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此以往，知識與利益捆綁，知識生產中的一部分，即零收益或收益不確定，卻可能是人類迫切需要、乃至整個知識生態中至關重要的那部分，倒可能受到市場擠壓，退出人們的視野。
一種知識的失衡不易補救。
2.實踐窄道
一個前輩觀察當下的生活，也許也會覺得現代人太無能，在越分越細的現代分工體制下，只能打拼在生產鏈的一個小小節點，只能是偏才，只能是人形零件，放在相鄰工序就是廢才，比如醫院裡的胃博士不可代班腸大夫，管結腸的與管直腸的也各管一段相互袖手。這遠不如從前：醫生多是全科醫生，教師多是「全科」教師（至少可打通文史哲，或打通數理化），連一個農民也可能是「全科」農民（農林牧副漁樣樣上得手），如此等等。
現代人回到家裡也許就更笨了，即便是高學歷的白領，也可能煮不好一碗麵，洗不好一件衣，更不懂如何修桌子或出門挖草藥。他們被「傻瓜化」的各種家用自動裝置，被髮達的電商配送服務，寵成了一個個「巨嬰」，屁股常在沙發裡生根，不時靠旅遊、八卦、表情包來打發閒暇，還以為自己操弄傻瓜相機就懂得了攝影。
專業細分是知識增長的勢所必然，有利於提高勞動效率，不就得這樣嗎？何況日子過好了，有錢人無須什麼事都自己幹，很多過時的知識和能力，要丟那就丟了吧。不過，如果他們的實踐面過分收窄，「零件化」的職業狀態疊加「原子化」的心理狀態——某種個人主義的自戀和自閉，就很可能失去走出自我的能力，失去對父母、親戚、鄰居、朋友、服務者、合作者、庶民大眾的興趣和了解，失去在困苦、焦慮、情義、背叛、絕望、鬥爭、虛偽、犧牲中的歷練，欠缺作為一個群居生命不可或缺的社會閱歷。如果事情是這樣，「巨嬰」們就真的長不大了。
經驗蘊積不夠，必有感受機能的退化失敏，一如赤道居民對「冰雪」一詞無感，即便翻字典讀懂了，但肌膚、神經、情緒上還是無感。到這一步，任何優秀的文化和思想都不易與他們的心智接軌，更談不上共振。「奶頭樂」（tittytainment）的亞文化潮流便會應運而生，取而代之，找到最合適的生長土壤，找到興風作浪的資本吸金神器。娛樂為王，刺激為王，搞笑搞怪就是一切。因一味遷就受眾輕淺的理解力，各種「神劇」都能成為熱劇，「狗血」與「雞湯」最容易成為頭條。即便偶爾涉及歷史和政治話題，有幾枚流行標籤就夠了。他們一通嘴炮打下來，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記得的恆記，不願記的恆不記。碰到不順耳的看法，有條件時要踩，沒條件時創造條件也要踩——事情就這麼簡單！
這就說到文藝和時論，回到文科知識了。據說「奶頭樂」是出於冷戰對手的陰謀，是刻意製造娛樂快餐，意在填滿弱者心智，消解反抗既得利益者的意願和能力。其實，即便沒有外部輸入，即便也不如另一些人所憂，可諉責於父母、學校、社會的「嬌慣」和「過度保護」，就更深原因而言，只要前述條件和趨勢不變，只要人們對社會實踐的疏遠面、絕緣面、無知面不斷增大，這些人想離開文化奶嘴，恐怕也難——這裡既有知識的失衡（多表現於理科），也有知識的失真（多表現於文科）。
最日常的現象是，一些大學生居然被小無賴忽悠，一些碩士或博士被校園貸、高消費、假網戀、出國夢、成功學、邪教組織無謂吞噬生命，悲劇時見報端。他們的學業高分，他們的超長網齡，都不足以擺脫「利令智昏」的古老魔咒，不足以換來連古人也不缺乏的基本判斷力，無法健全自己成熟和正常的人格。
3.實踐浮影
延續前面的話題，這是指現代人特別容易重知輕行，以知代行，使自己的實踐日益虛浮，知識生產「脫實向虛」。
這也是說，牛頓和愛因斯坦那個時代尚屬正常，資本主義拉動生產力，知識多服務於實業；然而自後工業化時代以來，正如金融玩起了體內迴圈，知識也開始服務自己。金融（投機）與知識（自肥）兩大產業，已構成新資本主義的雙「虛」。事情起碼是這樣。
讀書當然是一件好事。特別是在古代，交通和通訊工具不發達，人們的活動半徑小，知識多是親歷性的直接知識，所謂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親自吃上一口。由此產生的知識量顯然不夠，非常不夠，人們急需用書本補充間接知識，不能不羨慕「秀才不出門，全知天下事」。儘管莊子對書本並不特別信任，在《秋水》中警告：「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陸游也對書本一直警惕，在《冬夜讀書示子聿》中感慨：「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但畢竟那時間接知識極度稀缺，讀書人都是寶貝疙瘩，直到20世紀前期，中國軍隊裡的連長或營長，身邊能有個識文斷字的文書官，能看懂公文和地圖的那種，還相當稀罕和要緊。
變化的拐點很快到來。中國的文盲率已從七十年前的80%降至4%，高校毛入學率接近五成，這意味著印刷機、網路伺服器開始熱得發燙，謂之「資訊」的間接知識出現瘋長和爆炸，反過來大規模擠壓和取代直接知識。在很多人那裡，「知識」已等同於書本知識，「良好教育」已等同於完整學歷，「知識就是力量」無異於文憑就是身價和話語權。一百本書產生一百零一本書，一千本書產生一千零一本書，知識的自我繁殖和次生、再生鏈條無可遏止。知識的分支也無比龐雜，以致同科倆博士也可能互為聾子，因分支不同就聽不懂對方的概念。從學前班到博士後，從鼻涕娃到白髮生，很多人半輩子或大半輩子都在讀讀讀，如果入職院校或媒體，更可能成為終身「書蟲」——這種情況在文科領域特別多見，也特別令人擔心。
書本有什麼不好嗎？能因此見多識廣、旁徵博引、集思廣益，充分吸收前人和他人的成果，不正是人類智商提升和文明興旺的最大優勢？
這話沒錯。不過，美國電影《心靈捕手》（1997年）裡，一個稟賦過人的學霸，一位叛逆的天之驕子，曾被老師的一段話震擊：
你從未離開過波士頓，是吧？所以你說到藝術，只有一些藝術書籍裡的粗淺論調，關於米開朗基羅，關於他的政治抱負，關於他與教皇的故事，關於他的性取向和他所有的作品，你知道得很多，對嗎？但你不知道西斯廷教堂的氣味，你也從未站在那裡久久凝視美麗的天花板。
如果我說到戰爭，你會說出莎士比亞的話：共赴戰場，親愛的朋友，如此等等。但你從未接近過戰爭，從未把好友的頭抱在膝蓋上，看他撥出最後一口氣，向你絕望地呼救。
如果說到女人，你八成也會說出個人偏好的謬論，你上過幾次床，如此等等，但你說不出你在女人身旁醒來時那種幸福的滋味。你也許會引述十四行詩，但你從未看到過女人的脆弱，也從未看到她能擊倒你的雙眼，讓你感覺到上帝的天使為你而來，把你從地獄裡救出。你也並不瞭解真正的失去，因為唯有愛別人勝過自己的人才能體會，你大概不敢那樣愛吧？
……
不明書本之短，便有上述電影中的書本學霸，便有「知識最大的敵人——不是無知而是知識的幻覺。」（霍金語）
這些大量冒出的「知道分子」（網友語），與真正的知識分子的最大差別，在於前者缺少現場性的感受和經驗，缺少實踐的重力與活性。採訪、座談、參觀、視察、實習……當然也是實踐，聊勝於無，但如果沒有足夠和深度的做，便不足以啟用、消化、修正、補充間接知識——更不要說發展了。永動機的空頭理論，看似環環縝密、甚至合得上能量守恆定理，做起來根本沒戲，就是這樣來的。文科裡的「口舌之學」而非「心身之學」（王陽明語），也是這樣來的。筆者曾在一篇文章裡說過：一位從未做過任何生意的在教經濟學，一位從未參加過任何實戰的在教戰役學，一個從未當過記者或編輯的居然開講新聞學，一位既未當過官也未造過反的居然把持政治學，而一位個人品行很糟糕的傢伙則可能一再發表倫理學論文……你就那麼相信？把他們的學問不斷學舌和複製下去，人們就那麼放心？
讀書充其量只是半教育。積弊日深的全球現有教育體制延綿數百年，經新資本主義的塑造升級更為根深蒂固，需要一種大體檢，需要一場大手術。這包括設計和推出一種新制度，視工齡與學歷同等重要，更鼓勵師生雙方對險難崗位工齡、研發工齡、多崗工齡的積攢，以重建人才評價標準體系，大大提升實踐的地位，從根本上打掉應試教育、論文生涯所組成的荒唐閉環。如此等等，也許是所有社會改革議程中更具有基礎意義的改革——至少是之一。問題是，各種既得利益集團不可能接受這一點。文憑工廠、論文生意等已把他們養得夠肥，好日子還得過，知識利益的等級化和壟斷化還得加固。哪怕「花錢買版面」在眼下很多地方已見多不怪並寡廉鮮恥，哪怕「sci資料庫」「jcr報告」「影響因子」充滿貓膩，不過是出自一傢俬人公司的生意經，業內不少人心知肚明，但還是會被奉為國際科研評價體系的超級指揮棒。sup/sup寄生於現有體制的大批教育商、學術商、傳媒商、知識官僚已不習慣讓實踐家——特別是底層的實踐家，帶著汗水和手繭闖入他們的專屬殿堂。。
「行萬里路」也好，「生活即教育」（陶行知語）也好，這類話也會被他們說一說，出現在什麼演講詞裡。不過其意思很可能被理解為旅遊的消費賬單，或看一眼平板電腦裡的專題紀錄片。如果能成為社會公益的形象工程，三兩點綴於履歷表，那更屬難能可貴。
這樣，很多企業和事業機構常感到無人可用，而越來越多的大學生卻對社會感到畏懼，不願畢業離開安全的校園，也不願結束「宅男」「宅女」的日子。教育與社會的裂痕日漸擴大，知識的信用度一路下滑。「我喜歡沒受過什麼教育的人！」特朗普這一口白，迎合了相當一部分底層人對精英階層的戒心和憤怒，竟助其收割了史上選票第二高的政治人物光環。美國學者尼古拉斯·卡恩斯對全球228個國家和地區進行統計和比對，發現政治家中，平均學歷高的反而比學歷低的治理成績更糟。sup/sup連麥肯錫這個全球最大的人力資源諮詢管理公司，其老闆的用人標準，也是一要hungry（飢餓），即絕不要富二代、官二代；二是要streetsmart（街頭聰明）：即灰頭土臉摸爬滾打一路拼上來的，切不可是高學歷的書呆子。sup/sup
這類跡象通常會被主流媒體閃過去。不用說，實踐主體意味著人民主體，意味著為人民服務的價值觀，將嚴重冒犯某種隱形的政治機心與倫理禁臠。不少媒體人對此心照不宣，不會去斗膽冒險。
下要接地，上要接天
2020年的美國讓人看得步步驚心，一些中國文革的過來人大概還有幾分眼熟。很多城市在砸雕像、打招牌（大破四舊），遊行示威不斷衝擊政府和議會（炮打司令部），燒汽車、搶商店、槍擊案的暴力呼嘯說來就來（文攻武衛），種族壓迫的老賬與暗中通俄的現行一起查（深挖階級敵人），家人之間因政治反目並公開舉報（親不親，路線分），連基本防疫措施也被視為政治陷阱（寧要資本主義的病，不要社會主義的醫）……憤怒者幾乎把一部歷史劇異地重演了一遍。
兩相比較，一箇中國女孩穿條花裙子被指責為資產階級的遺毒，與一位西方老婦戴口罩被指責為對自由主義信仰的背叛，實為異曲同工。中國當年並無貧富分化，也沒外來移民群體，不存在具體利益衝突，也鬧得那麼兇，似乎不好理解。當這種失控出現在經濟、教育高度發達的地方，出現於「山巔之國」和「上帝選民」，也是一種不好理解。可見，不論東方還是西方，不論在窮國還是富國，人類的理性啟蒙成果都不宜過於高估。意識形態教條化、極端化的失控，可隨時擊潰人的智商和溫良，集體犯暈是一個持久的隱患。
其實，意識形態是利益博弈的思想工具，在其早期大多爭之以理，多少要照顧到證據與常識；一旦進入教條化、極端化的狀態，才會滑向非理性，通常表現為信仰狂熱，思維僵硬，脫離實際，無視事實，求助假新聞，成為一種不由分說和不可冒犯的神主。
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提出「不爭論」，不是沒有對主義的思考，只是因為書生們吵架誤事，耗不起，說不清，不會有任何效果，「越辯越明」之類說法根本不靈。神主一上陣，只可能死嗑到底，掀桌子，砸場子，白刀子進紅刀子出。那麼來一道封口令，便不失為一個不是辦法的辦法，一種務實者的權宜。
馬克思在原則上同樣寸步不讓，卻也至少五次宣稱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見諸《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5卷385頁、第2l卷54l頁附錄、第37卷432頁、第37卷446頁、第22卷81頁。這無非是他擔心自家學說也進入教條化、極端化的理解，失去生動活潑和包容開放的應有之義。他的自信表現為一再鼓勵他人向自己發動質疑。
事情看來是這樣，人們只要深入實際，來到現場，面對具體問題，由於各方都熟悉問題的來龍去脈和上下左右，有資訊的充分溝通與分享，達成共識是大機率事件。要排澇就排澇，要修車就修車，要包產就包產，要反腐就反腐，誰會同自己的眼睛和錢過不去？除非白痴，很少人不通情理。因此，常見的情況是，越是到工人、農民、商人、基層官員、科技人員那裡去，就越少聽到意識形態化的口水仗。相反，一旦遠離具體現場，一腦子事實換成一腦子理論，人們活得高雅和高深起來，閃耀著這種或那種「政治正確」的神聖光環，事情才會陷入危險，連「花裙子」和「口罩」也能通過「上綱上線」項刻間變得易燃易爆。到那時，書本左派對抗書本右派，書本激進對抗書本保守，書本效率對抗書本公平……在書本知識的混戰危機中，再好的道理都沒法說了。
這並不是說「讀書越多越反動」，不是說大老粗具有天然優勢。事實上，無論學歷高低，人們談「主義」時都容易崩，談「問題」時都不難磨合，與穿不穿草鞋沒關係。這也不是說書本一定會惹禍，而是說這世界上，所有知識最終都需要落地實用。唯實踐能清醒所有「永動機」式的理論空想和邏輯迷信，唯實踐能給神主知識退燒、脫敏、活血、解毒，是知識重獲解釋力和引領性的前提，是一切偉大理論活的靈魂。
毛澤東1937年撰寫《實踐論》。一個極窮、極弱、極亂的大國在當時幾無發展前例可援，各種洋教條讓國人左右皆誤一再迷路，若無《實踐論》的喚醒，沒有一場大規模的知識生產自主解放，全社會行動力的不斷凝聚和增強簡直無從想象——那是一個並不遙遠的生動故事，可為今人借鑑。
這就是「下要接地」的意思。
如果說神主知識不可取，碎片知識同樣讓人頭痛，是時下求知者們的另一大災情。這樣說的背景，是當代的知識產能實在太強了，未來的知識更可能多得令人望而生畏。嚴格地說，對每一塊石頭都可考古，給每一個人都可寫傳記，而天上每一顆星星都值得成立n個研究院去探索……但我們需要那麼多知識嗎？太多資訊讓電腦宕機。太多知識讓人不堪其累，會不會反有多方喪生之虞，讓人們不是更善於行動，而是更難於行動？
也許，需要一種篩選最佳化機制，助人們適時輕裝上陣，排除大量不急需、不必要、不靠譜的知識。還需要一種活化組織機制，讓萬千知識各就其位，各得其所，組成手腳四肢和五臟六腑，共享統一的靈魂。不能不提到，隨著解構主義等後現代哲學風行，舊的獨斷論遍遭清算，只是一篙子打翻所有的「大敘事」，視一切概念為「能指」和「神話」，在文本符號裡層層揭偽，層層打假，把造反進行到底，痛快倒是痛快，但也有虛無之危——把「遮蔽性」統統罪名化，其本身是否也構成了一種新型的獨斷論？人們至少可以先問上這麼一句。
這事暫且從略，不妨以後再說。物理學家霍金稱：「21世紀是複雜科學的世紀。」他是指理科。如果以物為認知物件的理科尚且如此，那麼文科（還有醫科等）以千差萬別和千變萬化的人為認知物件，當然更是複雜加倍——也許比微觀和宏觀的物理世界更復雜，即現有數理工具一時難以駕馭的複雜。這樣，在一段時間內，一方面是識字率越來越高，知識產能馬力全開，各領域、各層級、各門派、各分支、各種方法和風格、各種利益背景和實踐細節，都無一不在盛產知識；另一方面卻是再建「大敘事」確實困難重重，眼看著散化的知識一散到底，很多人已習慣於各說各話，自說自話，頭痛醫頭（甚至只醫頭毛），腳痛醫腳（甚至只醫腳皮），知識封閉、內卷化的程度日深。
國學派同工業黨談不攏，多元派同法律黨談不攏，這還算好理解。反核圈同勞工圈談不通，女權派與自由派談不通，就有點費解了。更讓人奇怪的是，同是動保人士，寵物派和野生瀕危派可能勢不兩立。同是原住民維權的同道，修路派和拒路派可能不共戴天。同是在抗議超級跨國公司的資本全球化，新左派、同性戀、民族主義者、駭客、素食人士、裸體主義者倒可能自己也鬧成一團，甚至打上一場。有關瑞典「環保少女」的爭議不過是最新一段插曲。在筆者記憶中，有兩位文學朋友曾靠三五句話一見如故，立刻撇下我等庸常之輩，另擇一室親密深談。可沒過幾分鐘，大概也就是七八句話的工夫，兩人又破門而出各奔東西，一個大罵「騙子」，另一個斷言「那傢伙屁都不懂！」可見隔行如隔山，不隔行同樣可能隔了萬重山！
不是要百家爭鳴嗎？爭一爭也許不錯。既然都有理有據，那麼任何人都有權發聲。但如果人們都是用高音喇叭拼命發聲，都希望別人張大耳朵聽好，卻缺少耐心、興趣、時間聽別人發聲，失去了理解和包容他者的能力，大概不是一種正常。即便把槓精們擋在門外，都端起學術架子，拿出紳士風度，開出一個個優雅的高階研討會，然而只要小題目路線和「牛角尖」癖好繼續當道，互相遮蔽者的合影與碰杯也不正常。
有必要指出，作為前述實踐盲區、實踐窄道、實踐浮影的產物，這種碎片知識多出於白領人士，往往經驗含量甚少，戴上舊式的「經驗主義」帽子並不合適。也許它更像一種小教條主義，或者說，是小教條和小經驗煮成的一些夾生飯。
長此以往，眾聲喧譁，誰也聽不清誰。沒有統領小真理的大真理，真理便讓位於形形色色「我」的真理。換句話說，「大敘事」潰散，其意外代價是大「三觀（世界觀、價值觀、認知觀）」隨之缺位或曖昧，碎化了浮躁而低效的心智，使碎片知識無法得到一種知識方法、知識倫理的黏結與組織，離可操作性已越來越遠。這一情形離爭奪資源的難看吃相，與惡俗的知識利益，倒可能越來越近。
作為知識失能的正常反應，民粹主義和反智主義在此時的入場便不可避免。很多人無奈之餘，最容易把解決亂局難題的希望寄託於一些強人，那些根本不要知識、不講道理、作風粗魯而強悍的可疑救星——比如指望一兩個政治梟雄來痛擊疑點重重的「全球化」。「劉項原來不讀書」（毛澤東引用的章碣詩句），那意味著歷史再一次把知識擱置和冷藏，大棒再一次成為最有效語言，知識分子目瞪口呆暫時退局旁觀。
以上就是「上要接天」的緣起。
科學史家庫恩說過：「在公認的危機時期，科學家常常轉向哲學分析……為新傳統提供基礎的一條有效途徑」，包括藉助「直覺」「意會」「無意識」，以革命的方式共約新的「知識範式」，sup/sup共建一個新的思維共惠平臺。這差不多是說，在不同專業之間，靠嗅也能嗅出一種有關知識的知識，向上升維，分中求合，以結束各自的畫地為牢，結束各自專業可能的死局和不安全感。
這種哲學高瞻，需要對人類實踐實現大規模的修復，需要來自實踐前沿的睿智，既貫串於各自的專業自信，也體現於及時的專業自疑，永葆自疑這一求實求新者的必備能力之一，以促成新思維的蓄勢待發。這種哲學高瞻也需要人格與胸懷。康德是一個兼職數學家，終身蜇居偏僻小城，過著清貧的日子，其墓碑上卻刻有這樣一句：「有兩種東西，我對它們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們在我心靈中喚起的驚奇和敬畏就會越來越歷久彌新，一個是我們頭頂浩瀚燦爛的星空，另一個就是我們心中崇高的道德法則。」這一墓誌銘體現了一個偉大時代眾多求知者的風貌，也蘊積了當年知識之所以成為力量的磅礴心志。那時候的人們並非說話句句在理，但天地和心靈是多麼廣闊！人們握有經驗方法與數理方法兩大工具，差不多就是握有理科版的「接地」「接天」之道，就能把整個天下真正揣在胸中。
前人已遠，後人接薪。時值全球現代化面臨新的十字路口，各種知識小格局碎了又碎，我們能否重建「三觀」，重建形而上，打通知識的任督二脈，找到各種知識既能相互博弈和碰撞，又能相互通約、消化、滋養、激發的成長機制？我們能否跨過前人的許多見解，但找回前人的志向，謀術有別，為學相濟，做事有別，為道相通，讓全人類文明成果再次匯聚成共同前行的力量？這是逼近每個求知者的又一懸問。
2021年1月
最先發表於2021年《文化縱橫》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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