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歷史，在19世紀那些作家筆下，冒險家（傑克·倫敦）、暴發戶（巴爾扎克）、灰姑娘（夏洛蒂·勃朗特）、鳳凰男（司湯達）、心機姨（福樓拜）一類生動形象令人難忘。大動盪催生了大文學。作家們鮮活、敏銳、廣博地表現世俗人間，富有煙火氣，不避重口味，實現了認知的一時井噴。以至不少讀者至今還感嘆：要說小說，還是19世紀的好看得多—他們的文學趣味，至少是小說趣味，大體定型於那一輪「井噴」盛況。
從總體上說，那一過程將文學從神學狀態（想一想《荷馬史詩》《山海經》《聖經》等），從稍後時期「神怪+王侯」的半神學或後神學狀態（想一想司馬遷的紀傳、莎士比亞的四大宮廷劇等），最終推向了humanism，即人文主義、人道主義、人間主義，或者說「文學即人學」的廣闊大地。
人成為文學中最燃、最爆的主題。不過，當時流行的人性論和善惡模式，作為文學的聚焦區，作為現代啟蒙思潮的重要部分，在進入20世紀的前後數十年裡卻出現了分化。
這同樣是藉助了歷史的推動。
情況之一，「人學」成為「自我學」，或者說出現了「自我」路線。這種現象多來自發達國家的都市，發生在資本主義體系的內部危機中。尼采的「酒神」說、弗洛伊德的「本我」與「無意識」說，為這種自我的沉迷和發現，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引導。儘管弗洛伊德因臨床資料不實，後來在心理醫學界光環不再，但陰差陽錯，正如彼德·沃森在《思想史》中指出：「現代主義可以看作是弗洛伊德無意識的美學對應物。」普魯斯特、喬伊斯、福克納、伍爾夫、卡夫卡等這些西方作家，差不多不約而同，把文學這一社會廣角鏡，變成了自我的內窺鏡，投入了非理性、反社會的「向內轉」，讓作品紛紛瀰漫出孤絕、迷惘、冷漠、焦慮甚至晦澀的風格。「他人即地獄」，薩特的這一名言，打掉了人道主義的樂觀與溫情，鼓舞了多少人進入一種「原子化」的高冷幽閉或玩世放浪。在整個20世紀裡，他們不一定引來市場大眾的歡呼，卻一直是院校精英們的標配談資，構成了不安的都市文化幽靈。
情況之二，「人學」成為「人民學」，或者說出現了「人民」路線。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追念普希金的文學成就時，使用了「人民性」這一新詞，闡明瞭有關的三大內涵，即表現「人小物」，吸收民眾和民族的語言，代表民眾的利益。後來，托爾斯泰、果戈理、契訶夫等俄國作家，大多成為這種憂國和親民的文學旗手，一直影響到中國以及東亞「為工農大眾」的「普羅文藝」，乃至影響大半個地球的「紅色三十年代」。這一幕出現在資本主義體系的底部和外部，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不難理解，深重的人間苦難，非同尋常的階級撕裂和民族危亡，作為弱國和窮人的尖銳現實，構成了文學新的背景和動力。魯迅懷疑抽象的人性，說流汗也得分「香汗」與「臭汗」，已有階級理論呼之欲出。托爾斯泰不贊成「西歐主義」，貶斥莎士比亞不道德的「肉慾誘惑」，也與早期歐洲的人道主義拉開了距離，其激烈態度甚至被列寧懷疑為過了頭。若比較一下後來東西方的經典書目即可發現，哪怕像狄更斯的《雙城記》、托爾斯泰的《復活》，更不要說高爾基和魯迅了，都因社會性強，下層平民立場彰顯，通常會在西方院校那裡受到無視或差評。這與它們在東方廣受推崇，形成了意味深長的錯位，從而比對出東西方不同的主流精英視角。
「人民學」和「自我學」，大概構成了20世紀兩大文學遺產。sup/sup
其實，不論是哪一種遺產，都沒有高純度，且一直充滿爭議，在傳播中也可能遭遇曲解和誤讀。一般來說，在正常情況下，「自我」與「人民」，作為微觀與宏觀的兩端，不過是從不同角度拓展對「人」的認知和審美，差不多是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種生活催生一種文字，釋放了不同的感受資源和文化積澱。在良性互動的情況下，雙方構成了「人學」的一體兩面：真正偉大的自我，無不富含人民的經驗、情感、智慧、願望以及血肉相連感同身受的「大我」關切；同樣道理，真正偉大的人民，也必由一個個獨立、自由、強健、活潑、富有創造性的自我所組成。
可惜的是，庸才總是多於英才，歷史實踐總是泥沙俱下，任何一種遺產都可能被有些人學偏和做壞，包括出現教條化、極端化、投機化的自我挖坑。當年魯迅批判過「留聲機器」和「招牌」式的高調「革命文學」，「文革」時期也出現過「造神」化的文藝宣傳，直到當下廣受非議的「抗日神劇」之類，「人民」的形象在這些文字泡沫中屢遭扭曲，一再變得空洞而乾癟。另一方面，非理性、反社會的獨行者們也並非靈感大神，其自戀、自閉、自大的文字，其幽閉或放浪的風格，無論是「沉默的」（布朗肖語）、「零度的」（羅蘭·巴特語），還是「無意義的」（昆德拉語）寫作，都讓後來文學中的諸多「自我」越來越面目雷同，離真正的個性更遠，離複製和流行倒是更近，很快成為另一種高發性都市心理病—以至「文青」「文藝腔」「文科生」這些詞，不知何時已在網際網路上聲名狼藉，已是輿論場上嘲諷和同情的所向，成為文學及其相關教育的負資產。
更重要的是，時代在變化，文學不能止步於20世紀。「人民」與「自我」也都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隨著市場化、全球化、資訊化的大潮撲來，舊時的階級圖景正日漸錯雜，文化的、族裔的、宗教的、性別的等更多剖面，正在更新政治的定義，展現更為豐富的社會縱深，那麼各種視角該如何彼此含容和多元統一，重新熔鑄成一個個血肉豐滿的人物形象？又比如，自有了生物克隆和人工智慧，很多「自我」，或者說「自我」的很大一部分，其實都是可以格式化、資料化，甚至能精確預測和管理的—哪有作家們以前想象的那麼天賦異稟？當人的部分智慧被機器接管，眾多專家發現，人類最後的差異性，恰恰表現於人的情感、精神、價值觀、創造力—而這一切，恰好是共生環境和群體關係千變萬化的產物，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馬克思語），大大超出了「自我」的邊界，不再那麼「自我」，不是什麼人成天照鏡子可以照出來的。
換句話說，進入21世紀以後，「人民」與「自我」，都進入了新的陌生水域，都需要注入實踐和理論新的活血。
可以說，文學可能仍是「人學」—至少到目前為止，不大可能迴歸神學或半神學。那麼，在認知「人」的漫漫長途上，隨著科學理論的重新整理和社會現實的演變，文學的21世紀該是一個什麼新模樣，可能會是一個什麼模樣，還需寫作人進一步體會和探索。
2019年3月
最初發表於2019年《文藝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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