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館修建期間，格羅斯曼在默默無聞中死去。紀念館1959年奠基，1967年完工；《生活與命運》1961年被「逮捕」，格羅斯曼於1964年逝世。蘇聯當局對待格羅斯曼的方式，似乎是將他劈作兩半，兩個「格羅斯曼」互不相干：一個是持不同政見的猶太人，他的作品必須保持沉默；另一個則代表了「蘇聯人民的聲音」，他的話可以用巨大的字型刻在牆上，只要不提他的名字就好。直到今天，斯大林格勒陵墓始終沒有註明作者就是格羅斯曼。格羅斯曼天上有知，對此可能只會聳聳肩；他「為長眠者發聲」，如果言者諄諄聽者藐藐，才會更令他失望不安。

2006年6月

2010年11月修訂

西方見證猶太大屠殺最為知名的作家普里莫·萊維（primolevi）終生從事的也是工業化學師的工作。與格羅斯曼一樣，萊維也是精確描寫和分析的大師。

見謝苗·利普金的《瓦西里·格羅斯曼的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vasiliyagrossmana，阿迪斯出版社，1986），第10頁。巴別爾：「用新的眼光發現了我們的猶太首都。」布林加科夫：「有價值的東西還是能夠出版的！」

這個書名取自德文glückauf，短語的字面意思是「上來，好運！」，原是礦工從井下回到地面上的時候，地面上的人打招呼用語。後延伸為「祝你好運」。

茨維坦·託多羅夫（tzvetantodorov），《希望與回憶》（hopeandmemory，倫敦：大西洋出版社，2005），第50頁。

謝苗·利普金，《戰車》（kvadriga，莫斯科：knizhnysad出版社），第516頁。

利普金，《戰車》，第577頁。

1903年，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該黨分裂為兩派：布林什維克派和孟什維克派。1917年布林什維克政變後，孟什維克大多被捕或流亡。

蘇聯安全部門多次改名。按時間順序，最重要的名稱和縮寫為：契卡（cheka），國家政治保安總局（ogpu），內務人民委員會（nkvd），國家安全委員會（kgb，即：克格勃）。

關於這個故事更全面的記述，包括格羅斯曼給葉佐夫寫的措辭巧妙的信之全文，見約翰·加勒德（johngarrard）和卡羅爾·加勒德（carolgarrard）合著的格羅斯曼傳記《別爾基切夫的靈骨：瓦西里·格羅斯曼的生活與命運》（thebonesofberdichev:thelifeandfateofvasilygrossman，自由出版社，1996），第122—125頁和第347—348頁。

利普金，《戰車》，第518頁。託多羅夫責備格羅斯曼沒有設法為鮑里斯·古貝爾辯護是毫無道理的，哪怕是暗示性地責備也不對，因為格羅斯曼一旦辯護不僅自己會被捕，連奧爾加·米哈伊洛芙娜也得坐牢。

愛倫堡也是戰地記者，也是格羅斯曼的競爭者。愛倫堡常常被認為沒有原則，但他這次不僅拒絕簽署這封信，還給斯大林寫信，解釋他為什麼拒絕簽字。《生活與命運》裡的施特魯姆對索科洛夫的感情很矛盾，暗示著格羅斯曼對愛倫堡也有類似的矛盾情感。見喬納森·布倫特（jonathanbrent）與弗拉基米爾·瑙莫夫（vladimirp.naumov）合著的《斯大林的最後罪惡：陰謀迫害猶太醫生，1948—1953》，第300—306頁。感謝艾麗絲·納西莫夫斯基（alicenakhimovsky）為我指出這一點（私人通訊）。

關於這一事件更詳盡的記述，見瓦西里·格羅斯曼《大路》（theroad，倫敦：麥克爾霍斯出版社，2010），第75—78頁。

《生活與命運》，第687頁。

利普金，《戰車》，第572頁。

瓦西里·格羅斯曼，《大路》，第291頁。

《最後一封信》（ladernièrelettre），根據這封信寫成的劇本，劇中人只有一位女士，2000年由弗裡德里克·懷斯曼（frederickwiseman）在巴黎搬上舞臺，後來又改編成電影。2003年懷斯曼在紐約上演了該劇，英文劇名lastletter。2005年，格羅斯曼百年誕辰之際，莫斯科上演了俄文版。

弗蘭克·埃利斯（frankellis），《瓦西里·格羅斯曼：一個俄國異端分子的起源與演變》（vasilygrossman:thegenesisandevolutionofarussianheretic，牛津/普羅維登斯：伯格出版社，1994），第48頁。

瓦西里·格羅斯曼，《參戰的作家：瓦西里·格羅斯曼隨蘇聯紅軍報道：1941—1945》，安東尼·比弗（anthonybeevor）和盧巴·維諾格拉多娃（lubavinogradova）編（倫敦：哈維爾·塞柯出版社，2005），第126頁。《光輝大道》是1940年的一部蘇聯電影名，亞歷山德羅夫（aleksandrov）執導。

格羅斯曼，《參戰的作家》，第xiv頁。

同上，第62頁。

瓦西里·格羅斯曼，《大路》，第68—70頁。

《老教師》，首刊於《旗幟報》（1943年，第7期，第8期）；《沒有猶太人的烏克蘭》，首刊於《統一》（eynikayt，1943年11月25日，12月2日）。

瓦西里·格羅斯曼，《大路》，第144頁。

完整的俄文版（至今尚未在俄羅斯出版）分別於1980年在以色列出版，1993年在立陶宛出版。見西蒙·瑪吉斯（simonmarkish），《一位俄國作家的猶太命運》（arussianwriter’sjewishfate），《評論》（commentary，1986年4月），第42頁。

後者早期不完整的版本，由托馬斯·惠特尼（thomaswhitney）譯成英文出版，譯本差強人意，譯名《永遠流淌》（foreverflowing）。格羅斯曼把最後的定本交給了葉卡捷琳娜·扎波羅茨卡亞儲存，是一個打字本，中間有手寫的插入語。她轉贈給了加勒德夫婦，加勒德夫婦又轉贈給哈佛大學薩哈羅夫檔案館，現在研究人員可以自由閱讀。

1926年5月，蘇聯國家政治保安總局（ogpu）搜查布林加科夫的住所，抄走了《狗心》手稿兩份，但兩年後又還了回來。格羅斯曼總是說，《生活與命運》是被「逮捕」的。其他俄國人說起這件事往往也用「逮捕」這個詞。

相比之下，帕斯捷爾納克曾經把《日瓦戈醫生》的手稿拿給朋友們和編輯們看，甚至通過蘇聯郵政局郵寄。他的罪過不在於寫這本小說，而在於拿到國外去出版。

加勒德夫婦，《別爾基切夫的靈骨》，第263—265頁。

科爾內·楚科夫斯基（korneichukovsky），《日記：1901—1969》（耶魯大學出版社，2005），第451頁。

這個手稿是在利普金和扎波羅茨卡亞提醒他之前還是之後做備份的，並不清楚。

見《書報審查索引》（indexoncensorship）第5卷（1985），第9—10頁。此文根據沃伊諾維奇在1984年「法蘭克福書展」上的演講編譯而成。沃伊諾維奇在這次講話中說，是他在1970年把《生活與命運》偷運到西方的。後來發現這兩捲縮微膠捲是在安德烈·薩哈羅夫（andreysakharov）和葉連娜·邦納（yelenabonner）的幫助下製作的。

利普金，《戰車》，第582頁。

同上，第575頁。

9月14日也是格羅斯曼和奧爾加·米哈伊洛芙娜的結婚紀念日。這個日子一定會使格羅斯曼痛苦地想起，由於妻子反感自己的母親，最後導致母親悲慘地死去。他的女兒葉卡捷琳娜·科羅特卡娃（yekaterinakorotkava）告訴我，格羅斯曼死於肺癌，並非外界一直以為的胃癌。

加勒德夫婦，《別爾基切夫的靈骨》，第239頁。

《生活與命運》，第818頁。

同上，第538頁。

同上，第864頁。

這是別爾基切夫死難猶太人最初的估計數字。

《生活與命運》，第411頁。

同上，第303頁。

赫里斯佳·丘尼婭克確有其人，關於格羅斯曼與她的談話，參見格羅斯曼《參戰的作家》，第253頁。給格羅斯曼留下深刻印象的人，他往往會寫進作品加以紀念。

格羅斯曼詩詞片段。

《生活與命運》，第278—279頁。

《生活與命運》，第565頁。「可是她的心……」這一段的開頭改譯過。哈麗雅特·穆拉夫（harrietmurav）的文章《答覆大屠殺：博格爾森，格羅斯曼和尼斯特》婉轉指出，我這段原先的譯文欠佳。感謝她提醒。

加勒德夫婦，《別爾基切夫的靈骨》，第206頁。

《生活與命運》，第863頁。

瓦西里·格羅斯曼，《大路》，第293頁。

參見艾麗絲·納吉莫夫斯基（alicenakhimovsky）：「在格羅斯曼自己的作品裡，在別人寫他的俄語文獻中，都屢屢提到這本書是一個活體生命。」（《俄國猶太人的文學與身份》，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1992，第115頁）。

費奧多·古貝爾（fyodorguber），《記憶與信件》（pamyat’ipis’ma，莫斯科：probel出版社，2007），第102頁。

見《歐洲百科全書：1914—2004》中約翰·加勒德寫的關於格羅斯曼的文章（斯克裡伯納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