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天。

早晨七點，我聽到了刺耳的嗡嗡聲，像是破損的割草機一樣，但據我所知，幾年前紐約市的最後一塊地就被鋪平了，幾公里內連一片草都沒有。是鬧鐘的聲音。我按下了小睡鍵。九分鐘後，我又按了一次。這場爭鬥一直持續到我必須小便，我關了時鐘，承認自己與清醒的鬥爭以失敗告終，對生理性的起床需求感到憤恨。珍妮弗待在床上，鬧鐘和時間都沒有給她醒來的理由。紐約的年輕律師工作時間不規律，睡覺總是睡過頭。休息的時候，珍妮弗平時不知疲倦的舉止幾乎變得平靜。不知為何，我覺得她昏迷時的樣子更可愛，這可不是個好兆頭。

我們公寓裡的空調壞了，很熱，但我還是開啟了咖啡機，每天我需要攝入至少七百二十毫克的咖啡，少一點兒也不行。第一口還是能嚐到一絲化學反應的美妙，但很快就被剩下的幾盎司給淹沒了，也許是因為沒了新奇感吧。我開啟衣櫃，盯著那三套西裝和兩雙鞋，我已經穿了好幾年了。十一條領帶無精打采地掛著，上面機器編織的花紋是自我表達的可悲嘗試。我隨意挑了一條，關上衣櫃，留下父親的舊大衣，天氣太熱了。而且，如果松鬆垮垮地穿在我瘦弱的身體上，會讓人注意到我在減肥的事實。

早晨八點，我走到街上，和其他上班族一起在列剋星敦大街上疾行。我們不是老鼠，也沒有在賽跑。老鼠是主動的，機智的。我們更像是倉鼠，被動的，順從的，沿著為我們鋪設的道路來回竄動，就像一個預先安排好的軌道管網，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管子，儘管我們的物理距離很近，卻完全隔絕了彼此。

地鐵是更顯眼的一種隧道。我們擠在一起，在人造的燈光下，儘量不碰對方，碰了就道歉。周圍的人臉色陰沉，彷彿被送去打一場打不贏的戰爭，也不會再回來了。大多數人都面無表情地盯著前方，眼裡已經透出了預期的工作壓力。另一些人則在報紙上翻來覆去地翻看，試圖分散注意力，但只會加劇他們的焦慮。總之，難得遇到同行的旅行者的目光。不過話說回來，我們也不是真正的旅行者。如果哪裡都不去，就不能算是個旅行者。

早上八點三十分，辦公室的電梯裡多了些社交的氣息。咖啡因和日常產生的焦慮感在電梯間傳播。面對新一天潛在的問題，恐慌幾乎難以掩飾。同事們煩人的胡言亂語幾乎是逐字逐句地重複著，週而復始，月而復始。

「昨天晚上在俱樂部裡，」丹尼斯說，「我這輩子沒這麼宿醉過。」丹尼斯是個酒鬼，我不知道他是如何設法避免被炒魷魚的。

「你說是就是吧。」海蒂說。她尷尬地笑了笑，試圖掩飾自己的不適。她討厭丹尼斯。「你昨天晚上就肯定在家。像往常一樣，一個人在家——除非你算上電視。」

「你應該和我們一起出去。」

海蒂又強顏歡笑。「你想得美。」

「啊，年輕人。」傑夫說，他左眼上方沾著顏料，是孩子的手指印。他蜷縮在電梯的角落裡，彷彿想躲著誰。他搖搖頭，似乎在說，為了再次享受一次聚會，或者一瓶酒，他願意付出一切。「等你安定下來，」他說，「你們就知道了。」悲慘總是會招致更多的不幸。其他人都笑話他。

「我們都面對著門站著，大家不覺得很奇怪？」我問道。我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有必要提出這個問題，只是我確實覺得這很奇怪，而且我也想知道是否還有人這麼想。從丹尼斯和海蒂臉上的表情來看，我可能早該知道。

「沒覺得有什麼奇怪的。」丹尼斯說。

「如果我們不對著門，反而很奇怪，」海蒂說，「我的意思是，我們應該做什麼，轉過身去盯著對方看？」

早上八點三十五分，我進入辦公室，脫下西裝外套，掛在門後面。馬特已經在他的辦公桌前，低著頭，把自己隔離在檔案箱的隔板後面。他頭頂上的波拉波拉島的海報，根本就是天堂的模樣。我想起了在巴塞羅那的一個學年，那是迄今為止我唯一的一次旅行，雖然我一直希望有一天能做得更多。顯然，馬特也是這樣想的。也許我們的共同點比電子表格和財務報表更多。

「你去過波拉波拉嗎？」

馬特的注意力終於離開了電腦，似乎對我主動跟他搭話這個事實隱約感到困惑。

「沒有。」他說，迅速轉身回到他的螢幕上。

「所以是為了激勵自己。」

「是什麼？」

「你的海報。」

當馬特發現我還在說話時，他的困惑轉為輕微的惱怒。這……

他花了一會兒時間才意識到我指的是海報。「哦，」他說，「那不是我的。這是我來的時候就在這裡。我想這是為了掩蓋牆上的汙點。」

他回到了自己的電腦螢幕前，顯然是決定我們的對話已經完全結束了，我想這的確終結了什麼。我在辦公桌前坐下來，把注意力轉向裝滿檔案的箱子和電腦螢幕上一串新的電子郵件。這種注意力的轉移，是一種掙扎。我不知道為什麼，這一切與我開始時沒有任何不同。按理說隨著時間的推移，應該變得愈來愈容易。但事實並非如此。以前需要一個小時的事情，現在需要兩個小時。我再熟悉不過的電子表格公式，現在卻讓我迷失了方向，直到我的視線開始變得模糊。

事實是，我只是不在乎有錢的投資者或銀行認為是完美的財務報表，對於燒掉別人幾百萬美元的創業公司來說是否符合「公認的會計原則」。但是，正如我父親所說，這就是我的問題。他認為對工作要充滿激情的想法是扯淡。

當我抗議說，我覺得我只是為了薪水而工作時，他皺起了眉頭。「總得有人付房租。」他說。我不能和他爭論，但我一開始就不是為了爭論。

十二點半，我在辦公桌前吃午飯，巨無霸漢堡、薯條和可樂。據說以前人們都會出去吃午飯，坐在餐廳或公園裡，慢慢地吃著飯，互相交談。而現在，如果你離開辦公室的時間超過了拿起外賣的時間，你就會開始感到內疚，隱隱約約地害怕有人會因此找你的麻煩。

商業手冊就留在了抽屜裡，我已經沒有什麼智慧可以為它添磚加瓦。它的名字現在讓我覺得很自命不凡，而內容在我看來幼稚而無用，更別提市場前景了。這幾年，我公司的客戶都變成了網際網路公司，他們的主要目標是把「眼球」吸引到自己的網站上，這樣就可以把公司賣給出價最高的人，掙快錢。公司不但不賺錢，實際上是在大出血，這些已經不再重要了。從多年仔細研究和分析中總結的企業建設經驗已經過時了。

薩莎的新廣告已經出來一段時間了，整整一頁都是關於一輛貴得離譜的車如何讓你更性感，從而讓你更快樂。我半信半疑地試圖解開薩莎的謎題，知道她無法抗拒如此簡單的誘餌，但我還是遇到了困難。我尋找「貪得無厭」「貪婪」和「物質主義」，滿頁的字母，我找不到答案。我不斷地猜出「感恩」這個詞，但這是不可能的。

我放棄了，轉而打了個盹，不過我小心翼翼的，讓別人覺得我其實是在看桌子上的什麼東西。我背衝著門，一隻手肘靠在桌面上，頭枕在手裡，閉上眼睛。這種小睡方式沒有名字，其實是一連串的小睡，每次持續幾分鐘，直到當我的手肘滑落、點頭或者走廊上的聲音讓我以為自己被抓住了。儘管如此，這種無名的小睡也許是我一天中最喜歡的時刻，這是在夢的邊緣躡手躡腳的感覺，是平靜的不在意，是彷彿要溜走的感覺。

下午三點，迪恩執行巡邏任務。

雖然最近大家比往常更加焦慮，但迪恩一直都沒變，他還沒有貪得無厭之前就是這個樣子。他繼續用抓落葉的方式一刻不停地轉著——小題大做，虛張聲勢，雷聲大雨點小。更糟糕的是，我意識到我們都開始效仿他了。迪恩的無腦操作正在成為商業「最佳實踐」，如果不像他那樣工作——比如每天只工作八個小時，或者在午餐出去吃飯——會被視為不「全身心投入」，不具備團隊精神，不懂得珍惜自己的工作，不願意繼續做下去。於是，我們都低著頭衝鋒陷陣，像一艘沒有船長的帆船，當我們在慌亂的漩渦中追蹤圓周時，空蕩蕩的船隻互相碰撞。

不知是由於他的不安，還是因為他的客戶都是剛剛畢業的大學生，迪恩的口頭禪變得簡單粗暴。他喜歡說：「早起的鳥兒就會被人泡」。或者是「如果你受不了熱，就脫掉你的毛衣，讓我看看你的胸」。這些無聊的笑話再也無法讓我笑出來，它們讓我感到悲哀，幾乎絕望，似乎連迪恩也開始注意到我不再裝作被逗樂了。

我把艾瑟爾的死歸咎於迪恩嗎？理智上來說，不。他不可能知道，我午飯遲到會間接導致她錯誤的時間出現在錯誤的地方。他甚至不知道我見的是艾瑟爾，現在也不知道，因為我從沒告訴過他，也不打算告訴他。我無法忍受迪恩對艾瑟爾做出什麼輕浮的評論，顯得他還記得她一樣，那是不可能的。我看著迪恩永遠睜大的雙眼和上唇上的汗珠，就像一隻恐懼的動物，專注於眼前的環境，和未來一兩分鐘的事，但不會更多。迪恩根本不會流連於過去，更不用說包括艾瑟爾在內的美好回憶。

他的巡視結束。如果他說了什麼值得注意的事，我已經忘記了。我並沒有真正聽進去。他看了我最後一眼，輕拍著鼻翼一側，好像在分享一個秘密。「記住，書呆子，」他說，「如果生活打了你一巴掌，就把另一半屁股也轉過去。」

晚上八點，我和班諾爾約好了一起去散步。

儘管我的工作時間很長，但我從來不會錯過和班諾爾一起散步的機會。

班諾爾真不可思議，真的，他總是能找到一個適合我的時間和地點，就好像是專門根據我的日程表而計劃的出行。如果你有精力去想的話，肯定會覺得不可思議。

今天晚上的地點是華爾街。我提前幾分鐘到達，在紐約證券交易所外等待，出神地盯著它的大理石柱子看，直到我的視線模糊，它們扭曲成錯落有致的美元標誌。我眨了眨眼，轉身離開。夜晚很溫暖，此時街道停止車輛通行，街面上擠滿了遊客。一支五顏六色、拿著相機的鬆散隊伍，與偶爾從石樓口走出的灰衣銀行家形成鮮明的對比，他們就像從陵墓裡吐出的蒼白屍體，看著手機的蒼白屍體。

如果遊客和銀行家互相注意到彼此，會立刻產生大致的印象。遊客把銀行家和周圍的一切一起照下來，就好像這些面無表情的灰色動物是動物園裡的展品——也許是爬行動物——為了娛樂遊客把他們從圍欄裡放出來。銀行家在人群中穿梭，看到羊群，他們的目光就算不是掠奪性的，也不懷好意。雖然我們都是動物，但至少每個群體在這個王國裡都有自己的等級。我穿著灰色的西裝，卻像個遊客一樣目不轉睛地盯著他們看，我在這兩個群體中都沒有位置，在這兩者之間的夾縫中迷失了方向。

班諾爾來了。他和往常一樣，向我打招呼，無聲點頭，我一直想把它當作一個微笑，但我現在承認，這只是一個無聲的點頭。距離我和班諾爾在自殺干預小組裡第一次見面，已經快七年了。他現在應該已經五十多歲了，但時間對他很溫柔。也許他的鬍子裡多了點銀色的光芒，他額頭上的皺紋略微明顯。他似乎不比我們第一次見面時老，當然也不比自己的死期更近。班諾爾唯一過時的地方，就是他的呢子西裝和他紳士帽上摺痕的準確度。一個世紀前，遊客們可能會誤以為他是個銀行家，但今天不會。在這個現代，他是個奇怪的人，一個——我不知道班諾爾是什麼人，也不知道他做什麼工作。他從不談論自己。如果不是討論未來，或者自殺，或者是我們散步時的細節——比如說某隻鳥的叫聲——班諾爾通常都是無話可說。

通常情況下，我覺得這種沉默是愉快的，甚至是平靜的。但今天，我覺得這只是另一種形式的封閉，一種偽裝成陪伴的孤獨，與迪恩的陳詞濫調、同事們的無休止地重複的廢話，或珍妮弗同事們老掉牙的婚禮儀式沒有什麼不同，這些都只是分散了我對真實的東西的注意力，而不是真實的東西。就算說班諾爾是我的爸爸也沒什麼不可能，他在早餐桌前，舉著報紙遮擋住眼睛，避免談話，直到能出門為止。我突然想到我根本就不認識班諾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