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炳芝每天早上六點醒過來，撐到八點開店，小理有時候給她代買點油或者急需的生活用品，幫她清理頭天的便桶，然後就要匆匆趕回去給女人孩子洗衣服、做飯。她坐在店裡守著，賣點小東西出去，如果需要搬運重物，她也會拜託過路的行人幫一下忙。下午五六點，小紅過來幫她收攤，遇到她打麻將贏了錢，她就讓小紅給自己買一袋苞穀粉。
一個人的生活如此安靜，簡單到連一隻貓都容不下。隔壁養的母貓生了小貓，她只喜歡小的，不喜歡大的，因為「小的不亂跳桌子，也不會拖走吃的」。木質房子容易招老鼠，一到入夜，它們就會在房樑上肆意奔騰，這種時候她就會去借一下貓。那種對貓的喜歡當然也是有限的喜歡，她甚至不曾伸出過手撫摸一下貓，或是輕聲呼喚它們——在她眼中，貓和豬、馬、牛的作用本質上差不多，都算是家畜。
她每天都盼著天亮，也許就是單純地沉迷於做事，從表面上看起來，她是一個連掏出一塊錢都要哆嗦半天的人。去年開始，為了遊客的方便，她的小賣櫃上也開始立起微信支付的二維碼，那其實是她長孫的，賣出去十塊錢，她就往牆上的塑膠袋裡放入一顆大花生，賣出去一塊錢，就放進去一顆小花生，到週末再根據花生的總數統一跟孫兒索要現金。
有天來了一個年輕女人——「我把她認錯了，以為是我的么女從瀘州回來了。我問她，你回來了？她答應我說，啊我回來了。」——女人買菸，拿了一張一百塊錢的，陳炳芝補她八十五。「那會兒我有個錢箱箱，裡面有八百塊錢，她跟我說，你把錢擱回去，我說要得嘛，結果後來錢箱裡的錢全都不見了，手鐲、兩個戒指也被她摸走了。最後發現就連收的那一百塊都是假鈔。」
陳炳芝清醒過來，那個女人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隔壁老太婆說記得這個人，監控器也找出來這個人，二十來歲，圓臉的，牽著個八九歲的娃兒。陳炳芝卻不知道自己為啥整個人都是迷迷糊糊的，完全不記得當時的具體狀況。
後來陳炳芝承認，那會兒還幹著貓兒店的生意：「年輕女娃兒說明天再來。我說要得，想著她長得漂亮，看她的意思，要來做個把兒生意也可以。等我醒過來才覺得，不對……」
那不是陳炳芝第一次上當受騙，畢竟年齡大了，她被假鈔騙了無數次……這都還只是小小的損失。再後來陳炳芝把小五的房子給賣了，賺了十二萬，給了小五七萬，留下了五萬。2016年，又湊齊了十二萬借給了江平。
江平也是仙市本地人，比新河街的黃茜高一個年級。讀書的時候在仙市中學並不起眼，後來搖身一變成了個包工頭，開個車整天晃來晃去。不知道從哪天開始他也參與到放高利貸的行列當中，江平攬儲能給出五分利（在民間借貸中，幾分利就是月利率百分之幾的意思，五分利就是月利率5%），也就是一萬塊錢一個月能拿到五百塊錢，比銀行高出不少，也有些人著實在他手頭賺到了不少的利息，比如小紅，借出去十萬，一年就能拿到六萬塊錢的利息。
於是那些年仙市有錢的人都爭相把錢借給江平，住在陳炳芝對面的鄰居，也就是黃二姐的前夫松伯也借給他八十萬，就連賣豬肉的笑平都湊齊了二十萬借給他。
陳炳芝借出去十二萬，剛剛收到三個月的利息，江平就失蹤了。
債主們去鄉下找他，才知道他早就和老婆離了婚。那些錢被他賭博全部輸掉，於是他又不停地借，企圖翻盤，又輸，又借，直到累積到五百萬這個天文數字，實在還不起了，就四處躲藏。
他唯一剩下的一輛車被先找去要債的人當了，松伯氣不過找人去打他，還倒賠了四十萬醫藥費。他們也打不了官司，借出去的錢連個起碼的借條都沒有，而且他也沒說他不還。
就這樣，陳炳芝手頭的一點養老的錢也泡湯了，她自己倒是顯得無所謂的樣子，「多聰明的人都被騙了，狗日的（江平）死沒死都不知道，拿不回來還能咋子辦？」
陳炳芝將手頭的最後一套房子賣掉，幾個孩子想把賣房所得的三十萬分掉，小五說留著將來給媽媽住院、辦後事。
一天三餐她自己煮給自己吃，因為「娃兒些吃得淡、吃得硬，我吃得鹹、吃得耙」。偶爾隔壁「徐大姐餐館」客人吃剩下的菜，她看著可惜，要過來也是一頓。對面酒廠扔掉一坨塑膠袋，黃二姐跟她說是冰箱裡放的豬兒粑，時間太久了，她也從垃圾桶裡撿回來熱一下，又是一頓。
她不記得什麼「自然災害」，但她記得年輕時吃過「白善泥」，把長在石頭上的白色的顆顆錘下來，和著灰面烙粑粑，吃了以後便秘到都屙不出來屎。她大概因此一輩子都對食物匱乏有種不安全感，做生意就是為了要吃上一口飯。
偶爾她也會傷感起來，抱怨孩子們週末吃的好肉好菜也不給她端一點過來，這種時候多半她也要和自己強烈的自尊心作戰，畢竟她獨立了一輩子，沒靠過男人，沒靠過孩子。第一次動完手術，有天小紅扶著她，慢慢走在回家的路上，遇到派出所的一位領導（後來知道是所長）親切地問她多少歲了。她說：「快90歲了。」所長吃了一驚：「婆婆，等些天我去看你哈。」果然過了些日子，所長送來了二十斤米、一桶油，還有一根柺杖，前兩樣她捨不得吃拿去賣了，至於柺杖，她小心翼翼放到了一旁，夠不著的時候寧可使用晾衣竿——她可不願意用這根看上去就是柺杖的棍子。
「拿那個多讓人笑。」她說，似乎完全忘記自己是一個剛動過手術，已經有點顫巍巍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