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甚的是，他還發現大家原來都有很「人情味」的一面，黨委書記原來喜歡在黎明時分釣魚，有同事收養了一個有病的西班牙孩子，另一個同事則以在這冷寒之地種植仙人掌為樂。他心想：「啊，這些人實在不是多麼壞。每個人都有人情味兒。」是斯大林的一通電話，使他看見了每個人最可愛最私密的那一面；是那通電話使大家願意在他面前展演人性。維克托現在是所有人的好朋友了。

不久之後，英國報刊批評蘇聯當局冤屈幾個醫生，指控他們毒殺大作家高爾基。不憤西方媒體抹黑，蘇聯科學界動員各個單位「自發」聯署抗議，維克托所在的這個研究所也不例外，他的領導極力邀請他帶頭在一份宣告上頭簽名。可是在維克托看來，那份宣告分明就是錯的，它誹謗了一個正直的人，一個曾經對自己家庭有恩的好醫生。他覺得英國人批評得沒錯，蘇聯確實構陷了一個他自己認識的聲譽卓著的醫學教授。違心害人，這真是維克托無論如何都做不到的事。才幾個星期之前，他連以死明志的心都有，這時應該更不必擔心。可一碰到領導和同事們的殷懇目光，「他感觸到偉大國家的親切氣息，他沒有力量投身寒冷的黑淵……今天他沒有，實在沒有力量。使他就範的不是恐懼，而是另外一種消磨力量的溫順感情」。出於人性對人際溫情的真實需要，而非從天而降的特權與待遇，他開始內心交戰，試圖說服自己：反正幾個被告自己也在法庭上認了罪，我現在加入指控他們又有什麼不對呢？反正我也改變不了什麼。道理一想通，維克托便掏出了自來水筆，在這份宣告簽下自己的名字。

今日局外幸運兒，常常不能理解政治高壓底下的生活，不明白一個人為什麼妥協，為什麼要出賣別人，又為什麼會出賣自己。於是我們總是如此簡易地斷定，那是出於恐懼，不夠勇氣，又或者圖謀利益，捨不得懸在頭上的蘿蔔。格羅斯曼卻在讀者面前展開了複雜的道德處境，讓我們發現是非抉擇的艱難。維克托昧著良心簽署那份害人宣告，便不是為了剛剛到手的特權與地位，也不是因為害怕自己會受到懲罰。他的動機，其實只不過是至簡單的人性需要罷了；那就是他人的溫暖認同，一種被友儕圍繞的感覺。

同樣的需要，到了戰場上頭，卻能變化出荒謬可笑，但又分外殘酷的戲劇，例如一個蘇聯士兵被炸彈的威力埋進戰壕，僥倖不死，並於黑暗中觸及另一具溫暖的身體，於是本能地緊緊握住對方的手。兩個陌生人便藉此慰藉那不可言喻的驚恐，都直覺對方一定是生死與共的同袍。過了一會兒，地面上稍稍平靜，他們奮力撥開頂上瓦礫，讓光線照進坑洞，這個紅軍戰士才發現自己的錯誤。剛剛和自己那麼親密的夥伴，竟然是個死敵德軍。怎麼辦？立刻翻臉動手？不，他倆尷尬無言，很有默契、很安靜地各自爬出洞口，一邊四處張望環境，一邊提心吊膽朝著己方陣營遁走。親身經歷過戰場諸種奇詭的格羅斯曼解釋：他們不怕對方在背後開槍，只怕自己的戰友看見之前的情景，一報上去這可能就是通敵叛國的死罪了。

沒錯，這兩個正在交戰的國家是相似的，至少在令自己人恐懼這一點上。

透過一位審問犯人的納粹黨官之口，格羅斯曼對蘇聯這場偉大的衛國戰爭做出了一個最大不諱的宏觀判斷。原來正邪如此分明的戰事，骨子裡居然是兩個極權體制之間的鬥爭。那個很懂得心戰技巧的納粹，不斷逼著被俘的資深蘇共黨員承認，他倆其實是鏡面的兩端：兩邊都有偉大的領袖，兩邊都宣稱自己擁佔了至高無上的真理，兩邊都把無數人的犧牲當成實現真理的代價，兩邊都為此培養出了一大批最忠誠最具黨性的信徒——例如坐在審訊桌兩端的這兩個人。

若是如此，這場仗又還有什麼意義呢？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然芻狗般計程車兵卻不能接受自己的生命無謂，他們必須相信自己站在正義的那一邊，相信自己的死亡背後別有高遠的價值。所以，經歷過不自由生活的軍人會認為自己正在為即將到來的自由而戰，只要打敗眼前的德軍，不只國土和民族會得到儲存，甚至就連蘇聯也都可能會變成一個更加美好的國度。既然這是一場關乎自由及解放的戰爭，所以在作戰交火的這一刻，他們就得親身踐行自由。所以在描寫戰場的章節裡，格羅斯曼時時將視角沉降到沙土飛揚的地面，在一陣陣爆炸聲響之間，在一串串從頭上掠過的子彈叢中，使讀者看見一個個士兵如何在最接近死亡的那一剎那裸呈出人的根本。

尤其是書中那有名的「6-1號樓」，紅軍留在斯大林格勒德佔區中的最後一個據點，就好比淞滬會戰當中的四行倉庫，一小隊戰士勇敢地守住了這個殘破的建築，拼死抵擋德軍火網包圍。這一段故事大可譜成一曲最典型的壯烈史詩。然而格羅斯曼畢竟是格羅斯曼，他的重點不是臉譜化的英雄，而是一組各有偏好各有性格的活人。例如原本從事建築工程的工兵隊隊長，他的任務從過去的修蓋房子變成了拆毀敵陣當中的建築，於是「很需要思考思考這種不尋常的轉變」。步兵指揮官戰前則在音樂學院學聲樂，「有時他在夜裡悄悄走到德國人盤踞的樓房跟前唱起來，有時唱《春天的氣息，不要把我驚醒》，有時唱一段連斯基詠歎調」。這組人會在開槍和躲子彈的空當咒罵食物的貧乏，爭論選擇女子的關鍵（「我認為姑娘的胸脯是最要緊的」），乃至於「外星世界有沒有蘇維埃政權」等各式各樣的古怪話題。說著說著，他們還會講出一些後方「和平」世界連想都不敢想的話：「不能把人當綿羊來領導。列寧那樣聰明，就連他也不懂得這一點。所以要革命，為的就是不要任何人領導人。」這座樓是前線中的前線，每一個人都不知道自己還能不能看到第二天的日出，所以它反而也是全書最自由、最有生命力的世界。難怪蘇軍戰線指揮部特地派來的政委（他們擔心這個陣地的政治思想會走偏，所以命令一個政委冒著彈雨偷偷潛進指導），能在這裡頭髮現危險的氣息。曾在那座樓裡和這些不正常的正常人並肩作戰過的倖存士兵，則會事後慨嘆：如果不認識這些人，生活還「能算是生活嗎」？

不要以為格羅斯曼的戰爭與和平就是美化戰爭，挖苦和平。不，沒有幾個作家會比他更瞭解戰爭的無情。色彩這麼豐富的「6-1號樓」竟然轉眼就在地平線上消失了，沒有臨終遺言，也沒有英雄面向鏡頭的最後笑容，十來二十個鮮明人物就此消失在幾行不到的文字裡頭。這是格羅斯曼殺死他大部分角色的辦法，說走就走。為什麼會是這個樣子？那可全是行進中的漂亮生命呀？且再引一次琳達·格蘭特（lindagrant）的評語：「那是因為生命本來如此。」又或者木心先生更漂亮的一句名言：「我所見的生命，都只是行過，無所謂完成。」

和平也好，戰爭也好，在《生活與命運》裡頭皆是人類生存的嚴苛背景。斯大林與希特勒治下的和平扭曲了人性，兩個體制之間的戰爭卻變態地解放了人性，這豈不荒謬？是的，格羅斯曼的二十世紀就是這樣荒謬，托爾斯泰式的「正能量」幾乎沒有一點存在的機會。

世界如此冷酷。一個私底下對國家政策有很多怨言的宣傳人員，會在報紙評論上頭指出，集體化政策之所以出現飢餓狀況，是因為部分富農故意藏起糧食把自己餓死，好惡毒地抹黑國家。一個才瞎了雙眼沒多久的傷兵，退到後方醫院，他在公共汽車站前請人幫忙登車，那些平時可能很懂得愛國愛軍的平民百姓，卻在車來的時刻自顧自地推擠擁上，不只不理會他，而且還把他撞倒在地上。他「用鳥叫般的聲音叫喊起來。他的帽子歪到了一邊，無可奈何地搖晃著棍子，他那一雙瞎眼，大概也清楚地看見了自己的窘境」。盲人拿棍子敲打著空中，站在那裡又哭又叫。一個瞎子，就這樣被大家留在這片雪地。而傷兵醫院裡邊，一個母親終於找到了兒子，她對著屍體小聲說話，怕他著涼還替他蓋好被子。所有人都對她的平靜感到驚訝，卻不知道這「就好像老貓找到已死的小貓，又高興，又拿舌頭舔」。一個熱心善良的德國老太太在俄國住了一輩子，這時卻被當做敵方間諜帶走，向當局誣陷她的其實就是她的鄰居，可能是為了趁機霸佔她的屋子。她的鄰居不只不替她說話，而且還有意無意地用開水燙傷老奶奶留下來的貓，不久之後它也死了。一個一心向上的領導最喜歡關懷工人和農民的伙食，老在他們面前嚴詞批評工廠廠長和地方幹部，指責他們不真心為民服務。他的言語通俗「接地氣」，甚至偶爾帶點粗話，老百姓沒有不喜歡的。可是一回到辦公室，他卻只談數字和指標，要求下屬削減群眾的生活開支，提高工廠與農場的生產力。經過無數這樣的細節之後，我還用得著說集中營裡的慘況嗎？就提一點好了，幾個納粹高官視察剛剛落成的毒氣室，順便在那四堵白牆之間舉辦晚宴。桌布上是浪漫的燭火與盛著紅酒的玻璃杯，他們對著美食舉杯祝賀最後方案的成功，似乎後來死在裡頭的幾百萬人真是破壞世界衛生的害蟲。這是一個令人喘不過氣的世界，在蘇式社會現實主義背景下練筆長成的格羅斯曼，冷冷地一字字刻寫，猶如照相。

不過，就像潘多拉的盒子似的，格羅斯曼總能靈視般地在密不透風的鐵箱內看見一點多餘。好比他戰時筆記裡的這一段：「當你坐下來想要寫些關於戰爭的東西的時候，很奇怪，你總是會發現紙上的空間不夠。你寫了坦克部隊，寫到了炮兵。但忽然間，又會記起一群蜜蜂如何在焚燒中的村莊上空飛舞。」這多出來的一點點，不只為他的直白書寫抹上一股超自然的詩意，有時候還會替這個世界留下一點最後的希望。

《生活與命運》裡頭最令大多數讀者感動的一幕，當是醫生索菲亞主動放棄了最後的求生視窗，好陪著萍水相逢的小男孩達維德走進毒氣室，讓這個天性喜歡動物的孩子不要孤單死去（他看見被殺的黃牛會哭，懷中總有一個養著蠶寶寶的火柴盒）。另一個同樣膾炙人口的段落，是一名剛剛在地上看見兒子屍體的俄國太太，本來悲憤莫名，但在看著一個德軍戰俘走過的時候，卻忘了報復，反而把手裡的麵包塞給那名瘦弱青年，就連她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這麼做的原因。格羅斯曼管這類異常的善行做「人性的種子」；沒有來由的、不起眼的種子。他說：「人類的歷史不是善極力要戰勝惡的搏鬥，人類的歷史是巨大的惡極力要輾碎人性的種子的搏鬥。」

書裡這點點星火，一絲絲人性種子的芽苗，我忍不住壞心眼地懷疑它們其實是不是格羅斯曼的幻想。一個溫柔的人不忍，於是文字成全。就像我曾在多年前介紹過的短篇《狗》，格羅斯曼為第一個被人類射上太空的實驗狗「萊卡」寫下了比現實美好得多的結局，讓它回到地面，搖著尾巴回到飼養它的科學家身邊，親吻那雙餵過它、摸過它，又把它送出大氣層的手。這似乎是格羅斯曼的風格，常把想象力用在最悲傷的事情上頭，在想象中陪伴孤獨承受苦的生命，陪伴他，安慰他。這不是出於煽情，只是為了不忍。就像他在母親死於德軍手上的多年之後，寫了一封寄給母親的遺書，在那裡面，他不停想象母親最後時刻的情景，似乎自己就在她的身邊。他甚至想到了媽媽生前見到的最後一個人，是否就是那個將會把她殺死計程車兵。

我的這種猜測，來自我對格羅斯曼這個人的一丁點理解。1961年冬天，他死前兩三年，《生活與命運》已被當局收走，完全看不到出版希望；在那個體制之內，他的文學生命也已走到盡頭，此時的他拖著病軀來到亞美尼亞旅遊。一天，不知是胃癌影響，還是酒精作用，他在朋友的車上忽然腹絞，可生性害羞的他不好意思張揚，眼看就要上吐下瀉，尊嚴盡喪。好在朋友半途停車加油，他趁機奔去廁所。事後，他在筆記裡回憶：「我記得莫斯科的作家都不喜歡我，認為我是個失敗者，是個可憐蟲。他們說得對，我完全同意。不過，就這件事看來，我倒覺得自己還是很幸運的。」他的身子開始破損，他傾其一生的鉅著被捕，他的朋友所餘無幾；他不知道以後人家會拿他和托爾斯泰相比，他不知道俄羅斯政府會在2013年公開交還前蘇聯帶走的文稿，更不可能知道這本書會被俄羅斯電視臺改編成收視率極高的電視劇。但他竟然還是覺得自己幸運，就只是因為他來得及上廁所。

梁文道

2015年7月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