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90年代中期，四川各地的鄉鎮陸續出現了卡拉ok、桑拿房、歌舞廳等場所，自貢開始流行「想逮貓兒，去田灣兒」的諺語。自貢的火車站所在地田灣附近，各種各樣的歌舞廳星羅棋佈。逮貓兒的意思就是找小姐。仙市鎮也有了好幾處地下色情場所，陳炳芝開的貓兒店，是其中最簡陋的一家。

鎮上最開始出現的是卡拉ok。何四娃和楚哥都把各自的地盤裝修得富麗堂皇，打門口過，就能瞥見濃妝豔抹、年輕漂亮的小姐。後來何四娃賺到了一點錢，就搬回鄉下去；而楚哥因為幹這個事，把他老婆氣得跳河，送進了精神病院，楚哥的手也在若干年後摔斷了一隻，現在吃著低保。「做這種事一定會有報應。」正街上的徐四孃說，「好人家沒有幹這個的。」

「他們兩處的女人要周正點，我呢就是撿著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家不要的小姐，就往我這裡來。」陳炳芝並不在乎小姐的質量，她提供的是場所，獲得的是幾塊錢的抽傭，「我想管他媽的，進兩塊錢是兩塊錢的事。床鋪反正又睏（睡）不爛的。」

家裡所有人都反對她開店，但是陳炳芝篤定主意：「我說管我的，你們又不給我一分錢。」附近鄉鎮許多老、弱、殘、窮的男人，他們路過裝修得金碧輝煌的卡拉ok，那裡面年輕漂亮的女人，近在咫尺又遙不可及。然而他們到了陳炳芝的房子裡，只要付出二十塊錢，甚至十五塊錢，就能換來和一位小姐睡覺的機會。

陳炳芝的低價策略非常徹底，她從不曾為了提高貓兒店的營業額而添置任何傢俱或者裝飾。有的床坐上去搖搖晃晃，有的床是板凳墊起來的，她也將就著使用。「很多人喜歡往我這裡跑，就是都曉得我收費便宜，有時候三塊、兩塊都在收。」

她現在住的這個屋子實在看不出來曾是個淫窩，就連她自己睡的床，都是用幾個木頭板凳搭起來的。她說一輩子都沒有睡過床鋪，早先是買不起，後來覺得也沒有必要。房間裡光線陰暗，一股潮溼的氣息使人疑心牆角長滿了青苔。這間房既是客廳也是臥室，既是小賣鋪也是廚房。放在門檻位置最顯「氣派」的透明冰櫃裝滿飲料，然而其實並未插電——「想著好看點。」缺胳膊少腿的粗木傢俱胡亂堆在一起，陳舊、過時，委頓於地。

無論成交價格多少，陳炳芝每單生意都只抽五塊錢，如果沒有生意她就不收錢，卻依然給小姐們提供一天三餐。

陳炳芝一個人煮飯、洗衣、賺錢，五塊五塊地攢起來，養大所有的孩子，給所有的兒子買房子。她的一輩子跟了幾個男人過日子，卻沒有一個真正可以依靠。

時間退回到1932年，陳炳芝出生在富順縣雞公嶺。她的父親陳細藍是教「雞婆學」的蒙學先生，學生拿一些穀子就可以跟著學習一年；母親毛淑芬是個老實巴交的鄉村女人。陳細藍嫌棄她沒有生出兒子，就拋妻棄女，和「小媽」一起從她們的生活中消失了。毛淑芬帶著四個女兒艱難生活，只能在深山挖一些橛子菜或者砍柴賣錢。賣得一點錢，就買一棵青菜，放兩粒鹽巴在水裡，煮一下就吃；賣不到錢的時候，把鹽巴直接炒一下就著米飯也是一頓。

陳炳芝18歲離家，她沒有文化，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幫工是能換口飯的唯一活路。她先是離開瓦市去富順縣少湖路，幫一個叫何懷壁的人家帶十個孩子，後來又在瓦市區裡面的黃支書家幫工，再後來去幫一個老師。因為常年沒通過信，也沒錢回家，媽媽毛淑芬以為她淹死在河裡了，就沿著富順的河壩頭走，一邊喊一邊哭——人家說如果人淹死了，親人去喊，人就會浮起來。那之後沒過多久，毛淑芬就餓死了。

陳炳芝在富順去茶館幫工，有天來了個川劇團在茶館演出，他們唱《柳蔭記》，也唱《一隻鞋》《蘿蔔園》《陸文龍》《張羽煮海》《陳三五娘》等劇目。人聲鼎沸中，她在幹活的間隙偷眼望去，那個唱花臉的也正好看向她。

花臉叫鄧修玉，結過婚，有過孩子，那又能怎樣？陳炳芝覺得自己沒有任何「條件」挑選。他們遇到了，在一起了，但並沒有如同當時的習俗那樣成婚：如果兩個人歡喜，男的要拿一兩個大洋去算八字，合適就在一起，不合就算了，當然大洋也不用退。他們就是簡單地住在了一起，沒有儀式，也沒有大洋。

舊時代戲班漂流四方，戲子不僅被劃入「下九流」之列，收入也不固定，請的茶館多，才能掙到一點吃飯錢。稍不留意還會碰上「砸戲臺」的厄運。據《自貢文史資料選輯》記載，自貢「品玉科社」有一年在資陽臨江寺演出，會首點唱《破單于》一戲，有一位丑角佚名唱道：「天黃黃，地黃黃，人黃黃。天黃有雨，地黃有災，人黃有病……」會首認為這幾句臺詞含沙射影，挖苦這個地方，於是叫狗腿子們向臺上拋磚頭、擲石子，演員和鑼缽匠被打得頭破血流，有的甚至被打成重傷。

鄧修玉隨著戲班四處唱戲，一走就是很長時間，也沒給老婆留下一分錢。1957年，陳炳芝肚子大了就快生產，通知不到鄧修玉。居無定所的她，就在仙市的河邊找了間廢棄房子棲身，連草蓆都沒有一張，只能把穀草鋪在地上當床，所幸尚有一床薄被。鄰居羅啟看不過，拿來幾個瓦盅、兩雙筷子送她。她自己又腆著肚子從野外搬來一坨石頭做桌子，沒有板凳就席地而坐。

陳炳芝一個人坐在黑暗的房子裡，偶爾拿根棉線放在桐油碗裡點上燈，等孩子降生，或者等丈夫突然迴轉。臨盆時候天已黑透，身旁無人，她拿著把舊剪刀驚慌失措，隔著薄薄的牆壁，問鄰居馮大孃：「這臍帶咋子剪嘛？」

馮大孃生過五個女兒、兩個兒子，隔著牆壁教她：「剪刀比起磕膝頭兒（膝蓋）剪起，然後用線來套起。」

「這娃兒落下來，耙嗒嗒（軟綿綿）的，咋子包起來哦？」

「莫慌，你拿裙子來兜起嘛。」

她小心翼翼地拿裙子裹起嬰兒，抱在身上睡了一會兒。醒來她顧不上痛，就起來打掃、給自己做吃的。

幾年以後，生下第二個兒子沒多久，鄧修玉離家再也沒有回來。有人說他死了，也有人說他投機倒把被逮進了監獄，總之這個男人從此在陳炳芝的生命中消失不見。30歲的陳炳芝拖著兩個兒子，跟了一個叫作張運成的漁民。

張運成是退伍軍人，打過仗，離過婚，性格暴烈，在抗美援朝戰爭中被打斷了左手。那時候還沒有退伍轉業費，國家能提供給這位殘疾退伍軍人的唯一福利，就是可以去供銷社打招呼，預留他想要的東西，比如肉和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