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驚訝得差點把手中的聽筒扔掉。

「我們費盡周折才找到你，夫人。我打電話來是為了和你商量一下明晚越境者重聚活動的事情，我們聚集在一起是為了紀念那些保證了夜鶯逃生路線勝利的功臣們。你收到我們的邀請函了嗎？」

「是的。」我邊說邊緊緊握住了聽筒。

「很抱歉地告訴你，我們寄給你的第一封邀請函被退回來了。請原諒我們遲遲才寄來這一封，但是……你能出席嗎？」

「大家想要見的人不是我，是朱麗葉特。她早就不存在了。」

「你這話就大錯特錯了，夫人。見你一面對於很多人來說都意義非凡。」

我重重地掛上了電話，像是在拍打一隻蟲子。

突然間，回去——回家——的想法再一次出現在了我的腦海裡。除了這件事情，我什麼也想不起來了。

這麼多年以來，我一直壓抑著這段回憶。我把它藏在了塵封的閣樓裡，讓它遠離那些好奇的眼神。我告訴我的丈夫、我的孩子，還有我自己，法國對我來說沒有任何的意義。我以為自己能夠在美國創造一段新的人生，忘卻我曾經為了活下來所做過的事情。

現在我卻怎麼也無法忘懷。

我需不需要做出一個決定？一個清醒的、「讓我們思考一下什麼才是最好的」之類的決定？

不用了。我給我的旅行代辦員打了一個電話，訂購了一張經由紐約轉機飛往巴黎的機票，然後動手收拾了一件行李。行李的個頭不大，不過是一個帶輪子的登機箱，和那些出差兩天的女商人隨身攜帶的行李差不多。我在裡面裝了幾雙尼龍襪、一條寬鬆的長褲、幾件毛衣，還有我丈夫在我們四十週年紀念日之際送給我的珍珠耳環，以及其他必需品。我也不知道自己需要什麼，總之思緒並不是很清晰。然後我便開始等待，心裡很不耐煩。

拖到最後一刻，我在叫了一輛計程車之後，撥了個電話給我的兒子，結果被轉到了他的答錄機上。在這一點上，我還是挺走運的——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勇氣直率地對他坦白。

「你好，於連。」我儘可能地用明朗的語氣說道，「我週末要去一趟巴黎。我的航班一點十分起飛，到了就會給你打電話報平安的。替我告訴女孩們我愛她們。」我停頓了一下，心裡十分清楚他在收到這條訊息時會作何感受，心中又會是怎樣的混亂。這是因為，這麼多年以來，我一直都讓他以為我是個弱不禁風的女人；他看到我是那樣地依賴他的父親，遵從他做出的決定。他聽到我說過不下一百萬次「如果你是這麼想的，親愛的」。他眼中的我一直都站在他人生的邊線上，卻不曾向他展示真實的自我。這都是我的錯。難怪他會喜歡那個不完整的我。「我應該把真相告訴你。」我在心裡自語。

掛上電話，我看到計程車停在了門口。我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