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此以後的歷史，再也不能恢復如三代以上的太平景象。同樣地，歷代史實告訴我們，所有破壞社會的安定，引起歷史文化一再變亂的，大概都是「不是奸人即婦人」所造成。因此，墨子的主張，是針對當時他所立身處地所知、所見、所感受到的結論，而大聲疾呼要「尚賢」與「尚同」了。

而在老子呢？他所看到的春秋時代，正是開始衰亂的時期，亂象已蔚，人為之過。因此，他更進一層而深刻地指出，當時應病與藥的「尚賢」偏方，其後果是有莫大的後遺症的。賢能的標準，千古難下定論。但是推崇賢者的結果，卻會導致許多偽裝的言行。當時各國的諸侯，為了爭地稱霸，不惜任何代價來網羅天下才能的智士。凡是才智之士，便統稱為「賢者」。而這一類的賢者愈多，則天下的亂源也就愈難弭平。所以他指出「不尚賢，使民不爭」的主張。

賢與不賢的君子小人之辨

講到這裡，讓我們暫時推開老子，而另外介紹後世的三則故事，便更容易明白老子立言的用意了。

一是南宋名儒張南軒（拭）和宋孝宗的對答：

宋孝宗言：難得辦事之臣。右文殿修撰張拭對曰：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當求辦事之臣。若但求辦事少臣，則他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

曉事，是唐宋時代的白話，也就是現代語「懂事」的意思。張南軒對宋孝宗建議，要起用懂事的人，並非只用能辦事而不懂事的人，的確是語重心長的名言。也是領導、為政者所必須瞭解的重點。

一是明人馮夢龍自敘《古今譚概》所記：

昔富平孫家串（孫丕揚，富平人，字叔孝，嘉靖進士，拜吏部尚書，追諡恭介）在位日，諸進士謁請，齊往受教。孫曰：做官無大難事，只莫作怪。真名臣之言，豈唯做官子！」

天下人才，賢士固然難得。賢而且能的人才，又具有高明曉事的智慧，不炫耀自己的所長，不標奇立異，針對危難的弊端，因勢利導而致治平的大賢，實在難得。以諸葛亮之賢，一死即後繼無人，永留遺憾。雖然魏廷、李嚴也是人才，但諸葛亮就是怕他們多作怪，因此不敢重用，此為明證。

一是清末劉鶚在所著《老殘遊記》中記述的一則故事。為了久仰一位清官的大名，不惜親自出京去遊覽求證。但所得的結果，使他大失所望。因此他得一結論說：「天下事誤於奸慝者，十有三四。誤於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十有六七。」這又是從另一角度描述賢而且能的人才難得。

對於這個問題，清初乾隆時代的監察御史熊學鵬，就張拭（南軒）對宋孝宗的問答，寫了一篇更深入的論文，可以暫借作為結案：

臣謹按：張拭立言之心，非不甚善。而其所謂「不當求辦事之臣」數

語，則未能無過也。

天下有欲辦事而不曉事者，固足以啟紛擾之患。天下有雖曉事而不辦

事者，尤足以貽廢弛之憂。

蓋人臣敬事後食，見事欲其明，而任事更欲其勇；明而不勇，則是任

事時，先無敬事之心，又安望其事之有濟，且以奏厥成效哉。

況「敬事」二字，有正有偽，不可不於辦事求之也。在老成慎重通達

治體之人，其於一事之是非曲直，前後左右，無不籌劃萬全，而後舉而行

之。官民胥受其福。朝廷因賴其功，以為曉事，是誠無愧於曉事之名矣。

若夫自負才智，睥睨一世者，當其未得進用，亦嘗舉在延之事業而權

其輕重，酌其是非，每謂異日必當奮然有為。一旦身任其責，未幾而觀望

之念生，未幾而因循之念起，苟且遷就，漫無措置。

彼非不知事中之可否，而或有所憚而不敢發，或有所礙而不肯行，於

是託曉事之說以自便其身家，而巧為文飾。

是人也，用之為小臣，在一邑則一邑之事因之而懈弛。在一郡，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