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貸租財富
「消費社會」一詞，是繼「市場社會」「資訊社會」「知識社會」「後工業社會」「福利社會」之後，另一種對當下現實的描述。全社會上了市場經濟的戰車，結果之一就是生產力日增，消費卻常常拖後腿，成為發展短板，屢屢逼得人們喘不過氣來。少消費就是慢發展。不消費就是不發展。因此有條件的要上，沒條件的創造條件也要上，創造消費就是促進和刺激消費的最新舉措。在有些經濟學者眼裡，一位國民若不喪心病狂去賣場血拼，不憋出幾個花錢新點子，簡直就是可悲可恥、誤國誤民。
各種強勢促銷和花式促銷應運而生。於是有了「租」賃消費，在傳統的租房和租車之外，在時興的「共享單車」和「共享雨傘」之外，還能租珠寶、租名錶、租手包、租禮服、租古玩、租豪車、租顏值和友情（美女帥哥陪遊或陪訪）……奢侈品幾乎應有盡有，構成了一套輕奢主義攻略，滿足很多人的幸福追求和幾分虛榮心—這裡不妨名之為奢租。於是也有了「貸」款消費，相當於給消費加槓桿，與金融槓桿相配合，鼓勵超前花錢，鼓勵財務透支，鼓勵一輩子享三輩子的福，享出封面女郎和廣告男模的樣子來。2008年美國惡名昭昭的「兩房」次貸風暴，重挫西方各國經濟，就是這種錯把借錢當賺錢的後果之一。中國此前各種違規越界的房貸、車貨、消費貸、「校園貸」……遠超此前信用卡的超支限額，大多以高消費為目標，甚至變相流入股市和樓市，不僅攪亂社會資金的合理流向，而且把很多當事人推入險境。藉藉借一朝不慎就成了血血血，相關的命案報道時見報端—這裡不妨名之為奢貸。
奢貸與奢租，大舉越過了貸、租的合理度，是把好事辦壞。之所以把這兩件事放在這裡一起說，是因為它們有共同特點，合力助推了一種虛高消費，營構了另一種虛高財富，也是現代財富的另一部分。這也許有利於某些窮小子未勞先富，少勞多富，再不濟也算「擬富」和「仿富」了一把；也許還有利於降低全社會的資源閒置率，讓古馳和保時捷物盡其用—奢侈品行業扶貧有何不好？不過事情的另一面是，虛高消費超過必要的防火線，就成為經濟執行中巨大的定時炸彈。自古以來，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奢貸奢租所撬動的一片繁榮不過是「打白條」經濟、「興奮劑」經濟，最終只可能吞噬勞動的意願和能力，首先從心理和文化上壓垮實體經濟。
貸和租的另一個共同特點，是有異於低版本工業時代，呈現出一種「擬有」混同於「所有」的情形。這裡的使用者不必是擁有者，支配權稀釋了所有權。不求為我所有，但求為我所用，這一流行說法使傳統左翼最關切的「所有制」，出現了權益的相對讓渡、相對分解、相對多重性，出現了產權、物權的漂流和「液體化」（凱文·凱利語），一如中國鄉村土地的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出現相對分離。這樣下來，奢貸奢租者成了「有產」/「無產」二元標準下的邊緣人，怎麼站位也不對，常有一種不無忐忑的自我幻覺，好像自己什麼都有，又什麼都沒有；或者說，在履約無虞時什麼都有，在資金鍊斷裂時什麼都沒有；在貸租財富膨脹時是小姐心，在貸租財富突然清零時是丫鬟命—活脫脫又是一種「雙階級」人格，是兩種獲利方式、兩種財富形態及其佔有關係所交織出來的雙面人形象。
不知什麼時候，這兩種感受都可能極端化，放大社會心理動盪的振幅。
那麼，他們該被放在階級圖譜裡的哪一頭？莫非他們真是在見證「液體化」式的「共產主義」美夢成真？
…………
新型的財富形態也許還有其他。
不用說，這些財富形態各有特點，又在實際生活中相互滲透、相互重疊、相互激發、相互借力，共同編織了一幕撲朔迷離的現代化。一個成功的快錢手，從窮光蛋迅速變身大富豪的人生傳奇—街頭小報上多次繪聲繪色描述的那種，通常會提供如下細節：大學文憑或創意文宣（智慧財富），外國綠卡或高官好友（身份財富），租來的寫字樓和拉來的可疑貸款（貸租財富），樓市或股市上的盆滿缽滿（金融財富）……當事人在這些財富之間巧妙勾兌，然後一個鹹魚翻身進入什麼排行榜，通常被視為天縱奇才的創業寶典。只是小報未提到的是，震驚全球的「龐氏騙局」其實也具有這一故事裡的全部基因。
這樣說，並不是說這些財富都是不道德的。事實上，如同勞動者的收成、薪資等傳統財富，新型財富中的一部分，不過是勞動價值的延伸、衍生、轉換、遠期兌換，或本身就是新型勞動的成果，有利於經濟發展，有利於人民。
區分的難點恐怕只是在於，哪裡才是事情的合理度？「脫實向虛」的臨界線在哪裡？每一種財富的異化機制是什麼？新形態財富是怎樣在一種投機自肥的異化過程中，成為虛擬/虛高的泡沫（或俗稱泡沫財富），成為有毒資產，從來自勞動和服務於勞動，變成了來自剝削和服務於剝削？
理解「階級」的方法
任何推論都只是一種機率性描述，「階級」說也如此。說烏龜跑不過兔子（懶兔未必如此），說水被燒至100攝氏度蒸發（高原區未必如此），說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革命（開明老闆未必如此）……都是在一定條件下，針對巨大樣品量的機率性總結，屬於「有規律的隨機事件」（數學家伯努利語）。
因此，這些說法在宏觀上高效，在微觀上低效；針對大數肯定管用，針對個別則相當不靈。這就是機率的「大數定律」。不理解這一點，就會一根筋、一刀切，比如咬定「什麼藤上結什麼瓜」，於是在宏觀和微觀兩端都看走眼，相信豪門裡肯定出不了恩格斯，或相信豪門裡出來的肯定都是恩格斯。事實上，不少中國革命領袖（周恩來、彭湃等）也曾是豪門異數，起碼有過上學讀書的財務條件，因此他們既代表社會中下層利益，又能成為人類浩瀚知識積累、文明積累的傳承者。
同某些一根筋的人說話最費力，也很危險。
每一個大活人都豐富而複雜。對烏泱烏泱的大活人予以概括歸類，有點像數學裡的集合論課題。這話的意思是，設定一個滿足條件，相當於確立一種識別口徑，就可篩選出一大批元素，組成一個集合。另設一個滿足條件，也可以另組一個集合，與前一集合所形成的關係，或部分交疊，或受其包容，或彼此無關。馬克思無非就是以收入線、所有制、僱傭關係為滿足條件，約定了一個「無產階級」的集合。這當然並不妨礙人們以新教徒、山區人、大個子、同性戀等其他口徑，約定另一些集合。社會學家韋伯（maxweber）就別有一根筋。他最重視文化與精神，不贊同經濟決定論，有時候更願意用「地位」一詞置換馬克思的「階級」，另組一個集合。在他看來，所有制沒那麼重要，社會分化也許更取決於經濟以外的榮譽、氣質、風習、宗教等。sup/sup這種重腦袋輕肚皮的文化範兒，肯定不能讓餓漢們心服，在大面積貧富對撞時必被棄為書生之見。但誰知道呢，也許在一些社會區域性，在某些特定時段，吃飽和沒吃飽的確實可能抱團取暖，氣味相投、惺惺相惜，一如攻城略地的文化工業一併馴服了大都會中央金融區的大款與屌絲，形成了某種共同文化圈，經互動感染表現出相近的生活風格和輿論偏好。面對這個以證券、網劇、美容、時尚等為特徵的高尚辦公區集合，韋伯重返人們記憶，恐怕不是一件難事。
看來，「階級」一詞並非處處合用，有時候換成「階層」「集團」「群體」「關聯圈」等，可能更照顧人們的差異化現實感受。
「無產階級」的集合條件也需要因勢而新。收入線還是重要的，所有制、僱傭關係也還是有效尺度。全球範圍內周扒皮、血汗工廠雖佔比有所減少，但仍大量存在，逼得人們有時想換個說法也改不了口，只能那樣了。不過，把一些胼手胝足帶領鄉親們致富的企業家看成「資」方，倒把一些炒房獲利千萬的單幹戶看成「勞」方，這樣說有哪裡感覺不對吧？在高版本現代化圖景中，硬要說「勞動四個月」以下一定這樣，「勞動四個月」以上就一定那樣；硬要說「僱工八人」以下一定這樣，「僱工八人」以上就一定那樣……那也太燒腦，太像夢遊，只可能把大家搞崩潰。
當然，取消「階級」說的修正主義同樣可能把大家搞崩潰。因為事實同樣擺在面前：馬克思說的貧富不是一個假問題—儘管貧富關係已不一定完全對應勞資關係；馬克思說的剝削也不是一個假問題—儘管剝削正發生在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等不同層面；馬克思說的「階級鬥爭」更不是一個假問題—儘管鬥爭雙方可能戴上了種族、宗教、文化等面具，或與種族、宗教、文化等矛盾相交集。怎麼說呢，這些真問題不妨反過來問：如果抽去貧富/剝削/階級這一基本面，抽去價值的創造與分配這一基本線索，整個嘩啦啦坍塌的社會認知大廈還剩多少？是要我們忘記錢和生存這回事嗎？忘記奢華和苦逼的差別？到那一刻，人們肯定不會驚喜自己腦洞大開，不會覺得天下從此永享大同，更不會在社會不公面前甘之如飴心花怒放。
現實已發生了巨大變化，還將發生巨大變化。應該說，眼下「階級」不是消失了，只是變化了，成了一種流動的定位，多面的形體，犬牙交錯的局面。若從剝削這一點看，其實不難看出一種新的剝削方式正異軍突起，正蔚為大勢，通常在經濟「脫實向虛」的臨界線周圍滑動，以雙虛（虛擬/虛高）財富為大殺器，力推金融財富、智慧財富、身份財富、貸租財富的惡變，正在實現對民眾最瘋狂、最兇險、最快捷、最全面、最大規模的洗劫。亞洲1997年金融危機，整個西方2008年以來的經濟連環地震，不過是最早的幾個血腥屠場。俄羅斯的「休克」崩潰也與之部分有關。那些厭勞動、不勞動、反勞動、滅勞動的洗劫者，玩的就是以虛博實，以懶博勤，以偽博真，力圖用大大小小的「龐氏騙局」輕取天下。他們庶幾已形成一個投機自肥階級，或叫「快錢」階級，或叫「快錢」資產階級—其危害遠超其他剝削者。
就用這個詞吧：「快錢」資產階級。
說到這裡的「快」，任何實業其實都是「快」不了的，哪怕科學和文藝也從來是欲速不達。從業者即便偶有靈感奇蹟，有頓悟天機和一通百通，但靈感無不以長期的學習、實幹、試驗、挫折、經驗積累、外部條件準備為前提，以艱難的摸爬滾打和嘔心瀝血為前提，總體上說快不到哪裡去。相比之下，「快錢」階級的剝削性就表現為，取消前提摘果子，刪除過程跳龍門，偏偏要圖一個不勞而獲—哪怕他們走門子、耍心機、到處陪客、深夜灌單也很像「勞動」，不一定比別人消耗卡路里少。一個卡路里測量表眼下看來已不足以區分勞動與剝削。
參與「快錢」剝削的群體，即主要收入來源於「快錢」的那種，包括卻不限於金融寡頭。他們以金融寡頭、腐敗官僚、文化奸商三位一體為核心，若從一個靜態的社會截面來看，卻含有大富的、小富的、未富的各類，有受僱的、自僱的、少僱的、多僱的各類，是一種超越舊式階級圖譜的新型集合。就個人而言，他們不一定是惡棍，冒出些解囊救災或跳河救人的事蹟完全可能。鄰居王老頭就曾是個好所長、好校長，光鮮出眾的名校出身，只是十多年來沉浮於股海，一直炒到自家停用熱水器（節省電費）、停用冰箱（無鮮可保）、老婆夏天上街也捨不得喝一瓶礦泉水的絕境—是不是很像「無產階級」？但恰恰是他，連做夢也一心盼望華爾街的黃金萬兩殺過來託市救民，做夢也盼望國家全面棄防，以便他簞食壺漿喜迎王師，扭秧歌踩高蹺歡慶解放。他的後半輩子相當於一部盼解放、求解放、相信解放的敵後鬥爭史，不相信在自由和公平的股市規則下，他與華爾街大亨們就不是一家人。為此他同一個個老同學、老同事、老親戚鬧翻也在所不惜。
千萬個王老頭就這樣構成「快錢」體系最理想的龐大底部和海量末梢，直到他們最終被鯨吞之前，也無比堅定地羨慕、認同、跟從、相信資本大鱷。為了做到這一點，為了持續不斷提供這種最美好的底部和末梢，贏家們肯定知道，保持文化洗腦必不可少，行政權力或明或暗的出手必不可少。
因此，就某種經濟、政治、文化的全方位蛻變而言，就一種機制和心態而言，「快錢」是人間大惡。「快錢」黨與實業黨的兩種心理邏輯幾乎一開始就形如水火，蓄聚不同的衝動導向：
其一，後者無論面對多少同行競爭，從總體上說，全社會的大多數人越富，購買力越強，自己的銷售空間就越可能大，做實業就越有戲。而前者無論面對多少同行競爭，從總體上說，全社會的大多數人越虧，越是損兵折將爛手爛腳，自己的贏面就越可能大；這包括實體經濟越是一片片熄火停擺，那裡的血庫越被抽乾，待大量社會游資避冷就熱，自己的行情拉昇就越有充足銀彈。
其二，後者覺得全社會大多數人越智，越洞明，越神清氣爽求真務實，市場公平就越有保障，好產品和好服務就越有出路；而前者覺得全社會大多數人越愚，越虛妄，越六神無主人云亦云，自己忽悠做局的機遇就越可能多，「剪羊毛」的收益就越可能大。換句話說，出於一種下意識的本能反應，出於一種在商言商的硬道理，後者也必是文化建設的受益者和促進者，而前者必是文化敗壞的受益者和促進者。
這難道不是一種階級鬥爭？在這裡，幾乎用不著道德評價出場—前者的掠奪性、寄生性、反社會性，還有隱秘的腐蝕性，已不難辨別。
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反覆上演的歷史中，又一場抗爭大戲已經開場。這也意味著，「快錢」資產階級從反面催生的實業界公約數、勞動者公約數，作為當下最大的兩個文明公約數交疊，作為「人民」的最新定位，正呼之欲出。
知識界需要做的，只是創造「快錢指數」（或「投機指數」）一類識別工具，替代「收入線」「僱傭數」等舊的量化尺度，儘快把新的人民及其對立面識別出來，區分出來，以實現有效的改良或革命。
可惜很多當事人對此無所意識。
或不知如何言說。
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曾依據中國的實際情況，提出了「民族資產階級」新概念，將其納入革命統一戰線，據說成了後來國旗上四顆小星之一。不用說，給那些長袍馬褂、西裝革履者「星」級待遇，送溫暖，講友誼，說說唐詩宋詞，似乎背離馬克思主義原教旨，在有些人眼裡必是右派行徑（托洛茨基就是這樣看的）。抗日戰爭時期，共產黨連地主階級也不打擊了，只是提出改良的「減租減息」，以便與老財們同舟共濟聯手對外，在有些人看來更是嚴重的修正主義，跌破了鐮刀斧頭的原則底線。其實，在多種矛盾中抓住「主要的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牽牛牽住牛鼻子」（毛澤東語），正是革命過程中正常的生動活潑與善謀善成，是一切實踐者的當家本領。
具體情況得具體分析。不同情況得有不同言說。身處一個半殖民地國度（馬克思從未待過），當年面對外強資本獨霸，泛泛地談資產階級無異於浪費時間。實踐者提出「買辦階級」「買辦資產階級」就對了，就能牽住牛鼻子，就摸準了脈，能與人們的實際感受豁然貫通。身處一種專制主義官本位積習甚深的國度（馬克思也從未待過），當年面對官僚資本坐大，泛泛地談資產階級就不過是隔靴搔癢文不對題。當年實踐者搗騰出一個「官僚階級」「官僚資產階級」也就對了，就找到了最清晰對焦點，找到了最佳突破口，能把更多的積極因素團結起來，把人們更多的日常感覺、切身經歷、街談巷議、知識解讀、群體情緒都調動起來，凝聚起來，實現最高效率的社會動員。在這一點上，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一直最瞧不起馬克思復讀機，最不願模仿復讀機的腔調。
那些往事足以成為後人的啟迪。
2017年11月
*最初發表於2018年《文化縱橫》雜誌，已被德國盧森堡基金會譯成德文在境外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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