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走進中國的很多傳統民居，如同走進一種血緣關係的示意圖。東西兩廂，前後三進，父子兄弟各得其所，分列有序，脈絡分明，氣氛肅然，一對姑嫂或兩個妯娌，其各自地位以及交往姿態，也在這格局裡暗暗預設。在這裡的一張八仙大桌前端坐，目光從中堂向四周徐徐延展，咳嗽一聲，回聲四應，餘音繞樑，一種家族情感和孝悌倫理油然而生。
中國文化就是在這樣的民居里活了數千年。這些宅院繁殖出更龐大的村落：高家莊、李家村、王家寨等，一住就是十幾代或幾十代人。即便偶爾有雜姓移入，外來人一旦落戶也熱土難離，於是香火不斷子孫滿堂的景觀也尋常可見。生活在這裡的人們，秉承明確的血緣定位，保持上下左右的親緣網路，叔、伯、姑、嬸、舅、姨、侄、甥等稱謂不勝其煩，常令西方人一頭霧水。英文裡的親戚稱謂要少得多，於是嫂子和小姨子都是「法律上的姐妹（sister-in-law）」，姐夫和小叔都是「法律上的兄弟（brother-in-law）」，如此等等。似乎很多親戚已人影模糊，其身份有賴法律確認，有一點法律至上和「n親不認」的勁頭。
農耕定居才有家族體制的完整和延續。「父母在，不遠遊」；即便遊了，也有「遊子悲鄉」的傷感情懷，有「落葉歸根」的回遷衝動，顯示出祖居地的強大磁吸效用，人生之路總是指向家園—這個農耕文明的特有價值重心。海南省的儋州人曾說，他們先輩的遠遊極限是家鄉山頭在地平線消失之處，一旦看不見那個山尖尖，就得止步或返回。相比較而言，游牧民族是「馬背上的民族」，逐水草而居，習慣於浪跡天涯，「家園」概念要寬泛和模糊得多。一個純粹的游牧人，常常是母親懷他在一個地方，生他在另一個地方，撫育他在更遙遠的地方，他能把哪裡視為家園？一條草原小路通向地平線的盡頭，一曲牧歌在藍天白雲間飄散，他能在什麼地方回到家族的懷抱？
定居者的世界，通常是相對窄小的世界。兩畝土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親戚的牆垣或者鄰家的屋簷，還有一片森林或一道山樑，常常擋住了他們的目光。因此他們是多慮近而少慮遠的，或者說是近事重於遠事的。親情治近，理法治遠，親情重於理法就是他們自然的文化選擇。有一個人曾經對孔子說，他家鄉有個正直的人，發現父親偷了羊就去告發。孔子對此不以為然，說我們家鄉的人有另一種正直，父親替兒子隱瞞，兒子替父親隱瞞，正直就表現在這裡面。這是《論語》裡的一則故事，以證「法不滅親」之理。《孟子》裡也有一個故事，更凸顯古人對人際距離的敏感。孟子說，如果同屋人相互鬥毆，你應該去制止，即便弄得披頭散髮衣冠不整也在所不惜；如果是街坊鄰居在門外鬥毆，你同樣披頭散髮衣冠不整地去幹預，那就是個糊塗人。關上門戶，其實也就夠了。在這裡，近則捨身干預，遠則閉門迴避，對待同一事態可有兩種反應。孟子的生存經驗無非是：同情心標尺可隨關係遠近而悄悄變易，「情不及外」是之謂也。
孔子和孟子後來都成了政治家和社會理論家，其實是不能不慮遠的，不能不憂國憂天下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循著這一思維軌道，他們以「國」為「家」的放大，以「忠」為「孝」的延伸，由近及遠，由親及疏，由裡及外，編織出儒家的政治和倫理。但無論他們如何規劃天下，上述兩則故事仍洩露出中國式理法體系的親情之源和親情之核，留下了農耕定居社會的文化胎記。中國人常說「合情合理」，「情」字在先，就是這個道理。
同樣是因為近事重於遠事，實用濟近，公理濟遠，實用重於公理自然也成了中國人的另一項文化選擇。儒學前輩們「不語怪力亂神」，又稱「未知生焉知死」，擱置鬼跡神蹤和生前死後，於是中國幾千年文化主流一直與宗教隔膜。與猶太教、婆羅門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文明地區不同，中國的知識精英隊伍從來不是以教士為主體，而以世俗性的儒士為主體，大多隻關心吃飯穿衣和齊家治國一類俗事，即「人情」所延伸出的「事情」。漢區的多數道士和佛僧，雖有過探尋宇宙哲學的形而上趨向，仍缺乏足夠的理論遠行，在整個社會實用氛圍的習染之下，論著論著就實惠起來。道學多淪為丹藥、風水、命相、氣功一類方術，佛門也多成為善男信女們求子、求財、求壽、求安的投資場所，成為一些從事利益交易的教門連鎖店。
1620年，英國哲學家弗蘭西斯·培根寫道：「印刷術、火藥和磁鐵，這三大發明首先是在文學方面，其次是在戰爭方面，隨後是在航海方面，改變了整個世界很多事物的面貌和狀態，並引起無數變化，以至似乎沒有任何帝國、派別、星球能比這些技術發明對人類事務產生更大的動力和影響。」培根提到的三項最偉大技術，無一不是來源於中國。但中國的技術大多不通向科學，僅止於實用，缺乏古希臘從赫拉克利特、德謨克利特一直到亞里士多德的「公理化」知識傳統—這個傳統既是歐洲宗教的基石，欲窮精神之理；也是歐洲科學的基石，欲窮物質之理。就大體而言，中國缺乏求「真」優於求「善」的文化特性，也就失去了工具理性發育的足夠動力，只能眼睜睜看著西方在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學、航海學、地理學、天文學等方面後來居上，直到工業化的遙遙領先。
這是現代中國人的一樁遺憾，但不一定是古代儒生們的遺憾。
對於一個習慣於子孫繞膝豐衣足食終老桑梓的民族，一個從不用長途遷徙到處漂泊四海為家並且苦鬥於草原、高原和海岸線的民族，它有什麼必要一定得去管天下那麼多閒事？包括去逐一發現普適宇宙的終極性真理？—那時候，鴉片戰爭的炮火還沒灼烤得他們坐立不安。
中國古人習慣於沉醉在現實感裡。所謂現實，就是近切的物象和事象，而不是抽象的公理。當中國古人重在「格物致知」的時候，歐洲古人卻重在「格理致知」。當中國古人的知識重點是從修身和齊家開始的時候，歐洲古人卻展開了神的眼界，一步躍入世界萬物背後的終極之being—他們一直在馬背上不安地漂泊和遊蕩，並且在匆匆掃描大地的過程中，習慣於抽象邏輯的遠端布控，一直到他們撲向更為寬廣的藍色草原—大海。那是另一個故事的開端。
二
燒烤的麵包和牛排，能使我們想象游牧人篝火前的野炊。餐桌上的刀叉，能使我們想象游牧人假獵具取食的方便。人聲鼎沸的馬戲、鬥牛、舞蹈，能使我們想象游牧人的閒暇娛樂。乳酪、黃油、皮革、毛呢、羊皮書一類珍品，更無一不是游牧人的特有物產。還有騎士階層，放血醫術，奧林匹克運動，動不動就拔劍相向的決鬥，自然都充滿著草原上流動、自由、剽悍生活的痕跡。這可能是歐洲人留給一箇中國觀察者的最初印象。統計資料說，現代美國白人平均五年就要搬一次家，這種好動喜遷的習性，似乎也暗湧著他們血脈中游牧先民的歲月。
當然，古歐洲人不光有游牧。他們也有葡萄、橄欖、小麥以及黑麥。只是他們的農耕文明不易構成主體和主流。相比之下，中國雖然也曾遭北方游牧民族侵迫，甚至有過元朝、清朝的非漢族主政，但農耕文明的深廣基礎數千年來一直巋然不動，而且反過來一次次同化了異族統治者，實為世界上罕見的例外。直到20世紀前夕，中國仍是全球範圍內一隻罕見的農耕文明大恐龍，其歷史只有「綿延」而沒有「進步」（錢穆語）。
一個游牧人，顯然比一個農耕人有更廣闊的活動空間，必須習慣於在陌生的地方同陌生的人們交道，包括進行利益方面的爭奪和妥協。在這個時候，人群整合通常缺乏血緣關係和家族體制，親情不存，輩分失效，年長並不自動意味著權威。那麼誰能成為老大？顯而易見，一種因應公共生活和平等身份的決策方式，一種無親可認和無情可講的權力產生方式，在這裡無可避免。
武力曾是最原始的權威籌碼。古希臘在荷馬時代產生的「軍事民主制」就是刀光劍影下的政治成果之一。現在西方普遍實行的「三權分立」在那時已有藍本：斯巴達城邦裡國王、議會、監察官的功能漸趨成熟。現代西方普遍實行的議會「兩院制」在那時亦見雛形。「長老院（senate）」至今還是拉丁語系裡「參議院」一詞的源頭。當時的民眾會議（public）握有實權，由全體成年男子平等組成，以投票選舉方式產生首領，一般都是能征善戰的英雄。而缺乏武力的女人，還有外來人所組成的奴隸，雖然占人口的90%卻不可能有投票權。這當然沒什麼奇怪。希臘式民主一開始就是武力競鬥中勝出者的政治盛宴，弱敗者不可入席。
隨著城邦的建立和財富的積聚，長老院後來有了更大影響力。隨著越洋拓殖和商業繁榮，中產階級的市民逐漸取武士而代之，成為民主的主體。隨著世界大戰中勞動力的奇缺和婦女就業浪潮，還有工人反抗運動和社會福利保障政策的出現，婦女、工人、黑人及其他弱勢群體也有了更多民主權利……這就是民主的逐步發育過程。但民主不管走到哪一步，都是一種與血緣親情格格不入的社會組織方式，意味著不徇私情的人際交往習俗。在這個意義上來說，民主是一種制度，更是一種文化。一個觀察臺灣民主選舉的教授寫道，20世紀80年代臺灣賄選盛行，一萬新臺幣可買得一張選票，但人們曾樂觀地預言：隨著經濟繁榮和生活富裕，如此賄選將逐步消失。出人意料的是，這位教授十多年後再去臺灣，發現賄選不僅沒有消失，反而變本加厲，「拜票」之風甚至到了見多不怪的程度。人們確實富裕了，不在乎區區幾張紙幣，但人們要的是情面，是計較別人「拜票」而你不「拜票」的親疏之別和敬怠之殊。可以想見，這種人情風所到之處，選舉的公正性當然大打折扣。
在很多異域人眼裡，中華民族是一個人情味很濃的民族，一個「和為貴」的民族。中國人總是以家族關係為一切社會關係的母本，即便進入現代工業社會，即便在一個高度流動和完全生疏的社會里，人們也常常不耐人情淡薄的心理缺氧，總是在新環境裡迅速複製仿家族和準血緣的人際關係—官員是「父母」，下屬是「子弟」，朋友和熟人成了「弟兄們」，關係再近一步則成了「鐵哥」「鐵姐」。從蔣介石先生開始，就有「章子不如條子，條子不如面子」一類苦惱：公章代表公權和法度，但沒有私下寫「條」或親自見「面」的一脈人情，沒有稱兄道弟的客套和請客送禮的氛圍，就經常不太管用。公事常常需要私辦，合理先得合情。一份人情，一份延伸人情的義氣，總是使民主變得面目全非。
這樣看來，中國茶樓酒館裡永遠旺盛的吃喝風，醉翁之意其實不在腸胃，而在文化心結的恆久發作，是家族親情在餐桌前的虛構和重建。中國式的有情有義，意味著有飯同飽，有酒同醉，親如一家，情同手足；同時也常常意味著有話打住，有事帶過，筆下留情，刀下留情，知錯不言，知罪不究，以維護既有的親緣等級（諱長者或諱尊者）與和睦關係（諱友人或諱熟人）。一位警察曾對我說，時下很多司法機關之所以結案率低，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取證難。好些中國人只要與嫌犯稍沾一點關係，甚至算不上親屬，也開口就是偽證，沒幾句真話。這種「見熟就護」往往導致司法機構在財力、物力、人力方面不勝其累，還有懸案和死案的大量積壓。
民主與法治都需要成本，光人情成本一項，一旦大到社會不堪承受，人們就完全可能避難就易，轉而懷念集權專制的簡易。既然民主都是投一些「人情票」，既然法治都是辦一些「人情案」，那麼人們還憑什麼要玩這種好看不好用的政治遊戲？解決糾紛時，寧走「黑道」不走「白道」，就成了很多人的無奈選擇。顯而易見，這是歐式民主與歐式法治植入中土後的機能不適，是制度手術後的文化排異。
我們很難知道這種排異陣痛還要持續多久。從歷史上看，中國人曾創造了十幾個世紀的績優農業，直到18世紀初還有強勁的「中國風」吹往西方，中國的瓷器、絲綢以及茶葉風靡一時，令歐洲的貴族趨之若鶩。中國人也曾創造了十幾個世紀的績優政治，包括排除世襲的開科取士，避免封建的官僚政府，直到18世紀還啟發著歐洲的政治精英，並且成為赫赫《拿破崙法典》制定時的重要參考。在這十幾個世紀之中，大體而言，一份人情不是也沒怎麼壞事嗎？
但工業化和都市化的到來，瓦解了農耕定居的生活方式。以家庭關係經驗來應對公共生活現實，以「人情票」和「人情案」來處理大規模和高強度的公共管理事務，一定會造成巨大的混亂災難。當然，這並不是說人情應到此為止。作為一種傳統文化資源，親緣方式不適合大企業，但用於小企業常有佳效。至少在一定時間內，認人、認情、認面子，足以使有些小團隊團結如鋼所向無敵，有些「父子檔」「夫妻店」「兄弟公司」也創下了經濟奇蹟。又比如說，人情不利於明確產權和鼓勵競爭，但一旦社會遇到危機，人情又可支撐重要的生存安全網，讓有些弱者渡過難關。時下有些下崗失業者拿不到社會救濟，但能吃父母的，吃兄弟的，吃親戚的，甚至吃朋友熟人的，反正天無絕人之路，七拉八扯也能混個日子，說不定還能買彩電或搓麻將，靠的不正是這一份人情？這種民間的財富自動調節，拿到美國行得通嗎？很多美國人連親人聚餐也得aa制，還能容忍「人情大盜們」打家劫舍？
很多觀察家憑著一大堆資料，一次次宣佈中國即將崩潰或中國即將霸權，但後來又一次次困惑地發現，事情常在他們意料之外。這裡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們忘了中國是中國。他們拿不準中國的脈，可能把中國的難事當作了想當然的易事，又可能把中國的易事當作了想當然的難事。
比方說，中國要實行歐式的民主和法治，缺乏相應的文化傳統資源，實是一件難事；但承受經濟危機倒不缺文化傳統資源，算不上什麼難事。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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