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的尷尬
飛行三個半小時，轉機等候四小時；
再飛行十四小時，轉機等候五小時；
再飛行九小時……差不多昏天黑地兩晝夜後，飛機前面才是遙遙在望的安第斯山脈西麓，被人稱為「世界盡頭」的遠方。
隨著一次次轉機，乘客裡中國人的面孔漸少，然後日本人和韓國人也消失了，甚至連說英語的男女也不多見，耳邊全是嘰嘰喳喳的異聲，大概是西班牙語或印第安土語，一種深不見底的陌生。但旅行大體還算順利。只是不再有機場提供行李車，行李傳送帶也少得可憐，以致旅客們擁擠不堪熱汗大冒，一位機場人員還把我和妻子的護照翻來翻去，頓時換上嚴厲目光：「簽證！」
我有點奇怪，把美國簽證翻給他看，告訴他數月前貴國早已開始對這種簽證予以免籤認可。
他似乎聽不懂英語，又把護照翻了翻，將我們帶到另一房間，在電腦上噼裡啪啦查詢了一陣，沒查出下文；翻閱一堆檔案，還是沒找出下文，最後打了一個電話，這才猶猶豫豫地擺擺頭，讓我們過了。
這哥們對業務也太生疏了吧？
這幾個月裡他就沒帶腦子來上過班？
接待我們的s先生聽說這事哈哈一笑，說智利的空港管理已屬上乘，拉美式的亂勁兒應該最少。想想不久前吧，中國總理前來正式訪問，女總統親自主持的迎賓大典上也大出狀況，音響裝置播放不出國歌。有關人員急得鑽地縫的心都有。中國總理久等無奈，只好建議，不要緊，我們來唱吧。女總統於是事後向歌唱者們一再道歉和感謝：你們今天真是幫了我一個大忙啊。
這一類事見多了也就沒脾氣了。臨到開會了會議室還大門緊鎖，鑰匙也不知放在何處。好容易辦妥了留學簽證和入學手續，上課一天後卻不知去向。約會遲到不超過半小時的，已是這裡最好的客戶。領工資後第二天還能在酩酊大醉中醒來上班的，已是這裡最好的員工。你能怎麼樣？一位在墨西哥打拼多年的廣東b老闆還說，有一次，幾個有頭有臉的墨方商業夥伴很想同中國做生意，他把他們帶到廣交會，特地設一豪宴，替他們聯絡了局長、副市長什麼的，但等到最後也沒等來求見者。更氣人的是，事後問他們為何失約，為何關手機，他們在夜總會玩得正爽，笑一笑，就算是解釋了。
b老闆說，笑笑還是好的呢，不然他們會搬出九十九個理由來證明自己根本沒錯，比如中國人為什麼要做金錢的奴隸？
其實拉美人不都是這樣粗枝大葉、吊兒郎當、尋歡作樂甚至好吃懶做，不都是「信天游」「神邏輯」的主兒。但放眼全世界，連智利這樣高度歐化的國家也有盛典上的離奇尷尬，其他地方掉鏈子的還會少？
軍人政權頻現大概也就事出有因了。在過往的百年動盪裡，大凡後發展國家都掙扎於農業文明潰爛過程中的貧窮和愚昧，面對社會「一盤散沙」的難題。要聚沙成塔，要化沙為石，要獲得一種起碼的組織化和執行力，如果不依重政黨（如俄國、中國等）和宗教（如伊朗等），大概就不能不想到軍人了。當混亂與高壓的兩害相權，總得挑一個輕。當自由與溫飽無法兩全，光在理論上把它們捏攏了搓圓了，又管什麼用？軍隊是一道整齊而凌厲的色彩，具有統一建制、嚴格紀律以及強制手段，配以先進通訊工具，還有大多數領軍人的較高學歷。一旦遭遇社會危機，這道色彩便最容易在各種力量的競爭中脫穎而出，成為碎片化社會最後的應急手段。於是，城頭變幻大王旗，炮聲是最有效的發言，右翼的布蘭科（巴西）、翁加尼亞（阿根廷）、阿馬斯（瓜地馬拉）、阿爾瓦雷斯（烏拉圭）、德·弗朗西亞（巴拉圭）等，左翼或偏左翼的貝拉斯科（秘魯）、卡斯特羅（古巴）、阿本斯（瓜地馬拉）、貝隆（阿根廷）等，都是穿一身戎裝走向國家政治權力巔峰。
中國人所熟悉的切·格瓦拉，記憶中定格為頭戴貝雷帽的那位現代派耶穌，日後被流行文化不斷炒賣的那位正義男神，獻身於玻利維亞山地戰場，其實也是這眾多故事中未完成的一個。
與格瓦拉不同，智利前陸軍總司令皮諾切特得到了美國中情局的支援。他用坦克攻下了國防部，然後下令兩架英國造的「獵鷹」戰鬥機升空，至少向總統府所在的拉摩內達宮發射了十八枚導彈，一舉剿滅了民選總統阿連德—這件事曾在中國廣為人知。這一幕狂轟濫炸，我在四十多年後聶魯達博物館的小電影上才得以目睹。播映廳裡突然濃煙四起。觀眾面前的飛機俯衝尖嘯。當時頭戴鋼盔的總統拒絕投降，操一把ak-47，率幾十個官兵正在做最後抵抗，再一次留下現代騎士的悲壯身影。作為他的密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社會主義者，聶魯達卻幫不上什麼忙。他所能做的，就是坐在我眼下抵達的這個海濱別墅，這個著名的船形愛巢，在政變的十二天後鬱鬱而終。他留下了第三任漂亮的妻子和桌上大堆的革命詩和愛情詩。
有意思的是，皮諾切特以密捕和暗殺著稱，欠下了三千多（另一說是兩萬多）條人命的血債，日後受到國際社會幾乎一致的譴責。但他的經濟政策在智利一直陷入爭議。至少很多人認為，正是他治下十七年的強制改革，使自由化行之有效，贏得了經濟提速，奠定了日後繁榮的基礎—這樣說，是不是不夠「政治正確」？是不是涉嫌給惡名昭昭的軍人獨裁洗地？其實瓜地馬拉人評價他們的前總統阿本斯也是如此。儘管很多人厭惡那位左翼軍頭的土地改革、沒收買辦資產、反殖反美的外交政策，恨不能將其批倒鬥臭，但大多數還是承認，至少是私下承認，他左右政局的十年（1944—1954）算得上該國曆史上最為光輝的十年—這事又能不能說？
眼下，無論左翼右翼，將軍、校尉們的背影都逐漸遠去，太多往事成了一筆糊塗賬。很多當事人已不願向後人講述當年。何況流行的這主義那主義，已把往事越說越亂，越說越說不清了。
「誰是皮諾切特？」一對智利青年男女面面相覷，沒法回答我的問題，只能在酒吧裡繼續玩手機。
「甲級聯賽裡沒一個這樣的球星啊。」另一位睜大眼睛。
我沒法往下問。
拉摩內達宮在窗外那邊一片清冷，早已消除了牆垣上的累累彈痕，只有一群鴿子騰空而起悠悠地繞飛。
群樓的天際線那邊
飛機降落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夜幕緩緩落下了。時間還早，但這個七百萬居民的大都市已靜如死水，連中央鬧市區的街面也空空蕩蕩，除了昏昏路燈下三兩黑影閃現，大概是流浪漢或吸毒者。商家們都已關門閉戶，到處一片黑燈瞎火，連吃個三明治的地方也沒法找。我們沒備隨身食品，看來今天得苦苦地餓上一夜了。
一個特別漫長和寂靜的夜晚。
受餓的原因不難猜想。第二天一早，發現賓館大門以緊鎖為常態，保安大漢須逐一驗明客人身份才放行出入。幾乎每個小店都佈下了粗大的鋼鐵柵欄，用來隔離買賣雙方，以致走入店鋪都有一種探監的味道。陪同我們的s女士感嘆，哥倫比亞誕生了文學巨匠加西亞·馬爾克斯，卻以毒品和犯罪率聞名於世。不要說街頭搶劫，就是入室打劫，我的媽，她剛來兩個月就有幸領教過一回。
在她的指導下，我們繃緊神經，全面加強戒護，但百密難免一疏，躲過了初一沒躲過十五。到麥德林的第三天，時時緊捂的挎包還在，單反相機等也一五一十安然無恙，但就在擠上輕軌車的瞬間，導遊的手機還是不翼而飛。
他是熱心前來帶我們觀光的一位前外交官。
我們覺得很對不起他。
我們由輕軌轉乘纜車，很快就騰空而起，越過屋頂和街市，進入了麥德林樓群天際線的那一邊。恍若天塌地陷，轟的一聲，浩如煙海的棚戶區突然在眼前炸開，順著山坡呼啦啦狂瀉而下，放大成腳底下清晰可見的貧民窟，一窩又一窩，一堆又一堆，一片又一片，似乎永無盡頭。磚頭壓住的鐵皮棚蓋，偏偏欲倒的雜貨店，戲耍街頭的泥娃子，扭成亂麻的牆頭電線，三五成群的無業者，還有隨處可見的汙水和垃圾……梅斯蒂索（混血群體）的妖嬈臉型和挺拔身姿，就是高鼻、捲髮、翹臀、長腿的那種，出入這一片垃圾場，註解了歐洲血脈的另一種命運，足以讓很多中國人恍惚莫名，也驚訝不已。
據聯合國機構估計，超過1/4的拉美城市居民住在這種建築的「矮叢林」sup/sup，構成了包圍一座座城市的貧困海洋，其中以里約熱內盧和墨西哥城的巨大規模最為壯觀。照理說，巴西和墨西哥，兩個地區強國被很多拉美人一直視為「次等帝國主義」，二鬼子似的角色，夠風光的，夠牛氣的，它們尚且如此，麥德林這一角又算得了什麼？連阿根廷這個二戰結束時的世界經濟十強之一，拉美的白富美和高大帥，也野蠻地逆生長，從一個發達國家一路打拼成發展中國家，一度下探至年人均產值兩千多美元（2002年），麥德林又能怎麼樣？
顯而易見的是，失敗的農業政策丟擲了失地農民大潮，虛弱的工業體系又無法將其吸納，只能把他們冷冷地阻擋在此。各種相關的改革半途而廢。說好的「涓滴效應」並未顯靈，利潤並未自動得到擴散和分享，至少未能越過城市群樓的天際線。都市資產階級這匹小馬，「還未發育就已經衰老」（加萊亞諾語），怎麼也拉不動貧民窟郊區這輛大車。
一座摩登建築光鮮亮麗，鶴立雞群，衝著我們放大而來。導遊說，這並非本地販毒集團的善舉（這樣的善舉有過一些），而是歐洲某國援建的一個圖書館。這事當然值得鼓掌和獻花—教育扶貧不失為國際會議上的高尚話題。但圖書館情懷可感，一尊高冷的知識女神卻有點高不可攀，與四周棚戶區的生硬拼貼讓人困惑。想想吧，當西方強國數百年來強立各種城下之盟，把拉美脆弱的國家主權像鐘錶零件一樣一個個拆卸，靠一種低價購買資源/高價傾銷商品的簡單模式，包括用炮艦和奴隸制開啟這種模式，用銀行家、技術專利、跨國公司、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延續這種模式，從這裡吸走了海量的土地、黃金、白銀、礦石、蔗糖、石油、木材、咖啡之後，再戳幾個孤零零的情懷亮點，是否更像富人的道德形象工程，不過是捐贈者玩一把風度自拍？
幾個圖書館真是法力無邊，能釋放神奇的愛和知識，一舉化解掉這遍地黑壓壓髒兮兮的經濟發展廢料？
即使它們能哺育出來一些大學生，誰能保證他們不會再一次迅速流失，不過是為強國及時供應的小秘或「碼奴（程式設計師）」？
「中等收入陷阱」，就是最先用來描述拉美的流行概念。這種含糊的說法常把板子打在窮國自己身上，只說其一不說其二，似乎並未揭破事情的最大真相。很多拉美人不會忘記，獲過諾貝爾和平獎的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曾自豪地宣告「我拿到了運河」，引來美國聽眾們的如潮歡呼。這話的意思是，他成功地肢解了大哥倫比亞，實現了巴拿馬的分離，獲得了一條連線兩大洋的戰略性通道。作為對受害國的補償，美國只是支付了2500萬美元。
差不多也就是一個圖書館的價格。
西蒙·玻利瓦爾（1783—1830）被譽為「南方的華盛頓」，以一生見證了拉美的舊痛新傷，一次次資本盛宴留下的滿目蒼涼。這位被委內瑞拉、秘魯、哥倫比亞、厄瓜多、玻利維亞、巴拿馬六國所共尊的民族之父，眼下已化為廣場上神色憂鬱的雕像。他曾目睹油田和礦井積塵瀰漫，街道滿是泥濘，商店已成瓦礫，舊樓房千瘡百孔。一些失業者攜帶鋼絲鋸潛入臭水潭，把廢棄的油管或井架一節節鋸下來，當廢鐵變賣以聊補生計。一座座被掏空的礦區陸續坍塌，把美麗山峰塌得面目全非，只剩一個空架子。據說每到風雨之夜，人們就能在這裡聽到往日機器的震天轟鳴，聽到當年神父為死亡奴工們做彌撒的呼號，看到天空閃電中一張張佈滿血汙的臉。
孤獨的雕像當年還看見了復活節前的情景，原住民在遊行隊伍中演示一種奇怪儀式，一種恐怖的集體受虐狂熱。他們揹負沉重的十字架艱難前行，用鞭子猛烈抽打自己，抽得自己全身皮開肉綻，似乎在渴求死神早一點降臨。「太好了！我感到天越降越低，末日要降臨了！我信仰虔誠！我盼望接受審判！」一個印第安後裔喜極而泣地這樣呼喊。
民族之父閉上了眼睛，臨終前對一位叫烏達內塔的將軍說：
我們永遠不會幸福。
永遠不會!
似乎是印證雕像的那一預言，很多拉美人日後不幸淪為罪犯。有人說，法律在拉美「得到尊重但不必執行」。在正義和罪惡之間，一些游擊隊形象模糊，出沒于山地或叢林，用血與火發洩深仇大恨，偶爾或經常靠毒品交易支撐財務（有些政府也如此）。共產主義，自由主義，民族主義……他們旗號各別，但似乎並未把旗號真當回事，沒怎麼過腦子，無法將其落實為有效的社會建設。「大猩猩中尉」「討厭鬼」「禿鷹」「紅皮人」「吸血鬼」「黑鳥」「平川讓人恐懼」……他們的首領綽號也大多這樣，更像是出自神話、夢幻以及醉酒，有怪力亂神之風。不用說，隨著全球思潮的轉向，隨著政府軍逐漸增添了震爆彈、直升機、衛星制導技術，流寇們不大容易成氣候，有關故事正越來越少。
如果「共產主義」「自由主義」「民族主義」這些外來詞不好使，多少有點水土不服，總是用著用著就串味，那麼天主教當然是更便捷的思想資源。天主教在拉美樹大根深。1968年第二屆拉美主教會議正是在麥德林召開，其檔案中首次出現「解放」一詞，涉及和平、公平正義、貧困、發展主義等尖銳話題，形成了「解放神學」的起點，亦為三年後古鐵雷斯神父《解放神學》皇皇鉅著的先聲。這種神學強調窮人立場和社會行動，無疑是一種貧民窟的神學，宗教中最有現實關懷的一脈，最接近當代人文社會科學的一脈，其影響波及非洲和亞洲。梵蒂岡教廷後來也對其給予部分包容。
不過，政教分離的傳統畢竟在那裡，正如我在麥德林的一座教堂裡，曾聽到神父如此循循善誘：「可憐的人，親愛的兄弟姐妹，你們不要害怕自己經受那麼多痛苦。貧窮只是傷害了你們的身體，你們的靈魂卻永遠是自由的。」「有那麼一天，相信吧，你們也能飛往幸福的天堂。」顯然，這種「解放」不還是遠離人間而仍在天堂？
神父們披掛長袍，能抗議，能濟貧，能撫慰眾生，但他們能分身無數天地通吃，具體處理好金融危機、鐵礦貿易、it技術、英阿兩國爭奪馬島之戰這樣的俗事？或者，能助產一種強大的社會思潮和社會運動，像當年新教倫理那樣，助產「資本主義精神」（馬克斯·韋伯語），進而翻開整個世界歷史新的一頁？像當年寫下《太陽城》的康帕內拉修士和寫下《烏托邦》的莫爾修士那樣，助產一種共產主義理想，再現蘇維埃運動的世紀赤潮？
我很好奇。
我只知道，貧民窟的神學，最終得用貧民窟的事實來檢驗和親證。
南北漸行漸遠
尤卡坦半島的平原天高地闊，墨綠色熱帶叢林一望無際。常常是數百公里之內渺無人煙，也沒有公路服務區和加油站。長途大巴不但要備足燃油，還須自備廁所，因為乘客一旦離開車廂，哪怕只走出七八步，也會立刻遭遇毒蚊的包圍和攻擊—看似寧靜的風景裡其實殺機四伏。
如果中途拋錨，唯一的脫險辦法就是打電話，等待警方的拖車。
瑪雅文化遺址奇琴伊察就坐落在這片叢林。這裡有金字塔、天文臺以及環形足球場。如果說醫學曾領跑古老的印加文化，那麼瑪雅文化的強項無疑是天文學、建築學以及藝術了。足球場的聲學結構至今成謎。也就是面對石砌的四方看臺，不知得助於何種巧妙的建築設計，裁判位置上發出的人聲，竟能清晰地傳達給遠遠的球員，絲毫不輸北京天壇的迴音壁，相當於原始的擴音器。瑪雅先民們的賽制也驚世駭俗：經過多番苦戰後，當球隊隊長將球踢進高高的石圈，勝負決出，全場歡呼，這位明星隊長得到的最終獎賞，竟是戴上花環後旋即被砍頭—眾多砍下的頭顱已雕刻於石碑，組成了漫長碑廊，至今仍在昭示榮耀和幸福。
那一種幸福觀，那一種邏輯和文明，只能讓大多現代人驚疑。
瑪雅有過巨大而繁榮的城市，但與印加文明、阿茲特克文明的命運相似，這一切長期被湮滅，直到很久後才得以部分發現。這也許是因為有關典籍和文物流散，也許是掩蓋歷史更有利於反襯外來殖民者的救世功德。確實，殖民者來了，從海平面那邊來，帶來了奇異和高效的犁、玻璃、火藥、輪子、滑膛槍、大帆船，同時也帶來了無情的戰爭屠殺，還有意外的生物災難—據巴西人類學家達西·裡貝羅在《印第安人與文明》中估計，由於對新的疾病沒有任何抵抗力，近半數印第安人在接觸白人後就蒼蠅般地一堆堆死去。
不過，五千萬（另一說為六千萬）印第安人的消失主要發生在北美—否則，南邊就不可能留下這麼多混血的後代，不會流淌著這麼多褐色面孔。一位讀過《馬橋詞典》的讀者說，這裡有關混血的命名特別多。描述白男配褐女有一個詞，描述白女配褐男又有一個詞。描述混血二代配一褐另有其詞，描述混血二代配一白也另有其詞。還不夠煩瑣是吧？他們描述混血三代配一白或一褐，居然還是各有其詞……他說，這與你那書中提到的海南島漁民涉魚詞彙量特別大，可謂異曲同工。
據《全球通史》指認：殖民者在拉美殺人，比北美那邊殺人相對要少。這一點值得重提。相對於培根、孟德斯鳩、休謨等新派精英一臉的冷傲，拒絕承認自己與新大陸「卑賤的人」同類，堅持三六九等人種分類的「科學」，倒是保守的梵蒂岡有點看不下去。教皇保羅三世於1537年釋出聖諭，稱印第安人為「真正的人」，建議以歸化代替殺戮—這似乎對天主教所覆蓋的拉美影響甚大，也戳痛了啟蒙新派的一根軟肋：幾近給殖民暴力鋪墊過理論依據。不出所料，後來有人懷疑這一聖諭的真實性，甚至懷疑相關說法不過是出於天主教對新教的嫌隙與成見，一如所有批評資本主義的言論，只要是出自梵蒂岡，都可能被疑為別有居心。懷疑者以此維護「啟蒙vs保守」的標準化現代史觀。但無論如何，檔案館裡天主教傳教士們（如卡薩斯等）的信件，載有對新教人士暴行的明確痛斥sup/sup]，卻是事實。上述有關混血的詞彙遺存，也不失為相關證據。
在這種情況下，一個混血的拉美，一個褐色（為主）的拉美，與地圖上那個白色（為主）的北美，逐漸形成了令人驚心的明顯色差。哪一方殺人更多，眼下往摩肩接踵的大街上隨便一看便知。
好吧，多殺和少殺都是殺，兩大教派的道德總賬也許不必細算。有意思的是，還是依《全球通史》的說法，有其利必有其弊，正因為南方殖民者殺人相對少，獲得了大量廉價的勞動力，於是更容易遠離勞動，更容易生活腐敗。這真是又一次歷史之手的戲弄。當北美十三個殖民地裡熱火朝天胼手胝足大生產之際，拉美的富人們在這裡卻有太多的黃金和白銀，太多熱帶的肥田沃土，而且身處印第安人稠密區，有太多僕役可充當「白人的手和腳」……承蒙主恩，這樣的好日子，當然只剩下閒逸、玩樂、藝術了。對於他們來說，改革和開拓不是什麼急需，「技術女神不講西班牙語」也沒什麼了不起。他們在深宅大院裡花天酒地，看日升日落秋去春來，渾然不覺南北人口的明顯色差，正一步步轉換為南北經濟的落差。
兩個美洲從此分道揚鑣，漸行漸遠。
哥倫比亞安第斯大學p教授對我憤憤地說：「技術？這裡有什麼技術？統統沒有！」我以為自己聽錯了，後來才知並無大錯。對方的意思是，拉美看上去越來越像「西方」的一大塊郊區。在這一片文盲充斥的廣闊地域，幾十個國家捆在一起，其科研投入總量也僅及美國的1/200。地區經濟巨頭阿根廷，研發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也不及韓國的1/6。就大部分國家而言，工業還處於初級加工的低端，大學裡的理工系科很不像樣，或乾脆就沒有，怎麼也辦不起來。巴西的鋼鐵、汽車、飛機一直領跑拉美經濟，但也擋不住來自美國、德國、日本、韓國的進口品大規模覆蓋，從天上到地下，眼看就要佔領消費者們的全部視野。
但這並不妨礙人們窮且快活著，散漫且浪漫著。事情也許是這樣，浪漫的另一面本就是散漫？閒得無聊、遠離俗務、意亂情迷從來就是藝術的小秘密？好了，不管怎麼說，拉美算得上五光十色的激情高產地。這是一個吉他的拉美，倫巴舞和桑巴舞的拉美，詩人帕斯的拉美，秘魯領巾和巴拿馬大草帽的拉美，麥當娜和嘻哈音樂的拉美，盛裝狂歡節的拉美，魔幻現實主義小說人才輩出的拉美……墨西哥在多次民調sup/sup中，還顯示出全球最高的國民幸福指數。沒錯，在這裡走錯路都能撞上美女，見識她們各種動人的線條，包括前洶湧後昂揚的妖豔s，以至世界性的歷屆選美活動中，來自委內瑞拉和波多黎各的冠軍頻現。在綠茵場上，貝利、羅納爾多、梅西等巨星所帶來的拉美旋風，一再讓全場球迷熱血沸騰，鼓號齊鳴，聲震如雷，天崩地裂，似乎不把球場折騰出東倒西歪之感，那就不叫看球；看球后不去鼻青臉腫口吐血沫地打一架，那也不是真正的球迷。幹，幹，幹，往死裡幹，幹那個豬屁股，你大爺來了就得這樣幹……他們所擁戴所歡呼的光輝雄性們，那些肌肉奔騰的豹子，因此屢屢得手，至少拿下國際足壇半壁江山（還未算上同有拉丁文化背景的西班牙、義大利、法國那些球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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