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個跨國流動的族群，幽靈般在歐洲各地出沒。英國人稱之為吉卜賽人，俄羅斯人稱之為茨岡人，西班牙人稱之為弗拉明戈人，法國人則稱之為波希米亞人……他們的深膚色和大眼睛，他們在流浪旅途上的吉他、歌舞、水晶球、大篷車、猴子或小黑熊，形成了到處流淌的悲情與浪漫。
他們把自己稱為羅姆（rom），即吉卜賽語言中的「人」。
法國人眼中的這些波希米亞，像喬治·比才歌劇《卡門》中的女主角，普希金長詩《茨岡》中的草原人，當然是來自以前的波希米亞王國，即大致重合當今捷克的地塊。其實，最早的吉卜賽人據說來自波斯、印度—布拉格大學的w教授告訴我，只是波希米亞國王曾對這些流浪者給予庇護收留，簽發旅行關防文書，因此給了他們又一個故鄉。
曾與捷克合為一國的斯洛伐克，至今保持了全球最高的羅姆人比例，但數百萬波希米亞先民畢竟早已流散四面八方，把故地讓給了更多白種人。他們為什麼要走？為什麼總是以路為家走向地平線？也許，作為他們最後的故鄉，中歐平原這一地區缺少足夠的糧食。這裡一馬平川，綠蔭滿目，風景優美，卻沒有春夏季風這一重要條件，沒有生成澱粉和發達農業所必需的「雨熱同季」，因此只能靠放牧、採獵維持較低的人口保有率。也許，中歐平原這一地區也缺少高山、大河、沙漠、海峽等天然的軍事屏障。在一個冷兵器時代，一個幾乎全靠人肉方陣相互銑削以決定勝負的時代，遼闊的波希米亞夾在西歐、斯拉夫、奧斯曼幾大板塊之間，任列強的戰車來回碾壓，太像一片天然的角鬥場，一項大量刪削人口的除數，很多弱勢者只好一走了之。
有意思的是，這些卑微的流浪者似乎一直在承傳歐洲藝術之魂，以至bohemian，一般譯為「波希米亞」，既有早期的人種意義，也有後期的地域意義，至今仍是自由、熱烈、另類、性感、優雅、頹廢的集大成符號，一種生活時尚的多彩密碼。
吉他、塗鴉、梵香、石木手鍊、周遊世界的冒險，似乎總是釋放出民間的神秘野性。流蘇、褶皺、大擺裙、大理石花紋的重色調，包括深藍、深黑、大紅、大綠、橘紅、玫瑰紅以及「玫瑰灰」，則透出中世紀的晦澀，蓄聚了歲月的大起大落與層層疊疊。這種藝術情調是歐洲最柔軟的一塊。連傲慢的現代資本在這裡也很大程度上喪失了美學抵抗力。bobo（布波族）流行全球，作為流行文化的小資版，在很多人心目中竟形成了波希米亞（b）+布林喬亞（b）的最佳組合。所謂嬉皮與雅皮相容，自由與財富兩全，像資本家一樣有錢，又像藝術家一樣有閒、有品位、有率性自由—已成小清新、小確幸們最大夢想的調色盤。據說一個標準bobo的形象就是這樣：既有蓬亂的頭髮又有無比講究的內褲，既有天價皮質上衣又有超便宜的牛仔褲，既有後現代的極簡主義全套傢俱又有老掉牙的裸鐵風扇和青瓷大碗，既有出入名流會所的臉面又能接受大麻……熱情萬丈地做一把公益事業也時有可能。他們是一些奢華的另類，高貴的叛徒，滿嘴文藝腔的當代英雄，反抗主流卻早已暗中領導主流。
波希米亞終於從街頭巷尾進入了沙龍和時尚雜誌封面。
但他們離羅姆人的出發地已有多遠？
二
當年弗蘭茲·卡夫卡也許就是這樣走出了查理大學，斜插過小樹林，經過那家印度人的餐館，下行約兩百步，再經過那個德國人的鐘錶店，進入瓦茨拉夫廣場。在街口拐角處，他照例看見了操弄手搖風琴的賣糖老漢。
他也許繼續沿著碎石鋪就的老街向前，在一盞盞煤氣街燈下走過，嗅到了那家土耳其店鋪裡咖啡和甜圈餅的熟悉氣味，然後遠遠看見了市政廳大樓高高的尖頂，還有旁邊的伯利恆教堂。他照例捂嘴咳嗽了，咳到自己幾乎頭痛欲裂的時候，聽到了鐘樓上自鳴鐘應時的當當敲響。
一輛馬車搖搖晃晃竄下來，濺起街面積水並驚飛幾隻鴿子，引來某個臨街陽臺上的狗吠。他幾乎繞過了老城廣場。就在廣場那邊，赫然聳立的市政廳大樓上，人們再熟悉不過的四個人物塑像，分別象徵這片土地上四類群體：「慾望」「虛榮」「死亡」「貪婪」，其中最不堪的「貪婪」當然派給了猶太人—卡夫卡恰恰就是這樣一個猶太崽，在這些街巷蛇行鼠竄，是這個廣場上受到羞辱和指控的一個陰暗靈魂。
布拉格一片紅瓦黃牆，群樓薈萃，千塔競立，集眾多教堂、城堡、宮殿、劇院、碑塔、雕繪老橋於伏爾塔瓦河兩岸，任羅馬式、哥特式、文藝復興式、巴洛克式、洛可可式、新古典主義、新藝術運動等各種建築風格爭奇鬥豔百花齊放，完全是一個巨大的歷史博物館，一個晚霞下的金色童話。它曾被無數參訪者譽為歐洲最美麗的城市之一，歐洲文化的聚寶盆之一。然而奇怪的是，卡夫卡在這個童話裡活得並不安寧—我已在這裡至少參觀了他五六個舊居，都是隱在窄街小巷裡的那種，採光明顯不足的那種。我驚訝他的青春如此破碎，把一個窩不斷地搬來搬去，東躲西藏似的，驚弓之鳥似的。是要躲避父親、躲避某個女人，還是躲避市政廳大樓上那種日日示眾的指控？
他是一個富商的兒子，卻曾蝸居於黃金小巷，其實是各類雜役混居的連排宿舍，低門矮窗，狹小如穴，並在破房子裡寫出著名的《鄉村醫生》。這後面的苦澀隱情不能不讓人猜想。他曾給父親寫過一封多達百多頁的長信，但始終沒有將信發出，直到自己死後才被人發現。這後面的故事也想必讓人唏噓和心酸。不管怎麼樣，種種跡象表明，他活得越來越靦腆、沉默、孤獨、脆弱、驚慌、神經質，在照片上的表情如同死囚。
他在美麗的布拉格不過是一個影子，一種破碎而凌亂的若有若無，以至全世界轟然震撼的那一天，他寫下一篇著名的日記，只有一句話：德國對俄國宣戰了，下午去游泳。
這是1914年8月2日。德國此前一天向俄國宣戰，以配合奧匈帝國向塞爾維亞的進攻，標誌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這場大戰最終席捲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導致一千萬人喪生，三千萬人傷殘，並大大改寫了歐洲地圖。中歐最輝煌的時代由此一去不返—這是指繼神聖羅馬帝國坍塌之後，哈布斯堡王朝覆滅之後，短暫的奧匈帝國也再遭肢解。作為滿地碎片之一，波希米亞從此走上孤弱之旅。
很難想象，面對這樣一場歷史風暴，故國家園大難臨頭之際，卡夫卡仍然冷漠如冰人，只是提上泳鏡和泳褲走向河岸。他是不是太冷血了？是不是太缺乏社會熱情和公共知識分子的責任感？不過，一個猶太少年蝸居在雜役們的破房子裡，連自己的父親也溝通不了，連自己的婚姻也屢屢失敗，又拿什麼去撼動國家戰爭機器分毫？特別是身處中歐這地方，無論是德意志那樣的西方強鄰，還是俄羅斯那樣的東方大國，都無不洶湧著對猶太人的敵意，無不出現排猶、仇猶的暗潮。他這隻小螞蟻又能做些什麼？滿眼望去的基督徒們幾乎都相信是猶太人出賣和殺害了耶穌，都相信猶太人應對歐洲的黑死病承擔罪責，更相信猶太人正在以「貪婪」吸走眾生之血，這種惡感每天就昭示於市政廳那座大樓。那麼德國戰勝俄國，或俄國戰勝德國，對於他來說有什麼太大的區別？中歐最常見的雙頭鷹旗徽，不管西望還是東望，又能望來一些什麼？
這個影子選擇游泳，選擇個人主義，顯然不那麼令人費解。
正是從這裡開始，卡夫卡成為文學史的一個重要節點。他以《判決》《審判》《城堡》《洞穴》等作品，與愛爾蘭的詹姆斯•喬伊斯、法國的普魯斯特一道，後來成為現代主義文學的鼻祖和圖騰，開啟了以自我和感覺為核心的20世紀美學大潮，孕育了日後遍及全球的文藝青年。
他生長於歐洲的「渡口」（布拉格一詞的原義），也許並非巧合。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其水泱泱，其天茫茫—就像大批波希米亞人從這個渡口開始流落他鄉，卡夫卡不過是沿著筆頭裡涓涓不絕的藍墨水，從這裡開始逃亡於內心自我。
三
個人主義美學的故鄉，承受了20世紀太多的災難，上演了一齣出現代史上驚心動魄的逆轉大戲。
1938年10月5日，阿道夫·希特勒指揮下的德國軍隊戰車隆隆，塵土蔽天，閃電式地成扇形突破邊境線，一舉佔領蘇臺德地區，踹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序幕。德國人來了！德國人來了！……人們望風而逃。可為什麼是德國？德國不正是中歐居民多年來一直嚮往的福地嗎？不正是新教活躍的解放區，而且是本地同道慘遭天主教鎮壓之後的投奔之地嗎？不正是現代大牌科學家、哲學家、音樂家們扎堆式井噴，而且是中歐少年爭相前往求學的希望之地嗎？不正是新式工業產品層出不窮絢麗奪目，以至商人、技工、企業家們津津樂道的模範之地嗎？連卡夫卡也在學習德語，準備前往德國深造或就業。沒料到經濟危機一來，「老師」便翻然變臉。自1937年德、意、日三國最終結成法西斯同盟，走完《反共產國際協定》簽署的最後一步，同盟最優先做的事，就是在慕尼黑會議上逼英、法兩國妥協，切下蘇臺德這一塊肥肉。
這一地區有大量德語人口，小說家赫拉巴爾的《我曾經侍候過英國國王》，也描述過德裔孩子如何被其他族裔孩子侵凌的故事。歷史總是複雜的。英、法等聽任這一變局發生，聽任波希米亞流血和呻吟，也不一定沒有他們的難處。但強權的邏輯一旦確立，戰爭機器一旦咆哮，任何形態的文明社會也不會比原始部落更少一些殘忍。
受害的首先是弱勢一方。德軍即便把這裡當作滿洲國式的「被保護國」，也開始把大批猶太人、反抗嫌疑者投入集中營和刑場，僅在布拉格西郊一個村子就殺光199名男人，差一點殺光全部孩子（僅有8個年齡最小的被領養）—後來由國際社會設定的六一國際兒童節，就是為了紀念這一驚天慘劇。
其實，受害的最終也少不了強勢一方。就在這個蘇臺德，數年後因納粹德國戰敗，竟有223萬德語居民被新政府驅逐出境，其財產全部被沒收充公—只要比較一下中國建三峽水庫，耗時多年，耗資千億，廣泛動員19個省的物力，也只安排了水庫移民150萬—就不難明白遠超此數的德語難民是個什麼概念。他們淨身出戶，哭號於途，一時間死傷萬千，並且從此淪為一塊記憶空白，斷不會有什麼國際節日以為撫慰。
混亂的劇情還在繼續。1968年8月20日晚，布拉格機場同意一架蘇聯民航客機因「機械事故」臨時迫降，不料客機一降落，衝出機艙的卻是數十名蘇軍特種兵，直撲指揮塔臺和其他制高點。幾分鐘後，一個滿員空降師乘三十多架運輸機，在戰鬥機和轟炸機掩護下，以每分鐘一架的節奏空降布拉格。由蘇、匈、保、東德近三十個師組成的華約地面部隊，分四個方向越過邊界，合圍捷軍營地，逮捕執政黨領袖杜布切克。一夜之間天翻地覆，讓國民們再一次震驚得目瞪口呆。這些蘇聯佬來幹什麼？他們的坦克憑什麼黑煙滾滾，竟在瓦茨拉夫廣場和查理廣場橫衝直撞？如果說當年德軍入侵，還依仗著西方科學、工業、學術和文化的驕人氣焰，那麼蘇聯佬呢，那些愣頭愣腦的大頭兵，太像頓河流域的牧民和西伯利亞的農夫，一群無知的鄉巴佬，是來賣土豆還是來看馬戲的？
誠然，蘇聯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窮棒子的政權，並從納粹手裡解救過半個歐洲；蘇聯把人造衛星最早送上太空，讓美國也不能不忌憚幾分；是蘇聯的經驗讓中、東歐這些紅色友邦也普遍建立了國營工廠、廉租國民公寓、少年宮和工人俱樂部、福利性的醫療、教育、供暖、供水、供電系統，以至早期的小說家米蘭·昆德拉同志也像很多青年一樣，曾熱情謳歌紅色的新生活。但在一些自視高雅的歐洲精英看來，社會主義的鄉巴佬終究魅力不夠，一旦耀武揚威就更讓人沒法忍。正像昆德拉後來在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描述的，人們對入侵者的反抗成了一幕「狂歡的節日」。這就是說，他們並未動刀動槍，甚至主要不是去怒斥，倒是圍繞坦克起鬨，吹口哨，大跳華爾茲，大跳踢踏舞，朗誦歌德或荷爾德林的詩篇，用擴音器播放德弗札克和莫札特的名曲。漂亮的姑娘們還爬上坦克，不由分說地摟住兵哥哥照相，向兵哥哥獻花和獻吻……整得對方面紅耳赤不知所措。
與其說這是反抗，不如說更像戲弄，像取笑，像一種居高臨下的文化蹂躪。事實上，英語slave（奴隸）一詞源於中世紀拉丁語sclavus（斯拉夫人），是一個卑賤民族的語言胎記。特別是那些更低下一等的東斯拉夫人，叫喊「烏拉」一類蒙古語，當然更像是來自蒙古（或稱亞細亞）的野蠻物種，要贏得中歐、西歐的尊重並不容易—這是20世紀意識形態冷戰所掩蓋的另一個劇本。相比之下，雖然布拉格也有不少斯拉夫裔，但千百年下來，它畢竟一度是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宮所在地，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工業心臟和天主教重鎮，其繁榮程度曾遠超巴黎和倫敦，在文明等級的排序下一直深藏著強烈的歷史記憶和內心自尊。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作為政治衝突、經濟落差、文化異質等諸多矛盾總爆發的一個剖面，「布拉格之春」在很多人眼裡不過是一種文化迴歸事件，一種身份甦醒事件，是遲早都要到來的又一次歐洲史斷裂。
類似情況也發生在此前的匈牙利。
可惜的是，文化蹂躪並不能驅退鄉巴佬的坦克。布拉格這一次照例表現了抗議、不合作、沉默與冷目、地下電臺輿論戰，但除了查理大學一個學生企圖自焚抗議，辱國現實似乎並未得到多少物理性的改變。這種情況竟一直持續到二十多年後蘇聯自行解體，多少有些沉悶。人們如果稍微把目光移開一下，在同一個歷史時期，同是被蘇軍侵佔的阿富汗，既沒多少科學也沒多少工業的一個亞洲小國，卻能堅持長達七年的游擊戰，僅憑藉他們的頭巾、赤腳、饢餅、肩扛火箭筒以及一冊《古蘭經》，就打得外來的現代化強大軍隊灰頭土臉，到處丟盔棄甲，最終被迫簽約撤軍而去—與之相比的布拉格，是否少了點什麼？你們的團結呢？你們的獨立、勇敢以及頑強呢？
時值「布拉格之春」48週年紀念日，我在瓦茨拉夫廣場觀看慶典，也只看到一些二流搖滾歌手，在舞臺折騰出一些誇張姿態，唱出一些虛頭巴腦的愛呀愁呀明天呀，贏得臺下稀稀拉拉的掌聲。背景上再現的黑白老照片，當年的坦克和旗幟，在又一輪洛可可化的歷史緬懷之下顯得過於陌生，有點不搭調。
不難理解，昆德拉當年就對這個民族表達過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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