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來越多的人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美國《國家利益》網站2019年6月3日報道：2009年至2017年八年間該國的年輕人自殺率增長了56%，嚴重抑鬱者在不同年齡段的青少年中分別增長69%至100%。相關訊息是，美聯社同年9月14日報道：二十年來合成阿片類藥物造成的死亡人數增長800%以上。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和世界衛生組織同年11月5日報告，已覆蓋人口1/5的憂鬱症，估計在未來十年或十五年內將超過癌症，成為全球第二大致亡疾病，在不少地方成為第一大殺手。
這一趨勢無關貧困。自殺率較高的不乏富國，不乏富國的都市和大學，倒是與全球四十多個最不發達國家的重合率極低。
這一趨勢似乎也無關道德禁錮。歷史上造成各種以身殉教、殉道、殉主、殉親的意識形態，恰好在這個時代坍塌，讓位於縱慾的消費主義最高峰值。
那麼每年約80萬人的自殺，數百萬人的自傷，已如一次次血腥戰爭—敵人在哪裡？敵人又是誰？
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Émiledurkheim）寫過著名的《自殺論》。在他看來，西方近代以來所推崇的個人主義，破碎了「作為整體的社會」，使個人與家庭、宗教、社會相脫離，讓一些人感到生活空虛並失去目標，因此是一種極端個人主義催生了「利己型自殺」sup/sup。眼下，如果我們注意一下身邊相關案例，稍稍瞭解一點案情，看看很多當事人那蒼白的面孔、冷漠的眼神、孤獨的背影，特別是那裡諸多似曾相識的低階心理事故，還有無端的緊張關係，那麼重新想起涂爾幹，不是什麼難事。
僧侶或家族的社會主義
不少人認為，最早的個人主義來自游牧者一個個孤零零的氈包。那些先民沒有鄰居，或者說鄰居總在遠處的地平線那邊。限於一種剛性的生產方式，他們需要遊居，以不斷發現新的水草；也必然散居，以便均勻分配各家的水草—扎堆肯定會徒增牛羊覓食之難。與之相異的是，農耕社會里長期定居和聚居的大家族，在這裡不可想象。大禹治水一類水利建設所需要的大規模叢集協作，在這裡也幾無根由。除了戰爭，七零八落、各行其是的生活圖景，更是這裡的日常。
不過，以游牧為主要生計的西方先民，並不是只認個人，只重個人，只有個人化（或小家化）的習俗。他們有過行會和村社裡多見的互助，起碼還有宗教。宗教的教產公有、律己守誡、博愛濟貧，就是對個人主義的制衡，差不多是一種僧侶社會主義，特別適合相互陌生的下層民眾，比如亞歐大陸上那些足跡漫長而複雜的牧人和難民。日後的《烏托邦》（托馬斯·莫爾）與《太陽城》（康帕內拉），作為人們對美好社會的理想，多是在教堂的鐘聲裡萌發。
另一種形態是，儒家成長於東亞，有「雨熱同季」等宜農條件，依託穩固的家族體制和親緣關係。人們在什麼地方一住就是幾代，甚至幾十代，因此更看重「孝悌」：以前者凝聚縱向的長幼，以後者和睦橫向的同輩，編織親屬親情網路。哪怕向外延伸，也是以「父子」推及「君臣」，以「同胞」推及「百姓」，以家喻國，視國為家，往根子上說，或可稱之為家族社會主義，稍加放大便是天下「大同」的想象。
值得注意的是，16世紀以後，宗教也好，儒家也好，都成了現代啟蒙主義碾壓的棄物。《聖經》說：「上帝愛世人。」但上帝是什麼，誰能說得清？是那個讓童女未孕而生並以聖血清洗世人原罪的耶和華大叔？《尚書》稱：「天視自我民視。」那麼「天」又是什麼？白雲蒼狗不就是一些水蒸氣？雷公電母一遇到避雷針，不也得黯然下崗？
顯然，因無物理學、生物學、天文學、人類學、經濟學等以為支撐，缺乏足夠的證據鏈和邏輯鏈，先人們只能把一種群體關懷和道德理性大而化之，含糊其詞，湊合一點故事想象和武斷格言，最終歸因於僧侶的「神意」或儒生的「天道」。這在人類文明早期也許夠了—放到16世紀以後，就不大容易聽入耳，缺少實驗室和方程式的配置。
一個科學的時代正在到場。
隨著「神意」和「天道」退去，包括教會、儒林的腐敗自損其公信力，群己關係的最大一次失衡由此開始，個人主義也開始由一種文化基因彰顯為一種文化巨流。只有到這時候，一些中國學者才開始面生憂色，心生不安，漸啟微詞。費孝通擔心西方文化長於「揚己」而短於「克己」。sup/sup]錢穆懷疑西方文化不過是偏離人性的「小我教」而非「大群教」。sup/sup連嚴復也受歐洲一戰的刺激，一反堅定西化派的立場，顧不上自己所譯介的《天演論》（赫胥黎著），在晚年寫給學生的一封信中，痛斥西方所為不過是「利己殺人，寡廉鮮恥」，反而是自己曾惡批過的孔孟之道「量同天地，恩澤寰區」。不過，這些聲音來自一個經濟落後的農耕社會，很快就被學西方、趕西方、同西方一個樣的激進聲浪所淹沒，並不能阻止個人主義挾工業化大勢，在全球範圍內一路高歌猛進。
重己、崇私、尚惡的現代倫理啟蒙
看來，「個人」只是一項現代的發明。
英國生物學家達爾文遊歷世界，寫出了《物種起源》，動搖了基督教的創世論。他提出自然選擇、適者生存、優勝劣汰，獲得了大批死忠粉，也派生出不少誇張的解釋或發揮。斯賓塞、赫胥黎、霍布斯、馬爾薩斯……這些大牌學者爭相把「個人自由競爭」視為現代倫理的核心，把「自然選擇」簡化為人間互爭大法。
即便達爾文不曾這樣極端。
在這些人「科學」的目光裡，人也是一種動物，人類社會也是兇險叢林，是弱肉強食的喋血屠場，是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永無休止的自由混戰」（斯賓塞語）—這既包括個體之間的混戰（霍布斯等強調的），也包括群體之間的混戰（卡爾·施密特等強調的）。哪怕他人或他們和顏悅色，但無論富豪還是乞丐、白皮膚還是黑頭髮、陌生路人還是至愛親朋……嚴格地說，對任何一個生命主體而言，都是潛在的對手，有天然的敵意，有兇險的虎爪和鷹嘴，其存在本身就是威脅。這種社會達爾文主義，差不多曾被黑格爾一語道破：「惡是推動歷史進步的動力。」
大爭之世必有大爭之道。時值資本主義野蠻生長，掠奪與蕭條亂象紛呈，戰爭與革命四處冒煙，全球動盪不安。幾乎每個人都恐慌，擔心自己落入飢餓、破產、流亡、滅絕的境地。在這種情況下，兔子急了也要咬人，人們都無法坐以待斃，必須摩拳擦掌乾點什麼，於是「神意」或「天道」的心靈雞湯自然成了廢話，更像是自我精神去勢，連社會主義者也聽不下去，對不上心，用不上手—倒是恩格斯多次引述黑格爾的「惡動力」說，更願意用利益的硬道理來解釋歷史和動員民眾。
民主制就是一種政治個人主義。阿倫特（hannaharendt）說現代政治的特徵就是「私人利益變成公共事務」sup/sup。歐克肖特（michaeloakeshott）也將英國式的代議制，定義為「倫理學中確立的個體主義在政治哲學上的對應物」sup/sup。一人一票，當然得個體本位了。至於民主，那不過是通過博弈和契約的方式，追求「生命、自由、財產」（洛克語）三大個人權利，相當於搭建一種aa制的臨時集體，在無限期的零和遊戲中，形成一種爭成了啥樣就啥樣、有機會就再爭下去的機制。應該說，這對於及時解放社會中下層（特別是最需財產權的男性工商業者），喚醒較大面積的人權意識，意義非比尋常。只是由此伏下一種重己、崇私、尚惡的倫理性半盲，一種基礎性的知識片面，到後來才逐漸看得清楚—比如民主既可以結束神權、君權那種虛偽的整體性，一旦需要向外爭奪，也可以走火入魔，通向種族主義、殖民主義、法西斯主義的殺戮。
市場化是一種經濟個人主義。作為一位重量級辯手，哈耶克（hayek）既黑馬克思，也滅凱恩斯，批評一切紅色、粉色、白色的國家干預和社會福利，據說一度有助於扭轉某些西方國家的經濟失速。只是他的倫理學基點，仍沿襲斯賓諾莎、洛克、康德、尼采、黑格爾、霍布斯一脈，是個人主義的忠實傳人。在《通向奴役之路》一書中，他宣稱國有化一類出於「人為的設計和強制」，因此是必敗的烏托邦；而私有制和市場資本主義的內在優勢，不可戰勝的最大理由，乃因「自生自發而生」，是一種「自然秩序」。這話聽上去耳熟，與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自然選擇」明顯撞臉。事實上，從亞當·斯密到米爾頓·弗裡德曼（friedmann），主流經濟學家都這麼說，大學裡差不多都是這麼教的。在他們看來，人類這些衣冠猴子面對食物和領地時，互爭是「自然」，互助當然就是強制；惡是「真實」，善當然就是虛偽……這一敘事數百年來已成普遍共識，板上釘釘，不言而喻，以至日常生活中各種耍奸使壞的私語，大多能引起在場者會心一笑或擠擠眼皮，足以證明它的常識化、默契化，甚至dna化。哈耶克不過是從dna再次提取學問—即便他在日後的經濟危機中遭遇冷卻。
文化領域裡的個人主義更是異象紛呈，其中弗洛伊德當然是不可漏提的一位。他推出了個人主義的非理性版，影響至深至遠，以至作家羅曼·羅蘭提名他獲諾貝爾文學獎，理由是「他的精神分析學……在過去三十年間深深影響了文學界」—後來還差一點就真獲了。彼得·沃森（peterwatson）考慮到「現代主義可以看作是弗洛伊德無意識的美學對應物」sup/sup，乾脆把自己的大部頭取名《思想史：從火到弗洛伊德》。不過，據這本書說，在弗洛伊德以前，「無意識」也好，「力比多」也好，早已是流行話題，並非弗氏發明。他的發明不過是把性慾視為所有癔症的根源，又是所有創造力的奧秘。這使他暴得一時大名，卻一再依靠臨床資料造假，差不多是「江湖騙子」所為。有意思的是，文化圈根本不理睬精神醫學界的質疑和舉報。外來的和尚就是好，就是靈，就是「科學」。詩人、小說家、畫家、影評人等還是紛紛投奔弗門，熱捧「本我/自我/超我」這一高階模式，把他人、思想、道德、法律、公權力、意識形態等統統視為壓迫性力量，視為無意識的天然之敵，與神聖「本我」勢不兩立。
也許，身為單幹戶，這些人並不覺得群體有多重要，不在乎群體在哪裡和怎麼樣，一直職業性地擅長個人視角。他們最喜歡理法之外的異想天開，差不多都是靠鼻子來嗅思想的，那麼擁護弗門的個人化+非理性，就再容易不過。於是，「自我」從此成了文化圈頻度最高的用詞，「怎樣都行」（達達派語），「他人即地獄」（薩特語），「一切障礙都粉碎了我」（卡夫卡語）等流行金句，滿滿的精神分析味，滿滿的疑似荷爾蒙，塑造出各種幽閉的、放浪的、孤絕的、晦澀的文藝風，釋放出真痛苦或裝痛苦、真瘋狂或假瘋狂、真多元或冒牌多元的文本，改寫了20世紀全球大半個文化版圖。
甚至改寫了後來世界上大半個文科的面貌和效能。
相對於理科生，相對於理科的一是一二是二，後來的「文青」們更可能自戀、自閉、自狂，以特立獨行自許，甚至沒幾分無厘頭或神經質，不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亂糟糟，就不好在圈子裡混一般。後來的青少年亞文化，其中最浮囂的那些廣義「文青」，不在公眾面前把自己情緒往頹廢裡整，往虛無裡整，往要死要活的地步整，就疑似平庸的廢物，有負「先鋒」和「前衛」的自我人設。
魯迅曾對弗洛伊德不以為然，在《聽說夢》一文中譏諷過：「嬰孩出生不多久，無論男女，就尖起嘴唇，將頭轉來轉去。莫非它想和異性接吻麼？不，誰都知道：是要吃東西！」
只是這種聲音在當時為數甚少。
而且有些批評家還一窩蜂上前，在魯迅的小說裡大挖荷爾蒙，一心揪出他這個暗藏的弗門分子，以維護整個文科的團結感和整體感。
整體大於部分之和
一些旅行者在南美洲森林邊緣目睹過一幕：一次不慎失火，使荒火像一掛紅色的項鍊圍向一個小山丘。一群螞蟻被火包圍了，眼看黑壓壓的一片將葬身火海，甚至已在熱浪中散發出灼傷的焦臭。突然，意料之外，這些無聲的弱小生命並未坐以待斃，竟開始迅速行動，扭結成一團，形成一個黑色的蟻球，向河岸突然嘩嘩嘩地滾去。穿越火浪的時候，蟻球不斷迸放出外層螞蟻被燒焦的爆裂聲，但蟻球不見縮小。全靠燒焦的蟻屍至死也不離開自己的崗位，至死也相互緊緊勾連，直到整個蟻球最終衝下河流，在一片薄薄的煙霧中，贏得部分倖存者的成功突圍……
這一故事隨著《螞蟻的故事》及其學術版《螞蟻》傳聞於世。sup/sup
在這個蟻球前，人們也許會感慨萬千，聯想到人間的志士英烈，那些在災難或戰爭面前曾經真實的赴湯蹈火，義無反顧，奮不顧身，驚天地泣鬼神。稍稍不同的是，作為一種高智慧動物，能夠打領帶、讀詩歌、訂外賣的直立智人，可能還比不上螞蟻那裡的奇妙、敏捷、默契、團結一致，螞蟻們居然從來不懂何謂懦夫和逃兵。
敲黑板：這也是「自然秩序」！
動物並不是道德家，並不都是溫情脈脈和高風亮節。但一隻螞蟻總是將入腹的半消化物反哺同類，讓它們分享營養；幾隻蟹可以幫一隻仰面朝天的蟹翻身，以助其恢復行動能力；一群海鷗常相互緊密配合，協同反擊來犯的猛禽；一群大象還會對一具象屍依依不捨，久久地繞行和淒厲長號……這都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而且是大部分。它們在生物學家們的筆記、檔案、著作、標本庫裡車載斗量—至於完全獨居的動物，其實為數不多，且易於衰退和折損。因此，在更多的生物學家看來，首先是合群，首先是互助，才是自然界的首要通則，是動物強大（比如延長壽命）和進化（比如發展智力）的最大優勢。這坐實了整體大於部分之和的道理。「整體決定著各個部分發生作用的情況」（美國物理學家卡普拉語），於是惠及整體的「部分+」開始出現，不再是散沙化的各個部分。這與熱力學第二定律也形成暗合與呼應—作為一種對有機現象的物理學解釋，該定律把組織有序、共生互利看作負熵的生命化特徵。
在這個意義上，反對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最應該是物理學家和生物學家，包括達爾文的另一面—比如他關注過螞蟻和蜜蜂的利他行為，還記錄過企鵝叼著一條魚遠赴三十英里以拯救目盲夥伴的動人故事。sup/sup
在個體與個體之間、群體與群體之間，動物誠然不乏互爭，不乏有尾和嗜血的「霍布斯」。所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只是「弱肉強食」遠非事實全部，「性本私」並不等於「性本惡」。恰恰相反，「性本私」往往需要更多「性本善」式的友好環境營造。「食肉動物的數目是多麼微不足道」（俄國地理學家克魯泡特金語），即使在哺乳類動物裡，據說佔比也只是6%，實在是被人們誇張得太多了。動物一般來說也並不缺少食物和空間，蟻戰之類多屬偶然。若放到種群、生態、氣候的大範圍或多維度來看，如同時下網民說的來一點觀察「升維」，就可以發現：動物「最害怕的並不是其他動物，而是幾乎每一年都要發生的氣候突然變化」（德國森林學家阿爾登語），還有傳染病。請注意，這些宏觀事實大異於微觀事實。昆蟲、魚類、鳥類、哺乳類的大規模叢集遷徙，就是這種情況下的團結求生，構成了一幕幕神奇的壯闊圖景。在這一過程中，脫群者往往命運悲慘—相反，組織就是希望，紀律就是出路，合作就是看家本領，擔當與犧牲才是普適真理，是「叢林」裡必備的正義，差不多就是動物界不言自明的「神意」與「天道」。當它們終於抵達遙遠的安全地，也許會忍不住用鳴叫、觸鬚、羽振、液臭一類來交流心得：動物只為己，那才會天誅地滅呢。
個人主義無視或掩蓋這一大塊「自然秩序」和「自然選擇」，算哪門子「科學」？看不到微觀利益之外的宏觀利益，看不到短期利益之外的長遠利益，連某種可持續的個人主義都算不上，即便對個人來說也很不夠用，很不負責吧。
他們又科學又哲學又藝術地反覆折騰，折騰出很多高學歷和大名頭，到頭來反而不如懵懂的蟲魚鳥獸—僅靠遺傳的生理本能，就能直覺到最大利益所在，包括輕易超越博弈論裡的「囚徒困境」。這是一個歐美大學裡常用的經典案例，說的是兩個（設定更多也差不多）嫌犯被拘，明知共同抵賴的結果最優，但因缺乏對同夥的信任和忠誠，只求自己減損，於是雙雙選擇背叛。這樣，同夥抵賴的話，自己就能被優待釋放；同夥坦白的話，自己也可望坦白在先而被輕判一點點。事實上，他們不約而同爭相背叛，把案情越吐越多，不可能達到結果最優，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算計，無異於適得其反，對自己下刀。
在這裡，同那些愣頭愣腦的昆蟲、魚類、鳥類、哺乳類相比，個人主義者的「最大化」在哪裡？人們眼睜睜地發現，微觀有效再一次≠中觀、宏觀的有效。他們利益理性的相加，居然加出了一個糟糕的集體非理性，有何優越可言？
何況，從小部落到全球化，從小作坊到跨國叢集，人類社會已進入一個組織性、互聯性、整體性程度越來越高的新形態，一個社會利益、生態利益、精神利益更為凸顯的新時代，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更依賴共生互利，更需要群體關切。人們能記得蒸汽機是瓦特改進的，電燈是愛迪生髮明的，飛機是萊特兄弟發明的……但網際網路呢，手機呢，5g呢，超導呢，奈米技術呢，人造衛星呢，量子計算機呢，如此等等，它們分別是誰發明的？誰能答得上來？可見，哪怕在科技研發領域，單槍匹馬的時代也已遠去，個人奮鬥的造型日漸模糊，黑壓壓的無名英雄群像卻越來越多。研發幾乎都成了大協作、長週期的持久共業，成了一些大規模的團體賽和接力賽。如華為公司創始人任正非所說：5g靠的就是「合作與友好的力量」，靠的是數千個數學家、物理學家、化學家及其他專業人才一起撲上去，持續多年集中「朝一個城牆的缺口猛攻」。也是在這個背景下，眼下很多企業的各種人才選用，既要看智商，更要看情商，甚至強調後者的權重須達80%。
什麼是情商？說直白一點，就是一種道德覺悟，一種適群者和利群者的心胸、眼界、性情、能力，一種能推進「合作與友好」的陽光品質。
「唯一者」們的世紀困局
戰國時代的楊子哲學主張「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很快被中國知識界主流拉黑。一千多年後，似乎是楊子附體的德國人施蒂納（maxstirner）宣示：「人都是利己主義者。」「利己主義是自我意識的本質，是歷史發展的趨勢和真理。」「什麼對我來說是正當的，那麼它就是正當的。」他反對一切紀律、組織、道德、國家以及宗教，終生迷醉於「我」這個世界上的「唯一者」和「純個人」，堪稱「拜我教」的洋鼻祖。當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號召「全世界的無產者聯合起來」，他針鋒相對地叫板：「真正的利己主義者們、唯一者們聯合起來！」sup/sup
據恩格斯說，他這位朋友其實為人溫和，只是有些學究氣。他年僅四十九歲就在貧困中死去，大概是那年頭即便社會達爾文主義正香，他的「情商」也一定嚇壞了太多人，嚇走了自己的職位、麵包、健康、合作人、親友的笑臉。
差不多是一個歐版楊子的故事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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