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六

連隊的掩蔽所裡很暖和。有的坐著，有的躺著，朝低矮的天花板蹺著腿，有幾個人睡著，用軍大衣蒙著頭，露著黃黃的光腳板。一名特別瘦計程車兵扯著領口，用世界上所有計程車兵觀察自己的襯衣縫和襯褲縫都會用的仔細而又兇狠的目光打量著衣縫，說：

「你們可記得去年九月咱們住過的那個地下室？」

另一個躺著計程車兵說：

「我見到你們，已經是在這兒了。」

有幾個人回答說：

「可以說，那個地下室真好……那兒還有床，就像是很講究的房間……」

「也有人在莫斯科郊外就灰心喪氣了。我們卻一直打到伏爾加河邊。」

有一名士兵在用刺刀劈一塊木板，這時他開啟爐門，往火裡添小木片兒。爐火照亮了他鬍子拉碴的大臉，那張臉由灰灰的石頭顏色變成紅紅的古銅色。他說：

「哼，你要知道，用不著得意，咱們是從莫斯科郊外的泥坑來到更臭的泥坑。」

放背包的黑暗的角落裡響起一個快活的聲音：

「現在倒是很清楚，沒有更好的辦法過聖誕節啦：吃馬肉。」

一談起吃，大家都活躍起來。大家爭論起煮馬肉怎樣去掉馬肉的汗臭味兒。有的說要撇掉滾湯上面的黑沫，有的說不能用大火煮，有的說要把馬屁股上的肉去掉，還不能把凍肉放到冷水裡，要一下子放進滾水裡。

「偵察兵日子過得頂快活，」一名年輕士兵說，「他們可以搞到俄羅斯人的東西，又拿這些東西在地下室裡養活自己的俄羅斯娘們兒。可是有的傻瓜還覺得奇怪，不知道為什麼有些年輕漂亮的娘們兒就喜歡偵察兵。」

「我現在已經不想那種事兒了，」在生爐子計程車兵說，「不知道是情緒問題，還是伙食問題。倒是希望在臨死前看看孩子。哪怕看一眼也好……」

「軍官們可是在想！我在住著老百姓的一個地下室裡見到過連長。他在那兒就像自家人，一家人。」

「你到那個地下室裡去幹什麼的？」

「我嗎，我是送衣服去洗。」

「我曾經在集中營裡當過看守。常常看到俘虜們撿土豆皮吃，還為爛白菜葉子打架。我那時候想，哼，這簡直不是人。誰知我們現在也成了豬。」

堆放背包的黑暗處有一個聲音像唱歌一樣地說：

「從搶母雞開的頭！」

門突然開了，隨著一團團潮溼的熱氣，出現了渾厚而響亮的聲音。

「起立！立正！」

在霧氣中閃過巴赫的臉，接著響起陌生的皮靴聲，於是掩蔽所裡的人看到了師長淺藍色的軍大衣，眯著的近視眼，戴著金戒指、用絨布擦著眼鏡的蒼老的白手。

他用他那不太用勁就能在練兵場上既讓團長們聽見又讓站在左翼的普通士兵們聽見的聲音說：

「你們好。稍息。」

士兵們很不整齊地向他問好。將軍坐到一個木箱子上，爐火黃黃的光在他胸前的黑色鐵十字上掠過。

「平安夜到了，我向你們祝賀。」老將軍說。

陪他來的幾名士兵把一個箱子抬到爐子旁邊，用刺刀把箱蓋撬開，從裡面拿出一株株用玻璃紙包著的巴掌大小的聖誕樅樹。每一株樅樹上都裝飾著金線、珠子、小小的水果糖。

將軍看著士兵們把玻璃紙包解開，招手把上尉叫到跟前，對他小聲說了幾句話，於是巴赫大聲說：

「中將要我告訴你們，聖誕禮物是用飛機從德國送來的，飛行員在斯大林格勒上空受了致命傷，在皮託姆尼卡降落。等到把他從駕駛艙裡抬出來，他已經死了。」

三十七

大家用手掌託著小小的樅樹。小樅樹到了暖和的空氣裡，掛起許多小小的露珠兒，頓時使地下室裡充滿樅針氣味，驅走了那種難聞的停屍間和鐵匠鋪的氣味——前沿陣地的氣味。

坐在爐前的老將軍的白頭上似乎散發出聖誕節的氣味。

巴赫敏感的心感覺出此時此刻的可悲與美妙。這些曾經瞧不起蘇軍重炮火力的人，這些兇狠、粗暴、挨夠了飢餓和蝨子咬、苦於彈藥不足的人，不用說話一下子就明白了：他們需要的不是繃帶、不是麵包、不是彈藥，而是這些裝飾著無用的玩意兒的樅樹枝兒，這些孤兒院的小小糖果。

士兵們把坐在箱子上的老將軍圍住。是他在夏天帶領摩托化師的先頭部隊來到伏爾加河邊。他一生時時處處都在做演員。他不僅在佇列前演戲，在和司令談話時演戲，就是在家裡，和妻子在一起，在公園裡散步的時候，和兒媳婦、和孫子在一起的時候，他都在演戲。夜裡他一個人睡在被窩裡，他的將軍褲放在旁邊安樂椅上的時候，他也在演戲。當然，他在士兵們面前也要演戲，當他問起他們的母親，當他皺起眉頭，當他聽到士兵們的風流事兒說起粗俗的笑話，當他問到士兵們的伙食而且故作關心地舀起湯嚐嚐的時候，當他在尚未埋上計程車兵墳前垂下嚴肅的頭的時候，當他在新兵佇列前發表格外語重心長的、慈父般的講話的時候，他都是演戲。這種表演不僅在外部，而且發自內心，溶化在思想中、在心中。他不知道他在表演，要把他和他的表演分開是不可能的，就好比無法把鹽從鹽水中濾出來。他帶著他的表演來到連隊掩蔽所，他敞開大衣，坐在爐旁的箱子上，都是表演。他鎮定而憂傷地看了看士兵們，並且向他們祝賀，也是表演。老將軍從來不覺得自己在表演，一旦明白了自己在表演，就表演不成了，就從他身上脫落了，就好比凍結的鹽從冷凍的水中分離了出來，剩下淡水，剩下了老年人對捱餓、受罪的人的憐憫心。坐在束手無策的不幸者中間的是一個束手無策、軟弱無力的老人。

一名士兵輕輕地唱起一支歌兒：

樅樹呀，樅樹，

你的針葉多麼綠……

有幾個人跟著唱起來。針葉的氣味使人心醉，兒歌的聲音好像聖者的喇叭聲：

樅樹呀，樅樹……

一股股被忘卻、被拋棄的感情從海底、從冷凍的深處漂浮出來，早已不再想起的一些念頭掙脫出來……

這些念頭既不使人愉快，又不使人輕鬆。但是它們的力量是人的力量，也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力量。

大口徑的蘇軍炮彈一個接一個沉雷般地爆炸。俄國佬有些生氣，顯然是猜到被包圍的人在過聖誕節。誰也沒有注意頂上掉下來的碎土，沒有注意爐子裡冒出一陣紅紅的火星。

急促的鐵鼓聲撞擊著大地，大地吼叫著——是俄國佬打起了他們心愛的火箭炮。接著重機槍又嗒嗒響了起來。

老將軍坐著，垂著頭——這是長期生活勞累了的人常有的姿勢。舞臺上的燈光熄了，卸了妝的人來到灰色的白日亮光下。現在各種不同的人都一樣了。不論是率領摩托化部隊進行過閃電式突擊的傳奇式的將軍，微不足道計程車官，還是被懷疑有反對國家的不良思想計程車兵施密特，全都一樣了。巴赫心想，列納爾德此時此刻是不會受什麼影響的，他已經不可能有什麼變化，他的德國的、國家的觀念不可能變為人的觀念了。

他轉過頭朝門口看了看，卻看到列納爾德來了。

三十八

連裡最出色計程車兵什通普弗，常常使新兵又怕又敬佩的，現在變了。他那長著一雙明亮的眼睛的大臉消瘦了。軍服和大衣變成了保護身體、抵擋俄羅斯寒風的皺皺巴巴的舊衣服。他不再說俏皮話，他說的笑話也不使人覺得好笑。

他比別人餓得更難受，因為他的塊頭大，需要量也大。

因為他天天餓得難受，所以早晨一起來就出去找東西吃。他在瓦礫堆中翻來翻去地尋找，向人討東西吃，撿麵包渣子吃，上廚房裡值班。巴赫總是看到他那留神而緊張的臉色。他不僅在空閒時間，而且在作戰時間也在想吃的東西，找吃的東西。

巴赫有一次朝居民的地下室走去的時候，看到一名飢餓計程車兵寬寬的脊背和寬寬的肩膀。這名士兵在一塊空地上翻來翻去地尋找著，這地方在被包圍之前是廚房和本團供應科的倉庫。他在地上撿白菜葉子，尋找和橡子一樣大的凍土豆，當時因為太小沒有下鍋的。從石頭牆後面走出一個高高的老婆子，穿著破爛的男軍大衣，腰裡扎著繩子，腳上穿的是穿壞了的男式足球鞋。她迎著士兵走來，凝神注視著地面，用一個粗鐵絲做成的鉤子在雪地上扒拉著。

他們都沒有抬頭，從雪地上碰到一起的影子互相看到了。

大塊頭德國兵抬起眼睛看著高大的老婆子，帶著信賴的神氣在她面前拿著一片爛了不少窟窿的雲母色的白菜葉子，慢慢地，因此顯得很莊重地說：

「您好，老太太。」

老婆子慢慢撩開溜到額頭上的頭髮，用善良而聰明的黑眼睛看了一眼，很莊重地慢慢回答說：

「你好，先生。」

這是兩個偉大民族的代表最高水平的會見。除了巴赫，誰也沒看到這次會見，士兵和老婆子也很快忘記了這次會見。

天氣暖和一些了，大片大片的雪花落到地上，落到紅紅的碎磚上，落到墳前十字架的橫木上，落到被打壞的坦克上面，落進未掩埋的死者的耳朵眼兒裡。

暖和的雪霧呈現出青灰色。大雪把空中填塞得滿滿的，把風擋住，把槍炮聲淹沒，把大地與天空連線混合成一個模模糊糊、輕輕顫動的、柔和的、灰色的整體。

雪花一片一片地落在巴赫的肩膀上，似乎是一片一片的寂靜落在安靜的伏爾加河上，落向死寂的城市，落向一匹匹馬的骨架；到處都在下雪，不僅是在大地上，而且在星星上，整個寰宇到處都是雪。死者的屍體、武器、帶膿血的破布、碎磚碎石、炸得彎彎扭扭的鋼鐵，全都被埋到雪底下。

這不是雪，這是時間，柔軟而潔白的時間，落向人類爭奪城市的戰場，一層一層地往上鋪，於是今天漸漸變成過去，而且在慢慢閃動的毛茸茸的雪中沒有未來。

三十九

巴赫躺在印花布幔後面的一張床上，在地下室的一個很小的隔間裡。一個睡著了的女人的頭枕在他的肩上。她的臉因為太瘦，很像一張孩子臉，同時又像一張衰老的臉。巴赫看著她那細細的脖子和骯髒的灰色襯衣裡露出來的白白的胸脯。他為了不把女子弄醒，輕輕地、慢慢地把她的鬆開的辮子拉到嘴唇上。頭髮有一股香氣，有一股生氣，帶有彈性，而且熱熱乎乎的，好像有血在頭髮裡流著。

女子睜開了眼睛。

這個講求實際的女人有時無憂無慮，又可愛又滑頭，又能忍耐又有心計，又馴順又愛發脾氣。有時她似乎很傻，很消沉，常常愁眉苦臉。有時她唱唱歌兒，她唱的俄語歌兒有時帶有德國歌曲的調兒。

他沒有問過她在戰前是幹什麼的。他想來找她，就來找她。他不想和她睡覺的時候，就想不起她來，不操心她是不是能吃飽，蘇聯狙擊手是不是把她打死了。有一次他從口袋裡掏出他偶然得到的一塊幹餅，給了她，她十分高興，可是後來她把這塊幹餅給了和她住在一起的一個老婆子。這使他非常感動。不過，他每次來找她，差不多總是忘記帶點兒什麼吃的東西。

她的名字很奇怪，叫季娜，不像歐洲人的名字。

季娜顯然在戰前並不認識那個和她住在一起的老婆子。是一個令人討厭的老婆子，又愛說奉承話，心眼兒又壞，虛偽得不得了，酒癮也大得不得了。這會兒她正在很有節奏地拿一根原始的木杵在木臼裡搗著，在舂燒糊而且灑過煤油的黑黑的小麥。

在被包圍以後，士兵們就開始常常到一些地下室裡去找老百姓。以前士兵們從來不理會老百姓，現在有很多事情要到那些地下室裡去辦：不用肥皂而用草木灰洗衣服，把一些廢渣做成吃的東西，縫補衣服。地下室裡的人主要是一些老婆子。但是士兵們不光是去找老婆子。

巴赫以為，誰也不知道他上這個地下室裡來。但是有一次，他正坐在季娜的床上，握著她的手，卻聽見布幔外面有人說德語，有一個似乎很熟悉的聲音說：

「別上這布幔裡面去，上尉先生在裡面。」

這會兒他們在一塊兒躺著，沒有說話。他的一生——朋友、書籍、他和瑪利亞的戀愛、他的童年、他出生的城市裡的一切、他上的中學和大學、轟轟隆隆地遠征俄羅斯，這一切都已失去意義……這一切成為一條道路，通向這張用燒糊的木板拼成的板床……他一想到他可能失去這個女子，就覺得十分害怕。他找到了她，他上她這兒來了，在德國、在歐洲發生的一切，都是為了他能遇到她……以前他不懂得這一點，他常常把她忘了，他覺得她可愛，正因為他和她的關係絲毫沒有什麼認真的成分。現在除了她，在這世界上什麼都沒有了，一切都沉沒在雪裡……只有這張很美的臉、這微微向上翻的鼻孔、奇怪的眼睛和這使人著魔的、孩子般的可憐而又慵懶的神情。她在十月間在戰地醫院裡找到了他，步行去看他，可是他不願意見她，沒有出來和她見面。

她看到他沒有喝醉。他跪下來，吻起她的手，又吻起她的腳，然後抬起頭來，把額頭和臉頰貼到她的膝蓋上，他很快、很急切地說起話來，可是她不懂他的話，他也知道她不懂他的話，因為她只懂保衛斯大林格勒計程車兵說的那種可怕的話。

他知道，這場戰爭使他遇到這個女子，現在這場戰爭就要使她和他分手，使他們永遠分開。他跪著，摟住她的腿，看著她的眼睛，她聽著他說得很快的話，很想明白、很想猜出他說的是什麼，他是怎麼一回事兒。

她從來沒見過德國人的臉上有這樣的表情，她原來以為，只有俄羅斯人才會有這樣痛苦、這樣懇求、這樣可愛、這樣失魂喪魄的眼神。

他在對她說，他在這地下室裡，吻著她的腳，第一次不是從別人的話裡，而是憑自己的心靈懂得了愛情。他覺得她比他過去的一切都可貴，比母親、比德國、比他今後將和瑪利亞過的生活更可貴……他愛上了她。國家築起的高牆、民族仇恨、重炮的彈幕射擊都算不了什麼，都抵不過愛情的力量……

他感謝命運，是命運讓他在死亡的前夕懂得了這一點。

她不懂他的話，只懂得德國人常說的一些要東西和罵人的話。

但是她猜到他是怎麼一回事兒，她看出他的慌亂神情。這個德國軍官的飢餓而輕浮的戀人帶著寬容而愛憐的心情看出他的軟弱。她明白，命運就要使他們分手了，她比他要平靜些。這會兒她看著他的絕望神情，感覺到她和這個人的關係正在變為感情，這感情的強烈與深厚使她十分吃驚。這是她在他的聲音中聽出來，在他的狂吻中感覺出來，在他的眼睛裡看出來的。

她帶著沉思的神情撫摩著巴赫的頭髮。在她的機靈的頭腦裡卻出現了一種擔心的想法：這股模模糊糊的力量可別把她抓住，把她捆起來，把她害死……她的心緊張地跳著，跳著，她不想聽那狡猾的、使她覺得有危險、使她害怕的聲音了。

四十

葉尼婭認識了一些新朋友，都是在監獄接待室排隊的人。他們常常問她：

「您怎麼樣，有什麼訊息嗎？」

她已經有了經驗，所以不光是聽別人勸吿，自己也說說：

「您不要擔心。也許，他在醫院裡呢。在醫院裡挺好，都想離開牢房上醫院裡去呢。」

她已經打聽到克雷莫夫就在內部監獄裡。他們不肯收她送的東西，不過她沒有灰心喪氣，因為在庫茲涅茨橋常常是這樣，一次不收，兩次不收，到後來他們突然會自己提出來：

「把東西交給我吧。」

她上克雷莫夫原來的房子裡去過，女鄰居對她說，兩個多月前有兩名軍人和房屋管理員來過，把房門開啟，拿走了很多檔案和書，把門封起來，就走了。葉尼婭看著帶有繩子狀小尾巴的火漆印，站在旁邊的女鄰居說：

「不過，您行行好，千萬不要說是我說的。」

等她把葉尼婭送到門口，又鼓了鼓勇氣，小聲說：

「他可真是一個好人呀，他是自願上前方的。」

她在莫斯科沒有給諾維科夫寫信。她的心裡很亂！又是憐惜，又是愛，又是後悔，又為前方的勝利高興，又為諾維科夫擔心，覺得對不起他，怕永遠失掉他，又因為無可奈何感到痛苦……不久之前她還在古比雪夫，準備到前方去找諾維科夫，她覺得她和他的關係是理所當然的，是無法拆散的，就像命中註定了的。但葉尼婭怕的是，永遠和諾維科夫聯絡在一起，就將永遠和克雷莫夫分開。諾維科夫的一切有時使她覺得很陌生。她覺得他所操心的事、指望的事、他的朋友圈子全是陌生的。她覺得為他招待客人，接待朋友，和將軍夫人、上校夫人們交往，是不可思議的。

她想起諾維科夫對契訶夫的《主教》和《沒意思的故事》都不感興趣。他倒是更喜歡德萊塞和福伊希特萬格那些帶有傾向性的小說。可是現在，當她明白她和諾維科夫的分手已成定局，她再也不會回到他身邊的時候，她卻覺得她在愛著他，常常想起他是怎樣百依百順，不論她說什麼，他都連忙表示贊同。葉尼婭感到很痛苦：難道他的手永遠不再撫摩她的肩膀，她再也看不到他的臉了嗎？

她從來沒遇到過剛強、決絕與人性、膽怯這樣奇怪地結合到一起。她是那樣愛他，他一點也沒有那種殘酷的狂熱，他有一種特別的、通情達理和樸素的男子漢的善良。她一想到她和親人的關係中出現了陰暗的、不純潔的成分，馬上就覺得惶惶不安。保安機關怎麼知道克雷莫夫對她說的話呢？……她和克雷莫夫的關係是不可輕視的，她和他過的一段生活無法一筆勾銷。

她要跟克雷莫夫一起走。就算他不原諒她，她該當永遠受他的責備，但是他是需要她的，他在監獄裡一直想著她。

諾維科夫和她分離會感到痛苦，但是他能撐得住。可是她卻不明白，究竟怎樣她心裡才能平靜。要是知道他已經不再愛她，已經安下心來，已經原諒了她，她心裡就平靜了嗎？還是相反，知道他還愛她，還十分苦惱，還不原諒她，她心裡就平靜嗎？而且對她自己來說，究竟怎樣更好呢？是知道他們已永遠分手，還是在內心深處相信他們還會在一起？

她給親人造成多大的痛苦呀。難道這一切她不是為了別人幸福，而是因為自己古怪，是為了自己嗎？真是個精神變態的瘋子！

晚上，當維克托、柳德米拉、娜佳坐下來吃飯的時候，葉尼婭看著姐姐，忽然問道：

「你可知道，我是什麼人？」

「你嗎？」柳德米拉驚訝地問。

「是的，是的，我。」葉尼婭說。並且自己宣告說：「我是一條小狗，女性的。」

「是小母狗嗎？」娜佳快活地說。

「是的，是的，就是的。」葉尼婭回答說。

忽然大家一齊哈哈大笑起來，雖然知道葉尼婭沒有心思笑。

「你們聽我說，」葉尼婭說，「在古比雪夫有一回里蒙諾夫到我那兒來，對我說過婚外情是怎麼一回事兒。他說，這是一種精神上的維生素缺乏症。比如說，丈夫和妻子在一起過長久了，他就會發生精神飢餓，就像老牛缺乏鹽，或者像極地工作人員幾年見不到蔬菜。妻子成了一個為所欲為的、專橫、強硬的人，於是丈夫就開始盼望有一個親切、溫柔、百依百順、羞澀的女子。」

「你那個里蒙諾夫是渾蛋。」柳德米拉說。

「要是一個人缺乏a、b、c、d這幾種維生素，又會怎樣呢？」娜佳問道。

後來，等大家都已經準備睡覺的時候，維克托說：

「葉尼婭，我們常常譏笑知識分子像哈姆雷特一樣充滿矛盾，譏笑知識分子多疑，不堅定。我在年輕時也很鄙視這些特點。可是現在我的看法不同了：有些人之所以能有偉大的發明，能寫出偉大的作品，就因為他們不堅定和懷疑，他們做的事情不比那些寧折不彎的人少。如果有必要，他們也會赴湯蹈火，也會到槍林彈雨之下，一點也不比那些剛強的、寧折不彎的人差。」

葉尼婭說：

「謝謝，維克托，你這是說的小母狗嗎？」

「就是。」維克托說。他很想對葉尼婭說一些開心的話。

「葉尼婭，我又看了看你的畫，」他說，「我喜歡的是，畫裡有感情，要不然就會像那些左派畫家一樣，畫裡只有勇敢和革新，而沒有靈魂了。」

「哦，還感情呢，」柳德米拉說，「綠色的男子，藍色的房子。完全脫離了實際。」

「你可知道，」葉尼婭說，「馬蒂斯說：‘我用綠顏色的時候，並不意味著我要畫青草；我用藍顏色的時候，並不意味著我要畫天空。’顏色表現的是畫家的內心感情。」

儘管維克托一心想對葉尼婭說說開心的話，可是他還是忍不住用取笑的口吻插話說：

「可是埃克爾曼卻說：‘如果歌德像上帝一樣創造世界，他還是把草創造成綠的，把天空創造成藍的。’這話我聽說過很多遍了，可是我對我用來創造世界的物質另有一種態度……是的，所以我知道，既沒有顏色，又沒有顏料，只有原子和原子之間的空間。」

但是這一類的談話是不多的，大部分談的是戰爭、檢察機關……

這是很難過的日子。葉尼婭準備回古比雪夫。她的假期快完了。

她很怕向領導解釋。因為她是擅自上莫斯科來的，接連好幾天她天天上監獄去，而且向檢察機關和內務人民委員部寫了申訴書。

她一生害怕官場，害怕寫呈文，每次在換身份證之前她都睡不好覺，提心吊膽。可是近來似乎命運強迫她只能和公安局、檢察機關打交道，只能和戶口簿、身份證、傳票、申訴書打交道。

姐姐家裡有一種很不自然的安靜氣氛。

維克托不去上班了，經常一個人坐在自己的房間裡。柳德米拉從配給商店回來，總是心情很壞，很難過，說一些熟人的家屬不和她打招呼了。

葉尼婭看出來，維克托的神經十分緊張。他一聽到電話鈴聲就哆嗦，急忙抓起話筒。在吃午飯或吃晚飯的時候常常突然打斷別人的話，說：「別作聲，別作聲，我好像聽到有人按門鈴。」他便去開門，回來時很不自然地笑著。姐妹倆心裡明白，為什麼他總是緊張地等待著門鈴響——他是怕逮捕。

「迫害恐懼症就是這樣害起來的，」柳德米拉說，「在一九三七年精神病醫院裡住滿了這樣的人。」

葉尼婭看到維克托天天這樣提心吊膽，所以他對她的態度就特別使她感動。有一次他說：

「葉尼婭，你記住，你住在我家，為被捕的人操心，不管人家怎麼想，我一點也不在乎。你明白嗎？這就是你的家！」

晚上，葉尼婭很喜歡和娜佳談談。

「你太聰明了，」葉尼婭對娜佳說，「你不像一個小姑娘，倒是像以前的苦役政治犯秘密團體的一名成員。」

「不是以前，而是未來的，」維克托說，「你大概常常和你那位中尉談政治了。」

「談又怎樣？」娜佳說。

「頂好還是光接接吻。」葉尼婭說。

「我也是這樣說，」維克托說，「這樣總要安全些。」

娜佳確實老是想談談一些尖銳的問題。有時她忽然問起布哈林，有時問，列寧是不是真的很看重託洛茨基，列寧在生前最後幾個月是不是很不願意見斯大林，是不是列寧有一份遺囑被斯大林隱藏起來，不讓人民知道。當葉尼婭單獨和她在一起的時候，並沒有向她問起洛莫夫中尉的事。

但是，從娜佳談政治、談戰爭、談曼德爾施塔姆和阿赫瑪託娃的詩、談自己和同伴們的聚會和談話，葉尼婭瞭解了洛莫夫以及娜佳和他的關係，比柳德米拉了解的還多。

洛莫夫顯然是一個很尖刻的小夥子，性格孤僻，對一切公認的、有定論的事抱嘲笑態度。他顯然自己在寫詩，所以娜佳受他的影響，嘲諷和蔑視別德內依和特瓦爾多夫斯基，對肖洛霍夫和奧斯特洛夫斯基不感興趣。顯然，有時娜佳聳著肩膀說的就是他的話：「革命者要麼是愚蠢，要麼是欺騙人。不能為虛構的未來的幸福，犧牲整個一代人的生命嘛……」

有一次娜佳對葉尼婭說：

「小姨，你可知道，老一代的人一定需要信仰一點兒什麼：克雷莫夫信仰列寧和共產主義，爸爸信仰自由，外婆相信人民和幹活兒的人，可是我們新一代認為這都是愚蠢的。總的說，信仰就是愚蠢。應當過沒有信仰的生活。」

葉尼婭突然問道：

「這是你的中尉的哲學嗎？」

娜佳的回答使她吃了一驚：

「再過三個星期，他就上前線了。從生到死——這就是他的全部哲學。」

葉尼婭和娜佳談著談著，不覺想起了斯大林格勒。薇拉就是這樣和她談心，薇拉就是這樣談起戀愛。可是薇拉那種單純而分明的感情和娜佳的悵惘多麼不同啊。葉尼婭那時候的生活和她今天的情形多麼不同啊。那時候關於戰爭的一些想法和今天在勝利的日子裡的一些想法多麼不同啊。可是，戰局變化了，娜佳說的「從生到死」並沒有變化。至於一個人以前是不是喜歡彈著吉他唱歌，是不是志願參加過偉大的建設，相信共產主義的遠景，是不是讀過阿年斯基的詩，不相信虛幻的後代的幸福，對於戰爭都無關緊要。

有一天，娜佳拿出一首手抄的勞改營歌曲給葉尼婭看。

歌裡說到寒冷的船艙，說到大洋上怒吼的風濤，說到「犯人們在輪船上顛簸，緊緊擁抱，好像親兄弟」，說到迷霧中出現了馬加丹——「科雷馬地區首府」。

剛來莫斯科的時候，娜佳一談起這一類的話題，維克托就很生氣，不叫她說下去。

可是在這些日子裡，他有很多變化。現在他常常按捺不住，就當著娜佳的面說，看到那些歌功頌德的祝賀信，簡直噁心，什麼「偉大的導師，體育工作者的好朋友，英明的父親，雄才巨擘，光輝的天才」，還有那些話，又是謙虛的，又是關心群眾的，又是慈祥的，又是體察民情的。造成一種印象，似乎斯大林在耕地，煉鋼，在託兒所用羹匙喂小孩子，拿機槍作戰，而工人、士兵、學生和學者們只要向他祈禱就行了，並且，假如沒有斯大林，整個偉大的民族就會像可憐的牲口一樣死掉。

有一天維克托數了數，斯大林的名字在這一天的《真理報》上被提到八十六次，第二天他看到一篇社論中就有十八次提到斯大林的名字。

他抱怨非法的逮捕，抱怨沒有自由，抱怨任何一個沒有什麼文化而有黨證的領導人都認為自己有權指揮科學家和作家們，有權評價他們的高低，教導他們。

他產生了一種新的心情。對於國家發怒的殲滅性力量，他越來越害怕，越來越感到孤獨、可憐，像小雞一樣軟弱無力，感到大禍臨頭，因而有時產生一種絕望，一種生死由命、聽之任之的心情。

早晨，維克托跑到柳德米拉的房間裡，柳德米拉看到他臉上那種興奮和歡喜的表情，簡直不知如何是好，因為在他臉上出現這種表情太不平常了。

「柳德米拉，葉尼婭，咱們又踏上烏克蘭的土地了，剛才廣播的！」

下午，葉尼婭從庫茲涅茨橋回來，維克托看了看她的臉，就像早晨柳德米拉問他那樣向她問道：「怎麼啦？」

「把東西收下了，把東西收下了！」葉尼婭連說了兩遍。

就連柳德米拉也明白，轉交的東西和葉尼婭附上的信對於克雷莫夫將意味著什麼。

「死者要復活了。」她說。接著又說：「恐怕，你還是愛他的，我沒見過你這樣的眼神。」

「你要知道，我大概是瘋了，」葉尼婭小聲對姐姐說，「要知道我這樣高興，一方面是因為克雷莫夫能夠收到我的東西，另一方面因為今天我明白了：諾維科夫不可能，絕對不可能幹卑鄙的事情。你懂嗎？」

柳德米拉十分生氣，說：

「你不是瘋了，你比瘋了還壞。」

「維克托，我求求你，給我們彈一支曲子吧。」葉尼婭懇求說。

在這一段時間裡，他從來沒有彈過鋼琴。但是現在他不推卻，拿來樂譜，給葉尼婭看了看，問：

「就這一支，好嗎？」

柳德米拉和娜佳一向不喜歡聽音樂，便上廚房裡去了，維克托就彈起來。葉尼婭聽著。他彈了很久。彈完一曲，他沒有說話，也沒有看葉尼婭，後來又彈起另一支樂曲。有時候她覺得，維克托在哭泣，可是她看不到他的臉。門忽然一下子開了，娜佳叫道：

「快開啟收音機，有命令！」

鋼琴聲停了，響起鋼鐵般洪亮的聲音，此刻正是播音員列維坦在播音：「我軍發動強攻，收復了這座城市和重要的鐵路樞紐站……」然後列舉了在戰鬥中表現特別出色的一些將軍和部隊，列舉的第一個名字是集團軍司令托爾布欣。列維坦那興奮的聲音忽然說：「還有諾維科夫上校統率的坦克軍……」

葉尼婭輕輕地「啊」了一聲，後來，等到播音員用深沉而動情的聲音說「為祖國獨立和自由而犧牲的英雄永垂不朽」，她已經哭了起來。

四十一

葉尼婭走了，維克托家裡只剩下一片憂傷氣氛。

維克托常常一連幾個鐘頭坐在書桌旁，一連幾天不出家門。他很害怕，似乎到街上他就會遇到特別使人不快的、敵視他的人，會看到他們那殺氣騰騰的眼睛。

電話鈴完全啞了，如果兩三天中有一次電話鈴響，柳德米拉就說：

「這是找娜佳的。」

確實不錯，是打給娜佳的。

維克托不是一下子就明白他的事情的嚴重性的。最初幾天他甚至感到很輕鬆，因為他可以安安靜靜地坐在家裡，置身於他心愛的書中，看不到那些不懷好意的、陰沉的眼睛。

但是家裡的安靜很快就使他難受起來，這種安靜不僅使他苦惱，而且使他惶惶不安。實驗室裡怎麼樣了？研究進行得怎樣？馬爾科夫在幹什麼？他一想到實驗室裡正需要他，他卻坐在家裡，就覺得十分著急。但是，反過來想，想到實驗室裡沒有他照樣很好地在幹著，他也十分難受。

柳德米拉在街上遇到疏散中的女友斯托伊尼科娃，是在科學院機關工作的。她對柳德米拉詳細地說了說學術委員會會議的情形，因為她自始至終擔任會議記錄。

最主要的是，索科洛夫沒有發言！他沒有發言，儘管希沙科夫對他說：「索科洛夫同志，我們想聽聽您的意見。您和施特魯姆在一起工作多年。」他回答說，夜裡他的心臟病發作過，說話很困難。

但是很奇怪，維克托聽到這個訊息並沒有絲毫感到高興。

代表實驗室發言的是馬爾科夫。他說話比別人有分寸，不說是政治問題，主要是說維克托的脾氣不好，甚至還提到他的才氣。

「他不能不發言，他是黨員嘛，不發言不行，」維克托說，「不能怪他。」

但是大多數發言都是很可怕的。科甫琴科似乎把維克托說成是騙子和壞蛋。他說：「這個施特魯姆不來開會，太不像話了，我們要換一種方式和他說話，看樣子，他就希望這樣。」

白髮蒼蒼的普拉索洛夫，就是曾經把維克托的著作與列別傑夫的著作相提並論的那位，說：「某些人圍繞著施特魯姆的可疑的空論，發動了一場無恥的叫囂。」

物理學博士古列維奇的發言也很惡劣。他說，他曾經過高估計維克托的著作，是犯了很大的錯誤，並且暗示說維克托有民族偏執性，說，在政治上糊塗的人在科學上必然也糊塗。

斯維琴把維克托稱作「可敬的」，並且援引了維克托說過的話，即：物理學是統一的，不分美國物理學、德國物理學、蘇聯物理學。

「是有這麼一回事兒，」維克托說，「不過在會上引用私人之間說的話，就等於告密。」

使維克托吃驚的是，皮敏諾夫也在會上發了言，雖然他已經和研究所沒有關係，沒有人迫使他發言。他檢討說，他過高地估價了維克托的著作，而沒有看到著作的缺陷。這實在是令人吃驚的。因為皮敏諾夫說過，維克托的著作挑起他祈禱的心情，說他能夠有助於這一著作的出現，感到無限幸福。

希沙科夫說的不多。研究所黨委書記拉姆斯科夫提出決議方案。決議是很嚴厲的，要求院部清除腐爛部分，保護健康的集體。特別令人氣憤的是，決議中隻字不提維克托·施特魯姆的科學成就。

「總歸索科洛夫的表現還是十分正派的。可是究竟為什麼瑪利亞不和咱們來往了呢，難道他這樣害怕嗎？」柳德米拉說。

維克托什麼也沒有說。

真奇怪！他沒有生任何人的氣，雖然他沒有耶穌那樣寬恕一切的度量。他沒有生希沙科夫的氣，也沒有生皮敏諾夫的氣。他也不惱恨斯維琴、古列維奇、科甫琴科。只有一個人使他十分生氣，使他氣得難受，氣得發脹，他一想到他，就渾身發熱，連氣也喘不過來。似乎一切反對維克托的殘酷無情、不公正的事都是來自索科洛夫。索科洛夫怎麼能不準瑪利亞上維克托家裡來！多麼膽怯，多麼無情，多麼卑鄙，多麼下賤！

但是他卻不敢對自己承認，他所以這樣懊惱，不僅是認為索科洛夫對不起他，也因為他暗暗感覺到自己也對不起索科洛夫。

現在柳德米拉常常談起生活方面的事。

多餘的住房面積、房管所要的工資證明、食品供應卡、劃定供應的新食品店、新的季度的限額供應卡、過期的身份證和換身份證時必須出具的機關證明——這一切都是柳德米拉日日夜夜操心的事。還有，到哪兒去弄錢來過日子？

以前維克托常常很帶勁兒地開玩笑：「我要研究研究家庭的理論問題，成立一個家庭實驗室。」但是現在沒有什麼好笑的了。他這個科學院通訊院士拿到的津貼勉強可以償付住房、別墅租金和水電煤氣費。況且，他充滿了孤獨感。

可是，總得過日子。

到高等學校去教書，他也不行了。一個在政治上有汙點的人不能再接觸青年人了。

上哪兒去呢？他因為在科學界有相當的地位，也無法去做卑微的工作。任何一個幹部見到一個科學博士要幹技術編輯或中學物理教員，都會「啊嘿」一聲，不給辦手續。

當他一想到自己的研究完了，想到自己的窮困，想到受人支配、受人欺凌，覺得特別難受的時候，就在心裡想：「還不如快點兒坐監獄呢。」可是那樣柳德米拉和娜佳就沒有人管了。她們還要過日子。還說什麼上別墅採草莓來賣呀！人家就要把別墅收回了。因為到五月裡就要辦理續租手續了。別墅不是科學院的，而是政府部門的。他因為馬虎沒有及時交租金，本想把拖欠的租金和上半年的預付金一把交齊。一個月之前這點兒錢在他算不了什麼的，現在這數目就使他覺得可怕了。

上哪兒去弄錢？娜佳還需要一件大衣呢。

去借債？可是，沒有還債的指望，不能借債。

變賣東西？可是，在戰爭時期誰又買瓷器，買鋼琴？而且也捨不得，柳德米拉很喜歡她收藏的瓷器之類，就連現在，托里亞犧牲之後，她有時還欣賞欣賞這些東西。

他常常想，還不如上兵役局去，放棄科學院的免徵權，去要求當一名士兵，上前線去。

他一想到這裡，心裡就平靜下來。

可是接著又出現了焦慮和痛苦的想法。柳德米拉和娜佳怎麼過呢？去教書？把房子交出去？他馬上就想到房管所和民警。夜間搜捕，罰款，記錄。房屋管理員、地段民警督察、區房產科監察、人事處女秘書，對於一個老百姓來說，這些人有多麼厲害，多麼威風，多麼了不起。一個失去依靠的人，會感到連坐在票證科的小姑娘都是一種強大的、不可動搖的力量。

維克托在整個一天裡都覺得恐懼，無能為力，絕望。但是他的心情不是始終一樣的，不是毫無變化的。一天中不同的時間有不同的恐懼，不同的苦惱。早晨起來，剛剛出了暖和的被窩，當窗外還是寒冷而朦朧的晨曦的時候，他就像一個孩子遇到巨大的力量襲來，感到有一種無可奈何的心情，很想鑽回被窩裡，蜷起身子，皺緊眉頭，一動不動。

上午，他思念他的研究工作，特別想上研究所去。這時他覺得自己成了沒有人要的人，成了無用、無能的人。

似乎國家一發怒，不僅能夠剝奪他的自由、他的安寧，而且能夠剝奪他的智慧、他的才華、他的自信心，把他變成一個又呆、又笨、又灰沉的人。

快到吃午飯的時候，他有了精神，高興起來。可是一吃過午飯就苦惱起來，愚鈍，沉悶，什麼也不想。

等到暮色漸濃，恐怖也隨之漸強。他現在很怕黑暗，就像石器時代的野人進入了黑沉沉的密林。恐怖越來越劇烈，越來越厲害……維克托思前想後，往事今朝一齊湧來。殘酷無情、不肯饒人的死神在窗外黑暗中等待著。外面就會響起汽車聲，馬上就會響起門鈴聲，房子裡馬上就會響起皮靴聲。無處躲藏。突然，又來了一種發狠又痛快的冷漠心情，一切都無所謂了！

維克托對柳德米拉說：

「沙皇時代那些叛亂的貴族倒是快活。失寵之後就坐上馬車，離開京城，到奔薩的領地上去！在那兒可以打獵，可以在農村尋歡作樂，有鄰居，有花園，寫寫回憶錄。可是，你們這些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試試看：兩個星期的審查和鑑定往密封的檔案袋裡一裝，想打掃院子都沒有人要你。」

「維克托，」柳德米拉說，「咱們能過得去！我可以縫衣服，在家裡給人家做活兒，可以繡手帕，還可以去做試驗員。可以養活你。」

他吻了吻她的手。她不明白，為什麼他的臉上出現了負疚和痛苦的表情，他的眼睛裡出現了訴苦和祈求的神情……維克托在房間裡踱著，小聲唱著古老的情歌：

……他孤單單，無人相伴……

娜佳聽說爸爸想當志願兵上前線，說：

「我有一個女同學叫託尼婭·科幹，她爸爸當了志願兵。他是古希臘學科的專家，進了奔薩的一個預備團，分派他在那兒打掃廁所。有一天連長來上廁所，他因為近視把髒東西掃到連長身上，連長照他的耳朵打了一拳，把鼓膜都打破了。」

「那有什麼，」維克托說，「我不把髒東西掃到連長身上就是了。」

現在維克托跟娜佳說話，就和跟大人說話一樣了。他對女兒似乎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好過。近來她一放了學就馬上回家，這使他很感動，他認為這是她不希望讓他擔心。和爸爸說話的時候，她那一向帶有譏笑神氣的眼睛裡出現了新的神氣——嚴肅而溫柔的神氣。

有一天晚上，他穿起大衣，朝研究所走去。他很想朝自己的實驗室的窗戶裡看看：裡面的電燈是不是亮著，是不是有人在上夜班，也許，馬爾科夫已經完成裝置安裝了吧？但是他沒有走到研究所，怕碰見熟人，便拐進一條巷子，拐彎朝家裡走。巷子裡很黑，空蕩蕩的。他忽然感到十分幸福。雪花，夜晚的天空，寒冷的新鮮空氣，腳步聲，黑鬱郁的枝叢，木頭小房窗戶裡透過偽裝窗簾射出來的細細的一縷燈光——這一切都十分美好。他呼吸著夜晚的空氣，他在安靜的小巷裡走著，誰也看不到他。他還活著，他還是自由的。他還要什麼，幻想什麼呢？他來到家門口，幸福感就消失了。

起初幾天，他緊張地等著瑪利亞到來。一天天過去，瑪利亞沒有給他來過電話。他的研究，他的名聲，他的安寧，他的自信心，一切都被剝奪了。難道也把他最後的庇護所——愛情，奪走了嗎？

有時他灰心絕望，用手抓住自己的頭髮，好像他看不見她就沒法活下去。有時他嘟噥說：「這有什麼，這有什麼，這有什麼。」有時他自己對自己說：「現在誰還喜歡我呀？」

可是在他絕望的深處還有一個小小的光明點——就是他和瑪利亞保持著心靈的純潔。他們很痛苦，但是沒有給別人造成痛苦。但是他明白，他的一切想法，哲學上的想法，平靜的想法，惱恨的想法，都不能回答他心中出現的問題。

他生瑪利亞的氣，他嘲笑自己，他悲傷地聽天由命，他想著對柳德米拉的責任，想著如何對得起良心——這一切都只不過是為了戰勝他的絕望。每當他想起她的眼睛、她的聲音，他就苦惱得不得了。難道他再也看不到她了？

當他感到分手不可避免，感到失落得難以忍受的時候，他就不顧內心的羞愧，對柳德米拉說：

「你知道，我一直在擔心馬季亞羅夫，不知道他會不會出什麼事兒，不知道是不是有他的訊息。你打電話問問瑪利亞，好嗎？」

最奇怪的也許是他還在繼續進行研究。他研究是在研究，可是苦惱、不安、痛苦並沒有停息。研究不能幫助他戰勝苦惱和恐懼，研究沒有成為他的精神良藥，他並非希望通過研究忘卻難受的念頭，忘卻心靈的絕望。研究比藥物的力量更強大。他還在研究，因為他不能不研究。

四十二

柳德米拉對維克托說，她遇到房管員，他請維克托上房管所去一趟。

他們就猜因為什麼要叫他去。因為住房面積超標？換身份證？兵役局要檢查？也許，有人報告了葉尼婭沒有登記就在這裡住過？

「你當時就該問一下，」維克托說，「那樣咱們就用不著在這裡費腦筋了。」

「是的，當時應該問，」柳德米拉也說，「可是我慌了，因為他說，叫你丈夫上午來吧，反正他現在不上班了。」

「啊，天呀，他們已經全知道了。」

「管院子的，開電梯的，鄰居家的保姆，都在看著嘛。有什麼奇怪的？」

「是的，是的。你可記得，戰前來過一個年輕人，帶著紅紅的小本子，要你向他報告，有誰上鄰居家來過？」

「我怎麼不記得，」柳德米拉說，「我不客氣地大聲罵了他一句，他只在門口說了一句‘我以為你很有覺悟呢’，就走了。」

這件事柳德米拉說過很多遍。他平時聽她說的時候，總要插話，為的是讓她說簡單些，可是現在他一再要求她說說詳細情形，再不催她。

「你聽我說，」柳德米拉說，「也許，是因為我在市場上賣了兩塊桌布？」

「我認為不是。如果是那樣，就不會單單叫我去，也應該叫你去。」

「也許，是要你籤什麼字？」柳德米拉猶猶豫豫地說。

他的心緒異常陰沉。他一直想著他和希沙科夫、和科甫琴科談的話，他說的話太危險了。他想起在大學裡的時候，那時候他說話太隨便了。他和米佳爭論過，和克雷莫夫爭論過，雖然有時他也贊成克雷莫夫的觀點。可是他這一生從來沒有敵視過黨，敵視過蘇維埃政權。忽然他想起他在某地、某時說過的一些特別尖銳的話，不覺渾身都涼了。可是克雷莫夫這個堅定的、堅持思想原則的共產黨員，這個狂熱的信徒，從來不懷疑什麼的，卻被逮捕了。他和馬季亞羅夫、和卡里莫夫說過那麼多離經叛道的話，又會怎樣呢？多麼奇怪呀！

通常一到傍晚，黑暗漸漸來臨的時候，他就戰戰兢兢地想到可能要逮捕他，而且恐懼感越來越強，越來越厲害，越來越使他受不了。但是等到他覺得完蛋已成了定局，他就一下子快活起來，輕鬆起來！哼，去他的吧！

一想到他的研究成果得到的不公正待遇，似乎他就要發瘋了。但是當他一想到他又笨又蠢，想到他的研究不過是對現實世界的粗野、無味的嘲弄，思想不再是思想，而成為一種活著的感覺時，他就愉快起來。

現在他甚至根本不再考慮檢討自己的錯誤。他是渺小可憐的，是無知的，檢討也不會有什麼改變。誰也不要他。不論檢討不檢討，憤怒的國家都把他看得一文不值。

在這段時間裡，柳德米拉變化得很厲害。她已經不在電話裡對房管員說：「請您馬上給我派一個修理工來。」不再到樓梯上去檢査：「這是誰又把垃圾倒在洞口外面？」她穿衣服有點兒不正常，摸到什麼穿什麼。有時到配給商店去買素油，毫無必要地穿起名貴的皮大衣；有時紮起灰色的舊頭巾，穿起戰前就想送給電梯女工的大衣。

維克托看著柳德米拉，心裡想著他們兩個再過十年、十五年，會是什麼樣子。

「你可記得，在契訶夫的《主教》裡，母親放牛，對一些婦女說，她的兒子當年做過主教，可是很少有人信她的話？」

「我讀過已經很久了，那還是在小時候，不記得了。」柳德米拉說。

「那你要再讀一讀。」維克托很生氣地說。

他一直因為柳德米拉不喜歡契訶夫而生她的氣，他懷疑，契訶夫有很多小說她沒有讀過。

可是很奇怪，很奇怪！他越是不行，越是沒有辦法，越是接近於精神上的全熵狀態，他在房管員眼裡，在票證科小姑娘、戶籍員、辦事員、試驗員、科學家、朋友們的眼裡，甚至在親人們的眼裡，甚至也許在契貝任的眼裡，也許在妻子的眼裡，越是不值錢，可是在瑪利亞眼裡卻越是可貴，越是可親。他們沒有見面，他卻知道，卻感覺出這一點。他每遇到新的打擊，新的凌辱，他都要在心裡問她：「瑪利亞，你看見我了嗎？」

他就這樣和妻子坐在一起，和她說著話兒，想的卻是她不知道的心思。電話鈴響起來。現在電話鈴聲只能引起他們的驚慌，就好比在夜裡收到報告禍事的電報。

「哦，我知道，他們說過要給我打電話，談談做臨時工的事。」柳德米拉說。

她拿起話筒，眉毛揚了起來，她說：

「他就來。」

「找你。」她對維克托說。

維克托用眼睛問：「是誰？」

柳德米拉用手捂住話筒，說：

「是一個不熟悉的聲音，我想不起來啦。」

維克托接過話筒。

「請吧，我聽著呢。」他說，一面看著柳德米拉問詢的眼睛，在小桌上摸到鉛筆，在一小片紙上寫了幾個歪歪斜斜的字母。柳德米拉沒有注意他在做什麼，慢慢畫了一個十字，然後又給維克托畫了一個十字。他們沒有說話。

他彷彿聽到：「……現在蘇聯各廣播電臺聯播……」

這聲音極像一九四一年七月三日向人民、軍隊和全世界說「同志們，兄弟們，朋友們……」的聲音，現在這聲音只對這握著電話筒的一個人說：

「您好，施特魯姆同志。」

此時此刻，得意、軟弱、害怕被什麼流氓捉弄的心情、寫好的檢討書、履歷表、盧比揚卡廣場的樓房……這一切一切念頭，念頭的片斷、感情的片斷全都混合到一起，攪成了一團。

出現了一種極其明朗的命運已定的感覺，同時又夾雜著一種失去分外可親、分外動人的極好的東西的悲傷心情。

「您好，斯大林同志。」維克托說。

他感到吃驚，不大相信這是他在電話裡說這種不可思議的話。

「您好，斯大林同志。」

總共在電話裡談了兩三分鐘。

「我認為，您的研究方向是很有意義的。」斯大林說。

他的聲音很緩慢，帶有喉音，帶有用聲音強調的表現力，似乎是有意這樣，這聲音非常像維克托在收音機裡聽到的那種聲音。維克托有時候為了好玩兒，在自己家裡模仿這種聲音。在代表大會上聽過斯大林的講話或者被召見過的人也常常這樣模仿他的聲音。

難道是有人作弄他？

「我對自己的研究是有信心的。」維克托說。

斯大林沉默了一會兒，大概是在考慮維克托的話。

「在這戰爭時期，您是不是感覺缺乏外文資料，儀器裝置是否齊全？」斯大林問道。

維克托用自己也意想不到的真摯口吻說：

「非常感謝，斯大林同志，研究工作條件完全正常，很好。」

柳德米拉在旁邊站著，好像斯大林能看見她，她在聽說話。

維克托朝她擺了擺手，意思是：「坐下，怎麼不害臊……」可是斯大林又沉默了，在考慮維克托的話，後來說：

「再見，施特魯姆同志，祝您研究順利。」

「再見，斯大林同志。」

維克托放下話筒。他們面對面坐著，還像幾分鐘之前說起柳德米拉在市場上賣掉兩塊桌布時那樣。

「祝您研究順利。」維克托忽然用很重的喬治亞口音說。

屋裡的餐櫃、鋼琴、椅子依然沒有變化，兩隻沒有洗的碟子依然像剛才談房管員時那樣，擺在桌子上。這樣沒有變化，真不可思議，使人無法理解。因為一切都變了，一切都翻了個兒，他們的命運完全不同了。

「他對你說的是什麼？」

「沒什麼特別的，他是問，是不是因為缺乏外文資料影響我的研究。」

維克托儘量裝出平靜和無動於衷的神氣說。

他因為自己一時竟有這樣強烈的幸福感，覺得很難為情。

「柳德米拉，柳德米拉，」他說，「你想想看，我沒有檢討，沒有低頭，也沒有給他寫過信。他是自己，自己打電話的！」

真是不可思議！這件事的威力無比巨大。難道是他曾經日夜焦灼不安，睡不著覺，填履歷表時發呆發愣，抓住自己的頭髮，思索在學術會議上對他的批判，回想自己的過錯，在心裡檢討、求饒，等待逮捕，想著自己的窮困，提心吊膽地想著如何跟身份證管理員和票證科的小姑娘打交道？

「我的天啊，天啊，」柳德米拉說，「托里亞再也不會知道這種事兒了。」

她走到托里亞的房間門口，把門開了。

維克托拿起話筒，又把話筒放下。

「萬一是有人開玩笑呢？」他說著，走到窗前。

從窗子裡可以看到空蕩蕩的大街，有一個穿棉襖的女人走過去。

他又走到電話機跟前，彎起手指頭在話筒上敲了敲。

「剛才我的聲音怎麼樣？」他問。

「你說得很慢。你要知道，我自己也不明白，為什麼我一下子就站了起來。」

「是斯大林嘛！」

「也許，真是開玩笑呢？」

「瞧你說的，誰敢開玩笑？開這種玩笑起碼要判十年徒刑。」

不過一個鐘頭之前，他還在房間裡踱來踱去，哼唱戈列尼謝夫–庫圖佐夫的情歌「他孤單單，無人陪伴」呢。

斯大林打的電話呀！在莫斯科一年當中也只有一次或兩次傳說著：斯大林給電影導演多夫任科打電話了，斯大林給作家愛倫堡打電話了。

不需要他下命令：給某人獎金，給某人住房，為某人造研究所。他太偉大了，用不著說這些小事。這一切自會有他底下的人操辦。他們可以從他的眼神，從他的聲調中猜測他的心意。他只要親切地對一個人笑一笑，這個人的命運就變了——這個人就會從黑暗中、從默默無聞的狀態中一下子來到榮華富貴的傾盆大雨之下。就會有許多有權有勢的人向這個幸運兒頂禮膜拜，就因為斯大林對他笑過，或者在電話裡對他說過笑話。

人們會到處傳說這些交談的詳情細節，斯大林說的每一句話都使人們吃驚。話越是平常，就越是使人吃驚。似乎斯大林不可能說家常話。很多人在傳說，他有一次打電話給一位有名的雕塑家，開玩笑說：

「你好，老酒鬼。」

還有一次他向另一個名人，一個老好人問到被捕的朋友，那個名人慌了，回答得含糊不清，斯大林說：

「您沒有把自己的朋友保護好。」

還在傳說，他有一次往一家青年報的編輯部打電話，副主編接電話，說：

「我是布別金。」

斯大林問：

「布別金是什麼人？」

布別金回答說：

「要查一查。」他說著，就把話筒扔下。

斯大林又叫接通了電話，說：

「布別金同志，我是斯大林，請您說說，您是什麼人？」

據說，布別金在這之後，在醫院裡住了兩個星期，害的是神經震盪。

他一句話可以使成千上萬的人頭落地。元帥、人民委員、黨中央委員、州委書記——這些人昨天還指揮著千軍萬馬馳騁戰場，還領導著邊區、自治州、巨大的工廠，今天由於斯大林一句發怒的話就會變得不值一文，變成勞改營的塵土，就會手拿飯盒，在勞改營的廚房外等候領取一勺稀稀的菜湯。

還在傳說，有一天夜裡，斯大林和貝利亞去看不久前從盧比揚卡監獄放出來的一位喬治亞的老布林什維克，在他那兒一直坐到天亮。住在這座院子裡的人夜裡不敢出來上廁所，早晨也不去上班。據說，給來客開門的是擔任居民小組長的一名產科女醫生，她穿著睡衣出來，手上還抱著小哈巴狗，她很生氣：夜已經很深了，還有人來按門鈴。後來她說：「我把門開了，看見一張相片，相片活動起來，衝著我來了。」據說，斯大林來到走廊裡，對著電話機旁邊貼的一張紙看了很久，那是居民們畫道道兒記錄打電話次數的，為的是按次數付款。

這些事情使人感到驚異和好笑，正因為一些話和一些情形很平常，至於斯大林竟會在幾家合住的房子的走廊裡走，更是不可思議的！

要知道，憑他一句話就可以出現大規模的建築，一隊隊的伐木工人就會開進原始森林，成千上萬的人群就去開鑿運河，建造城市，在極夜地區和永久凍土地帶開闢道路。他本身就代表著偉大的國家。陽光是斯大林憲法的陽光。斯大林的黨……斯大林的五年計劃……斯大林的建設……斯大林的戰略……斯大林的空軍……偉大的國家就表現在他的性格、他的氣派中。

維克托一遍又一遍地重說著：

「祝您研究順利……您的研究方向很有意義……」

現在很清楚：斯大林知道，國外已經開始關注深入研究核反應的物理學。

維克托早就察覺，圍繞著核反應的一些問題出現了一種奇怪的緊張氛圍，他在英美一些物理學家的文章的字裡行間，在一些不大合乎思維邏輯的半吞半吐的話裡，感覺出這種緊張氛圍。他發現，有些經常在物理學雜誌上發表論文的研究者的名字現在不見了，有些研究重核分裂的人好像失蹤了，也沒有人引用他們的著作。他覺得，問題範圍一接近鈾原子核的衰變問題，就格外緊張，不再說了。

契貝任、索科洛夫、馬爾科夫不止一次談起這方面的問題。不久之前契貝任還說到一些人眼光短淺，看不到和中子作用於重核的實用遠景。契貝任本人倒是不想在這一領域進行研究……

在充滿士兵的皮靴聲、炮火與硝煙、坦克履帶聲的空氣中，出現了新的、無聲的緊張氛圍，所以這個世界上最有力的手拿起電話筒，這位理論物理學家便聽到了他那緩慢的聲音：「祝您研究順利。」

於是一道新的淡淡的陰影，無聲無息、隱隱約約地落到燃遍戰火的大地上，落到白髮蒼蒼的老人和孩子們的頭上。人們還沒有感覺到、還不知道這一道陰影，還沒有覺察出註定要出現的力量已經誕生。

從幾十位物理學家的書桌，從寫滿希臘字母的一張張紙，從書櫥和實驗室，到將來成為震撼世界的強大力量，成為國力強大的標誌，還有很長的一段道路。

道路已經開頭，無聲的陰影也越來越濃，漸漸變成黑暗，準備把偌大的莫斯科和紐約籠罩住。

維克托本來以為他的研究成果已經永遠鎖進他家裡的書桌的抽屜了，可是現在有了出頭之日。他的研究成果即將離開監獄，進入實驗室，成為教授們講課和作報告的話題。他沒有想到科學真會取得可喜的勝利，自己會取得勝利，現在他又可以推動科學，可以培養學生，可以在雜誌和書本上存在了，又可以操心他的想法是否和計算、攝影實際結果相符了。可是在這一天，他卻不是為這一切感到高興。

使他興奮的是另一種原因，那就是他的虛榮心對迫害他的人取得了勝利。不久前他似乎還不惱恨他們。就是現在他也不想報復他們，讓他們倒霉，但是他一想起他們乾的一切壞事、欺人的事、殘忍的事、怯懦的事，心靈和理智上就感到幸運。他們對待他越是粗暴，越是卑鄙，他現在想起來越是感到痛快。

娜佳放學回來，柳德米拉喊道：

「娜佳，斯大林給你爸爸打電話了！」

維克托看到女兒穿著脫掉一半的大衣、拖著圍巾跑進屋裡的那種激動的樣子，就更明顯地想象到有些人在今天或明天聽說這件事時那種驚慌的神情。

他們坐下來吃午飯。維克托突然把羹匙放下，說：

「我簡直一點兒也不想吃。」

柳德米拉說：

「恨你的人、害你的人這一下子完啦。我可以想象出來，在研究所裡，甚至在整個科學院，將會出現什麼樣的情形。」

「是啊，是啊，是啊。」維克托說。

「媽媽，在限額商店裡，那些太太們又要跟你打招呼，又要對你笑了。」娜佳說。

「是啊，是啊。」柳德米拉說著，笑了笑。維克托一向瞧不起阿諛奉承的人，可是現在一想到希沙科夫會做出一副奉承的笑容，就非常高興。

很奇怪，不可理解！他感到高興和勝利的同時，總有一股惆悵從心的深處往外冒，總有一種憐惜，憐惜此時此刻似乎正在離他而去的一種最珍貴的東西。似乎他有錯，對不起什麼人，但是究竟有什麼過錯，對不起誰，他卻不清楚。

他喝著他很喜歡的土豆蕎麥粥，想起了小時候在基輔，春天的夜裡出來，星星在開花的栗樹枝間閃著淚眼的情景。那時候他覺得世界是美好的，前途是廣闊的，充滿美妙的光和善意。今天，在他的命運已經決定的時候，他似乎在和自己對於美好的科學的愛告別——純潔的愛、孩子般的愛、幾乎是宗教式的愛，在和幾個星期之前的那種心情告別——剋制住巨大的恐懼，沒有自我欺騙時體驗到的感情。

他只能對一個人說說這些，但是那人現在不在他身邊。

還有奇怪的。他有一種很急切的心情，希望所有的人快點兒都知道發生的事情。希望研究所、大學課堂、黨中央委員會、科學院院部、房管所、別墅區管理處、各大學教研室、各個科學協會都知道這件事。可是，索科洛夫是不是知道，維克托覺得無所謂。不是在理智上，而是在心深處暗暗不希望瑪利亞知道這個訊息。他猜想，當他被排擠、倒霉的時候，她更愛他，他覺得是這樣。

他對女兒和妻子說起戰前她們就知道的一件事：斯大林一天夜裡來到地鐵車站，他微微有些酒意，挨著一個年輕女子坐下來，問她：「我能幫您什麼忙嗎？」那女子說：「我想去看看克里姆林宮。」斯大林在回答之前，想了想，說：「這一點也許我能辦得到。」

娜佳說：

「你瞧，爸爸，你今天真了不起，媽媽居然讓你把這個故事說完，沒有打斷你。要知道，這故事她已經聽過一百一十次了。」

於是他們又一次，也就是第一百一十一次譏笑起那個天真的女子。

柳德米拉問：

「維克托，遇到這種情形，是不是應該喝點兒酒？」

她拿來一盒水果糖，原是為娜佳過生日準備的。

「吃吧，」柳德米拉說，「不過，娜佳，不要一吃起來就和狼一樣。」

「爸爸，吃吧，」娜佳說，「咱們為什麼要笑地鐵裡那個女人？你怎麼不向斯大林問問米佳舅舅和克雷莫夫的事？」

「瞧你說的，這怎麼可能呢？」他說。

「依我看，可能。要是外婆，馬上就會說的，我相信她會說。」

「可能，」維克托說，「可能。」

「哎，別瞎扯了。」柳德米拉說。

「怎麼瞎扯？這是問舅舅的事。」娜佳說。

「維克托，」柳德米拉說，「應該給希沙科夫打個電話。」

「你顯然對這件事的意義估計不足。用不著給任何人打電話。」

「你還是給希沙科夫打個電話吧。」柳德米拉執拗地說。

「等斯大林對你說‘祝你成功’，你給希沙科夫打電話好啦。」

這一天維克托產生了一種很奇怪的新的感覺。大家把斯大林神化，他過去一直感到很氣憤。報紙從第一版到最後一版到處都是他的名字。又是肖像，又是半身雕像，又是全身塑像，又是歌劇，又是長詩，又是頌歌……

他被稱作父親、天才……

使維克托氣憤的，是他的名字遮沒了列寧的名字，竟把他的軍事才能說得比列寧的治國才能還高。在阿列克賽·托爾斯泰的一個劇本里，列寧很勤快地划著了火柴，讓斯大林點著菸斗抽菸。在一位畫家筆下，斯大林昂首闊步地走在斯莫爾尼宮的臺階上，列寧急急匆匆、畢恭畢敬地跟在他後面。如果在畫著列寧和斯大林跟人民在一起，那麼，只有一些老頭子、老婦人和小孩子親切地看著列寧，而傾注著斯大林的卻是一些武裝巨人——腰纏機槍子彈帶的工人、水兵。歷史學家寫到蘇維埃國家的危難時期，不論是喀琅施塔得叛亂時期，保衛察裡津時期，還是波蘭入侵時期，都要歪曲事實，說列寧經常向斯大林請教。黨的歷史學家們給予斯大林參加過的巴庫罷工和他曾經主編過的《鬥爭報》的地位，超過了俄國的全部革命運動。

「《鬥爭報》，《鬥爭報》，」維克托常常很生氣地說，「當年有熱裡雅鮑夫，有普列漢諾夫，有克魯泡特金，有十二月黨人，可是現在只剩了《鬥爭報》，《鬥爭報》……」

千餘年來俄羅斯一直是君主專制和專制獨裁國家，是沙皇和寵臣們的國家。但是在千餘年的俄羅斯歷史中誰也不曾有過斯大林這樣大的權力。可是今天維克托不氣憤，不害怕了。斯大林的權力越大，頌歌和定音鼓越響，這尊活神像腳下的神香菸雲越濃，維克托的幸福感越強烈。

天色漸漸黑下來，可是他不害怕了。

斯大林和他說話了呀！是斯大林對他說：「祝您研究順利。」

等到天色完全黑下來，他來到大街上。

在這黑沉沉的晚上，他不再感到絕望和大禍臨頭了。他心裡是寧靜的。他知道，在簽發逮捕證的地方已經知道了一切。他想到克雷莫夫、米佳、阿巴爾丘克、馬季亞羅夫，想到切特韋里科夫，就感到奇怪。他們的命運沒有成為他的命運。他懷著感傷和不可理解的心情想著他們。

維克托為他的勝利高興，那是他的精神力量、他的頭腦取得的勝利。他也不管，為什麼今天的幸福和被批判那天似乎感覺到母親跟他在一起時那種幸福有所不同。現在馬季亞羅夫是不是會被捕，克雷莫夫是不是會供出他來，對他都無所謂了。他生平第一次不為自己說的一些離經叛道的笑話和不小心的話擔驚受怕。

到很晚的時候，柳德米拉已經睡了，電話鈴響了起來。

「您好。」一個很輕的聲音說。維克托一聽就激動起來，似乎更超過白天的激動。

「您好。」他說。

「我不能聽不到您的聲音。您對我說點兒什麼吧。」她說。

「瑪莎，瑪申卡。」他說過這話，就不作聲了。

「維克托，我親愛的，」她說，「我不能對我丈夫撒謊。我對他說了，我愛您。我向他發誓永遠不再見您。」

早晨，柳德米拉走進他的房裡，撫摩了撫摩他的頭髮，吻了吻他的額頭。

「我在夢裡彷彿聽到，昨天夜裡你跟什麼人通電話。」

「沒有，你是做夢了。」他鎮靜地看著她的眼睛，回答說。

「記住，今天你要上房管所去一趟。」

四十三

看慣了軍裝的人，一看到偵訊員的西裝上衣，覺得很奇怪。偵訊員的臉倒是一張很平常的臉，像這種黃白色的臉，在辦公室裡的少校和政工人員中是很常見的。

回答開頭幾個問題很容易，甚至輕鬆愉快，似乎其他一切也會十分清楚，就像姓、名和父稱一樣簡單明瞭。

從犯人的回答似乎可以感覺出一種迫切地想幫助偵訊員的心情。偵訊員好像對他一點也不瞭解嘛。他們之間的辦公桌並沒有把他們分開。他們都交過黨費，看過《恰巴耶夫》，聽過黨中央的指示，在五一節前都被派到工廠企業去做過報告。

例行公事的問題很多，犯人漸漸鎮靜下來。很快就會問起實質性問題的，他就要說說他是怎樣帶著人突圍的。

終於弄清了，坐在桌前這個敞著軍服上衣領口、被剪掉了紐扣、鬍子拉碴的人有名字、父稱、姓，出生於秋天，俄羅斯族，參加過兩次世界大戰和一次國內戰爭，沒有參加過匪幫，沒有犯罪前科，參加聯共（布）二十五年，曾被選為共產國際代表大會代表，還當過世界工會太平洋地區會議的代表，沒有得過勳章和榮譽武器……

想到當年被包圍，想到跟他一起轉戰在白俄羅斯沼地上和烏克蘭土地上的許多人，克雷莫夫感到心慌意亂。

他們之中是誰被捕了呢，是誰在審訊中經受不住，喪失了良心？可是一個突如其來的涉及另一段很早時期的問題使克雷莫夫大吃一驚：「您說說，您什麼時候和弗裡茨·加肯認識的？」他沉默了半天，然後說：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那是在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在託姆斯基的辦公室裡，如果我沒記錯的話，那是在一九二七年春天。」

偵訊員點了點頭，好像他很清楚早年這些情況。

然後他深深吸了一口氣，開啟標有「檔案」字樣的公文夾，不慌不忙地把白色小絲帶解了開來，翻起一頁頁寫滿了字的紙。克雷莫夫模模糊糊看到用各種顏色的墨水寫的字，看到打字機打的字，行距有稀的，有密的，還有用紅鉛筆、藍鉛筆和普通鉛筆寫的標註，有的筆道很粗，有的是仔細貼上去的。

偵訊員慢慢翻著材料，就像一個好學生滿有把握地翻著書本，早就知道他已經把課程學透了。

他偶爾看看克雷莫夫。這時候他像一位畫家，看看他的畫是否與模特兒相像：外貌，性格，心靈的窗戶——眼睛……

他的目光變得多麼陰沉。他那很平常的臉——這樣的臉一九三七年以後克雷莫夫在區黨委、州黨委、區公安局、圖書館和出版社常常見到——忽然變得很不平常了。克雷莫夫覺得，他整個的人是由一些拼圖方塊組成的，但這些拼圖方塊沒有合成一個整體，沒有成為一個人。一塊方塊是眼，另一塊是慢騰騰的手，還有一塊是問問題的嘴巴。方塊亂了位置，失去比例，嘴巴大得出了格，眼睛移到嘴巴底下，長到蹙緊的額頭上，額頭則移到應該長下巴的地方。

「嗯，嗯，是這樣。」偵訊員說。他臉上的一切又像人的樣子了。他把公文夾合上，公文夾上的小帶子他沒有繫上。

「就像沒有繫上的鞋帶兒。」褲子和襯褲上的扣子都被剪掉了的被捕者心中想道。

「共產國際。」偵訊員一字一字、鄭重其事地說。接著用平常的語調說：「尼古拉·克雷莫夫，共產國際工作人員。」隨後又一字一字、鄭重其事地說：「第三共產國際。」

他一聲不響地沉思了很久。

「啊呀，好厲害的小娘們兒穆絲卡·格林貝格。」偵訊員忽然帶著很起勁又狡黠的神氣說，就像男子之間說玩笑話兒。克雷莫夫感到很難為情，不知如何是好。臉一下子紅了。

有過這事兒！已經很久了，可是一想起來就難為情。那時候他好像已經愛上葉尼婭了。好像那是他下了班去找老朋友，想把錢還他，好像是借了錢買車票的。底下的事他就記得很清楚，不是「好像」了。老朋友康斯坦丁不在家。他本來也不喜歡她。她不住地抽菸，抽得嗓子都啞了，談起什麼，都自以為有兩下子，她是哲學研究所的黨委副書記，不錯，她很美，如大家說的，是一個標緻娘們兒。唉，所以他就和康斯坦丁的老婆在沙發上幹了那種事，而且後來又和她會過兩次……

在一個鐘頭之前，他還以為，這是從鄉下區裡提拔上來的一名偵訊員，對他一點兒也不瞭解。可是過了一陣子，偵訊員卻一個勁兒地問起和克雷莫夫一起工作過的外國共產黨員，他知道他們的小名和外號，知道他們的妻子和情婦的名字。他的檔案材料這樣豐富，不是一種好兆頭。就算克雷莫夫是一位偉人，每一句話對於歷史都有舉足輕重的意義，也未必值得把這麼多雞毛蒜皮、亂七八糟的小事收進檔案裡。

可雞毛蒜皮的小事是沒有的。

不論他到過哪兒，都留下他的腳印，有人跟著他的腳跟走，記下他的生活。他取笑同志的話、讀過一本書的感想、在慶賀生日時開玩笑的祝酒詞、在電話裡說的三分鐘的話、開大會時給主席團遞的不太客氣的條子——這一切都收進了系小帶子的公文夾。

他的言語、行動被蒐集起來，曬乾了，做成了大型標本。這是多麼不懷好意的手指頭如此勤勞地蒐集野草、蕁麻、飛廉、濱藜……

偉大的國家竟在研究他和穆絲卡·格林貝格的豔史。一些閒話和瑣事與他的信仰編結在一起，他對葉尼婭的愛沒有什麼意義，有意義的倒是一些不足道的偶然的豔遇，他簡直分不清大節和小節了。他說過的一句對斯大林的哲學常識不太客氣的話，似乎比他十年日日夜夜為黨工作更值得注意。一九三二年他在洛佐夫斯基的辦公室裡和一位德國同志談話的時候說，在蘇聯的工會運動中國家的成分太多，無產階級的成分太少，這是真的嗎，是那位同志告密的。

「您要明白，偵訊員同志。」

「應該稱呼公民。」

「是，是，公民。這是捏造，是有成見。我在黨內有四分之一世紀。我在一九一七年發動過士兵起義。我在中國工作過四年。我日日夜夜為黨工作。許多人都瞭解我……在衛國戰爭期間我志願上前線，在最危難的時刻大家都相信我，跟著我走……我……」

偵訊員問道：

「您怎麼，是來這兒領立功獎狀的嗎？要不要填表領嘉獎證書？」

確實，他不是來領立功獎狀的。

偵訊員搖了搖頭，說：

「您還怪妻子不給您送東西呢。瞧您這個丈夫！」

這話是他在牢房裡對鮑戈列耶夫說的。我的天啊！卡茨涅林鮑肯用開玩笑的口氣對他說：

「一位希臘人預言：一切都會過去；我們則可以斷言；一切都會密告上去。」

他的一生進入系小帶子的公文夾之後，便失去體積、長度、比例……一切一切都成為黏糊糊、亂糟糟的、灰灰的一團，連他自己也不知道什麼更值得注意：是在潮溼、悶熱的上海的四年超強度工作，斯大林格勒的搶渡，對革命的忠忱，還是因為在「松樹」療養院對一位不太熟悉的文學家說的批評蘇聯報紙內容貧乏的幾句氣話？偵訊員又和藹、又親切地小聲問道：「現在請您對我說說，法西斯分子加肯是怎樣吸收您參加諜報和破壞工作的。」

「您不是開玩笑吧？」

「克雷莫夫，別裝蒜。您該看到，您走的每一步我們都是很清楚的。」

「正因為這樣，所以……」

「克雷莫夫，您老實點兒。您騙不了保安機關。」

「不過，這是捏造！」

「是這樣的，克雷莫夫。我們有加肯的供詞。他在交代自己的罪行中，談到他和您的罪惡關係。」

「您哪怕拿出十份加肯的供狀，這都是假的！是捏造！如果你們有加肯這樣的供狀的話，為什麼還相信我這個間諜和破壞者，讓我做軍事政委，帶領人作戰？你們幹什麼去了，你們是幹什麼的？」

「您怎麼，是叫您到這兒來教訓我們的嗎？是請您來領導保安機關工作，是不是？」

「說什麼領導，說什麼教訓！要擺事實，講道理。我瞭解加肯。他不可能說他吸收我幹什麼。不可能！」

「為什麼不可能？」

「他是共產黨人，是革命戰士。」

偵訊員問：

「您一直相信這一點嗎？」

「是的，」克雷莫夫回答說，「我一直相信！」

偵訊員一面點頭，一面翻檔案材料，一面似乎無可奈何地說：

「既然一直相信，那就是另一回事兒了……就是另一回事兒了……」

「您就看看吧。」他用手掌捂住一張紙的一部分，說道。

克雷莫夫粗粗地看著上面寫的字，聳了聳肩膀。

「太沒出息了。」他很厭惡地說。

「為什麼？」

「這人沒有勇氣挺直身子說，加肯是一名忠誠的共產黨人，又不肯昧著良心誣陷他，所以就躲躲閃閃。」

偵訊員把手移了移，讓克雷莫夫看了看簽名和日期：克雷莫夫，一九三八年二月。

他們都沉默了一會兒。然後偵訊員厲聲問道：

「也許，是他們打您，所以您寫了這樣的證明材料吧？」

「不是，沒有打我。」

偵訊員的臉又分裂成好幾塊拼圖方塊，那氣憤的眼睛流露著厭惡的神情，嘴巴在說：

「還有。您在被包圍的時候，有兩天離開了自己的隊伍。敵人用軍用飛機把您接到德軍集團軍群司令部，您交出了重要情報，又接受了新的指示。」

「痴人說夢。」被剪掉了衣服釦子的人嘟噥說。

可是偵訊員繼續進行審問。現在克雷莫夫已經不覺得自己是具有崇高、明確的思想，隨時準備為革命上斷頭臺的強者了。

他感到自己是一個軟弱、不堅定的人，他說過不該說的話，傳播過荒唐的謠言，他竟敢嘲笑蘇聯人民對待斯大林同志的感情。他不善於識別朋友，在他的朋友當中有很多人被鎮壓了。他的理論見解十分混亂。他和朋友的妻子私通。他用可恥的兩面派態度寫了有關加肯的證明材料。

難道坐在這兒的是我嗎？難道這一切都是我的事嗎？這是一個夢，是夏夜的一個夢。

「在戰前您為國外的托洛茨基中央組織提供過有關國際革命運動主要人物思想狀況的情報。」

懷疑這樣一個可鄙、骯髒的人叛變，不必是瘋子，也不必是壞蛋。克雷莫夫如果在偵訊員的位子上，也不會相信這樣一個人。這個人十分了解在一九三七年接替被鎮壓或被解職、降職的黨內工作者的一批新的黨幹部。這是一些氣質和他不同的人。他們讀的書不同，讀法也不同，他們不是讀，而是「仔細研究」。他們看重舒適的物質生活，革命的犧牲精神與他們格格不入，或者說，不是他們性格的基礎。他們不懂外語，喜歡自己的俄羅斯本性，說俄語也不按標準音。他們之中有聰明人，但是他們的主要長處和本領似乎不在於思想和理智，而在於辦事能力和機警，善於見風使舵。

克雷莫夫明白，不管新幹部還是老幹部，都在黨的一致與共同性中得到統一，分歧不要緊。但是他覺得自己比這批新人優越，覺得他這個列寧主義的布林什維克比他們好。

他沒有注意到，現在他和偵訊員的關係已經不在於他是否願意和這位新幹部親近，承認這位新幹部是黨的同志。現在，和偵訊員認同的願望變成了可憐的希望，希望對方和他親近，哪怕同意他一生的所作所為不全是壞的、低下的、不忠誠的。

現在，連克雷莫夫也沒有覺察到這樣的事是怎麼發生的：一個充滿自信的偵訊員成了一名充滿自信的共產黨員。

「如果您真的能夠誠心悔改的話，哪怕您還對黨多少有一點愛護之心的話，那就該承認自己的罪行，幫助幫助黨。」

克雷莫夫一下子打掉侵蝕著他的大腦皮層的軟弱，叫了起來：

「您別想從我身上得到什麼！我決不寫假口供。您聽見嗎？就是用刑，我也不寫！」

偵訊員對他說：

「您考慮考慮吧。」

他又翻起檔案材料，沒有看克雷莫夫。時間一點一點過去。他把克雷莫夫的檔案材料推到一邊，從桌子抽屜裡拿出一張紙。他似乎忘記了克雷莫夫，不慌不忙地寫著，皺起眉頭思索著。後來他把寫好的東西看了一遍，又想了想，從抽屜裡拿出一個信封，就在上面寫地址。也許，這不是一封公函。後來他又看了一遍地址，在姓氏下面畫了兩道著重線。後來他往自來水筆裡灌了墨水，又把筆頭上滴的墨水擦了半天。然後他削起菸灰缸上的鉛筆，其中有一支鉛筆的鉛芯一削就斷，但是偵訊員沒有生鉛筆的氣，很耐心地削了又削。後來他在指頭上試了試鉛筆尖兒。

被捕者確實在考慮。要考慮的事情太多了。

哪兒來的這麼多告密者！必須想一想，弄清楚是誰告的。這還用說？是穆絲卡·格林貝格……偵訊員還要問到葉尼婭的……確實很奇怪，為什麼還沒有問到她，一點也沒有提到她……難道有關我的材料是瓦西亞提供的？但是我究竟有什麼，有什麼好承認的呢？我現在在這兒，不明白的還是不明白，黨啊，你這一切為的是什麼？斯大林呀，斯大林，因為什麼樣的罪過，打擊這麼多善良、剛強的人？可怕的不是偵訊員提出的問題，而是他的沉默、他避而不談的東西。卡茨涅林鮑肯說的不錯。當然，他會問起葉尼婭的，顯然她已經被捕了。這一切是怎麼來的，怎麼開頭的呢？我怎麼會蹲起監牢？我這一生多麼苦惱，有多少窩囊事兒。斯大林同志，饒恕我吧！只要有您一句話就行，斯大林同志！我有錯誤，我糊塗，我亂說過，我懷疑過，黨全知道，全看見了。我為什麼，為什麼要和那個文學家閒扯呀？不過，還不是一樣。可是，突圍又有什麼問題？這簡直荒唐，簡直是誣陷，捏造，誹謗。為什麼，為什麼我當時沒有說加肯是我的朋友，我的好兄弟，我不懷疑他是純潔的。這樣加肯那不幸的眼睛就會從他身上移開了……

偵訊員忽然問道：

「喂，怎麼樣，回想起來了嗎？」

克雷莫夫把兩手一攤，說：

「我沒有什麼好回想的。」

電話鈴響起來。

「喂，我聽著呢。」偵訊員說。他瞟了克雷莫夫一眼，說：「是的，你準備吧，快要到時候了。」

克雷莫夫覺得似乎說的是他。後來偵訊員放下話筒，又拿起話筒。這次的電話很奇怪，好像旁邊坐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隻兩條腿的獸。看樣子，偵訊員是在和他老婆聊天。開頭談的是生活上的問題：

「上配給商店去過嗎？鵝嗎，這很好……為什麼憑一號券不賣？謝廖沙的老婆往科裡打過電話，說憑一號券買了一條羊腿，請咱們去吃呢。告訴你，我在小賣部買了一些奶渣，不，不是酸的，有八百克……今天煤氣怎麼樣？你不要把西裝忘了。」

後來他又說起來：

「喂，怎麼樣？別太煩惱，要多加註意。做夢啦？穿什麼？還穿短褲？可惜……喂，小心點兒，等我回去，你已經要上學校去了……收拾房間嗎，很好，不過要小心，不要拿重東西，你無論如何不能拿重東西。」

在這兒這樣隨便地敘家常，有點兒不可思議：越是像日常的、平常人的談話，談話的就越不像人。猴子模仿人的行動，樣子就有點兒可怕……同時克雷莫夫感到自己也不是人，因為當著一個外人的面，是不會說這一類的話的……

「我吻你……你不願意……好，算啦，算啦……」

當然，如果按照鮑戈列耶夫的理論，克雷莫夫只是安卡拉貓，是青蛙、金翅雀，或者樹枝上的一隻小蟲兒，這樣就一點沒有什麼奇怪的了。

到末了偵訊員問：

「要烤糊了吧？好，快去，快去，再見。」

然後他拿出一本書和一個筆記本，看起書來，還不時地做筆記，也許他是準備小組討論，也許是準備作報告……

他帶著很大的火氣說：

「您怎麼一個勁兒地跺腳，就好像在做體操？」

「公民，我的兩腳發麻。」

但是偵訊員又埋頭看起書來。

過了十來分鐘，他心不在焉地問：

「喂，怎麼樣，回想起來了嗎？」

「公民，我要上廁所。」

偵訊員嘆了一口氣，走到門口，輕輕喚了一聲。當一隻狗在不適宜的時候要求出去遊逛的時候，狗主人的臉色往往就是這樣。進來一名穿野戰軍服計程車兵。克雷莫夫用老練的目光把他打量了一眼：腰裡扎著皮帶，白襯領乾乾淨淨，軍帽戴得端端正正——一切都很像樣。只是這名士兵乾的不是士兵該乾的事情。

克雷莫夫站起來，因為在椅子上坐的時間太久，兩條腿都麻木了，一開始邁步直打戰。在廁所裡，他在士兵的注視下急急忙忙地想著，回來的路上也急急忙忙地想著。有很多事情要想。

等克雷莫夫從廁所裡回來，偵訊員不見了，在他的位子上坐的是一個穿軍服的年輕人，佩戴著鑲了紅絛的藍色大尉肩章。大尉用陰沉的目光看了看被捕者，就好像有不共戴天的仇恨。

「幹嗎站著？」大尉說。「喂，坐下！把身子坐直，老傢伙，幹嗎弓著背？等我給你兩下子，你身子就直起來了。」

「一見面就這樣。」克雷莫夫心裡想道。他害怕起來，在戰場上他都沒有這樣害怕。

「這一下子要來勁兒了。」他想。

大尉吐了一個煙團兒，在灰色的煙團中響著他的聲音：

「這是紙、筆。怎麼，要我替你寫嗎？」

大尉很喜歡侮辱克雷莫夫。也許，這是他的職責？要知道，在前方有時要炮兵對敵軍進行擾亂性射擊，炮兵就日日夜夜打炮。

「你是怎麼坐的？你是上這兒睡覺的嗎？」

過了幾分鐘，他又呼喚被捕人：

「喂，你聽著，怎麼，我不是對你說話嗎，跟你無關嗎？」

他走到窗前，拉起厚厚的窗簾，把電燈熄了，一道陰沉的晨曦射進克雷莫夫的眼睛。克雷莫夫自從來到盧比揚卡，這是第一次看見白天的光。

「一夜過去了。」克雷莫夫想道。他一生是否有過更壞的早晨？難道在幾個星期之前是他無思無慮地躺在炸彈坑裡，對他厚待的鋼鐵在頭頂上呼嘯著，他感到那樣幸福和自由？

可是時間錯亂了：他進入這個房間是很久以前，斯大林格勒卻是剛剛過去的事。

窗子面對著內部監獄的天井，窗外光線灰沉，毫無生氣，不像亮光，倒像髒水。一切東西在這晨光下似乎比在電燈光下更陰沉，更帶有官氣和敵意。

不，不是靴子變小，是兩腳麻木了。

在這兒怎麼把他過去的生活和工作與一九四一年被包圍聯絡起來？是誰的手指頭把不能連線的東西連線到了一起？這是為了什麼？誰要這樣？為什麼？

他想到這些，心裡十分難過，以至於有時他忘記了脊背和腰的痠痛，感覺不到他腫脹的兩腿已把靴筒塞滿了。

加肯、弗裡茨……我怎麼忘了，一九三八年我也是坐在這樣一個房間裡，也是這樣坐著，不過，不是這樣：那時候口袋裡有通行證。現在倒是想起了那最卑鄙的心思：一心想討好所有的人，不論是開發通行證的辦事人員，值班守衛，還是穿軍服的電梯工。那一位偵訊員說：「克雷莫夫同志，請您幫幫我們的忙吧。」不，最卑鄙的還不是一心想討好。最卑鄙的是一心想表示忠誠！啊，這一下他倒是回想起來了！在這方面只要忠誠就行了！於是他表示了忠誠，他說出加肯在評價斯巴達克運動方面的錯誤，說他對臺爾曼沒有好感，說他想要稿費，說他在艾麗薩懷孕的時候和她離了婚……當然，他也想起了好的……偵訊員記下了他的話：「我和他多年相交，認為他不大可能直接參與反黨的破壞活動，不過不能完全排除他有進行兩面派活動的可能性……」

啊，是他報告的……在這兒的檔案夾裡所蒐集到的有關他的一切，都是也想表示忠誠的同志們說的。為什麼他要表示忠誠？是黨員的義務嗎？胡說！真正的忠誠只能這樣：拿拳頭在桌子上狠狠一擂，高聲說：「加肯是我的朋友和兄弟，他沒有罪！」可是他卻搜尋枯腸，拼命找毛病，拼命迎合那個偵訊員，因為沒有偵訊員的簽名，他有通行證也出不了灰色大樓的大門。他還回想起來，當偵訊員說「請等一下，克雷莫夫同志，我在您的通行證上籤個字」的時候，他感到多麼急切、多麼幸福。他幫助他們把加肯打進了監獄。他這個忠誠的人帶著簽了字的通行證上哪兒去了呢？不是去找朋友的妻子穆絲卡·格林貝格了嗎？不過他說的有關加肯的一切，都是事實。但那裡面說的有關他的一切，也都是事實呀。他確實對菲佳·葉甫謝耶夫說過，斯大林各方面的缺陷都和哲學上的無知有關係。要說出他遇到過的人，實在可怕：尼古拉·伊凡諾維奇、格里高力·葉甫謝耶維奇、洛莫夫、沙茨金、比亞特尼茨基、洛米納澤、留京、紅頭髮的什里亞普尼科夫，他還到列夫·鮑裡索維奇的「科學院」去過，還有拉舍維奇、揚·加馬爾尼克、盧波爾，他還去研究所找過里亞薩諾夫老頭子，在西伯利亞有兩次住在老朋友艾海家裡，還有基輔的斯克雷普尼克、哈爾科夫的斯坦尼斯拉夫·科西奧爾，噢，還有盧特·菲舍爾，哦……幸虧偵訊員沒有想起主要的一個，要知道當初列夫·達維多維奇和他的關係是不壞的……

我算是爛透了，還有什麼說的。不過，為什麼？他們的罪過不比我的大呀！不過我可是沒有簽字。別急，克雷莫夫啊，克雷莫夫，你會簽字的。他們都簽字了，你怎麼能不簽字！大概，最卑鄙的手段留在最後。就這樣三天三夜不讓人睡覺，然後就開始毆打。是的，反正這一切不大像社會主義。我的黨有什麼必要把我消滅？要知道，當年搞革命的是我們，而不是馬林科夫，不是日丹諾夫，不是謝爾巴科夫。我們對革命的敵人都是毫不留情的。為什麼革命對我們毫不留情？也許，革命就是毫不留情。也許，這不是革命，這個大尉算什麼革命，這是黑幫，是一夥流氓。

他呆呆地坐在椅子上，時間一點一點過去。

背也疼，腿也疼，疲憊無力，身子想挺直也挺不起來。頂好能躺到床上，動一動光光的腳趾頭，蹺一蹺腿，撓撓小腿肚子。

「別睡覺！」大尉喝道。就像在釋出戰鬥命令。

好像只要克雷莫夫閉一會兒眼睛，蘇維埃國家就會垮了，前線就會崩潰。克雷莫夫一輩子也沒有聽到過這麼多罵人的髒話。

朋友們、親近的助手、秘書、推心置腹的交談者都在蒐集他的一舉一動。他越想越害怕：「這是我對伊凡說的，只是對伊凡說過。」「我跟格里沙談過，我和格里沙從一九二〇年就相識。」「這話我和瑪什卡·海爾別爾說過，哎呀，瑪什卡呀，瑪什卡。」

他忽然想起偵訊員說的，他別想等葉尼婭送東西……這是他不久前在囚室裡和鮑戈列耶夫說的。直到現在還有人在填充克雷莫夫標本呢。

下午，給他端來一缽子湯。他的手抖得厲害，只好彎下頭去，就著缽子的邊兒喝湯，湯匙像敲鼓一樣碰得叮噹響。

「你喝起來像頭豬。」大尉陰沉地說。

後來又是一件大事：克雷莫夫要上廁所。他走在走廊裡的時候，已經什麼也不想了，可是，他站在便池前的時候又想了，想的是：幸虧把釦子剪掉了，要不然，手這樣發抖，褲襠還解不開，也扣不上呢。

時間又是一點一點地過去。戴著大尉肩章的國家勝利了。他的頭腦裡出現一團濃濃的灰霧。大概，猴子的頭腦裡就有這樣的霧。不再有過去和未來，不再有繫著小帶子的檔案夾。只有一個願望：把靴子脫下來，撓撓癢，睡一覺。

那個偵訊員又來了。

「您睡好了嗎？」大尉向道。

「領導不是睡覺，是休息。」偵訊員故意用教導的口吻說。他說的是很久以前軍隊裡的一句俏皮話。

「是的，」大尉說，「不過部下眼皮有些腫了。」

就像一個工人來接班，總要看看自己的車床，認真地和上一班工人交換一下意見，偵訊員就是這樣看了看克雷莫夫，看了看辦公桌，說：

「好啦，大尉同志。」

他看了看錶，從抽屜裡拿出檔案夾，解開小帶子，翻了翻檔案材料，很有興致、很帶勁兒地說：

「好吧，克雷莫夫，咱們繼續進行。」

於是他們又進行下去。

偵訊員今天問的是戰爭。他在這方面也知道很多很多：他知道克雷莫夫擔負的任務，知道一些團和集團軍的番號，能說出和克雷莫夫一起作戰的一些人的名字，知道克雷莫夫在政治部說過的一些話，知道他對將軍寫的文理不通的便條所提的意見。

克雷莫夫在前方所做的工作、在德軍炮火下做的一些報告、在撤退和艱難困苦的日子裡對士兵們的鼓舞——所有這一切一下子全不存在了。

他成了胡說八道的可憐蟲，成了兩面派，瓦解同志們的鬥志，把不信任和失望情緒傳染給他們。是德國偵察隊幫他越過前線以便繼續進行間諜和破壞活動，還有什麼可懷疑的嗎？

在重新開始審問的頭幾分鐘裡，睡足了覺的偵訊員那股精神勁頭兒也傳給了克雷莫夫。

「隨您怎樣，」他說，「我永遠不會承認自己是間諜！」

偵訊員朝窗外看了看：天已經開始黑了，他看不清桌上的材料了。

他開了檯燈，把藍色的窗簾放下來。

淒厲的、野獸般的叫聲從門外傳來，並且忽然斷了，沒有聲音了。

「好吧，克雷莫夫。」偵訊員說著，又在桌旁坐下來。他問克雷莫夫，是否明白，為什麼從來沒有提升過他的軍銜。他聽到的是不太明確的回答。

「所以嘛，克雷莫夫，您在前方一直是一名營級政委，可是您應該是一位集團軍甚至方面軍的軍委委員呀。」

他盯著克雷莫夫，沉默了一會兒，也許，第一次用一個偵訊員的目光看了看，得意地說：

「托洛茨基親口說過您的文章‘十分精彩’。如果這個壞蛋奪取了政權，您會升上很高的位子，‘十分精彩’——是開玩笑的嗎！」

「這就是王牌了，」克雷莫夫心想，「他把王牌打出來了。」

他以為，克雷莫夫會把一切都說出來了，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不過，這樣的問題也可以拿來問問斯大林同志。克雷莫夫同志和托洛茨基主義沒有任何關係，他一直反對托洛茨基的意見，一次也沒有贊成過。

最要緊的是脫脫靴子，躺下去，蹺一蹺腫脹的腿，睡一會兒，同時在睡夢中撓撓癢。可是偵訊員很親切地小聲說起來：

「為什麼您不願意幫我們的忙呀？難道問題在於，您在戰前沒有什麼罪行，在被包圍時沒有恢復關係，沒有秘密進行聯絡？……問題要嚴重得多，深刻得多。問題在於黨的新的方針。您要在新的鬥爭階段幫助黨。為此必須拋棄過去的一些見解。這樣的任務只有布林什維克能夠擔當。所以我要和您談談。」

「那就好吧，好吧，」克雷莫夫慢慢地、昏昏沉沉地說，「可以設想，我不自覺地成了敵視黨的觀點的代表。就算我的國際主義和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國家觀念相矛盾。就算我因為本性，在一九三七年以後和新的方針、新的人物格格不入。我願意承認，可以承認。不過，至於間諜，破壞……」

「還要這‘不過’幹什麼？您瞧，您已經走上正路，承認自己敵視黨的事業。難道形式有什麼意義？如果您承認了最根本的，還要您這個‘不過’幹什麼？」

「不，我不承認我是間諜。」

「就是說，您根本不想幫助黨。一談到問題，您就溜進樹林子裡，是這樣嗎？您是狗屎，真不識抬舉！」

克雷莫夫一下子跳起來，扯了一下偵訊員的領帶，然後用拳頭在桌上一擂，電話機裡有什麼東西叮噹響了一聲，又咕咕了兩聲。他用響亮的嗥叫聲叫了起來：

「你這狗崽子，壞蛋，當我領著人在烏克蘭，在布良斯克森林作戰的時候，你在哪兒呀？冬天我在沃羅涅日作戰的時候，你又在哪兒？你這壞蛋，到過斯大林格勒嗎？難道我對黨一點事情沒有做過嗎？你這副憲兵嘴臉，你就在這兒，在盧比揚卡保衛蘇維埃國家嗎？我在斯大林格勒不是保衛我們的事業嗎？你在上海的白色恐怖下呆過嗎？你這敗類，高爾察克匪幫打穿了我的左肩，還是打穿了你的左肩？」

然後，他被打了一頓。但不是像在方面軍特別科那樣乾脆利落地打在臉上，而是打得很講究，很科學，很有生理學和解剖學的素養。打他的是兩個穿著新軍裝的年輕人，他對他們喊著：

「你們這兩個壞蛋，應該把你們送到懲戒連去，把你們編進反坦克槍小組……兩個逃兵……」

他們自顧自打著，既不生氣，又不發狂。似乎他們打得不夠狠、不夠猛，但是這種打法很有些可怕，就像很平靜地說出的卑鄙話，往往格外可怕。

克雷莫夫的嘴裡流出血來，雖然一次也沒有打到他的牙齒，這血也不是從鼻子裡，不是從牙花子，不是從咬破的舌頭裡流出來的不像在阿赫圖巴那樣……這是從肺部深處流出的血。他已經不記得他在哪兒，不記得他是在做什麼……他上面又出現了偵訊員的臉。偵訊員指著掛在桌子上方的高爾基畫像，問：

「偉大的無產階級作家馬克西姆·高爾基說什麼來著？」

接著又像個教師似的用教導的口吻回答說：

「如果敵人不投降，就消滅他！」

然後他看到天花板上的電燈，看到一個佩戴窄小肩章的人。

「好吧，既然醫生認為沒事兒，」偵訊員說，「那就用不著休息了。」

一會兒，克雷莫夫又坐在桌前，聽著明白易懂的教導：

「咱們就這樣坐上一個星期，一個月，一年……咱們就來乾脆的：就算您沒有任何罪行，但我對您說什麼，您就全寫下來。這樣就不會再打您了。明白嗎？也許，特別會議會審判您，但是不會打您了——這是很重要的事。您以為，您捱打，我就舒服嗎？我們可以讓您睡覺。明白嗎？」

一個小時一個小時過去，談話還在進行著。似乎再沒有什麼能夠使克雷莫夫震驚，使他脫離昏昏沉沉的迷糊狀態。但是，他聽著偵訊員的一番新的說法，還是驚愕得半張開嘴巴，抬起頭來。

「所有這些事都是老早的事了，可能已經忘記，」偵訊員指著克雷莫夫的檔案材料說，「可是您在斯大林格勒戰役期間對祖國的可恥背叛行為，是不會被忘記的。有見證人，也有材料可以證實！您在被德軍圍困的‘6-1’號樓裡進行活動，瓦解戰士們的政治覺悟。您鼓動熱愛祖國的格列科夫背叛祖國，企圖動員他投向敵方，司令部和黨派您到這座樓房裡去擔任作戰政委，您辜負了司令部的信任，辜負了黨的信任。您進入這座樓房之後，擔當了什麼角色？竟做了敵人的間諜！」

快到天亮時候，又把克雷莫夫打了一頓。他覺得自己彷彿沉進溫暖的黑色牛奶中。又是那個佩戴窄小肩章的人擦著注射器的針頭，點了點頭。又聽見偵訊員說：

「既然醫生認為沒關係，就沒什麼。」

他們面對面坐著。克雷莫夫看著對方的疲憊的臉，覺得奇怪的是，痛恨的心情消失了：難道是他曾經抓住這個人的領帶，想把這個人勒死？現在克雷莫夫心中又出現了同這個人的親近感。桌子已經不能把他們分開，坐在一起的是兩個同志，兩個苦命人。

克雷莫夫忽然想起那個槍斃以後沒死、穿著血糊糊的襯衣從夜晚的秋日原野回到方面軍特別科的人。

「這也是我的命運，」他想道，「我也無處可去。已經晚啦。」

後來他又要求上廁所，後來昨天的那個大尉又來到，把窗簾拉起，把燈熄了，抽起煙來。

於是克雷莫夫又看到白天的亮光，陰森森的，好像不是來自太陽，來自天上，而是來自內部監獄的灰色磚牆。

四十四

幾張床全空著，另外三個人也許搬到別的囚室去了，也許他們都在受審。

他被打得皮開肉綻，失去自制力，帶著被遺棄的人生躺在床上，腰部疼得非常厲害，好像他的腎被打壞了。

在人生毀滅的痛苦時刻，克雷莫夫懂得了女人愛情的力量。妻子！只有她珍愛這個被無情的鐵腳踐踏得血肉模糊的人。他渾身是血，她會給他洗腳，給他梳理蓬亂的頭髮，她看著他的失神的眼睛。他的心靈被傷害得越厲害，世上的人越是厭惡他、瞧不起他，她就越是覺得他可親可愛。她跟在汽車後面跑，她在庫茲涅茨橋站隊，在勞改營鐵絲網外面等候，她一心想著給他送幾塊水果糖、幾頭大蒜，她在煤油爐上給他烙糖餅，她願意花費幾年的時間，為的是哪怕跟他見半個小時的面……

不是所有睡過覺的女子，都能跟妻子一樣。

他因為絕望得像挨刀割一樣，就也想喚起另一個人的絕望。

他想好了一封信的開頭幾句：

「你聽到這事會十分高興的，不是因為我被抓了起來，而是因為你已經離開我了，你可以感謝你那耗子般的本能，使你離開了下沉的船……我是一個人……」

眼前閃過偵訊員桌子上的電話機……一頭健壯的公牛打他的腰，打他的腋下……大尉拉起窗簾，把燈熄了……檔案材料沙沙響著，他在沙沙聲中漸漸入睡……

忽然有一根燒得紅紅的、彎彎的錐子扎進他的頭蓋骨，似乎他的腦子發出焦糊味：是葉尼婭·尼古拉耶芙娜告密，出賣了他！

十分精彩！十分精彩！這是有一天早晨在茲納緬卡，在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辦公室裡對他說的話……那個尖下巴胡、戴著光閃閃的夾鼻眼鏡的人看過克雷莫夫的文章，就很親切地小聲說了這話。他記得：那天夜裡他對葉尼婭說，黨中央把他從共產國際召回，讓他在政治出版社主編一本書。「當年也算一個人物呀。」他想道……就是那天夜裡他對葉尼婭說，托洛茨基看了他的文章《革命與改良——中國與印度》，說：「十分精彩。」

說這話的時候沒有旁人在場，他也沒有對任何人轉述過，只是對葉尼婭說了說，這就是說，偵訊員是從她嘴裡聽說的。是她告密的。

他再不覺得已經有七十個小時沒有睡覺，他似乎已經睡足了。是強迫她的？反正還不是一樣。同志們，米哈伊爾·西多羅維奇，我完了！把我弄死了。不是手槍子彈、不是拳頭把我打死的，不是死於不能睡覺。是葉尼婭把我弄死的。我來寫供狀，什麼都承認。有一個條件：你們要說明，是她告密的。

他從床上爬下來，用拳頭擂起門來，值班守衛馬上就朝小孔裡窺視，他朝守衛喊道：

「帶我去見偵訊員，我什麼都招認。」

值班班長走來，說：

「別吵鬧，等什麼時候提審，您招認好啦。」

他不能一個人待在這兒。還不如捱打，昏迷過去。既然醫生認為沒事兒……

他一瘸一拐地走到床邊，當他覺得再也經受不住精神上的痛楚，當他覺得頭腦就要碎裂，覺得好像有成千上萬的碎片往心裡、喉嚨裡、眼睛裡直鑽的時候，他明白了：葉尼婭不可能告密！於是他咳嗽起來，哆嗦起來：

「原諒我，原諒我吧。我沒有福氣跟你在一起，這怪我，不怪你。」

自從捷爾任斯基踏進這座樓房裡來，這裡的人從來沒有體會過的美妙感情來到他心中。

他醒了過來。一頭貝多芬式亂髮的大塊頭卡茨涅林鮑肯坐在他的對面。克雷莫夫對他笑了笑，他那低低的肥厚的額頭皺了起來。克雷莫夫明白，卡茨涅林鮑肯認為他的笑是精神失常的表現。

「我看見了，他們打得您很厲害。」卡茨涅林鮑肯指著克雷莫夫血糊糊的衣服說。

「是的，打得挺厲害，」克雷莫夫歪著嘴回答說，「你們怎麼樣？」

「我上醫院去逛了逛。他們兩個都走了：特別會議又判了德列林格十年，就是說，一共是三十年了；鮑戈列耶夫轉到別的囚室去了。」

「啊……」克雷莫夫說。

「您說說吧。」

「我在想，」克雷莫夫說，「到了共產主義社會，新的克格勃會秘密蒐集人的一切好的行為，蒐集每一句好話。那時的諜報人員會在電話裡竊聽一切和忠誠、正直、善良有關的言論，並且在書信裡尋找，從公開的談話裡提煉，把一切好的彙集到盧比揚卡來，歸入檔案。光蒐集好的！這兒將增強人的信心，而不是像現在這樣摧毀人的信心。第一塊基石是我砌的……我相信，我勝利了，告密、謊言沒有把我制服，我相信，我相信……」

卡茨涅林鮑肯漫不經心地聽他說著，插話說：

「這話都很對，將來會這樣的。不過應該補充的是，編成這種美好的檔案之後，會把您弄到這大樓裡來，還是要槍斃。」

他用問詢的目光看了看克雷莫夫，怎麼也無法理解，克雷莫夫那土黃色的臉，那凹下去又腫起來的眼睛，那帶著黑色血印子的下巴，為什麼在幸福而安詳地笑著。

四十五

保盧斯的副官亞當斯上校站在開啟的手提箱前面。

保盧斯的勤務兵裡特爾蹲著，在地上鋪了報紙，把所有內衣放在報紙上，在挑揀著。

夜裡，亞當斯和裡特爾在元帥的辦公室裡燒檔案，燒掉了保盧斯親自用的大地圖，本來亞當斯認為那是神聖的戰爭遺物。

保盧斯一夜沒有睡。他早晨也沒有喝咖啡，冷漠地看著亞當斯在忙活。他不時地站起來，跨過放在地上等待焚燒的一摞摞檔案，在房子裡走一走。用麻布裱過的一些地圖燒得很不痛快，把爐條堵塞起來，裡特爾不得不用爐鉤一再地清理爐膛。

每一次裡特爾開啟爐門，元帥都要把手伸到爐口。亞當斯把軍大衣披到元帥的肩上。但是元帥不耐煩地動了動肩膀。於是亞當斯又把大衣掛到衣架上。

也許，元帥此時已經看到自己在西伯利亞的俘虜營裡：他和士兵們一起站在火堆前烘手，前前後後都是空曠的荒野。

亞當斯對元帥說：

「我叫裡特爾往您的提箱裡多裝一些厚實的內衣。我們小時候想象的最後審判與事實不符：既不會有火，也不會有火炭。」

這天夜裡施密特將軍來過兩次。電話線被切斷了，電話機不響了。

自從被包圍的那一刻起，保盧斯就明白，他率領的軍隊不能在伏爾加河上繼續作戰了。

他看出來，當初保證他夏季攻勢勝利的一切條件——戰術、心理、氣象、技術，都在往不利的方向變化，正數已變為負數。他向希特勒要求：第六集團軍應當協同曼施坦因在西南方衝破包圍圈，開闢一條通道，把部隊帶出去，並且做好思想準備，大部分重武器只好丟下。

十二月二十四日葉廖緬科的部隊在麥紹夫卡河地區給予曼施坦因部隊以重創之後，任何一個步兵營營長都清楚了，在斯大林格勒進行抵抗是不行的。不清楚這一點的只有一個人。他把第六集團軍改為方面軍前哨，即從白海到捷列克河的方面軍。他宣佈第六集團軍是斯大林格勒的堡壘。可是第六集團軍司令部裡的人卻說，斯大林格勒已經變成戰俘集中營。保盧斯又通過加密電報報告說，有一些有利於突圍的條件。他等待著可怕的怒火爆發，因為還沒有人敢於兩次反對最高統帥的意圖。他聽說過，希特勒曾經扯掉龍德施泰特元帥胸前的騎士十字勳章，在場的布勞希奇嚇得心臟病都發作了。和元首是開不得玩笑的。

元月三十一日，保盧斯終於收到了回電：授予他元帥軍銜。他又做了一次嘗試，想說明自己的正確，得到的是帝國的最高勳章——帶有橡樹葉的騎士十字勳章。

他漸漸意識到，希特勒已經開始拿他當死人對待了——這等於死後追授元帥軍銜，死後追授帶橡樹葉的騎士十字勳章。他現在只有一樣用處：創造英勇抵抗的領導者的悲劇形象。國家宣傳機構已經把他率領的幾十萬人宣揚為聖徒和受難者。這些人還活著，在煮馬肉，在捕殺斯大林格勒最後的一些狗，在野地裡逮烏鴉，捉蝨子，把爛紙卷在紙裡當煙抽，可是這時候國家的廣播電臺卻為這些未死的英雄播放雄壯的哀樂。

他們還活著，在呵凍紅了的手指頭，他們的鼻孔裡還流著鼻涕，他們的頭腦裡還閃著一個一個的念頭，想吃，想偷，想裝成病人，想投降做俘虜，想上地下室裡和蘇聯娘們兒親熱親熱，可是這時候國家的兒童合唱隊和少女合唱隊已經在廣播裡唱：「他們死了，為的是德國的生存。」似乎他們的罪惡而美好的生命能夠復活，國家就一定滅亡。

一切正如保盧斯預言的。

他懷著無比難過的心情，感覺自己斷言軍隊會毫無例外地全部完蛋是說對了。他從自己的軍隊的完蛋中也不由自主地產生一種奇怪的滿足，感到自己的高明。

在節節勝利的日子裡被壓制下去、驅趕出去的一些念頭又進入腦際。

凱特爾和約德爾把希特勒稱為「神聖的元首」。戈培爾說，希特勒的悲劇就在於，他在戰爭中不可能遇到與之匹敵的天才統帥。蔡茨列爾則說，希特勒曾要求他把戰線拉直，因為彎曲的戰線有損他的美感。那麼，就像神經錯亂、神經衰弱似的不肯進攻莫斯科，又算什麼呢？那麼，那一次突然變得優柔寡斷，下令停止進攻列寧格勒，又算什麼呢？他的堅決抵抗的狂熱戰略的基點是：害怕失去威望。

現在一切都完全明朗了。

但是正是完全明朗才可怕。他可以不服從命令！當然，元首會處死他的。但是他可以救活許多人。他在很多人的眼裡看到了責難的神氣。他可以，可以挽救軍隊！他怕希特勒，怕丟掉性命！保安總部駐集團軍司令部的最高代表哈爾布前幾天在飛往柏林的時候，用含糊的語言對他說，即使在德國這樣的民族中，元首也是太偉大了。是的，是的，噢，當然。

全是矯揉造作的腔調，全是虛誇腔調。

亞當斯開啟收音機。從噼啪的雜音中出現了音樂聲：德國在為斯大林格勒的死者舉行安魂祈禱。音樂聲中隱藏著一股特別的力量。也許，對於民族，對於未來的許多戰役來說，元首創作的神話比起拯救挨凍捱餓挨蝨子咬的許多人更為重要。也許，你在閱讀條令、安排戰鬥時間表、觀看作戰地圖的時候，並不瞭解元首的邏輯。

可是，也許，在希特勒為第六集團軍設計的受難光環中，會出現保盧斯及其軍隊的新生，他們在未來德國的新命運。

在這方面起作用的不是鉛筆、計算尺和計算器。起作用的是一位奇怪的軍需將軍，他有另外的計算標準，有另外的儲備。

亞當斯呀，親愛的亞當斯，忠實的亞當斯，要知道，一個具有極高的精神氣質的人總是必然有所懷疑的。只有那些目光短淺、永遠覺得自己正確的人才會凌駕於世界之上。氣質高尚的人不會凌駕於國家之上，不會做出什麼偉大的決定。

「他們來了！」亞當斯叫起來。他吩咐裡特爾：「拿開！」於是把開啟的提箱推到一邊，又抻了抻自己的軍服。

胡亂放進提箱裡的元帥的襪子後跟上有窟窿，裡特爾緊張焦急起來，不是怕性子焦躁的保盧斯穿到破襪子，而是怕不懷好意的蘇聯人的眼睛看見這襪子上的窟窿。

亞當斯站著，把兩手放在椅背上，揹著馬上就要開啟的門，用鎮靜、關切、愛護的目光看著保盧斯，他覺得，元帥的副官就應該這樣。保盧斯多少挺了挺身子，不靠在桌子上，把嘴唇緊緊閉起。就是在此刻元首也希望他演戲，於是他準備演戲。

門就要開了，黑暗的地下室的這個房間就會對大地上活著的人起重要作用。痛苦和焦慮過去了，只剩下懼怕，怕的是，推門的不是也準備演出盛大的話劇的蘇軍指揮部的代表，而是習慣了輕輕釦自動槍扳機的勇猛的蘇軍士兵。還有一種擔心未來的念頭：等演戲一收場，人的生活就要開始了，是什麼樣的生活呢，上哪兒呢，是上西伯利亞，進莫斯科的監獄，還是進集中營的棚屋？……

四十六

夜裡，伏爾加東岸的人看到，斯大林格勒的天空被五彩繽紛的訊號彈映照得通明。德軍投降了。

就在這天夜裡，不少人從伏爾加東岸朝斯大林格勒湧去。因為到處都在傳說，留在斯大林格勒的居民最近一個時期餓壞了，所以士兵和軍官們以及伏爾加艦隊的水兵們紛紛帶著麵包和罐頭來了。有些人還帶著酒和手風琴。

但是很奇怪，這些不帶武器，在夜裡最先來到斯大林格勒計程車兵，在把麵包交給城市保衛者，又擁抱又接吻的時候，卻好像很傷心，既沒有笑，也沒有唱歌。

一九四三年二月二日早晨，霧氣沉沉。伏爾加河面融化的冰凌和冰窟窿冒著騰騰的水氣。在炎熱的夏日和寒冷的北風天裡一樣陰沉的荒涼草原上升起了太陽。乾乾的雪在又平又廣闊的原野上飛馳，時而捲成圓柱，旋成雪輪，時而突然失去動力，落了下來。東風的腳掌留下一處處腳印：刺草吱吱作響的莖上圍了雪領子，溝坡上留下一道道雪的波紋，露出光禿的泥土，一個個小土包露出禿頂……

站在斯大林格勒的河岸上看去，跨過伏爾加河的人們好像是從草原的霧中冒出來的，好像他們都是嚴寒和冷風塑成的。

他們來斯大林格勒無事可幹，領導沒有派他們來，這兒的戰事結束了。是他們自己要來。有紅軍士兵、修路工人、麵包師傅、參謀人員、馭手、炮兵、前方被服廠的裁縫、修理車間的電工和機械工。和他們一起過伏爾加河、爬岸坡的有裹著圍巾的老頭子，有穿軍裝棉褲的老太婆，有些小男孩和小姑娘還拖著小小的雪橇，上面裝著包袱和枕頭。

這座城市發生了奇怪的事情。汽車喇叭聲響了起來，拖拉機的發動機開始轟鳴，喧鬧的人們拉著手風琴的人走在街上，跳舞的人的氈靴踩得積雪越來越結實，士兵們歡叫，大笑。可是城市沒有因此活過來，城市好像死了。

幾個月之前斯大林格勒就不再過自己的正常生活了：市裡的學校、工廠、女裝商店、業餘劇團、市公安局、託兒所、電影院，一個一個地關閉了。

在燒遍各街區的大火中誕生了一座新的城市——戰時的斯大林格勒。戰時城市有自己的街道和廣場佈局，有自己的地下建築、自己的街道交通規則、自己的商業網、自己的工廠車間、自己的手工業、自己的墳地、酒吧間、音樂廳。

每一個時代都有自己的世界名城。它是時代的靈魂，時代的意志。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全人類的重要時代，在這一時代的一定時期內斯大林格勒成為世界性的城市。它成為人類的思想和激情。許多工廠為它加工產品，許多報刊為它報導，許多議會領袖為它發表演說。但是，當成千上萬的人從草原上來到斯大林格勒，空曠的街道上到處是人，第一批汽車的馬達聲響起來的時候，這座戰時的世界名城就不再存在了。

這一天的報紙報道德軍投降的詳細情形。歐洲、美洲、印度的人都知道了，保盧斯元帥是怎樣從地下室裡走出來，在舒米洛夫將軍的第六十四集團軍司令部裡怎樣對德國的將軍們進行了初步審訊，保盧斯的參謀長施密特將軍穿的是什麼樣的衣服。

這時候，世界大戰的首城已經不存在了。希特勒、羅斯福、丘吉爾的眼睛已經在尋找世界大戰的新的集中點。斯大林用手指頭敲著桌子，問總參謀長，要把斯大林格勒的部隊從現在已成為後方的地區調往新的集結地區，交通工具是否夠用。戰時的世界名城，儘管還到處是能征慣戰的將軍和巷戰的高手，還到處是武器、作戰地圖、交通壕，可是已經不再存在了，它開始踏上新的生活軌道，這生活軌道靠今日的雅典和羅馬開闢。歷史學家、陳列館解說員、教師和總是感到寂寞的中學生已經不知不覺漸漸成為城市的主人。

一座新的城市漸漸誕生。這是一座勞動和日常生活的城市，有工廠、學校、託兒所、公安局、戲院、監獄。

薄薄的雪掩蓋了往火線上輸送彈藥和麵包、搬運機槍、抬送粥桶的小路，也掩蓋了狙擊手、觀測員、截聽員進入自己秘密的石頭小屋的彎彎曲曲的隱蔽小道。

薄薄的雪掩蓋了聯絡員從連裡跑向營裡的道路，掩蓋了巴秋克師前往班內伊山溝、肉類聯合加工廠和水塔的道路……

薄薄的雪掩蓋了這座偉大城市的居民去向鄰居要黃煙、喝幾杯生日酒，上地下澡堂裡洗澡，打牌，上鄰居家去嘗酸白菜的道路；掩蓋了他們走親訪友，去找鐘錶匠、打火機修理人、裁縫、手風琴手、倉庫管理員的道路。人們在鋪設新的道路。

人們走路不再緊貼著斷垣殘壁，不再繞來繞去躲著走。

像網一般的戰時的大路、小道都蓋上了薄薄的雪，在這蓋了雪的總長有百萬公里的道路上，沒有一個新鮮腳印。

一層薄雪上面，很快又蓋上一層，雪下的小路模糊不清了，完全消失了……

這座世界名城的老居民有一種說不出的幸福和空虛感。保衛斯大林格勒的人卻產生了一種奇怪的苦惱。

城市空了。集團軍司令、各步兵師師長、民兵波里亞科夫老頭子、士兵格魯什科夫都感覺到這種空虛。這種感覺是不應該有的，難道可以因為大戰勝利、再沒有死亡而產生苦悶？

不過事實就是這樣。司令員桌上裝在黃黃的皮套子裡的電話機不響了，機槍護罩上積起了雪領子，炮隊鏡和射擊孔都落滿了雪；磨破和起了毛的平面圖和地圖從圖囊轉入軍用包，又從軍用包轉入一些排長、連長、營長的手提箱和行李包……一群一群的人在炮火摧毀的房屋中間走來走去，擁抱，呼喊「烏啦」……人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小夥子們多麼好啊，又勇猛，又單純，又善良，我們穿的是棉襖，戴的是棉帽，你們穿戴都跟我們一樣。我們都幹了不少事，想想我們乾的是什麼事，都覺得可怕。我們把世界上最有分量的東西抬高了，把真理抬到了歪理之上，你倒是試試看……以前那是在童話裡說的，現在可不是童話。」

全是鄉親：有的是庫波羅斯山谷來的，有的是班內伊山谷來的，有的是從水塔附近來的，有的是「紅十月」工廠的，有的是馬馬耶夫岡來的，和他們在一起的還有市中心的居民，有原來住在察裡津河邊的，住在碼頭區的，住在油庫附近的坡下的……他們又是主人，又是客人，他們自己向自己祝賀，冷風吹得舊鐵皮叮噹作響。有時他們向空中放幾槍，有時拉響一顆手榴彈。他們見了面就拍肩膀，有時還擁抱，用冰冷的嘴唇接吻，過後又不好意思地、快活地罵兩聲……他們一齊從地下冒出來，有鉗工、旋工、農民、木匠、挖土工人，他們打退了敵人，他們重犁了石頭、鋼鐵、泥土。

世界名城與其他城市的不同，不僅在於人們都感覺到它與全世界的工廠與土地都有聯絡。

世界名城與眾不同，在於它有靈魂。

戰時的斯大林格勒就有靈魂。它的靈魂就是自由。

反法西斯戰爭的首城變成了無聲無息、冰冷的瓦礫場，戰前蘇聯這個工業與港口州城不存在了。

十年之後，這兒將有成千上萬的囚徒築起雄偉的大壩，建起世界上一流的國家級大水電站。

四十七

一名德國士官在掩蔽所裡醒來，不知道已經投降，因此出了一件事情。他開了一槍，打傷了薩德涅普盧克中士。這事引起蘇聯人的憤怒。他們正監視著一個個德國兵從倉庫裡走出來，把槍支丟進叮叮噹噹響著、越來越大的槍支堆裡。

俘虜們走著，儘量不朝兩邊看，表示他們的眼睛也做了俘虜。只有滿臉黑白鬍茬計程車兵施密特在走出來的時候，微微笑著打量著蘇軍士兵們，似乎相信會看到一張熟悉的臉。

昨天剛從莫斯科來到斯大林格勒方面軍司令部的微微有些酒意的菲裡莫諾夫上校，和他手下的一名翻譯站在一起，他們在這個受降點負責接受維格列爾將軍的師投降。

菲裡莫諾夫的軍大衣上佩戴著新的金色肩章，帶有紅色鑲邊和黑色絛帶，在斯大林格勒的營長、連長們那骯髒、煙熏火燎的軍裝棉襖和皺皺巴巴的暖帽當中，在德國俘虜那同樣骯髒、同樣經受了煙熏火燎、同樣皺皺巴巴的衣帽當中，顯得格外突出。

昨天他在軍委的食堂裡說，在莫斯科的軍需總庫裡儲存著很多金線，本來是為沙俄的軍隊做肩章用的，他的朋友們都認為，弄到用這種優質的舊材料做的肩章是很大的幸運。

在響起槍聲，受了輕傷的薩德涅普盧克叫起來的時候，上校大聲問道：

「是誰開槍，怎麼一回事兒？」

有好幾個聲音回答說：

「是一個糊塗蟲，一個德國人。已經把他結果了……他好像還不知道……」

「怎麼不知道？」上校叫道。「這個壞蛋，他覺得我們流的血還少吧？」

他對擔任翻譯的高個子猶太裔政治指導員說：

「把他們的長官給我找出來。他這個壞蛋頭兒，應該為這一槍負責任。」

這時候上校發現了士兵施密特那微微笑著的大臉，便叫起來：

「這壞蛋，又打傷了一個，你高興，是不是？」

施密特不明白，為什麼他非常想表示好意的笑竟引起這位蘇聯首長的喝叫，等到似乎和這聲喝叫毫無聯絡的手槍聲響過，他已經什麼也不明白，踉蹌一下，便倒在後面跟上來計程車兵腳下。他的屍體被拖到一旁，他側身躺著，認識他的人和不認識他的人一個一個從他身旁走過。後來，等俘虜們走光了，孩子們也不怕死人，爬進空了的倉庫和掩蔽所，在木板床上起勁兒蹦跳起來。

菲裡莫諾夫上校這時候在檢視一名營長的地下室，他讚歎這裡面的一切都搞得很牢固、很舒服。一個士兵把一名目光鎮靜而明亮的年輕德國軍官帶到他面前，翻譯說：

「上校同志，這是中尉列納爾德，是您吩咐帶來的。」

「是哪一個？」上校驚訝地問。因為他覺得這名德國軍官的臉很討人喜歡，又因為他生平第一次幹了殺人的事心裡很不是滋味，就說：

「您把他帶到集中點，不要出什麼事兒，您要親自負責，讓他活著走到那兒。」

最後審判日快完了，被槍殺的德國兵臉上的笑容已經不見了。

四十八

方面軍政治部第七科軍事翻譯組組長米海洛夫中校，負責押送被俘的元帥前往第六十四方面軍司令部。

保盧斯走出地下室，沒有理會蘇聯的官兵。官兵們都用十分好奇的目光打量著他，估價他那從肩到腰鑲著綠皮的元帥軍大衣和灰色兔皮帽。他昂首闊步地走過去，也不看斯大林格勒的一片瓦礫，徑直走向等待著他的司令部的吉普車。

米海洛夫在戰前常常參加外交方面的接待，所以他和保盧斯在一起應付自如，一眼便能分清冷淡的恭敬與不必要的殷勤。

米海洛夫和保盧斯並肩坐著，注視著他的面部表情，等待著元帥先開口說話。這位元帥的表現和他參與預審的其他將軍的表現很不一樣。

德軍第六集團軍參謀長用慢條斯理的懶洋洋的聲音說，災難是羅馬尼亞人和義大利人造成的。長著鷹鉤鼻的濟克斯特·馮·阿爾尼姆中將陰沉地晃盪著獎章，補充說：

「不僅是加里波第和他的第八集團軍，還有俄羅斯的寒冷，再加上糧食和彈藥不足。」

佩戴著騎士鐵十字勳章和五次負傷獎章的白髮蒼蒼的坦克軍軍長施列麥爾打斷這場談話，要求保留他的提箱。於是大家都開口了，不論是溫和地笑著的醫務部長里納爾多將軍，還是臉上帶有刀傷疤的陰沉的坦克師師長柳德維克上校。保盧斯的副官亞當斯上校丟掉了盥洗用品的箱子，特別激動，他張著兩隻手，搖晃著腦袋，豹皮帽的兩隻帽耳也搖晃著，就像剛從水裡出來的一條良種狗。

他們又成了人，但還是沒有怎麼變好。身穿整潔的白色小皮襖的汽車司機小聲回答米海洛夫吩咐開慢一些的話：

「是，中校同志。」

他想等到戰後回家之後，對司機弟兄們說說保盧斯的情形，誇耀一番：

「當年我開著汽車押送保盧斯元帥的時候……」

此外，他還想把汽車開得有點兒與眾不同，好讓保盧斯想：

「瞧，蘇聯司機，技術真是一流的。」

在戰場上待久了的人，看到蘇聯人和德國人一個挨一個地混雜在一起，覺得有點兒不可思議。一組組快活計程車兵在搜尋地下室，爬進自來水管道，把德國人趕到寒冷的地面上。

蘇軍士兵在空場上、街道上用推拉和吆喝對德軍重新進行整編：把不同兵種計程車兵排成一列列行軍縱隊。

德國人看著一隻只緊握武器的手，乖乖地走著，儘可能不打趔趄。他們這樣乖，不僅是因為他們害怕蘇聯人的手指頭可以輕輕地扣一下扳機。勝利者有一股威風，有一股令人昏迷、令人難受的勁頭兒迫使人們服從。

送元帥的汽車向南開去，俘虜隊迎著汽車走來。宏亮的揚聲器大聲叫著：

昨日里我出發遠端，姑娘在門口揮頭巾相送……

兩個人架抬著一名傷病員。被抬的人用蒼白的髒手摟著他們的脖子。於是兩顆頭幾乎挨在一起，在他們之間的是一張毫無生氣的臉和火辣辣的眼睛。

四名士兵用被子從地下室裡抬出一名傷員，一堆堆青黑色的鋼鐵武器堆在雪地裡，就像一個個去了穗的鋼鐵麥秸垛。

戰士們鳴槍致敬——將一名犧牲的紅軍戰士葬入墳墓。

旁邊橫七豎八地躺著德國人的屍體，是從醫療隊的地下室裡拖出來的。羅馬尼亞士兵戴著貴重的黑白兩色皮帽，哈哈笑著，揮著手，嘲笑活著的和死去的德國人。

一隊隊俘虜從苗圃方向，從察裡津、從專家公寓走來。他們走的是一種很特別的步子，那正是失去自由的人和動物走的步子。受輕傷和凍傷的人拄著棍子和燒糊的木板條子。他們走著，走著。似乎所有的人只有一張青灰色的臉，所有的人只有一雙眼睛，所有的人只有一副痛苦與煩惱的表情。

真奇怪！在他們當中竟有那麼多小個子、大鼻子、低額頭，長著可笑的兔子嘴和麻雀般小頭的人。竟有那麼多黑皮膚的阿利安人，滿臉粉刺、膿皰、雀斑。

這是一些不漂亮的弱者，這都是媽媽生的、媽媽疼愛的人。那些大下巴、翹嘴唇、淺色頭髮、白淨臉皮、挺著胸脯的惡徒和民族似乎消失了。

多麼奇怪，這一群群由媽媽生養的不漂亮的人和一九四一年秋天德國人用樹條和棍子趕往西邊集中營的那些俄羅斯媽媽生養的苦難的不幸人群，如同兄弟般相像。在倉庫和地下室那邊，不時地響起手槍的聲音，向冰封的伏爾加河移動的人群就像一個人一樣，全都懂得這槍聲的意義。

米海洛夫中校看著跟他坐在一起的元帥。司機也在反光鏡裡看著。米海洛夫看到的是保盧斯的痩長的臉頰，司機看到的是他的額頭、眼睛和閉得緊緊的嘴巴。

他們的汽車擦過炮筒朝天的大炮，擦過正面帶有十字標的坦克，擦過帆布篷在風中拍打的載重汽車，擦過裝甲運輸車和自行火炮。

第六集團軍的鋼鐵軀體、它的肌肉都凍進了土裡。人群在旁邊慢慢移動著。似乎人群也會停住，也會凍住，凍進土裡。

米海洛夫、司機和一名押解士兵都在等待著保盧斯，等著他呼喚、轉頭。但是他卻不作聲。真不明白他的眼睛在看什麼，不明白他的眼睛給他的心靈帶來什麼。

保盧斯是不是怕他手下計程車兵看見他，還是希望他們看見他？

忽然保盧斯向米海洛夫問道：

「請您告訴我，什麼叫馬合煙？」

米海洛夫聽到這個突如其來的問題，還是不明白保盧斯在想些什麼。元帥操心的，是希望每天有湯喝，有煙抽，睡得暖和。

四十九

一座二層樓的地下室，原是德國秘密警察戰地派出機構的駐地。有一些德軍俘虜正從裡面往外抬蘇聯人的屍體。

有些婦女、老頭子、小孩子不顧寒冷，站在哨兵旁邊，注視著德國人把屍體放到凍實的土地上。

大部分德國人帶著木然的神情，他們慢騰騰地走著，無可奈何地呼吸著死屍的氣味。

其中只有一個穿軍官大衣的年輕人，用骯髒的手帕裹著鼻子和嘴巴，像馬抽搐似的不住搖晃著頭，就好像有馬蠅在咬。他的眼睛流露著痛苦得快要發瘋的神情。

俘虜們把擔架放在地上，先不忙著把屍體抬下來，而是要站在旁邊思索一會兒。因為一些屍體的胳膊和腿被砍下來了，所以要看看哪一條胳膊或腿是哪一具屍體上的，好把胳膊、腿與身子擺放在一起。大部分死者半裸著身子，穿著內衣，有的穿著軍褲。有一具屍體完全光著身子，嘴大張著，好像在叫喊，肚皮貼到脊樑上，陰部有紅紅的毛，兩條腿細細的。

很難設想，這些嘴巴和眼窩都成了大窟窿的屍體不久前還是有名有姓、有家的活人，不久前還在說：「親愛的，好姑娘，吻吻我吧，你看看我，不要把我忘了。」還盼望能喝到一杯酒，還在抽菸。

顯然，只有裹著嘴巴的軍官能感覺到這一點。

但偏偏是他讓站在地下室門口的婦女們特別氣憤，她們都很留心地注視著他，而漫不經心地看著其餘的戰俘，其中有兩個人穿的大衣上還帶著撕掉了黨衛軍標誌留下的新鮮印子。

「哼，你還噁心呢。」一個領著小孩子的矮個婦女注視著那名軍官，嘟噥說。

穿軍官大衣的德國人感覺到一位蘇聯婦女那種緩慢而沉重的目光在他身上的壓力。仇恨的感情一旦產生，就要尋找而且一定要找到著力點，就好比凝聚在森林上空雷雨雲層裡的電力，盲目地尋找轟劈的樹木，是不會找不到的。

和穿軍官大衣的德國人抬一副擔架的是一名小個子士兵，脖子上纏著方格毛巾，腿上裹著麻袋片，用電話線扎著。

一聲不響地站在地下室門口的人的目光是很不和善的，所以德國人一進入黑沉沉的地下室就覺得輕鬆，而且都不急著走出來，寧願在黑暗裡聞臭氣，不願到新鮮空氣裡去見陽光，每次德國人帶著空擔架朝地下室裡走去，都能聽到他們已經熟悉的俄羅斯人的罵聲。

俘虜們在向地下室走的時候，並不加快腳步，因為他們本能地感覺到，他們只要一有什麼急促的動作，人群就會撲向他們。穿軍官大衣的德國人叫了起來，哨兵生氣地說：

「你這小子，有什麼意見，你怎麼，要是那個德國佬倒下去，你替他抬嗎？」

德國兵在地下室裡議論起來：

「捱罵的暫時還只有這位中尉。」

「你可注意那個娘們兒，一個勁兒地看著他呢。」

在地下室的黑暗處有一個聲音說：

「中尉，哪怕這一次您就留在地下室裡。要不然他們一收拾您，我們也要遭殃。」

中尉用含含糊糊的聲音嘟噥說：

「不，不，不能躲，這是最後的審判。」

他又對自己的搭檔說：

「走吧，走吧，走吧。」

這一次從地下室裡往外走，中尉和他的搭檔走得比一般多少快一點兒，因為抬的屍體輕些。他們抬的是一個未成年的姑娘。屍體已經蜷縮，乾癟，只有那散亂的亮閃閃的頭髮保持著青春的小麥色的美，披在死掉的鳥兒般可怕的黑褐色小臉周圍。人群輕輕地啊呀了一聲。

那個矮矮的娘們兒尖聲叫起來，叫聲就像一把寒光閃閃的刀子，插進寒冷的空中。

「孩子呀！孩子呀！我的孩子呀！」

這一聲聲對別人的孩子的呼叫震動了人群。這個婦女梳理起死人頭上那尚帶有燙髮痕跡的頭髮。她注視著那張臉和僵了的歪嘴唇，她同時看到的又是這可怕的容貌，又是活潑、可愛，曾經在襁褓裡對著她笑的那張臉兒，只有當媽媽的才會這樣。

這個婦女站起身來。她朝那個德國人走去。大家都看到了這一點。她的眼睛看著他，同時在地上尋找沒有跟其他磚頭凍在一起的磚頭，尋找她那有病痛的、因為乾重活兒和被冷水、開水、鹼水弄傷了的手拿得起來的磚頭。

哨兵感覺到不可避免要出事情，但也無法制止這個婦女的行動，因為她比他和他的自動步槍更剛強有力。德國俘虜們的眼睛也都不能離開她，孩子們也都聚精會神地、急切地看著她。

可是這個婦女什麼也看不見了，只看到那個裹著嘴巴的德國人的臉。她自己也不明白她是怎麼一回事兒，她帶著一股力量，這股力量支配著周圍的一切，她自己也受這股力量支配著，在自己的棉襖口袋裡摸到昨天一名紅軍戰士給她的一塊麵包，把麵包遞給那個德國人，說：

「給你，你拿著，吃吧。」

後來她自己也不明白，怎麼會有這種事兒，為什麼她要這樣。她一生中有過許多受氣、絕望、懊惱的時刻：她和誣賴她偷油的鄰居吵架，被不願聽她家長裡短地告狀的區蘇維埃主席從辦公室裡趕出來，兒子結婚後把她從正屋裡攆出來，懷孕的兒媳婦罵她老娼婦。每到這種時刻，她總是傷心得不得了，連覺也睡不著。後來有一天夜裡她躺在床上，想起了這個冬天的早晨，也是又傷心又懊惱，心想：「我過去傻，現在還是傻。」

五十

諾維科夫的坦克軍軍部開始收到各旅旅長報來的令人不安的情報。偵察隊發現了德方沒有參加過戰鬥的新的坦克部隊和炮兵部隊，顯然敵人是從大後方調來了後備兵力。

這些情報使諾維科夫擔心起來：先頭部隊在推進，不能保障兩翼，如果敵人切斷了為數不多的幾條冬季道路，坦克就得不到步兵的支援，得不到燃料。

諾維科夫和格特馬諾夫討論了這一情況。他認為，必須立即督促落在後面的後勤部隊趕上來，並且暫時停止坦克前進。格特馬諾夫很希望坦克軍為解放整個烏克蘭奠定基礎。他們決定：諾維科夫下部隊去，就地檢查情況，格特馬諾夫負責督促落在後面的後勤部隊趕上來。

諾維科夫在去各旅之前，給方面軍副司令打了一個電話，把情況報告了一下。他事先就知道司令會怎樣回答，司令當然不會擔負責任：既不會下令叫坦克軍停下來，也不會主張諾維科夫繼續前進。

果然，副司令吩咐火速向方面軍偵察科詢問敵軍情況，同時答應把他和諾維科夫的通話內容報告司令。

在這之後，諾維科夫和友鄰部隊步兵軍軍長莫洛科夫進行了聯絡。莫洛科夫是一個粗暴的、愛發火的人，總是懷疑友鄰部隊向方面軍司令提供對他不利的情報。他們吵過嘴，甚至還罵過娘，雖然不是直接罵個人，罵的是坦克與步兵之間的脫節越來越厲害。

諾維科夫又打電話給左面的友鄰部隊炮兵師師長。

炮兵師師長說，沒有方面軍的命令，他不能再向前推進。

諾維科夫明白他的意圖：這位炮兵師長不願意只起輔助作用，只是保證坦克「射門」，他自己也想「射門」。

諾維科夫和炮兵師長通話剛剛結束，參謀長便走了進來。諾維科夫從來沒見過涅烏多布諾夫這樣性急，這樣慌亂。

「上校同志，」他說，「空軍集團軍參謀長給我打來電話，說他們準備把支援我們的飛機轉移到方面軍的左翼。」

「這是怎麼啦，他們害了神經病，還是怎的？」諾維科夫叫道。

「這事兒很簡單嘛，」涅烏多布諾夫說，「有人不希望我們首先進入烏克蘭。希望因為這件事得到蘇沃洛夫勳章和赫梅利尼茨基勳章的人多得很。沒有空軍掩護我軍就只能停止前進了。」

「我馬上給司令打電話。」諾維科夫說。

但是給司令的電話沒有打成，因為葉廖緬科上托爾布欣的集團軍裡去了。諾維科夫又給副司令打電話，副司令不願意做出任何決定。他只是對諾維科夫為什麼沒有下部隊去表示驚訝。

諾維科夫對副司令說：

「中將同志，我軍是方面軍各部中西進最遠的，不經過協商，就這樣撤除對我軍的空中掩護，這算怎麼一回事兒？」

副司令很惱火地對他說：

「司令部更知道怎樣利用空軍，參加進攻戰的不是你們一個軍。」

諾維科夫不客氣地說：

「要是坦克受到空中轟擊，我怎麼對坦克手們說呢？我拿什麼掩護他們呢，拿方面軍的指示嗎？」

副司令這一次沒有發火，倒是用和解的口吻說：

「您下部隊去吧，我把情況報告給司令。」

諾維科夫剛剛放下話筒，格特馬諾夫走了進來。他已經穿起大衣，戴起皮帽。一看到諾維科夫，就帶著無可奈何的神氣把兩手一攤。

「諾維科夫同志，我以為你已經走了呢。」

他婉轉而親切地說：

「後勤部隊落後了。可是後勤部隊副司令對我說，不能讓坦克去和受傷、生病的德國人追著玩兒，浪費緊缺的汽油。」

他帶著幽默的神氣看了看諾維科夫：

「真的，我們又不是共產囯際的分部，我們是坦克軍。」

「這和共產國際有什麼關係？」諾維科夫問道。

「您走吧，走吧，上校同志，」涅烏多布諾夫用懇求的口氣說，「時間很寶貴。我保證盡一切可能和方面軍司令部談談。」

自從那天夜裡達林斯基說過那番話之後，諾維科夫就一直在注視這位參謀長的臉，注意他的動作、聲音。每當涅烏多布諾夫拿起羹匙，拿叉子叉醃黃瓜的時候，拿電話筒的時候，拿紅鉛筆、拿火柴的時候，他心裡都在想：

「難道就是這隻手打掉達林斯基的牙？」

但是現在諾維科夫沒有看涅烏多布諾夫。諾維科夫從來不曾看到涅烏多布諾夫這樣親熱、這樣惶惶不安，甚至這樣可愛。

涅烏多布諾夫和格特馬諾夫願意把命賠上，也要讓坦克軍第一個跨進烏克蘭的邊界，讓各旅一停不停地繼續向西推進。

他們為此可以進行任何冒險，但是隻有一點他們不願意冒險：如果失敗，他們不願意擔負責任。

諾維科夫心中不由得出現一股狂熱：他想用無線電向方面軍報告，坦克軍先頭幾個排已經率先跨越烏克蘭邊境。這件事沒有什麼軍事意義，沒有給敵軍造成特別損失。但是諾維科夫希望這樣報告。為了取得軍事上的榮譽，為了得到方面軍司令的感謝，得到勳章和華西列夫斯基的稱讚，為了將在廣播中宣佈的斯大林的通令，為了得到將軍頭銜，為了讓友鄰部隊羨慕，他希望這樣。類似的感情和思想從來沒有支配過他的行動，但是也許正因為這樣，這種感情和想法現在一旦出現，就特別強烈。

這種願望沒有任何不好的因素……還是像在斯大林格勒，還是像在一九四一年，寒冷仍是無情的，士兵們依然勞累得筋疲力盡，依然有死亡的威脅。但是戰爭的氣氛已經不同了。諾維科夫不瞭解這一點，所以很驚異，他第一次這樣容易、這樣一聽就明白格特馬諾夫和涅烏多布諾夫的話，沒有生氣，沒有懊惱，這樣自然地和他們的想法一致。

他的坦克如果加速推進，確實有可能早幾個鐘頭把幾十個烏克蘭村莊的侵略者趕出去，他看到老人和孩子們興奮的臉，會非常高興，會有鄉下老婆婆拿他當親兒子一樣，把他抱住，吻他，他的眼裡會湧出淚水。新的熱情在同時醞釀著，在戰爭中漸漸形成了新的精神主導方向，而在一九四一年和斯大林格勒河岸邊戰鬥中曾經為主的方向仍然保留和存在，但不知不覺已漸漸成為次要的了。

第一個明白超前完成戰爭任務的，是一九四一年七月三日在廣播中呼喚「兄弟姐妹們，我的朋友們……」的那個人。

很奇怪，諾維科夫雖然和催他動身的格特馬諾夫、涅烏多布諾夫一樣著急，卻遲遲不肯動身。直到他已經坐上汽車，他才明白了原因：他是在等待葉尼婭。

他已經有三個多星期沒有收到葉尼婭的信。他每次下部隊回來，都要看看，葉尼婭是不是站在軍部的臺階上迎接他。她成了他生活的參與者。

在他和旅長們說話的時候，在方面軍司令部給他打電話的時候，在他開著坦克衝向前沿陣地、坦克被德軍炮彈炸得像一匹小馬似的渾身哆嗦的時候，她都和他在一起。他對格特馬諾夫說起童年的事情，似乎是說給她聽。他想：「啊，我可不能喝酒，要是喝了，葉尼婭一下子就聞出酒氣。」有時他想，她會注意到的。他有時很擔心地想：「她要是知道我把少校送交法庭，會說什麼呢？」

他有時進入前沿觀察所的地下室，在一片煙氣、電話員的聲音、槍炮聲和炸彈爆炸聲中，會忽然殷切地想起她……

有時他想起她以前的生活，萌生妒意，便惆悵起來。有時他夢見她，等他醒過來，就再也睡不著了。

有時他覺得，他們的愛情會至死不渝，有時卻擔心起來，怕今後又是他一個人。

他上汽車的時候，仔細看了看通往伏爾加河的大路。大路上空空蕩蕩。後來他生起氣來：她早就應該來到了。也許，她病了？他又想起來，在一九三九年聽說她嫁了人，他怎樣準備自殺。他為什麼偏偏愛她？要知道，有一些愛過他的女子並不差。也許這是幸福，也許是一種病——對一個人非想不可的毛病。好在他沒有跟軍部裡任何一個姑娘發生關係。等她來了，他沒有任何顧慮。不錯，在三個星期以前他幹過一件罪過的事。要是葉尼婭在路上過夜，住在那座罪過的房子裡，那一家的年輕女子和她說起話兒，會把他描述一番，說：「那位上校真是一個可愛的男子。」怎麼腦子裡想起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想起來就沒有完……

五十一

第二天快到中午時候，諾維科夫從下面部隊驅車返回軍部。道路被坦克履帶碾得坑窪不平，再加上到處是凍土塊，一路上汽車不住地顛簸，他被顛得腰、背、後腦勺都疼，似乎坦克手們的疲憊和許多夜不能睡招致的昏沉都傳染給了他。

汽車快到軍部了，他仔細看了看站在臺階上的兩個人。他看到：是葉尼婭和格特馬諾夫站在一起，望著漸漸開近的汽車。頓時像火燒一樣，頭腦裡來了一股狂熱的勁兒，他高興得幾乎到了難以承受的程度，連氣都喘不上來了，他猛地往前一衝，好等車一停就跳下車去。可是坐在後座上的維爾什科夫卻說：

「政委和他的女醫生在呼吸新鮮空氣呢。真應該往他家裡寄一張照片，他家夫人才高興呢。」

諾維科夫走進軍部，接下格特馬諾夫遞給他的一封信，信翻過來一看，認出是葉尼婭的筆跡，把信裝進口袋裡。

「好吧，你聽著，我說說情況。」他對格特馬諾夫說。

「你怎麼不看信，不愛她了嗎？」

「沒關係，等一會兒再看。」

涅烏多布諾夫走了進來。諾維科夫就說：

「問題在於人。打仗的時候人在坦克裡睡覺。全累倒了。幾位旅長也是這樣。卡爾波夫還勉強能撐得住，別洛夫跟我正說著話就睡著了，他一連五個晝夜沒睡了。坦克手們走路都睡覺，疲乏得連飯也不想吃了。」

「諾維科夫同志，你怎麼樣，摸了摸情況嗎？」格特馬諾夫問道。

「德國佬沒有什麼行動。在我們這地段不會有什麼反突擊。他們這兒沒有什麼兵力，不值一提。是弗列捷爾·皮科和菲克的部隊。」

他說著，手指頭摸著信封。有一小會兒他把信封放開，可是馬上又抓住，就好像信會從口袋裡跑掉似的。

「好，明白了，清楚了，」格特馬諾夫說，「現在該我對你說說了：我和涅烏多布諾夫同志把這事兒捅到天上了。我和赫魯曉夫同志說了，他答應不把我們地段的空軍撤走。」

「他不管作戰呀。」諾維科夫說著，就開始在口袋裡拆信封。

「噢，這要看怎麼說，」格特馬諾夫說，「剛才涅烏多布諾夫同志得到空軍司令部的答覆，空軍繼續留在我們這兒。」

「後勤部隊也要跟上來了，」涅烏多布諾夫急忙說，「條件算是可以了。主要就看您了，中校同志。」

「把我降為中校了，他是太興奮了。」諾維科夫心裡想道。

「是啊，哥兒們，」格特馬諾夫說，「看來，是我們要第一個來解放烏克蘭了。我對赫魯曉夫同志說：坦克手們一個勁兒地纏著軍部，希望把坦克軍命名為烏克蘭軍。」

諾維科夫聽到格特馬諾夫這種假話，十分惱火，就說：

「他們只希望一點：好好睡一覺。要知道，已經有五天五夜沒睡了。」

「這麼說，諾維科夫同志，就這樣定了，咱們繼續推進，向前衝吧！」格特馬諾夫說。

諾維科夫把信封開啟一半，把兩個指頭伸進去，摸到了信紙，心裡一陣緊縮，急切地想看到那熟悉的字跡。

「我想做這樣一個決定，」他說，「讓大家休息十個小時，哪怕多少恢復一下體力。」

「啊呀，」涅烏多布諾夫說，「咱們這一睡，在這十個小時裡把世界上的一切都要錯過了。」

「等一等，等一等，咱們來研究研究。」格特馬諾夫說。他的臉、耳朵、脖子都有些紅了。

「就這樣啦，我已經研究過了。」諾維科夫微微笑著說。

格特馬諾夫忽然發作起來。

「哼，這些傢伙真見鬼……沒睡夠呢，這是什麼時候！」他叫道。「以後再找時間睡覺吧！到那時候再睡覺就他媽的沒事了。就為了睡覺讓全軍停留十個鐘頭？諾維科夫同志，我反對這種不爭氣的想法！你不是推遲衝進突破口的時間，就是叫大家睡覺！這已經變成制度性的毛病！我要向方面軍軍委彙報。你領導的不是託兒所！」

「等一等，等一等，」諾維科夫說，「那一次直到把敵人的炮火壓下去，我才帶領坦克衝進突破口，你因為這事吻過我呀。你最好把這一點也寫進報告裡。」

「我因為這事吻過你？」格特馬諾夫流露出驚愕的神情說。「你簡直是說夢話！」

他突然說：

「我可以直截了當地告訴你，我作為一名共產黨員，擔心的是，你這個純正的無產階級出身的人，一直在受著異己分子的影響。」

「啊，是這樣，」諾維科夫用響亮的聲音說，「好吧，明白了。」

他站起來，把肩膀挺直了，發狠地說：

「我是軍長。我說了算數。格特馬諾夫同志，要寫我的報告，寫中篇，長篇，您就寫吧，寫給斯大林，我也不含糊。」

他走到旁邊一個房間裡。

諾維科夫把看過的信放在一旁，吹起了口哨，就像過去小時候那樣吹，就像那時候站在鄰家的窗前，呼喚小夥伴出來玩耍……也許，他有三十年沒吹過口哨了，現在忽然吹了起來……

後來他帶著好奇的神情看了看窗外：啊，還亮著呢，夜晚還沒有來臨。然後他神經質地、高興地說：

「謝謝，謝謝，一切都應該謝謝。」

後來他彷彿覺得，他就要死了，要倒下去了，但是他沒有倒下，而是在房裡踱了一會兒。後來他看了看放在桌上的白白的信，覺得這好像是空殼子，是皮殼，毒蛇已經從皮殼裡爬了出來，於是他用手在腰上和胸膛上摸了摸。沒有摸到毒蛇，已經爬進去，鑽進去了，正在像火一樣撕咬著心呢。

然後他站到視窗。司機們在朝著去上廁所的電話員姑娘瑪露霞笑。軍部坦克的一名機修員從井邊提來一桶水。一群麻雀在房東家牛棚門口的一堆麥秸裡刨來刨去找食兒。葉尼婭對他說過，麻雀是她喜歡的鳥兒……可是他渾身就像火燒一樣，就像房子著了火：梁斷，頂塌，櫥子倒下，傢什掉落，書籍、枕頭像鴿子一般在煙火中翻筋斗……

「我將終身感謝你的純潔與高尚，但是我有什麼辦法，過去的生活比我強大，無法把它消滅，無法忘記……不要責備我吧，不是因為我沒有錯，而是因為，不論我，不論你，都不知道我的錯誤在哪兒……原諒我吧，原諒我吧，我在哭，為咱們兩個痛哭。」

這算什麼？……

她還哭呢！他可是滿腔憤怒。真是害人蟲！毒蛇！要打她的嘴巴，打她的眼睛，拿手槍把子打斷這母狗的鼻樑……可是轉瞬間又異常突然地出現了一種無能為力的感覺，任何人、任何力量都不能幫助他，只有葉尼婭能，可是正是她，正是她害了他。於是他轉臉朝著她應該從那邊來看他的方向，說：

「葉尼婭，你怎麼對我這樣呀？葉尼婭，你聽著，葉尼婭，你看看我，看看我成了什麼樣子啦。」

他向她伸過手去。

後來他想：為什麼要這樣呀，他已經毫無希望地等了這麼多年了，不過她既然已經決定了，要知道她已經不是小姑娘，如果過了這麼多年，後來決定了的話，就應該懂得，已經決定了呀。

過了幾秒鐘，他又在痛恨中尋求自我解救：「當然，當然，當我是一個代理少校，在荒山野嶺上、在尼科利斯克——烏蘇里斯克流浪的時候，她是不願意的，等我做了軍長，她願意了，她是想做將軍夫人，女人呀，女人，你們都是一樣。」

他馬上就看出這種想法的荒謬——不對，不對，要是這樣倒好呢。因為她這一去，是回到那個人那兒去，那個人就要進勞改營，就要上科雷馬去，她有什麼富貴可言呢？……俄羅斯婦女呀，真是涅克拉索夫的詩：她不愛我，倒去愛他……不，不是愛他，是憐憫他，就是憐憫。為什麼就不憐憫我？我現在比誰都不如，所有在盧比揚卡監獄裡的、在所有勞改營裡的、在所有軍醫院裡的缺胳膊少腿的，都比我有福氣，要是現在叫我進監獄，我連眉頭都不皺一下，要是這樣，你選誰呢？選他！他和你是一種氣質的，我是另一種氣質的，所以她管我叫「陌生人，陌生人」。當然，就算我做了元帥，總歸還是粗漢子，礦工，沒有文化的人，不懂她的見鬼的畫兒……他大聲地、恨之入骨地問：

「究竟為什麼，為什麼呀？」

他從後面的口袋裡掏出手槍，在手裡掂量了幾下。

「我要自殺，不是因為我活不下去，是叫你痛苦一輩子，叫你一輩子……一輩子良心不得安寧。」

後來他把手槍收起來。

「過一個星期她就把我忘了。」

他也應該忘掉，想也不想，連頭也不回！

他走到桌前，又看起信來。

「我的可憐的，親愛的，我的好人！！！」可怕的不是無情，而是這些親熱的、心疼人、可憐人的話。這些話簡直使人難受，甚至使人連氣都不能喘。他彷彿看到了她的胸脯、肩膀、膝蓋。她要去找那個可憐的克雷莫夫。

「我對自己毫無辦法。」她在又擠又悶的車廂裡，有人問她上哪兒去，她說：「去找丈夫。」她的眼神是親切、溫順的，像狗眼一樣，帶有惆悵神氣。

他在視窗望著，她是不是來找他了。兩個肩膀哆嗦起來，鼻子哼哧起來，他叫起來，一面拼命憋著，壓制著直往外衝的號哭。他想起來，他還叫人從方面軍軍需處給她弄來了巧克力糖、牛軋糖，還對維爾什科夫說過：「你要是動一動，我把你的頭揪掉。」他又自言自語地說：「你看，我的親愛的，我的葉尼婭，我有什麼辦法呀，你哪怕多少憐憫憐憫我也好。」

他很快地從床底下拖出手提箱，把葉尼婭的來信和照片拿出來，這裡面有他多年來一直隨身帶著的照片，有最近一封信裡寄的照片，有第一次給他的一張比身份證照片還小的包在玻璃紙裡的照片。他用強勁有力的手指頭撕起來。他又把她寫的信撕成碎片，他從閃過的字裡行間，從紙片上的殘句，辨認著他讀過幾十遍的使他銷魂的話，他看著她的臉、嘴巴、眼睛、脖子消失在撕碎的照片堆裡。他撕得很急，很快。他越撕越感到輕鬆，就好像他一下子從身上把她揪了下來，把她踩得死死的，他擺脫了這個魔鬼。

他沒有她也活了這麼多年嘛。今後還是能活！一年後他從她身旁走過，心連跳都不會跳一下。「我才不稀罕你呢！」他一想到這一點，就感到自己想得很荒謬。心裡的東西是揪不掉的，心不是紙做的，人生的一切不是用墨水記在心上的，不能把心撕成碎片，不能把印在腦子裡和心中的多年的印象抹掉。

他已經使她成為他的工作、思想、災難的參與者，成為他的剛強和軟弱的見證人……

撕碎的信並沒有消失，讀過幾十遍的話依然留在腦海裡，她的眼睛依然從撕碎的照片上望著他。

他開啟櫥子，倒了滿滿一杯酒，喝乾了，抽了一支菸，又抽起一支，雖然嗆得厲害。頭嗡嗡響起來，心裡燥得難受。他又大聲問道：「葉尼婭，親愛的，心肝兒，你做的什麼事呀，你做的什麼事呀，你怎麼能這樣呀？」然後他把碎紙片裝進提箱，把酒瓶放進櫥子裡，心裡說，喝了酒，多少輕鬆些了。

……坦克很快就要進入頓巴斯，他就要：回到家鄉，他要到父母的墳地上，讓父親看看有出息的小別佳，讓母親可憐可憐苦命的兒子。等戰爭結束，他就上哥哥家去，住在哥哥家裡，侄女會說：「別佳叔叔，你怎麼不說話呀？」

他忽然想起童年時候：他家有一條捲毛狗出去找狗交尾，回到家時被咬得渾身是傷，毛被撕掉許多，被咬掉了一隻耳朵，頭都腫了，眼睛腫成了一條縫兒，嘴也歪了，站在臺階前，喪氣地耷拉著尾巴，爸爸朝狗看了看，很親切地問：

「怎麼，你做伴郎了吧？」

是的，他也做伴郎了……

維爾什科夫走了進來。

「上校同志，您在休息嗎？」

「是的，多少休息一下。」

他看了看錶，心想：「明天七點以前暫不推進。要用無線電密碼通知下去。」

「我再到各旅去一趟。」他對維爾什科夫說。

汽車開得很快，多少分散了一些他的心思。吉普車現在的速度是每小時八十公里，路又很壞，汽車不住地顛簸，搖晃，蹦跳。

司機一再地感到害怕，用訴苦的眼神要求諾維科夫允許減低速度。

他走進馬卡羅夫的旅部。短短的幾個小時裡一切變化有多大呀！馬卡羅夫的變化又多大呀，就好像幾年沒有見面了。馬卡羅夫忘記了行軍禮，困惑不解地把兩手一攤，說：

「上校同志，剛才格特馬諾夫轉發了方面軍司令的命令：撤銷休息一夜的命令，繼續前進。」

五十二

三個星期之後，諾維科夫的坦克軍調為方面軍的後備軍。這個軍需要補充人員，修理機械。在戰鬥中前進了四百公里，人和機械都疲勞了。

接到調為後備軍命令的同時，還接到一道命令，要諾維科夫上校去莫斯科，到總參謀部和高階指揮幹部總部去，至於他以後是不是還回到坦克軍，不十分清楚。

在他離開期間，暫時由涅烏多布諾夫少將代理軍長職務。在這之前好幾天，旅級政委格特馬諾夫就得到訊息，說黨中央已決定在近期內把他從部隊中調回去，要派他擔任頓巴斯已經解放的一個州的州黨委書記，黨中央認為這一工作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召喚諾維科夫去莫斯科的命令，在方面軍司令部和裝甲部隊總部引起不少議論。有些人說，這次召他去，沒有任何特別的用意，諾維科夫在莫斯科待幾天，就會回去繼續當他的軍長。有些人說，這事和諾維科夫在進軍最緊張的時候發出休息十個小時的命令有關係，還和推遲幾分鐘率軍進入突破口有關係。還有些人則認為，他和功勞很大的軍政委與參謀長的工作關係沒有搞好。

訊息靈通的方面軍軍委秘書說，有人責備諾維科夫有不正當的男女關係。這位軍委秘書有一段時間曾經認為，諾維科夫的問題就在於他和軍政委的關係不協調。但是事實顯然不是這樣。這位軍委秘書親眼見過格特馬諾夫寫給最高層領導的信。格特馬諾夫在信中表示反對撤銷諾維科夫的軍長職務，說諾維科夫是一名出色的指揮員，具有非同一般的軍事才能，在政治方面和道德方面也是一個無可指責的人。

不過特別使人驚異的是，諾維科夫在接到召他去莫斯科的命令的那天夜裡，在許多個痛苦不堪的不眠之夜之後，第一次安安穩穩地一覺睡到天亮。

五十三

似乎有一列轟轟隆隆的火車載著維克托在賓士，一個人在火車裡是難以設想家裡的寧靜的。時間變得緊密了，時間裡填滿了各種各樣的事情、各種各樣的人、電話鈴聲。有一天希沙科夫來到維克托家裡，恭恭敬敬，盛情殷殷，一再問起身體健康，一再用開玩笑的親熱口吻解釋，希望把過去的一切忘記，那一天似乎已經過去有十年之久了。

維克托原以為，那些拼命整他的人見到他會不好意思的，但是在他來研究所的那一天，他們卻高高興興地和他打招呼，對直地看著他的眼睛，那目光充滿了誠意和友情。特別使人驚異的是，這些人的確很真誠，他們現在的確對維克托一片好意。

他現在又聽到評價他的著作的許多好話。馬林科夫召見了他，帶著關切的神情用聰明的黑眼睛注視著他，和他談了四十分鐘。維克托感到吃驚的是，馬林科夫很瞭解他的研究情況，專業詞彙運用得相當自如。

在告別時馬林科夫說的話也使維克托感到驚異：

「如果我們在某種程度上干擾了您在理論物理方面的研究，我們會感到很難過。我們十分懂得：沒有理論，就沒有實踐。」

他完全沒有料到會聽到這樣的話。

在見過馬林科夫的第二天，他看到希沙科夫那種不安的、請求的目光，想起那一次希沙科夫在家裡召開會議，不請他施特魯姆時那種懊惱和受辱的心情，都覺得奇怪。

馬爾科夫又是那樣和藹可親了，薩沃斯季揚諾夫又說起俏皮話譏諷人了。古列維奇來到實驗室裡，把維克托抱住，說：

「我多麼高興呀，我多麼高興呀，您真是福星本雅明。」

火車還在載著他賓士。

領導人徵求維克托的意見，他是否認為有必要在原有實驗室的基礎上建立獨立的研究機構。他還乘專機去過烏拉爾，陪他前去的是一位副人民委員。為他配備了專用小汽車，柳德米拉上配給商店可以坐小汽車，有時還順便捎上幾個星期之前儘量裝做不認識她的那些婦女。

凡是以前似乎很複雜、很麻煩的事，現在辦起來非常容易、非常順手了。

年輕的蘭傑斯曼十分感動：科甫琴科往家裡給他打電話，杜賓科夫一個鐘頭的工夫就給他辦妥了調入維克托的實驗室的手續。

安娜·納烏莫芙娜從喀山回來，對維克托說，她的調離手續兩天的工夫就辦妥了，來到莫斯科，科甫琴科還派小汽車到車站去接她。杜賓科夫書面通知安娜·斯捷潘諾芙娜，說決定恢復她的工作，並且說，已經和副所長談妥，缺勤期間的工資全部補發。

新的工作人員每餐都受到款待。他們開玩笑說：「我們的全部工作可以歸結為：從早到晚在內部食堂裡轉悠和吃。」可是，他們的工作當然不是在這方面。

實驗室裡安裝起來的新裝置，在維克托看來已經很不完善了。他想，再過一年，這些裝置就會使人感到好笑，就像斯蒂芬森的火車頭了。

維克托生活中發生的一切變化，似乎十分自然，同時又完全反常。事實上，維克托的研究確實是很重要、很有意義的，為什麼不可以褒揚呢？蘭傑斯曼也是一名有才能的科學家，他為什麼不能在研究所工作呢？安娜·納烏莫芙娜也是一名不可多得的人員，為什麼讓她在喀山閒待著呢？

同時維克托也明白，如果不是斯大林的電話，研究所裡的人誰也不會稱讚他的出色的研究成果，蘭傑斯曼儘管有很高的才能，仍然會沒有事幹。

不過要知道，斯大林的電話也不是出自偶然，不是隨心所欲、異想天開。要知道，斯大林就是國家，國家是不會隨心所欲、異想天開的。

維克托以為，許多組織方面的事情，如招收新工作人員，做計劃，定購儀器，召集會議，會佔用他不少時間。但小汽車跑得很快，會議時間很短，開會也沒有人遲到，他的意願貫徹得很容易，上午最寶貴的時間他都可以用在實驗室裡。在這最重要的幾個小時的工作時間裡，他是完全自由的。沒有任何人限制他，他可以想他感興趣的事情。他的科學依然是他的科學。這完全不像果戈理的小說《肖像》中那位畫家的情形。

誰也不敢侵犯他在科學方面的興趣。以前他可是最害怕這一點。「我真正自由了。」他驚訝地想。

維克托不知為什麼想起工程師阿爾捷列夫在喀山的議論，說軍事工廠的原料、電力、機械都能及時得到供應，不存在拖沓問題。

維克托在心裡說：「很明顯，這種神話般的作風，這種沒有官僚主義的作風，恰恰是官僚作風。為國家主要目的服務的事情，幹起來就像開特別快車。官僚主義的力量有兩個相反的方面：它既能阻止任何運動，又能加給運動非同尋常的速度，甚至可以飛出地球引力範圍之外。」

但是他現在不再常常想起在喀山的小屋裡晚間的閒談了，就是想起來心裡也泰然，他覺得馬季亞羅夫也不是多麼出眾、多麼聰明的人了。現在他不再老是擔心馬季亞羅夫的命運，不再老是想到卡里莫夫害怕馬季亞羅夫，馬季亞羅夫害怕卡里莫夫了。

一切事情不知不覺似乎變成很自然的，合情合理的。維克托過的日子成為常規。維克托漸漸習慣了這種日子。以前過的日子似乎成了例外。維克托對以前那種日子漸漸生疏了。阿爾捷列夫的看法未必對吧？

以前他一走進人事處，看到杜賓科夫看他的目光，就要生氣，就要發急。可是杜賓科夫現在卻成了一個又熱心又和善的人。

他打電話給維克托，常說：

「我是杜賓科夫，想麻煩您。維克托·帕夫洛維奇，我打擾您了吧？」

他本來覺得科甫琴科是一個兩面三刀、心狠手辣、見到誰害誰的陰謀家，是奉行秘密的不成文規則、絲毫不顧工作真正實質的官僚。誰知，科甫琴科也有一些完全不同的特點。他每天都要上維克托的實驗室裡走一走，十分平易近人，很有一副民主作風，常常和安娜·納烏莫芙娜開開玩笑，見了人都要握手問好，有時和鉗工、機械師們聊一聊，說他年輕時候就在車間裡做過旋工。

維克托多年來一直不喜歡希沙科夫。有一次他應邀上希沙科夫家吃飯，希沙科夫卻原來是一個十分熱情好客的人，還是一個美食家，又會說俏皮話和笑話，又有上等白蘭地，還是一位版畫收藏家。更主要的，原來他還是維克托的理論的崇拜者。

「我勝利了。」維克托在心裡說。但是他當然也明白，他取得的不是最高的勝利，跟他有關係的人改變了對他的態度，不再阻礙他，而是幫助起他來，這決不是因為他的聰明、天才或者別的什麼本領征服了他們。

不過他總歸是高興的。他勝利了！

幾乎每天晚上廣播電臺都要播送「最新訊息」。蘇軍攻勢不斷擴充套件。維克托現在覺得，把自己生活的必然變化同戰爭的必然程式，同人民、軍隊、國家的勝利聯絡在一起，是很簡單、很容易的了。

但是他明白，不是那麼簡單的，不能簡單地嘲笑自己一心只想看到「這兒是斯大林，那兒也是斯大林，斯大林萬歲」這種簡單明瞭的情形。

本來他認為，行政領導人和黨的活動家們就是在自己家裡天天談的也是幹部的純潔問題，天天用紅筆批檔案，對自己的老婆朗讀《聯共黨史簡明教程》，連做夢也要夢到暫行條例和必守法令。

維克托卻一下子又看到這些人帶有人情味的另一面。

黨委書記拉姆斯科夫原來是一個喜歡釣魚的人，戰前他常常和妻子、兒子一起坐小船在烏拉爾的一些河上游玩。

「嘿，維克托·帕夫洛維奇，」他說，「黎明時候上河邊去，露水亮晶晶的，河邊的沙子涼絲絲的，把釣絲抖摟開來，河水還是鬱郁的，毫無聲息，等著你垂釣……真是人生莫大的樂事。等戰爭結束了，我吸收你參加釣魚協會。」

科甫琴科有一次和維克托談起兒科疾病。使維克托吃驚的是，他知道許多治療佝僂病和咽峽炎的方法。原來，他除了有兩個親生的兒子以外，還收養了一個西班牙孩子。西班牙孩子常常生病，他常常自己給孩子治病。

甚至沒有什麼人情味的斯維琴也對維克托說起他蒐集的一些仙人掌，甚至在寒冷的一九四一年冬天都沒有凍死。

維克托心想：「啊，這些人實在不是多麼壞。每個人都有人情味兒。」

當然維克托在內心深處也明白這些變化是怎麼一回事兒，知道實際上什麼也沒有變化。他不是糊塗蟲，他不是犬儒主義者，他會思考。

在這些日子裡他想起克雷莫夫說的他的老同志巴格良諾夫的事。巴格良諾夫原是軍事檢察院的偵訊長，一九三七年被捕，在一九三九年短短的別裡耶夫自由化時期從勞改營裡放出來，回到莫斯科。

克雷莫夫說了說巴格良諾夫那天夜裡怎樣從車站徑直來，到他家，穿著破襯衣、破褲子，口袋裡裝著勞改營的釋放證。那天夜裡他說了不少熱愛自由的話，同情所有勞改營裡的人，準備今後做一個養蜂人和園林工作者。

但是，他的生活漸漸恢復了原來的樣子，他的腔調也漸漸變了。

克雷莫夫笑著說了說巴格良諾夫的思想怎樣漸漸地、一步一步地變化。不久，他的軍裝發還給他了，這個時期他的想法還是符合自由主義觀點的，不過他已經不像丹東那樣義正詞嚴地揭露殘酷的事了。

可是終於他的勞改營釋放證換成了莫斯科的居民身份證。馬上就可以感覺出他想踏上黑格爾的立場：「一切存在的即是合理的。」後來還了他住房，他說起話來就完全不同了，他說，在勞改營裡有不少判刑的人是犯了叛國罪。後來發還了他的勳章。後來恢復了他的黨籍和黨齡。

恰好在這時候，克雷莫夫在黨內遇到不快的事。巴格良諾夫就再也不給他打電話了。有一天克雷莫夫在外面碰到他。他從停在蘇聯檢察院門前的一輛小汽車裡走出來，軍裝領子上添了兩個菱形的領章。那天夜裡他穿著破爛衣衫、揣著釋放證坐在克雷莫夫家裡，說許多人無辜被判刑，說使用暴力十分荒唐，這時候才過了八個月。

「那天夜裡我聽了他的話，還以為他永遠不再進檢察院的大門了呢。」克雷莫夫冷笑說。

當然，維克托想起這件事，並且對娜佳和柳德米拉說了說，不是無緣無故的。

他對死於一九三七年的人的態度絲毫沒有變。他依然害怕斯大林的殘酷。

一個維克托成為成功的棄兒還是幸運兒，人們的生活不會變化；死於集體化時期的人、一九三七年被槍斃的人，不會因為某一個維克托得不得勳章和獎章，不會因為馬林科夫召見他或者沒有把他列入希沙科夫的邀請名單而復活。

這一切維克托十分理解，也牢牢記著。不過在這種理解和記憶中也出現了新東西……他常常對妻子說：

「有多少沒出息的人呀！許多人多麼怕挺起腰來做正直的人，多麼容易屈服，多麼容易妥協，多麼卑鄙可憐。」

他有一次甚至帶著責備的心情想到契貝任：

「他過分熱衷於旅遊和爬山運動，正是他下意識地害怕生活的複雜性；他離開研究所，則是他有意識地害怕面對我們生活中的主要問題。」

當然，他還是有所變化的，他感覺出這一點，但卻不明白，究竟變化的是什麼。

五十四

維克托恢復上班之後，沒有在實驗室裡碰到過索科洛夫。在維克托來上班之前兩天，索科洛夫害了肺炎。

維克托聽說，索科洛夫在害病之前和希沙科夫談妥了自己的工作問題。索科洛夫被任命為一個新組建的實驗室的主任。總之，索科洛夫還是一帆風順的。

至於索科洛夫為什麼要求所領導把他調出維克托的實驗室，就連無所不知的馬爾科夫也不知道真正的原因。維克托聽說索科洛夫要離開，也不覺得難過和惋惜。倒是一想到和他見面，和他一起工作，就覺得沉重。如果見了面，他有什麼眼神，索科洛夫看不到呀。當然，他無權像以前那樣老是想著朋友的妻子。他無權思戀她。他無權和她秘密約會。

如果有人向他說起類似的事，他會感到十分憤慨。因為這是欺騙妻子！欺騙朋友！可是他還在思念她，盼望和她會面。

柳德米拉已經和瑪利亞恢復了來往。她們先在電話裡表白了很長時間，後來見了面，又哭又各自檢討，說自己太糊塗，不應該懷疑和不信任朋友。

天啊，生活多麼複雜，多麼難以理解呀！瑪利亞，真誠而純潔的瑪利亞卻沒有以真情對待柳德米拉，昧了良心！不過她這樣做是為了她對他的愛情！

現在維克托很少見到瑪利亞了。他所知道的有關她的事，差不多都是柳德米拉對他說的。

他聽說，索科洛夫因為在戰前發表的著作，被推薦為斯大林獎金備選人。他聽說，索科洛夫收到英國年輕的物理學家一封熱情洋溢的信。他聽說，索科洛夫將在不久就要舉行的科學院選舉中被選為通訊院士。這一點是瑪利亞對柳德米拉說的。他自己有時和瑪利亞短時間見面，現在不談索科洛夫了。

工作上的操心、會議、出差都不能消除他經常的苦悶，他時時盼望和她見面。柳德米拉對他說過好幾次：

「我真不懂，索科洛夫為什麼對你這樣反感。就連瑪利亞也對我解釋不清楚。」

要解釋是很簡單的，不過瑪利亞當然不能認真地向柳德米拉解釋。她對丈夫說了自己對維克托的感情，已經夠受的了。

這種表白永遠破壞了維克托與索科洛夫的關係。她已經向丈夫保證不再跟維克托相會。瑪利亞哪怕對柳德米拉露出一句，他將會很長時間對她的什麼情況都不知道，不知道她在哪兒，她怎麼樣了。要知道，他們過去會面太少了，而且每次會面又是那樣短暫！每次會面他們很少說話，只是手挽著手在街上走走，或者一聲不響地在街心公園的凳子上坐坐。

在他遭遇挫折和倒霉的時候，她以特別敏銳的感情理解他所遭遇的一切。她能猜出他的思想，能猜出他的行動，甚至好像她事先能夠知道他將遇到的一切。他心裡越是痛苦，想見到她的願望就越是強烈，越是迫切。他覺得，他今天的幸福就在於這種完全與充分的理解。似乎，有瑪利亞和他在一起，他就很容易戰勝自己的一切痛苦。他和她在一起就是幸福的。

在喀山有一天夜裡他們說過話兒，在莫斯科他們在逍遙公園溜達過一次，有一次還在卡盧加大街的街心公園的凳子上坐了幾分鐘——說實在的，不過就是這些。而且這都是在過去。就算加上現在的事：他們通過幾次電話，有幾次他們在街上遇見，再加上這幾次短時間的見面，他都沒有對柳德米拉說。

但是他明白，他的過錯和她的過錯不能用他們暗地裡在長凳子上坐的時間來衡量。他的過錯不小：他愛她。為什麼她在他的生活中佔據了這樣大的地盤？

他對妻子說的每一句話，都只有一半真實。每一個舉動，每一瞥目光，都不由得帶上了虛假成分。他有時裝做漫不經心地問柳德米拉：

「喂，怎麼樣，你的好朋友給你來電話了嗎？她怎麼樣？索科洛夫身體好嗎？」

他聽說索科洛夫一帆風順，十分高興。但他高興不是因為他對索科洛夫一片好心。而是不知為什麼他覺得，只要索科洛夫一切順利，瑪利亞就可以不受良心責備了。

從柳德米拉口裡打聽索科洛夫和瑪利亞的情形，是一件很不痛快的事。這對於柳德米拉，對於瑪利亞，對於他，都是一種汙辱。

但是，他在和柳德米拉談到托里亞，談到娜佳，談到弗拉基米羅芙娜的時候，也是真話中夾雜著假話，到處有虛假。為什麼，是什麼原因？他對瑪利亞的感情，的的確確是他心靈、思想、心意的真實情形。為什麼這種真實卻產生了這麼多的虛假？他知道，他一旦拋開這種感情，就會使柳德米拉，使瑪利亞，使自己擺脫虛假。但是，就在他覺得應該拋開他無權享受的愛情的時刻，卻有一種不安分的感情，害怕痛苦，攪亂思想，一個勁兒地勸他：「這種虛假並不是那麼可怕，對誰都沒有什麼害處。痛苦比虛假可怕得多呢。」

有時他覺得，他會有力量、有狠心和柳德米拉離婚，拆散索科洛夫的家庭，這時他的感情就推動著他，用完全相反的方式欺騙他的思想：

「要知道，虛假是頂要不得的，還不如和柳德米拉離婚，只要不再對她說假話，也可以不再讓瑪利亞說假話。虛假比痛苦更可怕！」

他沒有覺察，他的思想已經成為他的感情的馴順的奴僕，感情在牽著思想走，要想走出這轉來轉去的圈子只有一條出路：忍痛斬斷情絲，犧牲自己，而不是犧牲別人。

他對這一切想得越多，越是理不出頭緒。他對瑪利亞的愛情竟不是他生活中的真情，而造成他生活中的虛假，這怎麼能理解，怎麼能弄清楚！去年夏天他和標緻的尼娜有一段浪漫史，那不是中學生的浪漫史。他和尼娜不僅是在街心公園裡散散步。但是，背叛的感覺、家庭不幸的感覺、對不起柳德米拉的感覺，他卻是現在才有。

他在這些事情上花費了很多心思、精力和激情，看起來，普朗克創立量子論花費的力氣也不會少。有一段時間他認為，他只是因為受挫折和倒霉，才產生了這種愛情……若非如此，他不會有這樣的感情……

但是他現在功成名就了，希望看到瑪利亞的心情卻沒有減弱。

她是一種特殊氣質的女子，不愛金錢、榮華和權勢。她一直希望和他共度災難、痛苦和窮困……於是他擔心起來：現在他一切好轉了，她會不會不再理睬他呢？

他明白，瑪利亞把索科洛夫奉若神明。就這一點也使他十分難受。

也許，葉尼婭說的話是對的。像這種第二次愛情，是婚後生活多年之後產生的，它確實是精神維生素缺乏的結果。就比如老牛很喜歡舔鹽，因為牛一年到頭在青草、乾草和樹葉中找不到鹽。這種精神飢餓漸漸增長，就會產生很大的力量。過去是這樣，現在也是這樣。啊，他可是知道自己的精神飢餓是什麼滋味……瑪利亞和柳德米拉太不一樣了。

他的一些想法是真實的，還是虛假的？維克托沒有注意到，一些想法不是出自理智，決定他的行動的不是這些想法的正確與否。他已經不受理智的支配。他看不到瑪利亞，就覺得痛苦；一想到可以見到她，就覺得幸福。

有時他想象他們會在一起永不分離，就覺得無限幸福，為什麼他想到索科洛夫，不覺得良心有愧？他為什麼不覺得羞慚？

是的，有什麼羞慚的？不過只是在逍遙公園裡走了走，在長凳上坐了坐。

啊，為什麼要在長凳上坐呀！他還想和柳德米拉離婚，他還想對自己的朋友說，他愛他的妻子，他想把她奪過來。

他想起他和柳德米拉的生活中一切不好的事情。他想起柳德米拉對他的媽媽怎樣不好。他想起柳德米拉不讓他從勞改營回來的堂兄在家裡過夜。他想起她的冷酷、粗暴、執拗、無情。

他一想起這些不好的地方，就心狠起來。要乾冷酷的事，只要心狠就行。不過柳德米拉和他過了一輩子，一直和他同甘苦，共患難。柳德米拉已經白了頭髮。她受過許多苦。難道她光是不好的嗎？要知道，多少年來他一直因為有她而感到自豪，喜歡她的正直和誠實。是的，是的，他是曾經打算乾冷酷的事。

早晨，維克托正準備上班的時候，想起不久前葉尼婭來過，就想道：「葉尼婭走了，上古比雪夫去了，這樣倒是好。」他想到這裡，覺得不好意思起來，就在這時候柳德米拉說：

「在我們家坐牢的人當中，又增加了一個克雷莫夫。好在葉尼婭現在不在莫斯科。」

他本想責備她說這種話，但是忽然想起剛才自己所想的，就沒有作聲，因為他覺得，如果責備她，他就太虛偽了。

「契貝任給你來過電話。」柳德米拉說。

他看了看錶。

「晚上我早點兒回來，再給他打電話吧。另外，可能我又要乘飛機上烏拉爾去。」

「要去很久嗎？」

「不。只待兩三天。」

他急著要走，今天是很重要的一天。

他的研究很重要，許多事情很重要，都是國家的事情，但他個人的思想似乎被反比例定律支配著，是渺小、卑微、微不足道的。

葉尼婭臨走的時候，請求姐姐常到庫茲涅茨橋去看看，送給克雷莫夫二百盧布。

「柳德米拉，」他說，「你應該把葉尼婭叫你轉交的錢送去了，可能你已經錯過了接待日期。」

他說這話，並不是因為他在為克雷莫夫和葉尼婭操心。他說這話，是因為他想到，柳德米拉這樣不重視所託，可能會促使葉尼婭很快地再上莫斯科來。葉尼婭再來莫斯科，就要開始寫申訴書，寫信，打電話，把維克托的家變成在監獄和檢察院活動的基地。

維克托明白，這些想法不僅是渺小、卑微的，也是可鄙的。他想到這裡，感到不好意思，就連忙說：

「你給葉尼婭寫封信，就說你和我都請她上莫斯科來。也許，她現在很需要上莫斯科來，可是沒有邀請，她不好意思來。你聽見嗎，柳德米拉？馬上就給她寫！」

他說過這話之後，感到輕鬆了，但是他又知道，他說這番話為的是自我安慰……說來實在奇怪。當他坐在自己的房間裡，沒人理睬，又怕房管員又怕票證處的姑娘的時候，他的頭腦裡想的是人生、真理、自由、上帝……那時候誰也不需要他，電話鈴一連幾個星期都不響，熟人在街上碰見都不和他打招呼。可是現在，當幾十個人在等著他，又給他寫信，又給他打電話，小汽車的喇叭在窗外輕輕響著的時候，他卻再也擺脫不了一些空泛無聊的想法、卑微的煩惱、庸人的擔心。不是擔心說錯了話，就是擔心笑得不是地方，總是有一些微乎其微、庸俗無聊的想法伴隨著他。

在斯大林打過電話之後，有一段時間他覺得他今後可以完全不必害怕了。可是結果他還是在害怕，只是這害怕不同了，不再是平民的害怕，而是貴族的了——可以坐汽車，可以往克里姆林宮打電話，但害怕還是害怕。

對別人的學術成就抱嫉妒的、運動員式的態度——原來似乎是不可能的，現在變成很自然的事了。他在擔心：別人會不會超過他，會不會糾正他的錯誤？

他不太願意和契貝任交談，似乎沒有力量進行長久的、花費力氣的談話。他還是把科學對國家的依賴關係想象得太簡單。因為他確實是自由的嘛：現在誰也不認為他的理論體系是學究式的毫無意義的東西了。現在誰也不敢扼殺他的理論體系了。國家需要物理學理論。現在這一點希沙科夫明白了，巴季因也明白了。為了讓馬爾科夫在試驗方面，讓科契庫羅夫在實踐方面表現出他們的本事，就需要有理論家做後臺。在斯大林打過電話之後，所有的人都一下子明白了這一點。怎麼向契貝任解釋，是斯大林的電話使他在研究中得到了自由呢？可是他為什麼對於柳德米拉的缺點不能容忍了呢？可是他為什麼對待希沙科夫這樣和善呢？

他現在很喜歡馬爾科夫。領導人的私事，一些秘密的和半秘密的情況，一些無傷大雅的手腕和非同兒戲的陰謀詭計，是否被邀參加主席團而引起的喜悅或懊惱，有誰進入某些特別名單或者在名單中沒有名字——他對這一切都有了興趣，他的的確確關心起這些事。

也許，他現在寧願花一個晚上和馬爾科夫閒扯，也不願像在喀山那樣和馬季亞羅夫認真探討。

馬爾科夫極善於發現一些人的可笑之處，毫無惡意地同時又十分辛辣地嘲笑一些人的弱點。他具有文學才能，同時又是一流的科學家，也許，他是國內最有才華的物理試驗工作者。

維克托已經穿好大衣，柳德米拉說：

「瑪利亞昨天來過電話。」

他很快地問：

「什麼事？」

顯然，他的臉色都變了。

「你怎麼啦？」柳德米拉問道。

「沒什麼，沒什麼。」他說著，從走廊回到房間裡。

「說實在的，我也不明白，究竟有什麼不愉快的事。大概是科甫琴科往他們家裡打過電話。總而言之，她還和以往一樣替你擔心，怕你又惹出什麼事兒。」

「究竟怎麼一回事兒？」他焦急地問道。「我真不明白。」

「我不是說了嘛，我也不明白。看樣子，她是覺得在電話裡說起來不方便。」

「好吧，那你就再說一遍。」他說著，解開大衣，坐到門口的一張椅子上。

柳德米拉看著他，搖了搖頭。他覺得，她的眼睛帶著責難和傷心的神情看著他。她好像證實他這種感覺，說：

「瞧，維克托，你說早晨給契貝任打個電話都沒有時間，可是一聽說瑪利亞，就有時間聽了……甚至還走了回來。已經不早啦。」

他側著眼睛朝上看了看她，說：

「是的，我要遲到了。」

他走到妻子跟前，握住她的手親了親。她撫摩了幾下他的後腦勺，輕輕地理了理他的頭髮。

「瞧，現在瑪利亞多麼重要，多麼叫人感興趣，」柳德米拉小聲說，又悽然笑了笑，說，「還說她分不清巴爾扎克和福樓拜呢。」

他看了看：她的眼睛溼潤了，他覺得她的嘴唇好像也在哆嗦。

他無可奈何地把兩手一攤，走到門口又回頭看了看。

她臉上的表情使他吃了一驚。他一面下樓一面想，如果他和柳德米拉離了婚，今後再也不見面了，那麼，她臉上這種表情，這種無可奈何的、痛苦、感人，為他也為自己羞臊的表情，將永遠不會從他的腦海裡消失，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天。他明白，這幾分鐘裡發生了十分重要的事，妻子讓他知道，她看出了他對瑪利亞·伊凡諾芙娜的愛情，他也證實了這一點……

他還知道一點。他看到瑪利亞，就覺得幸福，如果他覺得他再也看不到她了，他就連氣也不能喘了。

等維克托的汽車漸漸來到研究所，希沙科夫的小汽車也跟了上來，兩部小汽車幾乎同時在大門口停下來。

他們並肩在走廊裡走著，就像剛才他們的汽車並排行駛一樣。希沙科夫挽住維克托的胳膊，問道：

「就是說，您要乘飛機外出嗎？」

維克托回答說：

「看樣子，要出去一趟。」

「很快咱們就要永遠分手了。您現在相當於一位國家元首了。」希沙科夫開玩笑說。

維克托忽然想：

「如果我問他，您愛過別人的妻子嗎，他會說什麼？」

「維克托·帕夫洛維奇，」希沙科夫說，「您是否得便，在兩點左右上我這兒來一下？」

「到兩點鐘我就沒有事了。遵命。」

這一天他工作很不順利。

在實驗廳裡，馬爾科夫不穿外衣，挽著襯衣袖子，走到維克托跟前，很起勁地說：

「維克托·帕夫洛維奇，如果您有時間，等會兒我上您的辦公室去。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和你說說。」

「我在兩點鐘要到希沙科夫那兒去，」維克托說，「您遲一點兒來吧。我也有一點兒事要和您說說。」

「您在兩點鐘要上希沙科夫那兒去嗎？」馬爾科夫反問一句，又沉思了一會兒，說：「可能我猜到了，他要找您幹什麼。」

五十五

希沙科夫一看到維克托，就說：

「我已經想打電話給您，提醒您呢。」

維克托看了看錶。

「我覺得，我沒有遲到呀。」

希沙科夫站在他面前，又肥又大，穿著講究的灰色西服，滿頭銀髮的大腦袋。但是維克托覺得希沙科夫的眼睛裡已經沒有冷淡和倨傲的神氣了，這是一個讀了大仲馬和裡德的不少小說的小孩子的眼睛。

「親愛的維克托·帕夫洛維奇，今天我請您來，有一件特別的事，」希沙科夫笑著說，並且拉住維克托的手，把他拉到椅子跟前，「是一件很重大的、不太愉快的事。」

「站著談吧，天天坐得太多了。」維克托說著，用煩悶的目光打量了一下這位肥大院士的辦公室。

「咱們就來談談不愉快的事吧。」

「是這樣的，」希沙科夫說，「在國外，主要是在英國，發動了一場卑鄙的運動。我們擔負著戰爭的主要重擔，可是英國的科學家們並不要求儘快開闢第二戰場，卻展開了一場極其奇怪的運動，煽動敵視我們國家的情緒。」

他看了看維克托的眼睛，維克托知道那是一種毫無掩飾的、直露的目光，那是有些人要做壞事時的目光。

「是的，是的，是的，」維克托說，「可是，究竟是一場什麼樣的運動？」

「一場誹謗運動，」希沙科夫說，「他們公佈了一份據說是我國被殺害的科學家和作家的名單，報道了因為政治問題被鎮壓者的離奇數字。他們懷著不可理解的，也可以說是不可告人的用心，想推翻經過偵查和判定的普列特尼奧夫和列夫醫生害死馬克西姆·高爾基的罪行。這一切都發表在接近政府人士的一家報紙上。」

「是的，是的，是的，」維克托一連說了三遍，「還有什麼嗎？」

「基本上就是這些。還提到遺傳學家切特韋里科夫，組織了一個保護他的委員會。」

「希沙科夫同志，」維克托說，「可是，切特韋里科夫確實被捕了呀。」

希沙科夫聳了聳肩膀。

「維克托·帕夫洛維奇，您知道，我沒有過問過保安機關的工作。不過，如果他確實被捕了，那顯然是因為他犯了罪。你和我總是沒有被捕呀。」

這時候巴季因和科甫琴科走進辦公室。維克托明白，希沙科夫是在等他們，顯然事先他已經和他們商量過了。他甚至沒有對剛進來的兩個人解釋正在談的是什麼，只是說「請吧，請吧，兩位同志，請坐」，就又接著對維克托說：

「維克托·帕夫洛維奇，這些無稽之談又傳到了美國，刊登到《紐約時報》上，這自然引起蘇聯知識界的憤慨。」

「當然啦，不可能不憤慨。」科甫琴科用十分親切的目光看著維克托的眼睛，說。

他那栗色眼睛的眼神是那樣親熱，以至於維克托很自然地產生的一種想法也說不出口了：「蘇聯知識分子根本就看不到《紐約時報》，怎麼會憤慨呢？」

維克托聳了聳肩膀，嗯了兩聲，這些動作可以被理解為他贊同希沙科夫和科甫琴科的說法。

「很自然，」希沙科夫說，「在我們知識界出現了一種願望，對這種卑鄙的誹謗給予應有的回擊。我們起草了一份檔案。」

「哼，你什麼也沒有起草，是別人起草的。」維克托在心裡說。

希沙科夫又說：

「這份檔案是用書信的形式。」

這時巴季因小聲說：

「我看過這份檔案，寫得很好，寫的都是應該說的話。簽名的人不要多，應該是我國最大的一些科學家，具有全歐洲和全世界名望的。」

維克托一聽到希沙科夫開頭的幾句話，就明白了談話的目的。他只是不知道希沙科夫究竟要他幹什麼：在學術委員會會議上發言，寫文章，還是參與發表宣告？現在他明白了：要他在公開信上簽名。

噁心的感覺向他襲來。他像在那一次要他檢討的會議之前那樣，又感覺到自己的可憐而卑賤的實質。

有幾百萬噸岩石就要朝他的頭上壓下來……普列特尼奧夫教授呀！維克托立即想起《真理報》上報道一個女人歇斯底里地控訴這位老醫生進行骯髒活動的文章。

如往常一樣，報紙刊登的事就成了事實。顯然，讀了不少托爾斯泰、契訶夫和柯羅連科的書，使人們養成了對俄羅斯文字幾乎奉若神明的態度。但是終於有一天，維克托清清楚楚看出來，報紙在說謊，普列特尼奧夫教授受到了誹謗。

過了不久，普列特尼奧夫和克里姆林醫院的著名內科醫生列文就被捕，並且供認害死了馬克西姆·高爾基。

三個人都望著維克托。他們的目光是親切、和藹、充滿信心的。他是自己人嘛。希沙科夫已經像兄弟般地承認了他的著作的偉大意義。科甫琴科也把他看得很高。巴季因的眼睛好像在說：「是的，我對您做的事情原來是很反感的。但是我錯了。我不懂。黨已經糾正了我的錯誤。」科甫琴科開啟紅色公文夾，把打字機打好的公開信遞給維克托。

「維克托·帕夫洛維奇，」他說，「應該告訴您，英國人和美國人發動的這場運動，是直接為法西斯效勞的。可能這是第五縱隊的間諜策動的。」

巴季因插話說：

「幹嗎還要向維克托·帕夫洛維奇進行宣傳？他和咱們都一樣，有一顆蘇聯愛國者的心。」

「當然，」希沙科夫說，「正是這樣。」

「誰又能懷疑這一點呢？」科甫琴科說。

「是的，是的，是的。」維克托說。

最奇怪的是，這幾個人不久前對他又鄙視又不放心，現在卻對他又信任又親熱，這種信任和親熱顯然極其自然，而且他雖然一直記著他們對他的殘酷，卻很自然地接受了他們的友好感情。

就是這種友情和信任束縛著他，剝奪了他的力量。

假如他們大聲呵斥他，用腳踢他，打他，也許他會大吼起來，會剛強些的……

斯大林和他通過電話。現在和他坐在一起的幾個人都記得這一點。

可是，天啊，他們要他簽名的這封信多麼可怕呀。這封信關係到多麼可怕的事呀。

他實在無法相信普列特尼奧夫教授和列文大夫會殺害偉大的高爾基。他媽媽來莫斯科的時候找列文看過病，柳德米拉更是常常在他那兒治病，他是一個很聰明、很細心、很和善的人。誣陷這樣兩位醫生的人，有多麼殘忍？

這種誣陷是中世紀黑暗的再現。醫生竟成了殺人犯！醫生竟害死偉大的作家，害死最後一位俄羅斯文學大師。誰需要這種血腥的誣陷？這是迫害異己，是宗教審判的火堆，就像殺害異教徒，又是煙，又是惡臭，像燒開的焦油。這一切怎麼能和列寧，和社會主義建設，和偉大的反法西斯戰爭相聯絡呢？

他拿起公開信的第一頁。

希沙科夫問他，站著是不是舒服，光線行不行，是不是坐到椅子上？不用，不用，很舒服，謝謝。他看得很慢。把一個一個的字塞進腦子，腦子卻不能吸收，就像要把沙子塞進蘋果裡。他看到：

「你們袒護人類的敗類和不肖之徒、玷辱了崇高的醫生稱號的普列特尼奧夫和列文，是在助長法西斯仇恨人類的思想。」

他又看到：

「蘇聯人民英勇地在同法西斯進行戰鬥，是法西斯在用新的形式推行中世紀的迫害異己、民族大洗劫、宗教審判的火刑、刑訊和拷打。」

我的天啊，怎麼能不叫人發瘋呀。

他又往下看：

「我們的子弟在斯大林格勒流的血，取得了反法西斯戰爭的轉折，你們卻有意無意地在袒護第五縱隊的間諜……」

是的，是的，是的。

「我們的科學工作者受到人民和政府的無比愛護和關懷，這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的。」

「維克托·帕夫洛維奇，我們在這兒說話，不妨礙您吧？」

「不，不，沒關係。」維克托說。他心裡想：「有些人很幸運，或者能夠開開玩笑把事情敷衍過去，或者這會兒正在別墅裡度假，或者在生病，或者……」

科甫琴科說：

「我聽說，斯大林同志知道這封信，很贊成我們科學家的這一行動。」

「所以才要維克托·帕夫洛維奇簽名呢……」巴季因說。

維克托感到苦惱，感到厭惡，感到自己就要屈服。他感觸到偉大國家的親切氣息，他沒有力量投身寒冷的黑淵……今天他沒有，實在沒有力量。使他就範的不是恐懼，而是另外一種消磨力量的溫順感情。

人是多麼奇怪、多麼令人吃驚的造物呀！他有力量去死，卻沒有足夠的力量拒絕甜餅和冰糖。

如果有一隻手撫摩你的頭，拍你的肩膀，那手就成了無敵的手，你再也無力把它推開。

胡說，為什麼要誣衊自己？他要甜餅和冰糖幹什麼？他對生活條件和物質享受一直很平淡。他的見解、他的著作、他一生最珍貴的東西在反法西斯戰爭時期成為有用的、可貴的。這確實就是幸福！

而且，說實在的，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兒呢？他們都在預審中承認了呀。他們在法庭上也供認了。他們已經承認害死了偉大的作家，怎麼能相信他們無罪？

拒絕在公開信上簽名嗎？那就是同情殺害高爾基的兇手！不，不可能。懷疑他們招供的真實性嗎？就是說，那是強迫的！可是強迫一個正直而善良的知識分子承認自己是僱傭的殺人兇手並因而換得死刑和可恥的名聲，只有用拷打的辦法。然而，這樣的懷疑，即使有一絲一毫，那也是神經錯亂。

不過，在這種卑劣的信上簽名，那是令人厭惡，令人作嘔的。在他的頭腦中出現了一些話和對這些話的回答……

「同志們，我有病，我的冠狀動脈痙攣。」

「胡說，想借口生病來逃避呢，您臉上的氣色挺好嘛。」

「同志們，幹嗎要我簽名，我只是在很小的專家圈子裡有些名氣，國外很少有人知道我。」

「胡說！（聽到這個「胡說」十分快活）都知道您，還不光是知道呢！而且沒有您的簽名，這信就沒有意義，也無法讓斯大林同志看，他會問：為什麼沒有施特魯姆的簽名？」

「同志們，我直截了當對你們說吧，我覺得某些說法不夠妥當，會給我們整個科學界造成不好的影響。」

「維克托·帕夫洛維奇，請，請，請您提出具體意見，我們很高興修改您認為不妥當的說法。」

「同志們，要理解我的意思，比如，你們在這兒寫的：人民的敵人巴別爾，人民的敵人、作家皮利尼亞克，人民的敵人瓦維洛夫院士，人民的敵人、演員梅耶霍德……不過我是一個物理學家，數學家，是從事理論研究的，有些人認為我精神失常，因為我研究的領域太抽象。說實在的，我是不夠格的，最好還是不提這些人吧，因為這些事我一點兒也不明白。」

「維克托·帕夫洛維奇，您不要客氣吧。您十分善於分析政治問題，您的邏輯性很強，您該記得，有多少次您說到政治方面的問題，說得何等深刻呀。」

「啊，天呀！你們要知道，我還有良心呀，我很痛心，我很難過，再說，也不是非我不可，為什麼非要我簽名不行，我太痛苦了，讓我的良心享受一點兒安寧吧。」

可是馬上又變得軟弱無力，不由自主，出現了餵飽了和受寵的牲畜那種馴順的感情，怕生活又受到新的摧殘，怕又一次擔驚受怕。

這是怎麼回事兒？又要把自己放到大家的對立面？又要冷清孤單？應該認真對待生活了。他已經得到連想也不敢想的東西。他現在能自由地從事自己的研究，受到無比的關懷與照顧。而且他也沒有祈求，沒有檢討。他是勝利者！他還要什麼呢？斯大林都親自給他打了電話呀！

「同志們，這事關係重大，我希望多少想一想，最好等明天再決定。」他又在心中說。

他馬上又想象到：這樣他會一夜不眠，痛苦，焦慮，猶豫不決，突然下決心，又因為下了決心而害怕，又猶豫不決，又下決心。這一切折騰起人來，就像兇惡、無情的瘧疾。是他自己要把這種折磨延長若干小時。他已經沒有力氣了。快點兒，快點兒，快點兒吧。

他掏出自來水筆。

他馬上看出來，希沙科夫看到他這個頂不隨和的人今天這樣隨和，都驚愕得發了呆。

整整一天維克托沒有進行研究。誰也沒打攪他，誰也沒給他打電話。是他自己不能進行研究。他不能進行研究，是因為這一天他覺得研究工作枯燥、空洞、毫無意思。

有哪些人在公開信上籤了名？契貝任簽名嗎？約費簽過名嗎？克雷洛夫是否簽過名？曼德爾施塔姆呢？他真想躲到什麼人背後去。不過，拒絕簽名是不可能的。那就等於自殺。啊，根本不是這麼回事兒。也可以拒絕嘛。不，不，都有道理。因為誰也沒有威脅他。如果他是因為像畜生一樣害怕而簽了名，那倒是輕鬆些。可是他簽名不是因為害怕呀。是因為有一種愚昧、令人噁心的馴順感情。

維克托把安娜·斯捷潘諾夫娜叫到自己的辦公室裡來，請她明天把新裝置上進行的試驗的一組膠片洗出來。

她記下來了，卻依然坐著沒有走。

他用詢問的目光看了看她。

「維克托·帕夫洛維奇，」她說，「我以前認為，言語是表達不出心情的，可是現在我想說說：您可明白，您的所作所為對於我和其他一些人有什麼樣的意義？這對於人們來說，比一切偉大的發明都重要。就因為您活在世界上，一想到這一點，心裡就覺得幸福。您可知道，鉗工們、清潔工和門衛人員是怎麼說您的？都說您是一個正派人。我多次想上您家裡去，可是我怕。您要知道，我在最困難的日子裡一想到您，心裡就覺得輕鬆，覺得安寧。謝謝您，就因為有您。您是人！」

他什麼也沒有來得及說，她就很快地走出了辦公室。他想跑到街上去，狂跑，狂叫……因為他太痛心，太羞愧。不過，痛心和羞愧還不止這些，這只是開頭。快到下班的時候，電話鈴響起來。

「您聽出來了嗎？」

天啊，還問他是不是聽出來呢。不僅是耳朵，就連握著話筒、頓時緊張起來的手指頭也聽出這聲音了。這是瑪利亞又在他最難受的時刻出現了。

「我是在公用電話亭子裡打電話，聲音很不清楚，」瑪利亞說，「我丈夫身體好些了，我現在時間多一些了。如果可以的話，明天八點鐘還上那個街心公園來。」

她忽然說：

「我親愛的，我的心上人！我真替您擔心呀。有人帶著一封公開信上我家來，噢，您明白我說的是什麼吧？我相信，這是您，是您的剛強幫助我丈夫頂住了，我們一切都還平平安安。可是我馬上想到，您這一下子要惹出麻煩來了。您性格那樣倔強，有時候別人會碰一個疙瘩，您就會碰得粉身碎骨。」

他掛起話筒，用兩手把臉捂住。他已經明白自己處境之可怕：今天不是敵人在殘酷地折磨他。是親近的一些人在折磨他，用的刑具是他們對他的無比信任。

他回到家裡，連大衣也沒有脫，就給契貝任打電話。柳德米拉站在他面前，他在撥契貝任家的電話號碼，他相信，斷然相信，他的朋友和老師也會因為喜歡他，使他受到無情的創傷。他急急匆匆，甚至來不及對柳德米拉說說在公開信上簽名的事。天啊，柳德米拉的頭髮白得多麼快呀。是的，是的，真不應該，不能再讓她傷心了！

「好訊息不少，都看到戰報，」契貝任說，「不過我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事。噢，今天我和幾位可敬的人士吵了一場。您可聽說一封什麼公開信了嗎？」

維克托舔了舔發燥的嘴唇，說：

「是的，聽說一點點兒。」

「好啦，好啦，我明白，這種事兒不好在電話裡說，等您回來之後，咱們見了面再說說吧。」契貝任說。

嗯，好吧，好吧，不過，還有娜佳，她馬上也要回來了。天啊，天啊，他乾的是什麼事……

五十六

夜裡，維克托睡不著。他心裡太痛苦了。這種可怕的苦惱是從哪兒來的？真是沉重的負擔，沉重的負擔。還勝利者呢！

他在害怕房管所的普通辦事員的時候，比現在要剛強些，自由些。今天他甚至都不敢進行爭論，不敢表示懷疑。他成為勝利者之後，便失去了心意的自由。他怎麼好意思見契貝任呀？也許，他見了契貝任會泰然自若，就像他回到研究所那一天許多快快活活、親親熱熱迎接他的一些人那樣？

這一夜他想到的一切，都使他傷心，使他難過，使他不得安寧。他的笑、他的動作表情、他的行動都和他自己格格不入，都和他作對。今天晚上娜佳的眼睛裡有一種憐憫和憎惡的神情。

只有經常使他氣憤、經常頂撞他的柳德米拉聽他說過以後，馬上就說：

「維克托，不應該難過。我覺得你最聰明，最實在。既然你已經這樣做了，就是說，應該這樣。」

為什麼他現在願意承認一切、肯定一切呢？為什麼不久前他不能容忍的事現在可以容忍了呢？不論和他談什麼，他都用樂觀的態度看待。

軍事上的勝利與他個人命運的轉折是一致的。他看到軍隊的強大、國家的強盛、前途的光明。為什麼他今天覺得馬季亞羅夫的一些說法如此淺薄無味？

在他被丟擲研究所，他拒絕檢討的那一天，他心裡有多麼坦然，多麼輕鬆。在那些日子裡，親人就是他的莫大幸福：柳德米拉、娜佳、契貝任、葉尼婭……啊，見了瑪利亞，他對她怎麼說呢？他一向那樣瞧不起膽小的索科洛夫，瞧不起他的順從和聽話。可是今天呢？他怕去想母親，他在她面前有愧。他很怕再拿起她最後一封信。他又害怕又苦惱地瞭解到，他已經無力保衛自己的靈魂，無法使靈魂不受侵蝕。他本身正在滋長一種力量，這種力量漸漸使他成為奴隸。

他幹了很卑鄙的事！他看著許多不幸的、血肉模糊的人軟弱無力地倒下去，他還要朝他們投石頭。

因為揪心的痛苦，因為劇烈的折磨，他的額頭上滲出了汗珠。

他有什麼理由感到自負？他有什麼權利在別人面前誇耀自己的純潔和勇氣？他有什麼權利評論別人，不原諒別人的弱點？

渺小的人和高尚的人都有不足之處。他們的區別在於：渺小的人做了好事，就要誇耀一輩子；高尚的人做了好事，一點也不注意，而長期記在心裡的是他所做的壞事。

可是他卻常常誇耀自己的勇敢和正直，譏笑別人的軟弱和怯懦。可是現在他把很多人出賣了。他鄙視自己，他為自己感到羞臊。他的家，他的光明和溫暖，都化為灰燼，化為齏粉。

他和契貝任的友誼、對女兒的疼愛、對妻子的感情、對瑪利亞的無希望的愛情、他個人的幸福與不幸、他的著作、他的心愛的科學、他對母親的愛和對她的悼念——一齊從他的心中消失了。

他為什麼要犯這樣可怕的罪過？世界上的一切與他所失去的東西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不論是從太平洋岸直到黑海岸的遼闊大國，還是科學，與一個小小人物的正直與純潔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

他清楚地看到，現在還不晚，他還有力量抬起頭來，做自己的母親的好兒子。

他不想尋求安慰，不想為自己辯護。就讓他所做的這件卑鄙下賤的壞事永遠成為對他的責難吧。讓他終生時時刻刻記著吧。一個人應該不是一心想著去幹什麼大事，不是要以這樣的大事作為驕傲和誇耀的資本。不是，不是，不是！

年復一年，每天，每時每刻都需要進行鬥爭，保衛自己做人的權利，保持純潔與善良的權利。在這種鬥爭中既不需要驕傲，也不需要虛榮，需要的只有搏鬥。如果在可怕的時期出現了毫無希望的時刻，一個人就不應該怕死，如果還想做一個人的話，就不應該怕。

「好吧，咱們就試試吧，」他說，「也許，我還有足夠的力量。媽媽，媽媽，這是你的力量。」

五十七

盧比揚卡附近村莊裡的一個又一個夜晚……

克雷莫夫被審訊之後，躺在床上，呻吟著，想著，和卡茨涅林鮑肯說著話兒。

原來克雷莫夫覺得布哈林和雷科夫的招供、加米涅夫和季諾維耶夫的招供、托洛茨基派、右傾或左傾中央的案件過程、布勃諾夫和穆拉羅夫以及什里亞普尼科夫的遭遇都是不可思議的，現在他覺得都是可以想象的了。從革命的活的機體上把皮撕下來，新時期想用革命的皮來打扮自己，而把無產階級革命的帶血的肌肉和熱騰騰的心肝拋進垃圾堆裡，因為新時期不需要這些。需要的只是革命的皮，所以把這張皮從活人身上剝下來。披上革命的皮的人便說起革命的話，做起革命的動作，但是腦子、肺、肝、眼睛卻是另外一種人的。

斯大林！偉大的斯大林！也許，最有權勢的一些人正是最沒有主見的人。是時代和環境的奴隸，是當今的馴服而恭順的奴僕，見到新時期來了，就恭恭敬敬地開啟大門。

是的，是的，是的……見了新時期不低頭的人，就要進垃圾堆。

現在他知道是怎樣摧毀一個人了。搜身，剪掉紐扣，拿走眼鏡，這樣使一個人產生身體不值錢的感覺。到了偵訊室裡，一個人會感到自己參加革命、參加國內戰爭根本不算什麼，自己的知識和自己的工作更是不值一提。就是說，這是第二步：叫你知道不僅是身體不值錢。

而對於那些堅持繼續做人的人，就進行百般折磨，一直要把人的體力和精力都弄垮，使人服服帖帖，毫無反抗之力，直到使人既不盼望正義，又不盼望自由，也不盼望安寧，只是盼望早日了結已經使人十分痛恨的人生。

審訊工作幾乎總是取勝的過程，就在於肉體的人和精神的人是一致的。精神和肉體是互相溝通的，進攻的一方只要擊潰和突破人的肉體防線，就能使機動兵力進入突破口，控制精神，迫使人無條件投降。

他沒有力量想這一切，也沒有力量不想這一切。究竟是誰出賣他？誰密告他？誰誣陷他？他覺得他現在對這個問題沒有多大興趣了。

他一向自以為得意的，是他能使自己的生活服從理性。可是現在不是這樣了。理性說，他和托洛茨基的談話情形是葉尼婭告密的。可是他現在整個的生活、他和偵訊員周旋、他還能夠呼吸、他依然是克雷莫夫同志，其支撐點就是相信葉尼婭不可能幹這種事。有一小會兒他竟會對此失去信心，他都感到奇怪。沒有什麼力量能夠使他不相信葉尼婭。儘管他知道，除了葉尼婭，誰也不知道他和托洛茨基的談話，儘管他知道女人容易變心，女人是軟弱的，儘管他知道葉尼婭已經扔掉他，在他一生最艱難的時候離開了他，他還是相信。

他把審訊的經過對卡茨涅林鮑肯說了說，但是隻字未提這件事。

卡茨涅林鮑肯現在不開玩笑，也不扮鬼臉了。

確實克雷莫夫沒有把他看錯。他是很聰明的。但是他說的一切都很可怕、很奇怪。有時候克雷莫夫覺得，把這個老肅反工作人員關進內部監獄，沒有什麼不應該的。不可能不這樣。有時克雷莫夫覺得他是一個瘋子。

這是國家保安機關的詩人和歌手。

他有一次用讚賞的口氣對克雷莫夫說，上次開黨代會上，休息的時候斯大林問葉若夫，為什麼他在執行肅反政策上犯了擴大化的錯誤，張皇失措的葉若夫回答說，他是執行斯大林的直接指示的，斯大林就對著圍住他的代表們很憂鬱地說：「這也是一名黨員說的。」

他還說了說亞戈達遇到的可怕的事……

他還說起肅反部門的一些大人物，他們懂得伏爾泰，知道拉伯雷，敬仰魏爾蘭，當年都在這座日夜不眠的大房子裡做過領導工作。

他還說過一個在莫斯科幹了多年劊子手的一個很可愛、很老實的拉脫維亞老頭子，這個老頭子在行刑的時候，常常要求把就刑的人的衣服脫下來，交給保育院。他又說了另一個行刑者的事。那個人日日夜夜地喝酒，沒有活兒幹就十分苦悶，在沒有派到他殺人的時候，他就到莫斯科附近的國營農場去殺豬，把豬血裝在瓶子裡帶回來，說是醫生叫他喝豬血治貧血病。

他向他描述，在一九三七年每天夜裡怎樣對判定所謂剝奪通訊自由的人執行死刑，夜裡莫斯科焚屍爐的煙囪怎樣冒濃煙，被動員參加行刑和抬運屍體的共青團員們怎樣一個個瘋了。

他說了說怎樣審訊布哈林，加米涅夫多麼倔強。有一天夜裡他和克雷莫夫一直談到天亮。

這天夜裡，這名肅反工作人員發展和豐富了他的理論。

卡茨涅林鮑肯對克雷莫夫描述了新經濟政策時期的新資產階級分子弗倫克爾的不尋常遭遇。弗倫克爾在實行新經濟政策初期在奧德薩建立了發動機工廠。在二十年代中期他被逮捕並被押送到索洛韋茨基群島上。他在索洛韋茨基勞改營裡的時候，向斯大林提供了一份天才的方案。這個老肅反工作人員在這裡用的字眼兒就是「天才的」。

他在這份方案中用大量經濟學和技術方面的資料論證瞭如何利用成千上萬的犯人修建道路、堤壩、水電站，開鑿運河。

這位被囚禁的新資產階級分子便成了克格勃的中將，因為當家的十分看重他的想法。

二十世紀忽然闖入簡單勞動時期，這種被神聖化的勞動實際是囚犯連隊的勞動和舊式的苦役勞動，是鍬、鎬、斧頭和鋸子的勞動。

勞改營世界也開始吸收現代文明，也使用電力機車、自動升降機、推土機、電鋸、渦輪機、割礦機、大量的汽車和拖拉機。勞改營世界裝備了運輸和聯絡飛機、無線電聯絡和通訊系統、自動車床、現代化的選礦系統。勞改營世界設計、規劃、建造礦井、工廠、新的海洋、宏偉的水電站。

勞改營世界發展十分迅速，並存的舊的苦役式勞動顯得很可笑，很好玩兒，就像孩子們的拼圖方塊。

但是，卡茨涅林鮑肯說，勞改營還是跟不上現實的發展，因為現實不斷地向勞改營提供人力。有許多學者和專家還是派不上用場，他們和技術與醫務沒有任何關係……

有一些全世界知名的歷史學家、數學家、天文學家、文學評論家、地理學家、世界美術研究專家、研究梵文和古凱爾特語的學者，在勞改營系統都派不上什麼用場。勞改營的發展還不夠，還不能利用這些人的特長。他們乾的是粗活兒，或者在事務工作方面和文教科做一些所謂笨活兒，或者在殘廢營裡閒待著，根本無法運用他們的知識，他們的知識往往是極其淵博的，不僅在蘇聯，而且在全世界都得到極高的評價。

克雷莫夫聽著卡茨涅林鮑肯不停地說，就好像一位學者在介紹自己一生的主要事業。他不僅是歌頌和讚美。他還是個研究者。他進行比較，揭示缺點和矛盾，聯絡，對照。

在勞改營外面也存在著缺陷，當然，其形式是不那樣明顯的。在現實生活中有不少人做的不是他們能做的工作，不是發揮其所長，在各個大學、各個編輯部、科學院各研究所都有這類現象。

卡茨涅林鮑肯說，在勞改營裡，刑事犯統治著政治犯。刑事犯又霸道，又野蠻，又懶惰，又貪財，動不動就不要命地打架、搶奪，阻礙著勞改營勞動生活和文化生活的發展。他接著說，就是在勞改營鐵絲網裡面，科學家和著名文化界人士的工作也要由不學無術、無能和見識短淺的人領導。勞改營好像是外面社會的擴大而加強的映像。不過鐵絲網內外的現實不是相反的，而是符合對稱定律的。

他接著又說起來，不過不是像一位歌手，也不像一位思想家，而是像一位預言家了。

如果勇敢而連續不斷地推進勞改營制度的發展，排除阻力和缺陷，這種發展必將導致界線的消滅。勞改營就會同外面的社會融為一體。這種融合，這樣消滅了勞改營與外面社會的對立，就是偉大原則的成熟和勝利。勞改營制度雖然有種種缺陷，但也有一個起決定作用的優點。只有在勞改營裡，最高原則，也就是理性，能夠毫不掩飾地反對個人自由原則。理性可以使勞改營高度發展，高度發展就可以創造條件使其自我消滅，與鄉村和城市的生活融為一體。

卡茨涅林鮑肯擔任過勞改營設計院的領導。他認為，科學家和工程師們能夠在勞改營的條件下解決最複雜的問題。他們能夠解決世界科學技術思想方面的任何問題。只要能很好地領導他們，為他們創造較好的物質條件就行。有一種古老的說法，說是沒有自由就沒有科學，是完全不可信的。

「等到兩方面水平接近了，」他說，「我們就可以宣佈鐵絲網裡面和外面的生活相等了，就用不著關押人了，我們就不必再發逮捕證了。我們只建立監獄和政治隔離所，文教處就可以對付任何不合常規的人。到那時候就會出現意想不到的太平局面。」

取消勞改營將是人道主義的勝利。同時所謂個人自由這種亂七八糟的、原始的、穴居時代的原則在這之後也不會佔上風，不會猖獗起來。相反，這種原則倒是可以完全消除。

在沉默了很久之後，他又說，也許，幾百年之後，這種制度會自行消滅，在這種制度自行消滅過程中，漸漸產生民主和個人自由。

「世界上沒有什麼東西是永遠存在的，」他說，「但是我不希望生活在那樣的時代。」

克雷莫夫對他說：

「您的一些想法是極不正常的。據說，一些精神病醫生在精神病醫院裡工作時間久了，自己的精神也會不正常。請原諒我這樣說。不過，您在這裡面待得太久，不是沒有影響的。卡茨涅林鮑肯同志，您把保安機關看成了上帝。確實應該把您撤換下來。」

卡茨涅林鮑肯很和善地點了點頭，說：

「是的，我相信上帝。我是一個信神的愚昧的老頭子。每一個時代都要依照自己的面貌創造一個上帝。保安機關是明智和強有力的，保安機關統治著二十世紀的人類。過去這樣的力量，人類曾經奉若神明的力量，就是地震、雷電、森林大火。現在不光是把我關起來，而且把您也關起來了。也應該把您給撤換了。總有一天會弄清楚，究竟是您說得對，還是我說得對。」

「可是德列林克老頭子現在回去了，回勞改營去了。」克雷莫夫說。

他知道這話會引起反應的。果然，卡茨涅林鮑肯說：

「就是這個可惡的老頭子攪亂了我的信仰。」

五十八

克雷莫夫聽到聲音不高的說話聲：

「剛才廣播說，我軍擊潰了斯大林格勒的德國集團軍群，好像把保盧斯抓住了，說實話，我沒有聽清楚。」

克雷莫夫叫喊起來，掙扎起來，兩腳在地上亂動，想走到穿棉軍裝和氈靴的人群中去……人群的那種親切的嚷嚷聲淹沒了旁邊正在進行的不高的談話聲；格列科夫從斯大林格勒的瓦礫堆裡搖搖晃晃地朝著克雷莫夫走來。

醫生抓住克雷莫夫的手，說：

「應該休息一下……再注射一針樟腦劑，脈搏每跳四下都要停一下。」

克雷莫夫把鹹鹹的一團東西吞下去，說：

「沒什麼，繼續進行吧，醫生認為沒有關係嘛，我反正不招認。」

「你會招認的，你會招認的，」偵訊員用工廠老技師那種和善而自信的口吻說，「有許多比您更硬的人都招認了。」

這第二次審訊過了三個晝夜之後結束了。克雷莫夫又回到囚室裡。

值班守衛把一個白布包著的小包放到他身邊。

「喂，犯人，請在轉交單據上籤個名。」他說。

克雷莫夫看了看轉交物品的清單，清單上的字跡十分熟悉：蔥，蒜，糖，白麵包乾。清單下面寫著：「你的葉尼婭。」

天啊，天啊，他哭了……

五十九

一九四三年四月一日，斯皮裡多諾夫接到蘇聯電力委員部的撤換工作的通知；要他交出斯大林格勒發電站的工作，前往烏拉爾，到一座不大的、用泥炭發電的發電站去擔任站長。這處分不算重，因為本來也可以送交法庭的。斯皮裡多諾夫在家裡沒有說起電力委員部這道命令，決定再等州黨委的決定。四月十四日，州黨委因為他在艱難的日子裡擅離職守，給予他嚴重警告處分。這項決定也算很寬容的，因為本來也可以把他開除出黨。但是斯皮裡多諾夫覺得州黨委做出這樣的決定是很不應該的，因為州委的同志們都知道，他一直堅持到斯大林格勒保衛戰的最後一天，他是在蘇軍已經開始進攻的那一天上左岸去的，他是為了去看看在船艙裡分娩的女兒。在州黨委的會議上他本想分辯一下，可是普里亞欣非常嚴肅，說：

「您可以向中央監察委員會上訴，我估計，什基里亞托夫同志會認為州黨委的決定太寬容，太姑息。」

斯皮裡多諾夫說：

「我相信，中央監察委員會會取消這種決定。」

但是，因為他聽到不少有關什基里亞托夫的事情，他還是有點兒怕提出上訴。

他擔心和懷疑的是，普里亞欣的面孔那樣嚴肅，不僅是和斯大林格勒發電站的事有關係。普里亞欣當然記得，斯皮裡多諾夫與葉尼婭和克雷莫夫有親戚關係，他自然不喜歡一個知道他和坐牢的克雷莫夫有多年關係的人。

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普里亞欣想幫助斯皮裡多諾夫，也不能幫助了。假如他這樣做了，對他不友好的人（有權勢的人周圍總會有不友好的人）馬上就會向有關部門反映，說普里亞欣因為同情人民敵人克雷莫夫，竟幫助克雷莫夫的親戚、怕死的斯皮裡多諾夫。

但是，很明顯，普里亞欣不幫助斯皮裡多諾夫，不僅是因為他不能，而是因為他不願意。顯然，普里亞欣知道，克雷莫夫的岳母已經來到斯大林格勒發電站，正住在斯皮裡多諾夫家裡。大概普里亞欣也知道，葉尼婭常和母親通訊，不久前還寄來自己給斯大林的申訴書的底稿。

在州黨委會議散會之後，斯皮裡多諾夫到小賣部去買乳酪和香腸，在這裡碰見州保安局局長沃羅寧。沃羅寧帶著好笑的神氣看了看他，並且用好笑的口吻說：

「斯皮裡多諾夫真是一個天生的好當家，剛剛受過嚴重警告處分，就做起家務事來啦。」

「一家人要吃飯呀，有什麼辦法，我現在做外公啦。」斯皮裡多諾夫說著，笑了笑，是一種苦笑，無可奈何的笑。

沃羅寧也對他笑了笑，說：

「我以為你準備辦移交呢。」

斯皮裡多諾夫聽了這話，心裡想：「幸虧把我趕到烏拉爾去，要不然在這兒就完了。薇拉和小孩子怎麼辦呀？」

他搭噸半載重汽車回斯大林格勒發電站，透過駕駛室的模糊的玻璃望著他就要離開的被戰爭摧毀的城市。他想著，在戰前他的妻子就是走這條如今已是堆滿瓦礫的人行道去上班；他想著供電網，想著等到從斯維爾德洛夫斯克運來新電纜，他已經不在斯大林格勒發電站了；想著小外孫因為營養不足，胳膊和胸前出了很多小疙瘩。他想道：「嚴重警告就嚴重警告好了，有什麼了不起？」他想，不會發給他「保衛斯大林格勒」獎章的，不知為什麼一想到獎章他就非常傷心，其傷心的程度竟超過離別這座他長期生活、工作，流著淚安葬了瑪露霞的城市。他甚至因為得不到獎章懊惱得大聲罵起來，所以司機問他：

「斯皮裡多諾夫同志，您這是罵誰？是不是有什麼東西忘在州黨委啦？」

「是的，我忘記了，」斯皮裡多諾夫說，「可是它沒有忘記我。」

斯皮裡多諾夫家幾個房間裡又冷又潮溼。代替炸掉的窗玻璃的是膠合板和木板。牆上的石灰有很多地方脫落了。飲用水要用桶提上三層樓。房間裡生火的是用鐵皮做的小爐子。有一個房間暫時關上不用，廚房也沒有用，眼下成了放木柴和土豆的倉房。

斯皮裡多諾夫、薇拉和小孩子、在他們回來之後便從喀山趕來的弗拉基米羅芙娜，住在原來做餐室的大房間裡。原來薇拉住的緊靠廚房的小房間裡住著安德列耶夫老頭子。

本來斯皮裡多諾夫可以修修天花板，粉粉牆壁，砌兩座磚爐，發電站裡還有幹這種事的一些工人師傅，材料也是有的。

但是不知為什麼一向操心家事、果斷幹練的斯皮裡多諾夫不願意請人做這些事情。

顯然，薇拉和弗拉基米羅芙娜也覺得住在戰後殘破的家宅裡更舒服些，因為戰前的生活已經毀滅，為什麼要讓屋子恢復原來的樣子，又使人想起一去不再返的生活？

弗拉基米羅芙娜來了之後，又過了幾天，安德列耶夫的兒媳婦娜塔莉亞也從列寧斯克來了。她在列寧斯克和已故的婆婆的妹妹吵了一架，又把兒子暫時丟給她，就上斯大林格勒發電站來找公公。

安德列耶夫一看到兒媳，就生起氣來，對她說：

「你以前和你婆婆吵，現在又和她的妹妹吵。你怎麼能把孩子丟在那兒呀？」

看樣子，娜塔莉亞在列寧斯克過的日子十分艱難。她一走進安德列耶夫住的房間，打量了一下天花板、牆壁，就說：「這兒太好了！」雖然這兒一點兒也沒有什麼好的：天花板上的板條子已經露了出來，角落裡還堆著石灰，煙囪已經不成樣子。

窗戶上堵了一塊膠合板，上面嵌了一小塊玻璃片，房間裡的光線就是透過玻璃片進來的。

從這自制的小窗戶望出去，一片悽慘景象：到處是斷垣殘壁，有紅顏色的，也有藍顏色的，還有破爛的鐵皮屋頂。

弗拉基米羅芙娜一來到斯大林格勒，就生起病來。她因為生病，暫時沒有上城裡去。她很想去看看她那燒燬的房子。

最初幾天，她剋制著病痛，幫薇拉做事情：生爐子，洗尿片，在爐子的鐵皮煙囪上烘尿片，把脫落的石灰搬到樓梯平臺上，甚至還嘗試過從下面往上提水。

但是她的病情越來越重，在燒得很暖和的房間裡她會覺得冷，在很冷的廚房裡她的額頭會冒出汗來。

她想硬撐過去，不說自己有病。但是有一天早晨，她上廚房裡去抱木柴，卻一下子昏迷過去，倒在地板上，把頭都跌破了。斯皮裡多諾夫和薇拉把她攙到床上躺下來。

弗拉基米羅芙娜甦醒過來以後，把薇拉叫到床前，說：

「你要知道，我在喀山在柳德米拉家裡過的日子不如在你們家裡。我上這兒來，不光是為了你，也為了我自己。我只是怕，我躺在這兒不能動，會把你累壞。」

「外婆，我有你在這兒就很好。」薇拉說。

可是薇拉確實感到十分艱難。水，木柴，牛奶，一切東西都要花很大力氣才能弄來。外面的陽光已經有了暖意，可是房間裡又冷又潮溼，不得不把爐子燒旺些。

小米佳的胃有毛病，夜裡常常哭，媽媽的奶也不夠他吃。薇拉一天到晚在房間和廚房裡忙活，要不然就是出去買牛奶和麵包，洗鍋洗碗，從下面往上提水。她的兩手泡得紅腫，臉也被風吹紅了，而且出現了凍斑。因為勞累，因為天天活兒幹不完，她心中無時無刻不感到陰雨和沉重。她不梳頭，很少洗臉，也不照鏡子，生活的重擔把她壓壞了。她時時刻刻非常想睡覺。到晚上，胳膊、腿、肩膀都痠疼，很想休息。她一躺下，米佳就哭。她就爬起來，走過去餵奶，把尿片換一換，抱起來在房間裡走一走。過一個鐘頭，他又哭起來，她就又爬起來。天矇矇亮，他就醒來，再也不睡了，於是她就在朦朧的晨曦中又開始了新的一天——不等睡夠，便腦袋昏昏沉沉地上廚房裡抱柴，生爐子，燒開水，準備給爸爸和外婆泡茶，開始洗衣服。但奇怪的是，她現在一點也不發脾氣了，變得又和善又有耐性。

娜塔莉亞從列寧斯克來了以後，薇拉的日子輕鬆些了。

娜塔莉亞來了以後，安德列耶夫便上斯大林格勒北部的拖拉機廠工人村去住了幾天。也許是他想看看發電站和自己的房子，也許是因為兒媳婦把孩子丟在列寧斯克，生她的氣，也許是他不願意讓她吃斯皮裡多諾夫家的糧食，所以走的時候把他的供應卡給她留下了。

娜塔莉亞不等休息過來，在來到的那一天就動手幫薇拉的忙。

啊，她幹起活兒多麼輕快、有勁兒，年輕的手一干起活兒，那沉甸甸的水桶、盛滿了水的煮衣鍋、滿口袋的煤炭全都變輕了。

現在薇拉可以抱著孩子上外面玩一會兒了，可以在石頭上坐坐，看看那閃閃發光的春水，看看草原上升起的蜃氣。

四周靜悄悄的。戰場已經移到幾百公里之外。似乎德軍飛機在空中嗡嗡直叫，炮彈不停地爆炸，生活中充滿了火、恐懼和希望的時候，心裡倒是輕鬆些。

薇拉看著小孩子滿臉的膿疙瘩，心疼起來。她同時也憐惜起維克托羅夫。上帝，上帝，苦命的萬尼亞，生一個兒子竟是這樣瘦，這樣虛弱，這樣愛哭。

然後她踏上到處是垃圾和碎磚的樓梯，上了三樓，幹起活兒，她的苦惱便沉沒在忙碌中，沉沒在渾濁的肥皂水中，沉沒在爐子的灰煙裡，沉沒在牆壁散發的潮氣中。

外婆把她叫到床前，撫摩著她的頭髮，外婆平時那安詳又明亮的眼睛裡出現了異常悲痛和溫柔的神情。薇拉沒有跟任何人談起過維克托羅夫，沒有跟爸爸談，沒有跟外婆談，甚至也沒有對五個月的米佳說過。

娜塔莉亞來到以後，房間裡的一切都變了樣子。她刮掉牆上的黴斑，把發黑的牆角都粉刷了，地板上有些髒東西就像長在上面似的，她都擦洗乾淨了。她還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清掃，本來薇拉準備等天暖和了再幹的——她把一層一層樓上的垃圾全部清除了。

下午，她又把長長的黑蟒蛇似的煙囪收拾好了。煙囪本來歪歪扭扭，接縫處不住地往下滴松脂色的髒水，滴得地板上一個一個的小水窪兒。娜塔莉亞在煙囪上塗了石灰，又把煙囪抻直了，用鐵絲捆上，在接縫處掛了幾個空罐頭筒，髒水就往裡面滴。

她來的第一天，就和弗拉基米羅芙娜很要好了，雖然她好像是一個愛吵愛鬧的潑辣女子，還喜歡說男女之間的粗野話，應該不是弗拉基米羅芙娜喜歡的人。娜塔莉亞很快就認識了許多人，有線路工人，有渦輪房裡的工人，有載重汽車的司機。

有一次，娜塔莉亞去站隊買東西剛剛回來，弗拉基米羅芙娜對她說：

「娜塔莉亞，有一位同志問你來著，是一位軍人。」

「是一個喬治亞人吧？」娜塔莉亞問道。「他要是再來，您把他攆走。大鼻子鬼，想向我求婚呢。」

「這麼著急？」弗拉基米羅芙娜驚訝地問。

「您以為他們能沉得住氣嗎？他要我在戰後上喬治亞去呢。我把樓梯擦洗得乾乾淨淨，難道是為了跟著他走？」

晚上她對薇拉說：

「咱們上城裡去，今天有電影。司機米沙用汽車送咱們去。你帶小孩子坐在駕駛室裡，我可以在車廂裡。」

薇拉搖了搖頭。

「你去吧，」弗拉基米羅芙娜說，「我的身體要是好一些，我也跟你們去了。」

「不去，不去，我怎麼也不能去。」

娜塔莉亞說：

「還是要好好地過下去呀，要不然咱們都成了鰥夫和寡婦了。」

然後她又帶著責備的口氣說：

「你天天待在家裡，哪兒也不想去，你也沒有把爸爸照應好。我昨天洗衣服，他的襯衣和襪子都很破了。」

薇拉抱起孩子，走到廚房裡。

「米佳，你說說，你媽媽不是寡婦嗎？……」她問。

斯皮裡多諾夫這些天十分關心岳母，兩次從城裡請來醫生給她看病，幫薇拉給她拔火罐，有時把水果糖塞到她手裡，說：

「您不要給薇拉，我已經給她吃過了，這是留在櫥子裡專門給您的。」

弗拉基米羅芙娜明白，女婿有很不愉快的事，心裡很苦悶。但是每次她問他州黨委方面是不是有什麼訊息，他總是搖搖頭，說起別的事情。只有那一天晚上，當他接到通知，說即將處理他的問題的時候，他回到家裡，挨著岳母在床坐下來，說：

「我這都怎麼搞的呀，假如瑪露霞知道我的事情，會發瘋的。」

「他們究竟說你有什麼錯兒？」岳母問。

「全是錯。」他說。

這時候娜塔莉亞和薇拉走了進來，談話就中斷了。弗拉基米羅芙娜望著娜塔莉亞，心想，是有這樣一種剛健而頑強的美，任何艱難的生活對這種美都無可奈何。娜塔莉亞的一切都很美，不論是脖子，青春的胸脯，還是腿，幾乎露到肩膀的勻稱的手臂。弗拉基米羅芙娜心想：「真是一位沒學過哲學的哲學家。」她常常發現，有一些沒有過慣貧苦日子的女子，一遇到艱難的環境就憔悴下來，不再注意自己的容貌，像薇拉就是這樣。她很喜歡那些做季節工的姑娘們，那些乾重活兒的女工，軍事排程員姑娘們，她們住在棚子裡，在灰土和泥水中幹活兒，卻還要燙髮，照鏡子，往脫了皮的鼻子上搽粉。有些頑強的鳥兒就是在颳風下雨的天氣，也要不顧一切地唱自己的歌兒。

斯皮裡多諾夫也望著娜塔莉亞，後來突然抓住薇拉的手，把她拉到懷裡，摟住她，好像請求原諒似的，吻了吻她。

弗拉基米羅芙娜也好像沒頭沒腦地說：

「有什麼了不起的，斯捷潘，咱們死還早著呢！就連我這個老婆子還想把身體養好，在世上多活幾年呢。」

他很快地看了看她，笑了。這時娜塔莉亞往腳盆裡倒了不少熱水，端到床前，跪下來，說：

「弗拉基米羅芙娜，我給你洗洗腳，現在屋裡很暖和。」

「你瘋啦！傻瓜！快起來！」弗拉基米羅芙娜叫道。

六十

有一天下午，安德列耶夫從拖拉機廠工人村回來了。

他走進屋裡，一看到弗拉基米羅芙娜，他那憂鬱的臉笑了——這些天她第一次起了床，臉色還很蒼白，還很消瘦，坐在桌旁，戴起了眼鏡，正在看書。

他說，他很久都找不到他的房子原來所在的地方，到處是戰壕，炸彈坑一個連著一個，到處是碎瓦片和坑窪。

工廠裡已經有很多人，每時每刻都有人回來，甚至民警也有了。參加民兵隊的人還沒有什麼訊息。大家都在掩埋士兵，埋好了，又不斷地發現還有死人，有的是在地下室裡，有的是在戰壕裡。到處是碎鋼片，廢鐵……

弗拉基米羅芙娜問他，他上那兒去是不是很難走，他在哪兒睡的，怎麼弄到吃的，煉鋼爐破壞得是不是很厲害，工人們有沒有東西吃，他是不是見過廠長。

上午，在安德列耶夫回來之前，弗拉基米羅芙娜對薇拉說：

「我平時常常譏笑預感和迷信，可是今天我平生第一次肯定無疑地預感到，安德列耶夫會帶來謝廖沙的訊息。」

可是，她錯了。

安德列耶夫說的事情是很重要的，不管聽他說的人是幸福的還是不幸的。工人們對安德列耶夫說：沒有東西吃，也不發工資，地下室和土室裡又冷又潮溼。廠長變成了另一個人，當初德國佬向斯大林格勒進攻的時候，他在車間裡跟工人們親熱得不得了，現在連話也不願意說了，他的房子已經修好了，還從薩拉托夫弄來了小汽車。

「現在發電站情況也很差，不過沒有什麼人惱恨站長，很明顯，大家不好過，他也不好過。」

「他是很不痛快呀。」弗拉基米羅芙娜說。「老人家，你打算怎麼辦？」

「我是來告別的，我想回家，雖然家也沒有了。我在公共宿舍裡找了個地方，在一個地下室裡。」

「很對，很對，」弗拉基米羅芙娜說，「不論怎麼樣，總算是在家裡。」

「這是我挖出來的。」他說著，從口袋裡掏出一個生了鏽的頂針。

「不久我也要進城，上果戈理大街去，看看自己的家，翻翻碎瓦斷磚，」弗拉基米羅芙娜說，「真想回家呀。」

「你現在起床是不是早了一點兒，你的臉色還很蒼白。」

「我聽到你說的一些事，十分難受。真希望在這塊神聖的土地上的一切是另一種樣子。」

他咳嗽了幾聲。

「您該記得，斯大林在前年說：兄弟姐妹們……可是現在，打敗了德國人，就連廠長的小院子不通報也別想進去，兄弟姐妹們卻住在土室裡。」

「是啊，是啊，這種狀況是不大好。」弗拉基米羅芙娜說。「唉，謝廖沙還是一點音信也沒有。」

晚上，斯皮裡多諾夫從城裡回來。早上他上城裡去的時候，沒有對任何人說州黨委要處理他的問題。

「安德列耶夫回來了嗎？」他生硬地操著廠長的口氣問道。「謝廖沙沒有什麼訊息嗎？」

弗拉基米羅芙娜搖了搖頭。

薇拉一下子就看出來，爸爸醉得很厲害。從他開門的猛勁兒，從他那拼命忽閃的難過的眼睛，從他把帶回來的東西往桌子上放的那股神氣，脫大衣的樣子，問問題的口氣，都可以看出這一點。

他走到睡在衣服籃子裡的米佳跟前，俯下身來。

「你不要朝著他呼酒氣。」薇拉說。

「沒關係，讓他受點兒訓練。」斯皮裡多諾夫快活地說。

「你快坐下吃飯吧，恐怕你光是喝酒，沒有吃東西。外婆今天是第一次起床。」

「噢，這太好啦。」斯皮裡多諾夫說著，把羹匙掉在碟子裡，往衣服上濺了不少菜湯。

「哎呀，斯捷潘，你今天醉得真厲害，」弗拉基米羅芙娜說，「這是因為什麼喜事兒呀？」

他把碟子推開。

「你吃呀。」薇拉說。

「你們聽我說，是這樣的，」他低聲說，「我有一個訊息。我的問題已經定了，在黨內受到嚴重警告，部裡來的命令是，要我上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到一個很小的發電站去，是燒泥炭發電的，農村型的，總而言之，一降到底了，住房可以保證。搬遷費相當於兩個月的工資。明天就開始辦移交。可以弄到車票。」

弗拉基米羅芙娜和薇拉對看了一眼，然後弗拉基米羅芙娜說：

「可見，喝酒是有充分理由的，沒說的。」

「媽媽，你也跟我們去吧，給您單獨一個房間，好些的。」斯皮裡多諾夫說。

「恐怕到那兒也只能給你們一個房間。」弗拉基米羅芙娜說。

「媽媽，反正有一個房間也要給您住。」他還是生平第一次喚她媽媽。也許是因為醉了，他眼裡還噙著淚水。娜塔莉亞走進來，斯皮裡多諾夫換了話題，問道：

「工廠的情形怎樣，我們的老頭子是怎麼說的？」

娜塔莉亞說：

「剛才他等您的，現在他睡著了。」

她坐到桌旁，用拳頭支著腮，說：

「他剛才說，工人在工廠裡炒瓜子吃，這就是他們的主要食品。」

她忽然問道：

「斯捷潘·費多羅維奇，聽說您要走，是嗎？」

「是這樣啊！我也聽說了。」他快活地說。

她說：

「工人們都捨不得讓您走。」

「有什麼捨不得的，新的站長季什卡·巴特羅夫是一個很好的人。我和他在大學裡是同學。」

弗拉基米羅芙娜說：

「你們到了那裡，誰能給你補襪子補得這樣好呀？薇拉又不會。」

「這倒的確是一個問題。」斯皮裡多諾夫說。

「這麼看，娜塔莉亞還得跟你們一塊兒去呢。」弗拉基米羅芙娜說。

「好吧，」娜塔莉亞說，「我去！」

大家都笑起來，但是說過笑話之後，沉默中卻出現了難為情和緊張的氣氛。

六十一

弗拉基米羅芙娜決定和女婿、薇拉一道走，她到古比雪夫就停下來，準備在葉尼婭那兒住一些時候。

臨走之前的一天，弗拉基米羅芙娜向新站長借了一部汽車，要上城裡去看看自己那毀掉的房子。

在路上，她問司機：

「這兒是什麼？以前這兒是什麼？」

「以前什麼時候？」司機生氣地問道。

在城市廢墟中顯露出生活的三個層次：戰前的生活，戰時的生活，今天正在重新尋找自己的和平軌道的生活。有一座房子原來是一家化學乾洗店和織補店，幾個窗子全用磚堵起來，每個窗子上都留了小洞，在作戰時期德國一個近衛師的機槍手從小洞裡往外打機槍，現在就在小洞裡賣麵包，有不少婦女在洞口排著隊。

在瓦礫叢裡到處是掩蔽所和土室，在裡面住過士兵、無線電通訊兵，駐紮過指揮所，在裡面寫過報告，裝填過機槍彈帶，上過自動步槍子彈。

可是現在煙囪裡冒著和平的炊煙，掩蔽所旁邊曬著衣服，孩子們在玩耍。和平生活從戰爭中生長出來，雖然這生活還是很貧困、窮苦的，幾乎還像戰時那樣艱難。

有一些戰俘在清除主要街道上的碎石斷磚。在暫作食品商店的一些地下室外面，有不少人帶著小桶在排隊。羅馬尼亞戰俘們懶洋洋地在磚石堆裡翻來翻去，在清理屍體。看不見紅軍士兵，只是偶爾見到幾個水兵。司機對弗拉基米羅芙娜解釋說，伏爾加艦隊留在斯大林格勒為的是掃除地雷。在許多地方堆著新運到的木板、木條和水泥。這都是剛運到的建築材料。有些地方已經把瓦礫堆到一旁，重新開始澆灌柏油馬路。

在一處空曠的場地上，有一個婦女拉著一輛兩輪的板車，車上裝著很多包袱，兩個孩子拉著拴在車槓上的繩子在幫她拉車。

大家都一心一意要回家，回斯大林格勒來，可是弗拉基米羅芙娜來了卻又要走。

弗拉基米羅芙娜問司機：

「斯皮裡多諾夫要離開斯大林格勒發電站，您也捨不得吧？」

「我有什麼捨不得的？」司機說。「斯皮裡多諾夫叫我開車，新站長也叫我開車。都是一個樣。開了派車單，我就開。」

「這兒是什麼？」她指著一排厚厚的外牆問，牆上開了大大的窗洞。

「是各種各樣的機關。還不如給人住。」

「以前這兒是幹什麼的？」

「以前保盧斯就住在這兒，就是從這兒把他帶走的。」

「在那以前呢？」

「您認不出來嗎？這是百貨大樓。」

似乎戰爭把以前的斯大林格勒擠走了。可以清楚地想象到，德國軍官怎樣從地下室裡走出來，德軍元帥怎樣從燻黑的牆壁旁邊走過，哨兵怎樣向他敬禮。可是，難道弗拉基米羅芙娜就是在這兒買過大衣料，買過手錶送給瑪露霞做生日禮物，還帶著謝廖沙上這兒來，在二樓體育用品部給他買過冰鞋？

那些去看馬拉霍夫崗、凡爾登、鮑羅金諾戰場的人，看到小孩子、洗衣服的婦女、拉乾草的大車、拿草耙的老頭子，大概也像這樣感到奇怪……這兒，現在是葡萄園的地方，曾經有一隊一隊的法國大軍開過，一輛輛蒙著帆布的貨車經過。那兒，有一座農舍，還有集體農莊的一群瘦弱的牲口，還有許多蘋果樹的地方，曾經有繆拉特元帥的騎兵經過，庫圖佐夫曾經在這兒坐在椅子上揮動他那蒼老的手發動俄軍反攻。在那座岡上，雞群和羊群在亂石叢中找食兒的地方，納希莫夫曾經在那兒站過，托爾斯泰所描寫的光閃閃的炸彈曾經從那兒飛過，曾經有傷兵在那兒呻吟，英國的子彈曾經在那兒呼嘯。

弗拉基米羅芙娜也覺得這些排隊的婦女、破爛的房舍、這些卸木板的漢子、曬在繩子上的衣服、帶補丁的褥子、像蛇一樣的長筒襪子、貼在斷牆上的佈告都十分奇怪。

她感覺出來，斯皮裡多諾夫說到在區委會爭論如何分配勞動力、木材、水泥的時候，他覺得今天的生活多麼乏味，他覺得斯大林格勒《真理報》一味地報道清理廢鋼鐵、打掃街道、修建澡堂和工人食堂，有多麼枯燥。他一說起轟炸，說起大火，說起集團軍司令舒米洛夫上斯大林格勒發電站來，說起德國坦克從山岡上開來，說起蘇聯炮兵用炮火迎擊這些坦克，就十分帶勁兒。

戰爭的命運就是在這些街道上決定的。這一戰役的結局決定著戰後世界的版圖，決定著斯大林偉大的程度或者希特勒政權恐怖的程度。在整整九十天裡，克里姆林宮和貝希特斯加登都在想著，說著，夢魂縈繞著一個詞兒——斯大林格勒。

斯大林格勒勢必左右歷史哲學，左右未來的社會制度。

世界命運的陰影把當初這座充滿普通生活的城市遮住，使人不再看到。斯大林格勒成為未來的象徵。

這位老婦人漸漸駛近自己的住宅，不自覺地受到漸漸在斯大林格勒顯示出來的力量的影響，她當初是在這兒生活，教育子孫，給女兒們寫信，害病，買東西的。

她請司機把車停住，走下汽車。她很吃力地在遍地瓦礫的空蕩蕩的街道上走著，注視著斷垣殘壁，似乎相識又不相識地辨認著鄰近她的房子的一座座房屋的殘骸。

她的房子朝街的一面牆還保留著，她的老花眼從空空的窗洞裡看到了自己的住房的牆壁，認出了褪了色的藍綠兩色塗料。但是幾個房間裡已經沒有地板，沒有天花板，沒有樓梯，她也無法上樓看看了。磚牆上還留著大火的痕跡，許多地方的磚已成為碎塊。

她真切又痛心地回憶起自己的一生，回憶起幾個女兒、不幸的兒子、孫子謝廖沙，回憶起無法挽回的損失，想到自己孤單單的白頭。一個穿著舊大衣、破皮鞋的病弱老婆子，望著一座毀掉的房子。

什麼在等待著她呢？她這個七十歲的人是不知道的。「生活還在前面。」她想道。什麼在等待著她所愛的一些人呢？她不知道。春日的天空透過她的房子的空空的窗洞，朝她望著。

她的親人們過得都不算好，生活動盪而又前路難測，充滿了擔憂、痛苦、錯誤。柳德米拉怎麼樣呢？家庭不和睦會造成什麼結果？謝廖沙呢？還活著嗎？維克托活得多麼不容易。薇拉和女婿斯捷潘會怎樣呢？斯捷潘能不能重新建立家庭，過上安寧的日子？聰明、善良但也厲害的娜佳今後又會怎樣？薇拉呢？會不會被獨身、窮困和生活的重擔壓垮？葉尼婭會怎麼樣，她是不是跟著克雷莫夫上西伯利亞？她自己會不會進勞改營？會不會像米佳那樣死掉？國家會不會饒恕謝廖沙？他的父母都已無辜死在勞改營。

他們的命運為什麼都這樣艱難，這樣令人難以捉摸？那些病死的、犧牲的、被處死的人依然和生者保持著聯絡。她還記著他們的微笑、他們的笑聲、他們說的笑話、他們的憂鬱和悵惘的眼睛、他們的希望和失望。

米佳曾經抱著她，說：「沒什麼，媽媽，頂要緊的是，你不要為我擔心，在這勞改營裡也有一些好人。」索菲亞·列文頓，一頭黑髮，上嘴唇上面還有細細的茸毛兒，又年輕，又快活，又有氣性，還常常朗誦詩。可憐的安娜·施特魯姆總是很憂鬱，很聰明，喜歡嘲笑人。托里亞吃起碎乳渣通心粉狼吞虎嚥，很不斯文。她生氣托里亞光知道張嘴吃，一點也不願意幫媽媽的忙，要是對他說：「你連一杯水也不給媽媽倒……」他就說：「……好的，好的，我來倒，可是為什麼娜佳不倒？」還有瑪露霞！葉尼婭總是譏笑你那種老師式的說教，你常常教訓人，用正統思想教訓斯捷潘……你和別廖茲金家的小孩子斯拉瓦，和老奶奶瓦爾瓦拉一起沉到了伏爾加河裡。米哈伊爾·西多羅維奇，您給我解釋解釋吧。天啊，他還能解釋什麼呀……一切生活得不好的人，總是懷著苦楚、隱隱的悲痛、懷疑的心情盼望著幸福。有些上她這兒來，有些給她寫信，她常常有一種很奇怪的心情：她有一個和睦的大家庭，可是在心裡卻有一種孤獨感。

現在她這個老婆子還活著，還一直盼望著好日子，又有信心，又怕有災禍，又為一些活著的人擔心，為死了的難受，也為活著的難受。現在她站在這兒，望著毀掉的房子，欣賞著春日的天空，甚至不覺得自己在欣賞天空。她站著，自己問自己，為什麼她所愛的一些人的未來吉凶難卜，為什麼他們一生有這麼多的失誤。她不知道，正是在這種困惑不解中，在這種迷惘、痛苦和混亂中，就有答案，就有理解，就有希望；她也不知道，她已經發自內心地理解了他和他的親人們生活的意義，儘管不管是她，還是她的親人，誰也說不出自己是在等待什麼；儘管他們都知道，在可怖的時期一個人是否幸福完全由不得自己，世界的命運可以為人造福或招禍，可以使人獲得榮譽或者使人淪落，把人變為集中營裡的塵土，但世界的命運，歷史的浩劫、國家發怒的厄運、勝利的榮光、失敗的恥辱，所有這些都不能改變那些可以稱為人的人。不論等待著他們的是勞動的榮譽，還是冷落、失望和窮困、集中營和死亡，他們都會像人一樣生活，像人一樣死去，那些犧牲的人便是能夠像人一樣死去的人——這就是他們可歌可泣的做人的勝利，戰勝了世界上過去和今後不斷反覆出現的氣焰萬丈的、非人性的一切。

在這最後的一天，不僅從早晨就喝酒的斯皮裡多諾夫醉得暈暈乎乎。弗拉基米羅芙娜和薇拉在即將離開的時候，頭腦裡也暈暈乎乎的。來過幾批工人，問到斯皮裡多諾夫。斯皮裡多諾夫交代了最後幾件事，上區委辦手續轉組織關係，給幾個朋友打電話告別，又上兵役局交還了免役證，在各個車間裡轉了一會兒，和工人們說說話兒，等到在渦輪房裡暫時剩下他一個人的時候，他把臉頰貼到涼絲絲的、不動的飛輪上，疲憊地合上了眼睛。

薇拉忙著收拾東西，在爐子上烘尿片，把牛奶煮熟裝到瓶子裡，準備在路上給米佳喝，又裝了一袋子麵包。這一天她要和維克托羅夫，和媽媽永遠分別了。他們就要留在這兒，這兒再沒有誰想起他們，問起他們了。

她一想到她現在是家裡的女主人，是鎮定的，安於艱難生活的，心裡就得到一點兒安慰。弗拉基米羅芙娜望著外孫女因為一直睡不足覺佈滿血絲的眼睛，說：

「薇拉，往往就是這樣。離開經受了許多苦楚的家，比什麼都難受。」

娜塔莉亞去烙餅子，給斯皮裡多諾夫一家人帶著在路上吃。她一大早就揹著木柴和麵粉上工人村一個熟識的婦女家裡去，那一家有一座俄式爐子，她就在那兒做餡，和麵。她在廚房裡忙活得滿臉通紅，顯得分外年輕、標緻。她不住地照著小鏡子，笑著，自己的鼻子和腮上沾了不少麵粉，可是等那個熟識的婦女一走出廚房，她就哭了起來，淚珠子撲簌簌往麵糰上落。

那個熟識的婦女發現她掉眼淚，就問道：

「娜塔莉亞，你怎麼哭呀？」

娜塔莉亞回答說：

「我跟他們處慣了。老奶奶挺好，我也捨不得那個薇拉，也捨不得她那沒有父親的小孩子。」

女主人細心聽完了她的解釋，說：

「娜塔莉亞，你不說老實話，你不是因為老奶奶哭。」

「不，我是因為老奶奶。」娜塔莉亞說。

新站長答應讓安德列耶夫走，但是要他再在斯大林格勒發電站待五天。娜塔莉亞說，這五天她要陪公公一起過，然後她就上列寧斯克到兒子那兒去。

「以後會知道，咱們下一步上哪兒去。」她說。

「以後你怎麼就會知道？」公公問道。但是她沒有回答。

大概就是因為什麼也不知道，她才哭。安德列耶夫老頭子不喜歡兒媳婦對他表示關懷。她覺得，他可能還記著她和婆婆爭吵，對她還有意見，不肯原諒她。

到吃午飯的時候，斯皮裡多諾夫回家來了。他說了說在機械車間和工人們告別的情形。

「就是在家裡，整個上午來看你的人就像朝聖一樣，」弗拉基米羅芙娜說，「五個一批，六個一群，不斷地來找你。」

「這麼說，都收拾好啦？卡車五點鐘準時開到。」他笑了笑。「感謝巴特羅夫，他還是派了車。」

事情都交代了，東西都收拾好了，可是斯皮裡多諾夫的醉態和神經質的緊張依然沒有消失。他開始重新收拾皮箱，重新整理包裹，似乎他急不可待地要走。不一會兒，安德列耶夫從郵局回來了，斯皮裡多諾夫問他：

「怎麼樣，有沒有從莫斯科發來的關於電纜的電報？」

「沒有，什麼電報也沒有。」

「哎呀，這些狗東西們在搗蛋呢，要不然到五月就可以開始送電了。」

安德列耶夫對弗拉基米羅芙娜說：

「您的身體還不行，怎麼能走呀？」

「沒什麼，我能行。再說，有什麼辦法，這又不是在果戈理大街自己家裡。這兒已經有油漆工來過，看過了，要把房子修一修給新站長住呢。」

「真是太不講情理了，他就是等一兩天也好哇。」薇拉說。

「他怎麼算是不講情理？」弗拉基米羅芙娜說。「總要過日子呀。」

斯皮裡多諾夫問：

「飯做好了嗎，還等什麼？」

「等娜塔莉亞烙的餅。」

「啊，要是等烙餅，咱們就要耽誤上火車了。」斯皮裡多諾夫說。

他不想吃飯，但是他還留了酒準備在告別席上喝，他非常想喝酒。

他一直想到自己的辦公室去看看，哪怕在那兒待幾分鐘也好，但是不大合適，因為巴特羅夫正在召開各車間主任會議。他因為感到苦惱，越來越想喝酒。他不住地搖頭：咱們要趕不上車了，趕不上了。

這種怕誤車的心情，焦急等待娜塔莉亞的心情，不知為什麼使他感到愉快，但是他怎麼也不明白，究竟為什麼感到愉快；他也沒有想起來，戰前他準備和妻子上戲院的時候，就是這樣不住地看錶，焦急地說：「咱們要趕不上了。」

他今天很想聽到有關自己的好話，因此心情更壞了。於是他一遍又一遍地說：

「為什麼要捨不得我這個逃兵和膽小鬼？還有，恐怕我是毫不要臉，才希望得到參加保衛戰的獎章。」

「真的，咱們不等了，吃飯吧。」弗拉基米羅芙娜看到斯皮裡多諾夫很不自在，就說。

薇拉把一鍋菜湯端了來。斯皮裡多諾夫拿來一瓶酒。弗拉基米羅芙娜和薇拉都不想喝酒。

「沒關係，咱們都像男子漢一樣，痛痛快快喝兩杯吧，」斯皮裡多諾夫說過這話，接著又說，「也許，咱們還是等一等娜塔莉亞？」

恰好在這時候，娜塔莉亞提著籃子走了進來，把一摞一摞的烙餅放到桌子上。斯皮裡多諾夫給安德列耶夫和自己各斟了滿滿的一杯酒，給娜塔莉亞斟了半杯。

安德列耶夫說：

「去年夏天咱們就是這樣在果戈理大街弗拉基米羅芙娜家裡吃烙餅。」

「看樣子，這些餅子一點也不比去年的餅子差。」弗拉基米羅芙娜說。

「那一次吃飯的有多少人呀！可是現在只有外婆，你們兩位，再加上我和爸爸了。」薇拉說。

「咱們已經把斯大林格勒的德國佬打垮了。」安德列耶夫說。

「偉大的勝利！可是人付出了多麼高的代價。」弗拉基米羅芙娜說。接著又說：「多喝點兒湯，到路上咱們就只能吃乾的，接連幾天吃不到熱的東西了。」

「是啊，路上是很辛苦的，」安德列耶夫說，「上車也很難，連車站都沒有，火車都是從高加索開往巴拉紹夫的，在咱們這兒是過路車，車上人非常多，除了軍人，還是軍人。不過，也從高加索運來了白麵包。」

斯皮裡多諾夫說：

「像雲彩一樣朝咱們湧來了，這雲彩是怎麼來的？是蘇聯勝利了。」

他心裡想，不久前在斯大林格勒發電站還能聽見德軍坦克的轟隆聲，可是現在已經把他們趕到幾百公里外。現在戰場已經是在別爾哥羅德、丘古耶夫附近，已經是在庫班了。

於是他又說起在心裡憋得難受的話：

「好吧，就算我是逃兵，但是，該是誰來處分我？就讓斯大林格勒的戰士們來處分我吧。我在他們面前有愧。」

薇拉說：

「老人家，那一次在您旁邊坐的是莫斯托夫斯科伊。」

可是斯皮裡多諾夫打斷她的話。今天他心裡難受得實在憋不住了。他對女兒說：

「我給州委第一書記打了一個電話，想和他道道別，不管怎麼說，在整個保衛戰時期，在所有的企業領導人中，我是唯一留在右岸的，可是他的副手巴魯林不給我接電話，說：‘普里亞欣同志沒時間和您說話。正忙著呢。’好吧，他忙著就忙著吧。」

薇拉就好像沒聽到爸爸的話，又說：

「那一天謝廖沙旁邊坐的是託林中尉，現在那位中尉哪兒去啦？……」

她非常希望能有誰說他能上哪兒去，他可能還活得好好兒的，正在打仗呢。

假如能聽到這樣的話，她今天苦惱的心也許會多少得到寬慰。但是爸爸又打斷她的話，說：

「我對他說，你也知道，我今天要走啦。他卻對我說，好吧，那您就寫信吧，有什麼話就在信裡說吧。好吧，去他媽的吧。來，再喝一杯。咱們在這兒喝酒是最後一次了。」

他端起酒杯，朝著安德列耶夫：

「老人家，過去有什麼不周到之處，請多多擔待。」

安德列耶夫說：

「瞧你說的，斯皮裡多諾夫同志。這兒的工人階級都捨不得你。」

斯皮裡多諾夫幹了一杯，沉默了一會兒，就好像沉進了水裡。後來就喝起湯來。飯桌上靜下來，只能聽到吃烙餅的聲音，再就是斯皮裡多諾夫用湯匙喝湯的聲音。這時候小米佳哭了起來。薇拉連忙站起來，走到孩子跟前，把他抱起來。

「弗拉基米羅芙娜，您吃餅呀。」娜塔莉亞像祈求活命一樣，懇切地小聲說。

「我一定吃。」弗拉基米羅芙娜說。

斯皮裡多諾夫帶著得意、醉意和幸福的果斷神氣說：

「娜塔莉亞，我當著大家的面對您說。您在這兒沒什麼事可幹，還是回列寧斯克把孩子帶上，上烏拉爾我們那兒去。咱們在一塊兒，在一塊兒要好過些。」

他想看看她的眼睛，可是她把頭垂得低低的，他只能看到她的額頭和好看的黑眉毛。

「老人家，您也上我們那兒去吧。在一塊兒要好過些。」

「我還上哪兒去？」安德列耶夫說。「我沒有多少勁頭兒活了。」

斯皮裡多諾夫很快地打量了一下薇拉。薇拉抱著小米佳站在桌旁，在哭。

這一天他第一次看到他就要離開的房屋的牆壁，這時他的揪心的痛苦，因為被撤職，失去榮譽和心愛的工作而勾起思緒，使他快要發瘋、氣得他不能為保衛戰勝利而高興的處分，他的懊惱和恥辱——這一切頓時全都消失，全都失去意義。

這時和他坐在一起的岳母，他一直熱愛又永遠失去了的妻子的母親，吻了吻他的頭，說：

「沒什麼，沒什麼，我的好孩子，生活還在前頭。」

因為從傍晚就生起爐子，整整一夜木屋都很悶熱。

一位寄居的女子和昨天剛剛從軍醫院來她這兒度假的傷員丈夫幾乎一夜沒有睡。他們說話的聲音很小，為的是不吵醒房東老大娘和睡在大箱子上的小姑娘。

老大娘很想睡著，可是睡不著。她生氣的是，女房客和丈夫說話的聲音很小——這倒是影響了她，她不由得用心聽起來，儘可能地把她聽到的一些個別的詞兒聯絡起來。

也許，如果他們說話聲音大一些，老大娘多少聽一會兒，也就睡了。她甚至想敲敲板牆，說：

「你們的聲音為什麼那樣小，怎麼，有什麼好聽的事兒嗎？」

老大娘有好幾次聽出完整的句子，後來聲音小得又聽不清了。

那名軍人說：

「我從軍醫院裡來，就連一塊水果糖也沒辦法帶來。不用說在前方了。」

「我呀，」女房客說，「也只能拿素油炒土豆招待你。」

後來他們說話的聲音就很小了，一點也聽不清了，後來好像女房客哭了。

老大娘聽到她說：

「這是我的愛情把你保住了。」

「哼，這壞小子！」老大娘在心裡把軍人罵了一句。

老大娘迷迷糊糊睡了幾分鐘，顯然是打起鼾來，所以說話的聲音大些了。

她醒了過來，仔細聽起來，聽清楚了：

「皮沃瓦羅夫給我往軍醫院裡來信說，不久前才給了我中校軍銜，馬上又把我提為上校。集團軍司令親自提名的。要知道，也是他把我提為師長的。還有列寧勳章。這一切都是因為那一次戰鬥，那一次我被埋住了，和在車間裡的各營失去聯絡，還像鸚鵡一樣唱歌兒。我有一種感覺，就好像我是騙子。我覺得真不自在，這種情形你都想象不到。」

後來他們顯然發覺老大娘不打鼾了，於是說話的聲音又小了。

老大娘是獨身一人，她的老頭子在戰前就死了，獨生女兒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工作，不和她住在一起。在戰爭期間老大娘這兒沒有住過什麼人，她不明白，為什麼昨天來了一名軍人，她心裡就這樣七上八下的。

她不喜歡女房客。她覺得女房客是一個沒有頭腦、不能獨立生活的女人。女房客每天起身很晚，她的小女孩穿得很破爛，弄到什麼就吃什麼。她大部分時間沉默不語，坐在桌邊，朝窗外望著。可是有時候她來了興頭兒，就幹起活兒來，原來她什麼事都會做：又會縫衣服，又能擦地板，還做得一手好菜湯，雖然是城裡人，卻還會擠牛奶。顯然，她是心裡有些不自在。她的小女孩也有點兒任性。非常喜歡和小甲蟲、蟋蟀、蟑螂玩兒，而且不像別的孩子，她還傻里傻氣地吻小甲蟲，說故事給小甲蟲聽，然後把小甲蟲放掉，自己就哭起來，又呼喊，又叫喚小甲蟲的名字。秋天老大娘從樹林裡給她帶回一隻小刺蝟，小女孩就時刻不離地跟著小刺蝟跑，小刺蝟上哪兒，她上哪兒。小刺蝟一發出哼哼聲，她就快活得發了瘋。小刺蝟要是跑到五斗櫥底下，她就挨著五斗櫥坐在地板上等著，並且對媽媽說：「輕點兒，小刺蝟睡覺啦。」等到小刺蝟跑回樹林裡，她有兩天都不想吃飯。

老大娘總覺得，她的女房客會上吊的，所以她很擔心：拿小姑娘怎麼辦呀？她已經這麼大年紀了，可不願意添麻煩。

「我用不著照應什麼人。」她說。她確實提心吊膽，想到哪天早晨她一起來，發現女房客上吊了，她該拿小姑娘怎麼辦呀？

她認為，女房客是被丈夫扔了，丈夫在前方另找了一個年輕的女子，所以她天天在愁思苦想。丈夫很少給她來信，就是來了信，她也不顯得愉快。想叫她說說心裡話是不可能的，她什麼也不說。鄰居一些婦女也發現，老大娘的女房客是一個很古怪的女人。

老大娘跟著丈夫吃夠了苦。丈夫又喜歡喝酒，又喜歡吵鬧。他打起人來也不像一般人，常常用火叉或者棍子打她。他也打女兒。他不喝酒的時候，也不會使人快活：又小氣，又喜歡找碴兒挑毛病，像個老孃們兒一樣，盆兒碗兒的事都要管管：這又不對，那又不對。說她做飯做得不好吃，買東西也不會買，擠牛奶也擠不好，床鋪也鋪得不整齊。而且每說一句話都要罵娘。他把她也教會了，她現在稍有不開心，就罵起娘來。連她心愛的母牛也要罵。丈夫死的時候，她一滴眼淚也沒有掉過。他一直把她折騰到老。拿他有什麼辦法呀，他是一個酒鬼。他在女兒面前也不怕醜，叫人想起來都覺得難為情。打起鼾來像打雷一樣，特別是在喝醉的時候。她的母牛也那樣喜歡跑，簡直太喜歡跑了，一有機會就離開牛群到處跑，一個老年人要是天天跟著它跑，只有累死。

老大娘時而傾聽隔壁的悄聲低語，時而想想自己和丈夫過的不和睦的日子，在惱恨的同時，也憐惜起丈夫。不管怎麼說，他幹活兒還是很勞累的，工資也很低。如果沒有奶牛，他們的日子就很不好過。而且他死也是因為他在礦井裡吸的煤灰太多了。這不是，她還沒有死，還活著呢。當年他還從葉卡捷林堡給她買了一串項鍊，現在女兒還戴著呢……

一清早，小姑娘還沒有醒，女房客便和丈夫到鄰村去買麵包，在那兒可以憑軍人乘車證買到白麵包。

他們手挽著手，一聲不響地走著。要在樹林中走一公里半，走到湖邊，再順著岸邊往前走。

積雪還沒有化盡，變成了淡藍色。雪成為大塊的、毛邊的結晶體，呈現出湖水般的淡藍色。在小丘的陽坡上，積雪在融化，化雪水在路邊水溝裡嘩嘩響著。雪的亮光、水的亮光、覆蓋著薄冰的水窪的亮光照得人眼花繚亂。亮光是那樣強烈，從亮光中穿過，就好像從密密的樹叢中穿過。亮光又擾人，又礙事，當他們走到一個凍住的水窪上的時候，被踩疼的冰突然在陽光中閃爍起來，就好像亮光在腳下發出碎裂聲，裂成許多尖尖的、帶刺的碎光片。亮光在路邊水溝裡流著，在有石頭攔路的地方，亮光膨脹起來，飛濺起來，發出丁丁淙淙的聲響。春天的太陽離大地非常近了。空氣又清冽又溫暖。

他覺得，他的嗓子本來凍壞了，喝酒燒壞了，硝煙灰塵嗆壞了，罵娘罵髒了的，現在被這亮光和天上的藍色洗乾淨了，涮乾淨了。他們走進樹林裡，來到林邊幾棵松樹的樹蔭下。這兒仍然有薄薄的一層雪沒有融化。在松樹上面，幾隻松鼠在綠枝上忙活著，下面，在結了一層冰殼的雪地上，有一大片啃過的松球，還有尖牙咬下的許多碎木屑。

樹林裡十分寧靜，亮光被一層一層的松針擋住，所以沒有喧嚷，也不叮叮響，只是小心翼翼地罩著大地。

他們依然一聲不響地走著，他們又在一起了，就因為這樣，周圍的一切都變得美好了，春天來了。

他們不約而同地站了下來。兩隻吃得肥肥的紅腹灰雀兒停在樅樹枝上。紅紅的肥胖的胸脯，就像在施了魔法的雪中綻開的兩朵花兒。此時此刻的寧靜是奇異而美妙的。

在這種寧靜中，會想起去年的樹葉，想起過去的一場又一場風雨，築起又拋棄的窠巢，想起童年，想起螞蟻辛辛苦苦的勞動，想起狐狸的狡詐和鷹的強橫，想起世間萬物的互相殘殺，想起產生於同一心中又跟著這顆心死去的善與惡，想起曾經使兔子的心和樹幹都發抖的暴風雨和雷電。在幽暗的涼蔭裡，在雪下，沉睡著逝去的生命——因為愛情而聚會時的歡樂，四月裡鳥兒的悄聲低語，初見覺得奇怪、後來逐漸習慣了的鄰居，都已成為過去。強者和弱者、勇敢的和怯懦的、幸福的和不幸的都已沉睡。就好比在一座不再有人住的空了的房子裡，在和死去的、永遠離開這座房子的人訣別。

但是在寒冷的樹林中比陽光明麗的平原上春意更濃。在這寧靜的樹林裡的悲傷，也比寧靜的秋日裡的悲傷更沉重。在這無言的靜默中，可以聽到哀悼死者的號哭和迎接新生的狂歡……

還是黑沉和寒冷的，但是不要多久，大門和柵欄門就要開啟，空蕩蕩的房子裡又要熱鬧起來，又會充滿孩子的笑聲和哭聲，又會響起女人的匆忙而動聽的腳步聲，滿懷信心的男主人就要走進房子裡來了。

他們站著，挎著麵包籃子，沒有說話。

席勒《菲愛斯柯》第三幕第三場的一句臺詞，意思相當於中文的「狡兔死，走狗烹」。

瓦圖京（1901—1944），在衛國戰爭期間曾任蘇軍副總參謀長、西南方面軍司令，被稱為「閃電將軍」、「小土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與朱可夫、崔可夫齊名的蘇聯將領。

出自契訶夫小說《帶閣樓的房子》。

本雅明是《聖經》中記載的以色列先祖雅各的小兒子。「本雅明」一名來自希伯來語，意為「幸運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