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亨利裝作生病，連飯都拒絕吃。但他知道，他也只能騙這麼久——如果他騙到了她的話。也許他並沒有騙到，母親只是足夠好心，所以忍了他裝出來的那些症狀。還有他用來解釋拜查斯所賜的——青紫的眼睛和擦傷的面頰——的藉口。他告訴她，那些傷是因為他在擁擠的街道上「撞到」了人。他沒有再詳細講。只有當母親是一個心甘情願的幫兇時，他的詭計才能得逞，他可不想趕走自己的好運。

所以，在週四的時候，亨利做了他整週來都害怕去做的事情：他開始準備回學校去，回到沃克太太的六年級課堂上，獨自一人。

早餐桌上，母親沒有問他是不是感覺好點了。她知道。父親喝著一碗粥，看著報紙，為日本在巴丹半島、緬甸和索羅門群島的一系列勝利而煩躁不安。

亨利盯著他，但一言未發。即便允許他和父親說廣東話，他也不會說一個字。因為惠子一家被帶走，他要怪他。他要怪他什麼也沒做。但最後，他不知道自己要怪他什麼。不關心？既然別人也都漠不關心，那麼，他怎麼能責怪自己的父親？

父親一定是感到了他的目光。他放下報紙，看著亨利，亨利還是一眨不眨地盯著他看。

「我有東西給你。」父親把手伸進襯衣口袋裡，拿出一個胸章。這個胸章上寫的是「我是美國人」，紅白藍三色的粗體字。他把它遞給亨利，可亨利瞪著他，沒有伸手去接。父親平靜地把新的胸章放在桌子上。

「你爸爸希望你戴上它。日本人從西雅圖疏散走了，所以你最好還是戴上它。」母親說著，盛了一碗稠稠的、滾燙的、冒著熱氣的白粥，放在亨利面前。

又是那個詞：疏散。即便是母親用廣東話說出來的，這個詞仍然毫無意義。究竟是為了什麼而疏散？惠子，從他的生活中被帶走了。

亨利把那枚胸章抓進拳頭裡，匆匆拿起書包，衝出了門。他面前的那碗熱氣騰騰的粥一口未動。他連「再見」都沒有說。

在去學校的路上，上中國人學校的那些孩子們路過的時候，都沒有嘲笑他。他臉上的表情一定帶著警示。也許，他們也因為幾個街區外日本城的那些空無一人的、用木板封起來的建築而嚇得沉默了。

離家幾個街區後，亨利找到最近的一個垃圾桶，把他的新胸章扔到了滿溢位來的垃圾堆上——那裡有不能回收用作支援戰事的碎瓶子，還有四十八小時前因為疏散事件而歡呼雀躍的人群所舉的手寫標語。

那天在學校，沃克太太沒來，所以他們有了一位代課老師，迪肯斯先生。新老師佈置當天的作業時，其他的孩子似乎都在忙於猜測他們可以逃脫掉多少，只有亨利獨自一人坐在教室後面。他感到他可以就此消失了，也許他已經消失了。沒人理會他，沒人和他說話，他對此深表感激。

可是，飯堂裡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比蒂太太對於惠子的離開好像真的很惱火。亨利並不能肯定比蒂太太的失望到底是因為什麼——是認為惠子受到了不公平的對待，還是僅僅因為她不得不在廚房掃除上付出更多的精力。她一邊從廚房端出午餐的最後一鍋肉菜——被她稱作「卡次萊次雞肉」——一邊輕聲咒罵著。亨利不太明白那菜名是什麼意思，聽上去像是日本菜。不過，是美國化了的日本菜。裹了麵粉炸成的雞扒，帶著棕色的肉汁。午餐看上去真的不錯。聞起來也很不錯。「讓他們嚐嚐，看他們會怎麼說。」這是她拿著煙晃出門去之前，滿腹怨氣地說出的唯一一句話。

不知亨利的那些學校同學是否知道午餐的主菜是日本菜，反正他們當中並沒有人注意到，也沒有人介意。但這個反諷像一把錘子般敲醒了亨利。他微笑起來。他意識到，比蒂太太並不只是他所見到的那樣。

然而，其他的孩子，他們並沒有什麼驚喜可以給亨利。

「看，他們漏了一個!」亨利給一群四年級的孩子盛菜時，他們嘲笑他道，「誰去叫當兵的來，有人跑出來了!」

亨利沒戴他的胸章。既沒有戴舊的那個，也沒有戴新的那個。兩個都沒有什麼用。還會有多少這樣的日子？他想。謝爾登說過，戰爭不會永遠持續下去。那我還需要忍受多少這樣的日子？

彷彿一名禱告者得到的是一個殘忍、復仇心重的上帝的回應，查斯出現了。他把托盤滑到亨利面前：「他們把你的女朋友帶走了，亨利？也許現在你要學會不要友好……友善……不要跟敵人混在一起。骯髒的、背後放冷箭的小日本——她可能在我們的食物裡下毒了。」

亨利舀起滿滿一大勺雞肉和肉汁，彎起胳膊，盯著查斯那凸起的、猿猴般的額頭。就在這時，他感到粗粗的、臘腸般的手指握住他的胳膊，把他朝後拽去。他抬頭一看，比蒂太太正站在他後面。她從他手中拿過大勺，盯住查斯。「一邊去，今天的飯不夠了。」她說。

「你什麼意思？還有這麼多……」

「今天廚房不對你開放。給我走開!」

亨利抬起頭，他所看到的只能形容為比蒂太太的「戰爭臉」。表情嚴厲，就像你在新聞紀錄片所看到的正在接受訓練計程車兵，以屠戮為業的他們臉上才有這種冷酷無情的神態。

查斯看上去就像是一條犯了錯被抓現行的小狗——灰溜溜地拿起空托盤走開，還故意把一個小孩擠到一邊。

「我一點也不喜歡這小子。」亨利回去給隊伍裡最後幾個孩子盛午餐時，比蒂太太說。那些孩子似乎很高興看到學校惡霸被挫了威風。「你想在星期六掙點錢嗎？」這個臃腫的廚娘問道。

「誰？我嗎？」亨利問。

「沒錯，你。你星期六還有別的活兒要幹嗎？」

亨利搖搖頭表示沒有，他有點迷惑，又有點怕這個坦克般的、剛剛在查斯的粗棉褲上蹬了一腳的女人。

「我被叫去幫忙建一個餐廳——當軍隊的民間承包商——我可以帶一個肯幹活而且知道怎麼做事的人幫我。」她看著亨利，他似乎還不能確信自己聽到的是什麼，「有困難嗎？」

「沒有。」他說。他確實沒有。她做飯，亨利做準備工作並分發食物、打掃衛生。這份工作很辛苦，但他已經習慣了。雖然她讓他這麼辛苦地在學校飯堂裡工作，但她從沒對他說過一句刻薄話。當然，她也從不會說出什麼好聽的話。

「那就好。星期六早上九點，我們在這兒見。不要遲到。我會付給你每小時十美分。」

有錢掙當然好，亨利想，他的腦子裡還暈乎乎地想著查斯灰溜溜夾著尾巴離開的樣子。「我們去哪兒工作？」

「和諧營——在塔科馬附近的皮阿拉普露天集市。我覺得你應該聽說過這個地方。」她盯著亨利，和往日一樣面無表情。

亨利精確地知道那個地方在哪裡。那天他回家後已經在地圖上找到了它。我會準時到的，星期六上午，九點整。就算錯過全世界，我也不會錯過這個點——亨利本來想這麼說，但最終他只說了聲「謝謝」。

不知比蒂太太是否瞭解這對於亨利來說意味著什麼，反正她沒有表現出來。「他們在那兒……」她抓起一本書和火柴，帶著她的午餐走出了門，「幹完了這裡的活兒叫我。」

星期六到來的時候，亨利樹立了一個目標，一個任務：他要找到惠子。然後呢，誰知道該怎麼辦？他會想出辦法的。

亨利並不知道該如何理解比蒂太太的意圖，但他也絕不敢開口詢問。她是一個如大山般令人生畏的女人，而且少言寡語。不過，他還是十分感激她。他告訴自己的父母，她付錢給他，請他星期六到廚房幫忙。他所說的並不完全是事實，但也並不是謊話。他將在南邊四十里外的和諧營廚房給她幫忙。

比蒂太太開著一輛紅色的普利茅斯敞篷小貨車過來的時候，亨利正坐在廚房門外的長凳上。看上去這輛古舊的車剛剛洗過，但因為街上是溼的，所以它巨大的白壁輪胎上濺滿了泥點。

比蒂太太把一個菸頭扔進最近的水坑裡，看著它發出噝噝的響聲。「上車。」她噼噼啪啪地搖上窗戶，整輛貨車都隨著她粗壯多肉的胳膊而咯吱作響。

你也早上好，亨利一邊繞過貨車的頭部一邊想，心裡盼著她的意思是讓他坐到副駕駛座上，而不是坐到後車鬥裡。他朝貨車車斗裡偷偷瞟了一眼，只看到一塊油布遮蓋著一些盒子形狀的東西，用一條粗繩子捆在一起。亨利迅速地跳到了車位上。亨利的父母雖然總算攢夠了買一輛車的錢，但他們終究沒有買車。現在汽油正實行配給制，買車沒有什麼意義，這是亨利父親的觀點。於是，他們還是乘坐交通馬車，或是公共汽車。在極少數情況下，他們會搭金嬸嬸的車，不過如果是去參加誰家的家庭活動，比如婚禮、葬禮或是黃金生日，或是某個老親戚的紀念日，那通常都是搭金嬸嬸的車去了。坐在車裡總讓人感覺時髦和興奮，無論車將駛向何方，或是需要多長時間才能抵達目的地——都會讓他心跳加速，像今天一樣。或者，是因為將見到惠子的念頭讓他變得如此激動？

「路上的時間我不付費給你。」

亨利沒搞明白這是個問句還是陳述句。「好的。」他說。只要能去我就很高興了。事實上，我願意義務勞動。

「軍隊的人不付給我差旅費，只是每次都給我加滿油。」

亨利點著頭，好像完全理解。亨利感覺，比蒂是受僱於那個食堂，好像還是兼職。

「你是軍人嗎？」亨利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