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吳偉奇說，「你要去的話，我載你
李國忠說：「不行，我載你，我是你老師。」
「我載你，」吳偉奇說，「這是我的車。」
吳偉奇騎著捷安特，載著他的老師李國忠，在大馬路上前進。李國忠站在後輪輪軸的踏條上，左手搭著吳偉奇的肩膀，右手大驚小怪地指東指西，好像剛剛出獄的囚犯。吳偉奇發現，李國忠雖說在學校宿舍裡住了快六年，但對這山區好像很陌生似的，真不知道他每天是怎麼過的，這種人，還敢規定他們每天都要寫日記，而且，還差點把自己撞死在山裡面。
剛開始寫日記的前幾天，吳偉奇覺得很苦惱，不知該記些什麼，後來，當他發現李國忠好像忘了這件事以後，就開始在筆記本上編故事，有一天，突然愈寫愈順手，現在，他每天最想做的事情，就是翻開筆記本，繼續寫下去。
吳偉奇寫，下午放學後，他和朋友一起打棒球，但是沒有人有辦法把球打出去，因為球是一顆大大圓圓的鵝卵石，而球棒是一根細竹竿，最後，他那一隊，因為對方投手接連的觸身球、暴投，再加上捕手一直漏接，以一比零險勝，打完球后，大家一起下山去看醫生。
他寫，今天，有一架飛機摔進山溝裡了，他指派他的堂侄子，有大學問的吳火炎，帶著開山刀和板斧，上山搭救。吳火炎劈開飛機門，聽到裡面有人喊：「阿火炎啊……」走出來的，竟然是吳偉奇的祖母，原來，這架飛機載的，都是早就死掉的人，他們參加陰間觀光團，想不到飛機失事了。活人遭遇飛機失事，就全死了，但死人遭遇飛機失事，就全部活了回來。
他寫，劉宜靜和她的祖母，也從飛機裡，手牽手走了出來，劉宜靜的祖母不再七孔吐水了，她對吳偉奇微笑著。劉宜靜也和以前一樣，一笑就讓人覺得好開心，她對吳偉奇說，你每天偷摘的指甲花，可以不用放在地球儀裡了，我的抽屜還是借你放。
他預備寫，有一隻母雞馱著菜刀，流著血，奮力飛進雜木林裡，眾鳥在林子裡為母雞會診，鳥國之王，一頭大老鷹說，誰——就算是萬物之靈的人類——都難免會遭些意外，一點點傷死不了的。它給了母雞一本農民曆，要母雞專心讀，它一面為母雞拔刀接骨，母雞勇敢而專注地讀著書，面不改色，片刻之間，大老鷹已用利喙拔起刀、接了骨，還在母雞的傷口上塗了藥，母雞馬上全好了，它拍拍翅膀，很高興地生下一顆蛋。
沿著大馬路，吳偉奇奮力踩著捷安特踏板，覺得心情好多了。他看見路旁有一個人，頭戴墨西哥草帽，肩膀搭著釣竿，在路上閒閒走著，吳偉奇大聲對李國忠喊說：「那是阿喜露！」「喔！」李國忠對那人招招手說，「你好！」低頭又問吳偉奇：「誰是阿喜露？」
阿喜露的父親同吳火炎的父親一樣，很早就過世了，不同的是，阿喜露的母親，為了怕唯一的兒子到處亂跑，不讓他出門讀書、學種田，也不讓他當學徒，臨死之前，她幫阿喜露討了位越南新娘，越南新娘騎腳踏車，去山下工廠工作，每天可賺新臺幣六百元，她留下兩百元買電話卡，其他的都交給阿喜露。阿喜露每天提著釣竿，沿著溪岸逛來逛去，不管釣起的是溪哥仔，是泥鰍，還是放水流的死狗，他都只是微微一笑，把東西又丟回溪裡去。
「那是何志勳的爸爸！」「喔！你好你好！」何志勳的爸爸，騎著野狼125，後面籃子放著剛自市場買回的菜，和他們擦身而過。他是山村的理髮師，就住在學校對面，放學路隊走出校門時，他時常醉醺醺地從馬路對面衝過來，一把拎起何志勳，把他抓回家剃頭。何志勳的媽媽很久沒回來了，何志勳說這樣也好，免得被揍。何志勳的家裡有很多朋友，有烏龜、變色龍，還有一條青竹絲，他在班上養的金魚，活得最久，因為放假時，他總是偷偷翻牆回到教室裡，跟他的魚說話，餵它吃他獨家調配的「何氏續命丹」。有人還看見，何志勳頂著剛剃的光頭，用茶葉罐裝了他的金魚，帶它到操場上散心。
吳偉奇指著旁邊樹叢喊：「那是警察蕭文龍和蕭明祥！」李國忠沒出聲。蕭蕭二人組把警車藏在樹叢裡，坐在車上抽菸，一根接一根，他們等著要抓路過的飆車族。每逢假日，總有城裡的人，特地開著熒光敞篷車，或是大輪子跑車，車上放著電子鼓聲，一輛接一輛，千里迢迢開到山上來撞山壁。對了，吳偉奇想，李國忠一定會過他們了，想到李國忠的車，他忍不住笑了起來。
又有一個人，騎著摩托車，喃喃自語，搖搖晃晃跨著兩線道，與吳偉奇錯車，吳偉奇喊：「那是阿全！」阿全有一天睡醒，覺得脖子很痛，他發現他父親，趁全家睡覺時把家人一一掐死，自己也喝巴拉松自殺死了。辦完喪事，阿全開始每天吸強力膠。有一天，他吸完膠，在山上甘泉寺後的草地上郊遊，被寺裡眾尼姑用各種法器圍毆，打得很慘，打到他發誓要信佛祖、改吃素。現在，每次吸完膠，阿全就自己對自己念：「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亦無種無性亦無生、我要戒了、我要戒了、我要戒了……」
吳偉奇聽見後面警笛響了起來，他想，蕭蕭二人組開動警車，要去抓阿全了。前方，又有一個人開拖拉機經過，吳偉奇告訴李國忠：「那是武雄伯！」武雄伯今年六七十歲了，自己獨居，平時開著租來的拖拉機，幫人搬運東西、打零工，賺了錢，一半存在一個鐵罐裡，一半拿去看醫生、買藥吃。’每逢選舉期間，有人登門拜票，他就平靜地對來人說：「少廢話，誰繼續讓我領每月八千塊的貧民補助，我這票就投誰。」前年，有個女人答應要跟他結婚，武雄伯二話不說，送給她沉沉一鐵罐，不久，他收到那女人寄來一盒喜餅——她嫁別人去了。武雄伯平靜地吃完那一鐵盒喜餅，繼續打零工、看醫生、買藥吃，把錢存在鐵盒裡。
又有一輛小發財車開過去了，吳偉奇說：「那是樹根伯！」「噯」李國忠應了一聲，他開始不耐煩了。吳偉奇笑著，他想，李國忠不知道，樹根伯就住在武雄伯家隔壁，而且武雄伯這輩子可能只和樹根伯吵過架，武雄伯說，他從來沒有看過有人像老樹根這樣會存錢的，一枚銅錢也要打四個結。樹根伯的太太，想打長途電話和嫁到外地的女兒們聊天，樹根伯嫌電話費貴，用八道鎖把電話機鎖起來，不讓她打，樹根嬸只好滿村遊蕩，拿一張用紅筆寫滿號碼的便條紙，到處串門子，說麻煩你，幫我撥這個電話。
李國忠問：「你真的知道張先生在哪裡嗎？」
「快到了，」吳偉奇仍笑著，「不要急一面轉彎，朝大馬路旁的一道「之」字形緩坡小路騎上去。吳偉奇想，張先生真是太好找了，如果現在拿出指北針，愈往山上走，會發現指北針偏移得愈厲害，最後，指北針的指標整個偏西沉定，指向小路底下一間冷泉室，張先生和他的戰友們，就泡在裡面。
張先生年輕時，和數千位家鄉青年一起被徵召、一起被人帶去攻打幾尾小島，打了三天，島沒打下，張先生和幾十名沒死的同伴，身上嵌著子彈、鐵片與鋼板，也退伍了。他們被軍艦載著，漂洋過海，被放在現在的山區，一座廢棄的堡壘裡，展開長達大半生的療養生涯。
每天，他們穿著汗衫、短褲、長襪和膠鞋，整隊答數，在堡壘裡唱歌、升旗，但隊伍難得整全，因為只要天氣稍有變化，堡壘裡就好像中了瘟疫一樣，這時，每個人嵌在身上的舊子彈、鏽鐵片和碎鋼板，開始吱吱作響，刺骨鎖肉，吸一口氣，就感覺這口氣在受制的筋脈間衝突亂竄，渾身劇痛，站都站不起來。
負責背電話機的通訊兵張先生受傷較輕，只有左上臂中了顆子彈，他早早自斷左臂，下了山，在馬路邊開了間雜貨店，但其他人，有的中在緊要位置上，有的簡直一身鋼骨磁肉，知道在這個遍地鐵鎮的世界上，走也走不遠，更不能硬來，只能對自己的病痛示以懷柔，他們原地求索，找到一窟冷泉，在上面蓋了間浴室，整天浸在裡面。有空時，張先生就單手騎鐵馬，上山遞毛巾。
吳偉奇告訴李國忠：「找到了。」因為他看見張先生的鐵馬，就停在林間小路上。從傾斜的小路往下望，冷泉室坐落在山坳裡，長方形的混凝土結構，像極了空襲時的掩體。吳偉奇停好車，領著李國忠走下坡，走進室裡。
李國忠適應了黑暗，看清楚了四周，他看見，天花板下沒有燈，四面水泥牆上發滿白黴芽，東西南北高高的四面窗，把光線引向一個半乾的大池子，池水呈醬紅色，池子邊、池子裡，掛著、翻著、滾著、躺著大批大批的腦袋、胳膊、肚皮與屁股，悄無聲息地，不知有多少人，面無哀喜、一絲不掛地擠在他面前，雖說是一絲不掛，但李國忠一個完全的肉體也沒瞧清楚，「這真的是……太……」李國忠想說些什麼，但吳偉奇搖搖手，叫他別說話，他向眼前的一團人肉，朗聲問道：「請問，張先生在嗎？」
靜靜地，人肉堆裡分出了張先生，張先生穿著短褲、披著大毛巾，側身走到吳偉奇和李國忠面前，站直了，李國忠看著，突然又哭了，他衝上前，左手緊緊抓住張先生的手腕，右手直拍自己左手手背。
李國忠說：「張先生……我覺得您今天……好完整！」
「來得正好，」張先生任他抓著拍著，轉頭對吳偉奇說，「你堂嫂剛剛過世了。」
「剛剛，你樹根嬸在吳火炎家打電話給你武雄伯，你武雄伯打電話給你阿海叔，你阿海叔打電話給王代表，王代表上山挖竹筍時經過這裡，順道告訴了我。你樹根嬸說，是吳火炎給她撥電話，要她通知大家的。」
「誰？」片刻後，李國忠回過神來，問，「怎麼回事？誰死了？」
吳偉奇深吸了一口氣，開始慢慢爬上小路。他心裡有一種奇異的感覺，好像突然不知道，今天的日記該寫什麼了。對了，過了很久他想起來，今天是四月四日婦幼節，婦幼節過了以後是清明節，清明節的目的，是為了祭祀親祖亡靈，假期在紀念亡靈中結束，他接著又要上學了。
他騎上捷安特，順著小路往下滑，李國忠在後面哭喊：「喂！等等我啊！」他聽見了，只是他不知道他的老師李國忠為什麼要對他喊，他覺得自己已經浪費很多時間了，天快黑了，應該趕緊回家了。家家戶戶都要吃晚飯，好比劉宜靜家，劉宜靜的媽媽煮好了晚飯，劉宜靜的爸爸和弟弟都上桌了，門開啟了，劉宜靜的祖母和劉宜靜，全身溼淋淋走了進來，劉宜靜的爸爸問，怎麼這麼晚？劉宜靜的祖母說對啊，路上下大雨，耽誤了時間。劉宜靜的爸爸問劉宜靜，你也快畢業了，我想送個紀念品給學校，你說送什麼好？劉宜靜眨眨亮亮的眼睛，想了想，說送溜滑梯好了，別送那種轉個不停、叫人頭暈的東西。
好比何志勳家，何志勳和他爸爸正一起吃飯，電話響了一聲，只響一聲，何志勳知道這是暗號，晚一點他媽媽會再打電話給他，何志勳的爸爸也知道，他鼓著滿嘴飯菜，指了指電話下的五斗櫃，說櫃裡有一套他新買的洋裝，他仔細跟何志勳描述洋裝的顏色、樣式與價錢，他問何志勳，你記得住嗎？何志勳說我記住了啦，何志勳的爸爸點點頭，喝了口湯，說那就好，你有沒有發現我最近正在戒酒？何志勳看看他爸爸，一面在桌下抹抹手，把指甲縫裡的粉末摳在褲管上，那是他精心研發、無色無味的「何氏奪命散」，他原本打算下在菜湯裡的。
好比阿全家，阿全的爸爸提了幾便當盒的茶鵝、烤鴨、白斬雞和一袋巴拉松回家，說今天我請大家吃大餐。阿全的媽媽說，哈哈你真健忘，你忘了你已經請我們吃過這些東西了，而且接著把我們都掐死了嗎？阿全的爸爸問，是嗎？我已經做過了嗎？老天，我的記憶力好差，哈哈哈。阿全倒了兩杯巴拉松，說畢竟空相中其心無所樂虛誑等無實亦非停心處爸我敬您一杯。
好比吳偉奇家，他們一起吃著晚飯，他的祖母從臥房裡走出來，說好餓啊！吳偉奇的爸爸說，哎呀媽你醒過來了啊！真好！有件事掂在我心裡好幾年，想跟您說，但總聯絡不到您，我思來想去，覺得好難過，來，我跟您商量商量。
好比吳火炎家，幾十年過去了，鯊魚似的吳火炎找到母雞和菜刀了，他對母親說，真對不起，我不知道你今天就要走了。吳火炎想起母親常問自己：「如果我死了，怎麼辦？」他知道他母親想問的其實是：「如果我死了，你會難過嗎？」他們相依為命了整整半世紀，到了末了，他母親好像只想確定這件事。
「誰死了？」吳偉奇問自己，他在小路與大馬路交接的三岔口上停下捷安特，他看見，遠遠的地方有個身影向他走來，但天黑了，他辨不清那身影是誰。他扯起嗓門，一一呼喚所有他記得的名字，真實的、虛構的，死的、活的，神、人、鬼、獸，他想，無論如何，那身影，總不會吝於回應他一聲。
四周安靜極了。
什麼東西掉在吳偉奇肩膀上，吳偉奇回頭一看，是李國忠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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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林士漢，今年二十四歲，我目前的工作是建築工人，其實高職時我念的是國貿科，當完兵後，我把所學的全部忘光了，為了留在臺北，找了這份臨時的工作。這一年，我們在幫一所大學蓋一棟活動中心，我們從工程的開始一直跟到最後，從挖地基開始，現在已經進入了整平建築內部的階段了。我的搭檔阿治很討厭這個階段的工作，他常抱怨要換下一個工作，他說：「貼廁所的瓷磚不如去挖捷運。」我找不到理由說服他，只好跟他說：「捷運已經挖得差不多了。」他說：「智障，臺北市的廁所才挖得差不多了。」
這是一所很好的大學，從外面看，就像一座森林一樣，我姊姊以前就是念這所大學的。阿治是我的夥伴，也是我的室友，我剛到臺北的時候，聽說後車站有人在找臨時工，就去看看，阿治和一群人就蹲在那裡等工頭的車。我每天都去，有一天，阿治問我住在哪裡，我說：「臺北。」阿治問我要不要跟他一起租房子住，比較省錢，他說：「我還有一臺電視，怎麼樣？「我想想也好，下了工，就和阿治一起去找房子，我問阿治為什麼要搬家，他說：「哪有為什麼，搬就搬了。」後來我們終於找到了現在住的地方，這是一棟四層樓的宿舍，房東他們住在一樓，其他的三層樓，都用水泥隔成一間一間的房間出租，每一間大概四五坪大小，大一點的可以住兩個人，有七八坪大小。看房子那天，阿治在牆上到處用力敲，嘴裡直說：「不錯，不錯。」地板是磨石子地的，阿治也蹲下去仔細看，讓房東很不高興。
這裡的房客我到現在也還是不認識，有的是上班族，有的應該是學生。四樓頂是一個平臺，有一個用鋼筋架起來的，很高的屋頂，地上到處都是碎水泥塊和破磚塊，看起來像是被拆掉的違建。平常沒事的時候，我們就在平臺上抽菸，看看旁邊高架橋上的車流。房子後面的死巷裡，常常有一個老人蹲在那裡，一動也不動，附近有些小學生放學了，常常跑去逗那個老人，對他大吼大叫，拉拉他的衣服，有幾次還拿石頭丟他，阿治下去趕過幾次，後來我發現，那些小孩要進巷子以前，都要抬頭先看看阿治在不在樓頂，也許他們現在覺得，逗樓上的阿治比較好玩。一直到昨天，那個老人都還蹲在那裡。
搬家的那一天，我和阿治各自拿著自己的東西搬進來，我的東西不多，阿治的東西里，最大的也就是那臺三十二時的大電視。後來我發現，阿治真的很愛看電視，我們剛把東西整理好，他就不知道從哪裡去牽了第四臺的線。他的話很少，可以整天坐在房間裡面看電視，尤其是關於他自己的事，你問他，他絕對不回答，我有時候會故意逗他說話。有一次，我念書上的句子給他聽，我說：「阿治，阿處哭處拉魯那一卡濤馬斯，是什麼意思？」阿治回頭瞪了我一眼，說：「你在放什麼屁？"我說：「這是‘人畜平安啊！神！’的意思。」我問阿治：「這不是你們的話嗎？"阿治又轉過頭去，盯著電視說：「不知道，沒聽過。」我說：「那你講幾句你們的話給我聽聽。」阿治說：「放屁，哪有說講就講的，又不是變魔術。」
遇到下大雨的時候，我們不能上工，阿治就要打電話到處去問哪裡需要工人。阿治認識的工頭很多，我們做過大樓清潔工，也做過搬運工，阿治很有義氣，總是說：「我們這裡有兩個人。」等工作的時候，阿治會連電視也看不下去，這時候，他的話才比較多一點。有一次，他問我這麼多書是哪裡來的，我給他看我的借書證，阿治看看借書證，又看看我桌上的書，他問我：「如果你不把這些書拿去還，他們會怎樣？」我說：「不還就不能再借，你如果超過時間，也會被罰一段時間不能借。」阿治說：「就這樣？」我說：「對。」阿治想了一想，又說：「他們不能罰你錢，也不能打你，只好這樣規定，你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嗎？」我說不知道，阿治說：「這是說他們拿你沒辦法，你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嗎？」我又說我不知道，阿治說：「這是說這個世界上，讀書最好了。」雖然這樣，他自己卻從來不看書，我的書如果佔到他的位置，他就會很不耐煩地把書統統堆到電視上，堆在電視上的東西表示他不要了，他如果在戒菸的時候，也會把菸灰缸放在上面。
我問阿治，為什麼他想要去蓋捷運，他說，這樣比較有成就感，你從一個地方開始工作，一段時間以後，你就到了另一個地方。我不覺得這樣有什麼奇怪的，我告訴阿治，如果你坐飛機到一個很遠的地方，因為速度太快了，超過我們習慣時間的速度，你就會得到時差，有時差的人，會一整天睡不著，或一整天昏昏欲睡；阿治說這沒什麼了不起，他平常時就是這樣。但阿治其實很少失眠，有時候晚上睡不著時，我躺在床上聽著上鋪的阿治，發出均勻的鼾聲，有時候我會起來看著他，看著這麼高壯的一個人，也屈著身體，安安穩穩地睡著了，那時候我會覺得，時間真的是一種很不可思議的東西。
我有時候會覺得時間很不可思議，大部分是因為我姊姊的關係。我姊姊大我六歲，我上小學的第一天，我姊姊帶我到小學門口，要我自己進去，她說她已經畢業了，現在要去唸初中，然後，她在我臉上狠狠捏了一把，跟我說：「乖一點，放學以後敢迷路你試試看。」我把她的手用力甩開，頭也不回就進校門了，那時候，我覺得我姊姊太小看我了，在我們那個只有一條大馬路的小漁村，一個人怎麼可能有辦法迷路？現在我明白，事情原來不是這樣的。
我們家和那所小學，都在村子的大馬路旁邊，走路的話，大概要走十五分鐘，後來我看地圖，發現我們的村子，其實就是一條道路上的一個點，一邊是基隆，一邊是北海岸風景區，在詳細一點的地圖上，你可以查出，它距離基隆有多少公里，距離下一個風景區又有多少公里，我想，住在這樣的地方，大概免不了是要離開的。我小學三年級時，我姊姊考上了臺北的高中，只有放假時才回來；我小學畢業時，我姊姊考上了臺北的大學，只有高興時才回來。這似乎是很自然的事，但那時我覺得，我姊姊每次回家，都可能帶著一個驚人的訊息。有一天她就這樣若無其事地告訴你，她考上大學了；有一天她就這樣告訴你，她自己可以賺錢了；有一天她就這樣告訴你，她不念大學了，她要去結婚了；有一天她就這樣消失，再也不回來了。
我姊姊最後一次回家，是一個傍晚。我姊姊一進門，問我在做什麼，我說不會看嗎？我在掃地。我姊姊很有趣味地看了我一會，她說你現在唸初三了吧，我說廢話。她問我初中好不好玩，我瞪了她一眼，她又問我有什麼可以吃的，我就去炒了飯。她一面看，一面大聲誇我好厲害，我覺得她當我是白痴。吃完飯，我姊姊去自己的房間收拾了很久。很晚的時候，我媽媽回來了，我姊姊就到客廳，等我媽媽卸完妝出來，我姊姊告訴我媽媽：「我不念書了，我明天結婚。」
我真的嚇了一跳，我媽媽沉默了很久。我姊姊問她，你沒有問題要問嗎？我媽媽似乎是認真地想了一下，她問我姊姊，明天什麼時候，我姊姊說，明天早上，在臺北，你要來嗎？我媽媽點點頭，我姊姊說，那就好，說完就回房間去了。不久，我媽媽也去睡覺了，我一個人在客廳看電視，看了很久。第二天早上，我幫我姊姊拿行李，在基隆等火車到臺北。我、我姊姊和我媽媽在月臺等車時，月臺上有很多正要去上學的學生，我覺得我們真像要去旅行一樣。我想，如果這稱得上是一次旅行的話，那還是第一次，我們三個人一起出去玩。
早上我姊姊先去公證結婚，我們見到了新郎。下午在一家餐廳請吃喜酒，來了很多人，很熱鬧，一直有人拿樂器上臺演奏，忽然有人在新郎頭上一掀，把新郎的假髮掀下來，原來新郎留著長頭髮。每個人都來向我媽媽敬酒，我媽媽始終默默不說話，我在旁邊聽了很久，才弄清楚新郎的名字，他是一個樂團的吉他手。喜酒結束後，我姊姊好像喝醉了，我去扶她，她舉起手，好像要捏我，我沒有躲，但她突然一拳打在我肚子上，說，小弟，要乖一點，我以後都不回家了。我看著我姊姊，她笑得很開心，整張臉紅紅的，我想，她做這樣的決定，心裡一定很痛快吧。
我和媽媽坐火車回基隆時，我媽媽問我冷不冷，外套能不能給她穿，我脫下外套，我媽媽披上了，就在火車上睡著了，我看著我媽媽，我想，她也喝多了。其實，我真為我姊姊覺得高興，那一天，在火車上，我第一次仔仔細細地回想這一切發生的事，有關於那些過去的時間，我想，如果我能像我姊姊那樣聰明的話，也許我就能夠明白，是什麼使她變得這麼堅強的吧。也許，我也能夠稍微體會，我媽媽的心情了吧，但是沒有辦法，我實在是太笨了。
我小學六年級時，有一天早上，我爸爸騎著機車，說要去追烏魚，從南方澳搭漁船出發，一直跟著烏魚到南部去，之後他就失蹤了，我媽媽好像到處去找了幾次，還帶我去南方澳的漁會鬧。我姊姊放假回來，問我媽媽，爸爸真的說要去捕烏魚嗎？有人這樣抓烏魚的嗎？我媽媽又不說話了，我姊姊也不說話，到了晚上，我姊姊找我去問話，她要我仔細回想，爸爸失蹤的前一天晚上，有沒有發生什麼事，我說我想不起來了。
我是真的想不起來了，好像沒什麼特別的事發生，我爸爸還是像平常那樣懶懶散散的。他雖然是個漁夫，但是印象中，他待在陸上的時間似乎比較久，他騎著機車去追船，大概比坐著漁船去追魚的時間多一點。我告訴我姊姊，我只記得，一直到那一天之前的前幾天，我都還在生他的氣。有一天我放學回來，在家裡到處找不到鐵絲，我爸爸問我在找什麼，我說，找鐵絲，明天美勞課要用，我爸爸說，怎麼那麼麻煩，就幫我找。他也找不到，他走到外面，看見牆壁旁一根竹掃把上圈了幾圈生鏽的鐵絲，就把掃把給拆了，把鐵絲交給我，然後他踢了踢那堆散成一團的竹枝，叫我鐵絲用完了記得把掃把圈回去，免得媽媽囉唆，就跑到一邊去抽菸了。我看看他，覺得這下糟了，我就知道事情一定會變成這樣，所以平常我很少找他幫忙。
我姊姊聽完，問我說還記得什麼，我說沒有了。我姊姊問我前一天晚上有沒有人來家裡賭博，我說那天沒有，我姊姊說，這就奇怪了。我姊姊突然告訴我，爸爸很會賭博，從來沒輸過，大家都跑來家裡賭，就表示他們也承認爸爸很厲害。我姊姊問我記得喜仔叔嗎？我說記得，我姊姊說他不是每次都輸得蹲在椅子上賭嗎？我說媽媽不喜歡爸爸賭博，有一天她拿菜刀，把大家趕跑了，連爸爸也被趕出門。我姊姊說她記得，她也不喜歡爸爸賭博。
農曆過年之後，爸爸還是沒有回來，媽媽去找了一份正式的工作，在村子裡的那家金北海活魚三吃當招待。那一年，姊姊考上了大學，我升上了初中。從那之後，我發覺我經常一個人在家，我媽媽大概睡到中午才出門工作，很晚的時候才回來，我想，要是我一直躲在家裡沒去上學，我媽媽大概也不會發現。一開始時，我真的這樣做，不知道為什麼，我開始很喜歡一個人躲在家裡，在我們這個每個人都出門沒有回來的家，我突然有了比以前從來沒有過的耐心和好奇，去一點一點尋找我以前沒有注意的角落。我潛入姊姊的房間，這個房間對她來說，更像是一個倉庫，她在緊鄰馬路的那扇窗戶加了窗簾，整間房子陰暗潮溼，她讀過不要的書，還有她穿不下的衣服，在桌上，在地上，在床上，一堆一堆地堆疊成某一種特定的高度，我想，那大概是她伸起手可以不費力夠到的地方，那些東西就這樣被保留下來。
我媽媽的房間也一樣塞滿了東西，用壞的舊電鍋、熱水瓶，我小時候的玩具，還有一疊又一疊的舊報紙，有些東西，儘管只剩下一小截殘骸，我媽媽還是一樣，把它們塞在床底下，衣櫃裡，梳妝檯櫃子裡，和任何一個角落。我發現了一本舊筆記，仿牛皮的封面，裡面居然是爸爸所寫的，在第一頁，爸爸寫了「航海日記」，還大大地簽了自己的名字，裡面大部分的紙張都被撕掉了，剩下的，大概不斷地重複這樣的話：「今天又荒廢了一天，明天應該好好努力。」
「今天又荒廢了一天，明天應該好好努力
「今天又荒廢了一天，明天應該……」
中間還有一頁這樣寫著：
「今天發生了一件事，我被王億萬船長毆打，我沒有偷懶，也沒有做錯事，王船長喝醉酒，沒有原因就動手打我，我們一起的劉天生和王明龍都可以做證。」下面是我爸爸和其他兩個人的簽名和日期。
一段時間後，我又開始每天準時上學，不知道為什麼，我再也不敢一個人待在家裡了。我不記得缺席了多久，我跟老師說我生病了，老師和同學們都沒有多問，我想，我缺席這段時間的長度，他們大概覺得正好合理，可以接受吧。我每天很早到學校，放學後也拖延到很晚才回家。過了一段時間，我姊姊回家住了幾天，有一天，我姊姊又找我去問話。我姊姊問我，你知不知道媽媽有時候晚上會偷偷跑出去，我說我大概知道吧，我姊姊說什麼叫大概知道，她問我知不知道媽媽跑去哪裡了，我說我不知道，我姊姊叫我以後注意一點。
有一天晚上，我睡著了，我姊姊大聲敲我房間的門，把我吵醒，她問我幹嗎把門鎖起來，我說不行嗎？她叫我跟她到外面去，我們就走出門，站在門外的大馬路邊。晚上很冷，風從附近的海邊直灌進來，鑽進我的褲管，咬著我的腳，黑暗中，狗懶懶地叫了幾聲，又走遠了，我覺得很想尿尿，就問我姊姊到底要做什麼？我姊姊說，我們等，等媽媽回來。
這樣等了很久，我覺得天都快亮了，然後，有一輛汽車在馬路轉角邊停了下來，靜了很久，車子倒車開走了。我媽媽慢慢從轉角走出來，慢慢走近我們，我姊姊看著我媽媽，我看著我姊姊和我媽媽，我媽媽什麼也沒看，推開門，進到屋裡去了，過了一會，我姊姊叫我去睡覺，也進屋去了。
以後有很多次，我姊姊會一言不發地把我吵醒，要我一起站在外面等。我問我姊姊，如果她一直注意著媽媽，為什麼不在媽媽出門時就攔住她，我姊姊沒有回答我。在等待時，她也一直保持沉默，在馬路邊，如果狗吠得太大聲，或是誰家的燈突然亮了，我姊姊也會稍稍地顯得不安。我站在那邊，忍著睡意，交替著把重心放在不同的兩腳上，看著我姊姊的影子一下被拉長，一下被縮短，和黑夜裡偶然出現的光合在一起。我想，在這個只有一條馬路的小村子，要真正保有什麼秘密，大概是非常困難的吧。
我姊姊一定也明白，有時候我有一種衝動，我想問問我姊姊，這麼做到底有什麼「意義」？我想帶我姊姊，去看看媽媽的房間，那個在床底下，在任何角落，都塞滿了東西，陳舊潮溼的房間。我想，這樣也許我姊姊就能明白我的想法，因為當時，即使是現在，我也不知道應該如何向她說明。我記得有一次，我姊姊問我，知不知道什麼叫「嫉妒」？我說我不會解釋，老實說，我經常不記得那兩個字要怎麼寫，我記得我姊姊低頭一會，又抬頭盯著馬路盡頭，那輛汽車每次都在那裡停下的轉角。
後來，也許不完全是因為我姊姊的關係，這些夜裡的等待終於有結束的一天，我姊姊得到了勝利。我姊姊結婚，宣佈她永遠不回來了的那一年，我考上了基隆的一所高職，每天通車上學，日子在看不相干的書中度過。我媽媽還是日復一日在中午起床，化好了妝，去金北海上班，金北海的生意突然好了起來，大概在臺北附近的一些地方，生意都會輪流好起來吧。
我當兵的時候，有一天放假回來，發現村子裡那段大馬路正在拓寬，鄰近的房子都被鏟去了一半。我在小學旁的臨時站牌下車，發現小學的校門不見了，我走回家，發現我家只剩下一半，我家的客廳，我和我姊姊的房間都變成了馬路，我媽媽的房間，正對著大馬路，從地板到天花板，結結實實地塞滿了我家的東西。我站在那裡看了很久，看著假日的車潮一輛一輛從我家前面慢慢通過，然後走到金北海去找我媽媽。
我媽媽請了兩小時的假，帶我到小學後面的空地上，用三角板搭起的臨時住所。我媽媽住的地方，大概有十坪大小，我媽媽說等馬路鋪好了，「政府」會幫我們蓋新房子，房子雖然只剩一半，但「政府」會蓋二樓做補償，所以大小還是一樣，還多了一個樓梯。我看著馬路上捲起的灰塵，告訴我媽媽，我們的「政府」真有魄力。我媽媽笑了，這麼多年，除了看電視時的傻笑，我真的第一次看她笑。我回頭看看媽媽住的地方，發現牆角堆了很多沒有開封的小家電，光是果汁機就有三臺，我問媽媽這些要做什麼，我媽媽說，現在這裡每個禮拜都有流動夜市，這些是買來的，很便宜。我媽媽問我退伍以後要做什麼，我說，找工作，去臺北。我媽媽說這樣也好，她在屋子裡看了一會，像是要看看有什麼東西可以給我，最後她問我要不要帶一把吹風機走，她買了很多，我脫下我的帽子，指指我的平頭，笑著說，不用了。
就這樣，退伍後，我也來到了臺北。一開始，我根本沒有心情工作，只是租了一個小房間，每天無所事事的，照著出現在腦海裡的，曾經聽過的那些地方，一個一個去看看。有一次，我也登上了那個摩天大樓，去看看臺北市的街景，我想著，如果從這裡往外面看，那麼方向突然變得很清楚，反正這麼多馬路、橋、高速公路、鐵路上，這麼多車子，我們不是來臺北，就是離開臺北，我們不是往南離開，就是往北靠近，一個地方可以大到這樣一點都不抽象，一切好像都可以很確定的樣子，我想，光是這一點，我就決定要留在這裡了。
昨天整天雨下得很大，阿治跑出去喝酒，傍晚回來的時候，他把菸灰缸從電視上拿下來，坐在那裡抽菸，然後，他叫我跟他一起去平臺上看看，他告訴我：「我明天就要回家了。"我想了想，我問他：「你家在哪裡？」他說：「屏東，在恆春那附近。」我說：「所有的屏東都在恆春那附近。」他就把他的身份證拿給我看看，我才知道他叫許文治，大我五歲。他說小時候大家都叫他死蚊子，因為他長得很高，又比較瘦，很像一隻蚊子，我說:「阿治好聽一點。"我問他回去以後要做什麼，他說不知道，也許開一家雜貨店，他家就是開雜貨店的。
我說那他就不叫「開」雜貨店了，因為他家本來就是雜貨店，阿治說：「那要怎麼說？」我說：「我也不知道。」阿治說反正就是那樣。他問我還要留在臺北嗎？」我點點頭，他說：「那好，電視送給你。」他想了想，又說：「那個第四臺的線，如果你怕被抓的話，可以把它拆了，如果想看，可以去找人來接，反正你還要住在這裡，還是，你也可以搬到比較便宜的地方。」我告訴阿治別那麼囉唆，我自己知道怎麼做。
阿治不說話了，我也不知道應該說些什麼。我們看著還蹲在樓下的那個老人，他還是一動也不動，雨已經小了很多，我說：「活動中心已經快要蓋好了。」阿治點點頭，說：「好不容易。」突然，那個老人站了起來，跌跌撞撞地往外跑，從我們這裡往下看，他簡直就像在跳舞一樣，我和阿治一起大喊：「小心啊。」但是已經來不及了，老人被高架橋下經過的一輛車子撞上，整個人在車頂翻了幾圈，面朝上落在柏油馬路上。我想要衝下樓去，但阿治攔住我，他說：「來不及了；現在大家都擠到那裡去，去了也只是擋路。」於是我們站在那裡看，人群中，有人用行動電話報了警，大家聚在那裡指指點點，沒人敢去碰那個老人。我很緊張，抓著阿治的手臂，救護車來時，我好像看到正有一個血泡，在老人的鼻孔上，被一點點氣息吹得愈來愈大，慢慢地，好像一隻結好網的蜘蛛那樣，從老人面目模糊的臉上，一點一點，橫移開來，不知要走去哪裡。救護車走後，阿治告訴我：「下樓吧。」
今天早上，我堅持送阿治去火車站，我買了月臺票，我們一起在地下的月臺等車，我告訴阿治，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月臺，是在基隆。基隆是一個很奇怪的地方，在火車站附近，你可以一直走在天橋上，不碰到陸地、大家都在天橋上走路、賣東西，有些房子的大門，就接著天橋，連那山腰上的房子，遠遠地看，都像一座橋。阿治點點頭，說：「那個地方下太多雨了，地也不平。」
送走阿治後，我慢慢從車站走回來，我想起了那個老人，我想，長這麼大，第一次看到有人流那麼多血，而且可能會死掉。我看的書裡，有很多充滿了痛苦的吶喊，但他們一本一本擺在書架上，擺在櫃子裡，看起來，又是那麼整齊安靜，就像現在街上這些人，每個人都是保持安靜地走著，一步一步地。這麼一想，時間真的是一種很奇怪的東西，但有時，我覺得時間也沒有那麼奇怪，事實就是，我二十四歲了，阿治二十九歲了，我姊姊三十歲了，我媽媽五十二歲了，而我爸爸，如果他還活著的話，也已經五十八歲了。
我真心希望那個老人沒事，過幾天，他又可以蹲在那裡，我會像阿治那樣，幫他趕走那群頑皮的小學生。我想，這真是一個自私的希望，我希望，我也能有一次機會，能看見在這個只會愈來愈老，愈來愈接近一個終點的時間裡，有一個人，像是倒轉時間一樣，恢復了過來。這個城市就像不時在變動一樣，即使是閉上眼睛，還是能清楚聽見，各種拆毀和建造的聲音，遠遠近近的。再遲鈍的人，即使像我一樣，也終於能夠聽見，不知道為什麼，在應該覺得輕鬆快樂的時候，我只覺得，很難過。
——本文獲一九九九年「臺北文學獎」短篇小說評審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