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紅梅大概算得上是另外一種異類：她在古鎮生活了五十二年，是一個不怎麼在乎別人看法的人，不知道是不是和教師這個職業說話太多有關，如今她的嗓音像是不知道被什麼東西磨平了，已經如同男人般低沉。她平胸，穿著中性的衣服，永遠的長褲，褲帶邊緣甚至掛著一串鑰匙，走路的時候有點含胸，略帶點外八字，抽菸抽得很兇，一有時間就外出喝酒、打麻將。

李紅梅出生的時候，父親就被打成右派，媽媽對家務事完全不在行，所有的家務就都壓在了她這個女兒頭上，再加上弟弟很喜歡讀書，她時常都是被忽略的一個。也正是這樣的原因養成了她的堅韌果斷，背五十斤的重物也好，洗全家所有人的衣服也好，她都從不抱怨。

李建設對她的教育頗有指向性，看到李紅梅和成績好的同學在一起就喜笑顏開，把成績差的同學帶回家玩，他會直接跟人家說：「不歡迎來我家玩。」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在「文革」中被耽誤了十年，父親最喜歡對家裡的孩子們強調「要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即使家裡買不起收音機，每天父親也都要提醒孩子們記得收聽廣播：「要聽黨中央的聲音，要關心國家大事。」

李紅梅記得小時候見過父親抄寫「天安門詩抄」（是一本革命詩詞，沉痛悼念敬愛的周總理，聲討萬惡的「四人幫」），什麼鄧小平如何、周總理如何。「我們這種閉塞的地方根本沒有人知道那些事，我老漢當時喊我們戴白花，整個仙灘都沒人戴白花，我們都不好意思。」

1976年，毛主席死的訊息傳來，李紅梅的學校要求集體默哀，她看到周圍的老婆婆、老師都哭成一團，默哀一場接一場。鎮上有個朱大孃是做搬運的，小時候過得很苦，1949年以後體會到了「無產階級貧農」的好日子，她一個人哭得撕心裂肺，幾乎暈厥過去，嘴裡直呼：「我的毛主席啊！」李紅梅完全沒有那樣的政治敏感性，只覺得好笑，掃視了四周，才只好埋下了頭。

1983年春節父親平反，李家買了臺12英寸的長虹黑白電視機。1984年奧運會，最熱血沸騰的就是中國女排的比賽。中國女排在小組賽上先是不敵老對手美國隊，決賽的時候再遇到美國隊，那場比賽播出的時候簡直是萬人空巷，沒有電視的人都擠在單位的會議室。更何況隊員孫晉芳還是四川人——那是中國人「愛國情緒」慢慢高漲的80年代，中國女排也被宣傳為和「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息息相關的一面旗幟。那場比賽是在夏天，一大群鄰居擠進李紅梅家，帶著小板凳擠在她家的電視機面前看比賽，她當時穿的是短褲，看完比賽才發現大腿都拍紅了。

隔天三哥和紅梅回家，桌子上擺著《人民日報》，他們明白這是愛看報紙的父親佈置的任務——他總會把自己覺得值得閱讀的文章擺在那裡，作為一項任務，還要孩子們做讀書筆記。那是李紅梅第一次看到二傳手梁豔的故事，關於她是怎麼從一個普通人成長為國家隊隊員的，她第一次在心裡告訴自己——我也要成為一名運動員。

李紅梅加入了籃球隊，她個頭矮小，但是敏捷靈活，因此成了隊裡的組織後衛。她家門口就是籃球場，每天再晚都會出門練習投籃，她發瘋一樣地訓練以提升自己的球技。1984年，她代表富順縣參加自貢市的農村運動會，許多球隊的人因為李紅梅是得分手，都會專門派人盯防，故意去衝撞她。至今撩開褲腿，李紅梅腿上的傷疤還比比皆是。她們最終拿下了第一名。很多年以後李紅梅展示了那張參加比賽的照片，作為中鋒的鐘傳英也在照片當中。李紅梅留著長馬尾，皮膚彈性十足，雜亂的劉海也沒能擋住飽滿的額角，那是李紅梅一生的高光時刻。

1985年，自貢大地震的那年，父親因病去世，他臨走的時候，不忘在女兒耳邊叮囑一句：「要讀書，記得讀書。」

很多年以後，李紅梅說：「大概就因為老漢太關心國家大事，我就反而不關心了，我的心思只在我的下一節課。」她是一個對政治完全脫敏的人，從不和同事朋友討論時事熱點，也不愛看《新聞聯播》《環球時報》，也沒有超凡脫俗的愛好，她努力把自己培養成了一個普通人。

她也設想過，當年如果不做老師，要麼繼續讀高中，要麼就去深圳闖蕩了。她為此一直抱怨媽媽，但是「那個年代的娃兒，再叛逆，最終還是要聽父母的」。

當然，紅梅接受工作安排，也是因為隨著年齡的增長才發現，一米五幾的個頭對於做一個運動員來說，太「先天不足」了，她認清了現實，認為自己只能選擇一份這樣的職業。

17歲時，李紅梅成為一名人民教師，她把長頭髮剪短，平時哈哈大笑的表情收斂起來，那時候的李紅梅在照片上看上去就是個甜美的酒窩女孩。她按部就班，履行著一個普通女人的流程，上班、下班。她參加工作很早，也年輕，追的人很多，一天到晚不是這個就是那個來獻殷勤，還有人因為追不到和她絕交的，她一天到晚都為此而煩躁。

一開始她被分配去了鄉下教書，雖然挨著仙市鎮，但公交車班次並不多，凌晨六點就需要起床。通常她給自己還有家裡人做好早飯，就在擠得水洩不通的鄉際中巴車上打起了瞌睡。朦朧陰晦的車上，有時候也擠滿了牲畜，和著惡臭的味道，在佈滿坑窪的路面，她得緊緊抓住座位的扶手……鄉村教師的工作時間並不固定，晚上也不能準點下班，因為需要繼續在辦公室上班，一週有兩天是政治學習，校長給大家念《人民日報》上的社論，念各種政策法規。老師們在下面批改作業，直到夜裡的八九點下班。鄉村小學條件並不怎麼好，四周圍連盞燈都沒有，走出校門只剩下漆黑一片，還得隨時小心附近的野狗、草叢裡的蛇……李紅梅因為這樣的經歷，也就練就了走夜路的本領。

那時候的鄉村小學，一個老師需要通吃一切，李紅梅是語文老師也是數學老師，是音樂老師也是體育老師。她後來自嘲說能力不夠性格來補，她潑辣外向，學生們倒是很吃這一套。

又過了兩年，她終於調回了仙市做語文老師，學校裡除了幾個四十幾歲的老師，全是剛進來參加工作的年輕人，她也感覺自己成熟了一些，終於接受了一個同齡男生的追求。他們也有過稀裡糊塗的好時光，但很快，結婚、生子。

1991年的一天，下課之後她照例在學校操場打了會兒籃球，遠遠地聽見有幾個人在邊上聊天，還有人「咯咯咯」地笑得像只小鳥。休息的時候她走了過去，看到一個同事正在和一個陌生的女孩在聊天，那是她第一次見到成年後的童慧，就那一眼，她覺得胸口有股說不出來的東西洶湧而來。「她應該是我的女人。」她心想，「我是怎麼了？我是怎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