同科學處年輕的大人物的關係！瑪利亞嚇得提心吊膽，夜裡都睡不好覺。您要知道咱們生活在什麼時代。我看到了您看著儀器時的臉。這一切都要為幾句空話犧牲了。」

「夠啦，夠啦，」維克托說，「連氣都不能喘啦。」

「啊，等一等，」索科洛夫打斷他的話，「在研究方面誰也不會干涉你。你可以痛痛快快地喘氣。」

「您聽我說，我的好朋友，」維克托說著，苦笑了一下，「您對我是好意，我非常感謝。請允許我也以好意相報。比如，說實在的，您為什麼忽然當著斯維琴的面那樣說契貝任？在喀山有過一陣子思想自由之後，我見到這種事不知道為什麼這樣難受。至於我……非常遺憾，我並不是那樣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正如咱們在學生時代常說的，我並不是丹東。」

「噢，您不是丹東，真謝天謝地。說實在的，我一向認為，政治演說家恰恰是那些在創造方面無所作為的人。而你我是可以有所作為的。」

「噢，是這樣啊，」維克托說，「那麼，法國的伽羅華怎麼樣呢？基巴利契奇又怎麼樣？」

索科洛夫把椅子推開，說：

「您該知道，基巴利契奇上了絞刑臺。不過我指的是亂說廢話。就像馬季亞羅夫說的那些話。」

維克托問：「這麼說，我也是亂說廢話了？」

索科洛夫一聲不響地聳了聳肩膀。

他們過去有多次爭執和口角都被忘記了，看樣子這次也會被忘記的。可是不知為什麼這次短暫的爭執沒有就這樣過去，沒有被忘記。當一個人和另一個人相處十分融洽的時候，他們有時也爭吵，有時吵得很沒有道理，他們彼此的怨氣還是會消失得無影無蹤。但如果在人們之間出現了內在的分歧而又不瞭解這種內在分歧的話，那麼，即使偶然的一句話，彼此間一點小的疏忽，也會變成一把尖刀，對友誼是致命的。

而且內在的分歧往往隱藏得很深，永遠不暴露出來，人們也就永遠認識不到。於是人們就認為，一次無關緊要的大聲爭論、衝口而出的不好聽的話是破壞多年友誼的不幸原因。

不是的，伊凡·伊凡諾維奇和伊凡·尼基福羅維奇爭吵不是因為公鵝！

二十八

大家都說研究所副所長卡西揚·捷連季耶維奇·科甫琴科是「希沙科夫的準確無誤的底片」。科甫琴科和藹可親，說話有時帶幾個烏克蘭詞兒。他以驚人的速度分到了房子和專用小汽車。

馬爾科夫知道院士們和科學院領導人的很多事情。他說，科甫琴科獲得斯大林獎金，是因為他生平第一次宣讀的一篇已經發表的論文，而他之所以成為論文作者之一，僅僅因為他搞到緊缺的試驗材料並使論文很快地在各級通過。

希沙科夫責成科甫琴科組織選聘人員，填補新的空缺。要招聘一些高階科研人員，還要填補真空實驗室主任和低溫度實驗室主任兩個空缺。

軍事部門調撥了材料和人力，機械廠在改建，研究所大樓在裝修，莫斯科水電站向研究所供應無限額的電力，保密工廠撥給研究所一些緊缺材料。這些事也都是科甫琴科操辦的。

通常每當一個單位裡來了新的領導人，大家都會用尊敬的口氣說：「他上班比大家都早，下班比大家都晚。」大家也是這樣說科甫琴科的。但是，如果大家說新的領導「上任已經有兩個星期了，可是隻來過一次，只呆過半小時。簡直見不到他這個人」，這樣的新領導會引起下屬更大的尊敬。因為這就說明，領導人正在攀登新的階梯，正在高階領導層中活動。

開頭一段時期在研究所裡大家就是這樣談論希沙科夫院士的。

話說契貝任到城外別墅裡去，如他自己說的，到試驗小屋裡搞研究去了。著名的心臟病醫生法因加爾特教授勸他不要做劇烈動作，不要拿重物。契貝任在別墅裡又劈柴，又挖溝，自我感覺良好，他寫信給醫生說，是嚴格遵守治療方法幫助了他。

在飢餓而寒冷的莫斯科，研究所似乎是一塊溫暖而富饒的綠洲。所裡的工作人員夜裡在潮溼的住房裡凍得發抖，早晨一來上班，就很滿意地把手放在熱乎乎的暖氣片上。

研究所裡的人特別喜歡設在半地下室裡的新食堂。食堂有小賣部，賣酸牛奶、甜咖啡和香腸。售貨員在賣食品的時候，不收食品供應卡上的肉票和油票，這是研究所裡的人最看重的。

食堂伙食分六個等級：供應各學科博士的，供應高階研究員的，供應初級研究員的，供應高階試驗員的，供應技術人員的，供應服務人員的。

主要的糾紛是圍繞著兩種高階伙食發生的，二者的差別僅在於第三道菜，一種是乾果做的果羹，一種是乾粉做的羹。發生糾紛，還與發給博士、各科主任家裡的食品袋有關係。

薩沃斯季揚諾夫說，當年議論哥白尼的理論，還沒有現在議論這些食品袋這樣激烈。

有時會覺得，參與創立這種神秘的分配等級制的不光是院委會和黨委會，還有更高、更神秘的機構。

一天晚上柳德米拉說：

「今天我收到發給你的食品包，不過真是奇怪，斯維琴在研究方面一點本事也沒有，可是領到二十個雞蛋，不知為什麼只給你十五個。我還看了看名單。給你和索科洛夫都是十五個。」

維克托開玩笑地說：

「鬼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兒！眾所周知，我們的科學家是分等級的：最偉大的，偉大的，著名的，優秀的，最後，是高階的。因為最偉大和偉大的已經不在人世了，所以不用發給他們雞蛋。其餘的科學家都按學術分量發給白菜、碎麥米和雞蛋。可是我們全亂了：有的人對社會無益，卻能主持馬克思主義討論會，討得院領導喜歡。一切都亂了套。科學院汽車庫主任的待遇和澤林斯基一樣：二十五個雞蛋。昨天斯維琴的實驗室裡有一位很和藹的女員工甚至氣得放聲大哭起來，像甘地一樣絕食了。」

娜佳聽了爸爸的話哈哈大笑，隨後卻說：

「你要知道，爸爸，你們這些人當著清潔工的面吃煎肉排而不覺得難為情，是很奇怪的。外婆無論如何不會贊成。」

「知道嗎，」柳德米拉說，「這就是按勞分配的原則嘛。」

「哼，簡直荒唐。這種食堂連一點兒社會主義氣味也沒有。」維克托說。接著又補充：「哼，算了吧，我看這一切都是胡鬧。」忽然又說：「你們可知道，今天馬爾科夫對我說什麼？他說，不僅是我們所裡的人，而且數學研究所和力學研究所裡的人都用打字機把我的論文打出來，在互相傳閱。」

「就像傳閱曼德爾施塔姆的詩一樣嗎？」娜佳問。

「你不要笑，」維克托說，「一些大學的高年級學生還希望我去給他們做專題報告。」

「就是嘛，」娜佳說，「就連波斯托耶夫家的阿爾珈也對我說：你爸爸成了天才啦。」

「噢，不一定吧，我離天才還遠著呢。」維克托說。

他朝自己的房間走去，但馬上又轉回來對妻子說：

「我真想不通，會有這樣渾蛋的事，發給斯維琴二十個雞蛋。我們這兒真會侮辱人！」

索科洛夫在名單上和他排在一個等級，他也感到很不痛快，雖然也覺得不好意思。當然嘛，應該表示表示維克托的成就大些，哪怕多一個雞蛋也好，比如說，給索科洛夫十四個，少一點點兒，只是表示表示。

他覺得自己很可笑，但是，不知為什麼他覺得他和索科洛夫分得一樣多，比起斯維琴分得比他多更可氣。斯維琴的情形是很簡單的：他是黨委委員，他的優勢是在黨國方面。維克托對這一點是不生氣的。

可是索科洛夫的情形就涉及科研能力和科學家的成就。在這方面維克托就不能平心靜氣了。他從內心裡感到氣憤，感到難受。但這種評價的表現方式是很可笑又可憐的。他很明白這一點。但是如果一個人並不總是很偉大，而是通常會很可憐，那又有什麼辦法呢？

上床就寢的時候，維克托想起不久前和索科洛夫談起契貝任的那一場談話，很生氣地罵道：

「一副奴才相！」

「你說誰？」正在被窩裡看書的柳德米拉問道。

「說的是索科洛夫，」維克托說，「真是個奴才！」

柳德米拉把一個手指頭夾在書裡，也沒有轉過頭來，說：

「你瞧著吧，說不定還要把你從研究所趕出去呢，全是因為你亂說一氣。又愛發火，對什麼人都不滿意……跟什麼人都吵過了，現在我看出來，你還要跟索科洛夫吵一場呢。過不了多久，就沒一個人肯上咱們家來了。」

維克托說：

「噢，用不著，用不著，柳德米拉，親愛的。噢，怎麼給你解釋呢？你要知道，現在又像戰前那樣為了每一句話提心吊膽了，又像那樣沒有一點兒正氣了。你瞧瞧契貝任！柳德米拉，這可是一個了不起的人！我以為全研究所裡的人會一齊叫起來的，誰知只有一個看門的老頭子對他表示同情。波斯托耶夫竟對索科洛夫說：‘最主要的是，我們都是蘇聯人。’他說這話管什麼用？」

他很想和柳德米拉多談一會兒，對她說說自己的一些想法。他不知不覺地關心起這些事，關心起發食品的事，感到很慚愧。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回到莫斯科以後，他好像老了，沒有勁頭了，關心起生活瑣事、庸俗的問題、官場上的事？為什麼在喀山的時候他的精神生活更深厚、更有意義、更純潔？為什麼就連他主要的科研興趣、他的歡樂也模糊了，同許多渺小、虛榮的念頭混到了一起？

「柳德米拉，我真不痛快，處境艱難。喂，你怎麼不說話？柳德米拉？」

柳德米拉沒有說話。她睡著了。

他輕輕地笑起來。他覺得真好笑：一個女人聽說他得罪了人，擔心得睡不好覺，另一個女人卻睡著了。他彷彿看到了瑪利亞那瘦削的臉，於是便把剛才的話又重複了一遍，但不是對妻子：

「你理解我嗎？嗯，瑪利亞？」

「見鬼，什麼亂七八糟的都往腦子裡鑽了。」他想道，一面沉沉入睡。

亂糟糟的東西確實鑽進了他的腦子。

二十九

維克托的手不巧。家裡的電熨斗燒壞了，電燈短路了，一般都是柳德米拉修理。

在他們共同生活的頭幾年，他的無用使她感到可親可愛。但是近來她開始生他的氣。有一次，他把空空的茶壺放到火上，她就說：

「你的手簡直是泥巴做的，笨透啦！」

在研究所裡開始安裝儀器的時候，維克托常常想起這一句使他又生氣又懊惱的話。

在實驗室裡當家做主的是馬爾科夫和諾茲德林。薩沃斯季揚諾夫首先感覺到這一點，有一次在生產會議上說：

「除了馬爾科夫教授和諾茲德林，這裡沒有上帝，也沒有上帝的代表！」

馬爾科夫的古板和穩重不見了。維克托很讚賞他的思想的大膽，能夠隨時隨地解決突然出現的問題。維克托覺得馬爾科夫簡直像一名外科醫生，在縱橫交錯的血管與神經結中間得心應手地操縱著手術刀。一個有著高度智慧和靈敏感覺的聰明物種似乎正在他的刀下誕生。似乎這個新的、在世界上第一次出現的金屬有機體也有心臟，也有感覺，也會高興和痛苦，和製造它的人完全一樣。

維克托總覺得馬爾科夫那種堅定不移的自信心有些可笑，他堅信自己的工作、自己設計的儀器比釋迦牟尼和穆罕默德干的那些無聊的事或者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寫的書更為重要。

托爾斯泰懷疑過自己的偉大創作是否有益。天才的作家並不堅信自己在做有益於人類的事。但是物理學家們就不懷疑自己的研究對人類是否有用。馬爾科夫就不懷疑。

但是現在維克托不覺得馬爾科夫的這種信心可笑了。維克托喜歡看諾茲德林拿銼刀、鉗子、螺絲刀幹活兒，或者細心地調理一縷縷的電線，幫助電工將引線上的電流通向新的裝置。

地上放著一捆捆的電線和許多青灰色的鉛片。大廳當中的鋼板上放著從烏拉爾運來的新裝置的基本部件，帶有不少方的和圓的鏜孔。這種用於超精密的物質研究的金屬龐然大物，蘊藏著一種驚心動魄的美。

一兩千年以前，在海邊有幾個人用粗木頭做木筏，用繩子捆，用扒釘釘。海邊沙灘上放著絞車、木工臺，用瓦罐在火上熬松脂……出海的時刻越來越近了。

晚上，做木筏的人回到家裡，呼吸呼吸家庭生活的氣息，烤烤火，聽聽老婆的嘮叨和笑聲，有時也和家裡人吵吵嘴，打打孩子，和鄰居吵一架。到夜裡，在溫暖的黑暗中會聽到大海的波濤聲，會預感到未來航程的驚險，心會緊緊收縮起來。

索科洛夫在看別人做事情的時候，一般不說話。維克托在回頭看的時候，一般都要碰到他那嚴肅的、凝視的眼神，似乎往常他們之間良好的、重要的關係依然存在。

維克托很想開誠佈公地和索科洛夫談談。事實上，一切都是很奇怪的。就如天天想著票證、限額，想著榮譽的分量、領導的照顧，都是有損心靈的。這不是，心靈裡也還有與領導、與職務高低、與獎金無關的東西。

他現在又覺得喀山的那些晚上很美好，很有年輕人的氣氛，有點兒像革命前的大學生晚間集會。可能馬季亞羅夫是一個十分清白的人。真奇怪：卡里莫夫懷疑馬季亞羅夫，馬季亞羅夫也懷疑卡里莫夫……兩個人都是十分清白的。他相信這一點。不過，也許像海涅說的，「兩個都臭」呢？

他有時想起和契貝任談發麵桶的一番話。為什麼他現在回到莫斯科，一切渺小、卑微的東西都在心裡浮現出來？為什麼他不尊敬的一些人都浮到了面上？為什麼他認為有本事、有才能、忠誠可靠的一些人如此無用呢？要知道契貝任談過希特勒德國，契貝任說錯了啊。

「很奇怪，」維克托對索科洛夫說，「各個實驗室的人都來看咱們安裝裝置，就是希沙科夫沒有來看過，一次也沒有來。」

「他的事情很多呀。」索科洛夫說。

「當然，當然。」維克托連忙表示同意。

是啊，回到莫斯科以後，很難和索科洛夫推心置腹地談談了。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說也奇怪，他再也不和索科洛夫爭論任何問題了，倒是希望能避開爭論。但是要避開爭論也不容易。有時爭論會突然發生，出乎維克托的意料。

維克托慢悠悠地說：

「我想起咱們在喀山說的許多話……哦，馬季亞羅夫怎麼樣，有信給您嗎？」

索科洛夫搖了搖頭。

「不知道，不知道馬季亞羅夫怎麼樣。我對您說過嘛，直到離開喀山，我們都沒有再見面。想起那時候咱們談的一些話，我越來越覺得不痛快。咱們因為灰心喪氣，就想把戰爭時期的暫時困難說成是蘇維埃制度的所謂缺陷造成的。一切被看做蘇維埃制度的缺陷的，恰恰是其優越性。」

「比如說，一九三七年也是優越性嗎？」維克托問道。

索科洛夫說：

「維克托·帕夫洛維奇，近來咱們不論談什麼，您都要使談話變成爭論。」

維克托很想對他說，恰恰相反，他倒是不希望爭吵，是索科洛夫有火氣，這種火氣就使他一有什麼緣由就爭論起來。可是他卻說：

「可能這是因為我的脾氣太壞，而且越來越壞。不光是您這樣說，柳德米拉也這樣說。」

他說過這話，心裡想：「我多麼孤單。在家裡，在外面，都很孤單。」

三十

帝國黨衛軍首領希姆萊要召開會議，研究帝國保安總部推行的特別措施。這次會議受到特別重視，這和希姆萊前往元首的行營有關係。

黨衛軍少校利斯接到柏林來的命令，要他彙報集中營管理處附近一項特別工程建築的進展情況。

利斯在視察這項工程之前，先要到福斯公司的機械廠和為保安部生產訂貨的化學工廠去一趟。在這之後，利斯再去柏林向主持籌備會議的黨衛軍少校艾希曼彙報情況。

利斯因為有機會去柏林，感到很高興。老是住在集中營裡，天天和野蠻、愚昧的人打交道，他感到受不了。

他在上汽車的時候，想起了莫斯托夫斯科伊。

大概老頭子在隔離室裡日日夜夜拼命猜想，利斯傳他去有什麼目的，正在緊張地等待著呢。實際上不過是他要檢驗一下自己的一些想法，希望寫一篇論文《敵人的意識形態及其代表人物》。

多麼有意思的性格！事實上，如果有誰進入原子核，不僅會受到排斥力的作用，也會受到吸引力的作用。

小汽車出了集中營的大門，利斯也就把莫斯托夫斯科伊忘記了。

第二天一早，利斯來到福斯公司的工廠。

吃過早飯以後，利斯在福斯的辦公室裡和設計師普拉什凱談了談，然後和指導生產的幾個工程師談了談，在辦事處營業主任和他談了談所訂的成套裝置的成本計算。他在工廠的各個車間裡待了幾個小時，在機器的隆隆聲中轉來轉去，到傍晚，他就十分疲乏了。

福斯的工廠生產的是保安部訂貨的重要部分，利斯看了十分滿意：企業領導者對事情考慮得很周密，技術條件執行得很精確，機械工程師們改進了傳送結構，熱力工程師設計出最經濟的焚化爐操作圖。

在工廠辛苦地轉悠了一天之後，來到福斯家裡讀過的夜晚特別愉快。

對化學工廠的視察卻讓利斯非常失望：計劃生產的化學產品只完成了百分之四十多一點兒。

尤其使利斯生氣的是，化學工廠的人有很多怨言：生產又複雜，又變化無常；在空襲的時候炸壞了通風裝置，車間裡有許多工人中毒；穩定生產所需要的矽藻土供應很不穩定；密閉的容器常常在鐵路運輸中耽擱……

不過，化學股份公司經理處的人非常清楚保安部訂貨的意義。股份公司的化學總工程師基利赫加爾津對利斯說，保安部的訂貨任務一定會如期完成。經理處已經採取措施，推遲完成軍火部的訂貨任務，這是從一九三九年九月以來不曾有過的事。

利斯沒有去觀看化學合成實驗室的一次重要試驗，但是檢視了有生理學家、化學家和生物化學家簽名的記錄。

這一天，利斯會見了進行試驗的科學工作者。這是一些年輕的科學家。有兩個女的（一個是生理學家，一個是生物化學家），一名病理解剖醫生，一名低沸點有機化合專家，還有領導試驗的毒物學家菲舍爾教授。參加會議的人給利斯留下良好的印象。雖然他們因為自己制定的研究方案受到稱讚都很高興，但是他們也沒在利斯面前掩蓋工作中的薄弱環節和對自己的質疑。

第三天，利斯和奧伯施泰因安裝公司的一名工程師一起乘飛機前往建築工地。他心情很好，這一次外出他很開心。接下去就是最開心的事：視察過工程之後，就要和工程的技術領導人一起飛往柏林，到保安總部去彙報情況。

天氣很壞，下著十一月的冷雨。飛機好不容易在集中營的中央機場著陸——在低空機翼就開始結冰，地面上還籠罩著一層霧。黎明時候下過雪，有的地方的土塊上還有一點一點又溼又滑的積雪，沒有被雨水沖洗掉。

工程師們的呢帽帽簷浸透了沉甸甸的雨水，耷拉了下來。

新鋪的鐵路通到建築工地上，這鐵路直接與主要幹線相連線。

鐵路附近有一些倉庫的庫房，於是就從倉庫開始視察。敞棚底下正在對物品進行分類：有各種各樣的機械零件、溜槽和滑輪傳送裝置的各個部件、各種直徑的管子、鼓風和通風裝置、粉碎骨頭的球磨機、尚未裝上架子的測量氣體和測量電力的儀器、一捆捆的電纜、水泥、自動翻斗車、一堆堆的鋼軋，還有辦公室的傢俱。

有一些特別庫房由黨衛軍把守著，這種庫房有許多排氣裝置，通風機嗡嗡地響著，用來儲藏已經開始生產的化學化合產品。裡面有許多帶有紅色閥門的氣瓶和貼了紅藍色標籤的十五公斤大罐，遠看很像一罐罐保加利亞果醬。

從這座半地下庫房裡走出來，利斯和他的陪同者迎面碰上剛剛乘火車從柏林來的公司總設計師什塔爾幹克教授，還有工程主任馮·賴內克。賴內克是個高大的男子，穿著黃色的皮夾克。

什塔爾幹克呼哧呼哧地喘著氣，潮溼的空氣引起他的哮喘病發作。他周圍的工程師們都在責怪他不愛惜自己的身體；他們都知道，什塔爾幹克的設計圖冊就在希特勒的私人圖書室裡。

建築工地和二十世紀中期一般的巨大建築工地沒有任何不同。在一處處基坑周圍可以聽到哨兵的哨聲、挖土機的軋軋聲、吊車的移動聲和機車的尖叫聲。

利斯及其陪同者走到一座沒有窗子的四方形灰色建築物跟前。所有的工業建築物、一座座紅磚爐、粗大的煙囪、裝了玻璃頂的排程塔和警衛塔，都跟這座沒有窗子、沒有掛牌子的灰色建築物有關係。

築路工人正在一條路上鋪瀝青，熱騰騰的灰煙從壓路機下面往上冒，和灰色的冷霧混合到一起。

賴內克對利斯說，在檢查一號工程的密閉性的時候，結果不能令人滿意。什塔爾幹克忘記了自己的哮喘，用激動的嘶啞聲音向利斯說明新建築物的設計思想。

一般的工業水輪機看起來很簡單，體積又小，卻是巨大的能量和速度的中心，在水輪機的旋轉中水的地質能量變為功。

這座建築物就是根據水輪機的原理建造的。它能使生命和與生命有關的各種能量變為無機物。在這種新形式的輪機中，要消除心理功能、神經功能、呼吸功能、心臟功能、肌肉功能、造血功能。水輪機原理、屠宰機原理和焚燒垃圾機原理將聯合於新建築之中。必須把這幾種特性聯合於一個簡單的設計方案之中。

「眾所周知，」什塔爾幹克說，「我們的敬愛的元首在視察最平常的工業工程的時候，也不會忘記設計形式。」

然後他放低了聲音，只讓利斯一個人能聽見。

「您是知道的，帝國元首看到華沙附近的集中營設計在形式上過分講求神秘感，非常不高興。這一切也必須考慮到。」

水泥建築的內部結構是與高速度大量生產的工業時代相適應的。

生命和水一樣，一進入下水道，就不能停止，也不能往回流了。生命在水泥通道里的移動速度可以用斯托克斯關於液體在管子裡移動的公式來表示，就是說，其移動的速度取決於其濃度、比重、黏性、摩擦力和溫度。一盞盞電燈嵌在棚頂上，都用很厚的半透明玻璃保護著。

越往前走，電燈越亮，走到密閉室門口，更是亮得刺眼。密閉室安著光滑的鋼門。

視察的人來到門口，顯得特別激動，建築工人和安裝工人在新的成套裝置要開工時往往會這樣的。

一些做粗活的工人在用水龍帶沖洗地面。一名穿白大褂的化學工程師在關閉的門口測量壓力。賴內克吩咐開啟密閉室的門。走進帶有低矮水泥頂的寬敞的密閉大廳之後，有幾名工程師摘下帽子。密閉大廳的地面是用可移動的沉甸甸的鋼板拼成的，鋼板都裝了鋼框，一塊塊鋼板之間不見縫隙。在排程人員開動機械裝置的時候，地面的鋼板就一齊豎立起來，密閉大廳裡所有的一切都會進入地下室。掉下去的有機物要經過口腔科人員檢查，摘去裝在口腔裡的貴金屬。然後，通向火化爐的傳送帶開始運轉。已經失去知覺的有機物到了火化爐裡就在熱能的作用下受到進一步的破壞——變為磷肥、石灰、氨肥、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

一名聯絡官走到利斯跟前，遞給他一封電報。大家都看到，這位黨衛軍少校看過電報之後，臉色陰沉下來。

電報通知利斯，說黨衛軍少校艾希曼今天夜裡來工地上和他見面。艾希曼已經乘汽車上了慕尼黑的公路幹線。

利斯不能去柏林了。他本來明天夜裡就要回到自己的別墅，生病的妻子就住在別墅裡，天天盼望著他。他本來可以在睡覺之前穿著軟軟和和的便鞋，在安樂椅上坐一會兒，在溫暖與舒適中暫時忘卻這嚴峻的時代。夜裡在郊外別墅的被窩裡聽著柏林防空部隊高射炮遠遠的轟鳴聲，多麼愉快啊。

做過彙報之後，在上郊外之前，在傍晚沒有空襲的安靜時候，他還可以去看望哲學研究所裡的一個年輕女子，只有她才知道他有多麼難過，心裡多麼慌亂。為了和那女子相會，他在公文包裡還帶了一瓶白蘭地和一盒巧克力。現在這一切成了泡影。

工程師們、化學家們、設計師們都一齊望著他：是什麼樣的煩惱事使保安總部的這位視察要員如此不快呢？誰又能知道呢？

在場的人有一會兒曾經以為，密閉室已經不屬於建設者了，已經活了，就要憑自己的水泥特性生活，要滿足自己的水泥的飢渴，就要開始分泌毒液，用鋼鐵的大嘴開始咀嚼，開始消化食物了。

什塔爾幹克朝賴內克擠了擠眼睛，小聲說：

「大概利斯是接到通知。那位黨衛軍少校要在這兒聽他的彙報，這我在早晨就知道了。他原本要在家裡休息休息，也許還要和一位心愛的女士相會，這一來就落空了。」

三十一

利斯和艾希曼在夜裡見了面。艾希曼有三十五歲左右。手套、帽子、靴子，這三樣表現徳國武裝力量的神氣、高傲和優越性的東西，跟黨衛軍領袖希姆萊所穿戴的完全一樣。

利斯在戰前就認識艾希曼一家。他們是同鄉。利斯在柏林大學上學的時候，在報社以及後來在哲學雜誌編輯部工作的時候，有時回故鄉去看看，常常見到中學時期的同學。有些人在社會浪潮中得勢了，後來浪潮過去，就消沉了，榮譽和物質享受又被別人撈去。可是年輕的艾希曼一直生活得很不起眼，很單調。凡爾登城下的炮聲，曾經似乎要來的勝利，失敗和通貨膨脹，國會里的政治鬥爭，繪畫、戲劇、音樂中左的和超左的流派的衝擊，新風尚的興起和衰落——一切都沒有改變他的單調生活。

他做過外地一家公司的代理人。無論在家裡還是對待外人，他從不過分粗暴也不過分殷勤。人生的條條大路都被鬧鬨鬨的、指手畫腳的、敵視他的人群堵塞著。到處可以看到排擠他的又敏捷又機警的人，他們靈活老練，閃動著發亮的深沉的眼睛，帶著傲慢的神氣朝他冷笑……在柏林中學畢業之後，他沒有找到工作。柏林一些公司的經理和業主對他說，沒有空缺，可是艾希曼從旁邊瞭解到，有的公司沒接收他，卻接收了一個很不像樣的不知是什麼民族的人，也許是波蘭人，也許是義大利人。他想上大學，但是大學裡對人的態度很不公正，他上不了。他看到，考試人員一看見他的淺色眼睛和圓圓的臉、淺色的平頭、又短又直的鼻子，就沒有勁了。似乎他們喜歡的是長臉、黑眼睛、佝僂腰、窄肩膀的人，喜歡沒出息的人。回到外省老家的人不只是他一個。這是很多人的命運。柏林一直有一類人，這一類的人在社會各個階層都有。但是這一類人大多數是在崇尚世界主義、失去民族特點的知識分子中間，他們不分德國人和義大利人，不分德國人和波蘭人。

這是很特殊的一類人，是一個很奇怪的種族，他們最聰明，最有學問，最能冷眼旁觀。這類人所發出的朝氣蓬勃的、非侵略性的思想威力給予人的強烈感覺是可怕的。這種威力表現在這些人的奇怪的愛好中，表現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他們在生活中注意時髦，卻又不修邊幅，似乎不看重時髦；表現在他們對動物的熱愛中，喜愛動物卻與他們純粹的城市生活方式相結合；表現在他們的抽象思維能力方面，他們善於抽象思維的同時，卻又十分喜歡藝術和生活中粗獷的東西……這些人推進了德國的染料化學和氮合成化學，推進了強射線研究和優質鋼的生產。就因為他們，外國的學者、藝術家、哲學家和工程師們紛紛來到德國，但正是這些人最不像德國人，他們在全世界到處遊蕩，他們的友好交往完全不是德國需要的，他們的德國人特徵太不鮮明。

一個外地公司的職員怎麼能出人頭地呢，能夠填飽肚子就不錯了。可是現在你瞧他手裡的檔案，這檔案在世界上只有三個人知道，那就是希特勒、希姆萊、卡爾津布倫涅爾。他把檔案鎖進保險櫃，走出自己的辦公室。一部老大的黑色轎車正在門口等著他。衛兵向他敬禮，副官給他開啟車門，黨衛軍少校艾希曼上了車。司機開大了油門，這部大馬力的警察要員專用車便飛馳起來，一路上只見城裡的警察恭恭敬敬對汽車行禮，急急忙忙開啟綠燈，汽車穿過一條條柏林街道，便上了公路幹線。冷雨，晨霧，喇叭聲，公路緩緩地盤旋轉彎。

此刻，在斯莫列維奇，在果樹叢中是一座座幽靜的小房子，人行道上長著青草。在加爾季切夫商場的街道上，塗了紫色或紅色記號的骯髒的黃色爪子的母雞在灰土中跑來跑去。在基輔的波多爾區和瓦西里科夫，在有很多骯髒的玻璃窗的多層樓房裡，樓梯被孩子和老人千萬次的步履磨得光光溜溜。

在敖德薩，院子裡長著花皮懸鈴木，曬著花連衣裙、褂子和褲子，煮果醬的銅盆在火盆上冒著熱氣，還沒見過太陽的黑皮膚嬰兒在搖籃裡啼哭。

在華沙，狹窄的六層樓房裡住著裁縫、裝訂工人、家庭教師、夜酒吧和咖啡館的歌手、大學生、鐘錶匠。

在斯大林道爾弗，傍晚農舍裡生起爐火，風從彼列科普方向吹來，夾帶著鹽味和暖和的塵土味，老牛哞哞叫著，晃悠著沉重的大頭……

在布達佩斯，在法斯托夫，在維也納，在梅利托波爾和在阿姆斯特丹，在玻璃窗明淨如鏡的別墅裡，在工廠煙霧籠罩的房屋中，居住著猶太族的人們。

集中營的鐵絲網、毒氣室的牆、防坦克壕的黃土把千千萬萬人聯接在一起，他們屬於各種各樣的年齡和職業，使用各種各樣的語言，具有各種各樣的生活和精神愛好，有信神的宗教狂熱分子，也有無神論的堅定信徒，有工人，有遊手好閒的人，有醫生和商人，有聰明人，有白痴，有小偷，有喜歡空想的人，有冷眼旁觀者，有好心人，有聖潔的人，也有卑劣的人，死神在等待著他們。

警察要員的大馬力轎車一路賓士著，在秋天的公路幹線上不停地轉著彎兒。

三十二

他們是在夜裡見面的。艾希曼一面往辦公室走，一面很快地詢問著，徑直走進辦公室，坐到安樂椅上。

「我的時間不多，最遲在明天我要上華沙去。」

他已經去過集中營警備隊，和建築工地主任談過。

「工廠的情況怎樣，您對福斯這個人的印象如何，據您看，這些化學家有水平嗎？」他很快地詢問著。

艾希曼用他那長著粉紅色大指甲的白胖的手指翻閱著桌上的檔案，不時地用自來水筆做記號。利斯覺得，艾希曼並不認為這事與其他事有什麼不同，雖然這種事情即便鐵石心腸的人也要發冷發怵的。

利斯這幾天喝了很多酒。氣喘病加劇了，每天夜裡他感到心跳得厲害。但是他認為，酒精對身體的害處不如神經緊張的害處大，而他是時時刻刻處在神經緊張狀態中的。

他很希望重新去研究那些敵視國家社會主義的著名活動家的思想，解答那些冷酷、複雜然而不用流血的問題。到那時候他就不再喝酒了，一天頂多抽上兩三支香菸。所以不久前一天夜裡他把一個蘇聯的老布林什維克叫了來，跟他下了一盤政治棋，他回到臥室以後，沒用安眠藥就睡著了，一直睡到上午九點多鐘。

在夜間視察毒氣室的時候，建設者們為艾希曼和利斯安排了一次別出心裁的小宴會。在毒氣室中間放一張小桌，擺上酒和菜，賴內克請艾希曼和利斯飲酒。

艾希曼一見到這別出心裁的酒宴，就笑起來，說：

「我樂意從命。」

他把帽子交給自己的衛兵，就在桌旁坐下來。他的一張大臉忽然露出躊躇滿志的樣子，就像千千萬萬喜歡吃喝的男子坐上擺滿山珍海味的宴席那樣。

賴內克站著斟好了酒，大家都端起酒杯，等著埃·希曼致祝酒詞。

在這水泥密閉室的寂靜中，在斟得滿滿的酒杯裡，有一種異常緊張的氣氛，利斯覺得，他的心簡直要經受不住了。他很希望高聲祝願德國理想早日實現的祝酒詞打破緊張的氣氛。但是緊張氣氛非但沒有打破，反而越來越緊張了。因為艾希曼正在吃火腿麵包。

「先生們，你們怎麼啦？」艾希曼問。「這火腿太好了。」

「我們在等待您的祝酒詞呢。」利斯說。

艾希曼端起酒杯。

「祝咱們為黨國效勞取得更大勝利，依我看，這是最值得祝賀的。」

只有他一個人幾乎沒喝，而是吃了很多。

早晨艾希曼穿著褲衩在開啟的窗戶前做了一會兒早操。晨霧中露出一排排整齊的集中營棚屋。火車汽笛聲傳來。利斯一向不羨慕艾希曼。利斯沒有很高的職務，卻有很高的地位——在帝國保安總部裡都認為他是一個聰明人。希姆萊很喜歡和他交談。上層的人在大多數情況下儘可能不在他面前顯示自己官位高。他習慣於不僅在保安部門博得尊敬。到處都有帝國保安總部的影響和勢力：在大學裡，在兒童療養院院長的簽字中，在歌劇院招收年輕演員的考試中，在為春季畫展評選作品的時候，在國會選舉的候選名單裡。

這裡是生活的軸心。黨之所以永遠正確，黨的道理或者沒有道理之所以能戰勝其他任何道理，黨的哲學之所以能戰勝其他一切哲學，主要靠國家秘密警察的工作。這真是一根魔杖！要是失手掉落了，魔力就消失了，偉大的演說家就會變為牛皮大王，學術鉅著就會變為異端邪說。萬萬不能放下這根魔杖。

利斯這天早晨看著艾希曼，生平第一次感到自己萌發了嫉妒心理。艾希曼在離開之前幾分鐘說：

「利斯，咱們是同鄉呀。」

他們談起他們喜歡去的故鄉城市的一些街道、飯館、電影院。

「當然，有的地方我也沒有去過。」艾希曼說。並且提到一個俱樂部，那地方他這個小業主的兒子過去是不能去的。

利斯想換個話題，就問道：

「請問，能不能大致地有個數，準備處理多少猶太人？」

他以為，他的問題問得過頭了，也許，除了元首和希姆萊，世界上只有三個人能夠回答他的問題。但是，在艾希曼回憶他年輕時在民主和風行世界主義的時代不得志的情形之後，利斯問他這種事，承認自己不知情，正是最恰當的時候。

艾希曼回答了他。

利斯非常震驚，又問一遍：

「是幾百萬嗎？」

艾希曼聳了聳肩膀。

他們沉默了一陣子。

「咱們在學生時代不曾相識，非常遺憾，」利斯說，「如歌德說的，最好的是大學生時代。」

「我沒有做過柏林的大學生，我是在外地上學的，您用不著感到遺憾。」艾希曼說。又補充說：「老鄉，這個數目我是第一次說出來。如果算上在貝希特斯加登、帝國內閣和元首府那幾次，那這個數目總共說過七次或者八次。」

「我明白，我們不會在明天的報紙上看到這個數目的。」

「我指的就是報紙。」艾希曼說。

他帶著冷笑的神氣看了看利斯，利斯感到惶恐不安，因為他覺得艾希曼比他更聰明。艾希曼卻說：

「除了咱們都是一個綠樹叢中的寧靜小城的同鄉以外，我對您說出這個數目，還有一個原因。我希望，它能使我們在今後的共同工作中很好地配合。」

「非常感謝，」利斯說，「應當好好考慮考慮，事情是十分重大的。」

「當然啦。這主意不光是我的。」艾希曼豎起一個指頭朝著上面。「如果您能跟我合作，萬一希特勒失敗了。那咱們就一起上吊。」

「前景是十分美好的，值得考慮。」利斯說。

「可以設想，兩年後我們再坐在這房間裡的舒適的小桌旁，就可以說：我們用二十個月的時間解決了人類用二十個世紀沒有解決的問題！」

他們告別了。利斯目送著汽車。

他對於人與人在國家中的關係有自己的觀點。在實行國家社會主義的國家中，生活不能自由發展，生活的每一步都必須加以控制。

為了指導人的呼吸、母親的感情，指導如何讀書、唱歌、夏天旅遊，領導工廠和軍隊，就需要有許多領導者。因為生活不能像野草一樣隨便生長，不能像大海一樣隨便翻騰。利斯認為，領導者可以分為四種性格型別。

第一種型別：性格單純的人，一般缺乏敏銳的智慧和分析的能力。這些人從報紙和雜誌上摘取口號和公式，從希特勒的講話、戈培爾的文章、佛朗哥和羅森堡的書中尋找理論根據。一旦感到失去支柱，就會不知所措。他們不考慮各種現象的聯絡，在任何問題上都表現得激烈和偏執。他們不論對待哲學、國家社會主義的科學、似是而非的新發現，還是對待新戲劇的成就、新的音樂、國會選舉運動，都十分頂真。他們像小學生一樣，讀書死記硬背，聽報告、看書都要做筆記。他們的個人生活一般都十分簡樸，有時甚至很貧困，他們往往比其他型別的人更積極地響應黨的號召，離開家庭。

利斯起初以為艾希曼正是屬於這種型別。

第二種性格型別：聰明的無恥之徒。這些人知道魔杖是存在的。他們在可靠的朋友圈子裡譏笑很多人，譏笑新博士和碩士不學無術，譏笑各級長官的錯誤和習性。他們不譏笑的只有領袖和崇高理想。這些人一般生活都很闊綽，他們有的是酒喝。這些人在黨內佔據高位的比職位低的多。在下層當權的主要是第一種性格型別的人。

利斯認為，在最高層掌權的是第三類性格的人。最高領導層掌權的不過八九個人，再有十五至二十人相配合。那兒另是一番天地，不再有什麼信條，可以自由地裁判一切。那兒不再有理想，只看是否有利於我，只求稱我心意，翻雲覆雨，心狠手辣，不惜任何手段。

有時候利斯覺得，在德國所發生的一切都是為了他們和他們的利益。

利斯發現，頭腦簡單的人出現在最高層，往往標誌著不祥事件的開端。這少數翻雲覆雨的高手們提拔一些恪守信條的人，為的是讓他們幹特別血腥的事情。恪守信條的老實人暫時會受到最高層的賞識和犒勞，但是等到完成了任務，一般都要銷聲匿跡，有時會落得和自己的犧牲者一樣的下場。最上層又是隻有幾個翻雲覆雨的高手了。

第一種性格型別的老實人具有特別可貴的品質：他們具有人民性。他們不光摘引國家社會主義大師們的語句，也說人民的語言。他們的粗暴是人民的粗暴，農民的粗暴。他們說的笑話會在工人大會上引起一陣陣笑聲！

第四種性格型別：奉命行事的人。他們對信條、思想、哲學絲毫不感興趣，但也沒有什麼分析能力。國家社會主義黨給他們薪俸，他們就為黨效勞。他們追求的唯一的、最高的目標就是吃、穿、別墅、珠寶、傢俱、小汽車、冷氣裝置。他們不大喜歡金錢，不相信金錢的可靠性。

利斯嚮往最高領導層，希望和最高領導者交往，和他們接近，在高層裡，在玩弄心計、進行文的較量的地方，他感到得心應手，輕鬆自如，非常得意。

但是利斯看到，在可怕的高層，在一些最高的領導者之上，在那一層之上還有一個隱隱約約、模模糊糊、不易理解、不依邏輯行事的世界，領袖希特勒就在這個最高世界裡。

不知為什麼，許多無法結合的特點彙集於希特勒一身：他是許多高手的頭兒，是超級技師，特等裝修工，總監工，其陰險毒辣甚至超過他所有的親密助手的總和。利斯害怕的正是這一點。況且，在希特勒身上還有教條式的狂熱、宗教式的信仰和盲目性，又像老牛一樣的不講道理，這些特點利斯只是在最低層的黨的領導者中間見到過。他是魔杖的創作者，是頭號聖人，同時又是極其愚昧和狂熱的信徒。

現在，利斯目送著汽車漸漸遠去的時候，他覺得艾希曼忽然使他隱隱產生了一種又害怕又羨慕的感覺，過去使他產生這種感覺的只有一個人，那就是德國人的領袖希特勒。

三十三

重新建立起來的部隊在夜間秘密地朝斯大林格勒前線移動。

在斯大林格勒西北，頓河中游，新戰線的兵力越來越密集。一列列軍車就在草原上停靠，部隊在重新鋪好的鐵路沿線上下車。

天一開始放亮，夜裡如奔騰的河流似的鐵路線就安靜下來，只有淡淡的塵霧籠罩在草原上。白天，炮身用乾枯的野草和麥秸掩蓋著，似乎世界上再沒有什麼東西比這些與秋日的原野融為一體的炮身更沉靜的了。一架架飛機張著翅膀，像僵死的昆蟲似的停在機場上，上面覆蓋著網狀掩蔽物。

在那幅全世界只有幾個人能看到的地圖上，三角符號、菱形符號和圓圈一天比一天稠密，標誌番號的數字也越來越稠密。這是新的西南戰線——也就是現在的進攻戰線——各部隊在編隊，聚集，開向出發的地界。

坦克兵團和炮兵師避開硝煙瀰漫的斯大林格勒，順著伏爾加右岸空曠的鹽鹼地帶朝南開去，開向一處處安靜的河灣。軍隊渡過伏爾加河以後，在加爾梅克草原上，在湖汊之間的鹽鹼地上駐紮下來，成千上萬的俄羅斯人說起他們都覺得奇怪的話……這是在戰場南邊，在加爾梅克草原上集結兵力，面對德軍的右翼。蘇軍最高指揮部正準備包圍保盧斯的斯大林格勒集團軍。

一艘艘輪船、渡船和駁船在秋日的星光下，在黑沉沉的夜色中，把諾維科夫的坦克軍渡向斯大林格勒以南的右岸。

成千上萬的人看到用白漆塗在鋼甲上的俄羅斯古代將領的姓氏：「庫圖佐夫」、「蘇沃洛夫」、「亞歷山大·涅夫斯基」。

成千上萬的人看到，蘇聯的重炮、火箭炮和從盟國租借來的武器一齊向斯大林格勒湧去。

雖然千百萬人看到了這樣的調動，集結大量兵力準備進攻斯大林格勒西北面和南面的行動還是在秘密中進行著。

怎麼會出現這種事呢？德國人也知道這種大規模的調動。要遮掩是不可能的，就好比一個人走在草原上，遮不住草原上的風。

德國人都知道蘇軍在向斯大林格勒調動，可是進攻斯大林格勒對於他們依然是秘密。每一個德軍的尉官只要看到地圖上標出的蘇軍集結地點，都會猜出只有斯大林、朱可夫和華西列夫斯基知道的蘇方的最高軍事機密。

可是，德軍在斯大林格勒地區被圍，不論對德軍尉官們還是對德軍元帥們，都是非常突然的。

這怎麼可能呢？

斯大林格勒依然沒有失守，雖然投入了大量兵力，德軍多次進攻依然沒有取得決定性的勝利。而在消耗殆盡的蘇軍的一些團裡，也只剩下幾十名戰士。這承擔起殘酷戰鬥的超級重負的少數人正是使德國人思想產生迷亂的原因。

敵人不能設想，他們強大的兵力會被一小堆人打碎。在他們看來，蘇軍的後備力量似乎只是在準備增援蘇聯守軍。在伏爾加河畔抗擊保盧斯集團軍進攻的戰士們成了斯大林格勒進攻戰的戰略家。

而歷史的無情的魔力隱藏得還要深些。在這裡面，自由是可以產生勝利的。自由仍然是戰爭的目的，而一旦觸碰到歷史有魔力的手指，它便成了歷史得心應手的工具。

三十四

一個老婦人抱著一捆幹蘆葦朝家門口走去，她的陰沉的臉流露出一副操心的神氣。她從一部落滿灰塵的吉普車旁邊走過，又從軍部的一輛坦克旁邊走過，坦克上蓋著帆布，一個角緊靠著房子的板牆。她瘦得皮包骨頭，樣子很不起眼，似乎再沒有什麼比這個從她家門前的坦克旁邊走過的老婦人更平常的了。可是，這個老婦人，還有此時在棚子底下擠牛奶的模樣平平的女兒，還有把一個指頭杵到鼻孔裡、看著牛奶從奶頭裡往外竄的她的淺色頭髮的外孫，卻和駐紮在草原上的軍隊有重要關係，其重要程度超過世界上一切大事。

所有這些軍隊上的人：軍部、集團軍司令部的少校，坐在黑糊糊的鄉下聖像下面抽香菸的將軍，在俄羅斯爐灶上燒羊肉的將軍們的炊事員，躲在倉庫裡用子彈和釘子做髮捲兒的電話員姑娘，在院子裡對著洋鐵洗臉盆刮臉、一隻眼看著鏡子、一隻眼看著天空留意著敵機的坦克手們——這鋼鐵、電力和汽油組成的整個戰爭世界，已成為一座座草原村莊長期生活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對於老婦人來說，這裡還有一種不可分割的關係：她看到今天在坦克上的小夥子們，就想起夏天那些疲憊無神的小夥子，那些小夥子步行來到這裡求宿，一個勁兒擔驚害怕，夜裡都不睡，不時地到外面觀望。

加爾梅克草原村落裡的這個老婦人，和在烏拉爾給後備坦克軍軍部送銅茶炊的老婦人，和六月間在沃羅涅日把麥秸鋪在地上讓上校睡覺、一面望著窗外紅紅的火光畫著十字的老婦人，都有不可分割的關係。不過這種關係已經習以為常，所以不論是要回屋裡生爐灶的老婦人，還是走出門來的上校，誰都沒有注意到。

加爾梅克草原上異常寧靜，使人心曠神怡。這天早晨在柏林大街上走來走去的人是否知道，俄羅斯在這裡已經把自己的臉轉向西方，準備進攻和出擊了？

諾維科夫在臺階上喚來司機哈里託諾夫：

「把我和政委的大衣帶上，咱們要很晚才能回來。」

格特馬諾夫和涅烏多布諾夫走出門來。

「涅烏多布諾夫同志，」諾維科夫說，「要是有什麼情況，您打電話給卡爾波夫，下午三點以後，就打電話給別洛夫和馬卡羅夫。」

涅烏多布諾夫說：「會有什麼情況呢？」

「那可說不定，也許司令員一下子來了呢。」諾維科夫說。

從太陽那邊出現了兩架鐵鳥，朝村子飛去。飛得越來越快，響聲越來越大，草原的安靜一下子就被打破了。哈里託諾夫從汽車裡跳出來，朝倉房的牆根下跑去。

「傻瓜，怎麼，躲起自己的飛機來啦？」格特馬諾夫喊道。

這時候其中一架飛機用機槍朝村子掃射起來，另一架飛機投下一枚炸彈。呼嘯聲，轟隆聲。婦女尖叫起來，小孩子哭起來，爆炸掀起的土塊紛紛往地上落。

諾維科夫聽到炸彈下落的嘯聲，彎了彎身子。有一小會兒，一切都籠罩在灰塵與硝煙中，他能看見的只有和他站在一起的格特馬諾夫。接著涅烏多布諾夫的身影也從灰塵與硝煙中露了出來。他直著身子、昂著頭站在那裡，像是木雕的，只有他沒有彎下身子。

格特馬諾夫臉色有些灰白，但是又興奮，又快活，一面打褲子上的灰土，一面帶著洋洋得意的自誇口氣說：

「沒什麼，還行，褲子還沒有溼，咱們的將軍甚至連動都沒有動呢。」

然後格特馬諾夫和涅烏多布諾夫去看炸彈坑周圍的土飛得多麼遠。他們吃驚的是，遠處房屋上的玻璃大都碎了，最近的房屋上的玻璃卻好好的。他們又看了看倒下的籬笆。

諾維科夫覺得這兩個第一次看到炸彈爆炸的人很有意思，看樣子他們吃驚的是，把這枚炸彈造出來，帶上天空又扔到地上，目的只有一個：炸死格特馬諾夫的孩子的父親和涅烏多布諾夫的孩子的父親。原來，人在戰場上就幹這種事兒。

格特馬諾夫坐上汽車以後，一個勁兒在談這次空襲，後來自己打斷自己的話，說：

「諾維科夫同志，你聽我說這些話，也許覺得好笑，你遇到上千次轟炸，我這是頭一回呀。」接著又換了話題，問道：「我問你，那個克雷莫夫好像被俘過吧？」

諾維科夫說：「克雷莫夫嗎？你問他幹什麼？」

「我在方面軍司令部聽到說起過他，說得很有意思。」

「他被圍困過，至於被俘，好像沒有。說他什麼了？」

格特馬諾夫沒聽到諾維科夫的話，捅了捅司機的肩膀，說：

「順著這條大路可以到第一旅旅部，不用過那條溝。你瞧，我在戰場上也是有眼力的。」

諾維科夫已經習慣了，格特馬諾夫在交談時從來不跟著對方走：一會兒他自己說，一會兒提問題，一會兒又是他說，一會兒又問起什麼。似乎他的思想走的是沒有規律的曲線。不過，看起來好像是這樣，實際上卻不是這樣。格特馬諾夫常常談起自己的老婆和孩子，隨身帶著很厚的一摞家人的照片，兩次派人上烏法去送東西。可是他馬上就愛上了衛生所那個很兇的黑髮女醫生塔瑪拉·巴甫洛芙娜，而且愛得很深。有一天早晨維爾什科夫很痛心地對諾維科夫說：「上校同志，女醫生夜裡在政委那兒睡的，天快亮時候才出來。」

諾維科夫說：

「維爾什科夫，這不是您管的事。您別偷偷拿我的水果糖就好了。」

格特馬諾夫不隱瞞他和塔瑪拉·巴甫洛芙娜的關係，就是這會兒在草原上，他也把肩膀靠在諾維科夫身上，小聲說：

「諾維科夫同志，有一個小夥子愛上咱們的女醫生啦。」他帶著親熱和惆悵的神氣看了看諾維科夫。

「那是個政委。」諾維科夫說著，拿眼睛瞟了瞟司機。

「這也沒什麼，布林什維克又不是和尚，」格特馬諾夫小聲說，「你要知道，我這個老糊塗蛋愛上她啦。」

他們沉默了幾分鐘。格特馬諾夫又說起話來，似乎剛才說那一番推心置腹、親密無間的話的不是他。

「諾維科夫同志，你到了你熟悉的前方環境裡，一點沒有瘦。可是，就拿我來說，我天生是做黨的工作的材料。我是在最艱難的一年到州黨委工作的，如果是別人，會累出肺癆病的：糧食計劃沒有完成，斯大林同志兩次打電話找我，可是我即使有點兒不自在，照樣發胖，就像在療養院一樣。你現在就是這樣。」

「鬼知道我是幹什麼的材料，」諾維科夫說，「也許，我當真是打仗的材料吧。」

他笑起來。

「我發現，一看到什麼有趣的事兒，我首先就想，別忘了對葉尼婭說說。剛才德國佬向你和涅烏多布諾夫扔下第一顆炸彈，我就想：一定要對她說說。」

「要作政治彙報嗎？」格特馬諾夫問道。

「就是，就是。」諾維科夫說。

「老婆嘛，當然啦，」格特馬諾夫說，「老婆總是最親近的。」

他們來到第一旅駐地，下了汽車。

在諾維科夫的腦子裡經常有一長串的人、姓名、地名、大大小小的任務、明白的事和不明白的事、下達的和取消的指示。

夜裡他有時忽然醒來，犯起愁來，他很懷疑：該不該進行超出瞄準器射程標尺刻度的遠端射擊？在行進中射擊是否合適？各排排長是否能迅速而準確地判斷戰局的變化，獨立決策，瞬息間發出命令？

然後他想象，一隊一隊的坦克衝破德軍和羅馬尼亞軍隊的戰線，衝進缺口，進行追擊，和強擊航空大隊、自行炮隊、摩托化步兵和工兵聯合在一起，不斷地向西推進，奪取渡口、橋樑，繞過佈雷區，攻向敵人防禦中心。他高興激動得把兩條光光的腿從床上蕩下來，坐在黑暗中，興奮得喘粗氣。

他從來不想把夜裡自己的一些想法告訴格特馬諾夫。

他在草原上比在烏拉爾的時候更經常對格特馬諾夫和涅烏多布諾夫感到惱火。

他在心裡說：「你們是專揀甜餅子吃的。」

他已經不是一九四一年那樣子了。他比以前喝酒喝得多。他常常罵娘，常常發火。有一次他差點對燃料供應處處長動手。

他看到，有些人很怕他。

「他媽的誰知道我是不是天生打仗的材料，」他說，「不過頂好還是跟自己喜歡的娘們兒住在森林小屋裡。白天去打打野味，晚上回來。她做好了吃的，吃過就睡覺。戰爭可是不能養活人。」

格特馬諾夫側歪著頭，仔細看了看他。

第一旅旅長卡爾波夫上校圓滾滾的臉，紅頭髮，晶亮的藍眼睛，這樣的眼睛只有頭髮很紅的人才有。他在戰地無線電臺旁邊碰到了諾維科夫和格特馬諾夫。

他的作戰經歷有一段時間和西北戰線的戰鬥有關係；在那裡，卡爾波夫不止一次把自己的坦克埋到土裡，把坦克變成固定的火力點。

他和諾維科夫、格特馬諾夫一起朝第一團駐地走去，那神氣就好像他是主要首長，他的動作是那樣從容。

從他的體質來看，似乎他應該是一個喜歡喝酒和美食的和氣人。但他卻是另外一種性格：不愛說話，對人很冷淡，器量又小，又多疑。他從不熱情招待客人，是一個出了名的小氣鬼。

格特馬諾夫稱讚了他們為坦克和大炮挖掘掩蔽所的認真態度。

這位旅長什麼都考慮到了，既考慮了坦克威脅的方向，又考慮到側翼進逼的可能性，他只是沒有考慮到，即將開始的戰鬥可能讓他帶領全旅迅速地衝進缺口，轉向追擊。

諾維科夫看到格特馬諾夫又點頭又說話表示讚許，十分生氣。

可是卡爾波夫就好像故意給諾維科夫火上澆油似的，說：

「上校同志，請允許我來說說。在敖德薩我們就隱蔽得很好。那天傍晚我們發起反攻，狠狠打了羅馬尼亞人一頓，到夜裡遵照集團軍司令員的命令，我軍像一個人似的進入海港，上了輪船。羅馬尼亞人到上午十點鐘才猛醒過來，急忙進攻已被我們遺棄的戰壕，可是我們已經在黑海上的輪船上了。」

「你們現在面對的不是羅馬尼亞人的空戰壕啊。」諾維科夫說。

卡爾波夫能不能在進攻時期日日夜夜地往前衝，把敵人的作戰部隊、防禦中心拋在後面？……能不能不顧自己的前方後背、左右側翼，一心只想著追擊，一直往前衝？他不是那種性格，不是的。

周圍的一切依然帶著已經過去的暑熱的痕跡；奇怪的是，空氣如此涼爽。坦克手們幹著士兵們的家常事：有的把小鏡子擱在炮塔上，坐在鋼甲上刮臉，有的在擦槍，有的在寫信，有的在地上鋪了帆布，在上面打撲克牌，有一大堆小夥子閒著沒有事兒，圍著一位衛生員姑娘說笑。在遼闊的天空下、廣袤的大地上的這幅平常的畫面，充滿了黃昏前的惆悵情調。

這時候，一位營長朝著走到跟前的三位首長跑來，一面跑一面抻平制服上衣，尖聲喊著：

「全營立正！」

諾維科夫就像和他作對似的，回答說：

「稍息！稍息！」

在政委隨便說著話走過的地方響起笑聲，坦克手們互相看了看，他們的臉顯得更快活了。政委問一些人，離開烏拉爾的姑娘，心裡什麼滋味；又問，是不是一寫信就寫很多張紙；還問，在草原上能不能天天收到《紅星報》。

政委狠狠批評了軍需官。

「弟兄們今天吃的什麼？昨天吃的什麼？前天吃的什麼？你這三天也是吃大麥米加青番茄湯嗎？好吧，把炊事員叫來，」他在坦克手們的一片笑聲中說，「讓他說說，他給軍需官做什麼吃的。」

他一再詢問坦克手們的生活條件和生活情形，好像是責備佇列軍官不關心士兵生活：

「你們這是怎麼回事兒，光知道操心戰術，戰術。」

軍需官是一個痩痩的人，穿著落滿灰土的膠布靴子，一雙手通紅通紅的，好像洗衣婦的手，剛剛在冷水裡涮過衣服。他站在格特馬諾夫面前，不住地咳嗽。

諾維科夫可憐起他來，就說：

「政委同志，咱們是不是一塊兒從這兒上別洛夫那兒去？」

格特馬諾夫從戰前起，就不愧是一個很好的群眾工作者和領導者。他一開始說話，人們就開始笑，他的話簡單明瞭，生動活潑，還常常帶上幾句粗話，一下子就會抹掉州委書記和穿著骯髒工裝的普通人之間的界限。

他常常關心生活問題：是不是能按時領到工資，鄉村商店和工人合作社有沒有次貨，宿舍裡暖氣裝置好不好，田間宿營地是否築好了爐灶？

他和上了年紀的工廠女工和農莊女莊員說話特別隨便，特別和善，大家都很欣喜地看到，書記是人民的勤務員，他常常嚴厲地批評管供應的人，批評公共宿舍的保衛人員，如果工廠廠長和農機站站長不關心幹活兒的人，他也一樣毫不留情地譴責。他是農民的兒子，自己也在工廠裡做過鉗工，工人們都能感覺到這一點。但是他在自己的州黨委辦公室裡操心的卻總是他對國家負的責任，莫斯科的憂慮是他的主要憂慮；關於這一點，大工廠的廠長們知道，農村區委書記們也知道。

「你在破壞國家的計劃，明白嗎？黨證你想要不要？你可知道，黨委託給你的是什麼？還有什麼說的？」

在他的辦公室裡，沒有人笑，沒有人說玩笑話，也不談公共宿舍裡的開水或者車間的綠化。在他的辦公室裡批准硬性的生產計劃，談的是提高生產定額，談的是住房建築暫緩進行，要把腰帶勒得更緊些，更堅決地降低成本、提高零售商品價格。

當他在州黨委主持會議的時候，特別能顯示出這個人的本事。在這些會議上常常會出現一種感覺，所有的人不是帶著自己的想法和要求到他的辦公室裡來的，而是為了來幫助格特馬諾夫，整個會議程式事先已經由格特馬諾夫的毅力、智慧和意志安排定了。

他說話聲音不高，從容不迫，他相信聽他說話的人都在專心地聽著。

「你說說你那個區的情形，同志們，咱們讓農業專家發發言。如果你，彼得·米海洛維奇，能補充補充，就更好啦。讓拉齊科說說吧，他在這方面不是十分順利。你，羅季昂諾夫，我看出來啦，也想發發言；同志們，依我看，問題很清楚啦，可以做結論啦，我想，不會有什麼反對意見。同志們，這兒有一份決議草案，羅季昂諾夫，你念唸吧。」

羅季昂諾夫本來想表示懷疑，甚至想爭論爭論的，這一來就很用心地念起決議，一面側眼看著會議主席，擔心自己是不是念錯了字句。

「就這樣吧，同志們都沒有意見。」

不過，最了不起的是，格特馬諾夫在要求各個區委書記完成計劃的時候，在削減農莊勞動日可憐的報酬的時候，在降低工人工資的時候，在要求降低成本、提高零售價格的時候，在很感動地和農村婦女談話，表示同情她們生活困難的時候，在看到工人住房擁擠表示難過的時候，他都能顯得很真誠，很自然。

這是很難理解的。不過，難道現實中所有的事情都那麼容易理解嗎？在諾維科夫和格特馬諾夫走到汽車跟前的時候，格特馬諾夫對送他們的卡爾波夫開玩笑說：

「我們只有在別洛夫那兒吃午飯了，您和您的軍需官的午飯我們就吃不成了。」

卡爾波夫說：

「政委同志，目前還沒有讓軍需官動用前方倉庫的東西。至於他本人，順便說說，他什麼也不吃，正在害胃病。」

「害胃病，哎呀呀，那可真糟。」格特馬諾夫說著，打了一個呵欠，把手一揮。「好啦，我們走啦。」

別洛夫旅與卡爾波夫旅相比，向西挺進了很遠。

別洛夫瘦瘦的，大鼻子，兩條腿彎彎的，又長又粗。他頭腦靈活機敏，說話像開機關槍一樣。諾維科夫很喜歡他。

諾維科夫認為他是生就的坦克軍裡猛衝快攻的好手。

雖然參加戰鬥的時間不長，他博得的評價是很好的。十二月裡他在莫斯科附近對敵人後方進行過坦克襲擊。

可是現在諾維科夫很不放心，只看這位旅長的毛病：酗酒，放蕩，追逐女人，健忘，得不到下屬的愛戴。別洛夫沒有采取防禦措施。看樣子，別洛夫不關心這個旅的物質技術供應問題。他關心的只是燃料和彈藥的供應。至於如何修理坦克，如何從戰場上撤出受損傷的坦克，他也不夠關心。

「您這是怎麼啦，別洛夫同志，不管怎麼說，這不是在烏拉爾，是在草原上呀。」諾維科夫說。

「是啊，就像一群茨岡人，營地太不像樣子了。」格特馬諾夫補充說。

別洛夫馬上回答說：

「在防空方面，我採取了措施；至於地面的敵人，並不可怕。我認為，在這樣的後方，敵人不可能來。」

他吸了一口氣，說：

「不希望防守，一心想往前衝。等著心裡憋得難受，上校同志。」

格特馬諾夫說：

「好樣的，別洛夫，好樣的。真是當今的蘇沃洛夫，真正的大將之材。」然後把稱呼換成「你」，用親熱的口氣小聲說：「政治部主任告訴我，好像你和衛生所的一位護士勾搭上啦，是真的嗎？」

別洛夫因為聽到格特馬諾夫的親熱口氣，一下子沒有明白問題的嚴重性，就問道：

「對不起，他說什麼了？」

不過，不等對方重複，那句話就進入了他的意識，他不好意思起來。

「我也是個男子漢呀，沒辦法，政委同志，天天在野地裡嘛。」

「可是你有老婆，還有一個孩子呀。」

「三個。」別洛夫帶著憂愁的神氣糾正說。

「噢，你瞧，三個孩子呢。指揮部撤掉了第二旅的一名很好的營長布蘭諾維奇，採取了嚴厲措施，在出發之前派科貝林接替了他，不過就是因為這樣的事兒呀。你給下屬做的什麼樣子，嗯？還是蘇聯軍官，是三個孩子的父親呢。」

別洛夫惱了，大聲說：

「這事兒怪不得哪一個，因為我沒有強迫她。做這種榜樣的有您，有我，也有您的爹。」

格特馬諾夫沒有提高嗓門兒，卻把稱呼又換成「您」，說：

「別洛夫同志，別忘了您是黨員。在上級首長和您說話的時候，要好好地站著。」

別洛夫換成軍人的完全像木頭一樣的姿勢，說：

「對不起，政委同志，我當然明白，當然能認識到。」

格特馬諾夫對他說：

「我相信你在軍事上是有成績的，軍長也相信你，只是不要在個人生活上出問題。」他看了看錶。「諾維科夫同志，我要回軍部去，不能和你一起上馬卡羅夫那兒去了。我借用一下別洛夫的汽車。」

等他們走出掩蔽所，諾維科夫憋不住，問道：

「怎麼，想塔瑪拉了嗎？」

格特馬諾夫帶著使人不解的神氣用冷冷的眼睛看了看他，用不滿意的口氣說：

「方面軍軍委委員有事找我呢。」

諾維科夫在回軍部之前，又去看了他很喜歡的第三旅旅長馬卡羅夫。

他們一塊兒朝湖邊走去。有一個營駐紮在湖邊。

馬卡羅夫臉色蒼白，眼睛流露著憂鬱的神氣，似乎這樣的眼睛不可能屬於一個重型坦克旅旅長，他對諾維科夫說：

「上校同志，在德國佬趕著我們在蘆葦叢裡到處跑的時候，白俄羅斯那片沼地，您還記得嗎？」

諾維科夫記得白俄羅斯那片沼地。

他想了想卡爾波夫和別洛夫。顯然，問題不僅在於經驗，還在於天性。應該讓指揮員們取得他們所缺乏的經驗。但是無論如何不應該壓制他們的天性。不能把殲擊航空兵調為工兵。不是所有的人都像馬卡羅夫一樣，既能守，又善攻。

格特馬諾夫說自己天生是做黨的工作的材料。那麼，馬卡羅夫就是當兵的材料。不能派錯了用場。馬卡羅夫呀，馬卡羅夫，真是一員好戰將！

諾維科夫不希望聽馬卡羅夫彙報。他喜歡和他商量，和他交換意見。在進攻中怎樣配合步兵和摩托化步兵，配合工兵，配合自行炮炮兵？在進攻開始後，他們對敵人的意圖和行動的推測是否彼此相符？他們對敵人防坦克力量的估計是否一致？怎樣才能正確地確定展開兵力的界線？

他們來到營指揮所。

指揮所在一條不深的乾溝裡。營長法托夫一看到諾維科夫和旅長，就覺得不好意思，因為他覺得營部的掩蔽所太不像樣子，不配接待這樣的高階客人。而且還有一名戰士拿火藥撒在木柴上生火，爐子裡哧啦哧啦響著，好像有意使人難堪。

「同志們，咱們要記住，」諾維科夫說，「咱們這個軍將擔負的是整個前線最重要的一部分任務，我又把其中最困難的部分交給了馬卡羅夫，據我所知，馬卡羅夫又把自己任務中最複雜的部分交給了法托夫。至於怎樣完成任務，這是你們自己需要考慮的。我在戰鬥中不會把自己的決定強加給你們。」

他向法托夫詢問了怎樣跟團部和各連連長進行聯絡的問題、電臺工作情況、彈藥數量問題、發動機檢修問題、燃料質量問題。

在分手之前，諾維科夫說：

「馬卡羅夫，全準備好了嗎？」

「沒有，上校同志，還沒有完全準備好。」

「再有三天能行嗎？」

「上校同志，能行。」

諾維科夫坐上汽車以後，對司機說：

「哈里託諾夫，怎麼樣，馬卡羅夫這兒好像一切都像個樣子吧？」

哈里託諾夫側眼看了看諾維科夫，回答說：

「上校同志，這兒的樣子嗎，當然啦，一個個都像樣得很。食品供應處處長喝得醉醺醺的，營裡有人來領壓縮食品，可是他睡覺去了，把鑰匙帶走了。等到把他找了來，他又找不到鑰匙了。一位司務長對我說，連長把弟兄們的酒都領了去，給自己過命名日，把酒全喝光了。我想把備用車胎補一補，可是他們連膠水都沒有。」

三十五

涅烏多布諾夫將軍在軍部的房屋裡朝窗外看了看，在一團灰塵中看到了軍長的吉普軍，非常高興。

在他小時候，有一天大人都出門去了，他覺得一個人在家裡沒有人管束了，十分高興，可是，把門一關上，他就覺得好像有賊，好像失火了，於是他從門口到視窗來來回回地走著，呆呆地聽著，拿鼻子嗅著，聞聞有沒有煙味。

現在他也體驗到這種束手無策的感覺，過去他管理大事的一些方法，在這裡全用不上。

萬一敵人突然來了呢？要知道，從軍部到前方也只有六十公里。在這兒不能用撤職來嚇唬坦克，不能譴責坦克和階級敵人有關係。要是坦克一個勁兒地猛衝過來，拿什麼來阻擋坦克呢？這種顯而易見的事情，卻使涅烏多布諾夫感到十分驚訝——國家憤怒的威力曾經使千千萬萬人服服帖帖，心驚膽戰，現在，在這前線上，在德國人衝過來的時候，竟一錢不值了。德國人不填寫履歷表，不在大會上交代自己的歷史，也不必因為父母在革命前的經歷擔驚受怕。

他所喜歡、所依靠的一切，他的命運和他的孩子們的命運，已經不在偉大而威嚴、他覺得可親可愛的國家保護之下了。於是他第一次帶著不好意思和友好的心情想到諾維科夫。

諾維科夫一走進軍部的房子，就說：

「將軍同志，我看到了，馬卡羅夫是好樣的！他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夠獨立地解決突然出現的問題。別洛夫可以不顧一切地往前衝，別的事他不懂。至於卡爾波夫，則是一個慢性子、沒有衝勁兒的人，需要督促。」

「是啊，是啊，幹部決定一切嘛。要時時考察干部，這是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的。」涅烏多布諾夫說。又很快地說：「我一直在想，這小鎮上有德國間諜，今天早晨一定是這暗藏的壞傢伙招引飛機來轟炸咱們軍部。」

涅烏多布諾夫在對諾維科夫說起軍部的一些事情時，說：

「現在有友鄰部隊和加強部隊的一些指揮官要上咱們這兒來，沒什麼特別事兒，只是來認識認識，拜訪拜訪。」

「很遺憾，格特馬諾夫上方面軍司令部去了。誰知道他去幹什麼？」諾維科夫說。

他們約定一起吃午飯。諾維科夫便朝自己的住處走去，洗了臉，換換落了許多灰塵的上衣，寬寬的小鎮街道上空蕩蕩的，只有炸彈坑旁邊站著一個老頭子，正是諾維科夫的房東老大爺。老人家伸著兩條胳膊在彈坑旁邊測量著，就好像這彈坑是挖出來派什麼用場的。諾維科夫走到他跟前，問道：

「老大爺，您在這兒幹什麼？」

老人家像當兵的那樣行了一個軍禮，說：

「首長同志，一九一五年我做過德國人的俘虜，在德國給一個女主人幹過活兒。」他指了指彈坑，然後又指了指天空，擠了擠眼睛。「這一定是那一家的少爺，狗崽子，飛來啦，來看我呢。」

諾維科夫大笑起來：

「哎喲，您這老人家！」

他朝格特馬諾夫住的房子看了看，看到那面窗子上的護窗還關著。他朝臺階上的崗哨點了點頭，忽然想道：「格特馬諾夫上方面軍司令部去幹他媽的什麼？他究竟有什麼事？」他心中閃過一個惴惴不安的念頭：「真是一個偽君子，他怎麼能責備別洛夫行為不端呢，他自己就和塔瑪拉有事嘛，真是可怕。」

但是諾維科夫馬上就覺得這種想法是沒有根據的了，他不是生性多疑的。他拐過屋角，看到一塊空地上有幾十個小夥子，可能是區兵役局動員的新兵，正在水井旁邊休息。

帶領這些小夥子的一名士兵，因為走累了，用軍帽蒙著臉，睡著了，在他旁邊是堆得像小山一樣的包裹和提箱。小夥子們顯然走了不少路，腿腳累了，有幾個小夥子脫光了鞋襪。他們的頭還沒有剃光，遠看很像一群農村的學生，正在課間休息。他們瘦瘦的臉、細細的脖子、淡黃的頭髮、用父親的上衣和褲子改做的帶補丁的衣服，所有這一切都帶有孩子氣。有幾個人在玩著孩子們的傳統遊戲，當年這位軍長也玩過的：在遠處挖一個小坑，眯起一隻眼睛，瞄一瞄，拿銅板朝小坑裡扔。其餘的小夥子在看著他們玩兒。只有他們的眼睛不像小孩子的眼睛，流露著惶惶不安和憂愁的神氣。

他們發現了諾維科夫，就朝睡覺計程車兵看了看，看樣子，是想問問他，在這位軍隊首長從他們旁邊走過的時候，他們能不能扔銅板，能不能照樣坐著。

「玩吧，小夥子們，玩吧。」諾維科夫用溫和的聲音說著，並且朝他們招了招手，便走了過去。

他心中湧起一股劇烈的憐憫，這股感情來得異常猛烈，他甚至因此感到張皇失措。大概是這一張張痩瘦的、大眼睛的孩子氣的臉，這寒磣的農村服裝，一下子乾脆了當地說明白了：這都是一些孩子，一些小孩子……在軍隊裡，孩子氣和天性往往隱藏在軍帽底下，隱藏在軍姿中，靴子的吱咯聲和經過磨練的動作言語中。現在這一切卻赤裸裸地表露在外面。

他走進房裡。奇怪的是，在今天的一些複雜不安的想法和觀感之中，最使他憂慮的是他看到了這些孩子新兵。

「有生力量，」諾維科夫自言自語說，「這就叫有生力量呀，有生力量。」

他在軍隊裡這麼多年，只知道害怕上級責備他損失技術裝備和彈藥，責備他延誤時機，責備他不愛護機器、馬達、燃料，責備他擅自放棄制高點和要道口……還沒有見到過上級領導聽說戰鬥中損失了大量有生力量而真正動氣的。有時候一個領導者把大批的人推到炮火下，為的是免得上級領導發火，並且可以為自己辯護，把兩手一攤，說沒有辦法呀，我已經把一半人力用上去，可是還是無法奪取指定的陣地。」

有生力量啊，有生力量。

他有幾次看到，有些領導把有生力量趕到炮火下，甚至不是為了逃避責任或者形式主義地執行命令，而是為了逞雄，固執己見。戰爭的秘密及其悲劇性，就是一個人有權力叫另一個人去死。這種權力所依靠的基礎是：人們為了共同事業，可以赴湯蹈火。

諾維科夫有一個朋友，本是一個通情達理的指揮員，他在前沿觀察所的時候也不願改變自己的習慣，每天要喝新鮮牛奶。每天早晨都有第二梯隊計程車兵冒著敵人的炮火用暖水瓶給他送牛奶。有時德軍把送牛奶計程車兵打死了，諾維科夫的那個朋友，那個好人，就沒有牛奶喝了。到第二天，又派另外計程車兵冒著炮火用暖水瓶給他送牛奶。這個通情達理、關懷下屬的好人心安理得地喝他的牛奶，他手下計程車兵都稱他父親。這種事，實在令人難以理解。

不一會兒，涅烏多布諾夫就來找諾維科夫。諾維科夫一面對著小鏡子匆忙而細心地梳理頭髮，一面說：

「將軍同志，是啊，戰爭總歸是很可怕的事！把一些小孩子趕來補充兵力了，您看到嗎？」

涅烏多布諾夫說：

「是啊，這樣的部隊太嫩，太年輕了。我把那個帶隊的兵叫醒了，我說要把他送到懲戒連裡去。他也不管管他們。不像什麼軍隊，亂糟糟的，簡直是烏合之眾。」

在屠格涅夫的小說裡有時寫道，一個地主新來安家，鄰近的地主紛紛前來拜訪。天黑時有兩部小汽車來到軍部門前，主人便出來迎接客人：來客是炮兵師師長、榴彈炮團團長和火箭炮旅旅長。

……親愛的讀者，咱們手挽著手，一同去我的芳鄰達吉雅娜·鮑裡索芙娜的莊園吧……

諾維科夫已經從前方的一些故事和指揮部的通報中熟悉了上校炮兵師長，甚至能清清楚楚地想象出他的外表：紫紅色臉膛，圓圓的腦袋。可是，他原來已經上了年紀，而且腰背也佝僂了。

上校那一雙愉快的眼睛似乎錯誤地安到了一張憂鬱的臉上。有時他的眼睛笑得那樣有神，似乎這雙眼睛才是上校的靈魂，而那皺紋、那彎腰弓背本來就不應該和這雙眼睛連線在一起。

榴彈炮團團長洛帕津不僅可以被看做炮兵師長的兒子，甚至可以被看做他的孫子。

火箭炮旅旅長馬基德是一個黑臉漢子，翹翹的上嘴唇上有一抹黑黑的小鬍子，因為過早地謝頂，額頭顯得很高，他是一個能說會道、喜歡俏皮話的人。

諾維科夫把客人帶進屋裡，桌上已經擺好了酒菜。

「請嚐嚐烏拉爾口味。」他指著碟子裡的醃蘑菇和醋漬蘑菇說。本來做出很優美的姿勢站在餐桌旁的炊事員，一下子紅了臉，噢呀一聲，便走開了，他覺得難為情。

維爾什科夫湊到諾維科夫耳朵上，指著桌上，小聲說：

「來吧，把酒瓶開啟。」

炮兵師師長莫羅佐夫用指甲比著玻璃杯上四分之一往上一點兒的地方，說：

「無論如何不能再多，我的肝不好。」

「您呢，中校同志？」

「我身體好著呢，斟滿吧，沒問題。」

「我們的馬基德可是好樣兒的。」

「少校同志，您的肝怎麼樣？」

榴彈炮團團長洛帕津用手捂著自己的杯子，說：

「謝謝，我不喝酒。」

他把手移開，又說：

「象徵性地斟一點點兒吧，咱們好碰杯。」

「洛帕津是學前兒童，喜歡吃糖。」馬基德說。

他們祝賀共同作戰取得勝利，一齊把杯乾了。於是，像常有的場合一樣，大家談起和平時期彼此都相識的大學和中學裡的同學。

大家又談到前線的領導，談到駐紮在秋季寒冷的草原上何等淒涼。

「怎麼樣，快結婚了吧？」洛帕津問道。

「是要結婚了。」諾維科夫說。

「是啊，是啊，我們的‘卡秋莎’到哪兒，哪兒就可以舉行婚禮。」馬基德說。

馬基德堅信他指揮的火箭炮具有決定性作用。一杯酒下肚之後，他流露出一副強者愛護弱者的神氣，話裡話外嘲諷，懷疑，自視頗高，這令諾維科夫十分反感。

諾維科夫近來常常在心裡估量，葉尼婭會怎樣看待前方這個人或那個人，他在前方的這個或那個戰友如果和葉尼婭在一起，會說些什麼，會有什麼樣的表現。

諾維科夫覺得，如果馬基德見了葉尼婭，一定會纏住不放，裝腔作勢，又吹牛，又說笑話。諾維科夫感到不安，感到有妒意，似乎馬基德在拼命向葉尼婭賣弄聰明，似乎葉尼婭正在聽他的俏皮話。他也想向她顯示顯示自己的聰明，他想說說，瞭解和認識同自己並肩戰鬥的人，事先能判斷出他們在戰鬥環境中的所作所為，有多麼重要。他想說說，對卡爾波夫就需要督促，對別洛夫就需要勸阻，至於馬卡羅夫，不論進攻或防守，都是一樣地迅速、靈活，應付裕如。

毫無意思的閒談引起了爭論。在不同兵種的指揮官之間常常會出現這樣的爭論。爭論雖然很熱烈，不過從實質上說，也是沒有多大意思的。

「是啊，人需要的是指引和教導，強迫其改變心意是不應該的。」莫羅佐夫說。

「人需要的是堅定不移的領導，」涅烏多布諾夫說，「不應該怕負責任，應該把責任承擔起來。」

洛帕津說：

「誰沒有到過斯大林格勒，就根本算不上見過戰爭。」

「不過，對不起，」馬基德反駁說，「斯大林格勒又怎麼樣？英勇，頑強，堅決，這我不抬槓，抬槓是好笑的！我雖然沒有到過斯大林格勒，但是我可以大膽地說，我見過戰爭。我是進攻的軍官，參加過三次進攻，可以說，我親自衝鋒，親自衝進突破口。我的火箭炮發揮了威力，不僅超越了步兵，而且超越了坦克，也可以說，超越了空軍。」

「哼，中校同志，說什麼超越坦克，您算了吧，」諾維科夫惱火地說，「坦克是運動戰的主人，這是沒有話說的。」

「還有一種十分簡單的辦法，」洛帕津說，「在勝利的時候把一切歸於自己。在失敗的時候把一切推給友鄰部隊。」

莫羅佐夫說：

「唉，友鄰呀，友鄰，有一次，步兵部隊的一位將軍請求我用炮火支援他。‘快，朋友，請向那邊的高地發炮。’‘用多大口徑的？’他卻罵起娘來，說：‘開炮就是了，別管那一套！’後來才瞭解，原來他既不知道口徑，也不知道射程，而且連地圖也看不明白，只知道：‘開炮，開炮，打他媽的……’對下屬只知道叫喊：‘往前衝，要不然把你的牙打掉，老子槍斃你！’可是卻自認為掌握了戰爭的全部奧妙。這也算友鄰部隊長官，就請您多多關照吧。而且你還要歸他統制呢，他是將軍嘛。」

「唉，對不起，您說的話和我們的情況毫不相干，」涅烏多布諾夫說，「在蘇聯部隊裡沒有這樣的指揮官，更沒有這樣的將軍！」

「怎麼沒有？」莫羅佐夫說。「打了一年仗，我遇到的這種自作聰明的人有多少呀，他們只知道拿手槍嚇唬人，罵娘，毫無意義地把人趕到炮火下面。就比如不久前，有一位營長簡直哭著說：‘我幹嗎要趕著人去叫機槍掃？’一位將軍師長握起拳頭對著這位營長吆喝：‘要麼你馬上帶人去衝，要麼我把你當狗一樣打死。’於是他帶著人衝上去，就好像帶著牲口上屠宰場。」

「是啊，是啊，這就叫做：為所欲為，」馬基德說，「將軍們為所欲為不光在這方面，他們隨隨便便糟蹋電話員姑娘。」

「他們寫兩個字至少要有五個錯誤。」洛帕津說。

「就是，就是，」莫羅佐夫沒有聽清楚就說，「跟他們在一起作戰就要多流血。他們的本事就在於不憐惜人。」

莫羅佐夫的話引起諾維科夫的同感。他在軍隊裡這麼多年，經常遇到這類的事情。

他忽然說：

「怎麼能憐惜人呢？如果一個人憐惜人的話，他就不應該來打仗了。」

今天他看到那些孩子新兵，心裡十分難受，他很想說說他們的事。可是他並沒有說出他的一片好心的話，而是帶著一股突如其來的、連自己也莫名其妙的惱恨和粗暴勁兒又接著說：

「這怎麼能憐惜人呢？戰爭所以是戰爭，就是不能憐惜自己，也不能憐惜別人，主要的問題是：不等把人訓練好就編進軍隊，就把重要的裝備交給他們。請問，該憐惜誰呢？」

涅烏多布諾夫拿眼睛很快地打量了一遍大家的臉。

涅烏多布諾夫曾經毀掉不少好人，就像此刻坐在桌旁的這樣的人。諾維科夫忽然產生一種使他吃驚的想法：此人可能製造的不幸，也許不次於在前沿陣地上等待著莫羅佐夫，等待著他諾維科夫，等待著馬基德、洛帕津和今天在小鎮上休息的農村小夥子們的不幸。

涅烏多布諾夫用教訓的口氣說：

「這不符合斯大林的教導。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說，最寶貴的是人，是我們的幹部。我們最寶貴的財產是幹部，是人，應當像愛護眼珠一樣愛護他們。」

諾維科夫看到，大家聽了涅烏多布諾夫的話，露出讚許的表情。他心裡想：「這就有意思了。我在他們眼裡成了禽獸中的禽獸，涅烏多布諾夫卻成了憐惜人的人。很遺憾，格特馬諾夫不在這兒，他可是更像一位聖人。我和他們在一起，總是這樣。」

他打斷涅烏多布諾夫的話，已經是非常粗暴、非常惱恨地說：

「咱們的人是很多的，裝備卻很少。任何一個笨蛋都會造人，不像造坦克、造飛機。如果要憐惜人的話，就別擔任指揮官！」

三十六

斯大林格勒方面軍司令葉廖緬科上將召見坦克軍的領導人諾維科夫、格特馬諾夫、涅烏多布諾夫。

昨天葉廖緬科上各旅裡去過，但是沒有去軍部去。

應召前來的幾個人坐在這裡，側眼看著葉廖緬科，不知道他要和他們談什麼。葉廖緬科發現格特馬諾夫在打量小床上皺皺巴巴的枕頭，就說：「腳疼得厲害。」並且用粗話罵起自己的腳。大家都沒有說話，一齊看著他。

「總的說，你們軍準備工作做得不壞，已經準備好了。」葉廖緬科說。

他在說這話的時候，看了看諾維科夫，可是諾維科夫聽到司令員的稱讚並沒有露出喜色。葉廖緬科覺得有點兒奇怪：一位軍長受到難得誇獎人的司令員的誇獎，反應竟如此淡漠。

「上將同志，」諾維科夫說，「我已經向您報告過，集中在草原乾溝地帶、準備加入本軍編制的一三七坦克旅，一連兩天遭到我們的強擊航空部隊的轟炸。」

葉廖緬科眯起眼睛，在揣測他的用心：是想撇清自己呢，還是在控告空軍指揮官？

諾維科夫皺起眉頭，又說：

「幸虧沒有擊中。他們不會轟炸。」

葉廖緬科說：

「那也罷了。他們還要支援你們的，他們會彌補自己的過失。」

格特馬諾夫插話說：

「司令員同志，我們當然不會和斯大林的空軍發生什麼爭執。」

「就是，就是，格特馬諾夫同志。」葉廖緬科說，並且問：「噢，怎麼樣，您見過赫魯曉夫嗎？」

「赫魯曉夫同志吩咐我明天去。」

「他是在基輔認識您的嗎？」

「司令員同志，我和赫魯曉夫同志一起工作差不多有兩年。」

「請問，將軍同志，是不是有一次我在季齊安·彼得羅維奇家裡看到過你？」

「是的，」涅烏多布諾夫回答說，「那一次是季齊安·彼得羅維奇把您和沃羅諾夫元帥一起叫去的。」

「不錯，不錯。」

「上將同志，我有一段時期依照季齊安·彼得羅維奇的要求暫時擔任人民委員。所以我常常上他家裡去。」

「就是嘛，我看著面熟嘛。」葉廖緬科說。他想對涅烏多布諾夫表示一下自己的好意，就又說：「將軍同志，你在草原上不覺得寂寞吧，我想，居住條件不壞吧？」

他還沒有聽到回答，就滿意地點了點頭。

等到三個人要出門的時候，葉廖緬科又喚了諾維科夫一聲：

「上校，你過來。」

諾維科夫從門口轉回來，葉廖緬科欠起身來，把他那發了胖的農民的身體抬高到桌子上方，嘮叨說：

「你瞧，一個和赫魯曉夫在一起工作過，一個和季齊安·彼得羅維奇一起工作過，可是你，是大兵出身，狗崽子，要記住：你要帶領全軍完成突破任務。」

三十七

在一個寒冷而陰暗的早晨，克雷莫夫出了醫院。他不回駐地，徑直去見方面軍政治部主任託謝耶夫將軍，彙報自己這次來斯大林格勒的情形。

克雷莫夫很走運——託謝耶夫從早晨起就在自己的襯了灰色木板的辦公室裡，並且立即接見了克雷莫夫。

這位政治部主任的外表與他的姓氏相符。他側眼看著不久前晉升將軍後穿上的新的將軍服，抽著鼻子，聞著來人身上發出的醫院的石碳酸氣味。

「因為負傷，我沒有完成‘6-1’號樓的任務，」克雷莫夫說，「現在我可以再上那裡面去。」

託謝耶夫用不滿的目光狠狠看了看克雷莫夫，說：

「不用了，您給我寫一份詳細的報告吧。」

他沒有提任何問題，對於克雷莫夫的彙報既不表示贊成，也不指責。正如往常一樣，在這寒磣的農舍裡，將軍服和勳章顯得十分奇怪。不過，奇怪的不光是這一點。

克雷莫夫無法理解，他有什麼地方使上級領導這樣陰沉，這樣不滿意。克雷莫夫來到政治部總務處領取飯票，交驗食品供應卡，辦理出差回來的手續，補辦住醫院的手續。在辦公室裡的人為他辦理手續的時候，他坐在凳子上，打量著男男女女工作人員的一張張臉。

這裡沒有人對他感興趣，他從斯大林格勒回來，他的負傷、他的所見所聞、他經歷的一切都沒有什麼意義，什麼也算不上。總務處的人都忙著辦事情。打字機嘀嗒嘀嗒，辦公紙沙啦沙啦，工作人員的眼睛在克雷莫夫的身上微微一掃，就又埋進開啟的資料夾和堆在桌上的檔案裡。

有多少皺得緊緊的額頭！一雙雙眼睛裡流露著多麼緊張的思考神情，多麼專心致志，那翻閱檔案的手，動作多麼從容、多麼熟練！

偶爾突然焦躁不安地打一個呵欠，偷偷地很快看一眼手錶（是不是快到午飯時間了？），這雙或那雙眼睛裡有時會出現淡淡的灰色陰影——只有這些現象能說明在這沉悶的辦公室裡，這些人有多無聊和苦悶。

克雷莫夫熟識的政治部第七科的一位指導員來辦公室裡看了看。克雷莫夫便和他一起到過道里抽菸。「您回來啦？」指導員問。「是的，回來啦。」

因為指導員沒有問他在斯大林格勒見到什麼和幹了一些什麼，他便開口問道：

「你們政治部有什麼新聞？」

主要的新聞是，旅級政委在重新評定中終於得到了將軍頭銜。這位指導員帶著嘲笑的口氣說，託謝耶夫盼望這新的佇列頭銜，都急得生病了，因為他早就請軍隊裡最好的裁縫做好了將軍服，可是等呀等呀，莫斯科老是不給他將軍頭銜。有一種可怕的說法，說是在重新評定中有些團級和一級營政委將得到大尉和上尉頭銜。

「您想想看，」這位指導員說，「像我這樣，在部隊的政工機關幹了八年，得一個尉官頭銜，能想得通嗎？」

還有一些新聞。政治部情報科副科長奉命回到莫斯科，回到總政治部，得到提拔，被任命為卡里寧前方面軍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

政治部的所有一級指導員以前是在科長級食堂就餐的，現在根據軍委委員指示，待遇與一般指導員相同，在普通食堂就餐。還有一道指示，要出差的人交出就餐券，也不發給他們乾糧。曾經為前線報社的詩人卡茨和塔拉拉耶夫斯基申請紅星勳章，但是根據謝爾巴科夫的新指示，前方新聞工作人員的獎勵必須通過總政治部，所以兩位詩人的材料又送到莫斯科，這時候前方的獲獎名單已經由司令員批過了，被批准的名單上的獲獎人已經在舉杯慶祝自己得政府獎了。

「您還沒有吃飯吧？」這位指導員問道。「咱們一塊兒去吃飯。」

克雷莫夫說，他還在等著辦手續。

「那我先去了。」指導員說。並且在臨走時很隨便地開玩笑說：「要抓緊時間，要不然咱們就要上軍人商店食堂去拼命，去和非軍職人員，和打字員姑娘們一起吃飯了。」

一會兒，克雷莫夫也辦好了手續，來到外面，吸了一口秋天的潮溼空氣。

為什麼政治部主任用那樣陰沉的臉色迎接他？有什麼地方使這位主任不滿意？是克雷莫夫沒有完成任務？是政治部主任不相信克雷莫夫負傷，懷疑他膽怯？是因為克雷莫夫越過頂頭上司直接來見他，而且不是在接待時間，所以他生氣？是因為克雷莫夫兩次稱呼他「旅級政委同志」，而沒有稱呼他「少將同志」？也許，這與克雷莫夫無關，而是因為別的什麼事？是因為託謝耶夫沒有得到庫圖佐夫勳章？是收到了告知妻子生病的家信？誰又能知道，為什麼政治部主任這天上午心情這樣壞？

克雷莫夫在斯大林格勒待了幾個星期，已經不習慣這阿赫圖巴河中游地方的情形。政治部領導人和同事們的冷漠目光，食堂服務員們的冷漠目光，他已經很不習慣了。在斯大林格勒可不是這樣！

黃昏時候他回到自己住的屋子。主人家的狗非常熱情地歡迎他。那狗好像是由不同的兩半拼成的：後面一半的毛是棕紅色的，而長長的頭是黑白相間的。狗的兩半都在表示歡迎：棕紅色的毛茸茸的尾巴不住地搖著，黑白相間的頭扎到克雷莫夫的手裡，用和善的棕色眼睛很親熱地看著他，在朦朧的暮色中，似乎是兩隻狗在和克雷莫夫親熱。狗和他一起進了過道。正在過道里忙活的女房東很生氣地對狗說：「該死的，滾出去！」然後才像政治部主任那樣，陰沉著臉和克雷莫夫打招呼。

住過了斯大林格勒那可親可愛的、用防雨布做門的土室，那潮溼的、煙氣騰騰的掩蔽所，他覺得這安靜的小屋、這罩了白枕套的枕頭、這挑花窗簾是那麼不舒服，那麼冷清。

克雷莫夫坐到桌旁，開始寫報告。他寫得很快，偶爾檢視一下在斯大林格勒的記錄。最不容易寫的是有關「6-1」號樓的情況。他站起來，在屋子裡踱了一會兒，又坐下來，馬上又站起來，走到過道里，咳嗽了幾聲，聽了聽：鬼老婆子難道連茶水都不供應了？然後他用小罐子從桶裡舀了一些水，水很好喝，比斯大林格勒的水好多了。他回到屋裡，坐下來，手裡握著鋼筆，想了一會兒。然後他躺到床上，合上眼睛。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兒？是格列科夫對他開了槍！

在斯大林格勒，他和人們的聯絡和親近感總是越來越強，他在斯大林格勒呼吸非常輕鬆。在那兒沒有陰沉的、對他冷淡的目光。他進入「6-1」樓房，似乎更強烈地感受到列寧的氣息。可是他到那裡面以後，馬上就覺得他們對他嘲笑，不懷好意，他就生起氣來，要糾正他們的思想，嚇唬他們。他為什麼要說起蘇沃洛夫？格列科夫對他開了槍！他今天感到特別孤獨，看到一些人的傲慢和高人一等的態度就受不了，他認為這些人不過是半文盲，是不幹正事的傢伙，在黨內不過是乳臭未乾的小兒。在託謝耶夫面前立正站著有多難受啊！可以感覺出他那氣憤的、時而露出嘲笑、時而露出蔑視意味的目光。要知道，論黨內資格，託謝耶夫連同他的官銜和勳章，還不抵克雷莫夫一個手指頭。都是一些和列寧傳統無關的、在黨內得勢的小人！他們之中有許多人是在一九三七年爬上來的，靠的是寫秘密報告，揭發人民敵人。他忽然想起他在地道里朝一點陽光走去時那種美好的剛強、自信、輕鬆的感覺。

他甚至氣憤得喘不上氣來，他認為是格列科夫不叫他過那種理想的生活。他在去那座樓房的時候，覺得自己時來運轉，十分高興。他覺得，列寧的傳統就在那座樓房裡。格列科夫卻朝列寧式的布林什維克開了槍！是他讓克雷莫夫回到阿赫圖巴河邊的辦公室，回到齷齪的生活中！可恨的傢伙！

克雷莫夫又在桌邊坐下來。他寫的沒有半句謊話。

他把寫好的文字看了一遍。不用說，託謝耶夫會把他的報告交給特別科。格列科夫從政治上瓦解了一個戰鬥的排，並且進行暗殺活動，向黨代表和政委開槍。會把克雷莫夫傳去作證，和被捕的格列科夫對質。

他想象著格列科夫坐在偵查官桌子前面的樣子：鬍子老長，臉色黃中帶灰，連腰帶也沒有。

格列科夫說的「你很苦惱」，怎麼辦，在報告裡不好寫啊。

馬克思列寧主義黨的總書記被公認為是絕對正確的，幾乎是神聖的！在一九三七年斯大林毫不憐惜老資格的列寧式的戰士。他破壞了黨的民主與鐵的紀律相結合的列寧主義精神。

那樣殘酷地殺害列寧主義黨的黨員，能夠設想嗎，這對嗎？不過，格列科夫是要當眾槍斃的。殺自己人是可怕的，而格列科夫不是自己人，他是敵人。

克雷莫夫從不懷疑黨有權使用專政之劍，從不懷疑革命具有消滅一切敵人的神聖權力。他也從來不同情反對派！他從來不認為布哈林、雷科夫、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走的是列寧主義路線。托洛茨基雖然智慧過人，雖然具有光輝的革命氣質，可是依然不能根除過去的孟什維克觀點，沒有提高到列寧主義的高度。真正有本事的是斯大林！所以大家都稱他主人。他的手從來不發抖，他沒有布哈林那種知識分子的優柔寡斷性格，列寧締造的黨粉碎一批又一批敵人，跟著斯大林不斷前進。格列科夫的軍功算不上什麼。跟人民敵人沒什麼可爭論的，不必去聽他們的什麼道理。可是，不論克雷莫夫怎樣激發自己的仇恨，此時此刻他對格列科夫再也恨不起來了。他又想起了，「您很苦惱」。「這算什麼，」克雷莫夫想道，「怎麼，我這不是告密嗎？儘管不是捏造，但總是告密……沒辦法呀，好同志，你是黨員嘛……那就盡黨員的責任吧。」

第二天上午，克雷莫夫把自己寫的報告送交方面軍司令部政治部。

過了兩天，政治部宣傳鼓動科科長、團級政委奧基巴洛夫代替政治部主任召見了他。託謝耶夫在接見剛從前方來的坦克軍政委，所以不能親自接見他。面色蒼白、大鼻子、精明而幹練的團級政委奧基巴洛夫對克雷莫夫說：

「克雷莫夫同志，過一兩天，您還要上右岸去走一趟，這一次是上舒米洛夫的六十四集團軍去。湊巧，我們有一部汽車要上州黨委指揮所去，您再從州黨委指揮所過河上舒米洛夫那兒去。州黨委書記要上別克托夫鎮去參加慶祝十月革命節大會。」

他不慌不忙地向克雷莫夫交代了派他去六十四集團軍政治處的任務。任務非常瑣碎，非常乏味，包括收集書面材料，不是實際工作需要的材料，而是供辦公室統計數字用的。

「是不是還去做作報告？」克雷莫夫問道。「我遵照您的指示準備了十月革命的報告，想到部隊裡去做幾次報告。」

「暫時緩一緩吧。」奧基巴洛夫說。並且說了說為什麼暫時不要克雷莫夫作報告。在克雷莫夫準備要走的時候，奧基巴洛夫對他說：

「您的報告在這裡，竟有這樣的事，政治部主任把情況對我說了。」

克雷莫夫的心發起怵來：大概，格列科夫的案子已經交辦了。這時奧基巴洛夫又說：

「你們那位好漢格列科夫很走運，昨天第六十二集團軍政治處主任向我們報告，格列科夫在德國人進攻拖拉機廠的時候犧牲了，和他手下所有的弟兄一起犧牲了。」

他為了安慰克雷莫夫，又說：

「集團軍司令提請追認他為蘇聯英雄，不過現在很明顯，我們會把這事壓下來的。」

克雷莫夫把兩手一攤，好像在說：「好啦，走運倒是走運，反正沒辦法了。」奧基巴洛夫壓低了聲音說：

「特別科科長認為，他可能還活著。可能跑到敵人那邊去了。」

克雷莫夫回到家，看到一張紙條：要他上特別科去。看樣子，格列科夫的案子還沒有了結。克雷莫夫決定等出差回來再去特別科進行這場不愉快的談話。反正人已經死了，沒什麼可以著急的了。

三十八

在斯大林格勒南部的別克托夫鎮上，州黨委決定在造船廠舉行隆重的集會，慶祝十月革命二十五週年。

十一月六日清早，斯大林格勒州黨委的一些領導人來到伏爾加左岸的橡樹林裡，在州黨委的地下指揮所裡會齊。州委第一書記、各部門書記、州黨委委員們吃完了三道菜點的熱騰騰的早飯，便坐上汽車，出了橡樹林，上了通向伏爾加河的大路。

坦克和大炮在夜間前往圖馬克南渡口走的就是這一條路。被戰爭的炮火打得坑窪不平的草原上，到處是凍實的黃泥塊和結了冰的水窪，景象十分淒涼。伏爾加河裡漂流著冰塊，冰塊的沙沙聲在離岸邊幾十米以外的地方都能聽得見。正颳著下游來的狂風，在這樣的日子乘坐無遮無蓋的鐵駁船渡過伏爾加河不是什麼快活事兒。

等待渡河的紅軍戰士穿著被伏爾加河的冷風吹得鼓起來的軍大衣，坐在駁船上，一個個緊緊靠在一起，儘可能不捱到冷冰冰的鋼鐵。牙齒咯咯地敲打著，腿蜷縮著，等到阿斯特拉罕方向的強勁冷風一吹過來，人就凍僵了，連呵手指頭、揉自己的腰、揩鼻涕的勁兒都沒有了。駁船煙囪裡冒出來的煙被撕成一片一片的，鋪在伏爾加的上空。那煙因為有冰做底襯，顯得特別黑，那冰也因為有駁船的煙做低低的天幕，顯得特別白。流冰從斯大林格勒的岸邊帶來戰爭的聲音。

一隻大頭烏鴉停在一大塊冰上沉思著。是有些事情值得思考。旁邊一大塊冰上有一片燒剩計程車兵大衣的衣襟，還有一大塊冰上有一隻凍得像石頭一樣的氈靴，一支卡賓槍，彎彎的槍筒子凍進了冰裡。州委書記和黨委委員們的一部部小汽車在朝駁船上開。書記和委員們下了汽車，站在船邊上，看著緩緩流動的冰塊，聽著冰塊的沙沙聲。駁船的老船長嘴唇發青，戴著紅軍士兵皮帽，穿著黑色小皮襖。他走到州委分管運輸的書記拉克季昂諾夫面前，用河上的潮溼、多年的老酒和土煙磨練出來的非同尋常的嗄啞聲音說：

「書記同志，早晨我們第一趟開船過河的時候，看到冰上躺著一個水手，同志們想把他弄下來，差點兒和他一起沉下去，只好用鐵棍鑿。那就是，在河岸上，用帆布蓋著。」

老船長用骯髒的手套朝岸邊指了指。拉克季昂諾夫看了看，沒有看見從冰裡鑿出來的死者，他想用粗暴而不客氣的問話掩蓋自己的不自在，就指著天空問道：

「你們管他幹什麼？特別現在這是在什麼時候？」

老船長把手一揮，說：

「現在是轟炸得很厲害呀。」

老船長罵了一聲暫時沒有轟炸的德國人，在罵德國人的時候，他的聲音忽然一點兒也不嗄啞了，又響亮，又清脆。拖船拖著駁船緩緩地朝別克托夫鎮和斯大林格勒之間的河岸駛去，那河岸好像不是戰時的河岸，而是平時的河岸，擠滿了倉庫、棚屋和房舍。前去慶祝革命節的書記和委員們在冷風裡站膩了，於是他們又坐進汽車。紅軍戰士們隔著玻璃看著他們，就像在參觀玻璃缸裡的金魚。坐在小汽車裡的斯大林格勒州黨委領導者們在抽菸，撓癢，聊天……隆重的慶祝會在夜裡舉行。鉛印的請柬與和平時期的請柬的不同之處，只是在於易碎的灰色紙質地太差，請柬上也沒有印出集會地點。

斯大林格勒州黨委領導者們、從六十四集團軍來的客人們、附近一些企業的工程師和工人們進入會場都是由熟悉道路的人帶領著：「這兒拐彎，再拐彎，小心，這兒有彈坑，鋼軌，小心點兒，這兒有一個石灰坑……」

在黑暗中到處可以聽到說話聲、腳步聲。克雷莫夫白天過河後已經到了六十四集團軍政治處，現在和六十四集團軍的代表一起來參加慶祝會了。這些人在漆黑的夜裡，在迷宮似的工廠區走著，像這樣秘密而分散地進行活動，有點兒像在沙皇俄國慶祝革命節日。

克雷莫夫激動得喘著粗氣，他知道，此時此刻他不用準備就可以作報告，他憑一個老練的群眾宣傳員的直覺可以感覺出來：大家和他一樣激動，一樣高興，因為在斯大林格勒的英勇戰鬥很像俄國工人的革命鬥爭。

是的，是的，是的。動員起全民族的巨大力量的戰爭是為革命而進行的戰爭。他在被圍困的樓房裡談起蘇沃洛夫，並不是背離革命。斯大林格勒、塞瓦斯托波爾、拉季謝夫的命運、馬克思宣言的威力、列寧在芬蘭車站裝甲車上的號召都是一致的。

他看到了普里亞欣。普里亞欣像往常那樣慢悠悠的，不慌不忙。說來有些奇怪，他想和普里亞欣談談，卻怎麼也談不成。

他到了州黨委的地下指揮所，就馬上去找普里亞欣，他有許多話要和他談談。但是卻談不成，電話鈴聲幾乎響個不停，不時有人來找第一書記。普里亞欣忽然向克雷莫夫問道：

「有一位格特馬諾夫，你認識嗎？」

「我認識，」克雷莫夫回答說，「在烏克蘭，在黨中央，做過中央委員。怎麼啦？」

但是普里亞欣什麼也沒有說。後來就忙著準備上車了。克雷莫夫不高興的是，普里亞欣沒有請他坐自己的汽車。他們有兩次面對面碰到一起，普里亞欣就好像不認識他了，那一雙眼睛又冷，又淡漠。

兩位軍人順著明亮的走廊走來——一位是肥胖的、肩寬腰圓的集團軍司令舒米洛夫，一位是棕色鼓眼睛的小個子西伯利亞人、集團軍軍委委員阿勃拉摩夫將軍。克雷莫夫覺得，在兩位將軍經過的穿著軍裝、棉襖、皮襖的熱騰騰的男子漢人群中有一股純樸的民主氣息，這種氣息便是革命初期的精神，列寧精神。一踏上斯大林格勒的河岸，克雷莫夫又感觸到這一點。

主席團就座。斯大林格勒市蘇維埃主席皮克辛和所有的大會主席一樣，把兩手撐在桌子上，慢慢地朝著嚷嚷得最厲害的地方咳嗽了幾聲，就宣佈斯大林格勒市蘇維埃、黨市委與部隊代表、斯大林格勒工廠工人代表聯合舉行的慶祝偉大的十月革命二十五週年的大會開始了。

從硬邦邦的掌聲中可以聽出來，在這兒鼓掌的全是男子漢的手，士兵的手和工人的手。然後，大塊頭、大腦門、動作緩慢的第一書記普里亞欣開始作報告。他說不出早已過去的事情和今天的事情之間有什麼聯絡。似乎普里亞欣在和克雷莫夫進行爭論，他以自己思想的平緩地反駁克雷莫夫的激動。本州的企業正在按照國家計劃進行生產。左岸的各農業區完成了國家的收購任務，儘管多少遲了一點兒，但基本上是令人滿意的。在市內和市北的一些企業沒有完成國家的任務，因為這些企業在交戰地區。

就是這個人，當年曾經和克雷莫夫一起站在前線的群眾大會上，從頭上摘下帽子，高聲叫喊：「戰士同志們，弟兄們，制止血腥的戰爭！自由萬歲！」現在他看著大廳裡的人，說本州向國家交售的糧食數量減少了很多，是因為季莫夫區和科捷爾區無法完成交售任務，這兩個區是戰場，還有卡拉奇區和上庫爾莫亞爾區全部或部分地被敵人佔領了。

然後他又說，本州的群眾一面為完成國家的任務繼續勞動著，一面廣泛地參加了反抗德國侵略者的戰鬥。他列舉了勞動者參加民兵隊伍的數字，又報了報因為出色地完成指揮部的任務並且在執行任務中表現英勇頑強而得獎的斯大林格勒人的人數，而且說明，這個數字是不夠完全的。

克雷莫夫聽著第一書記平靜的聲音，明白了，他的思想、感情與他所說的本州的工業和農業完成國家計劃的話驚人地不一致，這不是毫無意義的，而是表現出他的人生目的。

普里亞欣用石頭一樣的冰冷口氣在強調國家肯定無疑會取得勝利，卻不知國家正依靠人民的苦難和嚮往自由的熱衷而被保衛著。

一張張工人和軍人的臉嚴肅而陰沉。

他想起斯大林格勒的人們，想起塔拉索夫、巴秋克，想起自己和被圍的「6-1」號樓裡計程車兵的談話，是多麼奇怪而又令人痛心。想想死在被圍樓房瓦礫中的格列科夫，心情是多麼沉重啊。

格列科夫對他說那些難聽的話，究竟是什麼用心？格列科夫竟向他開槍。這位斯大林格勒州黨委第一書記、這位老同志普里亞欣的話為什麼這樣不入耳，這樣冰冷？多麼奇怪而複雜的感情。

普里亞欣的報告快要結束了，他說：

「我們有幸可以向偉大的斯大林彙報，本州的勞動者完成了蘇維埃國家交給自己的任務……」

聽完報告之後，克雷莫夫一面隨著人群朝門口移動，一面用眼睛尋找普里亞欣。在斯大林格勒鏖戰的日子裡，普里亞欣不應該這樣作報告，不應該這樣。

克雷莫夫忽然看到了他：普里亞欣從主席臺上下來之後，和六十四集團軍司令站在一起，用專注而陰沉的目光直直地朝克雷莫夫望著。他發現克雷莫夫也在朝他看，就慢慢把眼睛轉過去。

「這是怎麼一回事？」克雷莫夫想道。

三十九

慶祝大會散場之後，當天夜裡克雷莫夫就搭乘順路汽車來到斯大林格勒發電站。

這天夜裡發電站的景象顯得十分悽慘。昨天德軍重轟炸機剛剛轟炸過發電站。炸得到處是大坑，掀起一堆一堆的土塊。車間的窗玻璃一塊也沒有了，有的車間震塌了，三層的辦公大樓也炸得不成樣子。

油變壓器煙氣騰騰地燃燒著，懶洋洋地冒著牙齒似的不高的火焰。

擔任門衛的一個喬治亞小夥子領著克雷莫夫在院子裡走著，院子裡有火光照耀著。克雷莫夫發現，在抽菸的門衛小夥子的手指頭打著哆嗦。重型炸彈不僅炸得石頭樓房倒塌、燃燒，炸得人心裡也亂了，也燃燒起來。

克雷莫夫自從得到前來別克托夫鎮的命令那一刻起，就想著和斯皮裡多諾夫見面的事。也許葉尼婭在這兒，在斯大林格勒發電站？也許，斯皮裡多諾夫知道她的下落，也許他還收到過她的信，她在信的結尾寫著：「您是不是知道克雷莫夫的什麼情形？」他又激動又高興。也許斯皮裡多諾夫會說：「葉尼婭一直在想您呢。」也許他會說：「您要知道，她老是在哭呢。」從早晨起，他就急不可待地要上斯大林格勒發電站來。他很希望在白天來看看斯皮裡多諾夫，哪怕待幾分鐘也好。但是他還是控制住自己，上六十四集團軍指揮所去了，雖然集團軍政治處一位指導員小聲提醒過他：「您這會兒不必急著去見軍委委員。他今天一早就喝醉了。」

果然不錯，克雷莫夫不該急著去見將軍，而沒有在白天來看斯皮裡多諾夫。他坐在地下指揮所等待接見的時候，聽到軍委委員在膠合板隔壁那邊向打字員口述給友鄰集團軍司令崔可夫的祝賀信。

他在慷慨激昂地口述著：

「瓦西里·伊萬諾維奇，好戰士，好朋友！」

將軍口述到這裡，哭了起來，並且又抽搭著重複了好幾遍：

「好戰士，好朋友，好戰士，好朋友……」

接著他厲聲問道：

「你打的是什麼？」

「瓦西里·伊萬諾維奇，好戰士，好朋友。」女打字員念道。

看樣子，軍委委員覺得她的平淡的語調很不合適，於是糾正她，用高亢的聲音說：

「瓦西里·伊萬諾維奇，好戰士，好朋友！」

他又動了感情，嘟噥起來：「好戰士，好朋友，好戰士，好朋友……」

後來將軍憋住淚水，又厲聲問：

「你打的是什麼？」

「瓦西里·伊萬諾維奇，好戰士，好朋友。」女打字員說。

克雷莫夫明白了，不必急著見他了。

此刻院子裡的火光很不明亮，照不清道路，倒是把道路弄得混亂了，似乎這火是從地下鑽出來的；也許是大地本身在燃燒——這低低的火焰是這樣潮溼，這樣沉重。他們走到發電站站長的地下指揮所跟前。落在不遠處的炸彈炸起一座座高高的土丘，隱隱約約有一條還沒有踩實的小路通向指揮所入口。門衛小夥子說：「您來得很巧，今天過節。」

克雷莫夫心裡想，他想說的話不能當著別人的面對斯皮裡多諾夫說，不能當著別人的面問。他讓門衛小夥子把站長叫到外面來，就說方面軍司令部有一個政委來了。等到剩下他一個人，他激動起來，怎麼也鎮定不下來。

「這是怎麼了？」他在心裡說。「我以為已經斷了呢。難道戰爭也不能把感情衝乾淨？我這是幹什麼？」

「走吧，走吧，走吧，快走，要不然就完了！」他自言自語地說。

但是沒有力氣走，沒有力氣離開。

斯皮裡多諾夫從地下指揮所走了出來。

「同志，有何事見教？」他用不高興的口氣說。

克雷莫夫問道：

「斯捷潘·費多羅維奇，不認識我啦？」

斯皮裡多諾夫忐忑不安地說：

「這是誰呀？」

他盯著克雷莫夫的臉，忽然叫了起來：

「尼古拉，尼古拉·格里高力耶維奇！」

他使出猛勁兒用雙臂摟住克雷莫夫的脖子。

「尼古拉，我的好兄弟。」他說著，鼻子酸了。

這次在瓦礫堆中的見面使克雷莫夫十分感動。他感覺到斯皮裡多諾夫在哭。還是那樣，還是那樣……他從斯皮裡多諾夫的信任和高興中感覺出自己和葉尼婭一家的親近，又在這種親近中重新衡量了自己內心的痛苦。為什麼，為什麼她要走，為什麼帶給他這樣大的痛苦？她怎麼能這樣做？

斯皮裡多諾夫說：

「都是戰爭，戰爭毀了我的一切。我的瑪露霞死了。」

他說起薇拉，說她在幾天以前終於離開發電站，上伏爾加左岸去了。他說：

「她真是個傻孩子。」

「她丈夫在哪兒？」克雷莫夫問道。

「大概早已不在人世了。他是一個殲擊機飛行員。」

克雷莫夫再也憋不住，問道：

「葉尼婭怎麼樣，還活著嗎，在哪兒？」

「活著，不是在古比雪夫，就是在喀山。」

他看著克雷莫夫，又說：

「這可是最要緊的：活著！」

「是的，是的，當然，這是最要緊的。」克雷莫夫說。

可是他以前就不知道什麼是最要緊的。他只知道自己心裡還非常痛苦。他知道，和葉尼婭有關的一切，都會引起他的痛苦。不論他聽說她心情愉快，無牽無掛，不論他聽說她心情痛苦，遭遇不幸，他都一樣難受。

斯皮裡多諾夫說了說弗拉基米羅芙娜的情形，又說了說謝廖沙的情形、柳德米拉的情形，克雷莫夫只是不住地點頭，小聲嘟噥著說：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尼古拉，咱們走，」斯皮裡多諾夫說，「上我家裡去。我現在沒有別的家了。就這兒是我的家。」

油燈的亮光照不亮擺滿了床鋪、櫥櫃、電話機、玻璃瓶和一袋袋麵粉的地下指揮所。在貼牆的板凳、床鋪、箱子上坐的都是人。在窒悶的空氣中迴響著嗡嗡的說話聲。

斯皮裡多諾夫給各人的玻璃杯、茶缸、飯盒蓋子裡斟滿酒精。大家都安靜下來，用一種特別的目光注視著他。這種目光深沉而嚴肅，毫無擔心的意味，只有信任：相信他的公正。

克雷莫夫打量著在座的人的臉，心裡想：「最好格列科夫也在這兒。最好也給他斟一杯。」可是格列科夫已經飲完了他應該喝的酒。他不能在人世上再喝了。

斯皮裡多諾夫端著酒杯站了起來，克雷莫夫心想：「這一下糟了，他要像普里亞欣那樣發表長篇大論了。」

可是斯皮裡多諾夫拿酒杯在空中畫了一個「8」字形，說：

「來吧，夥計們，乾杯。祝大家節日快樂。」

玻璃杯叮噹響，鐵茶缸叮噹響，乾杯的人哼哧著，還把頭直搖晃。

這兒有各種各樣的人，國家在戰前把他們安插在不同的地方，他們沒有聚在一起飲過酒，沒有互相拍過肩膀，沒有說：「喂，你聽著，我來對你說說。」但是在這裡，在炸燬的發電站和燃燒的土地下面，卻產生了純正的兄弟情誼，為了這種情誼不惜犧牲生命。擔任夜間打更的一個白髮老頭子唱起一支古老的歌兒，在革命前察裡津的一家法國工廠裡，小夥子們很喜歡這支歌兒。

他唱得很清脆，很響亮，依然是年輕時候的聲音，因為他自己也覺得年輕時的聲音太陌生，所以他聽著自己的聲音露出好笑和驚訝的神氣，就好像在聽別人唱。

還有一個黑頭髮的老頭子，把眉頭皺得緊緊的，很認真地聽著這支傾訴愛情和愛的痛苦的歌兒。

是的，能聽到歌聲是很愉快的，這樣的美好而可怕的時刻，像這樣把站長、戰地面包房的駝夫、更夫、門衛，將加爾梅克人、俄羅斯人、喬治亞人聯結成一體的時刻，是令人愉快的。

那個黑頭髮老頭子等到老更夫把傾訴愛情的歌兒一唱完，又皺了皺深鎖的眉頭，慢慢地、無腔無調地唱了起來：

我們要打倒舊世界，把舊世界的灰燼從我們的腳上抖乾淨……

黨委書記大笑起來，搖晃起腦袋，斯皮裡多諾夫也邊笑邊搖頭。克雷莫夫也笑了笑，向斯皮裡多諾夫問道：

「這位老頭兒大概以前是孟什維克吧？」

斯皮裡多諾夫完全瞭解安德列耶夫的情況，他當然也可以對克雷莫夫說一說，但他怕的是尼古拉耶夫聽到，而且純樸的兄弟情感也暫時消退了，於是斯皮裡多諾夫打斷歌聲，喊道：

「巴維爾·安德列耶維奇，離題太遠啦！」

安德列耶夫馬上就不唱了，看了看，然後說：

「我還以為沒有離題呢。迷糊啦。」

擔任門衛的喬治亞小夥子讓克雷莫夫看了看他的脫了皮的手。

「這是挖我的好朋友弄成這樣的，他叫謝廖沙·沃羅比約夫。」他的一雙黑眼睛亮起來。他喘著粗氣，就像尖聲喊叫似的說：「我喜歡謝廖沙，比親兄弟還親。」

老更夫已經喝醉了，滿臉是汗，纏著黨委書記尼古拉耶夫說：

「喂，你還是聽我說，馬庫拉澤說他喜歡謝廖沙·沃羅比約夫，比親兄弟還親，這算什麼！你可知道，我以前在煤礦裡幹活兒，東家有多麼喜歡我，多麼看得起我。他和我一塊兒喝酒，我唱歌給他聽。他當面對我說，你雖然是普通礦工，可是我拿你當親兄弟看待。我們常在一塊兒聊天，在一塊兒吃飯。」

「那是一個喬治亞人吧？」尼古拉耶夫問道。

「我才不管他是不是喬治亞人。東家姓沃斯克列辛斯基，所有的礦都是他的。你可知道他多麼看得起我呀。他有百萬家產，可是為人真不壞。你懂嗎？」

尼古拉耶夫和克雷莫夫交換了一下眼色，兩個人都很幽默地擠了擠眼睛，搖了搖頭。

「嘿，」尼古拉耶夫說，「這話不錯。活到老，學到老嘛。」

「那你就學學吧。」老頭子沒有聽出嘲笑意味，就認真地說。

這天晚上過得格外好。到了很晚的時候，等到大家都開始走了，斯皮裡多諾夫對克雷莫夫說：

「尼古拉，不要穿大衣，別走了，在我這兒睡吧。」

他不慌不忙地給克雷莫夫鋪床，一面考慮著底下鋪什麼：被子，棉衣，還是防雨布？克雷莫夫走出地下室，望著輕輕晃動的火焰，在黑暗中站了一會兒，又回到地下室裡，可是斯皮裡多諾夫還在給他鋪床。

等克雷莫夫脫了靴子，躺下來，斯皮裡多諾夫問道：

「怎麼樣，還舒服嗎？」

他撫摩了一下克雷莫夫的頭，親熱地、醉醺醺地笑了笑。

克雷莫夫看到上面燃燒著的火焰，不知為什麼想起了一九二四年一月為列寧送葬的時候，夜裡在志願隊伍裡燃起的篝火。留在地下室裡過夜的人好像都已經睡著了，漆黑漆黑的，什麼也看不見。

克雷莫夫睜著眼睛躺著，沒有注意黑暗，他想著，想著，回憶著……

那是冰天雪地的嚴寒的日子。受難教堂頂上是黑沉沉的冬日天空，許許多多的人頭戴皮帽、布瓊尼式軍帽，身穿軍大衣和皮夾克。受難廣場忽然變成一片白，那是千萬張紙，是政府的通告。

用農民的雪橇把列寧的屍體從哥爾克運往火車站。雪橇的滑鐵哧哧響著，馬匹打著響鼻。跟在棺材後面的是頭戴毛皮圓帽、扎著灰頭巾的克魯普斯卡婭，列寧的妹妹安娜和瑪利亞，他的好友們，哥爾克村的農民。在農村，為善良的腦力勞動者，為地方自治局派任醫生和農藝師送葬，往往就是這樣。

哥爾克村的列寧住宅靜悄悄的。壁爐的瓷磚閃著亮光，在鋪了白色被單的床邊有一架小櫥，小櫥裡擺滿了帶標籤的小瓶，散發著各種各樣的藥味。一位穿白衣的上了年紀的女醫生走進空空的房間裡。她依然習慣性地踮著腳走路。女醫生從床邊走過，撿起凳子上的一段小繩子和捆在上面的一小片報紙，睡在椅子上的一隻小貓聽到玩具的熟悉的沙沙聲，很快地抬起頭來，看了看空空的床，便又打著呵欠躺下了。

走在棺材後面的親人和親近的同志們懷念著死者。兩位妹妹回想著那個淺色頭髮的男孩，他的性子很執拗，有時愛譏笑人，對人要求很苛刻，但是他心腸是好的，他很愛媽媽和弟弟妹妹們。

妻子回憶著：在蘇黎世，列寧蹲在地上，和女房東的小孫女季莉說話兒。女房東帶著很可笑的瑞士口音用俄語說：「你們應該生幾個孩子啦。」他帶著幽默的神氣，很快地朝上面看了看克魯普斯卡婭。

「狄納莫」廠的工人來到哥爾克，列寧出去迎接他們，一時忘了自己的病，想說話，可是像訴苦一樣發出一些含混不清的聲音，擺了擺手；工人們站在他周圍，看到他在哭，也都哭了。還有那臨終時的目光，好像是恐懼，好像有苦要訴說，很像小孩子看著媽媽的目光。

遠處出現了車站的建築物，機車和高聳的煙囪在雪地裡顯得分外黑。

偉大列寧的戰友雷科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在雪橇後面走著，鬍子上凍結了白霜，他們漫不經心地看著一個穿著長大衣和軟筒皮靴的黑臉膛的有麻子的人。他們常常帶著嘲笑和容忍的神氣打量他那高加索人的裝束。斯大林如果知趣的話，他就不應該上哥爾克來，因為在這兒聚會的是偉大列寧的親屬和最親近的朋友。他們卻沒有想到，正是這個人將成為列寧的繼承人，他會把他們所有的人，包括最親密的戰友，統統打翻，甚至不準列寧的妻子繼承列寧的遺產。

列寧的真理不在布哈林、雷科夫和季諾維也夫手裡。也不在托洛茨基手裡。他們都錯了。他們誰也不能成為列寧事業的繼承人。不過，就是列寧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也不知道、不明白，列寧的事業會成為斯大林的事業。

一部農村的木架子雪橇拖著一個解決了俄羅斯、歐洲、亞洲和全人類命運的人的屍體去車站的那一天，已經過去將近二十年了。

克雷莫夫的思想總是縈繞著那個時候，他回憶著一九二四年一月裡那些嚴寒的日子，夜間篝火的噼啪聲，克里姆林宮外掛著冰雪的牆，千萬張痛哭的臉，撕心裂腑的工廠汽笛聲，站在木臺上宣讀告人民書的葉甫多基莫夫的宏亮的聲音，緊緊靠在一起的一堆人抬著棺材走向倉促釘成的木頭陵墓的情景。

克雷莫夫走上鋪了地毯的工會大廈的臺階，看到旁邊的一面面大鏡子都披了黑紅兩色的綢帶，充滿松針氣味的暖和的空氣中迴盪著哀樂聲。他走進大廳，看到他在斯莫爾尼宮和老廣場的主席臺上常常看到的一些人都垂著頭。後來，在一九三七年，他又在工會大廈看到這些垂著的頭。大概這些後來被定為罪犯的人聽著維辛斯基那冷酷而響亮的聲音，會想起當年他們跟在雪橇後面，站在列寧的棺材旁邊，聽著哀樂的情景。

為什麼在慶祝革命節的時候，在斯大林格勒發電站忽然想起那年一月裡的一些日子？幾十個和列寧一起締造布林什維克黨的人竟成了奸細，成了外國間諜收買的代理人，只有一個人，雖然一直在黨內不佔重要地位也不是著名理論家，卻成為黨的事業的救星，成為真理的化身，他們怎麼會承認呢？

最好別想這一切。但是這天夜裡克雷莫夫偏偏想著這一切。他們怎麼會承認？我為什麼不說話？克雷莫夫心想，我不說話，是沒有膽量說：「我不相信布哈林是破壞者、兇手、奸細。」而且在表決時我還舉了手。以後又簽了名。以後又作報告，寫文章。我自己覺得我的義憤是發自內心的。那時我的懷疑和焦慮哪兒去了呢？這是怎麼一回事兒？一個人有兩種意識嗎？還是一個人就是兩個不同的人，各有各的意識？怎麼理解呢？不過這種情況是常見的，不光是我，很多人都是這樣。

格列科夫說出了很多人心裡暗暗感覺到的問題，這些問題秘藏在心底，使人憂慮，引人關心，有時對克雷莫夫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是，這秘藏的問題一說出來，克雷莫夫就覺得有惡意和敵意，就想把格列科夫壓倒和制服。如果必要的話，他還會毫不猶豫地把格列科夫槍斃。

普里亞欣卻用官腔官調的冷漠語調說話，他代表國家又談完成計劃的百分比，又談糧食交售，又談各種各樣的任務。克雷莫夫聽到這官氣十足的、毫無熱誠的話，見到說這話的官氣十足、毫無熱誠的人，一向十分反感，十分討厭，但是他和這些人步調一致，他們現在是他的上級同志。列寧的事業造就了斯大林，列寧的事業通過這些人，通過國家得到體現。克雷莫夫願意毫不猶豫地為這事業的榮譽獻出自己的生命。

就連老布林什維克莫斯托夫斯科伊也不例外。他從來沒有為他相信忠於革命的一些人說過話，沒有維護過他們。他什麼也不說。他究竟為什麼不說話呢？

再拿那個誠實可愛的小夥子科洛斯科夫來說。他是高階新聞訓練班的學員，克雷莫夫當時給他們講過課。科洛斯科夫是從農村裡來的，他對克雷莫夫說了不少集體化的情況，說區裡有些壞蛋，看中了誰家的房子或者果園就把誰劃成富農。他說到農村的飢餓，說到怎樣殘忍地把所有的糧食全部弄走，一粒不剩……他說起農村裡一個很好的老頭子，為了救活老伴和小孫女，自己走上絕路，他說到這裡還哭了。可是不久克雷莫夫就在牆報上看到科洛斯科夫寫的文章，說富農把糧食埋到地裡，說富農對新生政權懷著刻骨的仇恨。

這個真正動情地哭過的科洛斯科夫為什麼這樣寫？莫斯托夫斯科伊為什麼不說話？難道僅僅因為膽小怕事？克雷莫夫有多少次心口不一啊。但是當他說和寫的時候，卻覺得他正是這樣想的，他也相信他說的正是他所想的。有時候他對自己說：「有什麼辦法呢，這是革命需要的呀。」

各種各樣的情況都有過，有過，什麼都有過。克雷莫夫沒有好好維護自己的朋友，儘管他相信他們是無罪的。有時他不說話，有時他說幾句含含糊糊的話，有時更壞些：他說話，而且說的不是含糊話。有時把他傳到黨委去，到區委，到市委，到州委，有時把他傳到保安機關，向他詢問他熟悉的一些人、一些黨員的情況。他從來沒有誣陷過朋友，從來不曾誹謗什麼人，他沒有寫過密報，沒有告過人……

且住，格列科夫呢？格列科夫是敵人。對待敵人克雷莫夫是從來不客氣的，從來不憐憫的。

但是為什麼他和被鎮壓的同志的家屬們斷絕關係呢？他不再上他們家去，不再給他們打電話；不過，他在大街上遇到被鎮壓的同志家裡的人，從來不曾轉到另一邊人行道上去，而是依然和他們打招呼。

可是更有一些不同的人，這些人通常是老婦人，家庭女工，黨外的平民，常常通過他們往勞改營裡送東西，從勞改營裡發出來的信也寫他們的地址，他們不知為什麼卻不怕。有時這些老婦人，這些家庭女工和沒有文化的保姆，充滿了宗教觀念，她們收養被捕的父母留下的孤兒，免得這些孩子進收容所和保育院。可是黨員們卻害怕沾到這些孤兒，就像怕火一樣。難道這些老婦人，這些平民，這些沒有文化的保姆比列寧式的布林什維克莫斯托夫斯科伊和克雷莫夫更清白，更有骨氣？

人能夠戰勝恐怖，所以小孩子能夠在黑暗中走路，士兵能夠投入戰鬥，一個小夥子可以前進，可以在高空跳傘。

可是有一種恐怖卻很特殊，很厲害，千千萬萬人都不能戰勝這種恐怖；這就是在莫斯科的灰暗的冬日天空，用不祥的、變幻莫測的紅色字母寫出的恐怖——國家恐怖……

不對，不對！恐怖本身不能起這樣大的作用。革命的目的以道德的名義擺脫了道德，藉口為了未來，證明今天的偽君子、告密者、兩面三刀的人是正確的，還要宣傳，為什麼一個人為了人民的幸福應該把無罪的人推入陷坑。這股勢力叫人不要理睬進入勞改營的人的孩子，也是以革命的名義。這股勢力還在說，如果一個妻子不揭發自己的清白無辜的丈夫，就必須離開孩子，在勞改營裡關十年，這都是革命的需要。

革命的勢力與死亡的恐怖、對刑訊的恐懼、感受到遠方勞改營氣息的人的痛苦結成了聯盟。以前人們走向革命的時候，知道等待著自己的是監獄、苦役、成年累月的流浪和無家可歸、斷頭臺。

而現在最糟糕、最令人不安的是，為了換取對革命的忠誠，換取對偉大目標的信仰，今天要付出的是優厚的待遇、克里姆林宮的酒宴、人民委員的任命書、專用汽車、療養證、國際車廂。

「尼古拉，你沒有睡嗎？」斯皮裡多諾夫在黑暗中問道。

克雷莫夫回答說：

「差不多睡著啦，正要睡呢。」

「噢，對不起，我不打攪你了。」

四十

自從那天夜裡把莫斯托夫斯科伊傳去和黨衛軍少校利斯談過話之後，又是一個多星期過去了。

忐忑不安的等待和緊張變成了難以承受的苦惱。

莫斯托夫斯科伊有時候覺得，朋友和敵人永遠把他忘記了，朋友和敵人都認為他已經成了一個無用的、老糊塗的老頭子，成了稻草人，成了廢物。

一個晴和的早晨，一名黨衛軍看守帶他去洗澡。這一次這名看守沒有進澡堂，而是坐在臺階上，把槍放在旁邊，抽起煙來。這一天天氣晴朗，陽光照在身上很暖和，這名士兵當然不願意到潮溼的澡堂裡去。

管澡堂的一名戰俘走到莫斯托夫斯科伊跟前。

「您好，親愛的莫斯托夫斯科伊同志。」

莫斯托夫斯科伊驚愕得叫了起來：站在他面前的竟是穿著制服上衣、戴著勤務臂章、手裡晃悠著抹布的旅政委奧西波夫。他們擁抱在一起。奧西波夫急急忙忙地說：

「我在澡堂里弄到這點兒差事，現在去替換固定的清潔工，我想和您見見面。科季科夫、將軍、茲拉托克雷列茨都叫我問候您。您先說說您的情況，您身體怎麼樣，他們想要您怎樣？您一面脫衣服，一面說。」

莫斯托夫斯科伊把那天夜裡傳他去談話的情形說了說。奧西波夫用凸出的黑眼睛看著他，說：

「他們想勸誘您，真是妄想。」

「為什麼呢？什麼目的？目的何在？」

「可能他們想蒐集歷史方面的資料，想評價黨的創始人和領袖，也許，他們想找材料發表什麼宣言、文告、公開信。」

「這種打算永遠不能得逞。」莫斯托夫斯科伊說。

「莫斯托夫斯科伊同志，他們不會善罷甘休的。」

「他們的打算永遠不會得逞，痴心妄想。」莫斯托夫斯科伊又說了一遍，然後問道：「您說說，你們怎麼樣？」

奧西波夫小聲說：

「比預料的情況要好些。最要緊的是，已經和在工廠裡工作的人取得了聯絡，已經開始向我們輸送武器，有自動步槍，有手榴彈。有人把零件送來，夜裡我們進行裝配。當然，目前數量還有限。」

「這是葉爾紹夫安排的，他真有兩下子！」莫斯托夫斯科伊說。他脫去襯衣，看了看自己的胸膛，看到自己的衰老，很懊惱、難過地搖了搖頭。

奧西波夫說：

「您是黨的老同志，我應該告訴您：葉爾紹夫已經不在咱們的集中營裡了。」

「什麼，怎麼不在了？」

「把他送走了，送到布痕瓦爾德集中營去了。」

「你們怎麼了？」莫斯托夫斯科伊叫起來。「他是個出色的小夥子呀。」

「他就是到了布痕瓦爾德，依然可以是出色的小夥子。」

「這究竟怎麼搞的，為什麼會出這種事？」

奧西波夫陰沉地說：

「在領導人員中很快就出現了分裂。許多人自發地傾向葉爾紹夫，這就衝昏了他的頭腦。他怎麼也不服從領導核心的指揮。他是一個身份不明的人，一個異己分子。情況越來越混亂。地下工作的第一訓條就是鐵的紀律。可是我們卻出現了兩個核心：一個黨的核心，一個黨外核心。我們討論了情況，通過了決議。一位在辦公室工作的捷克同志把他的卡片放進為布痕瓦爾德挑出來的一部案卷裡，這樣就很自然地把他列入了名單。」

「真是再簡單不過了。」莫斯托夫斯科伊說。

「這是共產黨員一致通過的決議。」奧西波夫說。

他穿著自己的寒磣的衣服站在莫斯托夫斯科伊麵前，手裡拿著抹布，神氣又嚴肅，又堅定，相信自己絕對正確，相信自己的權力比上帝的權力更大、更威嚴，更有權將他所從事的事業提交人類命運的最高法官。

而脫得光光的、瘦瘦的老頭子，偉大的黨的創始人之一，坐在那裡，把兩個瘦瘦的、乾癟的肩膀聳得高高的，頭垂得低低的，一聲不響。他眼前又浮現出那一夜在利斯的辦公室裡的情景。他又覺得十分可怕：難道利斯說的不是假話，難道他真的沒有什麼秘密的憲兵式的目的，真的是想和他談談？他挺起腰來，又像往常那樣，像十年前集體化時期那樣，像當年把他年輕時的同志一個個送上斷頭臺的政治恐怖時期那樣，說：

「我作為一名黨員，服從這一決議，承認這一決議。」

他從放在板凳上的上衣裡子裡抽出幾片紙，這是他草擬的傳單。忽然在他眼前浮現出伊康尼科夫的臉，他那像牛眼一樣的眼睛，莫斯托夫斯科伊又想聽聽這個又傻又善良的教士的聲音。

「我想問問伊康尼科夫的情形，」莫斯托夫斯科伊說，「那位捷克同志沒有把他的卡片塞進那裡面去吧？」

「那個老傻子，您說的那個膿包嗎？他被處決了。他拒絕上工，不肯去修殺人集中營。凱澤奉命把他槍斃了。」

這天夜裡，在集中營的棚屋的一面面牆上，貼了不少莫斯托夫斯科伊擬定的有關斯大林格勒戰役的傳單。

四十一

戰爭結束以後不久，在慕尼黑的秘密警察檔案室裡發現了西德一座集中營裡地下組織一案的偵訊材料。在案卷的最後一頁中寫著，對案犯的判決已經執行，屍體已經火化。名單中的第一名便是莫斯托夫斯科伊。

研究了偵訊材料之後，還是無法判斷出賣了同志的內奸是誰。可能，秘密警察把他和被他出賣的人一起處死了。

四十二

在監督隊的宿舍裡，很暖和，很安寧。監督隊是監督毒氣室、毒藥倉庫和火化爐的工作的。

德國人給長期為一號工程工作的囚犯創造了很好的生活條件。每一張床前都有一張小桌，有熱水瓶，床與床之間的走道上鋪了地毯。

為毒氣室幹活兒的人沒有人看押，而且在特別的食堂吃飯。監督隊裡的德國人吃飯像在飯店裡那樣，每個人都可以隨便點菜；可以拿到額外的工資，幾乎相當於相應級別的現役軍人工資的三倍；他們的家屬在住房方面享受著優待，得到的糧食供應是高標準的，在受到空襲威脅的地區他們有權最先疏散。

士兵羅捷在觀察視窗值班。等到一道程式快結束的時候，他就下命令把毒氣室裡的人卸下去。此外，他還要監視牙科醫生們，看他們幹得是否認真仔細。他幾次向工程主任卡里特盧夫特報告他同時執行兩項任務的困難：有時候他在注視上面放毒氣，就不能觀察下面牙科醫生找金牙，在將人推上輸送帶的地方，工人們就會偷懶。

羅捷習慣了自己的工作，已經不像最初幾天那樣面對著觀察視窗惶惶不安了。他的前任有一天因為一件事情被打死了，那件事情應該是一個十二歲的孩子乾的，不應該是一個執行特殊任務的黨衛軍士兵乾的。羅捷起初不明白同事們在說話中暗指的是什麼不體面的事，到後來他才明白了。

羅捷不喜歡這新的工作，雖然他已經習慣了。他對於周圍的人對他的尊敬，很不習慣，感到很不安。食堂裡的女侍者們常常問他為什麼臉色那樣蒼白。自從他記事起，媽媽就經常哭。不知為什麼父親經常被解僱，好像他有工作的時候不如失業的時候多。他學會了父母那種輕盈、柔和、不會驚擾任何人的步子，學會了對鄰居、房東、房東的小貓、校長和站在路口的警察的那種惶恐而親切的笑。溫和與親切似乎是他性格的基本特點。所以他自己也覺得奇怪，他心中竟有那麼多仇恨，怎麼過去多年中沒有表露出來。

他進了監督隊；善於識別人的隊長很瞭解他的軟弱、溫柔的性格。

看著猶太人在毒氣室裡抽搐，一點意思也沒有。羅捷對於那些喜歡幹這種事計程車兵很厭惡。特別使人厭惡的是在毒氣室門口值早班的戰俘茹琴科。他的臉上一直帶著一種孩子般的，因而特別令人厭惡的笑容。羅捷不喜歡自己的工作，但是他知道幹這種工作有明顯的以及潛在的好處。

每天下班的時候，很有氣派的牙科醫生都要交給羅捷一個小小的紙包，裡面包幾顆金牙。這小小的紙包只是每天交給集中營管理處的貴金屬的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但是羅捷已經有兩次把一公斤左右的金子交給妻子。這是他們的美好的未來，可以幫他們實現安度晩年的理想。他在年輕時又軟弱又膽小，沒能夠好好地為生活奮鬥。他從來不懷疑黨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為弱小的人爭取幸福。他已經親身體驗到希特勒的政策的良好結果，因為他就是弱小的人，而他和他一家的生活現在又好，又快活，和以前無法比了。

四十三

安東·赫麥爾科夫有時從心底裡對自己的工作感到害怕。晚上，他躺在床上，聽著特羅菲姆·茹琴科的笑聲，感到發冷，難受，心慌。

茹琴科的手指頭又粗又長，正是這雙手天天關上毒氣室的密閉的門。他的手好像從來沒有洗過，當他伸手到麵包籃子裡去拿麵包的時候，實在令人感到厭惡。

茹琴科每天早晨出去值班，等著人群排著隊從鐵路那邊走來的時候，感到無比的興奮。他總覺得人流移動得慢得不得了，常常扯著嗓子發出尖細的、焦急的叫聲，上下頜輕輕哆嗦著，就好像小貓注視著玻璃窗外的麻雀。

此人便是赫麥爾科夫心裡不安的原因。當然，赫麥爾科夫也可以喝酒，也可以醉醺醺地拿站隊等候的女人取樂。有一處狹窄的通道，監督隊的工作人員可以從這裡進脫衣室去挑選女人。男人畢竟是男人。赫麥爾科夫有時也挑選一個大姑娘或者小媳婦，帶到無人的棚屋隔間裡，過半個鐘頭再帶回去交給押解人員。他不說話，女人也不說話。不過，他來到這裡，不是為了女人和酒，不是為了華達呢馬褲和細皮的軍官靴。

在一九四一年七月的一天，他被俘了。德國人用槍托子劈頭蓋臉地打他，他害痢疾，穿著破靴子被趕著在雪地裡走，給他喝黃黃的漂著機油的水，他用手指頭撕死馬身上發黑發臭的肉，他吃臭大頭菜和爛土豆皮。他所選擇的只有一點——活下去，他再也不想別的，他躲過了十來次死亡，沒有餓死，沒有凍死，他不想死於痢疾，不想頭上帶著九克重的彈頭倒下去，不想害浮腫，讓水腫從腳下一直攻入自己的心臟。他不是罪犯，他是刻赤市的一名理髮師，不論親戚、同院的鄰居、同行，還是和他一起喝酒、吃燻魚、打牌的朋友，從來沒有誰認為他不好。他也認為，他和茹琴科沒有任何共同之處。但是有時他覺得，他和茹琴科之間的區別是微不足道的；乾的反正都是一樣的事情，至於懷著什麼心情去幹，一個高興，一個不高興，又有什麼要緊？

可是他卻不知道，茹琴科使他惶惶不安，不是因為茹琴科的罪惡最大。他所以覺得茹琴科可怕，是因為茹琴科的天生的、可怕的變態在為他的行為辯護。而赫麥爾科夫卻不是變態人，他是正常的人。

他模模糊糊地懂得，在法西斯時期，對於一個還想做人的人來說，比活命更容易做到的選擇——就是死。

四十四

工程主任兼監督隊長卡里特盧夫特要求排程總站每天晚上把第二天火車到達的時間報上來。卡里特盧夫特可以事先向手下的工作人員佈置工作，把車廂的總數、運到的人數告訴他們；另外，還要根據從哪一國來的火車，就調哪一國的戰俘前來協助執行——有剃頭的，有帶路的，有卸人的。

卡里特盧夫特·¥作認真。他不喝酒，看到下屬喝醉了，他也不生氣。只有一次大家看到他很快活、很興奮；那一天他要回家過復活節，已經坐上汽車，他把黨衛軍上尉加恩叫到跟前，把女兒的相片給他看，那女孩大臉盤，大眼睛，長得很像父親。

卡里特盧夫特很喜歡工作，不願意白白浪費時間。晚飯後他不上俱樂部，不打牌，也不看電影。過聖誕節的時候，在監督隊裡舉行了樅樹晚會，有業餘合唱隊演出，吃晚飯的時候無償地發給每兩個人一瓶法國白蘭地。卡里特盧夫特來俱樂部待了半個小時，大家都看到他的手指頭上還有新鮮的墨水痕跡，說明他在聖誕節晚上還在工作。

過去他住在鄉下父母的房子裡，看來，他的一生就要在這座房子裡度過了，因為他喜歡鄉下的安靜，不怕幹活兒。他想振興父親的家業，不過他認為，不論他養豬和做大頭菜、小麥買賣賺多少錢，他一輩子都要住在父親又舒適又安靜的房子裡。可是人生多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快要結束的時候，他上了前線，走上命運為他鋪好的道路。似乎命運決定了他從一個農村小夥子成為士兵，又從戰壕進入司令部警衛隊，又從辦公室到副官處，從帝國保安總部到集中營管理處，最後，在殺人營裡擔任了監督隊隊長。

如果卡里特盧夫特將來到天國受審，他會為自己的靈魂辯護，會理直氣壯地對審判官說，是命運把他推上劊子手的道路，殺了五十九萬人。他面對著強大的力量，面對著世界大戰、巨大的民族運動、不可違抗的黨國的暴力，又有什麼辦法呢？誰又能按自己的心意行事？他是一個人，他本來可以在父母的房子裡住下去的。不是要走這條路，是推著他走，不是他願意走，是牽著他走，他就像一個小小的孩子，命運牽著他的手走路。他派去工作的人和派他來工作的人如果面對天國審判官，也會這樣或者大致這樣為自己辯護。

卡里特盧夫特不需在天國為自己的靈魂辯護。所以上帝也不需要向卡里特盧夫特證實世界上沒有罪人。

有天國的審判，有國家與社會的審判，但是還有最高審判，那就是罪犯對罪犯的審判。有罪的人掂量了極權制國家的威力，知道國家是無比強大的。這種可怕的力量用宣傳、飢餓、孤苦、集中營、死的威脅、落魄和屈辱把人的意志束縛住。但是，一個人在貧困、飢餓、集中營和死亡的威脅下走的每一步，在受制約的同時，也表現出一個人的不受約束的意志。在這位監督隊長走過的道路上，從鄉村到戰壕，從黨外的平民到自覺的國家社會主義黨黨員，到處都有他的意志的痕跡。命運帶著人走什麼路，一個人跟著走，是因為他願意；他也可以不願意。命運帶領著一個人，這個人會成為毀滅性力量的工具，但是他可以從中撈到便宜，而不是吃虧。他知道這一點，於是他便去撈便宜；可怕的命運和人有不同的目的，但是二者走的道路是一條。

不是無罪和慈悲的天國審判官，不是英明的、以國家和社會利益為準繩的國家最高審判庭，不是聖人，不是教士，而是可憐的、受到法西斯壓迫的骯髒而有罪的人，親身體驗過極權制國家的恐怖政策的人，自己已經倒下過、已經彎下腰、畏畏縮縮、低三下四的人，這樣的人在宣佈判決。

他會說：

「在可怕的世界上，罪人是有的！我就有罪！」

四十五

行程的最後一天到了。一節節車廂哐啷哐啷，制動器發出刺耳的吱嘎聲，然後靜了下來，響起門閂的叮噹聲，響起口令聲：

「全體下車！」

人們紛紛走出來，來到新雨後潮漉漉的站臺上。

一張張熟悉的臉，出了黑暗的車廂，顯得多麼奇怪啊！

大衣和頭巾比人的變化要小些；女褂和連衫裙使人想起當初在裡面穿衣的房間和對著試衣服的鏡子。

出了車廂的人擠成一堆一堆的，緊緊地靠在一起，就有一種習慣的、可以使人放心的氣氛；在熟悉的氣味、熟悉的熱氣和熟悉的痛苦的臉上和眼睛裡，在從四十二節貨車車廂裡走出來、緊緊靠在一起的巨大人群中，洋溢著這樣的氣氛。兩名穿長大衣的黨衛軍巡邏兵慢慢走著，那釘了鐵掌的靴子敲得水泥地當當響。他們帶著一副傲慢和沉思的神氣，不看那兩個抬出一個白臉上披著白髮的死老婆子的猶太小夥子，不看那個趴著在水窪裡喝水的捲髮小矮子，也不看那個掀起裙子系褲帶的駝背女人。

兩名黨衛軍士兵有時交換一下眼色，說一兩句話。他們在水泥地上走著，那神氣就像太陽在天上走。太陽並不注視風、雲彩、海浪和樹葉的動靜，但是它在從容自若的移動中知道，大地上因為有了陽光，一切事情在正常地進行著。

一些身穿藍色工裝、頭戴大簷便帽、袖子上帶著白色臂章的人在叫喊著，催促從車上下來的人，他們用的是奇怪的語言，是俄語、德語、猶太語、波蘭語和烏克蘭語的大雜燴。

穿藍色工裝的人快速、熟練地調理著站臺上的人群，挑出站也站不住的人，讓比較強壯的人把這些半死不活的人抬上汽車，讓亂糟糟的人群站成隊伍，讓隊伍移動，指明移動的方向和目的。

隊伍中每排有六個人，在隊伍裡傳著一個訊息：

「上澡堂去，先上澡堂去！」

似乎慈悲的上帝再也想不出更慈善的主意了。

「好啦，猶太人，咱們走吧。」

一個頭戴便帽的押解隊的頭頭兒叫喊著，一面打量著人群。男人和女人們都提起包裹，孩子們抓住媽媽的裙子或父親的衣襟。

「上澡堂去……上澡堂去……」

這話催眠般地填滿人的意識。

那個戴便帽的大個子身上有一股平易近人、招人喜歡的神氣，似乎他和這些不幸的人親近，而不是和那些身穿灰大衣、頭戴鋼盔的人親近。

一個老奶奶帶著祈禱時的小心神氣用指尖撫摩著他的工裝袖子，問：

「是去洗澡嗎？」

「是的，是的，大娘，是去洗澡！」

他忽然用嘶啞的嗓門大聲發出口令：

「開步走！」

站臺空了，一些穿工裝的人在打掃水泥地上的破布片、繃帶、有人扔掉的破套鞋、孩子們丟下的拼字方塊，還有人在轟隆轟隆地關車廂的門。一節節車廂上的鋼鐵叮叮噹噹響動起來，像波浪似的擴充套件開去。空空的列車動了，前去消毒。

服務隊幹完了活兒，經過公務大門回到集中營裡。東方來的列車是最糟糕的，在裡面最多的是死人、病人，在車廂裡可以找到的是蝨子，可以聞到的是臭氣。這些列車跟匈牙利或者荷蘭，或者比利時來的列車不同，在裡面找不到一瓶香水、一包可可、一聽煉乳。

四十六

人群往前走著，前面出現了一座巨大的城市。城市的西邊沉沒在霧氣中。遠處工廠煙囪裡冒出來的黑煙和霧氣混合在一起，像棋盤一樣的一排排棚屋罩著輕煙，一條條筆直的集中營街道和霧氣合在一起，顯得很奇怪。

東北方升起高高的黑紅色火光，似乎是潮溼的秋日天空燃燒過以後，還在發紅。有時從潮溼的火光中冒出火焰，又慢，又不清晰，緩緩地爬動著。

旅途困頓的人們來到寬闊的廣場上。廣場中央有一座用木頭搭起的高臺，在大眾遊藝場上常常有這樣的高臺。上面站著幾十個人。這是樂隊。這些人就像他們的樂器一樣，模樣個個不同。有些人打量著漸漸走近的人群。但是有一個身穿淺色外套的白頭髮的人說了一句什麼話，於是在高臺上的人一齊拿起自己的樂器。就好像有一隻鳥又膽怯又放肆地叫了起來，於是，被鐵絲網和警笛聲撕得支離破碎、散發著臭味和油煙味的空氣裡充滿了音樂聲。就好像一陣被太陽曬得暖和的夏日的好雨，光閃閃地落到大地上。

集中營裡的人、監獄裡的人、衝出監獄的人，乃至走向刑場的人，都能感受音樂的震撼人心的力量。

誰也不像進過集中營和監獄的人，不像走向死亡的人對音樂的感受那樣強烈。

音樂聲一觸及瀕臨死亡的人，在人們心中突然重新喚醒的不是思想，不是希望，而只是一種模糊而強烈的生命奇蹟。人群隊伍裡響起一片號哭聲。似乎一切都變了樣子，一切都合成一個整體，一切分散的，房屋，天地，童年，道路，車輪聲，飢渴，恐怖和這罩在霧中的城市，這暗紅色的火光，這一切一下子全都匯合起來了，不是匯合在腦海裡，不是在畫面上，而是匯合在過往生活的一種模糊、熱烈、醉心的感情中。在這裡，在火化爐的火光中，在集中營的廣場上，人們感覺到，生命大於幸福，因為生命也是痛苦。自由不光是幸福。自由是艱難的，有時也是痛苦的，因為自由就是生命。

音樂挑起心靈的最後震動，使得心靈在模模糊糊的心的深處將一生中感受到的一切，將生的歡樂與痛苦，與這霧茫茫的早晨、這頭頂上的火光匯合到一起。但也許不是這樣。也許，音樂只是一把開啟人的感情的鑰匙，不是音樂充滿了人的心靈，而是它在這個可怕的時刻把人的內心打了開來。

有時候，一支兒歌能夠使一個老頭子哭起來。但這不是老頭子為兒歌哭，兒歌只是一把鑰匙，開啟了心靈在尋找的東西。

人們還在廣場上畫著弧形，從集中營的大門裡出來一部奶油色小汽車。一名身穿皮領軍大衣、戴眼鏡的黨衛軍軍官從汽車裡走出來，打了一個不耐煩的手勢，正在注視著他的樂隊指揮馬上忙不迭地把手垂了下來，樂隊演奏一下子停止了。

廣場上很多聲音一連聲地叫喊：

「立正！」

軍官從一排排的人旁邊走過。他用手指頭指著誰，押隊的人就把那人從隊伍里拉出來。軍官用冷冷的目光打量著被拉出來的人，押隊的頭頭兒生怕妨礙了軍官思考，用小聲問著：

「年齡？職業？」

被挑出來的有三十來個人。

一排一排的人群旁邊響起另一口令：

「內科醫生，外科醫生，出列！」

沒有人應聲。

「內科醫生，外科醫生，出列！」

依然沒有人應聲。

那軍官對站在廣場上的上千人失去了興趣，便朝汽車走去。

挑出來的人五人一排，命令他們轉過身去，朝著帶有標語牌的集中營大門，標語牌上寫著：「勞動使人自由。」

人群隊伍裡有一個小孩子叫起來，一些婦女像發了瘋似的尖聲叫起來。被挑出來的人垂著頭，一聲不響地站著。

可是，誰又能描寫出一個人放開妻子的手時那種心情，最後一次匆匆看一眼親人的臉的那種目光？想起在默默吿別的時候，你的眼睛在一瞬間眨巴著，為了掩飾自己保得一命的可恥的竊喜。人有過這種殘忍的記憶，以後還怎麼活下去呢？

妻子把小包袱交給丈夫，包袱裡有結婚戒指，還有幾塊糖和乾糧，這個時刻，他會忘記嗎？看到天空又閃起新的火光，知道那裡燒的是他吻過的手、他心醉的眼睛、他在黑暗中憑氣味也能聞出來的頭髮，知道那是在燒他的孩子、妻子、母親，難道還能活下去嗎？難道他還會為了在棚屋裡得到更靠近爐火的鋪位而計較嗎？還能捧著飯缽去接長柄勺子舀來的一升灰黑的湯糊嗎？還能自己把掉下來的鞋掌釘到鞋上嗎？怎麼能拿鐵釺幹活兒？怎麼還能呼吸？還能喝水？孩子的叫聲、母親的哭號還在耳朵裡啊。

繼續活下去的人被趕著朝集中營的大門走去。他們聽著後面的叫喊聲，他們自己也在叫喊，撕扯他們胸前的衣襟，前面是另一種生活等待著他們：通電的鐵絲網，架著機槍的混凝土守望塔，棚屋，臉色煞白的婦女在鐵絲網外面望著他們，他們胸前帶著紅的、黃的、藍的布條子標記，排著隊去幹活兒。

樂隊又演奏起來。被挑出來為集中營幹活兒的人走進建築在沼地上的集中營。黑糊糊的水陰沉無聲地在黏膩的水泥板和沉甸甸的大石塊中間流著。這水呈黑紅色，散發著腐爛的氣息。這水裡有一團團綠色的化學物質的泡沫、一塊塊髒布、從集中營手術室裡扔出來的一塊塊血淋淋的肉。這水流入集中營的地下，然後又鑽出地面，然後又流入地下。不過，水是要繼續流下去的，這集中營裡出來的陰沉的水早晚會成為海浪，成為早晨的露水。

可是不幸的人們就要去死了。

四十七

索菲亞·奧西波芙娜走著均勻而沉重的步子，一個男孩子拉著她的手。小孩子的另一隻手撫摩著口袋裡的火柴盒，火柴盒裡的髒棉花裡有一隻深褐色的蠶蛹，是在車廂裡剛剛從繭裡鑽出來的。旁邊是鉗工拉薩爾·揚凱列維奇，一面走，一面嘟噥，他的妻子傑鮑拉·薩穆伊洛芙娜抱著一個小孩子。列維卡·布赫曼在背後嘟噥著：「唉，上帝，唉，上帝，唉，上帝。」這一排的第五個人是圖書管理員穆霞·鮑裡索芙娜。她的頭髮梳得好好的，衣領還顯得很白。她在路上有幾次用她領到的麵包換半鍋子溫水。這個穆霞·鮑裡索芙娜從來不對誰抱怨什麼，在車廂裡大家都把她看作聖女，一些見過世面的老奶奶都在吻她的衣服。前面的一排只有四個人，因為那個軍官在挑人的時候一下子就挑出去兩個，就是斯列波依父子，他們在回答什麼職業問題的時候，一齊說：「牙科醫生。」軍官點了點頭。斯列波依父子猜到：可以保命了。這一排裡留下來的三個人悠盪著手，看來，他們的手沒有用場了；第四個人把領子支得高高的，兩手插在口袋裡，昂著頭，毫不在乎地走著。前面，往前四五排，有一個很突出的高大老頭子，戴著紅軍士兵的暖帽。

在索菲亞·奧西波芙娜背後走的是穆霞·維諾庫爾，她在火車上度過了十四歲生日。

死神！死神竟變得樂於交際，他像個老夥伴一樣，不請自來，進入人們的院子和車間；他到市場上找家庭主婦，把她和菜籃子一起帶走；他和孩子們一起玩耍；女裝裁縫們在成衣店裡唱著歌兒為委員的妻子趕做女大衣，他也走進去；有人排隊買糧食，他也來站隊；老婦人補襪子，他也來跟前坐一坐。死神幹著自己平常的事情，人們也幹著自己的事情。有時死神讓人把煙抽完，把飯吃完，有時他像個好朋友一樣，粗聲粗氣地哈哈大笑著拍拍人的肩膀，把人拉住。

人似乎終於對死神有所瞭解了，死神已經向人顯示出他的平常和孩子般的單純。這種轉變和過渡太容易了，就好像過一條小河，小河上有小小的木橋，從這邊炊煙裊裊的小屋到對岸空曠的草地上，不過五六步。就這麼一回事兒！有什麼好怕的？瞧，小牛吧嗒著蹄子從小橋上走過去了，瞧，孩子們也吧嗒著光腳丫跑過去了。

索菲亞聽到了音樂聲。她第一次聽到這樂曲是在小時候，後來上大學的時候，年輕時做醫生的時候，她也聽過。這支樂曲充滿了對未來的生氣勃勃的預感，她聽著總是非常激動。

音樂欺騙了她。索菲亞已經沒有未來了，只有已經過去的生活。

她頓時感觸到自己已經過去的與眾不同的生活，這種感觸一時間遮住了面前的現實——遮住了生命斷崖的邊沿。

這是所有感觸中最奇特的。它無法表達，即使是對最親近的人，父母兄弟、妻子兒女、摯交好友。它是心靈的秘密。不管心靈多麼熱切地想要說出自己的秘密，它也無法做到。一個人會把自己一生的感觸帶走，至死無法與任何人分享：一個與眾不同的獨立的人，在意識和下意識中彙集了一切好的和壞的，從小到老，一切可笑、可愛、可恥、可憐、羞澀、溫柔、膽怯、驚愕的——這一切在個體對自己的生命的隱秘而沉默的孤獨感中奇蹟般地融為一體。

當樂隊開始演奏的時候，達維德想掏出口袋裡的火柴盒，為了不讓蛹凍傷了風，他把火柴盒開啟一點點兒，好讓它看看奏樂的人。但是走了幾步之後，他就不再覺得高臺上有人，只剩下天上的火光和音樂了。悲哀而洪亮的樂曲聲把對媽媽的思念灌入他心中，灌得滿滿的，就像灌滿了一個碗。媽媽好靜，身體很弱，一直覺得被丈夫拋棄是件不體面的事。她給達維德做了一件襯衫，鄰居們在走廊裡笑，笑話達維德的襯衫是花布做的，而且袖子也縫斜了。媽媽是他唯一的保護人和希望。他一直堅定不移地、一心一意地指望著她。可是，也許現在是音樂起了作用：他不再指望媽媽了。他愛媽媽，可是媽媽軟弱，無能為力，就和現在跟他走在一起的這些人一樣。音樂聲悠忽而緩慢，他覺得就像小小的波浪，他在迷糊狀態中看到過，那時候他發著高燒，夢到從滾熱的枕頭上爬下來，躺到熱乎乎、溼漉漉的沙地上。

樂隊聲音高起來，一個嗄啞的大嗓門兒大叫起來。

他害咽峽炎的時候，夢見從水裡冒出來一堵黑糊糊的牆。現在那牆又懸在他的頭頂上，遮住整個天空。

一切曾經使他心悸的東西全都匯合到一起，連成一片。小羊羔沒有覺察到樅樹叢中狼的影子，他看到那幅畫就害怕，他還怕市場上被宰的小牛的頭，那眼睛是藍色的，他怕死去的奶奶，布赫曼家被勒死的小姑娘，還有他第一次夢魘，不要命地尖叫起來喊媽媽——全都來到面前。死神睜大兩眼站著，有天那麼高大，小達維德邁著小小的步子朝死神走去。周圍只有音樂聲，既不能抓住作依靠，又不能在上面把頭撞碎。

沒有翅膀、沒有爪子、沒有鬍鬚、沒有眼睛的蛹還睡在火柴盒裡，很信賴地傻等著。

既然是猶太人，那就完了！

他打嗝，透不過氣。如果他有力氣的話，他會把自己掐死的。音樂聲停了。他的一雙小腿和另外幾十雙小腿在急急忙忙地跑著。他沒有什麼想法，他既不能哭，又不能叫。汗溼的手指頭緊緊捏住口袋裡的火柴盒，但是他已經不記得有蛹了。只有小小的腿在走著，走著，急急忙忙地跑著。

如果他的恐懼再持續幾分鐘，他會帶著碎裂的心跌倒的。音樂聲停止以後，索菲亞擦乾了眼睛，氣憤地說：

「哼，來這一套！」

她轉頭看到了這孩子的臉，臉上是那樣驚懼的表情，即使在這裡也顯得十分突出。

「你怎麼啦？怎麼一回事兒？」索菲亞叫了起來，並且猛地扯了扯他的手。「你怎麼啦，怎麼一回事兒，咱們這是去洗澡呀。」

在德國人挑外科醫生的時候，她沒有作聲，因為她痛恨敵人。

鉗工的妻子在旁邊走著，她抱著可憐的大腦袋嬰兒，嬰兒用純真和若有所思的目光看著周圍的一切。這位鉗工妻子為了孩子夜裡偷了一個同車婦女的一小把糖。那個被偷的婦女也是非常虛弱的。有一個姓拉比杜斯的老頭子為她抱不平。那個老頭子身子底下尿溼了，所以誰也不願意坐在他身邊。

這會兒鉗工的妻子傑鮑拉心事重重地走著，手裡抱著孩子。那孩子本來日日夜夜都在啼哭，現在卻不作聲。這女人的黑眼睛流露出那樣的悲傷神情，她那難看的骯髒的臉和蒼白乾枯的嘴唇也就不多麼顯眼了。

「聖母啊。」索菲亞在心裡說。

戰爭爆發前兩年，有一天她看到從天山山巒背後升上來的太陽照得山頂積雪亮晶晶的，可是湖水還在黑暗中，就像用藍寶石雕成的。那時她心想，如果在哪一座寒磣、黑暗、低矮的小屋裡有一雙孩子的手把她摟住，那世界上再沒有什麼人不羨慕她了，於是她的五十歲的心裡頓時湧出一股十分強烈的感情：為了那孩子，她可以死而無怨。

小達維德勾起她非同一般的慈愛之情，這樣的感情她對孩子們還不曾有過，雖然她一直非常愛孩子。在車廂裡她拿出自己的一部分麵包給他吃，常常在昏暗中把他的臉轉過來朝著自己，她想哭，想把他緊緊摟在懷裡，想吻他，就像媽媽們吻小寶寶那樣，吻得又快又急。為了不讓他聽得太仔細，她小聲說：

「吃吧，我的好兒子，吃吧。」

她很少和這孩子說話，一種奇怪的羞澀使她盡力掩蓋她心中產生的母愛。但是她發現：如果她走到車廂的另一邊，這孩子就惴惴不安地注視著她；等她來到他身邊，他就放下心來。

她自己不願意承認，為什麼叫外科醫生離開隊伍的時候，她沒有應聲，繼續留在隊伍裡，為什麼在這幾分鐘裡她的心情格外激動。

人群隊伍從鐵絲網旁邊，壕溝旁邊，從架著旋轉機槍的混凝土守望塔旁邊走過。這些早已忘記自由的人覺得，那鐵絲網和機槍不是為了防備集中營裡的人逃跑，而是為了不讓那些將死的人躲進苦役集中營裡。

人群隊伍離開集中營的鐵絲網，朝幾座又矮又大的平頂建築物走去。遠遠看去，達維德覺得這些沒有窗戶的灰色方形建築物很像大型的拼圖方塊。

達維德從轉彎的幾排人的空隙中看到敞開大門的建築物，也不知為什麼，從口袋裡掏出裝著蛹的火柴盒，也沒有和蛹告別，就把火柴盒扔到一邊。讓它活著吧！

「德國人好氣派呀。」走在前面的一個人說。就好像德國警備隊能聽到他的奉承話，會看重他的奉承話似的。

那個支著領子的人不知為什麼很奇怪、很特別地聳了聳肩膀，這在旁邊看得很清楚；他朝右邊看了看，又朝左邊看了看，頓時變得又高又大，就像張開了翅膀，突然很輕盈地一跳，一拳打在一名黨衛軍押隊兵的臉上，把他打倒在地。索菲亞淒厲地叫了一聲，也跟著朝前衝去，但是踉蹌了一下，跌倒了。馬上有幾隻手把她抓住，幫她站了起來。後面的人擠了上來，達維德一面回頭看著，怕被擠倒，無意中看到押隊的德國兵把一個男子拉到了一邊。

在索菲亞試圖朝德國兵撲去的一剎那間，她忘記了小孩子。現在她又牽住他的手。達維德看到，一個人在片刻間感到有自由的希望時，眼睛會有多麼明亮，多麼有神，多麼好看。

這時候，前面的幾排人已經走上澡堂大門前面的瀝青場地，就要進入大敞著的門，人們的腳步聲音開始變了。

四十八

在潮溼而暖和的更衣間裡，幽暗而寧靜，還有若干長方形小窗戶。

一排排帶著紅漆編號的、厚實的白木頭板凳朝幽暗中伸去。大廳中間有一道不高的隔牆，一直延伸到大門對面的牆壁，隔牆的一邊是男子脫衣的地方，另一邊是女人和小孩子脫衣的地方。

像這樣分隔開，沒有引起人不安，因為人們依然能互相看到，互相召喚：「瑪尼婭，瑪尼婭，你在那兒呀？」「是的，是的，我看見你啦。」

有人在喊：「馬季爾達，你把擦子帶過來，給我搓搓背！」

幾乎所有的人都感到放心了。

有一些穿工作服臉色嚴肅的人在人群中來來回回走著，在維持秩序，說的都是一些合乎情理的話，比如，要把襪子和包腳布塞到靴筒裡，一定要記住哪一排、哪一個位子的編號。

許多人的聲音低低地、嗡嗡地響著。

當一個人漸漸脫光的時候，他也就漸漸接近自己。天啊，胸膛上的毛更硬了，更密了。而且有那麼多白毛呢。指甲有多麼難看呀。脫光了的人看著自己，只能得到一個結論：「這就是我。」一個人會認出自己，確定自己這個「我」，因為「我」永遠只有一個。一個小孩子把細細的手臂交叉在露著肋骨的胸前，看著自己蛤蟆似的身體，會認出：「這就是我。」等他再過五十年，打量著自己腿上骨骨稜稜的青筋，打量著自己的肥胖下垂的肚子，也會認出自己：「這就是我。」

但是卻有一種奇怪的感情驚動了索菲亞。在這兒年輕的身體和年老的身體都裸露著：看到大鼻子的瘦小孩子的身體，老婦人們會搖頭說：「瘦得可憐的。」十四歲姑娘的身體，即使在這裡，幾百雙眼睛也在欣賞。殘缺、衰弱的老頭子和老太婆的身體，引起人們的同情和敬重。強壯的男子漢毛茸茸的脊背，女人們肉滾滾的大腿和豐滿的乳房——這一切都是人的身體，原本被破衣爛衫遮蓋起來的人的裸體。索菲亞覺得，她所感到的「這就是我」不光是她自己，而是人類。這是光光的人類的身體，有年輕的，也有年老的，有充滿生氣的、正在成長的、強壯的，也有衰老的、帶有鬈髮和白髮的，有好看的，有難看的，有強壯的，有軟弱無力的。她看著自己圓圓的雪白的肩膀，還沒有人吻過呢，只有在小時候媽媽吻過，然後她帶著一派柔情把目光轉到孩子身上。難道在幾分鐘之前她竟忘記了他，像醉漢一樣瘋狂地撲向黨衛軍嗎？「那真是個猶太小傻瓜，」她心裡想道，「還有那個俄羅斯老傻瓜，也宣傳不以暴力抗惡呢。他們那時候沒有法西斯嘛。」索菲亞再不因為她這個處女心中萌發了母愛而覺得羞恥，俯下身去，用自己幹活兒的大手捧住達維德的小臉，她覺得自己已經把他那親熱的眼睛握在手裡，她吻了吻他。

「是的，是的，好孩子，」她說，「這不是，咱們來到澡堂裡了。」

在混凝土脫衣間的幽暗中，似乎一下閃現出弗拉基米羅芙娜·沙波尼什科娃的眼睛。她還活著嗎？她們分別了。索菲亞·奧西波芙娜就要走了，這不是，她完了。安娜·施特魯姆也完了。

鉗工的妻子想讓丈夫看看脫得光光的小兒子，但是丈夫在隔牆那邊，於是她把用布半裹著的孩子遞給索菲亞，很得意地說：

「一把他脫光，他就不哭了。」

隔牆那邊有一個長著黑黑的大鬍子、裡面穿著破爛睡褲的男子，閃動著發亮的眼睛和金牙叫道：

「瑪尼婭，這兒還賣游泳衣呢，買不買？」

穆霞·鮑裡索芙娜聽到這句玩笑話，用手捂著從寬大的襯衣豁口裡露出來的乳房，笑了笑。索菲亞早已懂得，被判決的人說俏皮話，並不能產生精神力量，然而當弱者和怯懦者對恐怖取笑的時候，恐怖就不那麼可怕了。

列維卡·布赫曼那張好看的臉很消瘦，熱辣辣的大眼睛故意不看周圍的人，偷偷解開沉甸甸的髮辮，把戒指和耳環藏到裡面去。

她現在有一股盲目的、強烈的求生的勁頭。雖然她是不幸的，是軟弱無力的，但是法西斯已經把她折磨夠了，再也沒有誰能夠消除她求生的慾望。現在，在她藏戒指的時候，她已經不記得，因為怕孩子哭會暴露閣樓上的藏身處，正是用這雙手把自己的孩子掐死的。

但是，就在列維卡·布赫曼像終於躲進安全密林的野獸似的慢慢舒了一口氣的時候，她看到一個穿工作服的女人在用剪刀剪穆霞·鮑裡索芙娜頭上的辮子。旁邊還有一個女人在剪一個小姑娘的辮子。光溜溜的黑頭髮無聲地落在水泥地上。一堆堆頭髮散在地上，就好像婦女們在又黑又亮的水裡洗腳。

一個女人不慌不忙地把列維卡護著頭的手拉開，抓住腦後的頭髮，剪刀尖兒碰到了藏在頭髮裡的戒指，那女人也不停止工作，用手指頭摸出纏在頭髮裡的戒指，湊到列維卡的耳朵上說：「都要還給您的。」又用更小的聲音說：「德國人在這兒。別作聲。」列維卡沒有記住這個穿工作服的女人的臉，她沒有眼睛、嘴巴，只有露出青筋的黃黃的手。

在隔牆的那邊有一個歪鼻子上歪戴著眼鏡、很像一個可憐的病鬼的白髮男子，他用眼睛掃了掃一排排的板凳，用和聾子說話的那種清清楚楚、一字一頓的語調問道：

「媽媽，媽媽，媽媽，你感覺怎麼樣？」

一個滿臉皺紋的小老婆子忽然在嗡嗡的幾百人的聲音中聽出兒子的聲音，猜到了他常常問的問題，便很親熱地朝他笑了笑，回答說：

「脈搏很好，很好，跳得很好，你放心吧。」

索菲亞旁邊有一個人說：

「這是蓋爾曼，有名的內科醫生。」

有一個脫得精光的年輕女人，拉著一個穿白褲衩的厚嘴唇小姑娘的手，高聲大叫著：

「要殺咱們啦，要殺咱們啦，要殺咱們啦！」

「別嚷嚷，別嚷嚷，你們別叫這個瘋女人嚷嚷。」穿工作服的女人說。她們回頭看看，看不到押解隊了。耳朵和眼睛在幽暗和寂靜中得到休息。脫去被汙垢和汗水浸得像木頭一樣硬邦邦的衣服，脫去快要腐爛的襪子和包腳布，有多快活啊，好幾個月沒嚐到這種快活滋味了。穿工作服的幾個女人剪完頭髮，走了，人們更自由地舒了一口氣。有些人打起盹兒，有些人在衣縫兒裡逮蝨子，有些人在小聲說話兒。有一個人說：

「可惜沒有撲克牌，要不然咱們可以來捉捉傻瓜。」

可是這時候監督隊隊長一面吸著香菸，拿起電話筒，倉庫管理員便把一個個像果醬罐子一樣的貼了紅色標籤的罐子裝上帶馬達的小車，坐在辦公室裡的特別科值班人員看著牆上：紅色訊號燈就要亮了。

「起立！」

脫衣間各個角落裡忽然響起口令聲。

一排排板凳的兩頭都站著穿黑制服的德國人。人們走進一條寬闊的走廊，走廊的頂上嵌著一盞盞不太明亮的電燈，電燈都用厚厚的橢圓形玻璃罩護著。在這兒可以看出吞吸著人流的、緩緩彎曲的混凝土的肌肉力量。很靜，只有光著腳走路的人們沙沙的腳步聲。

在戰前有一次索菲亞對葉尼婭·沙波什尼科娃說：「如果一個人註定了被另一個人殺死，那麼，看著他們怎樣漸漸碰到一起，是很有意思的。起初他們也許離得非常遠，比如，我在帕米爾高原上採杜鵑花，我走我的路，將來要殺死我的人這時候卻在八千俄裡之外，放學之後在小河裡逮鱸魚。我要去參加音樂會，他這一天卻在車站買票，要上姑娘家去。不過反正早晚我們會碰到一起，就要出事了。」現在索菲亞想起了那一番很奇怪的話。她看了看廊道的頂：頭上有這樣厚的混凝土，她再也聽不見沉雷，看不見暴雨了……她光著腳朝廊道的彎曲處走著，廊道也無聲無息地、親切地迎著她漂流過來；自然而然地移動著，沒有強制，就好像迷迷糊糊地滑動，就好像從裡到外都抹了甘油，所以都在自然而然地滑動。

密閉室的大門突然漸漸開啟了。人流慢慢地滑動著。有一個老頭子和一個老太婆，在一起生活了五十年，在脫衣服的時候分開了，現在又走在一起了。鉗工的妻子抱著醒了的孩子，媽媽和兒子都朝人群頭頂上看著，不是想看看空間，是想看看時間。內科醫生的臉閃了一下，旁邊又閃過善良的穆霞·鮑裡索芙娜的眼睛，又閃過列維卡·布赫曼的恐懼的目光。再就是柳霞·什捷林塔爾，真無法掩蓋、無法減弱她那青春的眼睛、輕輕呼吸的鼻孔、脖子、半張著的嘴唇的美，旁邊走著的便是嘴巴又發青又幹癟的拉比杜斯老頭子。索菲亞又緊緊摟住達維德的肩膀。這種對人的柔情在她心中還從來不曾有過。

走在旁邊的列維卡叫了起來。她的叫聲極其可怕，這是一個人面臨死亡時的叫聲。

在毒氣室門口站著一個人，手裡拿著一段引水管。他穿的是帶拉鏈的棕色短袖襯衫。列維卡·布赫曼就是看到他那隱隱約約的孩子般狂喜的獰笑，才這樣可怕地叫起來。

那人的一雙眼睛在索菲亞的臉上掃了一下：就是他，終於見面了！

她覺得，她的手指頭應該扼住從敞開的領子裡伸出來的那根脖子。但是那個獰笑的人又快又利落地揚了一下棒子。她在鐘聲與玻璃響聲中聽到那人在喊：

「狗崽子們，別磨蹭了！」

她硬撐著沒有跌倒，並且邁著沉甸甸的步子和達維德一起慢慢跨過鐵門坎。

四十九

達維德用手摸了摸鋼門框，覺得冷冰冰的。他在這鋼鏡子裡看到一個模模糊糊的淡灰色的點兒，那是他的臉。他的光腳丫感覺到，這廳裡的地面比廊道里的地面要涼些，因為不久前才沖洗過。

他邁著小小的步子，在這個矮頂的混凝土大箱子裡慢慢走著。他看不到燈，但是這廳裡有灰灰的亮光，就好像陽光透過混凝土蓋頂射了進來，這冷冷的亮光似乎不是為活人照亮的。

人們原來在一起的，現在散開了，彼此看不見了。閃過柳霞·什捷林塔爾的臉。在火車上達維德每看到她，總有一種迷戀的感覺，又甜蜜，又惆悵。但是過了一會兒，在柳霞原來的地方卻出現了一個不露脖子的矮個子女人。接著這地方又出現了一個藍眼睛白頭髮的老頭兒。馬上又出現了一個年輕男子睜得大大的、呆滯不動的眼睛。

這種移動不是人類的活動。也不是低等生物的活動。既無用心，也無目的，表現不出活人的意志。人流朝大廳裡流動著，正要進來的人推擠著已經進來的人，這些人推擠著那些人，從無數胳膊肘、肩膀、肚子的小的推擠中產生了運動，這種運動和生物學家布朗發現的分子運動沒有任何區別。達維德覺得，有人帶他走，他就應該走。他走到牆邊，先是膝蓋、然後是胸膛碰到了冷冰冰的牆，再也沒有路了。索菲亞靠在牆上站著。

有一會兒他們看著從門口移動過來的人群。門離得很遠。但是可以看出門在哪兒。因為人在進門的時候緊緊擠在一起，人體的白影子特別密集，等到進了寬敞的毒氣室，就鬆散開了。

達維德看到一張張人臉。早晨下了火車之後，他看到的一直是許多脊背，現在好像一列火車的人都面對著他。索菲亞忽然變得和以前不同了；她的聲音在這又平又寬敞的混凝土大廳裡變了腔調，她一進入這大廳，整個樣子都變了。她在說「我的好孩子，緊緊靠住我」的時候，他覺得她很怕丟了他，剩下她一個人。可是他們無法緊緊靠在牆上，而是離開了牆，又邁著碎步挪動起來。達維德覺得他比索菲亞挪動得快些。她的手攥住他的手，朝她跟前拉。可是有一種柔軟的、漸漸增強的力量把達維德朝另一方向拉，索菲亞的手指頭漸漸鬆了。

毒氣室裡的人群越來越密集，移動越來越慢，人的步子越來越小。沒有人指揮這混凝土箱子裡的移動。人在這毒氣室裡站著不動，還是漫無目的地在繞彎兒、轉圈子，德國人覺得已經無所謂了。光光的孩子漫無目的地邁著小小的步子。他的又輕又小的身體的曲曲彎彎的移動路線和索菲亞那又大又重的身體的曲曲彎彎的移動路線漸漸不一致了，於是他們分開了。牽著他的手是拉不住他的，應該像那兩個女的，那個媽媽和姑娘一樣，臉貼著臉，胸膛貼著胸膛，哆哆嗦嗦地、死死地抱在一起，成為一個不可分的身體。

人越來越多，分子運動隨著分子的密集漸漸偏離阿伏伽德羅定律。小孩子丟掉了索菲亞的手，叫了起來。但是索菲亞馬上成為過去。要緊的是現在，眼前。一張張人嘴在一起呼吸著，人的身體緊緊挨在一起，人的思想和感情也連成一體。

達維德落進了一部分旋轉的人流中，這些人離開牆壁，朝門口倒流過去。達維德看到三個人緊緊抱在一起：兩個男子保護著老媽媽，老媽媽保護著兩個孩子。忽然在達維德旁邊出現了新的人流，朝新的方向移動。響聲也不同了，不是沙沙聲和嘟噥聲了。

「讓開路！」有一個胳膊強勁有力、粗脖子、低著頭的人想穿過緊緊靠在一起的人體。他想從沉悶的混凝土節奏中衝出去，他的身體就像魚的身體在廚房案臺上那樣，在盲目地、沒有目的地掙扎。他很快就喘不上氣來，安靜下來，倒換著腳，像大家一樣了。

因為他的攪動，人流的移動有所改變，達維德又來到索菲亞身邊。她使足勁兒把孩子緊緊摟在懷裡，這種勁兒死亡集中營裡的工人們是發現過的，也知道這種勁兒有多麼大，他們在清理毒氣室的時候，從來不想把抱在一起的親人的屍體分開。

門口響起叫喊聲。後面的人看到擠得緊緊的人群已經把毒氣室塞得滿滿的，便不肯跨進敞著的門。

達維德看到門是怎樣關上的：那鋼門就好像被磁石吸引著，又從容又平穩地漸漸接近了鋼門框，門與門框合在一起，成為一體。

達維德發現，在牆的上部，在一個方形的金屬網罩裡，有一個活物動了起來，他以為那是一隻灰老鼠，不過他馬上明白了，那是風扇轉了起來。感覺到有一種淡淡的、甜絲絲的氣味。

腳步聲停止了，偶爾可以聽到含糊不清的話、呻吟聲、叫聲。說話已經於人無益了，行動已經沒有意義了，行動是為了未來，在毒氣室裡沒有未來了。達維德的頭和脖子不停扭動著，索菲亞卻沒有朝那活物的方向看看的念頭。

她那雙眼睛看過荷馬史詩，看過《訊息報》、邁因·裡德的作品、黑格爾的《邏輯學》，看過許多很好的人和很壞的人，看過庫爾斯克青草地上的鵝，在普爾科沃天文臺看過星星，看過外科器械的亮光，在羅浮宮看過《蒙娜·麗莎》，看過市場上的番茄和蕪菁，看過伊塞克湖的碧波，現在這眼睛沒有用場了。這會兒要是有人把她的眼睛弄瞎，她也不會覺得是損失。

她呼吸著，但呼吸已成為一項沉重的工作，她使出所有的勁兒來進行呼吸工作。她想在震耳欲聾的鐘聲中聚精會神地最後想一想。但是什麼也想不成。索菲亞一聲不響地站著，也沒有閉上什麼也看不見的眼睛。

小孩子的動作常常使她心中充滿憐惜之情。她對這孩子的感情極其單純，不用說話，也不需要用眼睛看。這個垂死的孩子在呼吸著，但是他吸進的空氣不是延長他的生命，而是毀滅他的生命。他的頭轉來轉去，他還想看看。他看到倒在地上的人，他看到張開的沒有牙的嘴，看到張開的露出白牙和金牙的嘴，看到從鼻孔裡流出來的一道道鮮血。他看到隔著玻璃朝毒氣室裡看著的好奇的眼睛。羅捷那觀望的眼睛有一小會兒和達維德的眼睛碰到一起。他還要說話，他還想問問索菲亞阿姨，那雙眼睛為什麼像狼的眼睛。他還要想一想。他在這世界上只走了幾步，他見過孩子的光腳丫在熱乎乎的土地上走出的腳印兒，他的媽媽還住在莫斯科，月亮朝下看著，眼睛可以從下面看到月亮，煤氣爐上燒著開水，白頭母雞跑來跑去，他抓住蛤蟆的後腿，叫蛤蟆跳舞，還有早晨的牛奶——他依然想著這一切。

一雙有勁的、火熱的手臂一直摟抱著達維德。這孩子還不明白，他的眼睛黑了，心裡咚咚響了一陣，就不響了，腦子裡枯寂了，模糊了。他被殺死了，他不再存在了。

索菲亞·奧西波芙娜·列文頓感覺到，孩子的身體在她懷裡軟癱了。她又失去了他。在地下坑道進行毒氣試驗的時候，用作毒氣試劑的小鳥和老鼠一下子就會死去，因為小鳥和老鼠的身體很小。這孩子的身體小得像鳥兒一樣，比她先走了一步。

「我做媽媽了。」她想道。

這是她最後一個念頭。

可是她的心還活著：心在緊縮，疼痛，在憐惜你們，活著的和死去的人們。索菲亞感到一陣噁心，就把達維德，已經成了屍體的孩子緊緊摟在懷裡，她也成了死人，成了屍體。

五十

人死了，就是從自由的世界進入奴隸的王國。生命也就是自由，所以死的過程就是漸漸失去自由的過程；起初是知覺漸漸微弱，然後是漸漸消失；在失去知覺的肌體裡，生命程式在一定時間內依然延續著，血液還在迴圈，還在呼吸，新陳代謝還在進行著。但這種向奴隸王國的敗退是不可扭轉的，因為知覺已經消失，自由的火已經熄滅。

夜空的星星暗淡了，銀河不見了，太陽熄滅了，金星、火星、木星熄滅了，海洋寂然不動了，千千萬萬樹枝寂然不動，風也寂然不動了，花兒不鮮豔也不芳香，糧食消失了，水也消失，空氣的涼爽與悶熱都消失了。人心中的宇宙不再存在了。這個宇宙和不依靠人而存在的唯一的宇宙驚人地相似。這個宇宙和依然存在於千千萬萬活人頭腦中的宇宙驚人地相似。但是這個宇宙的特別驚人之處，是它有一種東西，這種東西使這個宇宙的海洋的濤聲、鮮花的香味、樹葉的沙沙聲、花崗石的色彩、秋日田野的淒涼與存在於或者曾經存在於別人頭腦裡的宇宙的一切，與不依靠人而永久存在的那個宇宙的一切都不相同。一個生命的靈魂保持其獨特性，便是自由。宇宙在人的意識中的反映是人的力量的基礎，但是，只有當一個人作為一個在時間的長河中永遠無人可以摹仿的世界而存在時，人生才是幸福，才是自由，才是最高的目的。只有這樣，一個人才能感到自由和善良的幸福，才能在別人身上找到在自己身上找到的東西。

五十一

和莫斯托夫斯科伊、索菲亞·奧西波芙娜·列文頓一起被俘的司機謝苗諾夫，在靠近前線地區的集中營裡忍飢挨餓過了十個星期之後，同一大批被俘的紅軍在一起，被押往西部邊境。

在靠近前線的集中營裡，他從來沒有捱過拳頭和槍托子，也沒有捱過踢。

集中營裡用飢餓懲罰。

水在小河裡緩緩流動，嘩嘩響著，嘆息著，拍打著岸邊，可是，瞧，水轟轟響起來，狂號起來，翻滾著巨石，沖走大樹，就像衝著麥秸一樣，當你看到被擠壓在狹窄河道里的河水震撼著山崖，當你覺得這好像不是水，而是許許多多沉重的透明鉛塊活了，站立起來，發起瘋來的時候，會心驚膽戰。

飢餓像水一樣，永遠自然地和生命聯絡著。所以飢餓有時會一下子成為消滅肉體、摧殘扭曲靈魂、毀滅千千萬萬活物的力量。

飼料缺乏、冰封大地、草原和森林乾旱、水災和瘟疫可以使羊群和馬群死亡，可以使狼、狐狸、唱歌的鳥兒、野蜂、駱駝、鱸魚和毒蛇死去。人在自然災害時候所受的苦難也和動物差不多。

國家能夠按照自己的意願用堤壩人為地、強制性地約束生活，擠壓生活，這時候，可怕的飢餓的力量就像狹窄的河道里的河水一樣，可以震動、扭曲、摧殘和消滅人、部落、民族。

飢餓可以漸漸榨乾人體細胞中的蛋白質和脂肪，飢餓可以使骨頭變軟，使孩子們的小腿佝僂和彎曲，可以使人貧血，頭暈，使肌肉乾癟，破壞神經組織。飢餓可以重重地壓在心上，把歡樂與信心趕走，可以消滅思考的能力，可以使人馴順、低三下四、殘忍、絕望和麻木不仁。

人性有時會完全滅絕，這飢餓的生物就會殺人，會吃死屍，會吃人。

國家能夠築起堤壩，把小麥、黑麥和種小麥、黑麥的人隔開，從而引起可怕的大批死亡，這種死亡類似德軍圍困期間列寧格勒幾十萬人的死亡，類似希特勒集中營裡幾百萬戰俘的死亡。

吃的呀！吃的東西！糧食！調味的佐料！大吃特吃！少吃點也行！有稀湯，有飯菜！油膩的，滋補的，大魚大肉！營養搭配的伙食！窮家小戶的家常菜！豐盛豪華的宴席，精緻的佳餚！簡單的，鄉村的風味！美味的食物。充飢的食物。吃！吃！……

土豆皮、狗肉、蛤蟆、蝸牛、爛菜葉、發黴的甜菜、死馬肉、貓肉、烏鴉和寒鴉的肉、腐爛的糧食、皮腰帶、皮靴筒、糨糊、從軍官食堂裡流出來的油糊糊的泔水泡透的泥土——這都是吃的東西。這都是從堤壩裡滲透出來的東西。

很多人在想方設法得到這些東西，分享這些東西，交換這些東西，互相偷竊這些東西。

在路上走到第十一天，當火車停在米海洛夫村車站的時候，押解隊把昏迷過去的謝苗諾夫從車廂裡拖出去，交給車站當局。

上了年紀的德國警備隊長對著這個靠在消防棚牆上的半死不活的紅軍戰士看了一會兒。

「讓他爬到村子裡去吧。要是把他關起來，過一天就會死。槍斃也不值得。」警備隊長對翻譯官說。

謝苗諾夫爬到了車站附近的一個村子裡。第一戶人家不讓他進去。

「什麼也沒有，你走吧。」

門裡有一個老婦人的聲音對他說。

他來到第二家門口，敲門敲了很久，沒有人應聲，也許這一家已經沒有人，也許從裡面閂住了。

第三家的門半掩著，他走進過道，沒有人喊住他。他走進屋子裡，一股暖氣朝他撲來。他的頭髮起暈來，躺到門口一條大板凳上。謝苗諾夫重重地、急促地呼吸著，一面打量著白色的牆壁、聖像、桌子、爐子。他在集中營裡過了這麼久之後，一見到這一切，十分激動。窗外閃過一個人影，一個婦女走進屋子，一看到謝苗諾夫，叫了起來：

「您是什麼人？」

他什麼也沒有說。他是什麼人，那是很清楚的。這一天，不是強大的國家的無情的力量，而是一個人，是赫里斯佳·丘尼婭克老大娘左右著他的生存和命運。

太陽從灰色雲塊的縫兒裡凝望著戰火紛飛的大地。在戰壕、掩體、集中營的鐵絲網、講壇和特別科之上刮過的風，也來到小屋的窗前低聲呼叫。

老大娘給謝苗諾夫端來一茶缸牛奶，他很費勁地、狼吞虎嚥地喝了起來。他喝完牛奶，就嘔吐起來。吐得肚子要翻出來，眼睛裡流著淚水，他好像快要死一樣，哧哧地直往裡吸氣，吐過了又吐。他拼命壓制嘔吐，腦子裡只有一個念頭：他渾身又髒又臭，老大娘會把他趕出去的。他用發紅的眼睛看著老大娘拿來拖把，拖起地板。

他想對她說，他自己打掃，自己來擦洗，只要她不攆他走。但他只是嘟噥了兩句，用哆哆嗦嗦的手指頭比劃了幾下。時間一點一點地過去。老大娘一會兒走進來，一會兒又走出去。她沒有攆謝苗諾夫走。也許，她找過鄰居，請鄰居去叫巡邏隊或者警察？

老大娘把一鐵鍋水放到爐膛裡。水燒熱了，冒起熱氣。老大娘的臉露出憂愁的、不和善的神氣。

謝苗諾夫心想：「她要把我攆走了，等我走了，她可以進行消毒。」

她從箱子裡拿出褂子和褲子。她幫助謝苗諾夫把衣服脫了，把他的衣服包起來。他聞到了自己的骯髒身體的氣味，聞到了浸過尿、血和屎的襯褲的氣味。

她扶著他坐到一個木盆裡。她的粗糙有力的手輕輕擦洗著他被蝨子咬遍了的身體。熱乎乎的肥皂水在他的胸前背後流著。他忽然哽咽起來，渾身哆嗦起來，一面吞著鼻涕，尖聲叫起來：

「媽媽……好媽媽……好媽媽……」

她用灰色的粗麻布手巾揩乾他的流淚的眼睛、頭髮、肩膀。她攙扶著他坐到板凳上，彎下身子，揩乾了他那像麻稈一樣細的腿，給他穿上褂子和內褲，扣上用布結成的扣子。

她把盆裡的水倒進桶裡，把又黑又臭的髒水提出去。

她把一張羊皮筒子鋪到炕上，上面蒙上帶條紋的麻布，又從床上拿來一個大枕頭，放好。

然後她像攙一隻小雞一樣，輕輕地把謝苗諾夫攙起來，幫助他爬到炕上去。

謝苗諾夫迷迷糊糊地躺著。他的身體感觸到難以想象的變化：殘酷的世界一心想消滅這受盡折騰的牲畜的企圖再也不能實現了。

但是不論在集中營裡，還是在火車上，他都沒有像現在這樣感到難受。兩腿麻木，手指痠痛，骨頭疼得厲害，噁心，頭腦裡亂糟糟的，有時忽然輕飄飄、空蕩蕩的，發起暈來，眼睛刺疼，不住地打嗝兒，眼皮發癢。有時心裡發悶，發慌，胸口說不出的難受，好像就要死了。

過了四天。謝苗諾夫下了炕，開始在屋裡走動。他感到驚奇的是，好像世界上有許多吃的東西。在集中營裡卻只有爛甜菜吃。似乎世界上只有稀稀的糊，只有集中營裡的發臭的稀湯。

可是現在他看到了小米、土豆、白菜、豬油，他聽到了公雞的叫聲。

他像個小孩子一樣，覺得世界上好像有兩個魔術師，一個善良的魔術師，一個兇惡的魔術師，他很怕兇惡的魔術師又把善良的魔術師打敗，那樣溫暖、有飯吃、善良的世界就要消失，他又要用牙齒啃自己的皮腰帶。

他擺弄起一盤手推的磨，因為這手磨的工作效率實在太低。磨幾把灰灰的粗麵，就要弄得滿頭大汗。

謝苗諾夫用銼刀和砂紙把傳動杆打磨光了，又把連線傳動杆與磨盤的栓緊了緊。他這個有文化的莫斯科機械師認為該做的，都做了，對鄉下木匠做的粗糙的活兒進行了加工，但是在這之後，手磨更不靈活了。

謝苗諾夫躺在炕上，思考著怎樣才能更好地磨麵粉。早晨他又把手磨拆開，使用了輪子和舊掛鐘的部分零件。

「赫里斯佳大娘，您來看看！」他帶著自誇的口氣說，並且指了指他安裝的雙齒輪傳動裝置。

他們彼此幾乎不說什麼話。她沒有說過她那死於一九三〇年的丈夫，沒有說過失去音信的兒子，也沒有說過嫁到普里盧基、忘記了媽媽的女兒。她也沒有問他，是怎樣被俘的，是什麼地方人，是鄉下人還是城裡人。

他怕到外面去。每次在上院子裡去之前，先要朝窗外觀察半天，而且總是急急忙忙回到屋裡。如果關門的響聲大了，或者茶缸掉在地上，他就害怕，好像好日子完了，赫里斯佳老大娘再也無能為力了。

有時鄰居上赫里斯佳大娘家來，謝苗諾夫就爬到炕上躺著，儘可能不大聲喘氣，不打噴嚏。不過，鄰居不是經常來。

村子裡沒有駐紮德國兵。他們駐紮在車站附近的鐵路工人村裡。

他想到周圍在進行戰爭，而自己在這兒過溫暖與安寧的日子，並不覺得有愧，他很怕再一次落入集中營和飢餓的世界。

他早晨醒來，很怕馬上睜開眼睛，似乎了一夜魔法消失了，他又要看到集中營的鐵絲網和警備隊，又要聽到空飯盒的響聲了。

他閉著眼睛躺著，聽聽赫里斯佳老大娘是不是消失了。

他很少去想不久前的日子，不去回想政委克雷莫夫、斯大林格勒、德國集中營、押送俘虜的火車。但是每天夜裡他都在夢裡哭和叫。

有一天夜裡他從炕上爬下來，在地上爬了一會兒，躲到板床底下，在板床底下睡到天亮。早晨起來，他想不起他夢見了什麼樣可怕的事。

有幾次他看到載重汽車載著土豆和糧食從村裡道路上經過，有一天他還看到一部小轎車。馬達很好，車輪在泥水裡也不打滑。

有時他想象著德國巡邏隊在過道里嘰哩哇啦說起話來，馬上就會衝進屋裡來，他的心就會打顫。

他向赫里斯佳老大娘問過德國人。

她回答說：

「有些德國人不壞。在我們這兒打仗的時候，我這屋子裡住過兩個德國人，一個是大學生，一個是畫家。他們常常和孩子們一塊兒玩。後來住過一個汽車司機，他還帶著一隻小貓。他開車回來，小貓就跟他玩兒。小貓好像是從邊境上跟他來的。他吃飯時也要把小貓抱在懷裡。他對我也很好，給我拉來不少木柴，有一次還給我丟下一口袋麵粉。可是有些德國人很壞，殺小孩子，殺老頭子，不拿我們當人，隨便朝人家裡跑，在女人面前光著身子。我們鄉下的警察也有這樣的，對人很兇。」

「咱們可是沒有像德國人那樣的野獸。」謝苗諾夫說。接著又問道：「赫里斯佳大娘，我住在您家裡，您不害怕嗎？」

她搖了搖頭，說村子裡有很多放回來的俘虜，當然，那都是回自己村子的烏克蘭人。不過她可以說，謝苗諾夫是她的外甥，是嫁到了俄羅斯的姐姐的兒子。

謝苗諾夫已經認識了一些鄰居和街坊，認識了第一天沒有讓他進門的那個老婦人。他知道，晚上姑娘們常常去車站看電影，每到禮拜六，車站上有樂隊演奏，有舞會。他很想知道，德國人在電影院裡放什麼樣的電影。但是上赫里斯佳大娘家裡來的只有老年人，他們不看電影。沒有人可以問。

鄰居一位大娘拿來女兒的來信，女兒是參加招工上德國去的。信裡有好幾處地方謝苗諾夫不懂，於是別人解釋給他聽。那姑娘在信中寫著：「萬尼亞和格里沙飛來了，窗上安上了玻璃……」這就是說，萬尼亞和格里沙是在空軍服役，蘇聯空軍轟炸了德國的城市。

那姑娘在另外一處寫著：「雨下得很厲害，就像巴赫馬奇那樣。」這也是指飛機轟炸，因為在戰爭初期，巴赫馬奇車站常常受到很強烈的轟炸。

這天晚上，有一個高高的瘦老頭子來到赫里斯佳大娘家。他把謝苗諾夫打量了一遍，便用地道的俄語說：

「好漢，你從哪兒來？」

「我是俘虜。」謝苗諾夫回答說。

老頭子說：

「我們都是俘虜。」

他在沙皇時代當過炮兵，炮兵的一些號令他還記得很清楚，並且當著謝苗諾夫的面表演起來。他發號令用俄語，用嗄啞的聲音，可是報告結果聲音卻很響亮，像個年輕人一樣，並且還帶有烏克蘭口音，看樣子，他是在模仿幾十年前長官的聲音和他自己的聲音。

後來他罵起德國佬。

他對謝苗諾夫說，起初人們指望德國人解散集體農莊，可是結果德國人想到，集體農莊對他們也是好事情。他們也搞起五戶小組、十戶小組，和原來的生產小組、生產小隊一樣。赫里斯佳大娘用長長的、傷心的語調說：

「唉，集體農莊呀，集體農莊！」

謝苗諾夫說：

「集體農莊有什麼！誰都知道，咱們到處都有集體農莊。」

赫里斯佳大娘說：

「你住嘴。你可知道，外地人怎樣成群成群上我們這兒來的嗎？一九三〇年，整個烏克蘭都在瞎折騰。天天吃蕁麻，吃黃土……把糧食全部弄走，一粒不剩。我男人餓死了，我又是受的什麼樣的罪呀！我渾身浮腫，話也不能說，路也走不動。」

謝苗諾夫聽赫里斯佳大娘說她也和他一樣捱過餓，十分吃驚。他總覺得，飢餓和瘟疫和這個善良人家的大娘是無緣的。

「也許，你們家是富農吧？」他問道。

「哪兒是什麼富農呀！所有的人都遭殃呀，比戰爭時期還糟。」

「你是鄉下人嗎？」老頭子問。

「不是，」謝苗諾夫回答說，「我是在莫斯科出生和長大的，我父親也是在莫斯科出生和長大的。」

「是啊，」老頭子帶著自誇的口氣說，「如果你那時候也參加了集體化，也會完蛋，城裡人嘛，說完蛋就完蛋。為什麼我活下來啦？我懂得野生草木。你以為我說的是橡子、椴樹葉、蕁麻、濱藜吧？這些東西大家一下子就吃光了。可是我知道五十六種能吃的野草。所以我活下來了。春天剛剛來到，還看不到一片葉子，我就在地裡挖草根吃。夥計，我什麼都認識，每一樣根、皮、花兒我都認識，每一棵草我都認識。牛、羊、馬全死了，可是我沒有死，我比牛、羊、馬更會吃草。」

「你是莫斯科人嗎？」赫里斯佳大娘慢慢地重問了一遍。「我還不知道你是莫斯科人呢。」

老頭子走了，謝苗諾夫躺下睡了，可是赫里斯佳大娘用手託著腮坐著，望著黑黑的夜空。那一年是豐收年景。小麥長得密密麻麻，齊齊整整，和她的瓦西里的肩膀一樣高，把赫里斯佳連頭都遮住。

村裡到處可以聽到微弱而緩慢的呻吟聲，骨瘦如柴的孩子在地上爬著，有氣無力地哭著；餓得連喘氣也沒有勁兒的男子漢拖著水腫的腿在外面晃悠著。婦女們到處找東西吃，什麼都吃：蕁麻，橡子，椴樹葉，掉在外面的馬蹄，骨頭，牛角，羊角，未加工的羊皮……然而從城裡來的小夥子們還在一家一家地轉悠著，不管死人，也不管半死不活的人，開啟地窖，在棚子裡挖坑，拿鐵釺子插進地裡，尋找和收繳富農藏的糧食。

在一個悶熱的夏日裡，她的瓦西里死了，停止了呼吸。這時候從城裡來的小夥子們又來到屋裡，其中有一個藍眼睛的人，說話帶俄羅斯口音，就和謝苗諾夫一樣，走到死者跟前，說：

「富農頑抗到底，毫不憐惜自己的命。」

赫里斯佳嘆了一口氣，畫了一個十字，便去鋪床。

五十二

維克托·施特魯姆原以為，他的研究只能得到狹小的理論物理學界的重視。但事實不是這樣。近來給他打電話的不只是一些熟識的物理學家，還有一些數學家和化學家。有些人請他解釋問題，因為他的數學推論太複雜了。

有的學生會代表到研究所來找他，請他給物理系和數學系高年級學生作報告。他在科學院做過兩次報告。馬爾科夫和薩沃斯季揚諾夫告訴他，在很多研究所的實驗室裡都在對他的研究進行爭論。

柳德米拉在限額供應商店裡聽到一位科學家的夫人問另一位夫人：「您站在誰後面？」那位夫人回答說：「這不是，我站在施特魯姆夫人後面。」原來發問的那位夫人說：「這就是施特魯姆夫人嗎？」

維克托並沒有表露出他因為自己的論文引起這樣不同尋常的廣泛關注而感到高興。但是他對榮譽不是無動於衷的。在研究所的學術委員會會議上，他的論文被推選為斯大林獎金備選專案。維克托沒有出席這次會議，但是這天晚上他一直注視著電話機，等著索洛科夫給他打電話。可會後第一個給他打電話的是薩沃斯季揚諾夫。

往常愛嘲笑人甚至愛說下流話的薩沃斯季揚諾夫，現在說話的口氣不一樣了。

「這是勝利，了不起的勝利！」他一再地說。

他說了說普拉索洛夫院士的發言。這位老院士說，自從他的研究輻射壓力的老朋友列別傑夫去世以後，在物理研究所裡還沒有出現過這樣有分量的論文。

斯維琴教授談到維克托的數學方法，說這種方法本身就有創新成分。他說，只有蘇聯人才能在戰爭環境中這樣忘我地為人民的事業貢獻自己的力量。

還有很多人發言，馬爾科夫也發了言，但是最響亮、最帶勁兒的話是古列維奇說的。

「他是好樣的，」薩沃斯季揚諾夫說，「他說的話最實在，說話不帶框框兒。他說您的著作是經典性的，說應該把您的著作和原子物理奠基人的著作，如普朗克、玻爾、費馬的著作，排在同樣的位置。」

「真帶勁兒。」維克托在心裡說。

薩沃斯季揚諾夫打過電話不久，索科洛夫又打來電話。

「今天我不上你們家去了，抽出二十分鐘和您在電話裡談一談吧，我實在太忙了。」他說。

索科洛夫也十分激動，十分高興。

維克托說：

「我忘記了問薩沃斯季揚諾夫表決的情形。」

索科洛夫說，表示反對的只有從事物理理論研究的加甫羅諾夫教授。他認為，維克托的著作建立在很不科學的基礎上，來源於西方物理學家的觀點，實際上是不頂用的。

「加甫羅諾夫反對，這倒是好事。」維克托說。

「是啊，也許是好事。」索科洛夫也說。

加甫羅諾夫是一個怪人。大家戲稱他「斯拉夫兄弟派」。他帶著一股狂熱而頑強的勁頭千方百計地要證明，物理學的一切成就都和俄國科學家的著作有關係，他把很少有人知道的一些名字，如別特羅夫、烏莫夫、亞可甫列夫，看得比法拉第、麥克斯韋、愛因斯坦還要高。

索科洛夫用開玩笑的口吻說：

「維克托·帕夫洛維奇，您瞧，整個莫斯科都承認您的著作的重大意義了。不久就要為您舉行慶祝宴會了。」

瑪利亞接過話筒，說：

「恭喜您，請代我向柳德米拉表示祝賀。我為您、為她感到非常高興。」

維克托說：

「這都算不了什麼。」

可是這種「算不了什麼」使他非常高興，非常激動。

夜裡，柳德米拉已經在鋪床準備睡覺了，馬爾科夫打來電話。他是一個熟悉官場情形的人。他用和薩沃斯季揚諾夫、索科洛夫不同的語氣說了說學術委員會會議的情形。古列維奇發言以後，科甫琴科在一片笑聲中說：「連數學研究所裡都敲起鍾來，圍繞著維克托·帕夫洛維奇的論文鬧騰起來。雖然沒有什麼宗教遊行，可是已經有人舉起神幡。」

多疑的馬爾科夫感覺到科甫琴科的笑話是帶有惡意的。他觀察到的另外一些情形都和希沙科夫有關係。希沙科夫沒有說出自己對維克托的論文的看法。他聽著別人發言，只是不時地點點頭，也許是表示贊成，也許那意思是：「等著瞧吧。」

希沙科夫極力推薦年輕教授莫洛堪諾夫的著作為斯大林獎金備選專案。他的著作是論述鋼的倫琴射線分析的，實用範圍很小，只是對於生產優質鋼的某些工廠有意義。

馬爾科夫又說，散會之後，希沙科夫就走到加甫羅諾夫跟前，和他談起來。

維克托說：

「馬爾科夫同志，您最好到外交部門去工作。」

不善於開玩笑的馬爾科夫回答說：

「不，我還是做我的物理試驗。」

維克托走到柳德米拉的房間裡，說：

「推薦我領取斯大林獎金啦。他們說了不少使我高興的事情。」

他又對她說了說參加會議的人發言的情形：

「所有這些官方的讚許，都是狗屁不值。不過你要知道，我討厭透了那種長期形成的莫名其妙的局面。上大廳裡去開會，第一排座位常常空著，但是我不敢去坐，總是坐到最後一排，可是希沙科夫、波斯托耶夫卻總是毫不猶豫地坐到主席團位子上去。我瞧不起主席團的交椅但是在心裡希望自己至少有資格坐這樣的交椅。」

「要是托里亞知道了，才高興呢。」柳德米拉說。

「這事兒我也不能寫信向媽媽報告了。」

柳德米拉說：

「維克托，已經十二點了，娜佳還沒有回來。昨天她十一點就回來了。」

「會有什麼事呢？」

「她說她是上好朋友瑪伊卡家裡去，可是我很不放心。她說，瑪伊卡父親的汽車有夜晚通行證，他可以把她送到咱們的街口。」

「那還有什麼不放心的？」維克托說過這句，心裡想道：「真是的，正談著巨大的成就，談著國家的斯大林獎金，幹嗎要拿家庭瑣事把這樣的談話打斷？」

他沒有說出口來，只是輕輕嘆了一口氣。

在學術會議之後的第三天，他往希沙科夫家裡打了一次電話，他想請他為年輕物理學家蘭傑斯曼安排工作。科學院管委會和人事處一直拖著不肯辦手續。同時他想請希沙科夫設法快一點兒把安娜·納烏莫芙娜從喀山調回來。現在，在研究所安裝新裝置的時候，把有技術特長的工作人員留在喀山，是沒有意義的。

他早就想和希沙科夫談談這些事了，但是他覺得希沙科夫也許會不大客氣地說：「您去找副所長談吧。」所以維克托一直拖著沒有談。

現在，成功的浪波激起了他的勁頭。十天之前他還覺得去見希沙科夫是很不合適的，可是今天他覺得往希沙科夫家裡打電話是很平常自然的了。

一個女人的聲音問道：

「您是誰？」

維克托報了姓名。他報得那樣從容，那樣鎮靜，他聽著自己的聲音感到十分愉快。接電話的女子遲疑了一下，然後很親切地說：

「請等一會兒。」

可是過了一會兒她又很親切地說:「對不起，請您明天上午十點鐘往研究所打電話。」

「對不起，打攪了。」維克托說。

他渾身感到熱辣辣的，很不舒服。

他悶悶不樂地揣度著，恐怕晚上在夢裡也擺脫不了這種不舒服的感覺，等早晨醒來，會在心裡想：「為什麼這樣噁心？」然後會想起來：「哦，都是因為這次愚蠢的電話。」他來到柳德米拉房間裡，說了說給希沙科夫打電話沒有打成。

「是啊，是啊，王牌打得不是地方，就像你媽媽常說我的。」

他又罵起接電話的那個女人：「他媽的，那母狗，我真受不了官腔官調的那一套：先問我是什麼人，然後回答說，老爺沒有工夫接電話。」

柳德米拉在類似的情況下一般都要生氣的，他很想聽聽她的說法。

「你該記得，」他說，「我曾經說過，希沙科夫態度冷淡是因為他不能靠我的論文撈到什麼資本。可是現在他覺得可以撈到資本了，不過撈到的是另一種資本：可以貶低我。因為他知道，上面有人不喜歡我。」

「哎呀，你擔心的事太多了，」柳德米拉說，「現在什麼時間啦？」

「九點一刻。」

「瞧，娜佳還不回來呢。」

「哎呀，」維克托說，「你擔心的事太多了。」

「順便說說，」柳德米拉說，「今天我在商店裡聽說：斯維琴也被推薦為獎金備選人了。」

「你看，有這種事，他沒有告訴我呀。他憑什麼被推薦？」

「好像因為散射理論。」

「真是莫名其妙。他的論文是在戰前發表的呀。」

「那有什麼關係。過去發表的東西也可以得獎。他會得獎的，你得不到。你就等著瞧吧。這都怪你自己。」

「柳德米拉，你太糊塗了。上面有人不喜歡我呀！」

「你需要的是我母親。她處處都附和你。」

「我真不明白你為什麼有這樣的火氣。如果當初你對我媽所表現的親熱，能有我對你媽所表現的十分之一就好了。」

「可是你媽從來就沒有喜歡過托里亞。」柳德米拉說。

「不是這樣，不是這樣。」維克托說。他覺得妻子也成了外人，她是那樣頑固和不講理，讓人感到可怕。

五十三

第二天早晨，維克托從索科洛夫口裡聽到一樁新聞。頭天晚上，希沙科夫把研究所裡一些人請到家裡去了。索科洛夫去了，緊接著科甫琴科也坐著小汽車到了。

在被邀請的人當中還有黨中央科學處年輕的處長巴季因。

維克托覺得很不自在：顯然，他給希沙科夫打電話，正是高朋滿座的時候。

他冷冷笑著對索科洛夫說：

「在被邀請的賓客中還有聖熱曼伯爵呢，先生們究竟談了些什麼？」

他忽然想起來，在給希沙科夫打電話的時候，還用那樣從容的語調報自己的姓名，相信希沙科夫一聽到「施特魯姆」，馬上就會高高興興地跑了來呢。他想起這一點，甚至懊惱得叫了起來，心裡想，狗要抖掉咬得它受不了的虼蚤卻抖不掉，就是這樣叫的。

「順便說說，」索科洛夫說，「這次招待得很好，完全不像在戰爭時期。咖啡，真正的古爾賈尼葡萄酒。人也不多，只有十來個人。」

「很奇怪。」維克托說。索科洛夫馬上明白了這意味深長的「很奇怪」指的是什麼，他也意味深長地說：

「是啊，不完全清楚。更確切地說，完全不清楚。」

「古列維奇去了嗎？」維克托問道。

「古列維奇沒有去，好像給他打過電話，他在指導研究生試驗。」

「哦，哦，哦。」維克托說著，用手指頭敲起桌子。過了一會兒，出乎自己的意料，他忽然向索科洛夫問道：「索科洛夫同志，大家沒有說起我的論文嗎？」

索科洛夫躊躇了一下，說：

「維克托·帕夫洛維奇，我有這樣一種感覺，很多人稱讚您，崇拜您，是在幫您的倒忙，因為這樣領導很生氣。」

「您怎麼不明說呢？嗯？」

索科洛夫告訴他，加甫羅諾夫說起維克托的論文，說論文中的觀點與列寧主義的物質觀相矛盾。

「噢？」維克托說。「那又怎麼樣呢？」

「是啊，您要知道，加甫羅諾夫是胡說八道，不過總是很不愉快的事。巴季因就支援他的說法。似乎是這樣，您的論文儘管有不少獨到的見解，但是和那次有名的會議上所定的方針是牴觸的。」

他回頭朝門口看了看，又朝電話機看了看，然後小聲說：

「您要知道，我覺得，因為要開展維護科研的黨性的運動，咱們研究所的領導可能有意選定您做替罪羊。您該知道咱們的運動是怎樣進行的。選定一個犧牲品，拼命來折騰。這真是可怕呀。您的論文可是真了不起，真難得呀！」

「怎麼，就沒有人表示不同意見嗎？」

「好像沒有。」

「您呢？」

「我認為爭論是沒有意義的。反正無法推翻他們的定論。」

維克托感覺出朋友的尷尬，也不好意思了，就說：

「噢，噢，當然，當然，您說得很對。」

他們都沉默著，但這種沉默並不令人感到輕鬆。維克托感到毛骨悚然的恐懼，觸發了平時隱藏在心中的恐怖感。他害怕國家發怒，怕自己成為國家發怒的犧牲品，國家發起怒來，可以使人變為齏粉。

「是啊，是啊，是啊，」他意味深長地說，「不圖發胖，只求活命就行啦。」

「我多麼希望您能明白這一切呀。」索科洛夫小聲說。

「索科洛夫同志，」維克托也用小聲問道，「馬季亞羅夫在那兒怎麼樣，平安無事嗎？他有信給您嗎？我有時十分擔心，自己也不知道因為什麼。」

他們突然用低聲耳語交談，好像是在特意表示：人與人之間還有自己的、特別的、人性的、國家以外的關係。

索科洛夫沉著地、一個字一個字地回答說：

「沒有，我沒有收到喀山方面任何信件。」

他平靜而響亮的聲音好像在說：這些特別的、人性的、國家以外的關係現在對他們毫無意義了。

馬爾科夫和薩沃斯季揚諾夫走進辦公室，談起完全不同的話題。馬爾科夫舉了一些例子，說明一些妻子攪得丈夫過不好日子。

「有什麼樣的丈夫，必然有什麼樣的妻子。」索科洛夫說過這話，看了看錶，便走出辦公室。

薩沃斯季揚諾夫對著他的背影笑著說：

「如果在電車上只有一個位子，必然是他坐上去，他的瑪利亞站著。如果夜裡有人來電話，他再也不會從床上起來，而是瑪利亞穿了睡衣跑去問：‘您是哪位？’顯然，這樣的妻子是一個人的好夥伴。」

「我不在幸福者之列，」馬爾科夫說，「我常常聽到命令：‘你怎麼，聾了嗎，開門去！’」

維克托忽然生起氣來，說：

「哼，您怎麼啦，咱們怎麼能比得上……索科洛夫是模範丈夫！」

「馬爾科夫同志，您怕什麼，」薩沃斯季揚諾夫說，「您現在日日夜夜在實驗室裡，老婆管不到了。」

「您以為，她因為我天天不在家，不罵我嗎？」馬爾科夫問道。

「當然啦，」薩沃斯季揚諾夫說著，舔了舔嘴唇，已經感覺出自己要說的俏皮話的滋味了，「你應該待在家裡！正如俗話說的，我的家就是我的監獄嘛。」

馬爾科夫和維克托都笑起來。馬爾科夫顯然擔心這愉快的談話會拖延下去，便站起來，自言自語地說：

「該幹事情了。」

等他走出門去，維克托說：

「這樣古板的一個人，動作一向慢條斯理的，現在卻像喝醉酒一樣了。的確是日日夜夜泡在實驗室裡。」

「是啊，是啊，」薩沃斯季揚諾夫也承認說，「他就像一隻做窩的鳥兒。一頭埋進工作裡啦！」

維克托笑了笑，說：

「他現在連上流社會的新聞也不關心了，不再傳播這種新聞了。是啊，是啊，我很喜歡做窩的鳥兒。」

薩沃斯季揚諾夫猛地轉過臉來，朝著維克托。

他那淡黃色眉毛的年輕的臉是嚴肅的。

「正好，要談談上流社會的新聞，」他說，「維克托·帕夫洛維奇，應該說，昨天在希沙科夫家舉行酒會，沒有請您去，這是令人氣憤的事，毫無道理的事……」

維克托皺了皺眉頭，他覺得這種同情的話有傷他的尊嚴。

「您算了吧，別說了！」他不客氣地打斷了他的話。

「維克托·帕夫洛維奇，」薩沃斯季揚諾夫說，「當然，希沙科夫沒有請您，算不了什麼。不過，加甫羅諾夫說的話多麼可惡，索科洛夫沒有對您說過嗎？只有絲毫不顧羞恥，才會說您的論文中有猶太教精神，才會說古列維奇稱讚您的論文是經典性的，只因為您是猶太人。尤其是在領導者不出聲的冷笑中說這些卑鄙的話。好一個‘斯拉夫兄弟’！」

在午休的時候，維克托沒有上食堂去，他在自己的辦公室裡來來回回地踱著。他何曾想到，人世間有這樣多卑鄙齷齪的東西！薩沃斯季揚諾夫倒是有頭腦！可原來還以為他只會說說俏皮話，天天帶著姑娘的泳裝照片，是個頭腦簡單的小夥子呢。是啊，總的說，這一切都是小事。加甫羅諾夫的胡說八道根本算不了什麼，他是一個精神變態的人，是一個愛嫉妒的小人。沒有人反駁他，是因為他說的話太荒唐，太可笑。

可是這些小事、微不足道的事還是使他很不安，很難受。希沙科夫怎麼能不請他呢？的確很不禮貌，很沒有道理。特別有傷自尊心的是，平庸無才的希沙科夫和他的賓客們絲毫不把他放在眼裡。他非常痛苦，就好像出了不幸的事，這一生都無法挽回了。他知道這是胡思亂想，可是自己拿自己沒有辦法。哼，哼，還想比索科洛夫多分一兩個雞蛋呢。休想！但是有一件事實實在在地使他傷心。他真想對索科洛夫說：「我的朋友，您怎麼不羞愧？加甫羅諾夫那樣誣衊我，您怎麼瞞著我？您在那兒不說話，也不對我說。您真不應該，真不應該啊！」

可是，儘管還在生氣，他馬上自己對自己說：「不過，你也沒說話嘛。你也沒有對朋友索科洛夫說，卡里莫夫懷疑他的親戚馬季亞羅夫嘛。你也沒有作聲！因為不好意思？怕傷和氣？胡說！不過是害怕！」

顯然，命中註定這一整天是不愉快的。

安娜·斯捷潘諾芙娜走進辦公室，維克托看到她一臉愁容，問道：

「安娜·斯捷潘諾芙娜，出了什麼事嗎？」又在心裡想道：「她是不是聽說我的一些不愉快的事了？」

「維克托·帕夫洛維奇，」她說，「這樣的事落到我頭上了，為什麼我落得這種下場？」原來，在午休時間人事處把她叫了去，要她寫離職申請書。因為院長有指示；要解除沒受過高等教育的試驗員的職務。

「胡說八道，我真不明白這搞的是什麼名堂，」維克托說，「我去叫他們別胡鬧，請您放心。」

使安娜·斯捷潘諾芙娜感到特別難受的是杜賓科夫的話，他說，領導對她本人沒有任何意見。

「維克托·帕夫洛維奇，這是怎麼回事？」她說。「我妨礙您工作了，對不起，請您原諒我吧。」

維克托披上大衣，就穿過院子，朝人事處所在的二層樓走去。「好啊，好啊，」他在心裡說，「好啊，好啊。」他再也沒有多想。但是這「好啊，好啊」卻包含著很多意思。

杜賓科夫一面和維克托打招呼，一面說：

「我正要找您呢。」

「為安娜·斯捷潘諾芙娜的事嗎？」

「不是，那不必要。是因為有某些情況，研究所的主要工作人員需要填這樣一份履歷表。」

維克托看了看很多張表格紙訂成的履歷表，說：

「哎呀！這要花一個星期的工夫。」

「維克托·帕夫洛維奇，瞧您說的。不過，在填寫否定專案的時候，不要劃斜線，要寫：沒有，不是，未參加，等等。」

「我有一個意見，」維克托說，「應該取消解除我們的一級試驗員安娜·斯捷潘諾芙娜·洛沙科娃職務的荒唐命令。」

杜賓科夫說：

「洛沙科娃嗎？維克托·帕夫洛維奇，我怎麼能取消院領導的命令啊？」

「鬼知道這算怎麼一回事兒！她拯救了研究所，在炸彈底下保護了所裡的財產。可是現在憑著形式上的理由解除她的職務。」

「沒有形式上的理由，我們不會解除任何人的職務，」杜賓科夫很神氣地說。

「安娜·斯捷潘諾芙娜不僅是一個極好的人，她還是我們實驗室裡最出色的工作人員之一。」

「如果她的確是無法代替的，那您就去找找科甫琴科同志，」杜賓科夫說，「正好，你們實驗室裡還有兩個問題，您要徵求他的同意。」

他把用別針別在一起的兩張紙遞給維克托。「這是關於選聘人員擔任研究員職務的。」他朝一張紙看了看，慢慢唸了念：「蘭傑斯曼·艾米里·平胡索維奇。」

「哦，這是我寫的嘛。」維克托認出杜賓科夫手裡的紙，就說。

「這是科甫琴科同志的批示：不符合要求。」

「怎麼不符合要求？」維克托問。「我知道他是符合要求的，科甫琴科怎麼知道他不符合我的要求？」

「所以您要去和科甫琴科同志談談。」杜賓科夫說。他看了看另一張紙，說：「這是我們留在喀山的工作人員的申請書，也需要您去說說理由。」

「哦，怎麼啦？」

「科甫琴科同志批的是：目前不宜調動，因為喀山大學的工作十分需要他們，這個問題放到學年結束時再研究。」

他說話聲音不高，很溫和，好像希望用親切的聲音軟化這使維克托不愉快的訊息，但是他的眼睛裡卻沒有親切的神氣，只有不懷好意的好奇。

「謝謝您，杜賓科夫同志。」維克托說。

維克托又來到院子裡，又一遍一遍地在心裡說：「好呀，好呀。」他不需要領導的支援，不需要朋友的情誼，不需要和妻子心靈相通，他可以單獨作戰。他回到主樓，登上二層。

科甫琴科身穿黑色西裝和烏克蘭式繡花襯衣，緊跟著向他報告維克托來見的女秘書走出辦公室，說：

「請，請，維克托·帕夫洛維奇，請進寒舍坐坐。」

維克托走進擺滿了紅色安樂椅和大沙發的「寒舍」。科甫琴科請維克托坐在沙發上，自己也挨著坐了下來。他一面聽維克托說話，一面微微笑著，他的親切神情很有點兒像杜賓科夫的親切神情。而且，在加甫羅諾夫發言評論維克托的論文的時候，他好像也是這樣微笑的。

「有什麼辦法？」科甫琴科把兩手一攤，很傷心地說。「這不完全是我們自作主張啊。她曾經在炸彈底下嗎？現在這已經不算功勞了。如果祖國有命令的話，每一個蘇聯人都會到炸彈底下去。」

後來科甫琴科沉思了一下，說：

「還有一種辦法，雖然會有人找碴兒。可以把洛沙科娃調任製劑員。科技人員供應卡還給她留著。這我可以辦到。」

「不行，這對她是一種侮辱。」維克托說。

科甫琴科問道：

「維克托·帕夫洛維奇，您是希望，蘇維埃國家施行一種法律，在您的實驗室裡施行另一種法律嗎？」

「恰恰相反，我正是希望在我的實驗室裡也施行蘇維埃的法律。按照蘇維埃法律，不能解除洛沙科娃的職務。」

維克托又問：

「科甫琴科同志，如果要談法律的話，那您為什麼不批准很有才華的小夥子蘭傑斯曼進我的實驗室？」

科甫琴科咬了咬嘴唇。

「您可知道，維克托·帕夫洛維奇，也許，按照您的要求，他能工作得很好，不過還有一些情況，是研究所的領導應該考慮的。」

「很好，」維克托說，又重複一遍，「很好。」

他又小聲問：

「是履歷問題嗎？親屬在國外？」

科甫琴科不作回答，只把兩手一攤。

「科甫琴科同志，如果這種愉快的談話還能繼續下去的話，」維克托說，「請問，為什麼您不讓我的同事安娜·納烏莫芙娜·魏斯帕比爾從喀山回來？順便說一句，她是副博士。我的實驗室和國家有什麼矛盾？」

科甫琴科帶著受難者的臉色說：

「維克托·帕夫洛維奇，您怎麼審問起我來了？我對幹部負有責任呀，您要理解這一點。」

「很好，很好，」維克托覺得已經到了一點不客氣地談一談的時候，就說，「那好吧，可敬的同志，我不能繼續工作了。研究科學不是為杜賓科夫，也不是為了您。我在這兒也是為了工作，不是為了給人事處創造我無法知道的好處。我要給希沙科夫寫報告，讓他派杜賓科夫來主持核物理實驗室好了。」

科甫琴科說：

「維克托·帕夫洛維奇，說實在的，不要激動嘛。」

「不，我就是不能再工作了。」

「維克托·帕夫洛維奇，您不知道，領導上，尤其是我，有多麼看重您的工作。」

「至於你們看重我還是不看重我，我可是一點不放在眼裡。」維克托說過這話，在科甫琴科臉上看到的不是生氣的表情，而是快活與滿意的表情。

「維克托·帕夫洛維奇，」科甫琴科說，「我們無論如何不能讓您離開研究所。」

他皺起眉頭，又說：

「而且也完全不是因為無人可以代替。難道您以為就沒有人可以代替維克托·帕夫洛維奇·施特魯姆嗎？」

最後又用十分親切的語調問道：

「如果您沒有蘭傑斯曼和魏斯帕比爾就不能從事科學研究的話，難道全蘇聯都沒有人能代替您嗎？」

他看著維克托，維克托感覺到，科甫琴科就要把一些話說出來了，那些話就像不見形跡的霧氣，一直繚繞在他們中間，時時觸及眼睛、手、腦子。維克托垂下頭，這位做出了不起的科學發現的人，這位又傲慢又驕矜、又清高又尖刻的教授、博士和著名學者，頓時消失不見了。這個駝背、窄肩、鬈髮、鷹鉤鼻子的男子眯縫起眼睛，好像等著挨耳光似的，望著穿烏克蘭繡花襯衫的人，等待著。科甫琴科輕輕地說：

「維克托·帕夫洛維奇，不要激動，不要激動，說實在的，不要激動。嗯，您怎麼啦，真的，因為這樣一點兒微不足道的事，吵鬧起來啦。」

五十四

夜裡，等妻子和女兒睡了，維克托就開始填履歷表。履歷表上幾乎所有的問題都和戰前一樣。正因為這是一些老問題，所以他覺得這些問題提得很奇怪，因而使他重新惴惴不安起來。

國家操心的不是維克托在研究中使用的數學器械是否夠用，正在實驗室安裝的裝置是否能承擔複雜的試驗，中子輻射的防護裝置是否完善，索科洛夫和維克托的關係及其在科研上的配合好不好，是否有足夠的初級研究人員進行不厭其煩的計算，他們是否理解在很多方面全靠他們的耐心、長期的緊張和聚精會神。

這是最重要的調查表，是表中之王。它要了解柳德米拉的父親的情況、她的母親的情況，要了解維克托的爺爺和奶奶的情況，要了解他的爺爺和奶奶過去生活在哪裡，死在哪裡，葬在哪裡。維克托的父親巴維爾·約瑟弗維奇在一九一〇年因為什麼去柏林？國家的擔心是嚴肅認真的。維克托把履歷表瀏覽了一遍之後，也傳染上了疑心病，對自己家世的可靠和真實性產生了懷疑。

1：姓，名，父稱……他是誰，這個在深夜裡填履歷表的是什麼人，是施特魯姆·維克托·帕夫洛維奇嗎？父親和母親好像是在國外結婚的，在維克托滿兩歲的時候，他們又離婚了，他彷彿記得，在父親的證件中，父親的名字是賓胡斯，而不是巴維爾。為什麼我的父稱是帕夫洛維奇？我是什麼人？我清楚自己的來歷嗎？萬一我本來是姓哥爾曼，也許是姓薩蓋塔奇內呢？也許是法國姓傑弗爾什，也就是俄羅斯的杜布羅夫斯基呢？

他滿腦子疑慮，接著又開始填寫第二項。

2：出生時間……年……月……日……寫明新曆與舊曆。他約莫生於十二月的一天，可是他怎麼知道的呢，他能肯定自己恰恰是生於這一天嗎？為了推卸責任，是不是寫明「聽別人說的」？

3：性別……維克托滿懷信心地寫上「男」。可是他在心裡說：「哼，我算什麼男人呀，真正的男子漢見到契貝任被撤職，不會不說話的。」

4：出生地（舊的行政區劃：省、縣、鄉、莊；新的行政區劃：州、地區、區、村）……維克托寫上：哈爾科夫。媽媽對他說過，他出生在巴赫穆特，可是他出生兩個月以後，媽媽遷到哈爾科夫，在哈爾科夫領到他的出生證。怎麼辦，要不要加以說明？

5：民族……這是第五項。這樣簡單的、在戰前毫無意義的問題，現在幾乎成了特別重要的問題了。

維克托握緊筆，用清晰的粗體字寫上：猶太族。他還不知道，對於幾十萬人來說，填寫這第五項：加爾梅克族、巴爾卡爾族、車臣族、克里木韃靼族、猶太族……很快將意味著什麼？

他不知道，圍繞這第五項發生的陰森可怕的事情會越來越多；他不知道，恐怖、厄運、絕望、沒有前途、流血將從鄰近的第六項「社會出身」遷徙轉移到這一項；他不知道，幾年之後，很多人將懷著命中不幸的心情填寫這第五項，就像過去幾十年中哥薩克軍官、貴族和工廠主的子女、神甫的兒子填寫鄰近的第六項那樣。

不過這時他已經感覺和預感到圍繞著這第五項的強力線越來越密集。昨天晚上蘭傑斯曼打電話給他，他告訴蘭傑斯曼，安排工作的事還一點沒有頭緒。

「我估計就是這樣嘛。」蘭傑斯曼用惱恨的、責備維克托的口氣說。

「是您的履歷有問題嗎？」維克托問道。

蘭傑斯曼對著話筒哼了一聲，說：「是我的姓有問題」。

娜佳在晚上喝茶的時候說：

「爸爸，你可知道，瑪伊卡的爸爸說，明年國際關係學院再也不招收猶太學生了。」

「好吧，」維克托心裡說，「猶太族就猶太族，不能不寫。」

6：社會出身……這是一株大樹的樹幹，其樹根深深扎進地裡，樹枝寬寬地鋪展開來，下面是許許多多闊大的履歷樹葉：父親和母親的社會出身、父親的父母的社會出身……妻子的社會出身、妻子的父母的社會出身……如果是離過婚的，還有前妻的社會出身、她的父母在革命前的職業。

偉大的革命是社會革命，是窮人的革命。維克托總覺得，在第六項中反映出窮人在受富人統治的幾千年中產生的應有的不信任，是很自然的。他寫上：小市民出身。小市民！他算什麼樣的小市民？！也許是戰爭啟迪了他，他忽然懷疑起來：蘇聯正當地査詢社會出身問題與德國人懷著血腥的目的查詢民族屬性問題，二者之間是否真正有什麼本質的區別？他想起了在喀山晚間的一些談話，想起馬季亞羅夫說的契訶夫怎樣看待人的一些話。

他想道：「我以為看重社會特徵是有道理的，是應該的。而德國人認為看重民族特徵是絕對有道理的。我知道了，毫無疑問，殺猶太人，僅僅因為他們是猶太人，這十分可怕。因為他們是人，他們每一個都是人，有好人、壞人、聰明人、蠢人、笨人、快活人、善良人、反應靈敏的人、吝嗇鬼。可是希特勒說：都是一樣，反正都是猶太人！我堅決反對！不過我們也有這樣一種準則：反正不是貴族，反正是富農出身，是商人出身。至於他們是好人、壞人、有才華的人、善良人、愚蠢人、快活人，有什麼相干？要知道，我們的履歷表不是商人、神甫、貴族的履歷表。是他們的孩子、孫子的履歷表。怎麼，他們的血統就是貴族血統，就像猶太血統一樣嗎？怎麼，他們生來就是商人，就是神甫嗎？這是胡說八道。女英雄索菲亞·佩羅夫斯卡婭是將軍的女兒，不是普通的將軍，是省長。把她趕走吧！可是當年抓住卡拉科佐夫的警察走狗科米薩羅夫如果填寫第六項，也會寫‘小市民’。還可以招收他上大學呢。斯大林說過：‘兒子不能為父親負責。’不過斯大林又說：‘蘋果與蘋果總是相差不遠。’好吧，小市民出身就小市民出身吧。」

7：社會成分……是職員嗎？職員就是會計、文書等。他這個職員用數學闡明瞭原子核的衰變過程，職員馬爾科爾想借助新的試驗裝置證實他這個職員在理論上的推斷。

「很對嘛，」他在心裡說，「就是職員。」他聳了聳肩膀，站起來，在房裡走了一會兒，動了動手掌，好像要把什麼人推開。然後他又坐下來，回答表上的問題。

……

29：本人或近親是否受過審判或審查，是否被捕過，是否受過法律或者行政處分，何時，何地，受處分原因？如果處分已被撤消，說明何時撤消……

對維克托的妻子也提出同樣的問題。他心中掠過一陣涼氣。這可是不容爭辯，不是開玩笑的。他的頭腦中閃出一個一個名字……我相信他根本沒有罪……是一個不適應現實的人……她是因為不告發丈夫被捕的，好像判了八年，我說不準，我沒有和她通訊，好像是在捷姆尼科夫，我是偶然聽說的，在街上碰到過她的女兒……我記不清了，他好像是在一九三七年初被捕的，是的，被剝奪通訊權利十年……

妻子的哥哥原來是黨員，我過去很少和他見面；不論我，不論妻子，都不和他通訊；岳母好像去看過他，是的，是的，那是在戰前很久；他的第二個妻子因為不揭發他，也被送往勞改營，她已經在戰爭期間死了；他的兒子參加了斯大林格勒保衛戰，是志願參加的……我的妻子和第一個丈夫離婚了，她和第一個丈夫生的兒子，也就是我的繼子，在保衛斯大林格勒的戰鬥中犧牲了……她的第一個丈夫被捕了，離婚之後，她就一點不知道他的情況了……至於為什麼被捕，我可說不準，只是模模糊糊聽說，好像是托洛茨基分子，不過我不相信，我對這種事絲毫不感興趣……

維克托頓時充滿無限的負罪感，覺得自己不清白。他想起一個悔過的黨員在大會上說的話：「同志們，我不是我們的人。」

他忽然想反抗。我不是服服帖帖、百依百順之輩！上面有人不喜歡我，不喜歡就不喜歡好了！我是孤獨的，妻子也不關心我了，不關心就不關心好了！我不能栽誣不幸的人、清白無辜死去的人。

同志們，想到這種種事情，實在慚愧！很多人是無罪的，還有老婆、孩子，他們何罪之有？應該向這些人悔罪，請求他們饒恕。你們是不是想證實我不合格，使人對我不信任，因為我和無辜被害的人有親戚關係？如果我有錯誤的話，那我的錯誤，就是在他們倒霉的時候幫助他們太少了。

可另外一條完全不同的思路卻在同一個人的腦子裡同時並行著。

我沒有和他們保持聯絡。我沒有和階級敵人通過信，沒有收到過從勞改營裡來的信件，我沒有給他們物質支援，過去和他們見面很少，很偶然……

30：有無親屬在國外(何地，何時出國，出國原因），是否同他們保持聯絡？

這新的問題增強了他的苦惱。

同志們，難道你們不瞭解，在沙皇俄國的條件下，僑居國外是免不了的嗎？很多窮人僑居國外，愛自由的人僑居國外，列寧也在倫敦、蘇黎世、巴黎居住過。為什麼你們看到我的姑姑和叔叔以及他們的子女在紐約、巴黎、布宜諾斯艾利斯就眨眼睛呢？……不記得是哪一位朋友說俏皮話：「姑媽在紐約呀……以前我以為，飢餓不是姑媽，卻原來，姑媽就是飢餓。」

不過，實在也可觀，他在國外的親屬的名單竟比他的論文篇目單短不了多少。如果再加上被鎮壓的親戚名單呢？……

好啦，這麼看，這個人完啦。進垃圾堆去吧！異己分子！不過這不對頭，不對！科學用得著他，而不是加甫羅諾夫和杜賓科夫；他可以為自己的國家獻出生命。履歷很光彩而善於欺騙和出賣的人還少嗎？不是有很多人在履歷表上寫的是「父親：流氓」、「父親：地主」，而在戰鬥中獻出了生命，參加了游擊隊，走向斷頭臺嗎？

這是怎麼一回事兒？他知道：這是統計方法！是可能性！在非勞動出身的人中間遇到敵人，比在無產者出身的人中間遇到敵人的可能性大。不過要知道，德國法西斯也是根據可能性大小在消滅一些國家的人民和民族。這種原則是很不人道的。既不人道，又不講理。對待人只能用人道的辦法。維克托一定要設計出另外一種履歷表，好使實驗室能夠招納人才，那將是人道主義的履歷表。

他覺得，和他一起工作的人是俄羅斯人還是猶太人、烏克蘭人、亞美尼亞人，都無所謂，其祖父是工人還是老闆、富農，都無所謂；他對待共同工作的同志的態度，不是看這位同志的兄弟是否被保安機關逮捕；這位同志的姐妹住在科斯特羅馬還是日內瓦，他覺得都無所謂。

他要問的是：您從什麼時候開始研究理論物理，您怎樣看待愛因斯坦對普朗克老頭的批評，您是光喜歡數學推論，還是也喜歡進行試驗，您怎樣看待海森堡的觀點，您是否相信有可能列出統一的磁場方程式？最主要、最主要的，是能力、熱情、才氣。

如果共同工作的同志願意回答的話，他還會問，喜歡不喜歡散步，喜歡不喜歡喝酒，是否喜歡聽交響樂，是否喜歡塞頓——湯普森為孩子們寫的書，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哪一個更偉大，是否喜歡種花、釣魚，是否喜歡畢加索，契訶夫的哪一篇小說最好？

他感興趣的，是將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喜歡沉默寡言還是喜歡聊天，是否善良，是否風趣，是不是愛忘事，是不是愛發火，是不是愛面子，會不會和俊俏的薇拉·波諾馬列娃幹什麼風流事兒。

有關這方面的事，馬季亞羅夫說得非常好，正因為說得太好了，所以大家都覺得，莫非他是奸細。

天啊，我的天啊……維克托拿起筆，寫道：

「艾斯菲莉·謝苗諾芙娜·塔舍夫斯卡婭，姨母，從一九〇九年僑居布宜諾斯艾利斯，音樂教師。」

五十五

維克托走進希沙科夫的辦公室，有意地控制著自己，不說一句尖刻的話。他明白：因為他和他的論文在這位當官的院士頭腦裡處在最差、最末尾的位子上而生氣和感到委屈，是很愚蠢的。但是維克托一看到希沙科夫的臉，就感到忍不住要發火了。

「希沙科夫同志，」他說，「俗話說，強扭的瓜不甜，不過，您從來沒有關心過裝置安裝。」

希沙科夫很和氣地說：

「一定在最近上你們那兒去看看。」

這位所長恩意隆隆，保證光臨，好讓維克托感到幸福。

希沙科夫又說：

「總的來說，我覺得，領導上對你們各方面的需要，還是相當關心的。」

「特別是人事處。」

希沙科夫非常和氣地問：

「人事處有什麼地方給您造成不便？您可是第一個說這種話的實驗室領導呀。」

「希沙科夫同志，我想把魏斯帕比爾從喀山調回來，她在核攝影方面是獨一無二的專家，卻調不回來。我堅決反對解除洛沙科娃的職務。她是一個極好的工作人員，一個極好的人。我實在無法想象，怎麼能解除洛沙科娃的職務。這是不合情理的。還有，我要求正式批准選聘的副博士蘭傑斯曼的學位。他是一個有才華的小夥子。您還是對我們的實驗室重視不夠。要不然就不需要說這些話來浪費我的時間了。」

「說這些話也浪費我的時間。」希沙科夫說。

維克托很高興，因為希沙科夫不再用和善的口氣跟他說話了，如果還用和善的口氣，他是不好發火的。於是他說：

「令人很不愉快的是，這些問題基本上都是圍繞著姓猶太姓的人產生的。」

「原來是這樣。」希沙科夫說。他從和平轉向進攻。「維克托·帕夫洛維奇，研究所擔負著重要的任務。我們是在多麼困難的時期擔負這樣的任務，這是毋須對您說的。我認為，您的實驗室在目前不能充分促成這些任務的完成。還有，圍繞著您的論文，嚷嚷得太厲害了，您的論文毫無疑問是很有意思的，但也毫無疑問是有爭議的。」

他繼續咄咄逼人地說：

「這不光是我的看法。很多同志認為，這種嚷嚷會引起科學工作人員思想混亂。昨天有關方同我詳細地談過這個問題。有這樣的意見：您應該重新考慮您的論斷，您的論斷與唯物主義的物質觀相矛盾，您應當自己出面談談這個問題。有些人出於令我不解的用心，希望在我們應當全力以赴地完成戰爭提出的任務的時候，把有爭論的理論宣佈為科學的總方向。這是極其嚴重的。您卻來對什麼洛沙科娃的事表示怎樣怎樣的不滿。對不起，我從來不知道洛沙科娃是猶太姓。」

維克托聽著希沙科夫的話，不知如何是好了。從來沒有誰當面表示反對他的論文。現在他是第一次從這位院士，從他所在的研究所的領導人嘴裡聽到。

他已經不怕什麼後果，一股腦兒把他所想的、因此也就不該說的，全說了出來。

他說，物理學的存在，不是為了證明哲學的正確性。他說，數學推斷的邏輯性，勝過恩格斯和列寧理論的邏輯性，黨中央科學處的巴季因可以使列寧的觀點適用於數學和物理學，而不能使數學和物理學適用於列寧的觀點。他說，狹窄的實用主義對科學是有害的，不論這實用主義來自什麼人，「就算是來自上帝也罷」；只有偉大的理論能產生偉大的實踐。他相信，許多重大的技術問題，而且不只是技術問題，在二十世紀還要依靠核反應理論來解決。如果希沙科夫沒有說出名字的那些同志們認為有必要讓他發言的話，他很樂意按照這樣的精神說一說。

「至於姓猶太姓的一些人的問題，希沙科夫同志，如果您真是俄羅斯知識分子的話，就不應該用開玩笑作回答，」他說，「如果您不答應我的上述要求的話，我只有立即離開研究所。我無法在這兒工作。」

他換了一口氣，看了看希沙科夫，想了想，又說：

「在這種情況下，我很難工作下去。我不光是一個物理學家，我還是一個人。我無顏面對等待我幫助、等待我說公平話的人。」

他在說「在這種情況下，我很難工作下去」的時候，就沒有勇氣再說一遍立即離開的話了。維克托從希沙科夫臉上看出來，他已經發現了這種和緩的說法。

也許正因為這樣，希沙科夫強硬起來：

「咱們沒有必要用最後通牒式的語言繼續談下去了。我當然不能不考慮您的願望。」

在整個一天裡，維克托一直懷著一種又難受又高興的奇怪感情。實驗室裡的儀器和即將安裝好的新裝置似乎一直就是他的生活、頭腦和身體的一部分。他怎麼能離開它們單獨生存呢？

想起他對所長說的一番離經叛道的話，就覺得害怕。同時他又覺得自己很剛強。他的軟弱同時也是他的剛強。不過他怎麼能想到，在他取得科學上巨大成就的日子裡，在回到莫斯科以後，他會去說這樣一番話？

誰也不會知道他和希沙科夫的衝突，但是他覺得，今天同事們對他特別親熱。安娜·斯捷潘諾芙娜抓住他的手，握了握。

「維克托·帕夫洛維奇，我不想對您表示感謝，但我知道，您就是您。」她說。

他一聲不響地站在她面前，很激動，而且幾乎很幸福。

「媽媽，媽媽，」他忽然在心裡說，「你看，你看。」

他在回家的路上打定主意，什麼也不對妻子說。可是他還是改不了什麼都對妻子說說的習慣。所以在外間裡，一面脫大衣，一面就說：

「聽我說，柳德米拉，我要離開研究所啦。」

柳德米拉又慌亂，又傷心，但是馬上對他說出令他很不愉快的話：

「你那神氣，就好像你是羅蒙諾索夫或者門捷列夫似的。你離開了，自會由索科洛夫或者馬爾科夫接替你。」

她抬起頭來，暫時停止了針線活兒。

「讓你的蘭傑斯曼上前線去吧。要不然真要讓一些有成見的人形成一種看法：猶太人就想把猶太人安排在國防部門的研究所。」

「好啦，好啦，夠啦，」他說，「你可記得涅克拉索夫的話：‘不幸的人想的是進光榮的殿堂，結果進的是病房。’我認為我是對得起我吃的糧食的，可是他們卻要我檢討錯誤，檢討異端邪說。哼，真難以設想：檢討錯誤！這真是豈有此理！明明大家一致推薦我做獎金備選人，大學生們天天請我做報吿。這都是巴季因搞的！不過，哪兒是巴季因？是有人不喜歡我！」

柳德米拉走到他跟前，給他理了理領帶，抻了抻上衣下襬，問道：

「你臉色很蒼白，大概沒吃飯吧？」

「我不想吃。」

「你先就著奶油吃點兒麵包，我去把飯熱一熱。」

然後她往杯子裡倒了幾滴心臟病藥水，說：

「喝吧，我不喜歡你這種模樣，讓我試試你的脈搏。」

他們朝廚房走去。維克托一面吃麵包，一面朝娜佳掛在煤氣錶旁邊的小鏡子裡看著。

「多麼奇怪，難以理解，」他說，「我在喀山何曾想到，我會填這樣複雜的履歷表，會聽今天聽到的這種話。好厲害呀！國家與人……有時把人抬得很高，有時毫不費勁兒就把人扔進深淵。」

「維克托，我要和你談談娜佳了，」柳德米拉說，「她幾乎每天都是過了宵禁時間才回家。」

「前兩天你已經對我說過這事兒了。」維克托說。

「我知道我說過了。昨天晚上，我無意中走到窗前，一拉窗簾，卻看到娜佳和一名軍人走在一起，他們在牛奶鋪旁邊站下來，接起吻來。」

「噢呀呀。」維克托說著，驚訝得連嚼麵包都停止了。

娜佳和軍人接吻了。維克托一聲不響地呆坐了一會兒，後來就笑起來。也許只有這一條驚人的新聞能使他擺脫沉重的想法，沖淡他的不安心情。有一剎那，他們的目光碰到一起，柳德米拉也不由自主地笑了。此時此刻在他們中間出現了充分的理解，這種理解不需要言語和思考，一生中只能在很少的時間裡出現。

所以，柳德米拉聽到維克托說的似乎前言不搭後語的話，也就不覺得意外了。他說的是：

「可愛，可愛，不過你說說，我和希沙科夫吵得對嗎？」

這思路是很簡單的，但要了解就不那麼簡單了。這裡麵包括他想到過去的生活，想到托里亞和他的媽媽的遭遇，想到現在在打仗；想到一個人不論得到多大的名和利，等到老了，總是要死的，總有年輕人來接替他，還想到，也許最重要的是一生過得清白。

維克托又向妻子問道：

「你說對嗎，應該嗎？」

柳德米拉搖了搖頭，表示不贊成。幾十年融洽、和諧的生活也會產生差異。

「你要知道，柳德米拉，」維克托心平氣和地說，「一些實際上很正直的人，往往不會為人處事，愛發脾氣，說粗話，不注意方式方法，容易得罪人，在工作上和在家裡爭吵，都認為是他們不對。可是那些不正直的、愛欺壓人的人，卻很會待人接物，辦事有條有理，沉著鎮靜，又懂策略，倒往往顯得是正派人。」

娜佳在十點多鐘回來了。柳德米拉聽到鑰匙開門的聲音，就對丈夫說：

「你和她談談吧。」

「你談比較合適，我不談吧。」維克托說。

不過等娜佳披散著頭髮、鼻子紅紅的走進餐室裡，他卻說：

「你這是和什麼人在大門口接吻？」

娜佳忽然回頭看了看，就好像想跑掉。她半張開嘴，望著爸爸。過了一小會兒，她聳聳肩膀，很不在乎地說：

「哦……安得留沙·洛莫夫，他現在在尉官學校。」

「你怎麼，打算嫁給他嗎？」維克托問道。他聽到娜佳那種自信的語調，感到吃驚。他回頭看了看妻子，看她是不是看見了娜佳。娜佳像成年人一樣眯起眼睛，說出很氣憤的話。

「嫁給他嗎？」她反問一句。

這話本是維克托問女兒的，可是他一聽到又感到十分吃驚。

「可能，要嫁給他！」

過一會兒，她又說：

「也許不會，我還沒有最後決定。」

一直沒有作聲的柳德米拉問道：

「娜佳，你為什麼撒謊，又說瑪伊卡爸爸送你，又說複習功課？我可是從來沒有對自己的媽媽說過謊。」

維克托想起來，追求柳德米拉的時候，有一次她來赴約，說：

「我把托里亞丟給媽媽了，我騙她，說我上圖書館。」

娜佳忽然又恢復了自己的孩子本性，用哭腔和懊惱的腔調叫道：

「在我背後當密探，好嗎？你媽媽也在你背後當密探來嗎？」

維克托氣憤地大聲呵斥道：

「混賬，你敢頂撞媽媽！」

她帶著苦惱而忍耐的神情看著他。

「那好哇，娜佳小姐，就是說，您還沒有決定，是嫁給那位年輕上校還是給他做情婦？」

「是的，還沒有決定；第二，他不是上校。」娜佳回答說。

難道穿軍大衣的小夥子吻的是他的女兒的嘴唇？難道可以和小娜佳，和一個又可笑又聰明的小傻丫頭談戀愛，凝視她的小狗一樣的眼睛？但是這是平常而又平常的事。柳德米拉沒有作聲，她知道，娜佳現在就要生氣，不再回答了。她知道，等到只剩下她們兩個人，她就要撫摩女兒的頭，娜佳就要抽搭起來，不知為什麼抽搭，柳德米拉就十分心疼地可憐起她來，也不知為什麼要可憐她，因為歸根究底，對於一個姑娘來說，和小夥子接吻並不是多麼可怕的事情。娜佳也就會把洛莫夫的事一五一十地說給她聽，她就會一面撫摩著女兒的頭髮，回想自己最初接吻的情形，就要想念托里亞，因為生活中不論發生什麼事，她都要和托里亞聯絡起來。托里亞不在了。

這種處在戰爭深淵邊緣上的姑娘的愛情，多麼可悲啊。托里亞，托里亞……

可是維克托卻懷著做父親的憂慮心情，還在嚷嚷著。

「那個渾蛋在哪一部分？」他問。「我去找他們的首長談談，讓他知道，怎麼能和不懂事的孩子談情說愛。」

娜佳不作聲。維克托被她的傲慢鎮住，不由得也不作聲了。過了一會兒，他問：

「你幹嗎要看著我，就好像高等動物看著一條蟲？」

真有些奇怪，娜佳的目光使他想起今天和希沙科夫的談話。鎮定而自信的希沙科夫仗恃著國家和科學院的權力，傲氣十足地看著他。在希沙科夫炯炯的目光之下，維克托本能地感覺到所有自己的反抗、最後通牒、發脾氣都是徒然的。國家制度的威力像巨石一般聳立著，希沙科夫帶著毫不在乎的鎮定神氣看著維克托在嚷嚷，料定他挪動不了巨石。

而且也很奇怪的是，這會兒站在他面前的小姑娘也意識到，他激動和生氣，想做不可能的事，想制止生活的程式，是毫無意思的。

夜裡，維克托想到，如果離開研究所，他的日子就很不好過。別人會說他離開研究所帶有政治性質，說他已成為不良的反動思想情緒的源泉；而且現在是戰爭時期，研究所又受到斯大林的特別關注。再說，還有那份可怕的履歷表……

還有和希沙科夫那一場很不理智的談話。還有在喀山說的那些話。還有馬季亞羅夫……他忽然覺得非常可怕，很想給希沙科夫寫一封和解的信，把今天的一切事情一筆勾銷。

五十六

下午，柳德米拉從供應商店回來，看到信箱裡有一封信。爬上樓梯後她的心就跳得厲害，這下跳得更厲害了。她手裡拿著信，走到托里亞的房間門口，開了門，房間裡空蕩蕩：他今天也沒有回來。

柳德米拉看到是她從小就熟悉的媽媽的筆跡，便把信瀏覽了一遍。她看到葉尼婭的名字、薇拉的名字、斯皮裡多諾夫的名字，信裡卻沒有兒子的名字。希望又退到僻靜的角落裡，但希望沒有屈服。

媽媽幾乎沒有談到自己生活的情形，只是提到，喀山的房東太太在柳德米拉走後表現出很多令人不快的地方。謝廖沙、薇拉和斯皮裡多諾夫還是沒有音信。媽媽很擔心葉尼婭，看樣子，她的生活中發生了很重大的事。葉尼婭在給媽媽的信中暗示有很不愉快的事，暗示她不得不上莫斯科去。

柳德米拉不會憂愁。她只會悲傷。托里亞，托里亞，托里亞。

斯皮裡多諾夫成了鰥夫……薇拉成了沒有母親的孤女；謝廖沙活著嗎，是不是受了重傷躺在什麼地方的軍醫院裡？他的父親不是被槍斃，便是死在勞改營裡了，母親也死於流放中……媽媽的房子被燒燬了，現在是一個人生活，見不到兒子，也不知道孫兒的下落……

媽媽隻字不提她在喀山的生活，沒有提到她的身體，也沒有提到房間裡是否暖和，暖氣裝置是否改善了。

柳德米拉知道媽媽為什麼對這些事緘口不言，是怕她知道了難過。

柳德米拉的房子好像一下子空了，變得冷冰冰的。就好像可怕的無形炸彈落在房子裡，把所有的東西都炸壞了，熱氣跑掉了，只剩下一片瓦礫。

這一天她對維克托想了很多。他們的關係已經壞了。維克托常常對她發火，對她很冷淡，而且特別可悲的是，她對這一切也冷漠了。她太瞭解他了。從旁人看來，他很像是一個富於理想的和高尚的人。她對人從來沒有那種詩意的、熱情洋溢的態度，可是瑪利亞卻把維克托看成具有自我犧牲精神的英雄，一個高尚的人、英明的人。瑪利亞喜歡音樂，有時聽到彈鋼琴，激動得臉都發了白，維克托有時也應她的請求彈彈鋼琴。她的天性顯然很需要有一個崇拜的物件，於是她為自己塑造了這樣一個崇高的形象，為自己臆造出一個實際上不存在的維克托。如果瑪利亞天天注意觀察維克托的話，她會很快失望的。柳德米拉知道，推動維克托的行動的只是個人主義，他誰也不愛。就是現在，她想到他和希沙科夫的衝突，在為丈夫擔心害怕的同時，也感到像往常那樣氣憤：他為了個人痛快，為了顯示自己，為了扮演保護弱者的英雄，連自己的科學、家裡人的安寧都可以犧牲。

不過昨天他在為娜佳擔心的時候，就忘記了自己的個人主義。可是，維克托能不能忘記自己的一切不愉快的事，為托里亞操操心呢？昨天她估計錯了。娜佳沒有真正坦率地和她談談。這是怎麼回事兒？是孩子氣，是偶然的，還是她命定的？

娜佳對她說了說一些同伴，她就是在這些同伴的圈子裡和那個洛莫夫認識的。她十分詳細地說了說一些小夥子，說他們念舊詩，他們議論新藝術和舊藝術，他們對一些事抱的是蔑視和嘲笑的態度，柳德米拉覺得，對那些事是既不能蔑視，也不能嘲笑的。

娜佳很樂意回答柳德米拉的問題，而且看樣子說的也都是實話：

「不，我們不喝酒，只喝過一回，那是送一個男孩子上前方。」

「有時談談政治。當然啦，不像報紙上那樣。不過談得很少，大概只有一兩次。」

但是柳德米拉一問起洛莫夫，娜佳就很生氣地回答：

「不，他不寫詩。」

「我怎麼會知道他的父親、母親是什麼人，我當然從來也沒有看到他們，這有什麼奇怪的？他從來不提爸爸，大概他覺得，他是在食品店做生意的。」

這會怎樣呢，這是娜佳命中註定的，還是過一個月就會把一切忘得無影無蹤？

她在做飯、洗衣服的時候，都在想著媽媽，想著薇拉、葉尼婭、謝廖沙。她給瑪利亞打了一個電話，但是沒有人接電話，又往波斯托耶夫家裡打了一個電話，保姆回答說，女主人出去買東西去了，又往房管所打了一個電話，想找一個修理工來修水龍頭，房管所的人回答說，修理工沒有來上班。

她坐下來寫信。似乎她要寫很長的一封信，檢討她不能為媽媽創造必要的生活條件，所以媽媽寧願一個人住在喀山。從戰前起，柳德米拉的親戚們就不來探望和過夜了。現在就連最親近的人也不到她在莫斯科的這套大房子裡來了。信她也沒有寫成，只是撕了四張紙。

這一天快下班的時候，維克托打來電話，說他一時不能回來，晚上有些技術人員要來，是他從軍工廠請來的。

「有什麼新聞嗎？」柳德米拉問道。

「噢，在這方面的新聞嗎？」他說。「沒有，沒有什麼新聞。」

晚上，柳德米拉又把媽媽的信看了一遍，走到窗前。

月色皎潔，大街上空空蕩蕩。她又看到娜佳挽著那個軍人的胳膊，他們順著馬路朝家裡走著。後來娜佳跑起來，穿軍大衣的小夥子卻站在空蕩蕩的街心裡，望著，望著。柳德米拉這時在心裡好像把一切似乎不能結合的東西結合到一起。這裡面有她對維克托的愛、她為他分擔的焦慮、她對他的憤恨。還有沒有吻過姑娘的香唇就離開了人世的托里亞，還有站在馬路上的尉官，還有，瞧，薇拉正喜氣洋洋地走上自己斯大林格勒住宅的樓梯呢，還有無家可歸的媽媽……

她心中充滿活著的感覺，活著曾經是她唯一的歡樂和唯一可怕的痛苦。

五十七

維克托在研究所大門口碰到希沙科夫。希沙科夫正從汽車下來。

希沙科夫掀了掀帽子打招呼，沒有表示要站下來和維克托說說話兒。

「我要倒霉了。」維克托在心裡說。

斯維琴在吃午飯的時候，雖然坐在旁邊的桌上，卻不看他，也不和他說話。胖子古列維奇在走出食堂的時候和維克托說話，今天口氣特別親熱，握住他的手握了很久，但是等所長接待室的門開了一道縫兒，古列維奇便突然和他分手，很快地順著走廊走去。

在實驗室裡，正在和維克托商談如何準備儀器進行核粒子攝影的馬爾科夫從記錄本上抬起頭來，說：

「維克托·帕夫洛維奇，有人告訴我，黨委會上很不客氣地談到您。科甫琴科給您羅織罪名，說：‘施特魯姆不願意在我們這個集體裡工作。’」

「他說就說吧。」維克托說。他覺得自己的眼皮跳了起來。在和馬爾科夫談核粒子攝影的時候，維克托產生了一種感覺：似乎主持實驗室工作的已經不是他，而是馬爾科夫了。馬爾科夫說話已經用的是十分從容的當家人口氣，諾茲德林兩次走到他面前，向他請示有關儀器安裝的問題。但是馬爾科夫忽然露出有苦衷和懇求的臉色，他小聲對維克托說：

「維克托·帕夫洛維奇，如果您談起這次黨委會，千萬不要說是我說的，要不然我就倒霉了：洩露黨的秘密。」

「當然，您放心。」維克托說。

馬爾科夫說：

「一切都會解決的。」

「唉，」維克托說，「沒有我也行啊。不論花費多少心血，都是白費勁兒！」

「我覺得，您說得不對，」馬爾科夫說，「我昨天和科奇庫羅夫談過，您該知道，他是一個講求實際的人。他對我說：‘在施特魯姆的論文中，數學多於物理，不過，說也奇怪，這使我開了竅，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

維克托明白馬爾科夫暗示的是什麼：年輕的科奇庫羅夫很熱心地在研究慢中子作用於重原子核的有關問題，他強調，這些研究將有很大的實用意義。

「科奇庫羅夫這樣的人一點也不起作用，」維克托說，「起作用的是巴季因之流。可是巴季因認為我應當檢討，承認我把物理學家們引向學究式抽象概念的泥坑。」

顯然，實驗室裡的人都已經知道維克托和領導人的衝突和昨天的黨委會議。安娜·斯捷潘諾芙娜用難受的目光看著維克托。

維克托希望和索科洛夫談談，但是索科洛夫早晨就上科學院去了，後來打來電話，說有事要耽擱，不一定到研究所來了。

薩沃斯季揚諾夫的情緒卻特別好，不住地在說俏皮話。

「維克托·帕夫洛維奇，」他說，「可敬的古列維奇真是一位又閃光又突出的學者。」他在說這話的時候用手摸了摸頭和肚子，暗示古列維奇禿頭和大肚子。

傍晚，維克托在步行回家的路上，無意中在卡盧加街上碰到瑪利亞。她首先喚他。她穿著維克托以前沒有見過的一件大衣，所以他一下子沒有認出她來。

「太好了，」他說，「您怎麼到卡盧加街上來啦？」

她看著他，沉默了一小會兒。後來她搖了搖頭，說：

「這不是偶然的，我想見見您，所以我到卡盧加街上來了。」

他很不好意思，輕輕地把兩手一攤。他的心慌亂了一小會兒，他以為，她要向他報告很可怕的事情，警告他有危險。

「維克托·帕夫洛維奇，」她說，「我想和您談談。我丈夫把情況全對我說了。」

「噢，把我的了不起的成就全說了。」維克托說。他們並排朝前走去，不過走著的似乎是兩個互不相識的人。她不說話，他感到氣氛很沉重。他側眼看了看她，說：

「柳德米拉為這事兒罵我呢。您大概也想生我的氣了。」

「不，我不生氣，」她說，「我知道，是什麼迫使您這樣做的。」

他很快地看了她一眼。她說：

「您想著您的媽媽。」

他點了點頭。然後她說：

「我丈夫不願意告訴您……他聽說，行政領導和黨組織結成一夥兒反對您，他聽到巴季因說：‘這不是一般的歇斯底里。這是政治上反蘇的歇斯底里。’」

「我這算什麼歇斯底里？」維克托說。「我就感覺到，你丈夫不願意把他知道的情況告訴我。」

「是的，他不願意。我也替他難受。」

「他害怕嗎？」

「是的，他害怕。此外，他認為，您原則上是不對的。」

她小聲說：

「他是一個好人，他受的折騰太多了。」

「是啊，是啊，」維克托說，「這也叫人痛心：如此高大而勇敢的科學家，如此膽小的心靈。」

「他受的折騰太多了。」她又說了一遍。

「不過，」維克托說，「不應該是您，應該是他把這一切告訴我。」

他挽住她的胳膊。

「瑪利亞，」他說，「您告訴我，馬季亞羅夫在那兒怎麼樣？我怎麼也弄不清，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兒。」

他現在一想到在喀山說的那些話，就感到提心吊膽，常常想起一些個別的字句，想起卡里莫夫不懷好意的警告，同時也想起馬季亞羅夫的猜疑。他覺得，懸在他頭頂上的莫斯科陰雲不可避免地要和喀山的閒談聯絡起來。

「我也不清楚是怎麼一回事兒，」她說，「我們寄給馬季亞羅夫的掛號信，退回來了。他是換了地址呢，還是離開了？還是出了頂壞的事？」

「是啊，是啊，是啊。」維克托嘟噥說。一時間他不知說什麼才好。

瑪利亞顯然以為索科洛夫對維克托說過那封寄出去又退回來的信。可是維克托根本不知道那封信，顯然索科洛夫沒有對他說。維克托問她，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兒，指的是馬季亞羅夫和索科洛夫的爭吵。

「咱們上逍遙公園去。」他說。

「不過咱們走的不是那個方向。」

「卡盧加街這邊也有一個門。」他說。

他想更詳細地向她問問馬季亞羅夫的情況，問問他對卡里莫夫懷疑的一些問題和卡里莫夫所懷疑的問題。在空曠的逍遙公園裡沒有人打攪他們。瑪利亞會馬上了解這次談話的重要性。他覺得，他可以放心地、隨便地和她談談他所擔心的一切問題，她有什麼話都會對他說的。

昨天開始化凍了。在逍遙公園的山坡上，有些地方的雪已經化了，露出潮溼的爛樹葉，但是一些小溝裡的雪還很厚。頭頂上是佈滿薄雲的灰色的天空。

「這樣的黃昏多麼好啊。」維克托一面說，一面吸著潮溼而寒冷的空氣。

「是的，很好，一個人也沒有，就好像在郊外。」

他們在泥濘的小路上走著。遇到水窪兒，他就攙著瑪利亞的手，幫她跨過去。

他們一聲不響地走了很久，他不想開口說話了，既不想談戰爭，也不想談研究所裡的事情，也不想談馬季亞羅夫和他的擔心、他的預感和疑慮，他想一聲不響地和這個嬌小的、走路不敏捷卻又輕盈的女人走走，想享受一下不知為什麼忽然來臨的無限輕鬆與安寧感。

她也什麼也不說，微微低著頭，走著。他們走到河岸上，河裡依然是黑沉沉的冰。

「太好了。」維克托說。

「是的，太好啦。」她說。

岸邊的瀝青小路是乾的，他們走得快了，就好像兩個走遠路的行人。他們遇到一位受傷的尉官和一位穿滑雪衫的矮個子、寬肩膀姑娘。他們互相摟抱著走著，不時地接吻。他們來到維克托和瑪利亞跟前，又接了一個吻，回頭看了看，笑了起來。

「哦，也許娜佳和她的尉官常常這樣在這裡走來走去。」維克托想道。

瑪利亞回頭看了看那對青年男女，說：

「多麼糟糕。」

她笑了笑，又說：

「柳德米拉對我說過娜佳的事。」

「是呀，是呀，」維克托說，「這真是太出奇了。」

過了一會兒，他說：

「我決定給機電研究所所長打個電話，自我推薦。如果他們不接受，那我就上新西伯利亞或者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去。」

「有什麼辦法呀，」她說，「看樣子，就得這樣。不這樣不行。」

「多麼糟糕呀。」他說。

他很想對她說說，他對研究、對研究所的愛有多麼強烈，他看著很快就要試用的裝置，又高興又傷心，他覺得，他會在夜裡上研究所去，隔著窗子看的。他想，也許瑪利亞會感到他的話有自我顯示的意味，所以就沒有說。

他們走到戰利品展覽館跟前。放慢腳步，觀看漆成灰色的德國坦克、大炮、迫擊炮和翅膀帶有黑色卐字的飛機。

「就是看著這些不響也不動的東西，都覺得害怕。」瑪利亞說。

「沒什麼，」維克托說，「應當想想，在將來的戰爭中這些東西會變得像火槍和長矛一樣不管用，也就不害怕了。」

他們快要走到公園大門口，維克托說：

「咱們這次溜達到頭了，逍遙公園這樣小，真遺憾。您不累吧？」

「不累，不累，」她說，「我已經習慣了，步行走路太多了。」

不知是她沒有明白他的話的用意，還是裝作沒有明白。

「您知道，」他說，「不知為什麼我和您見面總要靠您和柳德米拉見面或者我和您丈夫見面。」

「是的，是的，」她說，「不這樣又怎樣呢？」

他們走出公園。城市的鬧聲包圍了他們，破壞了靜靜地散步時美好的心境。他們走上離他們相遇的地方不遠的一個廣場。她像個小姑娘望著大人一樣，從下面朝上望著他，說：

「您現在可能對自己的研究、對實驗室、對儀器感到特別熱愛。不過您不可能有別的做法，別人可能，您不可能。我把很壞的情況對您說了，不過我以為，知道真實情況總要好些。」

「謝謝您，瑪利亞，」維克托握著她的手，說，「我感謝的不光是這一點。」

他覺得她的手指頭在他的手裡哆嗦了幾下。

「真奇怪，」她說，「咱們分手差不多都是在咱們會面的地方。」

他用開玩笑的口氣說：

「難怪古人說：始終如一。」

她皺起眉頭，顯然是在思索他的話，後來笑起來，說：

「我不懂。」

維克托望著她的背影：是一個不高的、瘦小的女子，像這樣的女子，迎面相遇的男子是從來不會回頭看的。

五十八

達林斯基過去很少像這次來加爾梅克草原上出差一樣，一連幾星期過這種苦悶的日子。他給方面軍領導人打了一個電報，說在安然無事的左翼邊區再待下去沒有必要，說他的任務已經完成了。但是方面軍領導卻表現出達林斯基無法理解的一股固執勁兒，就是不把他召回。

最輕鬆的是工作時間，最難捱的是休息時間。

周圍都是鬆散、乾燥、窸窣作響的沙子。當然這裡也有生物：蠍虎和烏龜在沙裡沙沙地爬著，尾巴在沙上劃出一道道印子，有的地方生長著脆弱的、和沙一樣顏色的刺草，老鷹在空中盤旋著，尋找動物的屍體和扔掉的食物，蜘蛛用老長的腿奔跑著。

自然條件的貧乏，十一月的無雪沙漠的寒冷與單調，似乎把人掏空了，不僅人的生活，就連人的思想也貧乏、單調和苦悶了。

達林斯基漸漸屈服於這種沉悶的沙漠的單調。他一向對吃東西很淡漠，可是在這裡他老是想著吃飯。第一道菜是用大麥粉和漬番茄做的酸羹，第二道菜是大麥米飯，他一見到這樣的飯就頭痛。他坐在幽暗的板棚裡，面對著灑滿一攤攤菜湯的木板桌子，看著人們端著淺淺的洋鐵缽子喝湯，就感到難受，想快點兒離開食堂，別聽羹匙的叮噹聲，別聞令人噁心的氣味。但是一走出來，食堂又恢復了吸引力，他又想著食堂，數算著到明天吃午飯還有多少時間。

夜裡小屋很冷，達林斯基睡不好：脊背、耳朵、腳、手指頭都凍得難受，臉頰凍得發木。他睡覺總是不脫衣服，腳上裹兩副裹腳布，頭用毛巾包起來。

起初他感到奇怪，他在這兒接觸到的人似乎想的不是戰爭，他們的頭腦裡塞滿了吃的問題、抽菸問題、洗衣服問題。但是沒過多久，達林斯基在和營長、連長們談大炮怎樣過冬、談錠子油、談彈藥供應問題的時候，就發現自己頭腦裡也充滿了生活方面的各種各樣操心的事、希望和苦惱。

方面軍司令部好像遠在天外，他只能幻想小一點兒的：到埃利斯塔附近的集團軍司令部去住一兩天。他想上集團軍司令部，不是盼望和藍眼睛的阿拉·謝爾蓋耶芙娜會面，而是思念著洗洗澡，洗洗衣服，吃一碗菜湯白麵條。

現在他覺得在鮑瓦那兒過夜都是愉快的了，住在鮑瓦的小屋裡實在不壞。而且和鮑瓦談的不是洗衣服，也不是菜湯。

特別使他受不了的是蝨子。

他很長時間不明白為什麼身上常常發癢，有時正談著公事，他忽然拼命在腋下或大腿上抓起癢來，卻還不明白談話對方的會心的笑。他一天一天地癢得越來越厲害。鎖骨旁邊和腋下發癢已經成了習慣。他以為是害皮疹，認為害皮疹是因為皮膚太乾燥了，是塵土和沙子刺激的。有時癢得難受，他在路上走著，忽然站下來，又搔大腿，又搔肚子，又搔屁股。夜裡身上癢得特別厲害。達林斯基一醒過來就拼命拿手指甲撓胸前的皮膚，撓上很久。有一次他仰面躺著，把腿蹺起撓腿，又一面呻吟著撓腿肚子。越熱皮膚越癢，他發現了這一點。一到被窩裡渾身就癢得受不了。有時在夜裡他到寒冷的空氣裡，就不怎麼癢了。他想上醫務所去，要一點治皮癬的藥膏。

有一天早晨，他扯了扯襯衣領口，看到領子縫兒裡有一些懶洋洋、肥嘟嘟的蝨子。蝨子非常多。達林斯基又害怕又不好意思地回頭看了看睡在他旁邊的大尉，大尉已經醒來，坐在床上，臉上帶著發狠的表情在敞開的長襯褲上擠蝨子。嘴裡還不出聲地嘟噥著，顯然是在進行戰鬥統計。

達林斯基脫下襯衣，也幹起同樣的事。這兒的早晨靜悄悄，霧濛濛。聽不見槍炮聲，也沒有飛機隆隆聲，大概正因為這樣，在兩位軍官手指甲下面陣亡的蝨子的咯吧聲特別清脆。大尉瞥了達林斯基一眼，說：

「嗬，好傢伙，像狗熊！不，應該說，像母豬！」

達林斯基一面在襯衣領子上搜尋著，說：

「難道不發藥粉嗎？」

「發是發，」大尉說，「可是有什麼用？需要洗澡，可是喝的水都不夠。食堂裡為了節省水，鍋碗幾乎都不洗。哪兒有水洗澡？」

「有沒有滅蝨汽鍋？」

「算了吧。只是把衣服燻一燻，燻得蝨子紅一陣子。唉，我們駐紮在奔薩做後備隊的時候，那日子才快活呢！我都沒有上過食堂。女房東給我做吃的，而且不是老太婆，是水靈靈的娘們兒。每星期洗兩次澡，天天有啤酒喝。」

「怎麼辦呀？」達林斯基問道。「這兒離奔薩還遠。」

大尉一本正經地看了看他，用信任的口氣說：

「中校同志，有一個好辦法。用鼻菸！把磚碾碎了，和鼻菸摻和在一起。撒到襯衣上。蝨子就要打噴嚏，難受得團團轉，撞到磚上把頭撞碎。」

他是一本正經的，所以達林斯基一下子沒有明白他是在進行口頭創作。幾天之後，達林斯基便聽到十來個這種題材的故事。口頭創作是很豐富的。

現在他的腦子日日夜夜思索著許多問題：吃飯、洗衣服、換衣服、藥粉，用瓶子裝開水把蝨子燙死，把蝨子凍死，把蝨子燒死。他連女人也不想了，他想起了他在勞改營裡聽刑事犯人說的俗語：「有勁兒活，就沒勁兒想老婆。」

五十九

整整一天達林斯基都是在炮兵營陣地上度過的。一天中，沒聽到一聲炮響，沒有一架飛機在空中出現。營長是一個年輕的哈薩克人。他用純正的俄語說：

「我想，明年可以在這兒種瓜了。您來吃瓜好啦。」

這位營長覺得在這兒並不壞，他一天到晚露著白牙說笑，用彎彎的短腿在很深的沙子裡輕快地來來回回走著，親熱地看著站在油氈小屋旁邊的上了套的駱駝。

可是達林斯基看到年輕哈薩克人的快活勁兒，很生氣。他希望孤獨，所以到傍晚時候，他朝第一連陣地走去，雖然下午他已經去過了。

月亮升上來，老大老大的，黑色多於紅色。月亮在黑色而透明的天空裡慢慢往上爬升，因為使勁，它的臉漲得越來越紅。在帶怒氣的月光中，夜晚的沙漠、長筒子大炮、反坦克槍和火箭炮顯得十分特別，十分驚慌，十分小心。大路上有一隊駱駝拉的大車，車上裝的是彈藥箱和乾草。一切無法連線的東西似乎連線起來了：牽引拖拉機，載有部隊報紙印刷裝置的汽車，無線電臺細細的天線，長長的駱駝脖子，還有駱駝從容不迫的波浪式步子，就好像駱駝渾身沒有一根硬骨頭，全是用橡膠澆成的。

駱駝走過去了，寒冷的空氣中留下一股農村的乾草氣息，當年伊戈爾公爵的大軍作戰的空曠田野上空，也出現過這樣黑色多於紅色的老大的月亮。當年波斯人進軍希臘，羅馬軍隊進入德意志森林，首席執政官的部隊夜晚到達金字塔腳下的時候，天空懸掛的也是這個月亮。

當人們想到過去的時候，總是通過稀稀的篩子篩選出一件件歷史大事，把士兵的痛苦、磨難和不幸全部篩掉。在頭腦裡只剩下空洞的故事，得勝的軍隊怎樣部署，失敗的軍隊怎樣部署，參加戰鬥的有多少戰車、石弩、駱駝，或者多少坦克、大炮、飛機。頭腦裡留下的印象，是英明而幸運的統帥怎樣牽制中心，突擊側翼，山岡後面的伏軍怎樣突然衝出來決定了戰鬥的結局。再就是很平常的故事：得勝的統帥班師回朝後，被懷疑有意推翻君主，結果因為拯救祖國而獻出頭顱，或者倖免一死，被流放。

這兒真是藝術家創作的一幅激戰之後的圖畫：一輪朦朧的老大的月亮懸掛在戰場上空，身穿鎖子甲的英雄們張開手臂睡著，旁邊是打壞的戰車或者坦克，有些勝利的英雄們抱著衝鋒槍，坐在搖搖晃晃的帆布帳篷裡，有的頭戴古羅馬的銅鷹頭盔，有的頭戴近衛軍皮帽。

達林斯基無精打采地坐在炮兵連陣地上的一個彈藥箱子上，聽兩名蓋了大衣躺在大炮旁邊的戰士說話。連長和指導員上營部去了，從方面軍司令部來的這位中校似乎也睡熟了。戰士們是從通訊員嘴裡瞭解他的身份的。兩個戰士悠然自得地抽著自己卷的菸捲兒，吐著菸圈兒。

這顯然是兩個好朋友，他們都有真正的朋友才會有的感情，他們相信，一個人生活中發生的每一樁微不足道的小事，對於另一個人往往是很重要的，是值得關心的。

「怎麼啦？」其中一個似乎用嘲笑和漠不關心的口氣問。

「怎麼啦，怎麼啦，難道你不知道他的情形？他的腳疼，不能穿這種鞋。」

「那又怎麼啦？」

「可是他只能穿鞋子呀，又不能光著腳。」

「噢，就是說，沒有發給他靴子。」他的口氣中再也沒有嘲笑和漠不關心的意味了，他顯得對這件事十分關心。然後他們談起家裡的事。

「你猜我老婆寫些什麼？這也沒有，那也沒有，不是兒子生病，就是女兒生病，老孃們兒，就是這樣。」

「可是我老婆寫得更乾脆：你們在前方有什麼難的，你們有給養，可是我們在這兒過這種戰時困難日子，簡直活不下去了。」

「都是女人見識，」一個說，「她們躲在大後方，不瞭解前方是什麼樣子。她們光看到你的給養。」

「一點兒不錯，」另一個說，「她們有時買不到煤油，就以為這是天大的事了。」

「是的，她們有時站站隊，似乎比在這沙漠上拿燃燒瓶打坦克都困難。」

他竟說起坦克和燃燒瓶來，其實他和他的朋友都知道，德國人的坦克從來沒上這兒來過。在生活中是男人更艱苦還是女人更艱苦這個永遠談不完的話題，也發生在戰時這夜晚的沙漠上。

不過還沒有得出結論，其中一個就很不果斷地說：

「不過，我老婆是有病，她的脊椎骨有毛病，抬一下重東西，就要躺幾個星期。」

接著，似乎又換了話題，他們談起這周圍是一塊多麼可恨的缺水的地方。那個離達林斯基比較近些的戰士說：

「她這樣寫，也沒有不好的意思，只是因為不瞭解。」

另一名戰士補充了一下，否認自己有意說軍人妻子們的壞話，同時又不否認：

「是的。我這是說氣話。」

然後他們又抽了一會兒煙，沉默了一會兒，又說起保險刀片多麼不保險，說起連長的新制服，又說起不論多麼艱難困苦，還是想活下去。

「你瞧，這夜晚多麼好，你要知道，我在上中學的時候，看到這樣一幅畫：當空一輪明月，戰場上到處是戰死的英雄。」

「這有什麼相同之處？」另一名戰士笑道。「那是英雄，咱們算什麼，和麻雀一樣，咱們乾的是蠢事。」

六十

達林斯基右方響起爆炸聲，打破夜的寂靜。

「一〇三毫米。」老練的耳朵判斷說。腦子裡閃過一些念頭，那是在敵人的炮彈爆炸時常常出現的：「是不是偶然的？唯一的？是試射？會不會採取交叉射擊？是不是進行炮轟？是不是坦克來了？」

一切久經戰陣的人都在傾聽，腦子裡都出現了和達林斯基大致相同的念頭。

一切久經戰陣的人都能從上百種聲音中分辨出一種真正使人擔心的聲音。一個老練的戰士，不論他正在幹什麼，不論是手裡正拿著調羹，或者正在擦槍，在寫信，在用手指頭摳鼻子，在看報，或者完全無思無慮（一個當兵的在空閒時候有時也會這樣），會立刻轉過頭去，豎起專注而靈敏的耳朵。

這一次馬上得到了答案。右邊接二連三傳來爆炸聲，接著左邊也傳來爆炸聲，周圍轟隆隆，卡啦啦，硝煙瀰漫，一切都震動起來。

這是炮轟！

透過硝煙、灰土和沙子可以看到爆炸的火光，在爆炸的火光中可以看到硝煙。

人們在奔跑，在臥倒。

沙漠上一片悽慘的叫聲。炮彈開始在駱駝旁邊爆炸，駱駝把大車弄翻，拖著扯斷的套繩奔跑著。達林斯基不顧炮彈紛紛在爆炸，站起身來，注視著可怕的景象。

他的腦子裡清清楚楚地閃過一個念頭：他在這兒看到的是祖國的末日景象。他心中充滿了不祥的感覺。這沙漠中瘋狂奔跑的駱駝的可怖的叫聲，這俄羅斯人的驚駭的喊聲，這紛紛奔跑躲避的人們！俄羅斯完了！被趕到靠近亞洲的寒冷的沙漠上的俄羅斯，就要完了，就要死在昏沉而靜謐的月光下，親切而悅耳的俄羅斯語言已經和狂奔的、被德國炮彈炸傷的駱駝的恐怖與絕望的慘叫聲合成了一片。

在這痛苦的時刻，他心中出現的不是憤怒，不是仇恨，而是對世上所有的弱者和窮人的兄弟情感；他在草原上遇到的那個加爾梅克人的黑糊糊的蒼老的臉，此時此刻不知為什麼浮現出來，而且他覺得格外親切，似乎早就熟識了。

「有什麼辦法呢，這是註定了的。」他在心裡說。他也明白了，如果失敗了，他也沒有必要活在世上了。他環視了一下躲在掩壕裡計程車兵們，挺直了身子，準備在這場悽慘的戰鬥中擔負起這支炮兵連的指揮任務，他叫道：「喂，電話員，過來！到我這兒來！」

可是爆炸聲忽然停息了。

就在這天夜裡，遵照斯大林的指示，三方面軍的司令員瓦圖京、羅科索夫斯基和葉廖緬科向所屬部隊釋出了進攻的命令，正是這次進攻在一百個小時中解決了斯大林格勒戰役的命運和保盧斯的三十三萬大軍的命運，成為整個戰爭程式的轉折點。

集團軍司令部有一通電報在等待著達林斯基：要他去諾維科夫上校的坦克軍裡去，負責向方面軍司令部報告坦克軍的戰鬥行動。

六十一

在十月革命節過後不久，德國空軍又對斯大林格勒發電站進行了密集轟炸。十八架轟炸機向發電站投下大批重型炸彈。

一片瓦礫的發電站籠罩著一團團的硝煙，德國空軍的毀滅性力量使發電站的工作完全停止了。

在這次轟炸之後，斯皮裡多諾夫的手劇烈地哆嗦起來。他端起茶杯喝茶，常常把茶潑灑出來，有時覺得哆嗦的手指頭端不住茶杯，只好把茶杯放回桌子上。只有在喝過酒之後，手指頭才停止哆嗦。

領導者開始放工人走了，於是工人們便搭過河的船隻渡過伏爾加河和圖馬克河，進入草原，去阿赫圖巴中游地區和列寧斯克。

發電站領導人曾經向莫斯科詢問過，要求允許撤離，因為車間已經炸燬，他們留在前線已失去意義。莫斯科方面遲遲不作回答，斯皮裡多諾夫非常著急。在轟炸之後，黨中央馬上通知召見黨委書記尼古拉耶夫，尼古拉耶夫便乘飛機上莫斯科去了。

斯皮裡多諾夫和卡梅紹夫在發電站的瓦礫堆中走來走去，互相勸說著：他們在這兒無事可做，應該離開。可是莫斯科一直沒有回話。

斯皮裡多諾夫很為薇拉擔心。她渡過伏爾加到左岸以後，感到身體很不好，不能上列寧斯克去了。要乘載貨汽車在炸壞的路上走一百公里，汽車在凍得像石頭一樣的土塊叢中走，顛得很厲害，一個快到分娩時候的孕婦是受不了的。

幾位熟識的工人把她攙到岸邊一條駁船上，這條船已經凍在冰上，變成了宿舍。

在發電站第二次被轟炸之後不久，薇拉請快艇上的一位技師給爸爸送來一封信。她叫爸爸放心：在艙裡給她讓出一塊地方，是一個很舒服的角落，還有布幔遮著。在疏散的人中間有別克托夫門診所的一名護士和一位年老的助產士；離駁船四公里有一所野戰醫院，如有什麼複雜情況，隨時可以把醫生請來。駁船上有開水爐子，有爐灶，做飯大家一齊動手，糧食由州黨委供應。

雖然薇拉要爸爸放心，可是信上的每一句話都引起他的擔心。也許，只有一點使他得到安慰，就是薇拉寫的：自從打仗以來，這條駁船一次也沒有遭到轟炸。如果他能到左岸去，他一定能弄到一部小汽車或者救護車，至少把薇拉送到阿赫圖巴中游地方去。

可是莫斯科還是沒有回話，沒有叫站長和總工程師撤離，雖然現在被炸燬的發電站只需要一小隊軍事化的保衛人員就夠了。工人和技術人員們不樂意沒有事在發電站閒待著，一得到站長允許，馬上就朝渡口走去。

只有安德列耶夫老頭子不願意到站長這兒來拿蓋有圓圖章的正式證明信。在轟炸之後，斯皮裡多諾夫就勸安德列耶夫上列寧斯克去，他的兒媳婦和孫子就住在那兒，可是安德列耶夫說：

「不去，我要留在這兒。」

他覺得，他在斯大林格勒的河岸邊，可以和過去的生活保持聯絡。也許，再過一段時間他就可以回到拖拉機廠工人村去了。他可以在毀於炮火的房屋中間走走，到他老伴侍弄的小園子裡去，把倒下的小樹扶起來，支起來，看看埋起來的東西是否還在，然後在歪倒的柵欄旁邊的石頭上坐一坐。

「瞧，瓦爾瓦拉，縫紉機還在，而且還沒有生鏽呢，柵欄旁邊的蘋果樹全完啦，是炮彈炸壞的，在地窖桶裡的酸白菜只是上面開始發黴。」

斯皮裡多諾夫本來想和克雷莫夫談談自己的事情，但是十月革命節以後克雷莫夫再也沒有上發電站來。

斯皮裡多諾夫和卡梅紹夫決定等到十一月十七日，到那時就走，因為在發電站的確無事可幹。德軍卻還在不時地炮轟發電站。在密集轟炸之後十分焦急的卡梅紹夫說：

「斯皮裡多諾夫同志，他們既然不停地在轟，可見他們的偵察隊一點兒也不頂用。他們的空軍隨時都可能再來轟炸。要知道德國人執拗得像老牛一樣，會照準了一塊空地方一個勁兒地猛轟。」

十一月十八日，斯皮裡多諾夫和保衛人員告過別，吻了吻安德列耶夫老頭子，最後掃視了一遍發電站的瓦礫堆，便離開了斯大林格勒發電站。他一直沒有等到莫斯科方面的正式准許。

斯大林格勒戰役期間他在發電站幹了很多事情，乾得很認真，很艱苦。他害怕打仗，很不習慣戰爭環境，一想到空襲就膽怯，在轟炸時嚇得直髮呆，然而他還在工作，因此他的工作就尤其艱苦，尤其可貴。

他提著箱子，揹著包袱，一面走，一面回頭望著，向站在炸燬的大門口的安德列耶夫揮著手，望著已經沒有了玻璃的工程技術大樓，望著渦輪車間的淒涼的斷牆，望著依然在燃燒的儲油室上空的輕煙。

他離開發電站的時候，發電站已經不需要他了，他是在蘇軍開始進攻的前一天離開的。

但就是他沒有捱過去的這一天，卻在很多人的眼睛裡把他的勤懇、艱苦的工作一筆勾銷；有些人本來準備把他稱作英雄的，現在卻管他叫膽小鬼和逃兵了。

他心中很久都保留著十分痛苦的感情，常常想起，他是怎樣一面走，一面回頭看，一面揮手，而孤單的老頭子怎樣站在電站大門口望著他。

六十二

薇拉生了一個兒子。

她躺在駁船艙裡，在一張用粗糙的木板釘成的床上。幾個女人為了讓她暖和，把不少破舊衣服堆到他身上，和她躺在一起的是裹在小被子裡的嬰兒。要是有人進來，掀開帷幔，她便看到許多人，男人和女人，從上面床鋪上垂掛下來的破爛兒。她聽到亂鬨鬨的說話聲、孩子的哭叫聲和鬧騰聲。她的頭腦裡模模糊糊的，煙氣騰騰的空氣也模模糊糊的。

艙裡很悶，同時又很冷，板壁上有的地方結了霜花。人們夜裡睡覺不脫氈靴和棉衣。婦女們整天裹著頭巾和破被子，不住地呵凍僵的手指頭。

小小的窗戶幾乎捱到冰面，光線勉強可以透進來，所以大白天在艙裡都是幽暗的。到晚上就點起油燈。人們的臉被煙子燻得黑糊糊的。舷梯旁的艙門一開啟，一團團的熱氣就衝進艙來，很像爆炸的炮彈的硝煙。

頭髮蓬亂的老婦人撓著白髮和灰髮，老頭子們坐在地上端著杯子在喝開水，裹著頭巾的孩子在各色各樣的枕頭、包袱、箱子上爬著玩兒。薇拉因為有孩子躺在胸前，覺得她的想法變了，她對一切人的態度變了，身體也變了。

她想到自己的好朋友季娜·麥爾尼科娃，想到照料過她的老奶奶謝爾蓋耶芙娜，想到春天，想到媽媽，想到破了的襯衣，想到棉被，想到謝廖沙和托里亞，想到肥皂，想到德國人的飛機，想到斯大林格勒發電站的掩蔽所，想到自己的頭髮很久沒有洗，而她所想到的一切，都充滿了對她所生的孩子的感情，都和孩子有關係，其意義的大小都是由和孩子的關係而定。

她看著自己的手、腳、胸膛、手指頭。這已經不是那雙打排球、寫文章、翻書的手。這已經不是那雙在學校樓梯上跑上跑下、在暖和的河水裡蹦來蹦去、被蕁麻扎得癢癢的腿了，也不是街上行人回頭看她時看到的那雙腿了。

她想著孩子，同時也想著維克托羅夫。飛機場在伏爾加左岸，維克托羅夫就在附近，伏爾加河再也不能把他們分開了。馬上就會有飛行員們到艙裡來，她就問：「你們認識維克托羅夫上尉嗎？」飛行員們會說：「我們認識。」「請你們告訴他，他的兒子和妻子在這兒。」

有些婦女到帷幔後面來看她，搖搖頭，又笑，又嘆氣，有的俯身向著嬰兒，哭了起來。

她們為自己哭，為嬰兒笑，要懂得她們的心情，是不需要什麼話的。

如果有人向薇拉問什麼話，那麼問話也無非是產婦怎樣才能喂好嬰兒：乳房是不是有奶水，有沒有乳腺炎，潮溼空氣是不是使她感到氣悶。

產後第三天，父親來到她身邊。他已經不像斯大林格勒發電站的站長：提著箱子，揹著包袱，鬍子拉碴的，豎著大衣領子，繫著領帶，鼻子和兩腮被冷風吹得通紅。

父親來到她的床前，她看到父親那打顫的臉最初一會兒不是對著她，而是對著躺在她旁邊的小東西。

他背過身去。她從他的肩膀和脊背看出來，他是在哭。她明白，他哭的是媽媽再也不會知道這個外孫，不能像他剛才那樣看看外孫了。

過了一會兒，他對自己流淚又生氣，又感到不好意思，因為幾十個人看見了，他用凍啞了的聲音說：

「好啊，因為你，我做外公啦。」

他俯下身去，吻了吻薇拉的額頭，又用冰冷的髒手撫摩了幾下她的肩膀。然後他又說：

「十月革命節那天，克雷莫夫上發電站來過。他還不知道你媽媽已經不在了。他一個勁兒問葉尼婭的情況。」

一個鬍子拉碴的老頭子穿一件女式棉襖，露著一團一團的爛棉花，他吃力地喘著氣說：

「斯皮裡多諾夫同志，現在又是頒發庫圖佐夫勳章，又是頒發列寧勳章和什麼英雄勳章，為的是多殺一些人。我們的人和他們的人殺了多少啦！倒是真應該頒發這麼大的勳章，兩公斤重的，給您的女兒，因為她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帶來了新生命。」

這是在薇拉生過孩子之後談起她的第一個人。

斯皮裡多諾夫決定留在駁船上，等到薇拉身子硬朗了，和她一起上列寧斯克去。他要上古比雪夫去接受新的任務，上列寧斯克是順路。他看到駁船上的伙食太差，應當馬上為女兒和外孫想想辦法，所以等身上暖和過來之後，便前去找州黨委的指揮所，州黨委指揮所就在附近，在森林中的什麼地方。他指望到那兒通過朋友弄一些豬油和糖來。

六十三

這一天在艙裡特別難受。伏爾加上空籠罩著烏雲。骯髒的冰上到處是垃圾和黑糊糊的泔水，沒有孩子在上面玩，婦女們也不在冰窟窿裡洗衣服，下游來的冷風撕扯著凍在冰上的破布，又從艙門的縫兒鑽進艙裡，使整個駁船到處是呼嘯聲和咯吱聲。

人們呆呆地坐著，裹著頭巾、棉衣、棉被。最喜歡嘮叨的娘們兒也不說話了，傾聽著風的吼聲、木板的咯吱聲。

天色漸漸黑了。這黑暗似乎來自人們難以忍受的痛苦，來自可怕的寒冷、飢餓、骯髒，來自沒完沒了的戰爭的折磨。

薇拉躺著，把棉襖一直拉到下巴底下，每一陣風鑽進艙裡，她都感覺到寒氣在面頰上拂過。

此時此刻，她對一切都很悲觀：父親也不能把她送走了，戰爭永遠不會結束，到春天德國人就會侵入烏拉爾，侵入西伯利亞，他們的飛機會永遠在天空尖叫，永遠有炸彈爆炸聲。

她第一次懷疑維克托羅夫離她很近。戰場是很多的。也許，不論戰場，不論後方，都已經找不到他了。

她掀開小被子的一角，凝視著孩子的臉。他為什麼哭呀？也許是她的苦惱傳給了他，就像她把溫暖和奶水給了他一樣。

這一天，嚴冬的酷寒、凜冽的冷風、遍佈遼闊平原與大河上的大規模戰爭讓人們心情沉重。

難道一個人能長期忍受這樣飢寒交迫的可怕日子？

為薇拉接生的老奶奶謝爾蓋耶芙娜走到她床前，說：

「我看你今天的樣子很不好，還不如第一天。」

「沒什麼，」薇拉說，「爸爸明天就要回來，會給我帶吃的東西來。」

儘管謝爾蓋耶芙娜聽說要給產婦帶豬油和糖來，感到很高興，可她還是氣憤地、很不客氣地說：

「你們這些當官的人家，總有好東西吃，到處有好吃的東西等著你們。可是我們吃的東西只有一樣——凍土豆。」

「安靜點兒！」有一個人叫道。「大家安靜點兒！」

船艙的另一頭響起一個不很清楚的聲音。

忽然，那聲音變得響亮起來，壓倒其他一切聲音。

那是一個人就著油燈的亮光在讀報：

「最新訊息……我軍在斯大林格勒市區發起強大攻勢……近日來，駐守在斯大林格勒附近要衝地帶的我軍向德國法西斯軍隊發起猛攻。進攻從兩個方向開始：從斯大林格勒西北部和南部……」

人們一聲不響地站著，在哭。一條無形的奇怪的線連線著他們和那些小夥子，那些小夥子此時此刻正迎著寒風在雪地上前進，有的躺在雪地裡，渾身是血，用模糊的目光向人世告別。

老頭子和婦女們在哭，工人們在哭，孩子們帶著不是孩子應有的表情和大人站在一起聽人讀報。

「我軍攻克頓河東岸的卡拉奇市、克里沃穆茲金車站、阿布加薩羅沃市及其車站……」

薇拉也和大家一起流眼淚。她也覺得有一條線連線著那些在黑沉沉的冬夜裡前進、倒下去又爬起來、又倒下去卻再也爬不起來的人和在這艙裡聽著進攻訊息的受盡苦難的人們。

為了她，為了她的兒子，為了兩手浸在冰水裡凍裂了口子的婦女們，為了老年人，為了裹著媽媽的破頭巾的孩子們，那些人在迎著死亡往前衝。

於是她十分高興地哭著想，等她的丈夫上她這兒來，婦女、老年人和工人們會一齊把他圍住，管他叫「好孩子」！

那人還在唸戰報：

「我軍的進攻仍在繼續。」

六十四

值班參謀向空軍第八集團軍司令彙報了各團一天來的作戰情況。將軍把放在面前的報表瀏覽了一遍，對值班參謀說：

「薩卡布盧卡很不走運，昨天他的政委被擊落了，今天又有兩名飛行員被擊落。」

「司令員同志，我往他們團部打過電話，」值班參謀說，「明天安葬別爾曼同志。軍委委員說要去參加葬禮，要講話。」

「我們的委員就喜歡講話。」司令員笑了笑。

「司令員同志，兩名飛行員情況是這樣：中尉科羅爾是在第三十八近衛師防地上空被擊落的，小隊長維克托羅夫上尉是在德軍機場上空被敵機打得著了火，還沒有飛到前線，就在高空墜落，恰好落在中間地帶。步兵看到，幾次想到他跟前去，都被德國人打了回來。」

「是啊，常常有這種情況。」司令員說著，用鉛筆搔了搔鼻子。「您現在辦一件事：和方面軍司令部聯絡一下，提醒他們，薩哈羅夫曾經答應給我們換一輛吉普，要不然很快就沒有車子用了。」

死去的飛行員在積雪覆蓋的小丘上躺了一夜。寒風凜冽，星光燦爛。黎明時小丘變成粉紅色，飛行員躺在粉紅色的小丘上。後來吹起貼地的攪雪風，屍體漸漸被雪埋住。

費密（1901—1954），著名丹麥物理學家。

斯賓格勒（oswaldspengler，1880—1936），德國曆史學家、歷史哲學家，著有《西方的沒落》。

胡戈·斯廷內斯（hugostinnes，1870—1924）是德國工業家領袖。克虜伯（krupp）家族是德國大軍火製造商世家。

見《馬太福音》第七章。

見《馬太福音》第二章第十八節。

德拉戈米羅夫（1830—1905），沙俄時代步兵上將，軍事理論家。

蘇沃洛夫（1730—1800），俄國偉大的軍事家、軍事理論家、戰略家、統帥，俄國史上的常勝將軍，俄國軍事學術的奠基人之一，著有軍事學名著《制勝的科學》。

庫圖佐夫（1745—1813），俄國元帥、大軍事家。1812年拿破崙一世發動對俄戰爭時被任命為總司令，取得了衛國戰爭的勝利。

博赫丹·赫梅利尼茨基（1595—1657），烏克蘭民族起義領袖，率領烏克蘭哥薩克起義反抗波蘭的統治。波蘭重新統治烏克蘭後，赫梅利尼茨基請求俄國出兵聯合抗擊波蘭，並於1654年簽訂烏克蘭同俄國合併的條約，此後直到1991年烏克蘭一直是俄羅斯的一部分。

此處是音譯。本意是「渾蛋」。

即維克托·帕夫洛維奇。

據說愷撒在元老院遇刺身亡之前說的最後一句話。當時有數十人刺殺愷撒，其中布魯特斯是愷撒的好友摯交，也是事件的主要謀劃者。

在果戈理的小說《伊凡·伊凡諾維奇和伊凡·尼基福羅維奇吵架的故事》中，因為罵了一聲「公鵝」，兩個好朋友打了一輩子官司。

尼古拉·澤林斯基（1861—1953年），蘇聯傑出化學家、科學院院士，在催化反應、有機合成等研究領域做出了重要貢獻，對石油化學催化轉化的研究具有特殊意義。

原文為法語。

帝國保安總局局長。

奧地利薩爾茨堡以南的療養地。希特勒常在位於此地的別墅舉行會議。

此處模仿屠格涅夫《獵人日記》中一篇的開頭。

託謝耶夫的原意是「瘦子」。

原文為德語。

指列夫·托爾斯泰。

即同溫同壓下，相同體積的任何氣體含有相同的分子數。由義大利科學家阿伏伽德羅提出。

蘭傑斯曼是猶太人的姓。

「飢餓不是姑媽」是諺語，大意是：飢餓是無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