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李紅梅的話來說，童慧是個一輩子都焦慮的人。這樣的人要求完美，某種程度也會給身邊的人帶來壓力，自己也很容易沒有安全感。

從很年輕的時候開始，童慧就對工資的事情很在意，也很看重沒有保險這種事情。1991年就開始給自己買養老保險，並且和關係好的幾個朋友採取了一種「轉轉會」的形式。比如，每個人每個月出300塊錢，一個人這個月領1200，其他人就不領，領的那個人就可以拿著這錢去買保險。

2014年，外地工作的姐姐回來教大家跳壩壩舞，童慧跳完回來家澡，沒吹乾頭髮有點感冒，第二天有點濛濛的，鄉村醫生說讓她捏著鼻子鼓氣，結果就完蛋了，下午還沒下課她就難受得去了醫院。

那是童慧第一次感受到疾病的可怕。她被診斷得了神經性耳鳴，看遍了醫生都治不好，發作的時候好像有個起重機在耳朵裡瘋跑，家裡人甚至去請了仙婆，說她遇到了一個瘋神，讓她家人去七個墳前，分別撿一塊石頭，壓在枕頭下面，睡七天，再分別還回去。

她每天都過得很痛苦，睡著了，世界才安靜，一醒過來耳朵就轟隆隆地響。

童慧在自貢四醫院住了一段時間，同時還去中醫院拿藥，還是不見好，後來李紅梅帶她去瀘州醫院去看，吃了一種藥，終於有所好轉，但因為藥裡面含激素，童慧因此胖了十幾斤。

得病的那個時候，童慧還沒有轉正，雖然未雨綢繆地給自己買了商業的醫療保險，那一次是拿了報銷，但是如果還有下一次得同樣的病，就不能再報銷了。

住院那陣子，李紅梅因為要上課沒有辦法時常相伴，那是她一生中第一次感覺到，自己不僅僅是孤獨，也毫無安全感。

她聽聞，有個鄉政府的人，在姚壩當鄉長，出了點事情被判了兩年，後來出來以後沒有工作，給他安排在社群幹活，他之前買了十五年的養老保險，蹲監獄就沒有接上，現在60多歲了，退休金才一千多塊錢一個月。去年一退休就檢查出來肺癌，他老婆在糧站工作，退休金兩千多一個月，每個月治完病就沒什麼錢了。兩口子不得已把丈母孃接過來一起住，其實就是為了老人家那三千多的退休工資。

2021年，她的六哥也檢查出來肺上的問題，他能報銷的就很少。如果遇到大一點的病，醫個十幾二十萬，自己都可能要出十多萬。

「一病致窮，這是我生活中最沒有安全感的部分。」大概正是因為如此，童慧特別節儉，不捨得吃穿。

童慧說她從來沒有幻想過所謂理想生活，對現在的生活方式很滿足。她是如此節儉，「有時候發點錢，人家就開心，可以去買衣服，而我就想著，可以湊點錢存進來囉。」至今為止，童慧最貴的一件衣服，是多年以前的一件中長款的皮衣，價值一千元，心疼了很久，還是李紅梅買給她的。

童慧不知道特別的人生會是什麼樣，她周遭的朋友，讀書讀得多的比較有出息也有那麼幾個，但是大部分人都過著平淡無奇的生活。

像萍萍初中畢業就去做生意，賣點百貨，後來人家介紹了一個沿灘什麼廠的工人，就結了婚，過著不見得多好的平淡日子，連聚會的機會都屈指可數。林四兒表哥是隔壁區的區長，給她安排了一些事，她不太喜歡，她爸爸媽媽是裁縫，就來跟著爸媽打過一段時間的衣服。後來有人給她介紹了在自貢一個比較有錢的、做服裝生意的男人，兩個人結婚以後，卻因為她生了個女兒，讓對方不太高興。她當年就去廣州打工，讓她媽媽幫忙帶孩子，而她老公從此一分錢撫養費不出。終於離婚了之後，她就西藏、雲南四處走。

在這樣的地方，平淡反而是一種福氣，如同李紅梅永遠都記得那個同性戀好友，她對世俗的不在乎，和周遭環境對她的某種（眼光上的）排斥，「我們這種地方太小了，平凡一點融入人群，比標新立異更好。」

李紅梅也因此對自己和童慧在一起的生活心滿意足，她覺得和童慧走在街上，人們看她們的目光更多的是隱隱的羨慕，「你說多少夫妻能做到像我們這樣，都不說那些過不到頭的，大家過孽的、離婚的、感情冷淡的有多少？」

但李紅梅不清楚的是，新街菜市場那頭住著個男人，大家至今都叫不上他的名字，他喜歡穿女裝，紅色的、綠色的、露肩膀的，也經常和大家一起打麻將，人們都說他出過車禍，腦子不對勁。那也不妨礙他們在背後對他嘲笑譏諷，並把他的錢都贏在手頭。鎮上的人沒有她想得那麼淳樸，也沒有她想得那麼善良。某種程度上也許是她的圈子和職業保護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