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殺的方法有很多種。無論哪一種，都是很糟糕的。

很多都太痛苦了，甚至是想想都很難。如果你既不是佛教僧侶，也不是日本武士，那麼你可能無法達到——甚至無法描述自盡或者用劍切開自己的腹部所需的意志力。不那麼奇特的方法也好不到哪裡去。上吊折斷自己的脖子幾乎是不可能的，這就意味著你必須在那裡吊著，直到窒息。如果你曾經把刀片的邊緣按在手腕內側，只是想感受一下，但與生俱來的自我保護意識立刻就會啟動，壓制住任何破皮的念頭，更不用說切得足夠深，從而失血過多死亡。自殺是很難的。即使結果是你想要的，但手段本身可能會讓你感到恐懼，以至於根本無法開始。

大多數方法也會給你太多的時間來終止這個過程。上吊可能需要七分鐘的時間來讓你窒息，你一旦身處其中，就很有可能試圖擺脫那種折磨。或者，如果你把一輛很舊的車拉到車庫裡關上車門，二十分鐘之後你才會昏過去，在這段時間裡，你可能會因為某種原因而不能熄火。至於割腕，即使你設法割得足夠深，你可能還是要看著自己流血一個多小時，無論你想不想，你的求生本能都有足夠的時間來接管。

即使下定決心，並有信念能夠完成，手段本身也很可能讓你失望。很多方法都不可靠，太可怕了。實際上只有百分之六的割腕自殺者會因此而死。在那些故意吸毒過量的人中，非處方藥的成功率為百分之六，處方藥的成功率為百分之十二。無論以什麼方式衡量，這些方式都不合格。而失敗的後果可以說是非常可怕的，比成功的後果更可怕。藥物過量會毀掉內臟。失敗的上吊幾乎肯定會導致腦部損傷。一氧化碳中毒的長期影響包括記憶缺陷、帕金森症、痴呆症、精神病、癱瘓和失明。

然後還有一種情況。那就是，你做任何事情都是正確的，沒有出錯，就算想要終止也來不及了。正在發生的既成事實。你吃下藥丸，或者從橋上跳下，或者用繩子套住脖子從椅子上走下來。即使是這樣，也往往有幾分鐘或者幾秒鐘的時間來思考你所做的事情，重新考慮你所做的事情，重新考慮那些不能再重新考慮的事情。是時候，一個鏗鏘有力的聲音從你的大腦最深處、最原始的角落裡響起，憤怒地反對你想離開的慾望，用內疚、羞恥和懷疑淹沒了你精神的容器，毫不含糊地宣告你犯了一個可怕的、不可挽回的錯誤。這是一個你永遠不想聽到的聲音。

這一切都讓我只有一個選擇。

「一把槍。」班諾爾說，回應我說的話，顯然不確定他是否沒有聽錯。「你想偷一把槍。」

「是的。」我說。讓班諾爾感到吃驚並不容易，但就算我做到了也不覺得驕傲。「確切地說是偷你鄰居的槍。就是那個槍比鞋還多的人。」

我們在中央公園的「北林」溪谷地穿行，這是對紐約市前身所保留的一點點致意。不過還是人造溪流和瀑布，精心放置的巨石，營造出自然無序假象的植被景觀。在遠離主幹道的地方，北邊的森林倒是顯得非常靜謐。在某些時候，你幾乎會誤以為自己在康涅狄格州的樹木之間，在一本已經不復存在的書中尋找文字。

「我想諾勞不會善罷甘休的。」班諾爾說。

「目標是不被抓到。」

「這是目標嗎？」

我知道班諾爾在誘騙我，但我不打算討論我的意圖。告訴別人你的目標似乎是一種阻止它實現的方式。這是一種呼救。如果你想，那也沒問題。我本來根本就不打算和任何人談這個問題，但我需要班諾爾的幫助才能實現這個目標，我相信他不會評判或反對。我決定不告訴他我想要這把槍的理由。如果班諾直接問我是否打算自殺，我就會對他坦誠相告。他沒有問。

「我想，有些毒販子也不是那麼壞的，」班諾爾繼續說，「但諾勞不是其中之一，他才十九歲，過著三十歲的生活，他走的路都是錯的，做的事沒有一件是對的。賣海洛因給小孩。傷害別人。如果他殺了人，我也不會感到驚訝。如果你想奪走他的槍，我不會說什麼。」

「我不想你有危險。」

班諾爾像往常一樣鎮定自若，揮手錶示不在意。我想，一旦你預見到了自己的死亡，其他的危險就不太在意了。我們爬上一小段山坡，站在堡壘前——這是一座建於1814年的正方形單層建築，用來防禦英國人。它更像是塊磚，厚厚的石牆上的幾個洞口剛好夠放上一門火槍的槍口。我不知道里面有什麼東西。門外的牌子上說，堡壘裡曾有一門大炮，但現在「空空如也，沒有屋頂，緊鎖著」。

「諾勞週六晚上出去玩。」班諾爾說。

一陣陣暖意從我的胸口傳來。我分不清是感激、恐懼還是別的什麼。

「謝謝你……雷。」

「還是叫我班諾爾吧。」他說，「你不用謝我。」

離開哈萊姆區後，班諾爾沿著曼哈頓的東部邊緣向南走，直到進入字母城，因為它以a、b、c、d大道為界，並與a、b、c和d大道相交，所以得名。

「如果由我來決定，」班諾爾說，「我會給它打f分。」他現在住在一棟方正的低層公寓的五樓，這裡曾經是合租公寓，後來就沒怎麼變過。

星期六的晚上，班諾爾在他家附近的街角和我見面，護送我經過幾個有陰影的樓梯間，當地人在那裡聚集在一起，參加晚上的非法活動。「這裡每個人都認識每個人，」班諾爾解釋說，「如果他們對你沒有產生任何不應有的興趣那最好不過了。」夜裡很暖和，班諾爾穿得很隨意，穿著棕色的休閒褲和一件短袖紐扣襯衫。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穿戴花呢西裝和紳士帽之外的衣服。顯然班諾爾並不覺得今晚的行程是個特殊的場合。我並不反對他。

班諾爾的大樓的前門被開啟了。裡面是一個黑暗、窄小的門廳，只有遠處路燈的微弱燈光照亮。我試著把門關上，但鎖釦已經從門框上脫落。門閂毫無用處地從門上伸出來，什麼也插不進去。

「別管它了，」班諾爾告訴我，「它已經壞了一段時間了。」

一條狹窄黑暗的樓梯間蜿蜒而上，穿過大樓的核心，牆壁上的塗鴉既刺眼又難辨認。我們到了五樓，沿著一條長長的走廊向大樓後方走去。這一層的天花板修葺維護良好，上面的燈泡顯示出新粉刷的牆壁，跟大樓顯得格格不入，我懷疑這兩處都是班諾爾的作品。大多數的門都至少有兩把鎖，有的卻有三把，班諾爾的只有一把。「我有什麼別人想要的？」他問道。

班諾爾的公寓簡陋，證明了他的說法。一間傢俱稀少的單間既是廚房、臥室，還是起居室。另一扇門後是一個緊湊的浴室，一扇孤零零的窗戶通向大樓背面的消防通道。然而，這間房間整潔緊湊，有一些貼心的裝飾，與這棟樓其他地方的貧窮截然不同。一塊色彩鮮豔的墨西哥地毯襯托出廚房區域。手工製作的抱枕裝飾著床。紅色茶壺上的凹痕，不知怎的並不笨拙或浮誇，反而很有個性，凸顯實用性。這個空間與我和珍妮弗的公寓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沒有義大利咖啡機，沒有塞滿大衣的衣櫃，也沒有從來沒有人用過的客房。

我在公寓裡只看到一張照片，放在冰箱上。班諾爾——很容易辨認出他的西裝和帽子——摟著一個穿著黃色裙子的女人站在那裡。在他們的背後，有一道高高的柵欄，遠處趴著的好像是一隻獅子。依偎在他們之間的是一個穿著藍色裙子的小女孩。她的頭髮在頭頂上歡快地捲起，彷彿被她大大的笑容所吸引。照片被一塊手工陶瓷磁鐵固定在冰箱上。像一塊微型黑板，上面似乎是用粉筆寫著「爸爸」。

「布朗克斯動物園，」班諾爾說，「你去過嗎？」

「沒有，」我說，「看起來是個特別的日子。」

班諾爾點點頭。「很久以前的事了。」他走到門前，手伸向燈的開關。「小心，黑了。」他說。當我的眼睛適應了黑暗，班諾爾從我身邊走過，開啟了通往消防通道的窗戶。「好了，」他說，「都準備好了？」

我跟在他身後，從窗外望去。樓的後方面對著那些鄰居，彷彿他們都在互相迴避。兩者之間的空間依然如午夜般寂靜。我短暫地想起了另一個消防梯，也想起了薩莎，但班諾爾並沒有停下腳步，把背靠在磚頭上，點上一支菸。他默默地順著梯子到了下面一層，我跟在他的身後，直到我們一起蹲在他公寓正下方的窗外。漆黑的窗格里什麼也看不清。

「床頭櫃裡說不定有。」班諾爾說。

「我們怎麼進去？」

他一邊回答一邊將窗戶滑開。「就像我說的，這裡的人誰都認識誰。諾勞不擔心搶劫。」班諾爾從口袋裡拿出一隻小筆燈遞給我。「而且不是我們進去，是你自己進去，注意聽著點外面的動靜，如果有什麼情況，我會讓你知道的。」

我從開啟的窗戶鑽進廚房，房間格局像火車包廂一樣延伸至公寓樓正面。即使藉著細細的筆筒燈的光束，我也能看到諾勞公寓的風格才真正是班諾爾的對立面。眼前彷彿是一幅富麗堂皇的貧民窟畫像。一個超大的維京人爐子旁邊，雙水槽裡滿是髒兮兮的盤子。一隻蟑螂在一臺咖啡機後面亂竄。快餐盒散落在地上，牆上掛著一臺平板電視。一張長桌子上擺放著各種工具——針、勺子、老式秤、老式計算器。旁邊堆放著成卷的現金，小塑膠袋裡裝滿了白色或棕色的粉末。

不過沒有槍。我小心翼翼地沿著長長的走廊走去，經過一間異常寬敞的娛樂室。在臥室裡，筆筒燈的光從鏡面天花板上反射回來，照在一張特大號床和另一臺平板電視上。空氣中瀰漫著大麻的味道。按照班諾爾的建議，我開啟床頭櫃的抽屜，不出意外地發現了一把沉重的左輪手槍，木質的手柄和黑色的槍管。我在槍管上摸索著，設法把它開啟。已經上了膛，這也不奇怪。

我把槍塞進口袋，朝廚房走去。當我在黑暗的客廳中穿行時，腳下不知狠狠地踢到了什麼，在硬木地板上向四面八方亂撞。我被這聲響嚇壞了，擔心自己弄壞了什麼東西。筆筒燈的光亮照到了一堆散落的光碟。我跪下來收拾，是十幾歲的孩子喜歡玩的電子遊戲。一隻遊戲手柄連線著一個巨大的平板螢幕，旁邊閒置著幾個遊戲杆。我想這是誘餌，目的是引誘潛在顧客，降低他們的防禦力，然後再從廚房桌子上的一個小塑膠袋裡給他們提供第一口粉。

「非洲有孩子們在捱餓，」我母親常說，「你應該心存感激。」每當我感到不快或者她認為我沒有權利感到不快的時候，就會說這句話。當然，她的意思不是說我應該感謝非洲有孩子在捱餓。她的意思是，我應該感謝我所擁有的一切，尤其是因為其他人所擁有的東西太少了。我的理論是，如果你感恩眼前擁有的一切，就不會感到難過，而你總是有什麼值得感恩的東西，因為非洲和其他地方的孩子，他們的苦難無疑比你的更慘。

我花了好幾年時間才發現這個論點至少有兩個基本的錯誤。首先，感恩不是快樂。如果是的話，字典裡只會用一個詞來形容這兩個詞。第二，如果你按照這個思路走到終點，一切都會瓦解。事情要發展到什麼程度，你才可以感到悲傷、失落或者絕望？按照我母親的幸福理論，每一個還有所失的人，都應該有著無邊無際的快樂。唯一有權利感到悲慘的人是世界上最倒霉的人，即使是他也很難和我母親爭論他的悲慘，因為對他來說，事情還是會變得更糟。

不管怎麼說，母親出於好意的理論，從來沒有讓我好過，反而讓我感覺更糟糕。我知道我應該感恩戴德。而我也的確如此。現在，除了悲傷本身之外，我還為自己感到悲傷而內疚，好像我做錯了什麼。想象孩子的痛苦是令人心痛的，更別說要求一個孩子去想象其他孩子的痛苦，這是多麼令人恐懼的事。在悲傷、內疚、同情和恐懼的同時，還增加了一種情緒，這種情緒甚至在我年輕的時候都很難確定，但今天已經很清楚了——憤怒。一種深深的、強烈的憤怒，因為意識到生活可以如此毫不掩飾地殘酷。

不，孩子們捱餓的資訊從來沒有讓我年輕時的心情好過，現在看到用電子遊戲引誘孩子們吸毒的景象也沒有讓我高興。它以另一種方式激勵著我。

「你在做什麼？」班諾爾嘶聲問道。

我在廚房裡，懷裡抱滿了小袋粉末。班諾爾從消防梯上俯身進來，招手讓我加入他的行列。

「班諾爾，你得走了。」我對他說，「謝謝你的幫助，但請你走吧。」

「艾略特，」他說，「他很快就回來了，我們都得走了。」

班諾爾聽起來很擔心，這點節外生枝的小插曲連他都沒有預測到。但我已經衝進了衛生間。每一個塑膠袋的大小剛好可以衝下馬桶，不會堵塞下水道。我把它們一個接一個地送下去，每次都要等一分鐘左右的時間，等著水箱裡的水充滿。在其中一個停頓期間，我隨手開啟水槽下面的櫃子。在備用衛生紙卷之間夾著另一把手槍。我把它放進另一個口袋裡，又衝了一袋海洛因。當我回到廚房去拿剩下的，發現班諾爾接受了我的懇求，離開了，我鬆了一口氣。

第二輪沖水進行到一半的時候，我聽到下面的公寓裡有人敲打天花板的聲音，還有一個女人悶悶不樂的、憤怒的聲音。我沒有理睬她，把那批東西衝完了。回到廚房後，我在抽屜裡翻找，直到找到一個塑膠垃圾袋，在這個過程中發現了第三把槍。槍比鞋還多，比我需要的多了兩把。我擦掉多餘的槍支上的指紋，把它們丟進垃圾袋裡，然後爬出窗外的消防梯。後面的小巷子仍然是空無一人，謝天謝地。我從梯子上下來，穿過一條狹窄的小巷子來到街上。我把一袋槍扔進了一隻看上去非常結實的藍色郵政信箱裡，默默地嚮明天一早開啟郵箱的郵遞員道歉，但又很滿意地認為諾勞不會再使用它們了。我保留著第一把槍，大塊頭的它在我轉身溜走時不安地靠在口袋裡。

我公寓的窗戶沒有光線。珍妮弗不在家，我也不期待有人來找我。我從街道的遠處走近，手指抽搐著，皮膚像著了火一樣刺痛。當一個身影從銀杏樹後面走出來時，我的手本能地伸進口袋裡去拿槍，然後在認出班諾爾的一刻停了下來。燈光下，他那密密麻麻的頭髮閃著銀色的光澤。

「天啊，班諾爾。你嚇到我了。」

「很奇怪，你還會被嚇到？我是說，想想你幹了什麼吧。」

「我想是的。」我真的不想考慮這個問題。我什麼也不想考慮。

班諾爾朝我的樓前門打了個手勢。「我們進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