塗鴉也是一種典型的散漫行為。它源於美國紐約的布朗克斯區，不過那個破街區恰好屬於拉丁裔居民聚居區，就文化版圖而言，相當於拉美的延伸—出於歷史的原因，拉美有不少大大小小的文化/血緣飛地，遺落在美國那邊。出入那裡的臭小子們，簡直如同原始人，隨處塗畫已成惡習，居然把象牙塔藝術從高貴的畫院和博物館裡一把揪出來，放歸草根大眾，變成即興的、不要錢的、狂放不羈甚至暴力的色彩。他們操著油彩噴槍探頭探腦，噴出各種猥褻的、歡樂的、神秘的、天真的、憤怒的、恐怖的、絕望的、淫蕩的、憂傷的匿名牆繪。巨鱷與精子齊飛。骷髏與鮮花共舞。罵娘與聖諭對飆。奇怪的是，這種放大版的「廁所藝術」，近乎藝術黑社會幫派的勾當，竟很快風行全美洲，傳染到全球各地，幾乎改變了所有都市的景觀。一些慣犯還暗中聯絡，劃定戰區，分頭出擊，速戰速決，一夜之間把某個城市的主要牆面全部重新塗鴉一遍—此之謂allcitybomb，他們得意洋洋的「炸街」！
看這些牆繪，不免想起墨西哥的馬科斯—其實也是一個「炸街」高手。這位哲學教授曾醉心於毛澤東和葛蘭西的理論，出任薩帕塔解放軍「副司令」，卻從不說司令是誰，留下一個空白的符號。接下來，他蒙面、戴墨鏡、掛耳麥，披掛子彈袋、操幾種流利的外語，擅長使用兒童畫和民謠，自稱同性戀者和後冷戰時代的共產黨，又留下一個迷彩的符號。他領導了墨西哥恰帕斯州的原住民起義，於2001年3月12日那天一度攻入首都，引來十多萬民眾歡呼，狠狠地「炸」了一次街，「炸」了一次世界。連總統也不能不對他客氣三分。但他的子彈袋裡全是假彈，戰士們手裡也全是些木頭刀槍，簡直是一場起義秀的道具。用觀察家們的話來說，用國際文化界最流行的概念來說，那不過是衝著萬惡的資本主義世界，打了一場後現代主義的「符號戰爭」。
在紀錄片《有一個地方叫恰帕斯》中，他回憶自己的一天：sup/sup
就像降落在另一顆行星。語言，環境是新的。你好像是外部世界的局外人。每一件事情都告訴你：離開。這是一個錯誤。你不屬於這裡。而且是以一種外語說的。但是他們讓你知道，這裡的人民，他們的行為方式；這裡的天氣；它下雨的方式；這裡的陽光；這裡的土地；它變泥濘的方式；這裡的疾病；這裡的昆蟲；思鄉病。你被告知，你不屬於這裡。如果那不是噩夢，那是什麼？
這就是我們的日子，死者的日子。
幾乎是魔幻現實主義作家們的語言。
事實上，他就是一個作家，出版過小說《不寧的死者》和詩歌散文集《我們的詞語是我們的武器》。也許很多人不習慣這種語言，聽不大明白，不易進入藝術化的政治，即那種博爾赫斯化或馬爾克斯化的政治。但從墨西哥城萬人空巷的盛況來看，從國內外媒體和藝術家們血脈僨張的激動來看，很多當地人倒是特別能聽懂這種語言，與他靈犀相通。
雖然這種語言與政治家縝密和冷冽的思考相去甚遠，與嚴密的組織、周密的謀略、可持續的政治運動相去甚遠。
最終也未能爭回多少原住民的土地。
故事從拉丁歐洲開始
德國學者韋伯曾把歐洲一分為二，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這本書裡，稱「幾乎沒有什麼例外地可以發現這樣一種狀況：工商界領導人、資本佔有者、近代企業中的高階技術工人，尤其是受過高等技術培訓和商業培訓的管理人員，絕大多數都是新教徒」。與此同時，「天主教徒很少有人從事資本主義的企業活動」sup/sup。
他的前一句，指向北方的英國、德國、瑞士以及北歐地區；後一句則指向南方的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大部分法國等地。毫無疑問，在他的眼裡，一條線畫過去，前一個是「新教歐洲」，其優勢是「理性化」「理性化」「理性化」（重要的事情說三遍），多見「集中精神」「律己耐勞」「責任感」「嚴格計算」「講究信用」「精明強幹」「冷酷無情的節儉」等人格特點，因此成為現代資本主義的偉大源頭。至於後一個「天主教歐洲」，怎麼說呢，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考慮到他的「天主教歐洲」與拉丁語族和拉丁文化的覆蓋區大面積重合（愛爾蘭等地除外），這一地域大概也可稱為「拉丁歐洲」。
不妨暫且這樣約定。
很多東方人習慣於把歐洲打包處理，不注意韋伯的這一劃分，就像很多西方人分不清中國的儒家和道教，分不清京劇和越劇，分不清山東人和廣東人的臉型。這樣的「西粉」或「中國通」都委實太多。韋伯大概最惱火這種混淆。事實上，從總體來說，新教歐洲一開始就壓根兒瞧不起拉丁歐洲，甚至敵視這些無紀律、缺乏自覺性、只知尋歡作樂的懶漢，一些既不懂洛克（政治學）也不懂斯密（經濟學）更不懂康德（哲學）的傢伙。看看那些誇誇其談情緒不定的破落騎士吧，多血質，好衝動，異想天開，只會「信天游」和「神邏輯」，充其量只配泡在劇場或酒店裡玩一把激進藝術。那真是藝術嗎？西班牙的《堂·吉訶德》和義大利的《十日談》，早已透出了這種沒落社會的氣息。美酒、狂歡、奢侈品、巴洛克風格等，不過是這種精神衰亡的迴光返照。在英、美輸出的知識譜系裡（見諸百度百科所列「字典上的解釋」），弗拉明戈不僅僅被定義為西班牙歌舞，還被貶為一種可疑的人生態度：「追求享樂，不事生產，放蕩不羈」，「生活在法律邊緣」—新教人士的嫌惡感已呼之欲出。可以想象，如果不是發現了新大陸，突然有了一大塊緩衝空間，北方那些勤奮而冷峻的工業家，總有一天忍無可忍，肯定要把這些拉丁佬逐出歐洲—就像雙方曾在共同的十字架下，橫掃環地中海地區，聯手把伊斯蘭教成功地擠壓出去。
歷史沒有出現那一幕，也許純屬偶然。
1588年，英國大敗西班牙。1815年，英國大敗法國。法國代辦事後還在酒會上被英國外交大臣當面羞辱：「好了，勝利的榮耀屬於你們，不過隨之而來的災難和毀滅似乎毫無榮耀可言。恰恰相反，工業、貿易以及與日俱增的繁榮肯定屬於我們！」
法國代辦吞下了整個拉丁歐洲的羞辱。
此時歐洲人正在一窩蜂不斷湧向新大陸。新教人群主要向北，拉丁人群主要向南，兩個歐洲搞了一次分頭對口輸出。大體情況就是這樣。新教人群胸懷上帝優等子民的使命感，還有實現理想的滿滿自信，在北方殺出了一片空蕩蕩的天地。即使買來一船船的非洲黑奴，人手還是明顯不夠。人工價格隨之一直居高不下。依某些史家的說法，沒有比美國人更愛發明機器的了，沒有比美國人更愛勞動的了，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這裡sup/sup。「勞動是最好的祈禱。」新英格蘭人確實是這樣說的。無恥的乞討必須禁止，富人再有錢也必須自己動手幹活，《英國濟貧法》和《基督教指南》（巴克斯特sup/sup著）就是這樣分別規定的。在這種情況下，新移民的生活圖景逐漸別具一格。牛仔褲—打工仔的工裝褲，後來幾乎成為全民流行服，大敗舊貴族的口味，卻洋溢著勞動的自得和光榮。總統穿上它去蓋房子，議員或教授穿上它來割草，都特別方便合適。高腳凳—適應一種半站半坐的姿勢，一種沒打算全身放鬆和持久放鬆的匆匆狀態。喝一杯廉價啤酒或杜松子酒然後就要去幹活的大忙人，最習慣這種屌絲支架，使之很快流行於各地酒吧，然後進入美國的大學、電臺以及政府機構。還有快餐，特別是漢堡包—網上曾有一個段子如此調侃，「舌尖上的美國」無非就是大漢堡、小漢堡、圓漢堡、長漢堡、厚漢堡、薄漢堡……這說得很損。不過美國人的口味確實不能恭維。法國、義大利人眼中的這種「狗食」（筆者一位法國朋友語），居然一吃兩百年，吃得一年四季一個樣，吃得全國到處一個樣，居然還吃得興高采烈。哪怕身家萬億的大亨，比爾·蓋茨和扎克伯格那種，一口氣裸捐了萬貫家財，也能把這單調得不能再單調的乾糧吃得津津有味。唯一的解釋：他們在這裡不僅是吃漢堡，而且是吃習慣，吃性格，吃文化，吃人生信仰，吃「天職」情懷，吃先民們「冷酷無情的節儉」（韋伯語）傳統，吃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的生理遺傳—還能有別的解釋？
韋伯並不否認新教歐洲與天主教歐洲之間文化的相互滲透，逐漸變得北中有南，南中有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也不否認資本主義正在被驕奢貪縱所敗壞，一步步打了折扣。但「理性化」加上「勞動狂」，顯然是他眼中新教倫理的價值核心，聖徒式資本主義的最大奧秘。
在這個意義上，美國發生於19世紀的南北戰爭，不過是兩個歐洲的故事上演2.0版，是雙方披上新馬甲，在新大陸換一個場地再度交手。此時的美洲南北已分化為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雖然李將軍手下軍官們的素質明顯勝出，但騎士時代已經過去，代之而起的是經濟學家們深思熟慮的歷史新篇。新英格蘭地區以強大的工具理性和經濟產能，最終擊潰了南方各州的冒險家、投機商、封建莊園主。戰爭的結果，是工業資本主義以關稅法、宅地法以及幸運搭車的廢奴法案，完全主導了美國的歷史程式。不僅如此，這還無異於從墨西哥那裡奪得加利福尼亞、內華達、猶他、科羅拉多、亞利桑那、新墨西哥以後，新教美國以制度和文化的勝利，確證了對拉丁佬們的全面優勢，迅速鞏固了南方的新邊界。
墨西哥大幅度南移邊界，得到的補償只不過是1500萬美元，外加325萬美元的債務減免，差不多又是一個圖書館的價格。
再度交手的結果早有定數。
眼下，站在美國的南方海岸，一步跨到茫茫大海那邊似乎也很容易，就像電子訊號和噴氣飛機去哪裡都容易。墨西哥的坎昆，就是一個美國人常去的地方。一個以前的小漁村，轉眼已變身為燦爛的國際旅遊城市，賓館區高樓競立，差不多上千家一望無際，頂級品牌的酒店五光十色應有盡有。更有一些會員制的休閒莊園禁制森嚴，深不可測，豪車出入，一般的賓士和寶馬在那裡都有點拿不出手。作為美國的「後花園」，美式英語是那裡的通用語，白人們搭載著郵輪或私人飛機蜂擁而去，塞滿了海灘、餐館、大街、高爾夫球場。褐色的本地人當然有，但幾乎都是小心翼翼的侍者，迅速閃避的保安員、清潔工、行李員、服務員、司機、船工，一旦碰到你的目光，便會友好地搖手和微笑。
生意這樣火，旅遊經濟形勢大好，他們為什麼不笑？
比起很多失業者，他們得到小費後為什麼不笑？
不過那種笑的規格統一，來得太密集和太迅速，不像是出於好客的天然，倒是出自某種訓練和規定，不能不讓人略有遲疑。也許，笑不應是單向的，不能是職業化的，得有些具體理由才對。在一般情況下，他們最好也把自己當成vip，從郵輪或私人飛機上走下來的世界公民，輕鬆一些就好，平和沉靜一些就夠。遇到冒犯時大睜圓眼，用印第安土語大發一頓脾氣，可能更給人親切之感。
那樣的南方其實更讓人開心。
我心裡這樣說。
不要為我哭泣
「誰是皮諾切特？」
誰是洛克、斯密、康德……以及那個馬克斯·韋伯？說那些老幫菜煩不煩？—很抱歉，女士們先生們，提到這些名字不合時宜，令人掃興。很多人不會對這些感興趣，不覺得這與他們所熱愛的西方有一毛錢關係。
恰恰相反，在他們看來，事情很簡單，太簡單，「西方」就是不累人的好事，就是好事呀好事呀好事。西方就是摩天樓，就是豪華別墅，就是夜總會，就是d罩杯性感妞，就是動作大片，就是戴上墨鏡去旅遊，就是時尚消費雜誌，就是最新款的平板電腦和智慧手機，就是戴一頂華麗帽子的巴黎女郎感覺，束一條名牌領帶的倫敦紳士感覺，噴幾個頂級樂團的赫赫大名然後有登上世界文明頂峰的感覺。網上已有女大學生貼出廣告，她願意應召援交，價格可以面談，服務一定超值，原因是她要買一支iphone6。
我無話可說。
拉美人一定覺得這種小廣告似曾相識。我知道，在很多欠發達地區，或前殖民地區，或文化低理性地區，更不要說這三種狀況疊加的地區，都有西方陰影下的眾多夢遊者。有些小資、文青、學渣一旦想「開」了，走出這一步並不難。越窮就越想消費，越消費就越覺得自己窮。西方那個廣告中的五彩天堂都快把他們逼瘋了。非洲曾有一個詞beento（到過），戲指那些最愛同西方攀點關係的小新派，因為他們嘴裡最多出現ihavebeento……這樣的句子，炫一下自己在歐美的遊歷。我也特別想發明一個詞，一個縮合詞，像英語中的china與america合成為chimerica（中美國），來描述某種半土半洋、又土又洋、內土外洋、土窮酸洋時尚的夾生狀態，一種對西方氣喘吁吁兩眼紅紅的愛恨交加。
這話的意思是，一部西方史很大程度上已被他們誤解，被他們雞零狗碎地搗糨糊。西方最好的東西，或者說現代西方文明的價值核心，即韋伯眼裡的「理性化」和「勞動狂」，正被他們齊心合力地扼殺—且不說這兩條是否留下了重大盲點。這就是說，即便是依據韋伯對西方偏愛型的理解，小新派們也最像一夥反西方分子，「到過」們、「看過」們、「聽過」們是隱藏最深的西方文明掘墓人。
因為他們恰恰是不理性，不勞動，厭惡理性，厭惡勞動。
他們甘冒學業荒廢的風險，性病和艾滋病的風險，也要一支iphone6。這個賬怎麼算也萬分離奇。
接下來的事不難想象。不需要太久，當他們發現自己擠不上現代化快車，失敗者最方便的心理出路，就是去神秘兮兮的雨林、天象、傳說、術士、榮耀祖先、哈里發神學那裡尋求撫慰，然後揪出一個不可或缺的魔頭，對眼下糟糕的一切負責。作為一種韋伯眼中失去靈魂的資本主義，消費迷狂已如美妙的吸毒、華麗的自殺、聲威赫赫的虛無，不僅製造出太多失敗者，不僅放大了他們的失敗感，而且正大批次培育他們的冷漠、無知、浮躁、偏執、絕望，為事態的另一個前景做好準備。英國作家奈保爾早就注意到，很多伊斯蘭極端分子其實夠摩登的，至少是曾經夠摩登的，滿腦子時尚資訊不少，對新潮電器熟門熟路，剛去賓館開房以便偷窺泳池洋妹，流出世俗化的哈喇子，一轉眼卻可能變成虔誠教徒和蒙面殺手sup/sup。這樣的瞬間變臉耐人尋味。據媒體報道，前不久巴黎的「11·13」恐襲案中，主兇之一哈斯娜「對伊斯蘭教義其實毫無興趣」，倒是喜歡牛仔帽，喜歡好煙好酒，經常挎上新男友在夜店裡瞎混。另一主兇阿巴烏德接受過私立教育，可見不怎麼差錢，也是經常出手闊綽，是個在酒吧和夜總會生了根似的「花花公子」。
中國成語：學壞三天，學好三年。很明顯，夜店消費主義離夜店恐怖主義只有一步之遙，都是三天之內可以輕易上手的業務。換句話說，金錢並非有效的防暴裝置，更非極端思潮的解藥。事情倒像是這樣：消費主義的虛火有多旺，恐怖主義的勢能其實就有多大。在瞬息萬變的生存競爭中，極端貪慾最容易變為極端空虛，狂熱諂媚最容易變為狂熱怨恨，西方的鐵粉最容易成為西方的寇仇—區別可能僅僅在於：
前者還混得下去，後者混不下去了。
前者對弱者冷漠，後者開始把冷漠範圍覆蓋強者—並且碰巧（也是必須）為冷漠找到了一個神聖的名義，比如宗教或民族的名義。
就宗教和民族而言，拉美與西方多少有些親緣關係，打斷骨頭連著筋，因此再鬧翻也像個窮親戚，屬於某種內部人的分裂，離血腥的「聖戰」稍遠—正如他們在歷史上一次次遠離了世界大戰。這當然是幸運。但對於某些夢遊者來說，這也是痛醒的一再延遲。在我抵達拉美的半年前，愛德華多·加萊亞諾先生去世了。他的一本《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噴湧出對現實熾熱的反思和批判，對「拉美化」這種全球最嚴重貧富分化的痛切剖示。這本書曾在波哥大長途汽車上被一個姑娘誦讀，先是給女友讀，然後給全體乘客大聲讀。作為一本禁書，在軍政府大屠殺的日子裡，它還曾被一個聖地亞哥的母親偷偷珍藏於嬰兒尿布之下，以便帶給更多的讀者。在布宜諾斯艾利斯，一個沒錢買書的大學生竟在一週之內跑遍附近所有書店，尋找尚未賣出的這本書，一段段接力式地讀完它，直到自己縮在牆角讀得淚流滿面……這也是拉美，讓人屏住呼吸的一個褐色板塊，一種逼近的夢醒國度。當a女士對我說她最自豪於哥倫比亞人的「精神」時，我想到了這一切。
回頭看去，他們所傳承的拉丁語族，一種源遠流長的文化巨流，至少曾孕育過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1936年的西班牙共和保衛戰，還有幾個世紀來拉美此起彼伏的民族解放鬥爭，沒有任何理由低估這種文化的血性和能量。
沒有任何理由低估這一切對人類的啟迪。
don'tcryforme—argentina!
飛機越過安第斯山脈，其時耳機里正傳來麥當娜的歌唱，電影《貝隆夫人》的主題曲，曾在電影拍攝現場讓四千多名圍觀民眾淚光閃閃的一縷音流：
阿根廷，不要為我哭泣，
事實上我從未離開過你。
在那段狂野歲月中，
我一直瘋狂拼爭。
我信守我自己的諾言，
不要將我拒之千里。
…………
貝隆夫人出身卑微，小時候綽號「小瘦子」，是一個窮裁縫的私生女，十五歲那年當上舞女，成為社交場所知名的交際花，直到遇上貝隆將軍，後來的改革總統。貝隆推動了國家工業化，抗拒英、美強權，為下層民眾力爭社會福利，得到她的全心支援。即便丈夫後來下臺蹲進監獄，她也決不言棄，仍奔波於全國各地，為平等和民主吶喊，為婦女爭取投票權，為失業者、單親家庭、未婚母親、孤寡老人、無家可歸者維權抗爭，被譽為「窮人的旗手」。但正是這一切觸怒了上流社會，「婊子貝隆」「艾薇塔婊子」等詞曾經充斥大小媒體。「婊子！」「婊子！」「臭婊子！」……貴族男女和無知市民們一次次投來香蕉皮和鞋子，要把她轟下臺去。
直到三十三歲她永遠倒下的那一天。
阿根廷，不要為我哭泣。她擅長舞蹈，熟悉華爾茲和狐步，也是弗拉明戈的「阿根廷玫瑰」。源於西班牙安達盧西亞地區的這種舞蹈，眼下經常跳成了一種豔俗的商業表演，一種單薄的歡樂或色情誘惑。其實，這種舞是複雜的、糾結的、撕裂的、尖銳的，熱情又痛苦，敞開又隱秘，傾訴又沉默，目光中交織了鼓勵和禁止。舞者們並無芭蕾的清純，也無華爾茲的高貴，倒是有一種孤冷和頑強的風格，往往是聳肩，昂首，眼神落寞甚至嚴厲，與舞伴忽遠忽近，若即若離，手中響板追隨靴跟踏出的鏗鏘頓挫，用令人眼花繚亂的眉梢、指尖以及腰身回望內心滄桑。按一位中國作家sup/sup的說法，真正的弗拉明戈很難看到，從不會出現在劇場，只有經朋友私下聯絡，人們才可能進入夜幕下某處不起眼的小巷小門，在一個不太大的房間裡，坐在少許「內部人」中，聽直擊人心的吉他聲砰然迸發，地下宗教儀式般的肢體暗語已撲面而來。
舞者通常是中年婦人。黑裙子突然綻放遮天之際，她們的命運就開始了。
她們假定你讀懂了暗語。
201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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