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他們都知道，法治治民也治吏。違規必罰，犯禁必懲，一旦出了什麼事，就有重罰或嚴刑在等著，沒有哥們兒或姐們兒能來擺平，也難有活菩薩網開一面。那麼，哪個雞蛋敢碰石頭？
無情法治的稍加擴充套件就是無情人生—或者這句話也可反過來說。
這樣，人情與秩序能否兼得？在難以兼得之時我們又如何痛苦地選擇？
這當然是一個問題。說起來，香港人並非冷血，每日茶樓酒館裡流動著的不全是社交虛禮，其中很大一部分仍是友情。特別是節假日里，家庭成了人性取暖的最佳去處，閤家飲茶或閤家出遊比比皆是，全家福的圖景隨處可見，顯現出香港特別有中華文化味道的一面。父慈子孝，夫敬婦賢，其情殷殷，其樂融融，構成了百姓市井的親情底色。
這些人不習慣當差時的西裝革履，更喜歡休閒便裝；不習慣道貌岸然，更願意小節不拘自居庸常—包括掛著小腰包光顧賽馬場和彩票。與之相聯絡的是，他們的閱讀大多繞開高深，指向報上的地方新聞和娛樂八卦，還有情愛和武俠的小說。他們使用著最新款的隨身聽、數碼相機、便攜寬頻多媒體，但大多熱心於情場恩仇和商界沉浮一類粗淺故事—這是通俗歌曲和通俗電影裡的常見內容。內地文化人對此最容易聳聳肩，搖搖頭，譏之為「文化沙漠」。其實這裡圖書、音樂、書畫、電影的同比產出量絕不在內地之下，大量人才藏龍臥虎。稍有區別的是，他們的文化主題常常是「兒女情」而非「天下事」，價值焦點常常落在「家人」而不是「家國」，多了一些就近務實的態度，與內地文化確實難以全面接軌。黃子平教授在北京大學做報告的時候，強調香港文學從總體上說最少國家意識形態，是一個特別品種，值得研究者關注。據他說，學子們對這個話題曾不以為意。
學子們也許不知道，他們與大多港人並沒有共享的單數歷史。在百年殖民史中，港英當局管理著這一塊身份曖昧的東方飛地，既不會把黃膚黑髮的港人視為不列顛高等同胞，也不願意他們時常惦記自己的種族和文化之根，那麼讓他們非中非英最好，忘記「國家」這一碼事最好—這與一個人販子對待他人兒女的態度，大體相似。這種刻意空缺「國家」的教育，一種大力培養打工仔和執行者而非堂堂「國民」的百年教育，也許足以影響幾代人的知識與心理。
再往前看，香港自古以來就是天高皇帝遠，「帝力於我何有哉？」這裡的先輩們難享國家之惠，也少受國家之害，遙遠朝廷在他們眼裡實在模糊。當中原族群反覆受到外來集團侵掠或統治，那裡的國家安危與個人的生死榮辱息息相通，國與家關係密切，一如杜甫筆下的「國破山河在」多與「家書抵萬金」相連。這是一種整體利益與個體利益高比率重疊的狀態，憂國、思國、報國之情自然成了文化要件，「修齊」通向「治平」的古訓便有了更多日常感受的支援，有了更強的邏輯力量。與此不同，香港偏安嶺南一角，面對大海朝前望去，前面只有平和甚至虛弱的東南亞，一片來去自由、國界含混、治權凌亂的南洋。在這樣的地緣條件下，如果不是晚近的鴉片戰爭、抗日戰爭以及九七回歸，他們的心目中那個抽象的「國家」在哪裡？「國家」一詞對於很多人來說，是否顯得模糊而遙遠？
大多數港人也修身，也齊家，但如果國家若有若無，那麼「治國平天下」當然就不如「治業賺天下」更為可靠實用了。這樣，他們精於商道，生意做遍全球，但不會像京城計程車司機們那樣樂於議政，不會像中原農民們那樣樂於說古。內地文化熱點中那些宮廷秘史、朝代興衰、報國志士、警世宏論、衛國或革命戰爭的偉業，在這裡一般也票房冷落。國家政治對於很多港人來說是一個生疏而無趣的話題。更進一步說，如果國家的偶爾到場，不過是用外交條約把香港劃來劃去，使之今天東家，明天西家，今天姓張，明天姓李，一種流浪兒的孤獨感也不會毫無根由。
殖民地及其他侵佔地都是精神和文化的流浪兒—香港不過是他們中比較有錢的一個。想一想，這個流浪兒是應該責難還是應該撫慰？他們的文化在經受批評之前是否應該先得到幾分理解？
1997年，很多港人在五星紅旗下大喊一聲「回家啦—」，但這個家，對於他們來說還是比較陌生，比如有相對的貧窮，有較多的混亂和汙染，有文化傳統中熾熱的國家觀和天下觀。但無論人們是珍愛這個家還是厭惡這個家，「國家」終於日漸逼近，不可迴避了。
世界上並非所有人都有國家意識，都需要國籍的尊嚴感和自豪感。詩人北島說，他曾經遇到一個保加利亞人。那人說保加利亞乏善可陳，從無名人，連革命家季米特洛夫還是北島後來幫對方想起來的。但那人覺得這樣正好，更方便他忘記自己的國族身份，從而能以世界文化為家。出於類似的道理，多年來幾無國家可言的港人，是否一定需要國家這個權力結構？他們下有家庭，上有世界，是否就已經足夠？他們國土視野和國史緬懷的缺失，誠然收窄了某種文化的縱深，但是否也能帶來對希特勒式國家主義的避免？……
無可選擇的是，國家是現代共同體的基本形式。歷史上的國家功罪俱在，卻從來不是抽象之物，不全是旗幟、帽徽、雕像、詩詞、交響樂、博物館、哲學家們的虛構。對於九七以後的很多港人來說，即使抗英、抗日的傷痛記憶已經淡漠，即使內地輸血香港的貿易秘密被長期掩蓋，但國家也不僅僅意味著電影裡的「內戰」和書刊裡的「文革」，而有了電影與書刊以外的更多現實內容。國家是化解金融危機時的鉅額資金託市，是對數千種產品的零關稅接納，是越來越值錢的人民幣，是越來越有用的普通話，是各種惠及特區的人才輸入、觀光客輸入、股市資金輸入、高校生源輸入、廉價資源產品輸入……一句話，國家是這裡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正在成為真切可觸的利益，正在散發出血溫。
即便有些人對這一切不以為意，即便他們還是貶多褒少，但無論褒貶都透出更多北向的關切，與往日的兩不相干大相異趣了。即便有些港人還不時上街嗆聲某些中央政策，但這種嗆聲同樣標示出關切的強度。
汶川大地震後，我立在香港某公寓樓的一扇窗前，聽到維多利亞港灣裡一片笛聲低迴，林立高樓下填滿街道的笛聲尖嘯，哀慟之潮撲面而來。各個政黨和社團的募捐廣告佈滿大街，各大媒體的激情圖文和痛切呼籲引人注目，學生們含著眼淚在廣場上高喊「四川堅強」和「中國堅強」，而高樓電子螢幕上的賑災款項總數紀錄，正以每秒數十萬的速度不斷跳翻……這一刻，我知道香港正在悄悄改變，一種心靈流浪大概行將結束。
我隔著寬闊海面遙望港島，那一片似乎無人區的千樓競起，那一片形狀各異的幾何體，如神話中寂靜而荒涼的巨石陣。
我知道那裡有很多人，很多陌生而熟悉的人，只是眼下遠得看不見而已。
2008年6月
*最初發表於2008年《海燕》雜誌和《天涯》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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