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茜見證過2016—2018年仙市古鎮的熱鬧。鎮裡數量最多的就是餐館，黃茜的「軒然居」也是其中一家，生意最好的時候，比起幾家大餐館（尤其是鎮上的「五星級酒店」鹽幫客棧）不算什麼，但也實實在在感受過賺錢的快樂——那時整條街熱浪滾滾、人頭攢動，就好像是金錢響動的聲音。

「有選擇就好了，這是一個人的命。」

她信命嗎？從她家往邊上走二十步，就是香火鼎盛的金橋寺，鎮上的人總說是因為這個寺廟保佑了他們，1997年自貢遇到五十年一遇的大水時，古鎮才不至於滅頂。

而黃茜從來沒有去拜過，她不敢許願，她說自己「沒有那個習慣」，她也可能只是單純地不相信自己的生活中會發生任何的奇蹟。

80年代末期，鎮上就有年輕人陸陸續續外出打工，回來在家裡上班的比較少。只要留在這裡的，上到80歲，下到20歲，個個都勤勞能幹，做飯、洗衣服、帶娃、打掃衛生，甚至是幫娃帶娃、下田，都不在話下——對於絕大多數出生底層的人來說，日常生活中的陷阱，已經比其他什麼都更艱難了。

在41歲這一年，黃茜已經覺得自己「完全不年輕了」，卻依舊一無所有。有個重慶的朋友告訴黃茜說：「慕思床墊的銷售，起碼有五千底薪，還加提成。」她唸叨著：「那樣子租房子加生活如果我花個兩千多，剩下就可以給兒子攢起來了。」

在她一遍遍考慮要不要換個城市、換個工作的時候，賺錢計劃裡面完全沒有她的男人。

8月16日，黃茜拎著行李箱，陪兒子出發去重慶讀初中，原本是9月1日開學。由於疫情的蔓延，學校規定學生本人和陪同家長出示核酸檢測之前，還需要在當地居住十四天以上。

她生命中唯一的亮光只剩下這個兒子了。還記得那一年生產之後，她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然成為母親。護士把孩子抱過來的時候，只覺得陌生、茫然。如今孩子叫一聲媽，她生命都可以交付。兒子的教育就是生活中最大的事，每當看到老公只知道罵髒話和棍棒伺候的時候，她覺得兒子就像她自己一個人的。

待了一天，朋友給黃茜介紹了幾個商場的銷售工作。她一一面試，和慕思在重慶的分部談妥待遇，便以最快的速度租下了附近的一套房子，開始「上班一下班一週末看孩子」的固定生活。

年底的時候，也就是僅僅三個月之後，她又不得不回來，再好的品牌，也禁不住疫情這座大山的壓迫，實體店的生意堪憂，新開的大商場門可羅雀，從前做這個品牌的銷售，月收入輕鬆上萬，而這一年她們同一批招進去的銷售，因為拿不到提成，賺不到錢，統統都撤了。

在慕思三個月，每月的收入分別是：1100元，3500元，1700元。

再次回小鎮的時候，她臉上倒也沒有想象中的沮喪，反正一直處於生活的低谷，已經習慣了。橫亙在她面前的，依然是半年前她整天焦慮的兩個問題——沒錢、想離婚。

那些一同長大的小夥伴，王麗在自貢幫忙賣電器，因為媽媽賣飼料，很能賺錢，倒也衣食無憂；表叔的女兒婷婷，被做廠長的爸爸一路「安排」，讀了川師大，現在在新津縣政府裡面做管理；瞎子的女兒，在鎮上唯一一家服裝廠上班；還有張娟，在車站榨油（把菜籽榨成菜油）減輕她媽媽賣涼水、冰粉的負擔；掰著手指頭算來算去，只有開婚紗影樓的秋子成了女強人，但她經常凌晨起床半夜回家，把自己累得像只喪家之犬，還要被她那個從沒有家庭責任感的老公拖累……

想了半天，班上的同學裡面，唯一一個走得遠的，只有中學的班長，他媽媽是姚壩中學的老師，他讀了個什麼專業學校，畢業後分到錦州的鐵路部門，現在調到瀋陽去了。

「都是關係當道，我們（和我年齡相當的）這批人（十幾個）沒有哪個家裡條件有多好，也沒有哪個好有出息的，或者說婚姻家庭都不好的比比皆是……」

來找我訴苦的那天，我的視線碰巧越過她的肩膀，看見對面做道士的韓三爺拿起叉棍，把一隻貓從房間裡趕出去。

「畜生！」他咒罵了一句髒話，「滾出去。」

那隻貓看來嚇得不輕，背脊弓起，毛爹起來像個刺蝟。想起黃茜第一次和我聊天時就表達過對貓的不以為然，這也是相當一部分當地人對動物的態度。謝大姐有次提起過曾經靠養貓、賣貓賺錢養家，母貓生下的小貓拉得家裡到處都是。我當時略有觸動，終於明白為什麼她一直認為貓很髒。

那隻貓跳上一個高處，然後像個熱水袋一樣「啪」的掉落下來，在地上翻滾了一圈，一瘸一拐就逃之夭夭。這個時候我才注意到那是隻橘貓，和隔壁徐九孃家裡丟了很久的那隻貓長得大同小異。

「我們這裡對待它們（貓）的好，和你們的標準不一樣的。」黃茜回過頭來微笑著說。

這裡並沒有人會把貓當作寵物乃至家庭成員，也沒有人會尋找一隻走失的貓。在她們眼中，大概那也只是一隻畜牲吧。

前段時間在包三婆膝下的小狸花貓不見了，換成了一隻整天「嗷嗷」的橘貓，一問才知道原來那隻小花狸貓被定義成撓傢俱、上房揭瓦的壞貓，於是被拿一個麻袋裝上，走到很遠的地方連麻袋帶貓給扔了。「這已經很仁慈了，沒弄死它，放了它一條生路。」

這個鎮上有那麼多巷道、河流、臺階，他們想當然地認為，生命都自會有它們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