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人理我。大師把存摺隨意往櫃檯一放，從櫃檯底下拉出一張高腳椅坐下，慢慢喝著他的熱巧克力。印尼人對老闆娘說，快打爛了，他想先去掃廁所，老闆娘點點頭，她看大師不再說話，也離了櫃檯。我拿起澆盆栽的小水壺，到流理臺裝水，咖啡館只剩我們四個人，不，五個人，大姊在廚房裡。大師突然對我說：「你是個詩人。」我關掉水龍頭，我說：「你想說什麼，就直說吧。」「你是個詩人，」大師說，「我就是這個意思。」「我是個咖啡館小弟，而且我很不盡責。"我說。大師繼續對我說著話，直到我聽見門鈴又響了，我大喊一聲：「歡迎光臨。」
印尼人從廁所出來，看見進來的是老闆，又走回去。老闆手上拿著一張面具對我揮一揮，（是我是我），他這樣說。老闆娘輕輕瞪了老闆一眼，（曉得回來了），她這樣說。大師還叨叨絮絮不知說些什麼，老闆走到他身後，一手壓在他肩膀上，對他說：「大師，怎麼有空來？」「別叫我大師。」大師用肩膀甩掉老闆的手，「我什麼都不懂。」「熱巧克力牛奶，本店招牌。」老闆看看大師的桌子，對老闆娘說，「小陳，我可以來一杯嗎？」老闆娘走回櫃檯後方，老闆拉了一張椅子，在大師身旁坐下。
「好大的袋子，你把家當都揹著跑。」老闆問大師，「最近在忙什麼？」「沒做什麼，你比較忙。」大師說，「名小劇場導演，名大咖啡館老闆。」老闆看看老闆娘，老闆娘擠擠眼，（他喝醉了），她這樣說。老闆笑笑，搔搔頭，放下面具：「小劇場快垮了，這家咖啡館也是。」「頭好暈，」大師問老闆娘，「有沒有beatles的那首lucyintheskywithdiamonds?好想聽。老闆說：「對，小陳，找找看，好久沒聽了。」他先哼起了歌詞。大師說：「你別唱了，唱來唱去都是那幾句，難聽死了。」「這首歌，歌詞本身毫無意義，」老闆說，「你忘了？」「我忘了，」大師很快地回答，「你什麼都記得，你記得劇場快垮了，咖啡館快垮了，世界快毀滅了，所以你很快樂。」大師接著對老闆娘說：「小陳啊，你要小心那種看起來忠厚、專注的人，他們選定了一件事，就會像烏龜一樣死咬著不放，再也搞不清楚實際是怎麼一回事。他就是這種人，他會奮不顧身往下跳，不是因為這裡面有什麼希望，他只是不由自主，他拖著整個世界往下掉，世界沒有因為他而更好，而他也沒有得救的希望，拚命往下掉，這就是他快樂的原因。你還幫他泡飲料？別為他服務，不要寵壞他。」大師說著，把老闆娘調好的飲料搶了過去。
老闆站起來，他俯看著大師，大師正冒著熱氣，小口小口喝著熱巧克力牛奶，霎時他的表情軟化下來，他問老闆娘：「大姊呢？」老闆娘說：「在廚房裡。」老闆整整櫃臺上的一堆面具，捧起來說：「那我先回去了。」說著走了出去。大師在他身後說:「孬種，居然不回嘴。」老闆娘皺著眉頭，要我準備打烊，也追了出去。我把店外的招牌燈關掉，把大門「營業中」的招牌翻過來，回到櫃檯時，大師說：「看看他們小兩口，這是幸福的典範。」我聳聳肩表示我沒有意見，我看著大師，我對他說：「你是個哲學家。」大師抬頭說：「我是個屁。」我看著他唇上一圈巧克力漬，不知為什麼心中慘然。我別開視線，他低下頭，沒有再說什麼。我把咖啡館的燈光調暗，這時我想起了大姊還在廚房裡，我走進廚房裡，看見大姊坐在矮凳上，頭倚著大冰櫃，大姊睡著了。所有人都累了。「大姊。」我輕輕喚她，「大姊，打烊了。」「唔，打烊了，好。」大姊扶著冰櫃慢慢站起來，她累了，她的眉頭、眼邊、嘴角都說明她累了，或許也有可能她只是老了。她終於站直了身：「打掃廚房了。"我說：「老闆娘出去一下，等一下就回來。」「唔，好。」大姊溫煦地笑著。
大姊疲累地笑著，我退出廚房。我想起有一天，大姊來找我，她偷偷問我隔天一早有沒有空來幫忙，我答應了，隔天早上，大姊在咖啡館門口等我，她的三輪車上堆滿東西，她也是這樣笑著，她用鑰匙開啟咖啡館的門，得意地對我說，她自己接到一份訂單，中午以前要做出一百份便當。「剛開店，要拼一點。」大姊說。鐵卷門半拉上，在那個並不大的廚房裡，我看著大姊一個人輕手輕腳做出一百份便當的菜量，我的作用不大，只是把便當裝好，在每份便當上面夾一張大姊印好的小紙片，上面寫著這家咖啡館的店名和地址。我們把便當堆上三輪車，大姊騎著走了。那一天，在這個空無一人準備中的咖啡館裡，像是沒有人來過一樣，一切都沒什麼不同，只有我獨自坐在桌前，吃著大姊留給我的一份便當。
她護衛她生活的方式像是護衛著一種殘疾，她護衛著一種殘疾的方式會使人愛上這種殘疾。我就這樣站在廚房門口，不知道還能往哪裡走。印尼人回到流理臺前，洗著大師的杯子，他看見我，對我說：「大師回去了，錢在櫃檯上。」我點點頭。印尼人問我：「老闆和老闆娘怎麼都不在？」我搖搖頭說：「我不知道。」如果是不久之前，我想我會很嚴肅地告訴印尼人說：「因為老闆和大師吵架，就走了，老闆娘也跟著走了。」印尼人會說：「吵架？我怎麼沒有聽見吵架的聲音？」我會跟他說，有時候吵架不一定要很大的音量。印尼人會問：「那怎麼辦？我們要怎麼關門？"我會說：「沒關係，別在意。」沒關係，別在意，他們會回來，明天，你頭上的燈終於會修好，像是沒有人來過一樣，一切都沒什麼不同。一切都沒有什麼不同，我想著大姊轉瞬即逝的笑容，我問印尼人：「大師有沒有說什麼？」印尼人說：「沒有。」
我想著他，jammysamtoso，這個印尼人，他每天在咖啡館洗碗盤，可以得到一杯免費的飲料，他瀏覽著選單上的飲料名，那是他眼神最放鬆的時候。今天，他洗完杯子，如同往常一樣走到櫃檯後面，他想了一會，然後開始敏捷地拿起各種原料，他對這個咖啡館的熟稔超乎我的想象，他煮出兩杯濃綠色的東西，裝在馬克杯裡，一杯請我喝，他說這叫「臺灣」，我狐疑地問：「你把薄荷油加進去煮？」他神秘且得意地說：「沒有，我沒有加薄荷。」他的「臺灣」，數十種東西偽裝成的另一種東西，我喝了一口，太濃太燙了以致我根本分不清它的味道。
印尼人說：「這是禮物，謝謝你送我一本字典。」我聽了，想不起來我什麼時候送過他一本字典，後來我想起來了，我的確送過他一本辭典。那天，我在行李中翻出一本破爛的詞彙，那是我小學的畢業禮物，我心血來潮地檢視「印尼」這個詞的意思，上面寫著：「國名，’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簡稱，詳‘印度尼西亞’條"，我不知要怪這本辭典編得太過精簡還是太過瑣碎，我瀏覽過「印象」「印鑑」「印花稅」……找到「印度尼西亞」條時，已經懶得詳看底下的解釋了。「印度尼西亞」，在詞彙裡，夾在「印度半島」和「印第安人」之間，再過來是「印度支那"，我重重闔上書，我想，像這種怪書，我應該把它送給印尼人。
我意外印尼人還記得這件事，如同我始終不明白何以在我不斷的搬遷過程中，這本書始終被收進我的行囊裡。小學畢業典禮後，我領到這個沉重的禮物，我抱著它出了校門，也突然像現在這樣不知道還能往哪裡走。那陣子天天有人到家裡爭吵，我不想回家，我沿著小鎮的主街走到火車站，我把這本書丟在候車室擺放佛書的架上，然後跑開了。我沿著鐵軌旁的小巷走著，穿過軌道上的天橋，再走回來，火車站四野的圍牆上，天橋的柱子上，到處有人用歪斜的字提著怪異晦暗的語句，有一個我永遠記得：「無害人會健康。」好多年後，當我有能力搭上火車到處遊蕩時，我在一個忘了名字的偏僻小站的牆上，看見同樣的字句，我因此懷疑有一個鬼魅般不死的流浪漢，附身在火車上，一站遊過一站。我沒有那樣的勇氣，那天，我在火車站四周亂逛，將近黃昏時，我終於還是跑回去尋那本被我丟棄的書，遠遠地我就看見它安然躺在架上，偌大的整個火車站，就像沒有人來過一樣，一切都沒有什麼不同，我因之深深慶幸著。
我慶幸著一切都沒有什麼不同。如今，我放下杯子，迴避過印尼人的視線，我拿起掃把，掃著咖啡館的地面，我的手又不由自主地顫抖起來，我提醒自己，專注下來，專注下來，我從來沒有真心去了解印尼人的誠意，他誤以為是的善意，不過是我瑣瑣碎碎生活裡不小心的意外。瑣碎的生活，如今我回想起來，這個冬天的確下過一場大雨，雨水打在柏油馬路上，旋轉起及腰的霧氣，在大雨之前，我父親找到了我，他還開著那輛破舊的發財車，我開啟房間門讓他進來，他責怪我，又搬家了也不通知家裡，我聳聳肩，把房間裡唯一的一張椅子讓給他坐，我站在門邊，他環視著我混亂的房間，有好幾片刻我們都不知該和對方說些什麼。他問我為什麼大學唸了好幾百年都還沒畢業，我叫他別管我，他只要照顧好他自己和媽媽就可以了，他嘆了一口氣，他說，像隔鄰的某某某，唸完書籤了志願役，薪水多，開支少，他媽媽幫他招會存錢，等他退伍後他就有事業的本錢了。我打斷他的話，我說：「我不能當兵，我受不了，我會自殺。」
我說謊。我這種人不會自殺，即使對未來沒有任何寄望，我還是會用最低的能量寄生下去。父親輕輕說：「隨便你了，反正現在我說的話，沒有人會聽。但是我總希望你……」「怎樣？」我大聲說。父親說：「沒什麼。」然後他再也不說話了，我說，你累了就睡覺吧，我現在要去打工了。我要往咖啡館的路上走去，才發現雨已經下得很大了，我沒有回去拿傘，我一意跑著，我感覺心中的暗影騰漲而出，我想要大聲喊叫，然而我什麼也說不出口。印尼人大喊：「歡迎光臨。」對我說：「你淋溼了。」老闆娘拿毛巾讓我擦乾，那一晚，我再次拋下我的父親，
靜默而呆滯地偽裝自己在咖啡館裡，我看著天花板滲出的雨滴沿著掛燈的管線迴旋爬行，在中途乾枯了，另一滴雨水接續著，旋轉著，努力向下延伸，我抬頭呆望著這些水珠以致我的眼睛被燈光螫得痠痛，我感到莫名的壓迫感，然而我快樂極了，我以為天花板會不斷滲出大股大股的水，整片天花板將要旋轉著向下崩解，安靜的一分鐘過去了，我沒有警告印尼人。然後，那盞小掛燈碰然爆裂，燦爛的火花，在黑暗中，旋轉著，消失了，就消失了。
印尼人不知所措地笑著，我也對他笑著。日後他安然地站在暗影裡洗著杯盤，沒有人記得要為他修好燈。那一天，印尼人嘆口氣，用他嚴謹的中文對我說：「我好孤單啊。"我愣了一下，但我不知道要如何糾正他，我說我們不會這樣說的，印尼人問：「那你們怎麼說？"我真的不知道，在我記憶中，沒有人對我這樣說過，或許就算有人說過，它應該或許也是更復雜更隱約的方式，我從來不屑去聽懂，我以為孤單是不值得去化解是不值得用共謀般的遊戲去彼此取悅的。我沒有辦法掃地了，我對印尼人說：「我好孤單啊。"我笑著，同時有生以來，第一次我想念起我的父親，我的母親。我想著這個男人，我的父親，在臺灣經濟起飛時，他與兄弟開了一間小紡織工廠，過著自給自足不問人事的生活，然後他的生意失敗，他與自己的兄弟打官司打了好幾年只分到一輛小發財車；然後他的妻子，我的母親，整日惶惶不安懷疑有人迫害但是大多數的時候她根本不認得人；然後他唯一的兒子，我，用一種最淺薄最不掩飾惡意的方式一再想要拋下他們。我想著這個女人，我的母親，她多久不曾笑過，她的笑容必然曾經溫煦美好然而她累了，她的眉頭、眼邊、嘴角都說明她累了，或許也有可能她只是老了，她的老態和其他將老的人們一樣。他們一樣都在老去，我多麼期盼一切都沒有什麼不同，我將會因之深深慶幸著。
我感覺印尼人的手關切地搭在我肩上，我對印尼人說：「我好難過啊。」然而我笑著，我笑著想起芒果樹，偽大師，永遠的流浪者。他說：「你是個詩人。」我說：「你是個哲學家。」他說：「你好像很討厭我。"我說：「我真高興你看得出來。」他笑著說：「沒關係，我也很討厭我自己，我只是試著喜歡罷了。」他問我：「你不相信世界上有真正的壞人對不對？」我說：「有啊，我就是。」他友善而優雅地舉起他的巧克力牛奶，對我說：「這就對了，敬青春。」他一飲而盡，然後我看見雨中什麼都看不清的大片玻璃窗外，老闆娘和老闆相偕走進來，他們問我，你怎麼了？怎麼在發抖？我說，沒事沒事，我現在很快樂，我看見光明與黑暗，我感到快樂且冰涼。
——本文獲二ooo年臺灣「大專學生文學獎」短篇小說參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