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錫州只是鎮上的芸芸酒徒之一。本地的氣候條件孕育了優質的糯高粱，那也是釀酒最好的原料。富順縣是四川省釀酒原料的主要產區之一，早在明朝萬曆四十四年，即西元1616年，酒類產品就遠銷省外。

新街子上就有一家酒廠，採用古法釀造白酒，半個古鎮都能聞到酒釀的味道。酒廠的老闆、老闆娘離婚分家，但其中一個女兒依然留在原址開廠，另外一個女兒則搬到老蠻橋也開了個酒廠。外面的人都稱這家酒廠是仙市的「五糧液」。

2022年，政府免費給農民發放高粱的種子，於是也有很多人家開始自己用高粱來釀酒。他們還喜歡用枸杞、紅棗來泡酒。鎮上並沒有專門的酒吧，但是幾條街上的餐飲生意都少不了酒，當地的男人似乎也在酒裡找到了另外一個世界：這是他們的社交媒介，也是他們得以放鬆的途徑。新街上有整天喝了酒就罵人的，箭口村有喝了酒提刀殺人的，新河街則有曾錫州。

整個鎮子都記得曾錫州把酒當作水的畫面：面前永遠擺著一瓶酒，吃飯的時候也喝，半夜起來也喝。仙市當地對這種好酒的人有個形容，叫作「酒病」。

曾錫州沒讀過什麼書，大部分時間不是在和豬肉打交道就是種菜，即使後來搬到鎮上，他也時常會步行半小時，回到老家的田裡種菜。他不怕苦也不怕累，特別擅長去農田裡捉泥鰍、黃鱔，毫不介意分享給友鄰。他不太計較利益得失，賣豬肉的時候，總是先把肉好的部分賣給顧客，留下不好的部分，因此做人的口碑很好，即使當年欠債最多的時候，債主們也不會對他趕盡殺絕。

曾錫州對子女教育一竅不通，慶梅的教育基本上來自於鍾傳芳。鍾傳芳是如此「封建」，慶梅和慶秀都不能跟男性關係密切。讀初中的時候，有個男同學有頭皮屑，有個同學出主意說，用豬苦膽可以洗掉頭皮屑，他們知道慶梅家是賣豬肉的，就讓她給留著，放學以後一起去她家裡拿。曾錫州也知道這事。但鍾傳芳回家的路上，街上的老太婆就跟她說：「曾慶梅喊了兩個男同學到屋頭去耍哦。」鍾傳芳不由分說就把慶梅打了一頓，等到曾錫州賣完豬肉回來，才知道自己冤枉了女兒。

如今慶梅住在檀木林大街上的小區，電梯房，出入都有微笑的保安殷勤服務，沒有門禁卡就刷不進來，對面的鄰居素不相識，望出去的天空被防盜窗隔成無數個碎片。

而她多少年以來都習慣了親密到沒有隱私的生活：她爸爸媽媽打架，鄰居會來勸來拉；少點油鹽醬醋鄰居就直接給你；如果年輕姑娘穿了吊帶，裙子穿得短一點，鄰居大孃也會當面數落「妖精妖怪」……這裡，沒人把自己當外人。

社會學家費孝通在《鄉土中國》裡說，鄉土社會是「禮治」的社會。這個「禮」未必指的都是彬彬有禮的東西，而是一種當地的傳統。耳濡目染，這些才是在鎮上生存的準則。而慶梅最懷念的就是小時候鄰居之間的友愛和相互幫助。

曾家斜對面有一位鍾阿婆，寡言少語，從不閒話他人，對左鄰右舍關愛有加。曾家最困難的時候，鍾阿婆總是默默幫助他們，打理家務，幫忙煮飯。父母出去幹活沒給慶梅留鑰匙，就喊慶梅來自己家吃。慶梅長到21歲，鍾阿婆胰臟炎做手術，之後癱在床上幾個月。慶梅晚上也不上樓睡覺，就躺在一樓茶館的沙發上。鍾阿婆有什麼動靜馬上飛奔過去照顧，「就當是在近距離守護她」。鍾阿婆去世的時候，人們都主動來幫忙做買菜、搭棚、記賬這些事情，幾乎所有人都到場。「一條街的人。」慶梅強調說，「說實話哪怕是（鎮上的）老師也沒什麼值得尊敬的，我覺得也只有她值得我尊敬。」

當地的習俗就是重大事件就會殺一頭豬，有家人婚宴，請曾錫州去幫著殺豬，四五個男人把豬摁在院壩，放了血，都丟進鍋裡燙好了，豬竟然又站起來了……後來沒過多久那個新娘子就被淹死了。

他們篤信著這些鄉下的習俗，並把它們當作鎮上生活的空氣，這傳統、這流言、這俚語、這迷信，這裡的一切，就是慶梅的人生私塾。

對慶梅影響最大的自然也是鍾傳芳。儘管在陰暗潮溼的堂屋，大嗓門的孃孃和散發著煙臭的老頭是舞臺上的主角，人們還是一眼就能把鍾傳芳從人群裡辨別出來：她一頭短髮，蘋果型身材，面部線條比較硬朗，這使得她還沒有說話，臉上似乎就寫滿了某種不好惹的氣質。

慶梅讀小學三年級的時候，每週都要拎著桶去學校打掃衛生，一個男同學過來搶桶，兩個人爭執起來，把桶摔壞了，慶梅哭著回來找媽媽告狀。第二天下午，鍾傳芳去學校，在門口等著小男孩，把他一通怒罵，不解氣又去找了他的家長，直到他給慶梅道歉。

鎮上的人從此都瞭解鍾傳芳是個「孵娃兒」（護犢子）的人，沒人再敢隨便欺負慶梅，而慶梅也從媽媽那裡獲得了巨大的安全感。

鍾傳芳很多次想離婚，都去過了法院，又反悔了。小學的時候，她也偷偷把兩個女兒拉到身邊，問過她們：「如果離婚，你們願意跟著誰？」「哪個都不跟！」慶梅雖然還沒有懂事，但她堅定地回答說。初中以後，她更是乾脆主動和爸媽說：「你們一天到晚打架，不如離了算了，不要讓我們跟著遭罪。」鍾傳芳此時反而沉默了，有一次法院把開庭的傳票遞給了雙方，她左思右想，為了曾慶梅兩姐妹，還是讓步了。

鎮上的人把離婚看得很重，彪悍如鍾傳芳也不例外，她不認識幾個字，去銀行都需要慶梅作陪，但她骨子裡卻有著那個年代的人特有的關於家庭的保守主義。她曾經回憶童年的時候說過：「我媽老漢也要打架，老漢有三個妹妹，在旁邊挑唆。老漢就聽她們的，每次也都是幫妹妹的忙。農村幹仗的很多，我記得有一次老漢用鋤頭把媽媽的腳上弄得全是大口子，醫了很多錢。」

結婚之前，慶梅叛逆的那段時間，有次鍾傳芳和曾錫州吵架，她的嘴歷來就比男人的要更快、更碎，連綿不絕、喋喋不休。慶梅聽不下去了，忍不住也開始罵媽媽：「念念念，罵罵罵，沒完沒了的，你到底有完沒完？」她一個巴掌呼到了鍾傳芳臉上。鍾傳芳一愣，氣得轉頭就跑到窗戶，打算翻下去投河自盡，還是曾錫州把她給拉住了。鍾傳芳和慶梅都號啕大哭——那件事情慶梅一直覺得欠媽媽一個道歉。

多少年來，慶梅都覺得媽媽氣勢凌人，直到她結了婚，有了女兒，感受了生育巨大的肉體痛苦和它帶給女人的變化，慢慢地才開始去了解、才意識到女人的不容易。她從小目睹外公打外婆，而外婆都默默忍受，媽媽就算再「惡」，每次回農村，都是融入幹活的行列。在農村吃飯，他們總是分成兩桌，男人們和貴客們一桌，喝酒划拳屁事不做，女人們和小孩子吃飯則在另外的小桌子，擺著比大桌子少一半的菜。

直至今日，依舊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