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十幾年知青，回來替街道餐館炒菜的黃忠林一個月才掙三十幾塊，謝大姐去賣菜都能賺到一百多，於是她勸說丈夫辭職，和她一起賣醃臘製品。後來他們又從街道辦事處那裡租下正街最好的位置，也就是現在孫彈匠的棉花鋪那個位置，那時候門口過路的人流如梭。他們後來也嘗試過賣包子、饅頭，賣茶葉，養豬、養羊甚至養貓賣貓等等，一切可以賺錢的生意。如果不是後來決定去重慶，他們不會把房子退了，讓出來這麼一個黃金檔位。

由於被請來的道士坑騙，黃茜祖母的墳沒找好，位於河對面的下風位，不得不接受汙濁河水的沖刷，那幾年家裡人屢屢發病，猶如被詛咒。

黃茜的妹妹（大家都稱呼黃二妹）才一歲多的時候，全身出現紅點點，被婦幼保健院確診為白血病，換了幾個醫院檢查，粗長的管子伸進體內抽出脊髓檢查。雖然自貢市第一人民醫院最終判斷是誤診，此後妹妹的體質也一直趕不上姐姐，個子也跟不上同齡人，父母因此更稀罕她也就無可厚非。

謝貽會和黃忠林沒什麼文化，一輩子只會苦幹。對教育之類的事情毫無辦法。但他們有著底層老百姓對孩子表達情感的最質樸方式，就是再窮也不能窮孩子的教育。多年以後黃茜才得知那些年父母為了她們讀書借過多少次錢。

他們也有著嚴厲的家教：做人要誠實，要信守一定的傳統，比如吃飯的時候只能夾自己面前的，不能去夾別人那頭的菜，不能蹺二郎腿，不能說髒話。

但是他們從沒有給過孩子們明確的訊號，指引他們一定要接受高等教育，這並不是他們的錯，整個鎮上也都沒有這樣的氛圍。沒有書店，沒有圖書館，古鎮入口的那棟「古鎮黨群服務中心」的樓後面有個「社群圖書室」，門常年緊閉。半邊街上倒是有個舊書攤，上面擺放的是《毛澤東選集》《農村百事通》和《電影故事》。

根據常井項《縣城中學的衰敗：1998—2018》裡面給的高中升學率的資料，省會直轄市的總體升學比例有76.3%，地級市、縣級市及以下的總體升學比例只有50%多。仙市中學也不例外。仙市中學是鎮上唯一的中學，近五年以來，它的普通高中升學率為51%，如果包括上職業高中的，則有98%。

四個孩子裡面，只有黃二妹能靜下心好好讀書。

在黃茜印象中，在她很小的時候，家裡就開了餐館，爸爸媽媽忙著做生意，她是四個孩子中的老大，因為妹妹身體不好，而且她又沒有妹妹能說會道，所以家裡所有的家務活兒都落在黃茜一個人肩上，尤其週六週日，別人都在玩，她需要揹著一大桶衣服去洗。如果去得太早，天沒亮透，或是天微微黑，她還要抓上一把鐵渣渣辟邪。

彼時的黃茜充滿恨意，也很叛逆，時常和媽媽頂嘴，把謝大姐惹急了，不管有多少人在眼前，都會讓她跪下，把她打得身上全是一條一條的瘀青。

於是，她就很喜歡去住在自貢市區的大姑家，待著就不走了。她總是偷偷從仙市出發，搭乘那種頂上有個大包包的天然氣公交車，顛個四十幾分鍾就能抵達。

從小學到初中，黃茜從未因為學習得到過任何讚揚或是鼓勵，全班四十幾個人，她一般都排在倒數十幾名。別人不見得比她更努力，她也整天渾渾噩噩，完全沒有過什麼學習目標。即使她對棋牌遊戲不感興趣，但寧可放學看別人打拖拉機看一下午，也不想多翻開一頁課本。

然而只要放了學，妹妹都可以和人家玩一會紙牌，她卻立馬就會被揪回家做永遠幹不完的家務活兒。她最害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媽媽去參加家長會，因為回來以後，她必定又會挨一頓打。爸爸也試著鼓勵她們好好努力，但是她從不曾看見未來生活的美好畫面，身邊也沒有什麼榜樣可以借鑑，像大多數鎮上的普通女孩一樣，夢遊般地結束了九年義務教育。

她只是一直都盼望將來走得遠遠的，「只要不留在這裡，不天天干活，去哪裡都行。」

1997年，黃二妹的初中畢業考試考砸了，英語竟然得了零分，這對於黃家人來說是不可能的事情，因為就在不久前自貢的英語比賽中，她還得了三等獎。好心人透露這是被市裡某位有權勢的公子換走了考卷。黃忠林去政府大鬧了一番，奈何家裡無權無勢也沒有文化，都不知道要跟誰以及如何投訴。「老百姓要想翻案不曉得好難。」黃二妹本來報考的是自貢最好的一所中學，後來被校方拉到一旁說承認她的學籍，但直到去學校報名才得知對方是按照「議價生」來招生的（所謂議價生是指學校招收的落選學生，學費面議），學費比公費要多出九千六百塊錢。

那九千六百塊錢對於黃家來說是不可承受之重，從此黃茜更是對地方政府、權勢人物特別淡漠。黃茜的姑爺在自貢市鴻化廠，提出讓黃二妹去頂替上班，黃二妹打死不幹，從此更加發奮讀書，考上了西南農業大學，後來去了北京工作。

姐姐和妹妹的人生似乎從此就有了分野，職高三年，黃茜除了學得一口並不完美的重慶話，忽而捲舌、忽而翹舌，其他一無所獲。彼時她也並不清楚，所謂的學歷和文化能夠帶給自己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