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加藤四歲的時候就到了北京，進了一所幼兒園，是班上唯一的日本孩子。他與同學們一同學習毛主席語錄，一同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一同看電影《地道戰》《地雷戰》《小兵張嘎》。孩子們玩戰鬥遊戲的時候，他的日本人身份似乎使他最適合扮裝日本鬼子，但他決不接受這種可恥的角色，吵鬧著一定要當地下武工隊員，當八路軍政委。
有的人可能覺得這很有趣：八路軍裡怎麼冒出一個日本政委？母親遇到了幼兒園的阿姨，說你看這孩子就是要強，老師，拜託了，你就給同學們做做工作，讓他當上政委吧。
其實，日本母親用不著拜託。小夥伴們都喜歡加藤，一再把戰鬥的指揮權優先交給政委加藤。
加藤的父母是在中日建交前來到中國的。當時居住北京的外國人很少，也鮮有專門招收外國小孩的幼兒園。但加藤的父母很樂意讓孩子與中國娃娃打成一片，加藤一口純正的京片子普通話就是在這時學會的。有一次，一位瑞典朋友來加藤家做客，順便給加藤帶來一點禮物，包括一面小小的日本國旗。沒料到八路軍小政委在家裡也堅守抗日陣地，一見太陽旗便怒從心頭起，將小旗摔在地上，跳上去跺了兩腳。
瑞典朋友大驚失色，不知道一個日本孩子怎麼可以這樣。
直到加藤的父母解釋了孩子在幼兒園看過的電影，客人才驚魂稍定，理解了一個孩子反常的激憤，理解了一面日本國旗在當時純正北京腔裡的含義。要知道，這個國家的國歌就是抗日動員，是一首戰爭年代裡燃燒著悲憤和仇恨的出征之歌。
二
現在，加藤在東京大學讀博士學位，開著德國汽車出沒於東京的車水馬龍之中。他不會再那樣粗暴地對待日本國旗了，不會再那樣簡單地理解日本了。但他仍然在繼續學習中文，研究中國穆斯林的歷史，希望成為中國人民的朋友。
這種願望也許是他父母的心理遺傳，甚至是他外祖父、外祖母人生經歷的延伸。外祖父很早就踏上了中國的土地，像他的幾位青年朋友一樣，離開那個顯得較為狹小的九州島，來到新大陸傳播知識和技術，希望在這裡尋找和建設自己的理想。他們沒有想到的是，此時的日本政府高層也移目西望，看上了中國東北乃至華北豐饒的礦產、森林、大豆以及黑土地。為了爭強於世界民族之林，也為了抗拒西洋大國的擠壓，大和民族的生存空間必須擴充套件—這成為那個時代啟蒙邏輯的自然結論，不會讓任何新派人士驚詫。民主幾乎與殖民兩位一體。「大東亞主義」等說辭就是這個時候湧現於日本報端的。日本民主運動主將和早稻田大學的創始者大隈重信，同時成為當時挾「二十一條」以強取中國山東的著名辯家。人們在諸多說辭下即便伏有不同的情感傾向和利益指向，卻基本上共享著一種躊躇滿志的向外遠眺和帝國理想。
理想主義青年自發的援外扶貧，最終被納入官方的體制化安排，納入日本軍部對偽滿洲國的政治策劃。加藤的母親後來說，加藤的外祖父當時「受矇蔽了」，同意出任偽滿洲國的公職，成了一名副縣長，位居中國人出任的傀儡縣長之下，卻是實際上的縣長。他忙碌於繁雜政務廢寢忘食，真心以為東亞共榮能在他的治下成為現實。為了抵制無理的強徵重賦以保護地方權益，他甚至常常與日本關東軍發生衝突，好幾次面對武夫們氣勢洶洶的槍口。他沒料到中日戰爭的爆發，在戰爭現實面前對日本疑慮漸多，但他無法擺脫歷史大勢給他的定位，差不多是一片隨風飄蕩的落葉。
悲劇結局終於在這一天匆匆到來：蘇聯紅軍翻過大興安嶺，勢如破竹橫掃東北全境。覆巢之下豈有完卵？他理所當然地被捕入獄，接著被槍決，踉踉蹌蹌栽倒在一片雪地裡。他是一個敵偽縣長，似乎死得活該。沒有人會對這種判決說半個不字。也沒有人在戰爭非常時期苛求勝利者的審慎：那些俄國軍人沒有足夠耐心來辨察官職之下的不同人生，也不習慣囉唆的審判程式。
這是新政權的判決。與舊政權一樣，中國人此時仍然只是黑土地形式上的主人。一些以前流竄到西伯利亞的中國流民乃至盜匪穿上蘇軍軍裝，跟隨蘇聯人的坦克回來了，被宣佈為臨時執政者。但這種宣佈是用俄語完成的。
很多年後，日本天皇為一切在境外因公殉職的日本官員授勳，撫慰死者親屬。加藤的外祖母拒絕了勳章。她曾經帶著三個年幼的女兒在中國的戰俘營裡苦熬多年，回國後一直以低階職員的微薄薪金拉扯大孩子，以一個女人的非凡力量扛住了生活的全部重壓，有太多的理由獲得政府的獎賞和補償，但她還是堅決地拒絕了勳章。在中國的經歷使她的眼光常常能夠越過大海，對「國家」和「民族」這類神聖大話下的一切熱鬧保持戒意。她說她永遠也忘不了一家四口從中國回到日本時，她們日夜企盼日夜思念的祖國，竟是一些粗暴的日本小吏，在碼頭上命令乘客脫下衣服，劈頭蓋臉撒來一把把滴滴涕藥粉，防止他們帶回骯髒和病菌。她護住三個嚇得哇哇大哭的孩子，在凜冽的寒風中突然覺得，她真真切切地回來了，但一片嗆人的藥粉撲來之際，故國反而成了一個模糊的概念。
她熱愛日本，但拒絕了天皇授勳，而且讓女兒師從於魯迅的研究專家竹內好先生，學習中國的語言和文化。她希望女兒們繼承父親遺志，將來再返中國，續寫父親在黑土地中斷了的故事。
三
拒絕天皇授勳的並非加藤的外祖母一人。在整個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中國和日本處於冷戰時期的對峙，還未建立外交關係，在法律意義上甚至還未結束戰爭狀態。但日本社會各界形成了一股反省戰爭和親善中國的潮流。各黨派和民間團體紛紛組團去中國訪問，毛澤東的書和周恩來的畫像在書店、大學裡流行，甚至成了不少知識分子爭相擁有的前衛標誌。「打破美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包圍圈！」「堅決捍衛社會主義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很多日本青年頭纏布條，手挽著手，在駐日美軍基地前抗議「安保條約」時高喊這一類口號，履行自己神聖的職責。
加藤的父母親就是在這股潮流中重返中國的。他們如願以償地發現了一個新中國：婦女真正獲得瞭解放並且在社會各個領域意氣風發，往日卑賤的工人農民成為文藝舞臺的主人，留洋歸國的教授隨著醫療小分隊深入窮鄉僻壤，政府官員滿身泥巴並且累死在鹽鹼地上，奇蹟般的「兩彈一星」在日新月異的大地上陸續騰空……對比日本社會那些令人窒息的等級森嚴和金錢崇拜，中國確實讓他們興奮不已。毛澤東思想哺育出來的針刺麻醉法甚至使加藤的父親親身受益，他在北京親歷針麻的外科手術過程，既無痛苦又價格低廉，由他撰文在《讀賣新聞》介紹，引起了一片驚訝和轟動。中國政府放棄對日軍侵華的戰爭索賠，相對於日本政府在甲午戰爭後從中國狠狠颳走的整整三年全部國庫收入的鉅款，紅色大國的國際主義慷慨情懷更使他們倍覺溫暖。
在當時很多日本知識分子看來，中國是一個神話，實施了剛好是日本所缺位的社會大變革。雖然這個國家還較為清貧，但它代表著最優越的制度和最崇高的精神，是一片燃燒著人類希望的社會主義聖土。不難理解，當慶祝「四人幫」下臺的鑼鼓鞭炮在北京爆響，當中國諸多問題隨後在媒體上曝光，海峽那邊很多日本人，與其說是震驚，不如說更多一些絕望和迷茫。他們一時無話可說。
他們再一次與中國失之交臂。如果說多年前，中國眾多知識分子曾把日本視為模範和老師，一批批漂洋過海去求取啟蒙和維新的救國之道，後來卻被日本的大炮轟隆隆迎頭痛擊；那麼現在，眾多日本的知識分子也曾把中國視為模範和老師，一批批漂洋過海來尋找獨立和革命的救國之道，最終卻被中國突然亮出來的累累傷痕嚇得渾身冰涼。
歷史再一次在這兩個民族之間開了個玩笑：繼中國誤解「先進」的日本以後，日本也誤解了「先進」的中國。一個維新夢，一個革命夢，先後在很多人那裡破滅。雙方不得不從頭開始，不得不重新開始相互認識的漫長過程。
一個世紀以來的中日關係，不同於英、美之間的關係，不同於印、巴或希、土之間的關係，相互之間除了正常的利益摩擦，同為亞洲國家，其交往動機中更暗伏一種發展道路、社會制度的尋優和競比。意識形態曾帶來各種玫瑰色的浪漫幻想，一旦幻想破滅，意識形態放大器便會大大膨脹怨恨或者輕蔑，加劇兩國關係的震盪。從「停滯落後的支那」（津田左右吉氏語）到「一無是處的日本」（竹內好語），資本主義的價值尺度可以更換成社會主義的價值尺度，窮人革命可以取代富人維新；但這種取代，往往只是使「先進／落後」的視軸來了一個上下倒置，源自歐洲的單元直線歷史觀一如既往，一心追趕先進文明的亞洲式焦慮與迫切也一如既往。
向西方看齊的意識和潛意識是如此深入人心，自卑的亞洲人免不了有點慌不擇路，免不了一次次心理高熱後隨之而來的驟冷酷寒。
加藤的父母親向我講述他們在北京目睹1976年的中國，目睹北京市民連夜慶祝遊行時激動的淚水，當時感受十分複雜。他們既無意擁護日本一些左派朋友對江青的崇拜和聲援，也無法認同一些右派朋友對中國革命的幸災樂禍，還有對中國文化的順手誅殺。他們幾乎再一次聽到了當年中日戰爭爆發的炮聲，一時頗有些手足無措。
中國革命的這次重挫，不能不啟動思想和情感上的地殼運動，中日關係再一次山重水複。幾年或十幾年後就可看得明白，「進步／落後」的標尺在上世紀兩度失效之後仍未廢棄，且在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後更增神威，正迅速比量出各種歧視的最新根據。某些日本人的「侵略有功」論和中國人的「殖民不夠」論，都重新復活了。日本政府可以就殖民和戰爭問題向韓國正式道歉，而至今一再閃過中國，厚此薄彼的反常，一直受到日本國內輿論主流的縱容。這裡的潛臺詞十分清楚：赤色支那無權受此大禮。
有意思的是，被輕蔑者有時也能熟練運用輕蔑的邏輯。很多中國人此時雖身處十年動亂後的貧困，但即使在全中國氾濫著豐田汽車、索尼電視、本田摩托、尼康相機、富士膠捲、東芝電腦以及卡拉ok的時候，不少人對「小日本」的輕蔑也暗中儲備，常一觸即發，與他們對歐美的全心愛慕大有區別。他們崇美而貶日，厚西洋而薄東洋，能忍美國之強霸，卻難容日本之錯失。他們模糊的歷史記憶裡，不便明言的潛臺詞耐人尋味。他們不過是流露出一種日本人同樣熟悉的法則，不過是覺得自家鄰居的黃皮膚和黑頭髮不足為奇，也不足為尊，無法代表最先進的文明和人種，因此必須扣分降級。「小日本」不就是有幾個臭錢嗎？日本的現代化雖讓人眼紅，但仍不足以改變「假洋鬼子」的二等身份，有什麼資格在我們面前牛皮哄哄？
這樣，自以為已「脫亞入歐」的很多日本人覺得無須再高看中國，而渴求「全盤西化」的很多中國人從另一個層面上，把輕蔑目光奉還給日本，不接受日本的高人一等。歧視「落後」的飛去來器，傷人最終傷己。兩個文化相近、經濟相依的鄰國，兩個地理上僅一水相隔的鄰邦，反而面臨著越來越遙遠的心理距離。
加藤的父母無法改變歷史，他們複雜的感受看來只能深埋內心。他們擁抱中國的努力，包括他們翻譯的毛澤東文選和其他中國著作，還有對中國技工赴日培訓等各項友好事業的全身心投入，無法不承受著越來越多的譏嘲：這些傻書生，他們當時不是可以享受日本的富足繁榮嗎？不是可以吃香喝辣、披金戴玉、「條條大路有豐田」嗎？他們為什麼跑來中國瞎折騰？
何況他們對於中國似乎無恩可報，倒是有傷難愈。加藤母親的童年是在中國監獄裡開始的。加藤外祖父是在中國被處決的。中國東北的檔案館裡至今還儲存著他的罪案卷宗，其中指控他聚斂民財和三妻六妾之類均屬不實之詞，但這些舊賬不可能得到重審甄別—檔案館的官員這樣冷冷地告訴他們。
哈爾濱，外祖父屈辱的葬身之地。加藤一家今後是不會再去那個地方的。那麼中國呢，外祖父沒有寫完的故事在這裡再一次面臨無限空白。加藤一家在北京打點行裝，是不是該再一次告別這片大陸？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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