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運成嗜酒如命，每天要喝一兩斤酒。看到陳炳芝和哪個男人多說了一句話，拖過來就打。張運成身材高大，即使只剩下一隻右手，力氣也大得很，身高不到一米五的陳炳芝經常被打得鼻青臉腫。「他把我按到地上，我躲了一下，他的手敲到鹹菜壇上，都能留下很長一條血口。打一次架，我頭髮都能被他扯脫幾攥。」

陳炳芝捱打是家常便飯，他酒喝多了打，推船推得累了就按到河邊打，把她的頭浸在水裡面，直到她氣都出不過來，才又把她拉起來。周圍的漁民看見了喝止，他才住了手。

「那時候不像現在，可以報官，可以離婚。很多夫妻都那樣。」陳炳芝說。

既然「都那樣」，日子也就可以忍著過下去。在陳炳芝給張運成生下了兒子小俊和女兒小紅之後，她忍無可忍跑掉了。張運成就來找她賠小心、說好話，陳炳芝一輩子也沒聽到過幾句甜言蜜語，倆人就又在一起，生下了第三個孩子小五。

打架之外，兩個人便在釜溪河上撒網捕魚，又上岸到很遠的地方賣魚。那個時候人們沒什麼錢，改善生活通常是割豬肉，很少有人吃魚，把魚賣掉也是件難事。很長時間他們才回一次家，幾個孩子在家自己做飯餵飽自己，自己哄著自己入睡。

仙市小學的老師古四和陳炳芝的女兒小紅從小是同學，經常放了學去她家玩，卻幾乎沒有見到過陳炳芝夫婦。「她哥哥和她好像永遠沒人管。每次去她家都沒有大人，也沒有飯吃。她常年脖子都是黑黢黢的，還是我們去她家給她燒水，督促她洗澡。」

1969年，陳炳芝生下小五，坐月子第七天，張運成喝了酒去魚洞捕蝦，腳在崖上沒踩穩，摔下來斷送半條命。陳炳芝求兩個鄰居去幫忙抬，誰料想剛到河邊拐彎處，繩子斷了，又把他摔了一下。到家後找赤腳醫生拿了藥吃，轉天睡醒，陳炳芝發現男人已經斷了氣。

第二個男人也死了，陳炳芝又在世界上無依無靠了，張嘴要吃的孩子倒是有五個，其中一個還在襁褓之中，沒辦法，只好把和張運成生的大兒子讓張家領回去養。

「後來張家把張運成抬回玉河壩去埋的，再後來，他兄弟也死了，媽媽也死了，嫂嫂也死了，全家都死光了。」

「他死了，你哭沒哭？」我問。

「還在月子頭，他就打我，我才沒有哭。」

陳炳芝的第三個男人叫袁新曆，倆人生了一個女兒，這是她的第六個孩子，也是最後一個孩子。

那個年代沒有避孕這個說法，國家鼓勵「人多力量大」。袁新曆是個跛子，走路一瘸一拐，也靠打魚賺點零錢。與張運成相比，這是一個堪稱溫柔的男人。小紅回憶說「見他打過我媽」，陳炳芝卻斷然否認這一點。

在一起沒幾年，袁新曆就得癌症死了，這時候陳炳芝四十出頭，在糧站搬運重物養活五個孩子。生活當然仍舊是慘淡的，幾個孩子都沒有正經衣服穿，一天基本只吃一頓，就是把一點點蔬菜煮進稀飯裡。「那時候娃兒腿褲兒（裡面有棉花或者襯褲的褲子）都沒穿過一條，布鞋都沒穿過一雙。」婦女主任郭六孃看不下眼，給政府部門反映陳炳芝的困境，在別人捐助的衣物中分了一點給她的孩子。

這個殘破家庭的所有孩子，都是自顧自長大的。小紅說，父母從來沒有教過她女孩該如何保護自己；二兒子小理翻遍記憶，也找不到任何一道「屬於媽媽的菜」——在他的記憶中，童年就是自己帶著幼小的弟弟、妹妹，給他們做飯吃。吃得最多的是稀飯，裡面放了蘇打粉，黏糊糊泛著綠色，時常連碟菜都沒有。

最小的兒子小五也最不省心，他對父親張運成——那個脾氣剛烈的退伍軍人——毫無印象，生下來才七天也不可能有印象，卻把他的脾氣遺傳得別無二致。那些年在仙市，「小五」這個名字就意味著「能打架」。有次去瓦市看電影，有人佔了他的位子，小五和人家打了一架；還有一次他看到有人偷吃別家的甘蔗，挽起袖子就把那人一頓打。這樣的事情不知凡幾，但陳炳芝從未為此數落過兒子。陳炳芝不覺得小五打架有什麼錯，她認定兒子就是「見不慣不公平的事」。

「我這輩子，打架都打傷（膩）了。」小五說自己十幾歲的時候，和鄰居羅聾子打牌，因為欠錢沒給，羅聾子就出去到處跟人家說，正好被小五聽見了，覺得傷了自尊。那天陳炳芝在家裡，看見兒子衝進廚房拎著菜刀就往外跑，她嚇得跟出去，就看見羅聾子一邊的臉都被兒子砍掉下來了。

「腦殼上五刀，肩膀背上還有兩刀，我看到血飆出來，才去自首的。」小五說起自己當年的魯莽，記憶猶新。那時候陳炳芝在公社挑潲水，四處扯紅苕藤，喂著幾個肥豬。小五被公安抓走了，她只能把肥豬全部賣掉，湊齊了五六百塊錢，拿去醫院賠償了人家。好說歹說，小五才被放回家。

「他後來當了兵之後，才好了很多。」陳炳芝從未從父母處得到任何教育，她自己也不知道如何管教小孩，只拼命賺錢餵飽他們，衣服破了幫他們補，小孩打架傷人，她也就一次次地掏空家底去賠償。

如今的小五穿著交通輔警的制服，說話和氣，滿臉都是憨厚的笑容。當兵之前找不到工作，他就給鄰居挑水，從灣灣那頭挑到街上，幾里路，一擔水七八十斤，挑一趟五毛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