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時間，「階級」一詞讓中國人心驚肉跳。那時貧富兩端其實相距不遠，常常只隔一輛腳踏車或一塊手錶，但睡個懶覺，發句牢騷，揩公家油水，穿奇裝異服……倒可能惹下大事，被指為兇險的階級敵情，得動員革命人民憤怒批鬥。「文革」嘛，那種盯住思想的做法，在腦電波和眼神里查階級、劃敵我，隨意性太大，屬於「階級鬥爭擴大化」的政治過敏和道德潔癖，顯然只會攪亂社會。
那以後，就大多數國人的理解而言，「階級」一詞大體上重返經濟學義涵，再次聚焦於物質。唯物主義者本來就是這風格。此前的1950年是這樣，《政務院關於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決定》規定：「佔有土地，自己不勞動，或只有附帶的勞動（指一年內勞動不滿四個月—引者注），而靠剝削為生的，叫做地主。」如此等等。此後的1988年也差不多，《中華人民共和國私營企業暫行條例》規定：「私營企業是指企業資產屬於私人所有、僱工八人以上的營利性的經濟組織。」如此等等。
這裡的「土地」「資產」「僱工」等，是劃分階級的主要依據，都是物態的，有形有貌的，可以算出來的。「四個月」「八人」等等，是有關法規中定義剝削的臨界值。
亞當·斯密、李嘉圖、梯葉裡、基佐等西方前輩學者都說過這事，覺得這種量化與直觀的方法容易聽懂，容易上手。馬克思更進一步，面對低版本工業化的歐洲，面對幾如「鄉鎮企業」景觀的作坊、包工頭、大煙囪、蒸汽機、襤褸勞工、黑屋私刑，更是把階級問題上升到唯此唯大的高度，一再強調財富的產生方式和佔有關係構成了階級最本質的特徵，即社會科學第一大要務。在《共產黨宣言》中，他把現實社會分為兩大階級，即資產階級（bourgeois）和無產階級（proletarians），並說「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
馬克思主義者此後都沒法繞過這一經典性、核心性論斷—無論他們在各自處境中有多少理由需要繞過，需要遺忘和含糊：拿花式學術去取悅潮流，用四面討好去競選吸票，話都不宜說得太刺耳。仇富仇官的喧囂民粹也讓人心疑。但他們不得不承認，至少是私下承認，不管在什麼時候，老馬的影子就是揮之不去。哪怕只是碰上經濟小地震，這一幽靈便及時復活，呼嘯天下，王者歸來，蔓延為燃爆民眾情緒的沖天大火。即便馬克思早已被輿論機器踩過千百遍，踩出了大饑荒和勞改營的血腥味，事情怪就怪在，那個名字仍如民間的神秘咒語，一再在民眾那裡脫口而出，甚至在全球思想家評選活動中令人意外地名列榜首（如1999年9月英國廣播公司發起的全球網上票選）。
這原因其實無他：貧富分化的壓力有增無減。
太多資料顯示，自18世紀英國工業革命至今，三百年來全球範圍內的貧富差距非但沒有縮小，反而在擴大，至2015年全球1%人口所擁有的財富量已赫然超過其餘所有人的財富總和sup/sup，構成了「佔領華爾街」、「歐洲黑夜站立」、全球恐怖主義襲擊等一系列事態的深刻背景。習近平在2017年二十國集團杭州峰會上也指出：「現在世界基尼係數已經達到0.7左右，超過了公認的0.6危險線，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關注。」
大概沒有人公開質疑這些說法。問題是，隨著工業化升級版的金融化、資訊化、全球化到來，階級圖譜確實出現了很多異動，新的觀察切面密集綻開，形如線路板和二維碼，要看清、要說清並非易事—這恐怕是有些人不得不曖昧的另一原因。某些人最初的困惑是，在德國特里爾這個馬克思生活了17年的故鄉，「工人都開著小汽車，用著微波爐，過著舒適的小資生活。看不出是如何貧窮的」（保羅·薩繆爾森語）。接下來，即便在新興國家，一個工人也可能同時是房主、持股者、小業主（即僱工八人以下的個體戶），那麼他們還算「無產階級」？一個富豪倒可能並無股權，不過是受僱於人的教授、企業高管，或自己單幹的藝人、發明家，那麼他們還算「資產階級」？……如果貧富關係與勞資關係不再整齊對應，不再精準重合，一把牌洗下來，某些「勞」肥「資」瘦的怪事該如何識別？
「管理」算不算勞動，或是一種更高階的勞動？「資本」算不算勞動，至少一部分資本在特定條件下或是一種沉澱和凝固了的勞動？sup/sup「中產階級」又是怎麼回事？—這個人口占比越來越大的群體，這個收入、財富、依存結構正在多元化的群體，是打了折扣的資產階級，還是變了模樣的無產階級？抑或他們本是社會新物種，正悄然膨脹於傳統的階級分析框架之外，造成一種「橄欖形社會結構」，使很多舊時的概念、邏輯、描述不夠用？
一方面是貧富分化加劇，一方面卻是階級邊界日漸模糊。一方面是不說不行，一方面卻是開口也難。這對左翼構成了奇詭的挑戰。
階級政治曾是左翼的主業。左翼不講「窮人」「剝削」「弱勢群體」，簡直是無照駕駛和喊錯爹孃，自己亂了方寸。退一步說，即便擱置激進的階級鬥爭論，換上溫和的階級博弈論，把零和關係甜化為雙贏關係，但為了堅守經典的中下層立場，也得以階級分析為前提，得從貧富這事說起吧。現在好，「階級」本身曖昧了，成了一些失準、低效、過於含糊的說辭，事情就不大好辦。東拉西扯、大而化之就可能成為左翼病。有時他們把欄杆拍遍，一心兼濟大眾解放天下，但他們出門轉上一圈，卻可能不知道自己的群眾基礎和動員物件在哪裡，不知道潛在的同志們在哪裡。他們用收入線這把尺子一個個比，專找最窮的、最累的、最黑的、最愁的面孔，結果可能把同志圈劃得很小，多是些魯蛇（loser）而已，祥林嫂或阿q那種，怎麼看也難成氣候。他們或是用所有制、僱傭關係的另一把尺子量下去，結果可能把同志圈劃得太大，似乎誰都可以來插一腳，都可以來攪和一把。女權與豪宅混搭，宗教與時尚同框，腰纏萬貫、志得意滿、氣焰逼人者不乏其人—同這些牛人推杯換盞，同這些既得利益者講團結、講立場、講情懷、講社會主義，自己一開始也狐疑。
在這種情況下，從情懷到實踐困難重重，路線、方案、可行性都有點頭重腳輕虛多實少。熱血左翼、書生左翼、豪華左翼、苦逼左翼、投機左翼、官僚左翼、一根筋左翼……五光十色或可成為知識圈文化界一道風景線。格瓦拉男神出場的懷舊秀，吸粉無數，道德光芒四射，彰顯價值觀優勢，有時讓權貴也客氣三分。但就辦實事而言，無論在富國還是窮國，「左派總是長不大」常成為人們私下一嘆。幾十年就這樣過去了，這樣或那樣的運動都鬧過了，他們常常還是選票上不去，點選率上不去，最要緊的幾句一再被人們閃過去或沒看懂—這些事當然無妨大雅，就當作體制的小余數好了。說不過去的是，民意的最大熱點依舊無解，左翼最不能忍的社會不公依舊刺眼，基尼係數所警示的貧富分化總體上一路拉昇。對這一勢頭的失控，對這一勢頭的阻遏乏力或糾正遲緩，證明了左翼的失能。換句話說，冷戰後新自由主義在全球範圍內橫衝直撞、為害多方，不僅是華爾街的得手，左翼其實也以其身的僵化、困惑、軟弱、激情自嗨提供了助攻，鋪墊了重要條件。
新的財富形態
左翼最需要從實事求是的態度重新出發，從「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陳雲語）出發，放開眼界，放下身段，因病立方，刮骨療毒，一是一，二是二，來看一看自己的方法論是否出了問題，比如看一看現實中的「階級」已長成了啥模樣，與此相關的「財富」又長成了啥模樣。
也許至少有以下現象值得注意：
（一）金融財富
美聯儲前主席保羅·阿道夫·沃爾克（pauladolphvolcker）說過，20世紀1980年代後美國金融發生的最大，也是最不幸的變化，就是金融由當年的「產業服務模式」異化為「金融交易模式」。皮凱蒂（thomaspiketty）在《21世紀資本論》中強調21世紀有個非常重要的現象，即「財產性收入增長大大超過工資性收入增長」。他們說話角度不同，說的卻差不多是同一回事：經濟的「脫實向虛」。
即使在中國這個一直謹慎把控金融市場的國家，一個拐點也悄然到來：2014年金融所得稅（其相當部分來自金融交易）趕上了製造業所得稅，並在2015年激增13%，達8572億元，而後者下降5.3%，至7425億元。sup/sup
促成這一拐點的，是火爆的銀行、券商、信託、第三方理財，是熱遍各地的炒樓、炒地、炒股、炒匯、炒債、炒藏品、炒期貨、炒黃金、炒位元幣、炒企業（資本運作）……有時連大學生和小鎮大媽也捲入其中，生怕落後於鄰居那誰誰誰。炒家們熱衷於「錢生錢」，天天盯著螢幕上的符號攻防，憋住尿也不能漏過任何道聽途說，一批批告別了實業生產。他們用追漲殺跌的「搶蛋糕」取代了夜以繼日、久久為功的「做蛋糕」。
面對行情山呼海嘯，這些人的自我不再是統一的，而是分裂的；不再是大體穩定的，而是多變無常的。他們的財富不再是土地、工廠這些物態，與錦衣玉食也關係不大，而是一些縹緲的可能性，一些來去如風的數字，一種最終套現前誰也說不準的價值預估—估值誰說就不是硬貨？因此，在一部延綿不絕的心理化盈虧史中，他們亦貧亦富幾成常態：在工資單上是長工級的，在炒盤上是財主級的；在這一週是長工級的，在下一週是財主級的；在最後割肉放血時是長工級的，在自我想象和自我期許中卻永遠是財主級的。他們到底算長工還是算財主？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血脈，是現代生活中企業、社團、居民、政府都不可缺少的能量調節系統和效率增放工具。但事情往前多走一步，天使就成了魔鬼。金融泡沫覆蓋下來，不僅造成產業空心化，伏下全社會巨大的經濟風險，而且逼得很多炒家扛不住，只能由投資轉向投機，在金融賭局中陷入人格的「資本化」，或「半資本化」，或「1/4資本化」—哪怕他們的盤外身份不過是普通的工人、商人、教師、農民，而且其絕大多數，最終不過是金融戰一地炮灰，是處境更糟的工人、商人、教師、農民。
一種「雙階級」人格開始形成。其中或顯或隱的資本角色，與資本大寡頭或多或少的共謀關係，最終很可能被我們自己和他人忘記。從這一點看，整個過程不過是用共謀關係最終實現敵我關係的奇詭過程。
（二）智慧財富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區分了「簡單勞動」和「複雜勞動」。前者在低版本工業化那裡顯然是普遍現實，理應得到當時學者們的更多關切。隨著科技進步，經濟活動中的知識含量，或說智慧含量，顯然在大幅提升。「學區房」一再暴漲的價格，已拉出了一條俗稱「知識經濟」的行情大陽線。教育資源分配不公，被視為階級固化的最重要根源，已成多數媒體的共識，讓眾多家長耿耿於懷、憤憤不平。要致富，先扶智；要發財，先有才。大家都這樣說。至於「簡單勞動」，不就是挖地、打鐵、織布、扛包那些老黃曆嗎？在有些人筆下，知識白領取代藍領和黑領，更像是創造世界的當代英雄。
文學形象「周扒皮」，新聞報道里的「血汗工廠」，當然不構成經濟奧秘的全部。在企業待過的大多知道，新時代真正優秀的企業，不是靠拼人頭和拼汗水，即便是勞動密集型企業，也不是靠人多打群架，其利潤多來自研發，來自管理，都是智慧性活動，包括企業領導團隊的核心競爭力，包括他們的資訊、知識、才能、經驗、創意以及人格精神。這樣說，並不是說要向老闆們三叩九拜，更不是美化剝削—但另一方面的事實是，正如俗話說「千軍易得，一將難求」，左翼若一見「老闆」就扭鼻子噘嘴巴，無視管理和研發的重要性，就是同常識過不去，就先輸了右翼一大截。
管理者可以是周扒皮，也可以是任正非、董明珠；可以剝削，也可以被剝削，包括被員工們剝削（高尚的企業家通常如此）。人工智慧專家凱文·凱利（kevinkelly）在《失控》一書裡，也強調當下經濟生活的「去物質化」趨向。與其說這是呼應降能降耗的環保，不如說更是給智慧的權重張目。社會學家佛羅里達（richardflorida）的另一本書sup/sup，將管理者、律師、醫生、設計師、程式設計師、藝術家等，打包成一個在美國人口占比40%左右的「創意階級」，進而比對「工人階級（workingclass）」的消失。這一結論下得太早，但作者觀察所得不像是瞎編，對知識的意義確認也並不過分。
問題是，智慧產品撞上了市場化，有一個估值的大難題。智慧不像糧食、鋼材、牛馬、玉鐲子……這東西無形無影，看不見，摸不著，有用時就價值連城，無用時就如一團空氣。因此眼下一切專利、品牌、資訊、創意、學歷、資料庫、軟實力、管理活動、文化產業、ip人氣（點選率）等被評估機構標出了各種價碼，其實多是錯估，至少是疑估，差不多是拍腦子的精確化和數學化，人們聽聽就好。一位企業高管該拿年薪三十萬，還是三千萬，就很難有客觀的衡量尺度。對一項「粉絲經濟」的投資到底會如何，不論藉助哪種測算工具，說成說敗，都可能各有其理。那麼問題來了：估來估去之餘，智慧市場就成了一個最混亂的市場。一個爛教授居然可以靠兜售市場秘籍和心靈狗血身價飆升，一個低俗網紅可以靠色相和胡鬧吸金千萬，一堆嘔吐物被炒成了天價藝術品，一家媒體吃定假新聞卻屢挫不敗照賺不誤，而另一些智慧勞模卻可能長久遇冷。
充分競爭之後，水落石出之時，劣質智慧不是可以被淘汰嗎？話是這樣說，但大多數顧客識別智慧產品，遠比識別白菜和手機這些物質產品要難；再加上人們對物質的剛性需求有限，對知識和文化的彈性需求卻幾乎無限，從而讓偽劣貨有了超大回旋空間，東方不亮西方亮，換個馬甲又上臺。在這一場不斷加時和延時的淘汰賽中，較之於小煤窯和黃標車，落後知識產能的退出過程必定要漫長得多。
當魚龍混雜的知識產品都換來了真金白銀，智慧財富就成了財富的一部分，進入複雜的社會分配網路—包括有些人不過是依附、寄生、吸血於文化泡沫和知識垃圾，把智慧經濟做成忽悠大餐，正在實現一種新型的剝削。
沒說錯，就是剝削。
（三）身份財富
階級並不是一個高度同質化群體，內部的差異性不少。中國土地革命時期的一個故事是這樣的：一個村子的農民打完了本村土豪，或對本村土豪打不下手，便去打別村的土豪，涉嫌搶人家飯碗，於是同那個村的農民結下樑子，甚至劍拔弩張暴力對峙。兩村農民僅因屬地身份不一，在這一刻就不是見面親、同志情、一家人了—這類故事常被書生們當作小八卦，不大進入他們的思考和學術。
其實，當下歐美國家嚴重的移民、難民問題危機，沒有什麼好奇怪的，也就是上述鄉村故事的放大吧？往深裡說，也是屁股指揮腦袋的經濟利益糾紛吧？在那些國家，勞工群體常比其他人（比如矽谷和好萊塢）更排斥外來面孔，相當於高等工人階級反對低等工人階級，以至主張本村的「土豪」只能由他們來打，要分浮財也只能由他們來分，憑什麼讓高家店或王家灣的插手？同理，全世界範圍內的無產者不團結久矣，有隔閡久矣，不一定是思想特務離間的結果，至少不完全是。美國的工會巨頭勞聯/產聯一直比聯邦政府有更強反華傾向，更喜歡對外吐口水，晃拳頭，上政治廣告，無非是眼看著資本家們跨境投資，相當於本村「土豪」深夜外逃，與外人裡應外合，沆瀣一氣，把金銀細軟、香車寶馬、小老婆都帶去了中國，把樓房和道路都挪到中國去了—肥水流進外人田，太平洋那邊的黃種眯眯眼豈不成了外逃陰謀的同案犯？
身份政治也容易成為一個火藥桶，與階級政治兩線交叉。這些看上去不太像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但若忽略其中經濟利益邏輯，其結果，要不就是剪除階級內外的複雜性和豐富性，要不就是抽空重要真相，任其成為一堆認知碎片（種族、宗教、文化等）。碰上什麼亂子，就只能當作壞種族、壞宗教、壞文化肇事，當作壞人肇事—這種萬能的道德口水正在解釋一切卻也正在掩蓋一切。
移民是一種身份變更。現代國家體制逐漸成熟，社會福利成為國家制度一部分。福利分配體現法權性的層級架構，形成各種排他性壁壘，給諸多身份注入了特定含金量。最基本的是國民身份。富國的國籍或「綠卡（永久居民身份證）」意味著相應權益，意味著一份身份財富的自動獲取，常讓窮國的名校生和拉麵哥趨之若鶩。不管是通過非法還是合法途徑，他們都力圖來一次易地脫貧，一次捷徑趕超，一次短平快的生活處境改善，甚至可能成功「插隊」，比很多原住民贏得更多機會。作為對這種外來衝擊的反彈，在民族/國家體制下，民族/種族身份則可能成為反「插隊」的武器之一。亨廷頓（samuelhuntington）在最後一本書《我們是誰》中，一再緬懷whiteanglo-saxonprotestant（白膚色、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的美國。這裡的「白」一般不適合嚷嚷，不大上得了檯面。不過一旦移民壓力增強，外來的以及原住的有色人種都可能驟然緊張。如果他們視尊嚴感、安全感、平等地位等為利益分配的一部分，就不難在三天兩頭的膚色歧視那裡，在可疑的貧困率、失學率、入監率、斃亡率那裡，確證自己「民族/種族身份」的負資產性質，比對出高等膚色「白」的優越。
中國的戶口也繫結身份財富。國人們記憶猶新的「農轉非」，時下某些地方稀奇的「非轉農」，都是一種敏感的財富追求。以前的「非」農戶口，代表了城鎮居民的國家糧、招工優先權、廉租房、肉票、油票、較好的教育和醫療福利等；時下有些地方的「農」村戶口，則代表法定的無償承包田、承包地、承包山林、承包草原、廉價宅基地等，都有相應的影子價格。在城鄉一體化最終消除這些影子價格之前，一個戶口簿形如境內小「綠卡」，制約了太多人的命運。中國不少相關小說、電影裡的悲情控訴，至今還是一些人的心理疤痕。「進城奮鬥一輩子，不如城裡一套老房子。」這種稍有誇張的說法，是指資產價格高漲之下，老一代市民可能坐收崛起紅利，讓來自鄉村的新一代市民望塵莫及。新市民可能比老市民更獨立、更勤奮、普遍學歷更高，但錯過了一班車，就得為上戶口的時間差買單，在「房東/房奴」「兩大階級」（某青年作家語）的鬥爭中處於弱勢一方。
在一張身份福利清單上算高低，更高福利當然在壟斷性的行業、企業、社會組織那裡。無論是以官營還是民營為背景，壟斷系統如果不是社會所需且受到嚴格控制，一旦形成就多是福窩子、貴賓室、金飯碗。混跡其中者，連一個抄電錶的也可年薪十萬,連一個司機也可攢五六處房產,這一類新聞不能不讓底層民眾垂涎三尺或怒火萬丈，總是成為社會治理難題。更難的是，一個正常社會沒法承受無政府、多政府的亂象，因此政府就成了壟斷中的壟斷，必須具有唯一性。特別是在強勢政府傳統深厚的中國，這唯一性還是加大號。於是，官職這種在古代的家譜和牌位上、在現代的歡迎詞和追悼詞裡最不容易漏掉的東西，被注入更多權力，最牽動老百姓苦樂安危，也最可能被逐利者圍獵。著名的黃炎培延安窯洞之問，就是針對這一千古難題的念茲在茲。連官員的外圍親友，也多有潛在的身份估價，進入圍獵者的瞄準鏡，以至一個蔫頭蔫腦的傢伙突然在飯桌上說出某官員三親六故各自的姓名、生日、喜好、住址、住院床號，歷歷如數家珍，如此民間組織部的功夫，不算什麼奇事。一旦社會管制鬆弛，這些官職及其人脈關係，便最容易惡變出官商聯體的超級身份，從而集聚超級財富。既擺脫民意和官規的政治監督，又規避市場競爭的淘汰，「紅頂商人」們大可左右逢源兩頭通吃。
一個虛擬經濟的成功故事，很容易讓他們失笑。虛什麼擬？「虛擬」的老祖宗其實就在這裡，根本用不著那些花裡胡哨的商業包裝。蓋一個章就是淘金礦，下一個文就是收樓盤，走走門子就是炒熱乾股，拿腔拿調的官樣文章就是概念經濟專案私募或分紅……他們從來看不上髒兮兮的工廠和農場，早就是「空手道」玩家，與當下各種新式「空手道」大可無縫對接，無痛轉型，全面會師，使超級身份成為有些人最為嚮往的成功魔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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