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香港後的第一印象，就是不少高樓瘦長如棍，一根根戳在那裡頂著天，讓觀望者懸心。
在全世界都少見這種棍子，這種用房屋疊出來的高空雜技。它們扛得住地震和狂風嗎？那棍子裡的燈火萬家，那些蛀入了棍子的微小生物，就不曾驚恐於自己的四面臨虛和飄飄欲墜？
我這次住九樓，想一想，才爬到棍子的膝部以下，似乎還有幾分安穩。套間四十多平方米，據說市值已過百萬。家居設施一應俱全，連廚房裡的小電視和小花盆也不缺。但臥房只容下一床，書房只容下一桌一椅，廚房更是單人掩體，狹窄得站不下第二人。我洗完澡時嚇一大跳，發現客廳裡竟冒出陌生漢子。細看之後才鬆了口氣，發現對方不是強盜，不過是站在對角陽臺上的鄰居，透過沒掛上窗簾的玻璃門，赫然闖入我的隱私。
他不在客廳裡，但幾乎就在客廳裡，朝我笑了笑，說了句什麼，在玻璃門外繼續澆灑自家的盆花。
他是叫海曼還是湯姆？
我不知該如何招呼。
港人多有英文名字—多族裔機構裡的職員更是如此。這些海曼或湯姆在惜地如金的香港，如果沒有祖傳老宅或千萬身家，一般都只能鑽入這種小戶型，成天活得躡手躡腳和小心翼翼，在鄰居近如家人的空間裡，享受著微型的幸福與自由。也許正是這一原因，港人擅長螺螄殼裡唱大戲，精細作風舉世聞名。在這裡，哪怕是一條破舊的小街，也常常被修補和打掃得整潔如新。哪怕是廉價的一碗車仔麵或艇仔飯，也總是烹製得可口實惠。哪怕是一件不太重要的檔案副本，也會被某位秘書當成大事，精心地列印、核對、裝訂、摺疊、入袋、封口……所有動作都是一絲不苟按部就班，直至最後雙手捧送向前，如呈交莊嚴的國書。
正因為如此，香港缺地皮，有世界上最大的人口密度、高樓密度、汽車密度，卻仍是很多人留戀的居家福地。海曼們和湯姆們，即自家族譜裡的阿珍們和阿雄們，哪怕在彈丸之地也能用一種生活微雕藝術，雕出了強大的現代服務業，雕出了曾經強大的現代製造業，雕出了或新潮或老派的各種整潔、便利、豐富、尊嚴以及透出滋補老湯味的生活滿足感。毫無疑問，細活出精品，細活出高人，各種能工巧匠應運而生，一直得到外來人的信任。有時候，他們並不依靠高昂成本和先進裝置，只是憑藉一種專業精神與工藝傳統的頑強優勢，也能打造無可挑剔的名牌產品—這與內地某些地方豪闊之風下常見的馬虎潦草以及缺三少四，總是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一些稱之為mall的商城同樣有港式風格。它們是巨大的迷宮，有點像傳統騎樓和現代超市的結合，集商鋪、酒店、影院、街道、車站、學校、機關以及公園於一體，鉤心鬥角，盤根錯節，四通八達，千迴百轉，讓初來者總是暈頭轉向。它們似乎把整個城市壓縮在恆溫室內，壓縮成五光十色的集大成。於是人們稍不留心，就會產生自己在酒店裡上地鐵，在商鋪裡進學堂，在官府裡選購皮鞋的錯覺。想想看，這種時空壓縮技術誰能想得出來？這種公私交集、雅俗連體、五味俱全、八寶薈萃、各業之間彼此融合、晝夜和季節的界限消失無痕的建築文化，這種省地、節材、便民、促銷的建築奇觀，在其他地方可有先例？
一代代移民來到這裡打拼，用影碟機裡快進二或快進四的速度，在茫茫人海里奔走，交際，打工或者消費，哪怕問候老母的電話也可能是快板，哪怕喝杯奶茶或拍張風景照也可能處於緊急狀態。「你做什麼？」「你還做什麼？」「你除了這些還做什麼？」……熟人們經常一見面就劈頭三問，不相信對方沒有兼職和再兼職，不相信時間可以不是金錢。顯然，這種忙碌而擁擠的社會需要管理，近乎狂熱的逐利人潮需要各種規則，否則就會亂成一團。19世紀末的英國人肯定看到了這一點。他們面對維多利亞港灣兩側亂鬨鬨黑壓壓的割佔之地，面對缺地、缺水、缺能源但獨獨不缺夢想的香港，不會掏出什麼民主，卻不能不厲行法治。他們把香港當作一個破公司來治理。米字旗下的建章立制、嚴刑峻法、科層分明、令行禁止，成了英倫文化在香港最需要也最成功的移植。「政府忠告市民：不要鼓勵行乞！」這種富有基督新教色彩的警示牌，大悖佛家和印度教的理法，也從歐洲舶來香港街頭。
一次很不起眼的招待會，可能幾個月前就開始預約和規劃了。電話來又電話去，傳真來又傳真去，快遞來又快遞去，參與者必須接受各種有關時間、地點、議題、程式、身份、服裝、座位、交通工具、注意事項之類的敲定。意向申明以後還得再次確認，傳真告知以後還得書函告知，簽了一次字以後還得再籤兩次字，一大堆文牘來往得轟轟烈烈。不僅如此，一次主要時間只是用於交換名片、介紹來賓、排隊合影再加幾句客套話的空洞活動結束之後，精美的文牘可能還會尾隨而至：關於回顧或者致謝。
不難想象，應付這種繁重的文牘壓力，很多人都需要秘書。香港的秘書隊伍無比龐大當然事出有因。
也不難想象，港人在擅長土地節約之餘，卻習慣了秘書檯上日復一日的巨量紙張耗費，讓環保人士憤憤不滿。
但沒有文牘會怎麼樣？
口說無憑，以字為據。沒有關於招待、合同、動議、決策、審計、清盤、核查、國際商法等方面的周到字據，出了差錯誰負責？事後如何調查和追究？追究的尺度和權利又從何而來？……從這種意義來說，法治就是契約之治，就是必須不斷產生契約的文牘之治—雖然文牘癖也有鬧過頭的時候，比方說秘書們為某些小事累得莫名其妙。
車載斗量的文牘，使香港人幾乎都成了契約人，成了一個個精確的條款生物和責任活體。考慮到這一點，在龐大秘書行業之後再出現龐大的律師隊伍之類，出現數不勝數的訴訟和檢控，大概也不難理解了。
有一位老港人向我抱怨，稱這裡最大的缺點是缺乏人情，缺乏深交的朋友。光是稱呼就得循規蹈矩不得造次：mister，先生就是先生；doctor，博士就是博士；professor，教授就是教授—大學裡的這三個稱呼等級森嚴，不可漏叫更不可亂叫，以至只要你今天退休，你的「×教授」稱呼明天立馬消失，相關的待遇和服務準時撤除，相處多年的秘書或工友也忽如路人，其表情口氣大幅度調整。這種情況—包括不至於這般極端的情況—當然都讓很多內地人和臺灣人深感不適，免不了搖頭一嘆：人走茶涼啊。
但人走茶涼不也是法治所在嗎？倘若事情變成這樣：人走了茶還不涼，人不在位還幹其政，還要來看檔案，寫條子，打電話，參加會議，消費公款，甚至接受前呼後擁，有關契約還有何嚴肅性和威懾力？倘若人沒走茶已涼，人來了茶不熱，有些茶總是熱，有些茶總是涼，那麼誰還願意把契約太當回事？
契約人就不再是自然人，須儘可能把感情與行為一刀兩斷，用條款和責任來約束行為。這樣，缺乏人情是人生之憾，卻不失為公法之幸，能使社會組織的機器低摩擦運轉。面子不管用了，條子不管用了，親切回憶什麼的不管用了，雖然隱形關係網難以根除，但朋友的經濟意義大減，詢私犯科的風險成本增高。香港由此避免了很多亂象，包括省掉了大批街頭的電子眼，市政秩序卻井井有條，少見司機亂闖紅燈，攤販擅佔行道，路政工人粗野作業，行人隨地吐痰、亂丟紙屑、違規抽菸，遛狗留下糞便……官家的各種「公仔（幹部）」和「差佬（警察）」也怯於亂來。哪怕是面對一個最無理的「釘子戶」，只要法院還未終結訴訟，再牛的公共工程也奈何它不得。政府只能忍受巨大預算損失，耐心等上一年半載，甚至最終改道易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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