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會人文領域，經濟學看上去已最像「科學」，至少最接近「科學」。這一學科在邏輯化、數理化、實證化等方面都努力向理科看齊，且走得最遠，表現最為突出，動不動就有統計、民調、量化、實驗的硬資料支撐，各種數學建模相當酷炫，不懂高等數學的人根本沒法在圈子裡混，一般文科生也讀不懂他們的文獻。但可惜的是，對2008年始於美國華爾街的全球金融海嘯和經濟地震，這個學科一直麻木不仁，發出預警的吹哨人極為罕見。差一點就囊括了本世紀所有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大神們，儘管團購批發一般摘金累累，各有驕人建樹，從總體上看，卻也從未拿出有效對策，來標本兼治產業空心化、不平等加劇、氣候變化等危急趨勢。兩位諾獎得主受聘到華爾街操盤，甚至在匯市、股市裡炒得自己大栽跟頭sup/sup。
相比面目老派一些的哲學、史學、人類學……這個已用數學武裝到牙齒的學科，是不是更像一門低能學科？
政治學也越來越像理科了，一直襬出高冷姿態，客觀、嚴謹、中立、拒絕感情和價值觀，但從業者們消耗了天文數字般的學術經費後，在2016年幾乎異口同聲斷言：特朗普根本不可能當選！他們後來眼睜睜看到事情偏偏就那樣，看到2021年初「勤王大軍」暴力衝擊國會，其憋足了勁的精英反應，也只是發表一份兩千多位學者聯名的公開信，聲稱他們「只求理解政治而不參與政治」，呼籲捍衛民主和趕走時任總統，然後了事——是的，了事。如此不痛不癢的半紙雞湯文，到底「理解」了什麼？理解來理解去的結果，不過是一枚油膩和萬能的「民主」標籤？他們就不能比街頭小販或乞丐說出更多一點智慧？
心理學也好不到哪裡去，已越來越依靠藥片、儀器、實驗室、資料庫、模糊數學，其理論前沿已推進到神經元、基因、人機系統、大腦圖譜的縱深。與此同時，當世界衛生組織宣佈全球嚴重憂鬱症數目一路狂增，將在十至十五年內成為第二大致亡疾病（2019年）；當法國國家衛生院的德斯穆格（micheldesmurget）報告，以十多個國家的資料，證明人類的平均智商竟第一次出現隔代下滑（2020年）；心理的「學」在哪裡？能否告訴我們對策和出路何在？隨著心理學的產業化，那日益火爆的心理診療有償業務，到底是證明這一學科的成功還是失敗？
社會人文「科學」的很多現狀就是這樣。
這不僅僅是哪一國的現狀，全世界似乎都程度不同、特點不同的面臨同樣的窘境，面臨同樣的精英危機。
也許，袞袞諸公的研究並非一無是處。蚊子也是肉，鋼鏰也是錢，眾多區域性的發現和創見，積累於人類文明的長河，均可望助益新文明的成長。只是從總體上說，從實效上看，這些學科的「科學化」，即向理科的靠攏和模仿，離預期目標還十分遙遠，至少尚未出現經濟學、政治學、心理學等領域裡劃時代的牛頓和愛因斯坦，並未在人類重大的困難和挑戰面前，有效履行科學家「整理事實、找出規律、並做出結論」（達爾文語）的職責。
他們是在哪裡偏離、遠離甚至背離了「科學」？
或者，我們是否一開始就誤解了「科學」本身？
一個科學的低谷期
science（科學），中國俗稱「賽先生」，在嚴格意義下限指16世紀以來的近代自然科學，即「牛頓時代帶著唯理論浪潮、也帶著經驗論浪潮呈現在我們面前」（賴欣巴哈語）sup/sup的一系列認識成果。在這裡，如賴欣巴哈指出：一是唯理論，一是經驗論，兩大浪潮的匯合，即數理工具和實驗工具的並舉，演繹法和歸納法的兼備，才構成了「科學」的成熟形態和清晰邊界。
愛因斯坦有類似看法。1953年，他給一位叫斯威策（j.e.switzer）的人寫信，談到「西方科學的發展以兩項偉大的成就為基礎」：其一是「源於古希臘歐氏幾何學的形式邏輯體系」；其二是「文藝復興以來依靠系統的實驗以發現因果關係的可能。」他說「人類居然做出瞭如此發現，（這）才是令人驚奇的。」sup/sup
在這個意義上，如不少前人所指出，科學是近代以來的特定產物，並不等同於「知識」（否則傳統藝人、哲人的所有知識都可算作「科學」，中醫理論更是如此）；也不等同於「正確」（托勒密的地心說，哥白尼的日心說，在後人看來都不算「正確」；熱力學、活力學等在將來肯定也這樣）。科學只意味著一種並非萬能、不會完結的新型知識生產機制及生產過程。不過，這已夠激動人心的了。作為歐洲啟蒙運動的核心，這種科學，即數理與經驗（演繹與歸納）的雙引擎發力，緣聚則生，修成正果，貢獻了一輪空前的全球性知識爆炸，帶來了生產方式與生活形態的翻天覆地——特別是物質層面的鉅變，把人類送入現代文明。以致當今太多人，會情不自禁地把「科學」等同於「知識」，再等同於「正確」，一個詞集萬千寵愛於一身，無限越位，無限升格，視之為可解決一切問題的神器。
這不是不可理解。
——即便這已類似神學家的態度，即很多科學家強烈反對過的態度：以為上（ke）帝（xue）可搞定一切的妄自尊大。
文科一窩蜂向理科看齊，覺得自己不懂「數理」的紛紛內疚，怎麼也得「實驗」起來的萬般焦灼，如此「科學化」潮流，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這也許沒什麼不好。文理之間的互鑑純屬正常。事實上，這也有望克服不少文科著作中常見的空疏、虛玄、零散、模糊、偏好、獨斷、大而不當，還有過於依賴比喻的抖機靈或耍滑頭——出於職業習慣，科學家最反對這樣做。
不過，真正懂一點科學，真正學來科學的精神和方法，並且在運用中增強而不是削弱文科自身的所長，克服而不是包裝文科自身的所短，並不那麼容易。比如，不太好的訊息是，文科生所熱烈追求的科學——特別是基礎科學，在20世紀卻不幸陷入停滯。有心人已發現：1970年，第一架波音747飛機從紐約飛往倫敦用了八小時，而五十年後，類似飛行的時間未見任何縮短。1969年的載人航天器著陸月球，但接下來的半個多世紀裡，人類足跡未能延展得更遠，太空探測器也無質的更新，如火箭仍依賴化石燃料。1927年的列剋星敦號航母，最高航速已達33節，而七十多年後投入現役的核動力戴高樂號，艦重減輕，航速卻只有27節。上世紀的60年代，很多人認為有生之年可實現星際旅行，但眼下連他們的孫輩，也只能用遊戲機去火星。上世紀50年代，教授告訴學生們，五十年內人類將實現可控核聚變，清潔能源、人造太陽、海底城市、汽車飛天也不是夢想，但眼下學生的學生告訴學生，再等五十年吧，也許，可能，大概，是外星人遠端鎖控了我們的大腦（網友語）……
爽約不勝列舉，也令人困惑。回望1915年（廣義相對論提出）、1927年（量子力學形成）、1928年（《基因論》發表），現代科學最重要的幾大基石，竟在短短的近二十年間相約而至，高峰迭起，砍瓜切菜一般——那是多麼輝煌的狂飈時代呵，後來的人類怎麼啦？學制越來越長，經費越來越多，隊伍越來越大，論文越來越厚，但悠悠百年過去，科學界仍活在前輩巨人的陰影之下，即便在一些枝枝葉葉的專案那裡，很多人也不過是為賽道上毫米級的勝出而畢生嘔心瀝血。
1900年4月27日，一位物理學泰斗在英國皇家研究所的報告會上，對歐洲科學家們宣佈，物理學已走到盡頭，人們只能遠望「天邊令人不安的兩朵小小烏雲」——這還是指相對論與量子力學，指二者所構成的分裂僵局。2011年，美國經濟學家泰勒•科文在《大停滯》一書中斷言，人們已經摘完了科學「所有低垂的果實」。2013年，《自然》發表一篇更悲觀的文章：《愛因斯坦之後，科學天才滅絕》。美國量子物理學家瑟奇（christophersearch）認為：「理論粒子物理絕對是一門死學科。」「幾十年來我們對物理學的理解沒有任何根本性的新發展。」其證據之一是：「現在的研究生使用的教材同我讀研究生時用的完全一樣……如果某個領域取得了根本性突破，難道你不認為教科書會過時，必須被全新的取代嗎？」sup/sup
好容易，一線機會終於出現。2011年，歐洲「超光速中微子」實驗團隊（奧普拉）大喜，宣佈他們已兩次捕捉到這種粒子，打破了愛因斯坦關於光速是極限速度的論斷。全球科學界為之一震：顯然，這對科學的顛覆將超乎想象，幾乎意味著因果律的轟然坍塌，時光機、時間隧道等觸手可及。但接下來，各路科學家彙集於白雪皚皚的義大利格蘭薩索山，十多萬人通過影片日夜觀看實驗現場，最終只等到一個令人哭笑不得的烏龍：法國籍和瑞士籍的兩位團隊領導引咎辭職，因為「超光速」並未實現，團隊此前的兩次假成功，不過是掉鏈子——「gps接收器與電腦之間的光纜鬆動了」。以致一位義大利同行自嘲：這就對了，我們不可能打破自然界的一條基本法則：在義大利，沒有任何事情是準時的。sup/sup
研究生們的教材看來還是無法更新。
這是新科學臨盆前一時的屏息寧靜？還是科學在微觀和宏觀兩大鐵板之間已脫困無望？沒有人知道。當然，基礎科學的大體封盤，並不妨礙近幾十年來應用科學、應用技術的長足發展，甚至日新月異，遍地開花。人們畢竟迎來了抗生素、電視機、計算機、網際網路、核動力、太空望遠鏡、人工智慧……這一切在媒體上眼花繚亂熱浪滾滾，正在全面定義新的業態與生活——不過，稱之為「科學革命」讓人猶豫，換上「技術革命」「技術繁榮」之類用詞顯然更合適。不是嗎？技術受惠於科學——特別是其基礎與核心的原理，總是比後者慢一拍，不過是科學的傳導、應用、衍生、物態化以及潛能釋放，是科學這棵大樹上晚來的開花結果。
人們享受果即時，希望確保果樹根系的強旺活力，確保下一輪種苗的萌發，大概不會是一份多餘的關切。
理性工具大不如前
人的知識從哪裡來？
一箇中國人可能這樣回答：實事求是，因實求名，格物致知，知行結合，能抓老鼠就是好貓，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但中國傳統中的這一套實踐大法，接近西方的「經驗論」，在古希臘主流學界那裡卻基本上行不通。
相反，古希臘學者雖不排斥實踐，但不覺得實踐是多大的事——也許那些宗教精英、貴族精英們成天翻著羊皮書，對出門幹活流汗一類本就不大擅長。在他們眼裡，「真理」（true）高於「真實」（fact），是世界固有的內在性邏輯，是以數學為範本的抽象體系。人類不是靠觀察、而是靠洞見才能一步步進入那個普遍、絕對、神聖的公理化秘境——為此，你哪怕成天閉門造車，也沒什麼關係。
有一個根號2的故事。畢達哥拉斯是古希臘偉大的幾何學家，最先證明了直角三角形中，「兩直角邊的平方和等於斜邊的平方」。這叫「畢達戈拉斯定理」，又稱「勾股定理」或「百牛定理」——因為他的團隊曾宰殺一百頭牛，歡慶這一偉大定理的誕生。不料，他的學生西伯索斯卻發現一個疑點：如果一個正方形邊長為1，那麼根據該定理，其對角線的長只能是根號2；然而這既不是整數，也不是整數的比，在無理數概念尚未產生的當年，完全是一個怪物。畢達戈拉斯對此也百思不解，守著一條真真切切的線，面對一個邏輯漏洞，驚駭不已痛不欲生。為防止整個公理體系的崩潰，他惱羞成怒，下達封口令，嚴懲學派「叛逆」，不惜派一群打手出海追擊，把那個倉惶出逃的傢伙五花大綁，丟入大海餵魚。這就是說，解決不了問題，就把提出問題的人解決；若事實牴觸公理，那就把事實幹掉！
事實算什麼呢？事實能放之四海而皆準嗎？在他們看來，觀察和經驗一再欺騙我們。想想看，水中折棍、海市蜃樓等，都是這樣差點騙過人們眼睛的事實幻影。那麼根號2肯定也是！
畢達戈拉斯學派就是帶著這一股唯理論的狠勁，一種痴迷和一根筋，不管不顧，長驅直入，倒是在演繹法上別有所長——這是事情的另一面。從「萬物皆數」（畢達哥拉斯語），到「數學是一切知識中的最高形式」（柏拉圖語），到「自然之書是用數學語言寫就的」（伽利略語），到「一切科學均可最終轉化為數學」（萊布尼茲語），到「數學是科學的皇后」（高斯語）……歐洲的數學狂們層出不窮，創造了埃及、印度、中國等古文明中都不曾有過的一種知識理想和知識型別。習風所染，亞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學》中窮究五花八門的本質屬性：人有人性，貓有貓性，樹有樹性，火有火性，三角有三角性，連普遍與具體本身也各有其「性」，自然與理念本身也各有其「性」。這些「性」，或者說這些「是」（being），在中國人讀來很陌生，特別扭，太燒腦，簡直沒法準確漢譯。sup/sup其實，作者不過是想編繪出一冊數學式的公理大全，把滿天下的抽象本質一網打盡，讓它們從不甚完美的「事實」表象中顯現出來。
不得不承認，這種準神學家式的執抝，使一種強大的數理工具源遠流長。當東方的實踐家們有了算術，有了算術就大體夠用，能應付春種秋收、治國安民一類俗務，歐洲的唯理派卻收穫了數學——包括歐氏幾何、無理數、對數法、虛數、微積分等，為「科學」勃興提供了重要基礎。
一旦與發端於英國的經驗主義思潮兩相匯合，互為依託，便如虎添翼，牛頓時代的噴薄而出就只是遲早問題。人們或是靠實驗採集知識，然後用數理加以組織；或是靠數理推測知識，然後用實驗加以印證，似乎怎麼走都順，哪一條腿邁在前面都行。以至從某一個節點孤立地看，有時知識還可以跳過實踐，在學者密室裡以先知預言的方式「先驗」地發生——上帝就是這樣乾的吧？海王星的故事就是這樣：先是有人推算出它的空間位置，當天文學家後來架起望遠鏡，對準夜空中的那個位置時，果然發現了一個小小白點，與預估點位竟相差無幾。化學元素週期表的故事也是這樣：門捷列夫依據原子質量大小，對元素予以排列和推導，發現了一些先有資料、而無實證的空白格子，而這些當時尚未發現的元素（鎵、鈧、鍺等），事後果然被發現，由實踐家們一一捉拿歸案。
正因此，愛因斯坦在晚年《自述》一書中談及真理的標準，除了「外部的證實」，即經驗派所擁戴的實踐檢驗，還加上另一條：「內在的完備」，包括邏輯的簡潔和美（比如他愛不釋手的e=mc²）——這其實是延續唯理派一脈遺風，深切懷念演繹法永遠要求的嚴密與純淨。
「上帝不會擲骰子。」他的另一句名言，顯示出他對因果律篤信不疑，相信世界就是笛卡爾心目中那種精密執行的鐘表。
提到這一點，是因為唯理派在牛頓時代的好運氣，並未延續太久。一旦遭遇現代科學的衝擊，一旦觸及更深廣的未知領域，「鐘錶」之喻漸漸不合時宜。
不妨耐心回顧一下。源自古希臘的理性主義，一種普遍、絕對、神聖的世界因果秩序，首先在康德等人那裡撞上辯證法，陷入正題、反題、合題的迷陣，形式邏輯讓位於辯證邏輯，「自相矛盾」從此有了合法性。接著，它在貝葉斯等人那裡撞上機率論，必然邏輯讓位於或然邏輯，等號幾乎都成了略等號，「差不多」和「大概是」從此有了正當權。再後來，它在哥德爾等人那裡撞上「不完全性定律」，發現公理的一致性與完全性不可兼得，數學的自洽和相應證明不可兼得，看似完美的邏輯體系原來一直處於帶病的狀態，不能不讓人驚醒和沮喪。與此同時，它被歐氏幾何與非歐幾何的分裂炸了個半暈，發現在高斯、黎曼等人那裡，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此真理和彼真理居然互不通約，統一邏輯變體為多重邏輯。它還在普朗克、海森堡、玻爾、薛定諤等人那裡，被量子力學拖入一片泥沼，發現在亞原子層面的微觀世界，與常規世界不同，幾乎一切都「測不準」。a也是b，有也是無，到底是什麼，其隨機結論只是取決於人們採用何種觀察方法和觀察工具，因此因果認知的客觀性被釜底抽薪。
連因果律的堅信者愛因斯坦——如果不是在實證層面，至少在假說層面，也對自己伏下了潛在威脅。所謂因果，只能是前因後果吧，只有在時間軸上才有意義吧。然而，恰恰是根據他的相對論，時空不可分割，均在運動中變化。運動的尺在相對變短；運動的鐘在相對變慢，達到光速時則時間消失。這就相當於說，一切因果鏈在那時都會潰散，在超過光速時則會倒置。一個鄉下老漢可能因此萬分驚駭：照這樣說，人豈不會先死而後得病？孫子還會出生在兒子以前？
顯然，要安撫老漢，確信這種驚駭大可不必，只能靠一條：宣佈時光機之類是無聊的科幻，宣佈愛因斯坦就是物理學的終點，關於光速是極限速度的判斷永不可動搖。所有後來者都得趁早死心，不要像「奧普拉」團隊那樣，再去打光速的主意。
人們都會同意這一點？
很多人也無法證偽這一點。一切還是疑霧重重，構成了眼下知識生產的重大困難。換句話說，作為科學遠航的雙引擎之一，唯理論看上去已透支和冷卻，數理工具的有限邊界日顯，對實驗工具引領和支撐的作用遠不如昨，即便——如前所述——數理革命的餘熱還熱在應用技術的另一頭，包括成為某些文科研究領域的新時尚，包括「數字經濟」啟爆革新大潮，「大資料」「雲端計算」風起雲湧，演算法工程師和獨角獸企業拿走了業界最豐厚的年薪或利潤。
實踐也多方面變味
愛因斯坦以後的科學發展，看來主要依重經驗路線和經驗方法。可望成為科學最新主角的生物學據說就是這樣。黑洞、暗物質、希格斯粒子等前沿研究，也多是依據海量的觀察和實驗，靠的是科學家們務實苦幹、摩頂放踵、大海撈針、集沙成塔——發現海王星的那種先知式奇蹟，已十分少見。
這其實很對中國知識傳統的胃口。中國古人講究急用先學，僅靠區區算術就鼓搗出了「四大發明」，還鼓搗出算術因素更弱更少的中醫成果。中國人摘取諾貝爾科學獎尚少，但世界上最多的理工科大學畢業生、最多的技術專利申報、最多的科技論文發表、最高增速的新技術產業規模……都洶湧而來蔚為大觀。中國人重應用、重實據的務實風格，在一些人看來，不過是儒家傳統中「實用理性」（李澤厚語）或「實用主義」（安樂哲語）的一脈相承。
在某種意義上，中國的知識風氣遠歐陸，而近英美。英國人培根就狂贊過「三（四）大發明」；同是英國人的李約瑟認為中國知識水平遠超西方直至13世紀。孔夫子則最像美國實用主義的理論旗手「杜威先生」（蔡元培語）。當唯理派走下神壇，英美經驗派更願意強調，畢達哥拉斯的幾何學其實源於古埃及修水利、建金字塔的工地，同樣是幹出來的學問，其人間煙火氣不應被掩蓋。中國人對這樣的說法最可能鼓掌。
這沒什麼不好。實踐確實是真理之母，哪怕在愛因斯坦的那裡，也是檢驗真理的唯二標準之一，響噹噹的。只是作為科學遠航中的另一臺引擎，進入現代以來，實踐也面臨新的故障。
至少可注意下面三點：
1.實踐盲區
這麼說吧，前人的觀察和實驗都較為簡易，便於操作，花費不大，也比較個人化。阿基米德靠一盆洗澡水，就可以發現浮力原理。牛頓靠一個枝頭掉下的蘋果，就可以構想重力學說。伽桑地在一條航行的船上，從桅頂落下一塊石頭，就能檢驗地心說的真偽……那時的科學家都像草根「民科」，多是單槍獨馬，小打小鬧就做出大學問，在知識的荒原上到處開疆拓土。
相比之下，隨著日常環境和常規層面的科學發現接近飽和，特別是在物理學領域，易啃的骨頭已啃完，科研就不再以米為單位、以克為單位、以秒為單位，而是一頭指向亞原子層面的微觀，另一頭指向深空星際的宏觀。這時候，觀察和實驗的成本急劇升高，「民科」風格就行不通了，絕大多數聰明的人和機構被排拒在機會之外。大型球面射電「天眼」，只有一兩個國家可做。一臺高能粒子對撞機，動不動就數百億甚至千億的投入，連美國、日本都供不起，誰還能玩？故楊振寧建議中國根本不要去搞。在高預算、高裝置、高薪酬、高技術產業、高質量教育等配套條件缺位時，發展中國家的很多創新也無從談起，幾乎「被貧窮限制了想象」。很多國家的理科大學近乎奢侈品，既缺財務保障，又缺就業空間，於是重文輕理，甚至棄文從戎，實屬學子們的無奈之選，諾貝爾獎這事不必想得太早。
進入一個市場經濟時代，若無公權力的大手筆合理調控，很多實踐總是缺乏後援。投資商以贏利為目的，只會青睞那些週期短、見效快、有購買力的應用科學和應用技術，寧可對奇巧淫技砸下重金，也不會對荒漠化、農田土質修復、非洲地方病等投入情懷；寧可「山寨」「接湯」「做下游」，到處撿一些邊邊角角的業務，也不會對基礎科學長期的冷板凳和可能的投資黑洞，多看上一眼。「軍工聯合體」通常成為拼搶戰略紅利的優先投入部門。依據同樣的利益邏輯，早在1976年，美國的一半醫療支出都用於照顧病人生命的最後60天，加上另一大塊用於性無能和脫髮謝頂，相關研發顯然不是為大面積窮國和窮人所準備的sup/sup，也不會顧及商業意義太小的數千種罕見病（且不包括誤診、無名的類似病患）。全世界用於寵物、化妝品、奢侈品的研發投入，只要拿出百分之一，牙縫裡省下一點點，培訓四十多個極貧國家的脫貧技能也綽綽有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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