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英國拿到博士學位之後，安栗順利回家工作，趕上了海歸博士還吃香的年頭，在高校開始了安靜艱苦的「tenure-track」之旅。從外表看來，她好像就沒出過國，或者，只是去了外地幾年，那幾年還不如留在上海賺錢，或嫁人，那樣的話，現在孩子都能很大了。去英國讀書這件事，在安栗身上並沒有留下什麼實際的光環，她既沒有拿到身份，沒有留在海外高就，也沒有發財。好處是，也沒人非找她代購。家族裡的男性親戚們從不會跟她談論脫歐、足球、梅根和哈利王子的移民趣聞，或者哭著下臺的梅姨，他們只會有意無意嘲諷她：「我們聽人家說只要不在牛津劍橋的中國留學生，一般就說自己在英國讀書，不然他們就會說，我在牛津或者劍橋讀書哈哈哈。」舅舅們說這話的時候，彷彿跟安栗沒多大關係，也不為了專門嘲諷她。他們就是要說一說，不說憋著就難受。他們既不知道安栗在做什麼，也不真的想知道。她，就是一個女孩子，家裡的一個女孩子，還是一個書呆子，靜靜地冒著傻氣。平日裡，安栗吃的、穿的、用的，都和四五年前沒多大變化。上海房價的變化，遠超過她的變化。就連母親，在凝視她半晌之後，最多說一句：「你也有點見老哦，不過不仔細看也看不出。因為你老得也不算難看，像我。」

在現實世界，沒有人知道，兩年前她在萊比錫大學舉辦的研討會上遇到了伯樂。那位英國業界大牛看了她的研究很感興趣，他特別喜歡中國，覺得中國人奇異，奇異又壓抑。他手上剛好有一組書在編，要編很久。那個書系，後來收入了安栗的博士論文。書的封面做得漂亮，用了一張老人與天使的照片。這簡直不可思議，極少有年輕學者有這樣的待遇，這為安栗後來的求職營造了光環，她確實有所獲得，從社交中，從研究方向裡，甚至是從「亞洲」的符號裡。同儕們並不那麼看，他們覺得那些雖然都是她的好運，但安栗身為年輕女性的原罪也不遑多讓，對獵取好運是有極大助益的。於是逐漸有傳說，說安栗是研討會花蝴蝶，人雖其貌不揚卻很會跟大佬聯絡。也有人說，安栗英文並不好，卻有人免費為她潤稿，這是為什麼呢？怎麼會有這等好事呢？誰知道呢？還有人索性說：「她啊，早就被殖民了。」圈子很小，說這些話的人，安栗都認識，有的人一起吃過飯，有的人她陪游去參觀過牛津劍橋，有的還跟她請教過投稿的問題。開始時，聽到這些話，安栗是會難過的。時間久了，就習慣了。她覺得別人眼中的自己，好像要比真實的自己強大得多。儘管他們的表述，是在揶揄她「其實也沒那麼強」。她對自己說，同行和同性的敵意都是勳章，就好像電動遊戲裡的自己一樣強悍、自信、藐視天地。

更多的批評來自豆瓣網，來自全球不到百人的閱讀量中，她並不認識的同行。那些觸目驚心的差評，就好像是命運的十字架，提醒她「好運」的背後標定著連環債務，還也還不清的。她唯有更努力，才能挽回一點點顏面。例如，每一年的發表、引用，同行隻言片語的評價，研討會的邀請。但無論如何，那些價值的總和依然超不過那本書。所以，令人悲傷的是，即使安栗一直在努力擺脫那本書，她的內心又是極需要那本書的。是那本書改變了她的命運，讓她被人看到，被人批評，讓她有了今時今日的生活。和她枯燥的日常生活相比，那本書是她人生的高光時刻，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是她的理想自我。

同儕和後輩們以看似客觀的態度評論道：「這本書的絕大部分內容在中國都是沒有現實意義的（如果用中文寫一遍，根本無法出版）」「如果論文可以這麼寫，去英國讀個博士也不錯」「她為什麼不發在公眾號上？那樣更適合她呀」。安栗每天早晨刷一遍豆瓣，有時也能刷出一兩個好心人對空言說：「去除獵奇的問題，田野還是做得不錯的」「可惜即使不是老人與殘疾人，生活問題也是很複雜的啊」，以至於他們給的「三星」打分，都能顯出溫存的人情味來。這讓安栗後來在看。待別人的著作時，多了一些慈悲和體諒。事非經過不知難。有的人明明也被難倒過，卻硬裝作沒有，她不想成為那樣的人。如今，安栗手中拿到同行評議的論文，即使再糟，她都心存善念、手下留情。原因就是她每天都在豆瓣重新整理評論，是那些評論照亮了她的軟弱和不自信，成了她的心病，她是在意它們的。儘管她問心無愧，她說服自己只是好運。她負隅頑抗（其實並沒有幾則）輿論，也負隅頑抗「好運」連帶的汙名。

這些事，安栗的家人並不知情。他們彷彿生活在另一個次元。也挺熱鬧的，挺激烈的。女孩子有了穩定的工作，周圍人便只關心她有沒有結婚。這聽起來是中學生必讀世界名著中的一句話，其實不盡然，周圍人還會關心她每個月賺多少錢，有沒有房子和車，一年出國旅行幾次，家裡有沒有戴森。如果她嫁給了愛情，那周圍人會發自內心地感到惋惜，靜候著好景不長，愛是最靠不住的，圖別人對你好，最貪婪。如果她嫁給了金錢，他們又會覺得她本來就不配擁有愛情，應該知足常樂地走向死亡。至於她的工作，那幾乎是沒什麼要緊的。能有個工作就不錯了。她的工作被人挑剔，那一定是她不夠聰明。而且她還需要工作，這本來就低人一等了。所以相比現實世界，安栗更喜歡豆瓣上的世界。那裡也很勢利，觀點矛盾，刻薄尖酸，但到底清明一些。家人嘛，永遠屬於現實世界。好在母親不這麼看，她會跟周圍人說：「我的女兒用英文寫了一本書。她的同學都沒有這樣的機會。」儘管母親連她的書名都說不清楚，只知道說老人天使，彷彿是一幅世界名畫的名字。

說母親完全弄不清楚，她有時又知道一些的。她會跟安栗說：「你是研究我們老人的，你要多跟我們老人在一起說說話，不要老是一個人悶頭寫寫寫。」又或者：「你一個女孩子，為什麼腦子裡都是些烏七八糟不上臺面的事情，像個男孩子，為什麼人家誰誰誰，學的就是莎士比亞。」母親在拼多多買了八塊錢兩大捆芭蕉，吃得安栗夜裡胃酸倒流，她把著馬桶吐了一會兒，想到母親還說過「媽媽用手機裡的拼多多買芭蕉，你可以寫成英文的論文哇？」又覺得挺心酸，她沒真心嫌棄她，她也想幫她的。所以安栗說：「可以的。謝謝媽媽。」好像是完成了一個愛來愛去的動作。母親從來沒有認真問過她為什麼會有這麼一本用英文寫的書，寫的到底是什麼；寫的時候她去過哪裡，跟哪些人在一起；是誰幫助了她，會不會有人罵她，他們罵得對不對呢？母親就像是站在另一個世界裡，跟女兒揮著手，每每看她一眼，她就跟你揮一揮手。但是心裡的話，安栗永遠都說不出來，母親也聽不到的。

安栗總不見得一本正經地去問母親：「媽，你的慾望對你的人生還有推動作用嗎？」好像她田野調查時去問別的老人一樣。

二

「嫁出去的女兒，就是潑出去的水。」長大以後，安栗在認識的人嘴裡聽到這樣遠古的中國話，還是在拆遷組抵達的爺爺家現場。派出所拉開的警戒線似乎意味著事情並不簡單。安栗在腦海中反覆琢磨這句中國古話在英語裡應該怎麼說，可能是「amarrieddaughterdoesn'tbelongtoherparentsanymore」。大概是這個意思，可不知為何，用英文說上一遍，就顯不出那種中國臉盆裡的水的涼意了。如果不是高度緊張硬生生喚起記憶，安栗都快忘記母親的戶口還在爺爺家裡，爺爺反而住在養老院裡，她好久沒有看到他了，她一直在看別的老人，也不知道是為什麼。警戒線外看熱鬧的鄰居們，安栗都不太熟悉。喊出這話的人，可能把她們錯認作來分房子的女兒了。想要息事寧人，最方便的就是搬出祖宗的訓導。可惜沒用好，反而把娘娘們都排擠出去了。

父親工傷過世以後，母親的戶口就變成了一個隱患，又或者是賭注，埋藏在安栗與父親家族的關係中，令他們日益疏遠。爺爺家的親戚，難免當她們母女是外人了，還是敵人，尤其是在拆遷這樣的大事裡。隱隱的張力居然淡化了母親的悲傷，但她從沒有忘記任何一個節日，祈求父親在天之靈保佑她們能拿下這場戰役。總之，這一天遲早要來，與之相關的每個人都時刻準備著，反而顯得很從容。與其外圍相關的每個人，也都覺得這場硬仗自己可以出上一點力，興奮得很。匪夷所思的是，在爺爺家，安栗看到了所有的舅舅們。就是那些從不與她談論脫歐、梅根和哈利王子、梅姨的老頭子們，他們居然齊刷刷躺在警戒線裡的水門汀上，年紀加起來超過了三百歲。安栗母親也在地上躺著，像另一攤水，潑向這家的水。安栗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場景，這真令人吃驚。躺在地上的母親對安栗使了個眼色，手機卻一直對著片警拍影片。

片警態度很好，其實他們什麼也沒幹，就只是站著。有位警察主動靠近過來，問安栗：「你是這家的女兒吧？」並用手指向地面。「你爸爸不在了吧。和媽媽過得還好嗎？他們這樣都是為了你吧，你看你開心哇，那麼多人為了你躺在地上……」安栗聽了心裡有些酸楚。「你和他們氣質倒是不太一樣的哦。」他又繼續叨叨。這位警察雖然年輕，倒是頗懂人情世故，先發制人。安栗要怎麼開口解釋呢，她有什麼好開心的。就算有，那也不是一種字面意義上的「開心」。心裡的酸楚也很微弱，不足以撼動被荒誕揭開的生活場景。她連說一說「你們也可以不要這樣」的勇氣都沒有的，說了也不會有人聽的。她就問了問地上的母親：「你冷嗎？」母親說：「不冷。」她就沒話說了。雖然沒話說，安栗卻發自內心地感到了某種興奮，感到了愛，奇奇怪怪的愛意，產生了奇奇怪怪的畫面。大地上的他們太團結了，團結到根本不需要她，攜手把她推出了畫框。但畫裡的意境是她，主旨也是她，她來自他們，來自他們的團結、無賴和詼諧。真的要在桌上坐在一起其樂融融吃飯，他們又是談不到一起的家人，沒有她說話空間的一家人，很奇妙的。

安栗想到小時候，家裡房子還很小的時候，自己與母親、父親也是這樣躺在地上的。他們一家，蹺著腳看電視裡抗洪救災的晚會，團結的力量讓人相信什麼事情都可以戰勝，但表面上，他們就只是蹺著腳躺在地上，心裡波濤洶湧，熱淚盈眶。電視畫面裡的臉盆裡，總會漂過被解放軍救起的中國嬰兒，場景很像是《西遊記》裡的水難，那個孩子聰慧異常，從小就要去做和尚，名叫江流兒……家裡地上的臉盆呢，則裝著一隻有很多很多籽的西瓜，像甜蜜生活的瑕疵，怎麼也挑不乾淨。挑乾淨了，西瓜瓢也就千瘡百孔了。電風扇在一旁呼呼旋轉，人還是被熱成了坍塌的雪糕。父親走了好多年了，安栗就連他的臉都快想不起來了。但是如果父親還在，他們就不需要做這些戲劇化的事了，他們就可吹體面一點地在飯桌上做親戚。她就還可以是父親家的女兒，不單是母親家的女兒。安栗心想，要是沒什麼事他們一家也能這麼躺著就好了。父親如果還在世的話，不知道他會選擇和她一起站著，還是和他們一起躺著。而她，一個出過英文專著的青年學者，在這樣的場景裡，究竟是應該站著，還是進去警戒線裡躺著？她的職業倫理也沒有教她這些。如果受訪物件採取了激烈的、突發的群體行動，她應該參與，還是永遠保持遠觀？

這只是個開始。

母親的微信裡說得非常平淡：「你下班來爺爺家，他們要開始搞了。」安栗最終決定做的，就是給這家人拍了個照，母親也拍了拍她。安栗突然覺得自己也應該躺下來的，但不知為何，有種強大力量將她與他們隔離了開來，她好像又回到了某個田野現場，和一群有慾望的老人們在一起工作。她的任務，只是記錄他們的慾望，修改他們的慾望，並拍一張普利策獎風格的黑白照片發表出來。這張照片會出現在國際研討會上，出現在她上課的ppt裡。她不知道自己是消費了他們，還是在幫助他們。她將終生被這樣的問題拷問。

隔幾日，按照正常流程，拆遷組給爺爺家停了水停了電。其他親屬都簽了字，母親在哥哥們的幫助下，堅決不簽字，堅決要房子。舅舅們還替釘子戶的房子裡，主動接上了水電。為了不留下話柄，大舅舅去虯江路買了電錶水錶，也給好好地安上了，提醒母親不要忘記去支付水電費。要是玻璃碎了，舅舅們能配玻璃。要是床塌了，舅舅們還當過木匠，可以做出一張床來睡。要是有人推推搡搡，小舅舅還有一張不知道哪裡搞來的殘疾證，作為道德施壓的法器……安栗想，如果外公在天之靈能看到這一切，他一定會感到很欣慰。他們這一家人是多麼團結啊，僅僅是為了潑出去的水，都能如此同心協力，互助發電，為財產而戰鬥。

二人派出所的時候，母親讓安栗去警察那裡核對筆錄，還是那位警察。安栗挑出了幾個錯字，播放了手機影片，提示他們雖然發生了激烈的口角，但是並沒有「推搡」，談判也在進展中。民警修改了筆錄。他總是瞄她，像一個熟人似的。

「那個，我查了你的論文，」民警說，「你去過臺灣哦？」

安栗說：「我去做田野調查。」

民警說：「我覺得你的研究很有意義，手天使我還是第一次聽說。」

安栗說：「歐洲和日本也有義工組織，叫白手套。」

民警說：「臺灣他們有多少人？」

安栗說：「幾年前也就幾十個人。在國外，這些職業是合法的。」

民警說：「其實我們社群也有很多殘疾人。」

安栗手心開始冒汗了。她理應對這些問題不再感到緊張了。她甚至對著鏡子訓練過自己的表情管理，為自己的研究方向據理力爭，顯出專業性來。但她卻不敢看民警的眼睛。

民警繼續說道：「可惜我們還沒有那麼先進哦，沒有考慮到那麼全面。對了，我還去豆瓣看了你的書，你會出中文版嗎？」

這下安栗嚇出一身冷汗，藉口有事，簽了字就跑出了派出所。她的母親和舅舅們還在後面聊著天。他們好像在說，等拿到了房子，要做什麼，什麼，和什麼……他們彷彿在齊心協力地愛著她，隔著十分遙遠的距離。

「你一個大學老師，以後在派出所不要瞎跑，要鎮定。」七十多歲的大舅舅後來對安栗說，「你又沒做什麼見不得人的事……見不得人的事我們去幫你做了，你媽說了，你是讀書人，我們不會要你幹嗎的。你跑什麼呀，年紀那麼大了看到警察還怕，還臉紅……」

三

在《阿甘正傳》裡，安栗第一次看到殘疾人嫖娼。在《親密治療》裡，安栗第一次知道國際代理治病師。在宜家的咖啡吧裡，安栗又看到了許許多多叔叔阿姨們在關關雎鳩、兼葭蒼蒼。那好像並不是一個災難場景，相反帶著某種抵抗的生機，反抗著老齡化社會所謂「手機難民」的刻板印象。和躺在地上的舅舅們、母親一樣，他們好像和我們生活在同一個複雜的生活世界，共享著一些似有若無的價值。也許他們的世界更加井井有條一些，更加有水有電，有理有據，有股票房子，有愛戴祖父的精神，也有保護妹妹的文化。然而，人的慾望是從未被討論到的。安栗的慾望，母親的慾望，舅舅們的慾望，很難在一個沒有框架、沒有理論、沒有獵奇和特殊性的前提下被普通人關注到。在中國，在英國，都是一樣的。沒有人真的關注大地上的他們，他們也不關注安栗這樣的人的內心。他們為她爭取的一切，都是保衛她的外觀。她其實也在為他們爭取些什麼、紀念些什麼的。有時安栗覺得自己的生活是極其怪異的、斷裂的。她對於身邊的人沒有具體的交流與深刻的共情，反而對於不認識的人，帶有蓬勃的熱心。她畢恭畢敬地走入他們的內心深處，畢恭畢敬地將之當作安身立命的責任和義務。哪怕那些事情是那麼幽微、隱私、禁忌。

有個受訪者說，只有看到志願者的那一刻，他才覺得自己是個人。有個志願者說，看到申請人，她才意識到有些事一個人的確做不了。大自然使人成雙成對，不是讓人談戀愛玩的，而是讓人互相安慰面對困難的生活的。即使是父親過世的時候，所有的舅舅們都提醒她們母女以後要開始被男方家欺負了，安栗也沒有感到過真正的恐懼。墓地和產房的畫面，都不足以讓她感到過恐懼。而當安栗看到英國政府會發一筆錢給殘障人士，讓他們可以到性工作的場所尋找性工作者時，當安栗訪問到有一位四十歲的殘障女士提出申請卻不知道自己的陰道在哪裡時，她卻有了一剎那悚然的震撼。是那難忘的恐懼點燃了安栗內心的羞恥，使她開始走入這項研究，使她獲得了一些晉升機會，徹底改變了職業生涯，彷彿一種命定。陷入越深，她越感到愧疚，總覺得自己有責任做點什麼，又覺得自己承擔不了那麼大的責任。

那她知道愛在哪裡嗎？三十多歲了，誰知道愛在哪裡呢？即使是健全的人，愛是不是也存在於我們尚未發現的地方？它一直生長在我們的身體上，可是通過個人，我們是看不到、體會不到的呢。有沒有這樣的政府，給殘障人士一筆金錢，讓他們去找一找看愛在哪裡？又或者有沒有這樣的人，實在是找不到愛了，他將一生只有三次機會提出公共性的愛的互助服務；排隊長達兩年以上，歷經複雜的個人考評，才能等到這一社會福利，等到有一個專業的志願者，願意來和自己聊一聊愛長在哪裡？而後，那個欣慰的人將寫下看似很普通很普通的好句子：「今天，我終於來到了這個房間，這個房間好美。」

「今天，我終於來到了這個房間，這個房間好美。」也是母親（和父親、舅舅們）為她奮鬥爭取的一種未來，物質的未來。細想起來，這個「房間」一樣又不太一樣的。怎麼會那麼不一樣呢？這是一個洋蔥一樣一層層的愛的世界，每剝開一層，都彷彿是新一輪的刺激，新一輪的浸染，新一輪的讓人淚眼模糊，難以睜開眼。

「你有那麼多英文書，總是需要有一間房子放一放的。媽媽還沒有要死，我也沒地方給你放啊。如果你有一個房子，就好多了。」母親對安栗說，「你以為會有一個男人娶你，還娶你這些書回去嗎？你知道上海的房子一平方米多少錢嗎？你這些書放在家裡，每一本都要加三百塊房錢。以後就算有個人喜歡你這個人，也不會把這些東西搬走的。你要讓我和這些紙在一起養老嗎？你知道我們隔壁鄰居顧阿姨說啥嗎，她說給她兩萬，你這些書她也不要收在家裡。她覺得你是一個書呆子。」

「她給我兩個億，我也不願意給她一本書。」安栗沒好氣地說道。她居然有點生氣，為了這麼荒謬的事，為了顧阿姨隨便說說的話。母親這就樂了，說：「你這些英國書裡都寫的啥？你說給我聽聽呢？人家女孩子去英國讀書，都帶回來一些好看的照片，帶回來一個外國男朋友。你一張照片也沒有，就帶回來一堆紙。你說說紙上寫了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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