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當年農場接到了通知，全縣組織革命樣板戲移植會演，各單位必須拿出個節目。場裡幾個女生奉命開始合計。她們不會唱京劇，又嫌花鼓戲太土，一邊鍘豬草一邊膽大包天地決定：排《紅色娘子軍》！
樣板戲《紅色娘子軍》是芭蕾舞劇，是要踮腳的，是要騰空和飛躍的，是體重呼呼呼地抽空和揮發，身體重心齊刷刷向上提升從而羽化登仙那種。投入那種舞曲，像劇照裡的女主角一樣，一個空中大劈叉，後腿踢到自己後腦，不會把泥巴踢到場長大人的臉上去？
我們只當她們在說瘋話。不料好些天過去了，幾個瘋婆子從城裡偷偷摸摸回來，據說在專業歌舞團那裡得了真傳，又求得姑姑一類人物的指教，當真要在鄉下發動藝術大躍進。雖然不能倒踢紫金冠，但也咿噠噠咿噠噠地念節拍，有模有樣地壓腿，好像要壓出彼得堡和維也納的風采。場長不知道芭蕾是何物，被她們哄得迷迷糊糊，說只要是樣板戲就行，請兩個木工打製道具刀槍，還稱出一擔茶葉，換來幾匹土布，讓女生自己去染成灰色，縫製出二十多套光鮮亮眼的紅軍軍裝。
好在是「移植」，可以短斤少兩，高難動作一律簡易化，算是形不到意到。縣上對演出要求也不高，哪怕你穿上紅軍服裝做一套廣播操，也不會讓人過分失望。《紅色娘子軍》第四場就這樣排成了。萬泉河風光就這樣第一次出現在我的眼前。作為提琴手之一，我也參與了這次發瘋，而且與夥伴們分享了成功。
我們在縣裡會演拿了獎，又被派往一些工地巡迴演出。多少年後，我還記得最後一次演出之後，一片寬闊的湖洲上，突然下起了傾盆大雨，我在一輛履帶式拖拉機的駕駛室裡避雨，見工棚裡遠遠投來的燈光，被窗上的雨簾沖洗得歪歪斜斜。我透過這些水流，隱約看見夥伴們在卸裝和收拾衣物，在喝薑湯，在寫家信。曲終人散，因為有人被專業藝術團體錄用，有人申請「病退」回城，我們偉大的舞臺生涯將要結束了。
我知道道具服裝將不會再用，上面的體溫將逐漸冷卻，直到蟲蛀或者鼠咬的那一刻。我還知道熟悉的舞樂今後將變得陌生，一個音符，一個節拍，都可能使人恍惚莫名：它與我有過什麼關係嗎？
二
十多年以後，我遷往海南島，與曾經演奏過的海南音樂似乎沒有關係，與很久以前夢境中的椰子樹、木棉花、尖頂斗笠似乎也沒有關係—那時候知青時代已經成了全社會所公認的一場噩夢。我曾經在琴絃上拉出的長長萬泉河，已在記憶中被刪除殆盡。
我是大年初一與家人和朋友一起啟程的，不想驚擾他人，幾乎是偷偷溜走。海南正處在建省辦經濟特區的前夕。滿街的南腔北調，來自全國各地的青年學子在這裡賣燒餅、賣甘蔗、賣報紙、彈吉他、睡大覺，然後交流求職資訊，或構想自己的集團公司。「大陸同胞們團結起來堅持到底，到省政府去啊……」一聲鼓動請願的呼喊，聽來總是有點怪怪的，需要有一點停頓，你才明白這並非臺灣廣播，「大陸同胞」一詞也合乎情理：我們確實已經遠離大陸，已經身處一個四面環海的孤島—想到這一點，腳下土地免不了有了船板晃動之感，船外的未知縱深更讓人怯於細想。
「人才」是當時海南民眾對大陸人的另一種最新稱呼，大概源於「十萬人才下海南」的流行說法。同單位一位女子曾對我撇撇嘴：「你看那兩個女的，打扮得妖里妖氣，一看就知道是女人才！」其實她是指兩個三陪女。三陪女也好，補鞋匠和工程師也好，在她看來都是外來裝束和外來姿態，符合「人才」的定義。
各種謀生之道也在這裡得到討論。要買熊嗎？熊的膽汁貴如金，你在熊身上裝根膠管龍頭就可以天天流金子了！要買條軍艦嗎？可以拆鋼鐵賣錢，我這裡已有從軍委到某某艦隊的全套批文！諸如此類，讓人覺得海南真是個自由王國，沒有什麼事不能想，沒有什麼事不能做。哪怕你說要做一顆原子彈，也不會令人驚訝，說不定還會有好些人湊上來，爭當你的供貨商，條件是你得先下定金。
海南就是這樣，海南是原有人生軌跡的全部打碎並且胡亂聯結，是人們被太多理想醉翻以後的暈眩和跌跌撞撞。
「人才」湧來使當地人既興奮又惶惑。特別是女人才們的一大特點讓當地人驚疑不已，她們居然要男友或丈夫幹家務：買菜，洗衣，帶孩子，甚至做飯和做蜂窩煤，真是不成體統匪夷所思。阿叔，你好辛苦啊！當地男人常常暗藏譏笑和憐憫，對鄰家某個忙碌的男人才這樣親切地問候，走過去好遠，還回望再三，暗暗慶幸自己沒有攤上一個「大陸婆」。我後來才知道，依照舊傳統，海南男人一般是不受這種罪的。我後來的後來還知道，箇中原因是他們的女人太能幹，不光包攬家務，還耕田、砍柴、打魚、做買賣、遇到戰爭還能當兵打仗—《紅色娘子軍》傳奇故事發生在這個海島，純屬普通和自然。
這些海島女人大多有美豔的名字：海花，彩雲，喜梅，金香，麗蓉，明娘，美蓮……大方而熱烈，熱帶野生花卉般盡情綻放，不似大陸很多女子名字用意含蓄、矜持、溫良，吞吞吐吐。
這些海島女人大多還有馬來人種的臉型，那種印度臉型與中國臉型的混合，透出熱帶女人的剛烈和堅強。她們鋼筋鐵骨，赴湯蹈火，在所有男人們辛勞的地方，都有她們瘦削的身影出沒，一個個尖頂斗笠下射出銳利逼人的目光。連滿街機動三輪車司機也大多是這些女人，讓初來的外地人深為驚訝。熱帶的陽光過於熾熱了。這些司機總是一個個像蒙面大盜，長衣長褲緊裹全身，外加手套和袖套，外加口罩和頭巾，把整個腦袋遮蓋得只剩下一雙閃動的眼睛。這在北國是典型的冬裝，在這裡卻是常見的夏裝，是女性武士們防曬的全身盔甲。她們說話不多，要價公道，熟練地擺弄著機器和修理工具，勞累得氣喘吁吁，在街角咬一口乾饃或者半截甘蔗，出入最偏僻或最黑暗的地段也無所畏懼。你如果不細加註意，很難辨認她們的性別。你甚至可以想象，如果出於生存的需要，她們挎上一支槍，同樣能把武器玩得得心應手，用不著改裝就成了電影裡那些蒙面敢死隊員，甚至眼都不眨，就能在戰火硝煙中飛跑，拉響捆在自己身上的炸藥包。
有人說，海南島以前男人多是出海打魚或者越洋經商，一去就數月或者數年，甚至客死他鄉屍骨無存，家裡的全部生活壓力只能由女人們承擔。也許正是這種生活處境，才造就了她們，也造就了當年的紅色娘子軍。
這種說法，也許有幾分道理。
三
成立於1930年萬泉河邊的紅軍某部女子軍特務連，還有後來的第二連，作為「紅色娘子軍」共同的生活原型，曾經歷過慘烈的戰鬥，比如在馬鞍嶺屍橫遍野，一個個女兵被開膛破肚，但有的手裡還揪著敵人一把頭髮，有的嘴裡還咬著敵人一隻耳朵。她們也曾經歷過殘酷的內亂，在丁狗園等地遭遇風雲突變，忍看成批的戰友一夜之間成了ab團或取消派，成了內部「肅反」的刀下冤魂。
當革命的低潮到來，更嚴峻的考驗出現了。隊伍離散之後，生活還在進行。有的在刑場就義，有的蹲在感化院，更多的是自謀生路，包括在媒婆撮合之下嫁人成家，包括嫁成了官太太或地主婆。有些官太太或地主婆在日後的抗日鬥爭中又可能為國捐軀—沒有人來指導和規劃她們的人生，人生只是在風吹浪打之下的漂泊。這樣的生活當然不是時時充滿詩意，不是出演在舞臺的聚光燈下，更沒有仿《天鵝湖》那種輕盈而細膩的舞步。但這種沒有詩意的生活，真實得沒有一分一秒可以省略。特別是在娘子軍被迫解散以後，女人們回到世俗生活，面對更復雜而不是簡單的衝突，投入更瑣屑而不是痛快的拼爭，承受更平淡而不是顯赫的心路歷程，也許會付出更為沉重的代價。
只是這些代價不再容易進入舞臺。
她們在清理戰場的時候，發現一個個犧牲的戰友，曾忍不住號啕大哭。一位血肉模糊的傷員，卻沒有任何遺憾和悲傷，臨死前只有一個小小請求，請姐妹們給她赤裸的身體蓋上一件衣衫，再給她戴上一隻銅耳環—這是她生前最隱秘也最渺小的願望。老阿婆講述的這件往事，可惜沒有進入樣板戲，因為在生產樣板戲的那個年代，人情以及人性是不可接受的，像耳環這樣的細節總是讓當時的文藝家們避之不及。恰恰相反，樣板戲把敵我雙方的絕對魔化或絕對神化，已到了極端的地步。
在這種情況下，一個極富諷刺性的效果，是樣板戲《紅色娘子軍》風靡全國之際，卻是大多數當事人大為恐慌之時，大喇叭裡熟悉的音樂總是讓她們心驚肉跳，把她們推向嚴厲的政治拷問：你不就是當事人嗎？奇怪，你為什麼沒有在戰場上犧牲？為什麼好端端地活到了今天？雖然你當年就沒有在感化院寫過懺悔書，但你是不是隱瞞了其他歷史汙點？你至少也是個膽小鬼沒有將革命進行到底吧？……面對這樣的質問，沒讀過多少書的女人們有口難辯，也找不到什麼證據，來證明歷史遠比舞臺劇情更為複雜。
於是，她們只能為自己歷史上真實或虛構的汙點長久贖罪。涉及娘子軍的政治冤案，在海南島隨處可聞，直到上世紀80年代初才得以陸續平反。
在一個鄉村福利院，我參加了春節前夕慰問孤老們的活動，事後散步到後院，聞到了一絲怪味。循著這股怪味，我來到了一孔小小的視窗，發現一間小屋裡，一條赤裸的背脊蜷曲在涼蓆上，上身成了一個骨頭殼子，腦袋離骷髏狀態已經不遠，掩蓋下體的絮被已破爛如網，床頭只有半碗剩飯，一股惡臭就是從這裡撲面而出—大概是管理員好多天都捏著鼻子不敢進去清掃了。
我看見了耳朵上的一隻耳環，才發現這是一個人，一個女人，但門窗上都有封鎖空間的粗大木頭，如同在對付一隻猛獸。人們告訴我，這就是一個「文革」中被專案組逼瘋的阿婆，眼下雖已獲得平反，但瘋病沒法治好了。把她關起來，是怕她亂跑。
你們到前廳去喝茶吧，喝茶吧。管理員這樣說，意思是你們沒必要慰問她，反正她什麼也不明白的。
呵呵，這沒有什麼好看的。另一個人說。
我心裡一沉，突然想起了少年時代的演出，想起了舞臺上雨過天晴的明麗風光裡，那些踮著腳尖移動的女兵，朝紅旗碎步輕輕地依偎過去，再依偎過去……我站在這個故事延伸到舞臺以外的一個遙遠盡頭，不知道自己今後還能不能平靜如常地回首那如幻天國。萬泉河，特別寧靜和清冽的水，從五指山腹地的雨季裡流來，七灘八灣，時靜時喧，兩岸很少有村落和人煙，全是一座座移動的青山，是茂密的芭蕉葉和棕櫚樹的迎送，是它們肥肥大大的綠色填埋在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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