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有見過面的一位姐姐和一位哥哥，死在日機轟炸下的難民人流裡。我岳父的堂兄也是在日軍湖南南縣大屠殺時飲彈身亡，屍骨無存。這使我在東京成田機場聽到日本話和看到日本國旗時心緒複雜。
新千年的第一天竟在日出之國度過，是我沒想到的。由於漢文化的農曆新年已退出日本國民習俗，得不到法律的承認，西曆亦即公曆的新年便成了這個國家最重要而且最隆重的節日。政府、公司、學校都放了一週左右的長假，人們紛紛歸家與親人團聚。街上到處掛起了紅色或白色的燈籠，還有各種有關「初詣（新年）」的賀詞。但一箇中國人也許會感受到喜慶之中的幾分清寂，比如這裡的新年沒有中國那種喧鬧而多一些安靜，沒有中國那種奢華而多一些儉約，連國家電視臺裡的新年晚會，也沒有中國那種常見的金碧輝煌流光溢彩花團錦簇，只有一些歌手未免尋常的年度歌賽。如果說中國的除夕像一桌豪華大宴，那麼此地的除夕則如一杯清茶，似乎更適合人們在榻榻米上，正襟危坐，靜靜品嚐。
我在沉沉夜幕中找到加藤一家，獻上了一束鮮花，意在表達一箇中國人對他們無言的感激。我知道我們之間橫亙著將近一個世紀的紛亂歷史，紛亂得實在讓人無法言說唯有長嘆，但人們畢竟可以用一束鮮花，用一瞬間會意的對視，重新開始相互的理解。
讓我們重新開始。
加藤的母親請我吃年糕，是按照外祖母的吩咐做成的，白蘿蔔和紅蘿蔔都切成了花。用中國人的標準來看，這種米粑煮蘿蔔的年飯別具一格，堪稱素雅甚至簡樸。其實日本料理雖有精緻的形式，但大多有清淡的底蘊。生魚、大醬湯、米飯糰子，即使再加上荷蘭人或葡萄牙人傳來的油炸什錦（天婦羅），也依然形不成什麼菜系，不足以滿足富豪們的饕餮味覺。這大概也就是日本菜不能像中國菜、法國菜那樣風行世界的原因。
同樣用中國人的標準來看，日本傳統的服飾也相當簡樸。在博物館裡，女人足下的木屐，不過是兩橫一豎的三塊木板，還缺乏鞋子的成熟概念。男人們身上的褲子，多是相撲選手們掛著的那種兩條相交布帶，也缺乏褲子的成熟形態。被稱作「和服」或者「吳服」的長袍，當然算是服飾經典了，但在18世紀的設計師們將其改造之前，這種長袍尚無衣釦，只能靠腰帶一束而就，多少有些臨時和草率的意味。
日本傳統的家居陳設仍然簡樸。法國曆史學家費爾南·布羅代爾曾指出，傢俱的高位化/低位化是文明成熟與否的標誌，這一標準使榻榻米只能低就，無法與中國民間多見的太師椅、八仙桌、龍鳳雕床比肩。也許是空間窄逼的原因，日本傳統民宅裡似乎不可能陳設太多的傢俱，人們習慣於席地而坐，席地而臥，習慣於四壁之內空空如也。門窗棟樑也多為木質原色，透出一種似有似無的山林清香，少見花哨富麗的油漆覆蓋。
我們還可以談到簡樸的神教，簡樸的歌舞伎，簡樸的宮廷儀軌，簡樸得充滿泥土氣息的各種日本姓氏……由此不難理解，在日本大阪泉北丘陵一次史無前例的大規模遺址發掘中，覆蓋數平方公里的搜尋，只發現了一些相當原始的石器和陶器，未能找到任何有藝術色彩的加工品，或稍稍精巧一些的器具。對比義大利的龐貝遺址，對比中國的漢墓、秦俑以及殷墟，一片白茫茫的乾淨大地不能不讓人掃興和心驚。正是在這裡，一個多次往地下偷偷埋設假文物的日本教授最近被揭露，成為轟動媒體的奇聞。其實，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位考古學家也許是對日本的過去於心不甘，荒唐中雜有一種殊可理解的隱痛。
從西漢雄鍾巨鼎旁走來的中國人，從盛唐金宮玉殿下走來的中國人，從南宋畫舫笙歌花影粉霧中走來的中國人，遙望九州島往日的簡樸歲月，難免有一種面對化外之地的不以為意。這當然是一種輕薄。成熟常常通向腐爛，歷史的辯證法就是如此。在人類漫長的歷史上，山姆挫敗英倫，蠻族征服羅馬，滿人亡了大明，都是所謂成熟不敵粗糲和中心不敵邊緣的例證。在這裡，我不知道是日本的清苦逼出了日本的崛起，還是日本的崛起反過來要求國民們節衣縮食習慣清苦。但日本在20世紀成為全球經濟巨人之一，原因方方面面，我們面前一件件器物或能提供部分可供偵破的密碼。這樣一個島國，確實沒有過大唐的繁榮乃至奢靡，古代的日本很可能清貧乃至清苦。但苦能生忍耐之力，苦能生奮發之志，苦能生尚智勤學之風，苦能生守紀抱團之習，大和民族在世界東方最先強大起來，最先交出了亞洲人跨入工業化的高分答卷，如果不是發端於一個粗糲的、邊緣的、清苦的過去，倒可能成為一件不合常理的事。
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內有糧荒，外有敵患，但教育法規已嚴厲推行：孩子不讀書，父母必須入獄服刑。如此嚴刑峻法顯然透出了一個民族臥薪嚐膽的決絕之心。直到今天，日本這一教育神聖的傳統仍在慣性延續，體現為對教育的鉅額投入，教師們的優厚待遇，每位讀書人的浩繁藏書，還有全社會不分男女老幼的讀書風尚：一天上下班坐車時間內讀完一本書司空見慣，一個少女用七八個進修專案把自己的休息時間全部填滿純屬正常，一個退休者不花點錢去學點什麼，可能就會被鄰人和友人側目──即便這種學習有時既無明確目的，也派不上什麼用場。日本人似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危機感，恨不得把一分鐘掰成兩分鐘過，恨不得把全世界的知識一股腦學完，永遠不落人後。
這種日本的清苦成就了一個武士傳統。「士農工商」，日本的「士」為武士而非文士，奉行王道而非儒學，與中國的文儒路線迥然有別。日本的武士集團擁天皇以除（德川）幕府，成功實現明治維新，一直是舉足輕重的政治力量，並且主導著武士道的精神文化，包括在尊王攘夷的前提下，吸收「漢才」以及「（荷）蘭學」（即當時的西學），在很多人眼裡幾乎就是大和魂的象徵。這個傳統幾乎不可避免地導致了日本現代的軍人政治和軍國主義，導致了「神風敢死隊」之類重死輕生的戰爭瘋狂行為，直到二戰結束，才在「和平憲法」下被迫退出歷史舞臺。然而這一傳統的影響源遠流長，在後來的日子裡，修憲強軍的暗潮起伏不止，無論是極左派還是極右派，丟炸彈、搞暗殺的恐怖行為也層出不窮，連著名作家三島由紀夫也在和平的70年代初切腹自裁，採取了當年日軍官兵常見的參政方式。他們的政治立場可以不同，但共同的激烈和急迫，共同的爭強好鬥、勇武剛毅甚至冷酷無情，都顯現出武士傳統的一線遺脈。
日本的清苦還成就了一個職人傳統。職人就是工匠。君子不器，重道輕術，這些中國儒生的飽暖之議在日本影響甚微。基於生存的實用需求，日本的各業職人一直廣受尊重，在江戶時代已成為社會的活躍細胞和堅實基礎。行規嚴密，品牌穩定，師承有緒，職責分明，立德敬業，學深藝精，使各種手工業作坊逐漸形成規模，一旦嫁接西方的貿易和技術，立刻順理成章地蛹化為成批的工程師和產業技工，一直延伸到日本60年代後的經濟起飛。直到今天，日本企業的終身制和家族氛圍，日本企業的森嚴等級和人脈網路，還有日本座座高樓中員工們在下班後習慣性義務加班的燈火通明，都留下了封建行幫時代職人的遺蹟。日本不一定被人視為世界上的思想文化大國，但它完全具有成為技術強國的傳統依託和習俗資源。造出比法國埃菲爾鐵塔更高的鐵塔，造出比美國通用汽車更好的汽車，造出當今世界首屈一指的新幹線、機器人、高畫質電視等，對於職人的後代來說，大概都無足稱奇。從這個角度說，與其說資本主義給日本換了血，不如說日本的人文土壤，使資本主義工業化得以紮根，且發生了變異性的開花結果。
有趣的比較是：中國自古以來沒有武士傳統，卻有龐大的儒生階層；缺少職人傳統，卻有浩如海洋的小農大眾。因此，中國歷史上少見武士化的職人和職人化的武士，日本歷史上也少見儒生化的農民和農民化的儒生。儒生+農民的革命，武士+職人的維新—也許，撇開其他條件不說，撇開外來的意識形態影響不說，光是這兩條，就足以使兩國的現代形態生出大差別。與其說這種差別是政治角力的結果，不如說這種差別更像是受到了傳統勢能的暗中制約，受到地理、人口、發展機遇、人文傳統等一系列因素的綜合作用。
事情似乎是這樣，種子在土地裡而不能在石塊上發芽，在不同土壤裡也不可能得到同樣的收成。人們在差不多一個世紀以來的制度崇拜，包括有關姓「社」還是姓「資」的簡單化糾纏，常常遮蔽了所謂制度後面更多隱形的歷史因緣。
整個90年代，日本的經濟在徘徊蕭條中度過，讓很多中國人也困惑不已。想一想，是不是日本武士和職人的兩大傳統在百年之間已能量耗盡？或者說，是不是這些文化能量已經不再夠用？
情況在變化。科學正在被自己孕育出來的拜物教所畸變，民主正在被自己催養出來的個人主義所腐蝕，市場正在被自己呼喚出來的消費主義巨魔所動搖和殘害。情況還在繼續變化，包括綠色食品的原始和電子網路的銳進並行不悖，全球化和民族主義交織如麻。進入一個技術、文化、政治、社會都在深刻變化和重組的新世紀，日本是不是需要新的人文動力？比方說，是不是需要在武士的激烈急迫之外多一點從容和持守？是不是需要在職人的精密勤勉之外多一點想象和玄思？
還比方說，日本是不是需要在追逐「先進」文明的狂跑中冷靜片刻，重新確定一下自己真正應該去而且可能去的目標？
五
加藤說，東京各路地鐵每天早上萬頭攢動，很多車站不得不僱一些大漢把乘客往車門裡硬塞，使每個車廂都像沙丁魚罐頭一樣擠得密不透風，西裝革履的上班族鼻子對鼻子，幾乎都被壓成了人幹。但無論怎樣擠，密密人海居然可以一聲不響，靜得連繡花針落地好像都能聽見，完全是一支令行禁止的經濟十字軍。這就是日本。
我說，中國各個城市每天早上是老人的世界，扭大秧歌的，唱京戲的，跳國標舞的，打太極拳的，下棋打牌的，無所不有。這些自娛自樂的活動均無商業化收費，更不產生什麼gdp，但讓很多老人活得舒筋活絡，心安體泰，鶴髮童顏。當年繁華金陵或者喧鬧長安，市民們的盡興逍遙想必也不過如此。這就是中國。
加藤說，很多日本人自我壓抑，妻子不敢冒犯丈夫，學生不敢頂撞老師，下屬更不敢違抗上司，委屈和煩惱只能自己一個人吞嚥。因此日本的男人愛喝酒，有時下班後要坐幾個酒店喝幾種酒，喝得領帶倒掛，眼斜嘴歪，胡言亂語，完全是一種不可少的發洩。提供更多解悶的商業服務也就出現了，你出錢就可以去砸東西，出錢就可以去罵人，客人一定可以在那裡購得短時的尊嚴和痛快。這就是日本。
我說，很多中國人處世圓滑，毫無原則但也不拘教條，包括日本軍隊侵華時，中國偽軍數量之多和易幟之快一定創世界之最。這些偽軍中當然有附強欺弱的人渣，但也有不少人不過是脆卵避石，屈辱降敵並不妨礙他們後來明從暗拒陽奉陰違，甚至給日軍使陰招下絆子，私通八路見機舉義，直到最後投靠安全和實惠的真理。這些人似有多重人格，當不成烈士卻也不一定全無心肝。他們到底是見風使舵投機自保，還是借力用力以柔克剛？連他們自己也不一定能明白。這也是中國。
加藤還說了很多。他說到加藤家先人是德川幕府的重臣，因而是明治維新中的反動派；說到東京停用廉價汽油，名為加強環保實則是欺壓窮人；還說到最近東大學生髮明瞭一種軟體，可把任何文章都轉換成校長大人可笑的文體……說得我不免大笑。
但他和我都知道，無論怎樣說下去，我們都是瞎子摸象，無法把中國或者日本完全說清楚。
加藤還是操一口純正的京片子。他帶我去參觀東京博物館。我們在這裡遇到一群日本少男少女，像中國的很多同輩人一樣，他們中也有好些人把頭髮染成黃色，以宣示新人類或新新人類離經叛道的美學，更宣示他們對歐美文明的嚮往。有意思的是，就是跟著這些嚮往，跟著這些化學工業造就的黃頭髮，我們走到博物館最後一個展區，突然看到美軍飛機在二戰後期對東京等日本城市的轟炸。這裡沒有解說員，簡略的幾張圖片下也沒有詳盡的說明文字。博物館似乎對那一段歷史既無法迴避，又須儘量保持沉默，對當年十幾個城市的遍地廢墟閃爍其詞──美國畢竟是當今日本最重要的盟國。但館內揚聲器裡，持續不斷地傳出當年的實況錄音，有警報的尖嘯，有戰機的俯衝和射擊，有炸彈的爆炸，隱約可聞樓房坍塌和日語形成的哭喊，然後又是連綿不絕的嘈雜音響。
這種令人驚悚的錄音在這裡已經迴響了多年，看來還將永遠地在東京這一角飛繞盤旋下去，成為很多日本人偷偷咽入內心的永恆悽泣。
我不知道設計者當時為什麼安排了這樣一個錄音館。設計者是要讓人們記住什麼？而眼前這些黃髮少年，對這種地獄聲效又有何感受？
我們就要分手了。
我對青年加藤說，海南三亞也有穆斯林居住，歡迎他以後來海南做調查研究。我希望他能在海南或別的地方留下加藤家第三代人的中國故事。來日方長，這個故事才剛剛開始。
2001年2月
最初發表於2001年《天涯》雜誌，已譯成日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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