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8年，捷克的各階層敢作敢為，把兩名奧皇欽差從布拉格城堡的窗子裡扔了出去，發洩他們對維也納君主統治的怒火。他們的挑釁引起了三十年戰爭，幾乎導致整個捷克民族毀滅。捷克人應該表現比勇氣更大的謹慎嗎？回答也許顯得很簡單：不。
320年過去了，1938年的慕尼黑會議之後，全世界決定把捷克的國土犧牲給希特勒。捷克人應該努力奮起與比他們強大八倍的力量抗衡嗎？與1618年相對照，他們選擇了謹慎。但他們的投降條約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繼而喪失自己的民族自主權幾十年，甚至長達幾百年之久。
他們應該選擇比謹慎更多的勇氣嗎？他們應該怎麼辦呢？
如果捷克的歷史能夠重演，我們當然應該精心試驗每一次的其他可能性，比較其結果。沒有這樣的試驗，所有這一類的考慮都只是一種假定性遊戲。
einmalistkeinmal。只發生一次的事，就是壓根兒沒有發生過的事。捷克人的歷史不會重演了，歐洲的歷史也不會重演了。捷克人和歐洲的歷史的兩張草圖，來自命中註定無法有經驗的人類的筆下。歷史和個人生命一樣，輕得不能承受，輕若鴻毛，輕如塵埃，捲入了太空，它是明天不復存在的任何東西。
昆德拉就是在蘇聯坦克前想起這些的。
四
美國史學家盧卡克斯（johnlukacs）回望20世紀，稱「這是一個短暫的世紀。它從1914年到1989年，僅持續了75年。」
作者劃定這個七十五年，顯然是要凸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和1989年（柏林牆倒塌）這兩個時間節點。前一個節點意味著，資本主義在前半個世紀遭遇重挫，包括兩次世界大戰以來法西斯主義土崩瓦解，殖民主義地盤喪失殆盡；後一個節點則意味著，社會主義在後半個世紀也遭遇重挫，包括蘇聯解體和整個東歐紅色版圖的全面易幟—那一段真是戲劇性的一日一變啊。記得法國電視臺的主持人每播完一條東歐國家的新聞，總是忍不住補上一句：「各位觀眾，還沒有中國的訊息。」
他似乎覺得，中國的訊息近在咫尺，就可能在下一秒。
一前一後，風水輪流轉。作為兩次大規模的現代制度探索，兩種苦澀的歷史教訓，二者構成了人類20世紀的主要遺產。不無巧合的是，這兩次大震盪都曾以捷克為最初震源之一。捷克總是成為神奇的歷史起點。
只是這一震源區，各方應力反覆交集之地，倒是一直顯得平靜，顯得溫和與柔軟。似乎很多當事人已習慣了忍受多於抗爭，散弱多於團結，犬儒多於鐵血，因此既沒有多少行動也沒有太多思想，很容易被史學家們的目光跳過去。
他們的前人可不像是這樣的。布拉格廣場上矗立著胡斯的雕像—那位布拉格大學的老校長，比馬丁·路德更早的宗教改革家，年僅四十五歲被腐敗天主教會處以火刑的新教先烈，一直在登高回望，思接雲天，斗篷呼嘯而去，其悲愴的目光觸撫人間，構成了英雄主義一大豐碑。他眼中的疑惑似乎是：你們波希米亞的血性、能量、歷史主動性如今安在？
也許，很多當事人都像卡夫卡那樣，轉過背「游泳」去了，亦如昆德拉後來一本書名所宣示的，「慶祝無意義」去了。
一種邏輯關係在這裡也令人疑惑：
在這裡，是太多歷史災難催生了個人主義？
還是太多個人主義反過來誘發了歷史災難？
與19世紀的文化潮流相比，20世紀顯然出現了更多退場者，更多「游泳」者，即去政治化、去社會化的孤獨靈魂。不論是陰鬱的卡夫卡，還是奢華和逍遙的「布波」一族，20世紀的「文青」們更多一些頹廢和虛無的精神底色。這些人避開了各種宏大敘事的專斷與胡誇，常在文學藝術這一類個人化事業上別有活力，心細如絲，異想天開，獨行天下，包括在捷克這一彈丸之地形成矚目的文化高地。哈謝克、卡夫卡、赫拉巴爾、伊凡·克里瑪、昆德拉、哈維爾……光是享有廣泛國際聲譽的文學家，在這裡就能數出一大串，遠非眾多其他國度能比。
但這一衝擊波也留下了大片的精神廢墟。事情似乎是這樣：只要往前多走半步，心細如絲就是過敏症，異想天開就是幻想症，獨行天下就是自閉症……而這正是當代很多「文青」常見的人格特點，是大批高等院校正在輸出的才子形象，也差不多是費爾南多·佩索阿在《惶然錄》中說的：「在今天，正確的生活和成功，是爭得一個人進入瘋人院所需要的同等資格：不道德、輕度狂躁以及思考的無能。」
於是，「國家不幸詩家幸」，歷史的悖論再次讓人吃驚，一塊文化高地放在另一個座標系裡，就可能是一片隨風飄蕩的落葉，一種無奈的國運滑落，在經濟、政治、科學技術等方面的能見度越來越低。捷克幾乎就是這樣。它不僅與斯洛伐克分拆，再遭一次沉重的破碎；連捷克人一直引以為傲的斯柯達汽車，民族工業最亮麗的百年名片，整個國民經濟的支柱，也於1991年落於德國大眾公司之手。
斯柯達易主之日，很多布拉格工人和市民潸然淚下，很多司機在街頭一齊鳴笛，發出他們民族品牌的最後一聲傾訴。時任國家總統的文學家哈維爾，倒是在與大眾公司總裁大談「全球化」的美好前景，正如他後來確信「民族國家的消亡」，宣稱「民族主義是一面最危險的旗幟」。
也許他對國民們的安撫並非完全無據。特別是在中歐平原這裡，國家邊界總是多變，所謂民族從來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歐地區最常見的雙頭鷹旗徽，意味著這裡與東、西兩端根脈相連，在歷史上既傾心西方也屬意東方。當年哈布斯堡王朝女皇瑪麗婭·特蕾西婭說「讓別人去打仗，我們結婚吧」。她把十幾個女兒分別嫁往歐洲各國王室，想必就有一種到處結親戚的跨國主義願景，想把整個歐洲過成一家人。
呵呵，那個「歐洲的丈母孃」尚有如此情懷，哈維爾為什麼就不能做一個新時代的對外團結大叔？
哈維爾大叔受到了西方的讚許。2003年捷克派出80名軍事警察參加伊拉克戰爭，比德、法的拒戰態度更讓美國歡心，被美國國防部長譽之以「新歐洲」。可惜的是，美國所主導的全球化並不總是一個浪漫故事。也就是一二十年後，令眾多精英才子目瞪口呆的是，英國冷冷地宣佈「脫歐」，美國特朗普上臺強悍地宣稱「美國優先」，世界各地突然間政治強人競出，重新繃緊國家利益的神經。如此看來，哈維爾當年的一廂情願還是有點文藝腔了。或者說，知識界主流力圖給20世紀一個抒情化的結局，還是過於簡單和天真。
人們該繼續「慶祝無意義」嗎？
該繼續「游泳」去嗎？
當然可以。
但短暫20世紀（僅75年）之後的世界，一頭是消費主義的物質化壓迫日益加劇，另一頭是極端化的宗教、邪教力量大舉回潮，無不以原子化的個人主義為心理基因。個人主義也是容易上癮的，甚至是權力、資本、宗教上癮的新一代隱形根源。個人主義不論是撲向「物化」，還是遁入「神學」，都像是福柯（michelfoucault）意義上的「人之死」。世界衛生組織不久前宣佈憂鬱症發病率約為11%，預計到2020年可能將成為僅次於心臟病的人類第二大疾患，其中2005—2015年十年間的患者數猛增18.4%，每年造成高達100萬患者的自殺，其相當多數更像是一種極端個人主義的生物/化學反應。在這些自殺者的個人資料裡，我們經常看到滿是文藝腔的逃避心態和厭世言語。
這也許不是一種巧合。
查理大橋是布拉格最為輝煌的一個建築經典，苔蘚年深月久，雕像琳琅滿目，是外國遊客日日川流不息之處。乞丐和賣藝者也就盯住了這裡。衣衫襤褸的畫家、樂手、民俗藝人大多出手不凡。特別是男女提琴手一聽就是專業水準，琴弓之穩，指位之準，情緒之細膩和精微，讓不少遊客如聞天籟驚訝不已—到底是歐洲！到底是波希米亞啊！他們紛紛朝地上的帽子裡扔下三兩個硬幣。
可美麗的波希米亞是不該用硬幣打發的。不是嗎？
我沒有投下硬幣，只是在人流中匆匆而過。我情願被他們看成是一個吝嗇的亞洲佬，一個對藝術無動於衷的野漢子。
2017年2月
*最初發表於2017年《鐘山》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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