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的箭口村，雷暴的那幾天，羅家丟過一個兒子；十來年前的雷暴，櫻花山莊附近的一棵巨大的樹被劈掉一半；前年的雷暴，鎮上的人能在光線照耀下看清鹽幫客棧的涼亭被河水逐次淹沒。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學會的是第一時間清點自己還剩下什麼，除此之外沒有什麼可以抱怨的。

和其他人一樣，沙坪詹氏村人詹玉芬對生活的艱辛早已經見慣不驚了。兄弟姐妹五個，她和排行倒數第二的弟弟詹澤和關係最好。家裡只有一間房子，七個人擠在兩張床上：爸爸和兩個兒子睡一張床，媽媽和三個女兒睡另一張。

兄弟姐妹幾個都只讀到小學，詹玉芬到現在都聽不懂「災荒年」的意思，因為印象中她家每一年都吃不飽飯，她13歲的時候爸爸就死於哮喘，爸爸死後媽媽再嫁去了瓦市正街上，把詹家村的房子留給了詹澤和，他是做推石頭的（磚瓦匠），到處幫人修房子為生。

30歲那年，經人介紹，詹澤和遇到了桂蘭，多年以後詹玉芬都記得桂蘭年輕時的俊俏，也記得弟弟對她小心翼翼的照顧。桂蘭早在十幾歲的時候嫁去過自貢榮縣的山裡面，生過一個女兒，然後跑回來了，和詹澤和在一起的時候，「她可能都三婚了」，但詹澤和仍想娶桂蘭。桂蘭的媽媽提出要兩千塊錢的彩禮錢。那是在20世紀90年代，詹澤和怎麼可能拿得出來，但他倆除了沒擁有過正式的結婚證書，和其他普通的夫妻並無二致。

詹澤和是個爛好人，哪家哪戶有事喊他，他都去幫忙。他人又老實，連麻將都不怎麼會打，一個么公的兒子半夜賭癮犯了來敲門，詹澤和也睡眼惺忪地陪他，還輸了很多錢給他。

只要詹玉芬回家去，再沒有錢，詹澤和都要去賒錢買點豬肉包點抄手，炒個回鍋肉，或者去生產隊，弄條白鰱來煎。「每次我們走，他都眼淚汪汪的。算命先生早就說過，他就是眼睛下面那顆痣生（長）壞了，所以哭得多。」詹玉芬說。

他也是個疼愛孩子的慈父，32歲才有了小群。大姐春節回來探望父母，逗弄小群，一抱她就哇哇大哭，而詹澤和只要看著孩子哭，也就跟著眼含熱淚。

男式褲子有兩個屁兜，詹澤和下工回來，屁兜裡一定裝瓶給孩子的可樂。每天一到晚上五六點，小群和弟弟就在屋前的壩子裡張望：「老漢回來沒有？今天又會帶啥子粑粑給我們吃嘛？」

詹玉芬說：「我的這個兄弟一輩子只有兩件事：喝酒、幹活。」詹澤和體壯力大，別人為他取綽號‘詹大漢’，因為長年在外從事體力勞動，酒精是他唯一的放鬆方式，他把所有打工的錢都交給妻子，一家人的生活過得平淡樸實。而一切的變故都是從他們夫婦兩個外出打工開始的。「桂蘭自從出去打工後就變了，花了心。」詹玉芬說起此事，頗為耿耿於懷。

兩夫婦把孩子託給詹玉芬，一開始是在西藏打工，後來又輾轉去了成都雙流的一家香辣醬廠，是一家遠親開的，詹澤和做工人，桂蘭在裡面給工人煮飯。

有天晚上，香辣醬廠老闆回到辦公室，桂蘭脫光了衣服睡在他的沙發上，說要和他老婆爭他，桂蘭還說她的老公應該是他。

老闆很無奈，喊了一輛車把她送回自貢。

「我記得，那一次媽媽一回來就跑了，我在姚壩坐車的時候看見媽媽上了一個車子，應該是上自貢。我當時就跟爸爸說，他馬上就去姚壩找她。我說我上車的時候看到的，隔了這麼久，現在哪裡可能還在原地？可是他不聽，急匆匆地就跑出去了。」小群回憶。

多年以後，小群堅持說那是桂蘭第一次犯病，桂蘭後來一直從六醫院（自貢精神病醫院）開藥。詹玉芬卻不這麼認為：「她那個時候還沒有犯那種病。應該就是出去和不曉得啥子男的夥在一起，吃了那種藥。」她補充說：「就是黃色錄影裡的那種藥。」

沒多久，小群的外公有天早上找到詹家，說（一直不回家的）桂蘭發病後被火車撞了——左邊手和大腿都撞斷了。「她老漢說她被火車軋了，但後來人家服務員說，她被撞的時候身上什麼都沒穿……多半是出去出了事，別人把她扔到了鐵路上，賴給鐵路局。」詹玉芬如此揣測。

那是在2004年，小群家裡依然屬於赤貧的年代，詹澤和把桂蘭送去自貢四醫院，後來，肇事的鐵路局又讓轉到內江鐵路骨科醫院，住院免費。詹玉芬把一年的穀子賣了，才湊齊了桂蘭在醫院的生活費。詹澤和在醫院照顧桂蘭，沒有錢，晚上只能睡醫院冰冷的走廊，聽著病房內整夜傳來的呻吟，身體蜷縮成一團也還是四面漏風。在又冷又氣、又悲又憤之下，他每天都找機會往自己肚子裡大量灌酒。小群一直覺得，爸爸的身體就是那個時候搞壞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