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2月14日上午11點40分，克格勃（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派人闖入瓦西里·格羅斯曼的住宅，搜查一份書稿。結果他們不只帶走了那本書的打字稿，還沒收了和它相關的草稿和筆記，甚至就連打出這本書的打字機與碳紙都不放過，行動規格形同逮捕一個活人，只不過他們這次要逮捕的是一本書。這本書的名字叫做《生活與命運》，後人管它叫「二十世紀的《戰爭與和平》」。
格羅斯曼很清楚自己寫了些什麼，當初他投稿給雜誌社的時候難道沒料想到會有這樣的結局嗎？這是後來一些學者爭論的細節問題，我們先且別管，還是回到1961年情人節那場「逮捕」事件的現場，看看格羅斯曼事後的反應。他直接寫了一封信給蘇聯最高領導赫魯曉夫抗議：「有什麼理由讓我人身自由，卻逮捕了這部我為之呈獻生命的書？」
當局似乎很在乎這位作者，歷經斯大林、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三朝而不倒的蘇共意識形態大總管，人稱「灰衣主教」的蘇斯洛夫（mikhailsuslov）親自接見了他。以外表斯文謙遜、彬彬有禮而著稱，但又深沉冷峻的蘇斯洛夫這樣子對格羅斯曼說：「我沒有讀過你這本小說，但我讀了對它的評論和報告。……你為什麼要把你的書加入到敵人對準我們的核武器當中？又何必讓它引起大家關於蘇維埃體制到底還有沒有必要的討論呢？……我可以直接告訴你，這本書在兩三百年內都不可能有出版的機會。」
一部前蘇聯禁書，這個身份多少就能決定一本小說的命運了。在上世紀的六十到八十年代，這個身份或許可以讓一本書在所謂的「自由世界」受到許多關注，讀者通常會期待能在裡頭讀到鐵幕背後冷酷悲慘的真相，同時間接確認了自己的幸運與幸福（好在我沒活在那一邊）。只不過禁書太多，能從「社會主義陣營」這邊僥倖逃到另一邊去的書也不少，其中只有幾個例子可以贏得大名，獲得最高聲譽。例如《日瓦戈醫生》與《古拉格群島》，它們都得到了諾貝爾文學獎（儘管帕斯捷爾納克最後被迫拒絕領獎）。
問題是這樣的背景也會反過來限制這類小說的生命。冷戰結束，它們在很多讀者眼中似乎就只剩下了歷史見證的價值，別無其他。所以今天提起《古拉格群島》和索爾仁尼琴，很多人都會露出一絲倦怠的神情，覺得那是本過時的書與一個過時的人。《日瓦戈醫生》更是可悲，因為後來的檔案證明，它在西方的流行原來與美國中情局有些關係，被他們利用，當做冷戰意識形態爭戰的兵器，於是無奈沾染上一層政治汙跡。
至於蘇聯這邊就更不必提了，禁書自然是沒人看得見的書（審查官員例外，他們大概是那個體制內讀書最多見識最廣的人）。蘇聯解體前後，雖然它們也曾火熱過一陣，但很快就又被打回冷宮，因為「向錢看」的新一代實在沒有太大興趣去務虛地回顧歷史，翻看那些昨天以前還沒聽過的書。所以曾經遭禁的文學，便和它們命運的對立面——那些得到最高當局讚賞，贏了「斯大林獎」的作品，奇詭地共同進入歷史，都沒有人要看了。事後，無論是在俄羅斯，西方，還是中國，蘇聯文學彷彿都成了一個幾乎不存在的物事。尤其對俄羅斯以外的一般文學讀者而言，俄語文學好像只到二十世紀初為止。少數詩人之外，整個蘇聯似乎沒剩下幾個值得重讀的作者。以中國的歷史背景來看，這種情況特別奇怪，因為俄語曾是我們的主要外語之一，沙俄和蘇聯文學更曾是社會上的主要讀物；可今天，它卻只是一排排被置放在書架頂層的蒙塵典籍，「小時代」的大時代遺物。
所以《生活與命運》理應過時。一本前蘇聯禁書，書名土氣（更像是十九世紀的產品），翻譯成中文近一千頁，全書有名有姓的角色超過一百六十人；更要命的，格羅斯曼的文風竟帶著一股撲面而來的「社會現實主義」氣息。這本書，甚至連它出版的時機都不太對。1980年瑞士首現俄文原版，讀者自然寥寥。1985年英譯本面世，當年索爾仁尼琴在西方已經紅到發黑，名聲漸走下坡，大家很容易以為它只不過是《古拉格群島》的小弟，所以只有一小圈子的人看過這本其實和《古拉格群島》非常不同的大書。而大部分寫書評的，在報刊做文化版的，甚至連瓦西里·格羅斯曼這個名字都沒聽過。這也難怪，此時已故的他，畢竟不是個有海外公眾知名度的異見分子，沒有活著流亡、被人宣傳的機會。相反地，他在公眾面前大概還算是個「體制內作家」呢，曾經入圍「斯大林獎」決選名單，二戰期間為《紅星報》寫的戰地報道更是風靡全國，得到官方肯定。這類作家，英語世界又怎麼會對他感興趣呢？身為蘇聯「作協」成員，格羅斯曼那被壓抑的後半生是沉默的，《生活與命運》的遭禁亦是同樣沉默，國內沒有人知曉，國外沒有人聲張，一切安靜。比較奇特的是，和英文版同年面世的法文本，居然一度成為暢銷書，我猜那是法國獨特環境所致，他們那時大概還會稍稍關心蘇聯究竟是個極權體制還是共產主義天堂這種老問題。
我在文字和電子媒體介紹書介紹了二十多年，很少遇到像《生活與命運》這樣的作品，覺得推薦它是自己不能迴避的道德義務。七八年前讀到英文本之後就四處向人宣說，想它有機會在中文世界現身。終於到了去年，北京「理想國」願意承擔，重出這部不合時宜的鉅著。「重出」，是因為編輯發現它原來早就有過中譯，而且還有三種版本，全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只是我孤陋無知而已。比如他們用做底本的這個版本，俄語文學翻譯名家力岡先生手筆（另一個被人遺忘的名字，《日瓦戈醫生》與《靜靜的頓河》的譯者），原來的譯名是《風雨人生》。力岡先生的譯者序言成於1989年6月10日，最後一段話是非常直白的籲求：「親愛的讀者，讀讀這部作品吧！它使人清醒，使人覺悟，使人知道自己是一個人！使人知道怎樣做一個人！」如此八十年代的筆致，寫在八十年代的終點，這本書合該要在新時期的中國被人忘記。生不逢時，往往是許多好書被埋沒的原因。《生活與命運》的三種中文譯本全出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那兩三年。當時，蘇聯解體已成事實，連帶垮掉的還有幾十年來的蘇聯文學；而中國這裡，則一面是籠罩了整片大地的低氣壓，另一面是正在冒頭的人慾春芽，自然沒有多少人想去碰這一千頁的大書，直覺它是蘇聯版的傷痕文學，會看得叫人呵欠連連。
但是最近十年，它的命運卻忽然逆轉，一下子又復活過來了，西方每一個評論家都拿它和《戰爭與和平》相比，並且紛紛奉上一本小說所能得到的最高讚譽，比如說「我用三個禮拜讀完，再用三個禮拜覆原，在那段日子裡我幾乎難以呼吸」（琳達·格蘭特語）。
第一個拿它和《戰爭與和平》相比的，並非「別有用心」的西方人（這說法來自豆瓣網上的一則短評，那則評論的作者很不屑西方世界對它的讚譽，認為其背後「別有用心」），而是1988年俄文原版終於能在祖國出版之後的蘇聯評論界。當時就有人立刻宣告：「那漫長的等待終於結束了！」等待什麼？當然就是等待另一本《戰爭與和平》。就像託翁為拿破崙入侵俄羅斯的戰爭寫出了一部不朽鉅著一樣，更加慘烈悲壯的「衛國戰爭」當然也得配上同樣偉大的作品。這幾乎是他們自二戰一結束之後就馬上開始了的漫長期待，整個蘇聯文壇都在尋找接得下這份重擔的候選者，好幾代蘇聯作家也都努力地想要滿足那份期望，於是一本大書接著一本大書地上市。只不過，它們似乎都還和《戰爭與和平》有點不小的距離。
《生活與命運》堪比《戰爭與和平》，最表面的理由在於外形。都是寫一場抵抗入侵的戰爭，都是人物眾多、支線龐雜的大書，都以一個家族當做軸線，都是全景式的鳥瞰神目，都在虛構敘述當中夾雜議論沉思。但於我看來，格羅斯曼之所以無愧於前人，是他細緻地寫出了「戰爭」與「和平」這兩種極端不同的狀態，以及連線它們彼此的微妙聯絡；又在這戰爭與和平的雙重境況當中，幾乎讓我們看到了蘇聯社會的全部細節。從斯大林、赫魯曉夫這等史上留名的大人物（其中甚至還有一段關於希特勒的難忘描繪），一直到大草原上的牧民與農夫；從前線紅軍在漫天炮火當中的日夜生活，一直到後方官僚體系的具體運作；這個帝國的每一條神經線乃至它最最末梢的毛細血管，全都被格羅斯曼一根根挑選出來耐心檢視。
當然，那是戰爭，就算離戰火最遠的地方（例如西伯利亞深處的集中營），也很難不受戰事影響。所以「戰爭」與「和平」這兩種狀態的比對，只不過是個方便說法；可是，我又分明看到了格羅斯曼刻意分別塑造這兩種狀態的用心。在他筆下，相對安全平靜的後方有時候竟比斯大林格勒戰線上的最前鋒還危險。因為後方的人或許有床可睡，但睡不安穩；或許有飯可吃，但食不下咽。因為他們要擔心自己說過的每一句話，生怕犯錯；他們要留意權力的走向，以免一不小心走上「邪路」。戰壕裡計程車兵則不然，由於不曉得今晚是否人生在世的最後一夜，反而因此坦蕩，想說什麼就說什麼，便連人際關係也都簡單了許多，回覆到它最該有的本然面目，喜怒哀樂盡皆自然無礙。誇張點講，在格羅斯曼筆下，戰場上的人居然活得更加像人。
沒錯，戰爭「矯正」了很多事情。一個軍人的履歷表變了，評價他的標準不再是他家有沒有出過托洛茨基主義者，父母是不是孟什維克分子；而是他開槍開得夠不夠準，面對敵軍轟炸的時候又夠不夠冷靜。身經百戰的老將被人從集中營裡放了出來，因為會不會帶兵在這時刻要比他在政治上的關係要緊；一個見過大場面的老兵可以放膽批評集體農場的失敗，因為同袍現在只在乎他對敵方下一枚襲來炮彈路線的判斷。
後方，那片相對平靜的大地卻還是處在蘇聯式的「正常」當中。例如主角之一的維克托，他和一群物理學家同事偶爾會在夜話之中趁著酒意胡說，指點江山，開開斯大林的玩笑（斯大林同志太偉大了，他比牛頓更早發現地心引力的作用），批評當局的文藝政策（什麼叫做「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它就是黨和國家的魔鏡，每當黨和國家問它世界上誰最正確最偉大，它就會說：你，你，你）。但散夥之後，在回家的路上，剛剛還在一起笑鬧的a會別具深意地提醒維克托：為什麼b能那麼大膽說話？你不覺得奇怪嗎？當年大清洗的時候他也被捕，但沒幾個月就放了回來，那時可沒有人回得了呀。再過幾天，反過來又輪到b對他發出警告：你得留意a，有人說他和上頭的關係非比尋常……
當時維克托研究的是至關重大的核分裂問題（其原型可能是「氫彈之父」薩哈羅夫），他的成果一開始備受讚賞，同事們對他既熱情又友好，覺得他是個天才。可是自從上頭派來了一個新領導，情況馬上就兩樣了。新領導批評他這個猶太人過度誇大同裔愛因斯坦的成就（別忘記斯大林的政策也是反猶的），指責他在政治上不夠合群，甚至使他逐步陷入險境。於是共事多年的朋友漸漸翻臉，在路上碰見會假裝不熟，在他缺席的會議上替他檢討雞毛蒜皮般的過錯。就算他那曾被大家誇譽的研究成果，也不知怎的突然顯得漏洞百出，無關痛癢。維克托自此孤立，變得更加激憤，勇氣也跟著大了不少，隨時預備慷慨就義，為他所相信的真理獻身。
然而，某天下午，正當他在家準備被逮捕的時候，電話響了。「您好，施特魯姆同志。」這聲音太耳熟了，就是那把大家常常能在電臺廣播上聽見的聲音，維克托呆了一呆，心想莫非是有人惡作劇。不會吧？誰敢開這樣的玩笑？於是維克托·施特魯姆嚴肅地回答：「您好，斯大林同志。」他一邊說一邊驚訝，「不大相信這是他在電話裡說這種不可思議的話」。幾分鐘過後，斯大林在電話另一端留下了一句神諭般的告別語：「再見，施特魯姆同志，祝您研究順利。」
既得神諭，世界遂因此美麗。「維克托原以為，那些拼命整他的人見到他會不好意思的，但是在他來研究所的那一天，他們卻高高興興地和他打招呼，對直地看著他的眼睛，那目光充滿了誠意和友情。特別使人驚異的是，這些人的確很真誠，他們現在的確對維克托一片好意。」他又變回了那個天才物理學家，一切以往很複雜很麻煩的事情現在辦起來都很容易了（格羅斯曼不忘評述，說這也是「官僚主義」的特點，平常可以讓最簡單的小事寸步難行；但在需要集中精力辦大事的時候，卻又能飛快完成最困難的任務）。他有了專用汽車，他每一句冷笑話都變得那麼好笑。就連他的太太上街買東西，前幾個星期裝作不認識她的婦女也都忽然變得熱情溫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