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長眠者發聲」：

瓦西里·格羅斯曼的生平與作品

［英］羅伯特·錢德勒著

李廣平譯

1905年12月12日，瓦西里·謝苗諾維奇·格羅斯曼出生於烏克蘭的別爾基切夫市（berdichev），當時那是歐洲最大的猶太人聚居地之一。他父母都是猶太人，起初給兒子起名叫約瑟夫（iosif），但是這個名字一看就是猶太名，於是就改為俄語裡對應的名字，叫瓦西里（vasily）；他們家境殷實，早已融入當地社會。瓦西里年幼的時候，父母好像就已經離異了，他由母親撫養長大，還有一位有錢的舅舅出錢幫助他們。1910年到1912年，瓦西里和母親住在瑞士，很可能是在日內瓦。他母親名叫葉卡捷琳娜·薩韋列夫娜（yekaterinasavelievna），後來做了法語教師，所以瓦西里一輩子法語都非常出色。1914年到1919年，他在基輔上中學，1924年到1929年，在莫斯科國立大學上學，化學專業。入學不久他就意識到，文學才是自己真正的宿命。但是他對自然科學從未失去興趣；《生活與命運》的中心人物維克托·施特魯姆是一個核物理學家，這並非沒有緣由，而施特魯姆在很多方面都是作者的自畫像。大學畢業後，格羅斯曼搬到了頓巴斯（donbass），那是個工業區，他先是在一個礦區當安全檢查員，後來又在一所醫學院校當化學老師。1932年他得以回到莫斯科，1934年發表了短篇小說《在別爾基切夫市》，得到馬克西姆·高爾基、米哈伊爾·布林加科夫、艾薩克·巴別爾等不同作家的讚譽。那一年，他還出版了一部長篇小說《格留考夫》，寫的是頓巴斯礦工的生活。1937年，他加入了聲望極高的蘇聯作家協會，長篇小說《斯捷潘·柯爾丘根》（1937年至1940年發表）獲得斯大林獎提名。

文學批評界常把格羅斯曼的人生分為兩部分。例如，茨維坦·託多羅夫（tzvetantodorov）就認為，「功成名就的蘇聯大作家，徹底脫胎換骨的僅格羅斯曼一人，至少他是洗心革面最顯著的。身為奴隸的他死了，一個自由人誕生了」。這話說得可謂擲地有聲。但是，若把他前後絕對區分開來，說他三四十年代是一個「從命」的作家，五十年代搖身一變，成了一個「持不同政見者」，還寫出了《生活與命運》和《一切都在流動》，那可就錯了。《格留考夫》今天讀起來也許會顯得沉悶，但是在當年，一定具有驚人的力量。1932年，高爾基對初稿頗有微詞，說是「自然主義」。其實，「自然主義」是個蘇聯的暗語，凡是寫出來的東西太真實，暴露了蘇聯的現實，有礙觀瞻，統統說是「自然主義」。高爾基報告的結尾建議作者反躬自問：「我為什麼要寫作？我要證實的是什麼真理？我想要哪種真理勝出？即使是在那時，看到高爾基對真理的犬儒態度，格羅斯曼想必一定是厭惡的。然而不容否認，高爾基的直覺很有兩下子；格羅斯曼對真理的愛將來會帶來什麼遭遇，似乎他已經覺察出來了。幾年以後，格羅斯曼寫了一個短篇小說《四天》，裡面引用了一句格言：「最真就是最美。」1961年，《生活與命運》的手稿被抄沒以後，格羅斯曼居然給赫魯曉夫寫信，說：「我書裡寫的是我過去信仰的，並且現在繼續信仰的東西。我只寫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感受，自己的痛苦。」

格羅斯曼身上的某些東西——對真理的愛，或許還有批判的智慧——不僅令高爾基警惕，也引起了斯大林的警覺。用今天的眼光來看，《斯捷潘·柯爾丘根》也像《格留考夫》一樣，已經夠正統的了，但斯大林還是把它從斯大林獎金提名作品的名單上劃掉了。他一錘定音，說這本小說寫年輕的革命者，實際上是「同情孟什維克」。其實，格羅斯曼既不是孟什維克，也不是殉道者；不過，在大恐怖時期，他顯露出了相當大的勇氣。1938年，他第二任妻子奧爾加·米哈伊洛芙娜（olgamikhailovna）被捕了。格羅斯曼立刻收養了奧爾加與前夫鮑里斯·古貝爾（borisguber）所生的兩個兒子，古貝爾此前一年已被逮捕。如果不是格羅斯曼動作快，這兩個孩子說不定會被抓起來，關到拘押「人民敵人」子弟的勞改營裡去。接著，格羅斯曼給內務人民委員會的秘密警察頭子葉佐夫（yezhov）寫信，說奧爾加·米哈伊洛芙娜現在是他的妻子，不是古貝爾的妻子，因此，她前夫的事不應該拿她是問，他們已經完全斷絕關係了。那年晚些時候，奧爾加·米哈伊洛芙娜被釋放了。格羅斯曼的朋友利普金評論說：「這一切看起來好像再正常不過，可在當時，膽敢給國家首席劊子手寫這樣的信，一定是非常勇敢的人。」格羅斯曼好幾篇描寫逮捕和檢舉的短篇小說，就是在這個時候動筆寫的，可是一直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才首次得以出版。

格羅斯曼的不同政見是逐漸發展而成的，並不是經過哪個單個的事件，一下子就成為異見人士了。像大多數人一樣，他也有行為前後不一的情況。整個戰爭期間，他好像既不怕德國人，也不怕蘇聯秘密警察。但是，1952年，斯大林的反猶運動壓力越來越大。官方登出一封公開信，說猶太醫生要謀害斯大林的性命，呼籲以最嚴厲的手段懲辦這些醫生。格羅斯曼同意在信上籤了名。

在那個節骨眼上，格羅斯曼居然示弱，這似乎很奇怪。有可能是他一時的失常：當時他剛剛和詩人兼編輯亞歷山大·特瓦爾多夫斯基（aleksandrtvardovsky）有過爭執，頭腦不怎麼清楚，就在這個時候，上頭讓他簽字。然而，《生活與命運》幾乎是一部百科全書，把極權社會錯綜複雜的人生百態和盤托出，也從未有人比格羅斯曼更好地明確寫出個人要想抵抗極權壓力的艱難：

但是有一種看不見的力量把他壓住。他感覺到它的威懾的重量，它強迫他按它的意圖去想，強迫他按照它的意思寫。它就在他身體內部，強迫他的心收縮，溶解他的決心……

只有不曾親身體驗過這種力量的人，見到有人屈服於這種力量，才會感到驚訝。親身體驗過這種力量的人，感到驚訝的倒是另一點：敢於發一下火，哪怕是迸出一句怨言，或者很快地做一個表示抗議的手勢。

格羅斯曼並不想掩蓋自己的失策。他最自責的是1941年德國入侵之後，沒有把母親從別爾基切夫接出來。但是他也怪罪妻子，因為她和母親關係不好。戰爭前夕，格羅斯曼曾向妻子提出接母親來莫斯科，住在他們家裡，妻子奧爾加·米哈伊洛芙娜卻說地方太小，不方便。1941年9月，他母親，葉卡捷琳娜·薩韋列夫娜，被德國人殺害了。同時被害的還有生活在別爾基切夫的30000名猶太人的大多數。

格羅斯曼死後，在他的檔案裡發現了一個信封。裡面有兩封信，是他在1950年和1961年寫給他死去的母親的，一封是母親九週年忌日那天寫的，另一封是母親二十週年忌日那天寫的，除了信還發現了兩張照片。格羅斯曼在第一封信裡寫道：「我總在想，你是怎樣死的，是怎樣走到被害的地方，我想了幾十次，也可能想了幾百次，殺害你的那個人長得什麼樣，那人是最後一個見過你的人。我知道，當時你心裡一直都在想著我。」有一張照片是母親和瓦西里的合影，照片上的他還是一個小孩兒；另一張照片是格羅斯曼從一個德國黨衛軍軍官的屍體身上取下來的，照片上是一個大坑，坑裡有幾百具裸體的女屍，有成年婦女，也有小姑娘。母親的死令格羅斯曼極度內疚，他和妻子相互指責，這一切都反映在《生活與命運》裡了。書中的人物安娜·謝苗諾芙娜（annasemyonovna）就是格羅斯曼母親的形象，她給兒子寫了一封信，好不容易才把信託人偷偷帶出了猶太人隔離區。在所有為東歐猶太人發出的悲嘆之聲中，我不知道有哪個比這一封信更令人動容。

格羅斯曼也許把戰爭當做了贖罪的機會。他不顧視力不好，健康欠佳，報名參軍想當一名普通士兵。結果，他被分配到蘇聯紅軍的報紙《紅星報》當戰地記者，很快便贏得各方好評，其堅韌勇敢給幾乎所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報道了所有的主要戰役，從莫斯科保衛戰到攻克柏林。普通士兵和高階將領都愛看他的文章。成群的前線士兵聚集在一起，而其中一人從唯一一份《紅星報》大聲朗讀報紙的內容；作家維克多·涅克拉索夫曾在斯大林格勒參加戰鬥，他記得「登載著格羅斯曼和愛倫堡文章的報紙被讀了又讀，直到報紙已經變得破破爛爛」。

沒有哪個記者像格羅斯曼那樣報道「無情戰爭的真情實況」（格羅斯曼語）。他的記事本上很多大段的文字，要是被秘密警察看見了，很可能會治他死罪。有些話對軍隊高官們的形象非常不利，有的報道居然不顧禁忌，把開小差、勾結德國人等通敵行為都記錄了下來。

他的筆記本里記滿了出乎意料的事情，很多都在《生活與命運》裡再現了出來。早期的筆記有這麼一條：「前線的氣味通常是停屍房和鐵匠鋪那兩種氣味兼而有之。」格羅斯曼到斯大林格勒沒幾天就發回了報道：「落日餘暉照在廣場上，有一種陰森怪誕的美：淺粉色的天空透過成千上萬空洞的視窗和屋頂映照出來。一幅巨大的宣傳畫用俗氣的顏料寫著：‘光輝大道。’」

格羅斯曼採訪從來不記筆記，或許是怕嚇著被採訪的人。他喜歡憑藉過人的記憶寫稿。他能讓各行各業的人，不論男女，都信任他：狙擊手、將軍、戰鬥機飛行員、蘇軍懲戒營裡受懲罰計程車兵、農民、德國戰俘，以及在德國佔領區冒著被治罪的危險繼續授課的學校教師。《紅星報》總編輯奧滕伯格（ortenberg）寫道：「斯大林格勒前線的記者都很驚訝，格羅斯曼居然讓師長開啟了話匣子，這個沉默寡言的西伯利亞人和他一談就是六個小時……格羅斯曼問什麼，他都毫無保留地奉告。在這戰事危急的關頭，師長還這麼有問必答。」奧滕伯格還寫過這樣的話：「我們沒催過他，因為都知道他是怎麼幹活的。不管條件多麼差，不論是在一燈如豆的破棚子裡，還是在野地裡，不論是躺在床上，還是在滿屋子人的農舍裡，他都能寫下去，但寫得很慢，他始終全神貫注，投入了全部精力。」

1943年，斯大林格勒的德軍投降後，蘇軍先頭部隊解放了烏克蘭。格羅斯曼當時隨軍報道。他聽說在巴比谷（babiyar）有十萬人慘遭屠殺，其中大部分是猶太人。過了不久，在別爾基切夫，他得知了母親遇害的詳情。《旗幟報》（znamya）刊出了他的一篇小說《老教師》，講的是有一個城市，跟別爾基切夫差不多，但沒提城市的名，城裡有好幾百名猶太人遭到屠殺，故事主要講的是屠殺前發生的事。他還寫了一篇文章《沒有猶太人的烏克蘭》，是對死者的長篇禱告。這篇文章被《紅星報》退稿，但是「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的報紙用意第緒語（主要是猶太人的語言，近似德語，也摻雜著希伯來語和斯拉夫語——譯者注）刊登了出來。這兩篇文章是世界上最先揭露猶太人大屠殺的報道。格羅斯曼還寫了一篇生動而冷靜的文章《特雷布林卡地獄》（1944年下半年發表），這是世界上第一篇揭露納粹死亡集中營的文章，其他報道，不論何種語言，都在它後面。這篇文章在紐倫堡審判時再次刊出，還被用作證詞。

有關猶太人大屠殺的作品，迄今已經出版很多，可是即便今天，大屠殺慘烈的程度，世人還是難以想象。說到猶太人種族滅絕（shoah），烏克蘭歷次屠殺是開始，波蘭各死亡集中營是高潮。格羅斯曼是調查納粹滅猶的第一人。納粹黨衛軍竭力銷燬波蘭特雷布林卡（treblinka）滅絕營的痕跡，妄圖毀滅罪證。格羅斯曼採訪了當地農民和四十位倖存者，設法重現了這個滅絕營的內部結構和誘殺伎倆。他深入透徹地寫到納粹的騙術，寫到「黨衛軍研究死亡的神經科醫生」如何「再一次矇騙了人們的思想，故意散播一絲希望……他們一字一頓地大聲說：‘婦女兒童要把鞋脫掉，襪子要放進鞋裡，要整潔……進浴室的時候必須帶上身份證件、錢、毛巾和肥皂。我再說一遍……」英國詩人、哲學家柯勒律治（coleridge）曾經給「想象力」下過這樣的定義：「讓靈魂擺脫客觀事實的禁錮而獲得自由，這種擺脫的能力就叫想象力。」顯然，格羅斯曼天生就有這個能力，並且達到了最為高超的水平。

但是，蘇聯官方的宣傳口徑是這樣的：在希特勒統治下，各族人民的苦難都是一樣的。如果有人說，猶太人所受的苦難最為深重，蘇聯官方就用一個標準答案來反駁：「死人都一樣，不要做區分。」

一旦承認了絕大多數死者是猶太人，就沒法否認蘇聯的其他民族是種族滅絕的幫兇了；再說，斯大林本人就是反猶的。1943年到1946年，格羅斯曼和愛倫堡都在為「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撰寫《黑書》（theblackbook）。這是一部紀實作品，記述了在蘇聯和波蘭的土地上發生的屠殺猶太人的事件。但是《黑書》從來就沒有出版過。不管怎麼妥協讓步，這樣的書，蘇聯是不會允許出版的。

長篇小說《人民是不朽的》也像《斯捷潘·柯爾丘根》一樣獲得了斯大林獎提名，可是，儘管評選委員會一致推選，斯大林還是將它否決了。格羅斯曼的下一本小說《為了正義的事業》，剛開始的時候獲得好評，可是後來卻遭到批判。這可能有兩個原因：第一，格羅斯曼是猶太人；第二，當時正是斯大林統治如日中天的時候，戰爭的實際情況一點兒都不許寫，戰爭第一年的慘敗更不許寫了。「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其他領導成員都已經被捕的被捕，被殺的被殺，新一波大清洗馬上就要開始。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若非如此，格羅斯曼幾乎肯定也會被捕。

接下來的幾年格羅斯曼獲得了公眾意義上的成功。他被授予了聲望極高的「紅旗勞動勳章」，《為了正義的事業》也再版了。這個時候，格羅斯曼正在寫他那兩部傑作：《生活與命運》和《一切都在流動》。這兩部作品都是直到1980年代後期才在俄羅斯出版問世。《為了正義的事業》政治上沒有《生活與命運》那麼異端。作者本來想把《生活與命運》作為《為了正義的事業》的續篇來寫。《生活與命運》裡的人物，很多也都是《為了正義的事業》裡的人物，但是最好把《生活與命運》作為一部獨立的小說來看。這本書很重要，不僅是文學鉅著，也是史學鴻篇。斯大林統治下的俄國，沒有比這本書更為全面的描寫。其他持不同政見作家——沙拉摩夫、索爾仁尼琴、曼德爾施塔姆夫人，他們的感召力來自他們都是體制外的人；而格羅斯曼的感召力，至少部分地來自他對蘇聯社會各個層面都瞭如指掌。《生活與命運》是一整個時代的寫照。在《生活與命運》中，格羅斯曼實現了很多蘇聯作家竭盡全力卻沒有取得的成就。書中每個人物，不管如何生動地呈現，都代表了某一群人或某個階層，其命運是那個階層的命運的縮影：施特魯姆代表的是猶太知識分子；戈特馬諾夫代表犬儒的斯大林主義官員；1930年代成千上萬老布林什維克被逮捕，阿巴爾丘克和克雷莫夫是其中的兩個；1941年蘇軍一敗塗地，當局迫不得已，一度改弦易轍，先不看黨員的出身，而看他能不能打仗（至少有幾年是這樣），諾維科夫就是這樣一位可敬的軍官，蘇聯實行這個政策後，他的能力才得到承認。這部小說，不論是文體，還是結構，都沒有什麼標新立異的地方。但格羅斯曼書中的道德拷問步步緊逼，他把蘇聯共產主義等同於納粹主義，這可是異端邪說。若不是因為他這個論調，《生活與命運》幾乎就奇怪地符合了當局的要求：要求作家寫出真正的、蘇維埃史詩般恢弘的作品。然而他卻說蘇聯共產主義和納粹國家社會主義是互為映象，那個時候，即使是在西方，能聽懂這話的人也沒有幾個。這個政權最引以為豪的就是打敗了納粹，沒有什麼比這個異端邪說更觸目驚心了。

格羅斯曼有兩個知己密友，一個是謝苗·利普金（semyonlipkin），一個是葉卡捷琳娜·扎波羅茨卡亞（yekaterinazabolotskaya）。1960年10月，格羅斯曼不顧這兩個朋友的勸告，把《生活與命運》的手稿交給了《旗幟報》的編輯。當時正是赫魯曉夫「解凍」時期，格羅斯曼胸有成竹，認為這本小說能夠出版。1961年2月的一天，三個克格勃（kgb）軍官來到他家，抄沒了他的手稿和相關資料，連複寫紙和列印色帶都沒收了。當局不逮捕人而「逮捕」書，蘇聯歷史上只有兩次，這回是其中一次。除了《古拉格群島》，還沒有哪本書被認為這麼危險。當局叫他在一個保證書上簽字，保證不把克格勃這次登門造訪的事和別人講。他拒絕簽字。但克格勃的其他要求，他好像照辦了。他把這幾個克格勃軍官領到他表弟家，讓他們把其他兩份手稿也抄去了。但是，格羅斯曼另外還備了兩份手稿，克格勃竟然沒發現：一份留給了謝苗·利普金儲存，一份留給了廖麗亞·多米尼吉娜（lyolyadominikina）儲存。廖麗亞是他學生時代的朋友，和文學界沒有任何聯絡。

很多人都認為格羅斯曼過於天真了，居然心存幻想，以為蘇聯當局會允許他出版《生活與命運》。利普金和扎波羅茨卡亞就持這種觀點。根據他們的說法，格羅斯曼之所以同意把這本小說多備一份手稿，全因他們的堅持。但是，詩人科爾涅伊·楚科夫斯基（korneichukovsky）在1960年12月27日那天的日記裡這樣寫道：「格羅斯曼接到赫魯曉夫秘書打來的電話，說這本小說太好了，正是目前所需要的，說他要把自己的讀後感告訴赫魯曉夫。」這是傳聞，不知是真是假。即便沒來電話，楚科夫斯基對此事的重視，這就很不一般。

我個人並不覺得格羅斯曼天真。不論是人的心理活動，還是蘇聯政權的內部運作，顯然他都是非常熟悉的。1956年赫魯曉夫公開譴責斯大林。從那時起，政治形勢一直在迅速演變。今天回過頭來評說當時的政治形勢，事後聰明，肯定不費吹灰之力。藝術批評家伊格爾·格隆斯托克（igorgolomstock）跟我講過，當時很多有頭腦的人期望值都很高，他們深刻批判蘇聯政權，但他們都像格羅斯曼一樣，一輩子都是在蘇聯體制內度過的。利普金說得很明白，格羅斯曼知道自己有被捕的可能；我的看法是這樣的：格羅斯曼當時有可能只是厭倦了搪塞支吾，當局今天要求這樣，明天要求那樣，他厭倦了，不想再跟著它的指揮棒轉了。他沒料到，這回和往常不一樣，沒逮捕他本人，卻把他的小說逮捕了。他把這本書的手稿在廖麗亞·多米尼吉娜那兒也存了一份。不過，為慎重起見，他連利普金都沒告訴，以防萬一。

格羅斯曼不斷要求出版他的小說。隔了一陣子，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當政年代主管意識形態的一把手蘇斯洛夫召見了他。蘇斯洛夫把早就對格羅斯曼說過的話又重複了一遍：這本小說，兩三百年內都休想出版。正如諷刺作家弗拉基米爾·沃伊諾維奇（vladimirvoinovich）曾指出的，比蘇斯洛夫的傲慢更令人驚奇的，是他居然很識貨，一眼就看出這本小說持久的重要性。

格羅斯曼擔心這本小說會就此付之東流，心情非常抑鬱。用謝苗·利普金的話說：「格羅斯曼在我們眼前一天天老下去。他那捲曲的頭髮變了樣，白髮比以前更多了，有點兒謝頂。哮喘病……又犯了，走起路來趿趿拉拉。」用格羅斯曼自己的話說：「他們在一個黑暗的角落，掐死了我。」但是，格羅斯曼並沒有就此歇筆。他寫了一篇生動的亞美尼亞遊記《願你和平》，緊接著又完成了《一切都在流動》，這本書批判蘇聯社會，筆鋒比《生活與命運》還要犀利。它一半是小說，一半是沉思，書中有對蘇聯勞改營的簡要研究，關於1930年代大恐怖/大饑荒令人動容的描寫，對列寧慷慨激昂的抨擊，還有對俄羅斯「奴隸的靈魂」的深刻反思（至今還令俄羅斯民族主義者激憤不已）。可是這個時候格羅斯曼已經罹患胃癌。1964年9月14日晚間，別爾基切夫猶太人大屠殺二十三週年紀念日前夕，格羅斯曼與世長辭了。

***

在結構上，《生活與命運》和《戰爭與和平》差不多：聚焦一個家庭，家族成員各有各的故事，這些故事合在一起，全國的大千世界就一覽無餘了。亞歷山德拉·弗拉基米羅芙娜·沙波什尼科娃是一位精神思想紮根於革命前知識分子民粹主義傳統的老太太。她的子女以及子女的家人是這本小說的中心人物。書中有兩個次要情節，一個在俄國的勞改營，一個在物理研究所。亞歷山德拉·弗拉基米羅芙娜的大女兒叫柳德米拉，這兩個情節圍繞她的前夫和現任丈夫來寫。亞歷山德拉·弗拉基米羅芙娜的小女兒叫葉尼婭。書中還有兩個次要情節，一個寫她的前夫克雷莫夫，一個寫她現在的未婚夫諾維科夫。克雷莫夫被逮捕，關進了莫斯科盧比揚卡監獄；斯大林格勒保衛戰的時候，諾維科夫指揮坦克集團軍，立下汗馬功勞，後來鳥盡弓藏，也與當局發生衝突。沙波什尼科夫一家人，親戚朋友不少，他們又都生出不少故事：有在斯大林格勒發電廠工作的，有在前線當兵的，有在德國集中營裡組織暴動的，也有被牲口車運到毒氣室處死的。

格羅斯曼曾經寫道，斯大林格勒街壘戰期間，他只能讀一本書，就是《戰爭與和平》。《生活與命運》這個書名和《戰爭與和平》相似。他之所以選這個書名，似乎是要挑戰讀者，把這兩本小說比較一番。《生活與命運》經得起這樣的比較。托爾斯泰再現了奧斯特利茨戰役，格羅斯曼再現了斯大林格勒保衛戰，生動的手筆至少不亞於託翁。遭到長時間轟炸是個什麼滋味，戰時應該有什麼「居家」小常識，格羅斯曼也寫得非常逼真，例如，書裡寫到，必須要有一個堅固的地下掩體，這是性命攸關的大事。有一段描寫崔可夫將軍的地下掩體被摧毀了，結果軍官們一個接一個把自己手下的人從掩體裡攆了出去，像這樣出人意料的有趣段落比比皆是。

書中還描寫了斯大林保衛戰期間大家不分官階、一律平等的戰友之情，然後筆鋒一轉，寫黨的官僚們覺得這種精神比德國人還要兇險，於是要將這種精神根絕。書中描寫俄國勝利後斯大林格勒一片悲傷的場景，讀來同樣感人：戰爭中全世界都看著斯大林格勒，這座城市當時是「世界名城」，「它的靈魂就是自由」。可是，戰役結束以後，它便淪為眾多被戰火焚燬的城市中的一座了。

也和托爾斯泰一樣，格羅斯曼書中採用了與很多人的觀點不同的視角：既有普通士兵對身邊形勢的直接感受，也有史學家、哲學家高遠的展望。格羅斯曼全域性性的思考比托爾斯泰更有看頭，也更多樣化；有些想法簡練雋永。克雷莫夫在被捕前夕終於明白，無辜戰友被捕時自己沒有站出來說話，不光是因為害怕：正是「革命的目的以道德的名義擺脫了道德」。克雷莫夫被捕後，他的思想迸發出詩的力量：「從革命的活的機體上把皮撕下來，新時期想用革命的皮來打扮自己，而把無產階級革命的帶血的肌肉和熱騰騰的心肝拋進垃圾堆裡，因為新時期不需要這些。需要的只是革命的皮，所以把這張皮從活人身上剝下來。披上革命的皮的人便說起革命的話，做起革命的動作，但是腦子、肺、肝、眼睛卻是另外一種人的。」

格羅斯曼的反思的力量，並非來自形象的描寫，而是來自嚴謹的邏輯，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慢慢道來。全書從頭到尾貫穿著一個非同尋常的觀點：極權國家運作的機理和現代物理學一樣，都著眼於機率，不關心因果關係；看的是巨大的總量，而非單個的人或粒子。有時候，他把邏輯寓於詩情之中；在斯大林格勒，斯大林從希特勒手裡一把奪過反猶主義這把劍，這個奪劍的形象是個畫龍點睛的收尾之筆，點明瞭納粹主義和斯大林主義本質上是一回事。

格羅斯曼在一篇假借書中人物伊康尼科夫談論「愚蠢的善舉」的文章中最為直截地表達了他的觀念。伊康尼科夫以前是托爾斯泰的信徒，不久前親眼看見20000名猶太人慘遭屠殺。每當聽到諸如創造世界新秩序這話，我們最好回想一下這篇文章裡的某些想法：

哪裡有善的曙光升起——這種善是永恆的，並且永遠不會被惡所戰勝，當然那種惡本身也是永恆的，也永遠勝不過善——哪裡就會流血，就會有大批兒童和老人死於非命。不但是人，就連上帝也無法消除現實的惡。

看樣子，只有個人才能保住這顆種子令它存活，只有未被國家意識形態徵用的語言才能講到這顆種子。德國人命令伊康尼科夫去修建毒氣室，他拒不從命，此舉實際上是將他自己置於死地。在此之前，他找到一位義大利神父，用一種令人難忘的混雜著義大利語、法語、德語的大雜燴語言問了一個深奧的問題：「quedois-jefaire,miopadre,noustravaillonsdansunavernichtungslager.」（字面意思：「神父啊，我該怎麼辦，我們在一個滅絕營幹活呢。」他實際想說的是：「神父啊，我該怎麼辦，我們在建毒氣工廠了。」——譯者注）有人說，格羅斯曼的文筆有點兒笨重，典型的蘇式風格；更確切的說法，應該是格羅斯曼能寫出各種各樣詩一般的語言，有伊康尼科夫笨拙、破碎的語言，也有克雷莫夫自我譴責時那種雄辯的語言，但是他不太相信為詩而詩，所以，只有在平常語言不足以表情達意的時候，他才寫詩意的語言。

或許只在一個方面，格羅斯曼不如托爾斯泰：他沒有托爾斯泰那樣高超的再現鮮活而完整的生命的能力。托爾斯泰刻畫的年輕的娜塔莎·羅斯托娃那種形象，《生活與命運》裡面是找不到的。但是，格羅斯曼描寫的是歐洲史上最黑暗的時代之一，所以儘管最後一章歌頌明媚的春光，寫到耀眼的陽光照在冰雪上，別廖茲金（byerozkin）和他的妻子「從亮光中穿過，就好像從密密的樹叢中穿過」，但這部小說的整體色調是陰鬱的，大多數的陪襯情節都以主要人物的死亡作結，有時候死去的還不止一人。不過，格羅斯曼並不是沒有愛、沒有信仰、沒有希望。在他的信念裡甚至含有一種堅強的、清醒的樂觀精神，他堅信，即使身陷蘇聯或納粹的集中營，也並非不可能堅守道義，仁慈待人。格羅斯曼能夠細膩地理解人的過錯、人的疑慮、人的表裡不一，理解道義選擇是痛苦的、複雜的，這種理解給予他的作品非凡的價值。

這種對於道德的微妙的理解，是讓我們將格羅斯曼與另一位作家——契訶夫——聯絡起來的諸多特質之一，儘管二人在寫作篇幅上大不相同。《生活與命運》有很多章節，單個拿出來與契訶夫的短篇小說驚人地相似。阿巴爾丘克和一個朋友爭論不休，不料幾小時後這個朋友被一個罪犯殺害。阿巴爾丘克把罪犯的名字告訴了勞改營當局，這樣做相當於自尋死路。他覺得做一個堂堂君子是立身之本，告發兇手更讓他自覺義薄雲天。底氣一足，對死去朋友的怒氣更大了，想好好教訓教訓他。讀者一方面讚賞阿巴爾丘克的勇敢，一方面厭惡他的自命正直。

書中關於斯大林格勒年輕士兵克里莫夫那一章也頗有契訶夫式的諷刺意味。克里莫夫遇到德軍轟炸，迫不得已在一個彈坑裡躲了幾個小時。以為身邊躺著的是一個俄國同志，他突然感到一種他不應有的對於人類溫暖的需求。這個殺人有術的偵察員於是握住了那人的手。沒想到那人是個德國兵，碰巧也在這個彈坑裡躲轟炸。等到轟炸結束，這兩個士兵才意識到彼此都弄錯人了；他倆默默地爬出了彈坑，各自都害怕被上級看見，說自己通敵……在關於紅軍駕駛員謝苗諾夫的一章裡，格羅斯曼提出了相似的問題，但是說得更含蓄。謝苗諾夫被德國人俘虜，在奄奄一息快要死了的時候，德國人把他給放了。這時候，一個烏克蘭農家老太赫里斯佳·丘尼婭克把他接進自己的茅舍，給他餵飯，護理他。過了一個多月，謝苗諾夫恢復了體力，一個鄰居來串門，談著談著就談起了農業集體化。他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的救命恩人，「這個舒適的農舍的女主人」曾幾何時幾乎快要餓死了，當時命懸一線，就像他自己剛住進來的時候一樣。而赫里斯佳那天晚上睡覺前，覺得要在胸前畫個十字才安心；字裡行間看得出，如果她早知道謝苗諾夫是贊成農業集體化的，並且是從莫斯科來的，恐怕不一定會救他的命。僅僅十二年前，正是那些莫斯科來的蘇共黨員、共青團員導致她全家人活活餓死的慘劇。她對人善良，似乎和她的認識水平無關；甚至可能正是因為她的缺乏認識。

正好像《生活與命運》可以作為一系列微型畫像來看，在格羅斯曼看來，契訶夫的短篇小說，合在一起，也可以作為一部史詩般宏大的作品來讀。格羅斯曼塑造的一個人物向契訶夫表達了敬意，他的一番話道出了格羅斯曼自己的希望和觀點：

契訶夫使我們認識了整個的俄羅斯，俄羅斯的各個階級、階層、各種年齡的人……但是不僅如此。他使我們認識了這平平常常的許多人，明白嗎，俄國的平常人！……契訶夫說：讓上帝到一邊去吧，讓所謂偉大的先進思想到一邊去吧，首先是人，我們要善良，要關心人，不管什麼人，僧侶、莊稼漢、百萬鉅富的工廠主、薩哈林的苦役犯、飯店的跑堂；首先要尊重人，憐惜人，熱愛人，不這樣絕對不行。

我們或許可以把《生活與命運》稱為契訶夫式的人性史詩。像任何一部偉大的史詩作品一樣，這本書偶爾也超出了史詩的框架。在駛向滅絕營的火車上，一個已屆中年、沒有孩子的醫生索菲亞·奧西波芙娜·列文頓「收養」了小男孩達維德。格羅斯曼不光把自己的生日——12月12日——給了這個孩子，還把自己很多童年的回憶也給了他。當一個德國軍官下令內科醫生和外科醫生走出佇列時，索菲亞沒站出來，她不肯扔下達維德不管，不肯扔下她有生以來第一次有了認同感的猶太人們，而寧可放棄自己的生命。一大群人被趕進了毒氣室，索菲亞和達維德也在這群人裡。達維德是先死的，索菲亞感到孩子的身體在她懷裡漸漸沉下去。這一章是這樣結尾的：

這孩子的身體小得像鳥兒一樣，比她先走了一步。

「我做媽媽了。」她想道。

這是她最後一個念頭。

可是她的心還活著：心在緊縮，疼痛，在憐惜你們，活著的和死去的人們。索菲亞感到一陣噁心，就把達維德，已經成了屍體的孩子緊緊摟在懷裡，她也成了死人，成了屍體。

索菲亞·奧西波芙娜在彌留的時刻第一次感到了母愛的力量。她終於當上了媽媽——可是，她給孩子帶來了生命還是帶去了死亡？我們不能說：達維德已經死了。達維德/瓦西里還活著——索菲亞一定也還活著，因為她的心不僅憐憫已經死去和正在死去的人們，不僅憐憫她同時代的人，而且也憐憫「你們大家」，也就是說，憐憫我們這些讀者。或許她給瓦西里·格羅斯曼，也給一些讀者，帶來了更充實、更深刻的生命，雖然這生命痛苦照舊。

格羅斯曼曾經給愛倫堡寫過一封信談《黑書》。正像信裡所說，他深感為死者說話，「為長眠者發聲」，是他的道義責任。但同樣重要的，是他感到死者在支撐著他；他相信死者的力量能夠幫助他履行為生者盡力的職責。維克托·施特魯姆的故事，結尾處有一種謹慎的樂觀，從中可以清楚看到格羅斯曼這種責任感。施特魯姆明知那些人是無辜的，可是不昧著良心構陷他們，自己那幾個新到手的特權就沒了，於是一反常態地在官方的誹謗信上籤上了名。施特魯姆希望他死去的母親下次會幫助他，讓他有所長進；他在小說裡的最後一句話是這樣說的：「好吧，咱們就試試吧……也許，我還有足夠的力量。媽媽，媽媽，這是你的力量。」

格羅斯曼母親的二十週年忌日那天，他給母親寫了一封信。他的情感在信中表達得更加明白：「親愛的媽媽，我就是你，只要我活著，你也就活著。我死以後，你還會繼續活在這本書裡。我把這本書題獻給你，書的命運是和你的命運緊緊連在一起的。」他感到母親就在這本書裡活著，這似乎讓他覺得《生活與命運》這本書本身就是一個活體生命。他給赫魯曉夫寫了一封信，以一句挑戰的話作結：「我花費畢生心血寫成的書正在坐牢，那麼，我自己的人身自由、我現在的職位都是毫無意義的，都是虛假的。這本書，我寫了就不會拋棄，過去不拋棄，現在也不拋棄……請你把自由還給我的書。」

***

約翰·加勒德（johngarrard）和他的夫人卡羅爾（carolgarrard）合寫了一本優秀的格羅斯曼傳記《別爾基切夫的靈骨》。約翰·加勒德來信說，格羅斯曼有「兩個未癒合的傷口」：

第一個傷口是沉默的文化。蘇聯猶太人的死亡，當地老百姓做了幫兇。在前蘇聯的領土上，大家至今還保持沉默，絕口不提這件事。有一位美國和平衛隊的志願者被分配到別爾基切夫工作，上個月她給我來信說，她正在尋找猶太人大屠殺的準確地點。她請烏克蘭朋友幫忙尋找（她會說烏克蘭語），大家卻茫然看著她，都矢口否認，說沒發生過這樣的屠殺，也沒有這樣的屍坑。第二個傷口與斯大林格勒戰役有關。通往著名的「斯大林格勒陵墓」的花崗岩牆上刻著一排大字：「一個德國兵問道：‘他們又向我們進攻了，他們能是普通人麼？’」在陵墓的大廳內，一個蘇聯紅軍戰士的回答用燙金大字刻在了牆上：「是的，我們確實都是普通人，活下來的沒有幾個，但是為了神聖的俄羅斯母親，我們都履行了愛國者的責任。」

這些話是從格羅斯曼一篇文章上摘錄下來的，該文題目是《在主傳動線上》，最初刊登在《紅星報》上，後來《真理報》也轉載了。但是，這個紀念館的設計師們並沒有註明這兩句話的作者是格羅斯曼。紀念館的導遊人員至今仍然在說，他們不知道這個語錄的作者是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