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給安塞爾莫·聖胡安

有一次，阿瑪爾菲塔諾在跟一位友人討論完藝術的奇妙特徵之後，講述了一個巴塞羅那友人給他講的故事。內容與一個西班牙藍色師的新兵有關，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在蘇聯前線作戰，確切地說，是同德軍的北方集團軍一起在諾夫哥羅德附近作戰。

這士兵是個矮個子的西班牙塞維利亞人，瘦得像根木棍，藍眼睛，為生計所迫（他不是迪奧尼西奧·裡德魯埃霍那種人，也不是托馬斯·薩爾瓦多那種人，該敬納粹軍禮的時候他就敬，但他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法西斯分子或長槍黨人）才到了蘇聯。在這兒，不知道是誰開的頭，有人對他喊：新兵蛋子，過來！或者喊：新兵蛋子，幹這個！幹那個！於是，這個塞維利亞人的腦海裡就留下了「新兵蛋子」這個詞。但在他的腦海深處，在這個遼闊、孤寂的地方，因為時間的推移以及充滿驚恐的日常生活，「新兵蛋子」變成了「領唱者」。我不知道怎麼會發生這種事，猜測是某種童年時代的心理機制被喚醒了，一些幸福的記憶等待著被召回的契機。

於是，這個安達盧西亞人常常思考自己作為領唱者的責任和義務，儘管從自身來講他一點也不明白領唱者這個詞的含義，沒人告訴他這是指大教堂裡唱詩班的領唱。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通過這樣把自己想成領唱者的行為，他真的在某種程度上變成了領唱者。在可怕的1941年冬天，他當上了聖誕頌歌的領唱者，與此同時，蘇聯人正在粉碎德軍250師的進攻。在他的記憶裡，那幾天充滿了噪聲（低沉的、持續不斷的噪聲）和一種存在於地下的、有點失焦的歡樂。他們唱著，但似乎聲音總是後於甚至先於歌手唇部、喉嚨、眼部的動作發出，這些部位常常滑動在一種靜悄悄的縫隙裡，滑動在非常短暫但同樣令人感到奇怪的旅途中。

此外，這位塞維利亞人表現得像個勇士，逆來順受，儘管後來他的脾氣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得越來越暴躁。

不久以後，他就嚐到流血的滋味了。一天下午，他不小心受了傷，住進里加軍事醫院，待了兩週，受到第三帝國女護士的照顧，這些女子個個身強力壯，滿面笑容，對他眼睛的顏色表示難以置信；他還受到西班牙志願者的照顧，她們可能是何塞·安東尼奧的姐妹、嫂子或者遠房表姐妹，個個醜陋之極。

等到他出院的時候，發生了一件對這位塞維利亞人造成嚴重後果的事情：他沒拿到前往正確目的地的車票，他們給了他一張去黨衛隊兵營的路條，那裡距離他原來的部隊有三百公里。到了那裡以後，他身邊是德國人、奧地利人、拉脫維亞人、立陶宛人、丹麥人、挪威人和瑞典人，個個比他高大、強壯，他試圖用簡單的德語解釋清楚這個錯誤的派遣，但是黨衛隊的人對他的事拖延不辦，在查明問題的這段時間裡，派他打掃兵營，讓他拿著水桶和抹布擦洗一幢巨大的長方形木質建築的地板，那是扣押、審訊和酷刑拷打各種囚徒的地方。

這位塞維利亞人雖然對現狀不滿，但非常認真自覺地執行著這項新任務，在新的兵營裡，時間日復一日地流逝，吃的比從前好，也不用冒什麼危險，因為黨衛隊兵營被安排在後方就是要對付那些所謂「匪徒」的。於是，「新兵」一詞在他腦海深處再次變得清晰起來。他想：我是個新兵，是個剛入伍的新兵蛋子，應該接受命運的安排。漸漸地，「領唱者」這個詞消失不見了，但是在有些傍晚，浩瀚的天際讓他心中充滿懷念，懷念家鄉塞維利亞，領唱者的聲音漸漸消失在遠方，天曉得遠方什麼地方。有一次，他聽見幾個德國兵在唱歌，想起了「領唱者」這個詞；又有一次，他聽見有個男孩在樹叢後面唱歌，又想起了「領唱者」，這一次更清晰了，但是當他去樹叢後面尋找的時候，那孩子已經不在那裡了。

有一天，註定要發生的事情真的發生了。黨衛隊兵營被蘇聯騎兵團襲擊並佔領了，這是一種說法；另外一種說法是這是敵後游擊隊乾的。戰鬥時間很短，德國人從一開始就處於劣勢。一小時後，蘇聯人發現那個塞維利亞人藏在那座長方形的建築裡，身穿黨衛隊後備軍的軍服，身邊是這裡不久前所發生的殘忍暴行的證據。就像人們說的那樣，抓了個現行。他們立刻把他捆在黨衛隊用來刑訊的椅子上，椅子腿和扶手上都有綁帶。對蘇聯人的提問，他都用西班牙語回答說聽不懂，還說在這裡他只是個聽差的。他本想說德語，可是隻會三五句話，那些蘇聯人一句德語也不會說。一番拳打腳踢之後，他們去找一個會說德語的蘇聯人，那人正在這座長方形建築的另外一間牢房裡審訊囚徒。在那些蘇聯人回來之前，這個塞維利亞人聽到了槍聲。他明白蘇聯人正在殺害黨衛隊的人，因此對毫髮無損地走出這裡也不抱什麼希望了。但槍聲一停，他又感到一絲活下來的希望。那個會說德語的蘇聯人問他在這裡幹什麼，什麼職務，哪一級軍銜。塞維利亞人試圖用德語解釋明白，但並不成功。於是，蘇聯人撬開他的嘴巴，用德國人夾人體別的部位的火鉗拉扯他的舌頭。他疼得淚流滿面，差不多是喊叫著說出一個詞：coño。伸進嘴裡的火鉗讓這句西班牙語飛向空中時變了音，他號叫出的詞聽起來像「kunst」。

懂德語的那個蘇聯人吃驚地望著他。塞維利亞人不停地喊叫著kunst，kunst，疼得直哭。「kunst」這個詞在德語裡是「藝術」的意思。那個會兩種語言（俄語和德語）的軍人聽懂了這個詞，於是說道：這個婊子養的是藝術家之類的人。給塞維利亞人上刑的大兵們抽出了火鉗，帶下一小塊舌頭上的肉。有一瞬間蘇聯人被這個發現迷住了，他們呆在那裡。「藝術」這個詞讓野獸變得溫順起來。就這樣，蘇聯人像被馴服的野獸一樣寬慰地喘了一口氣，等待著什麼指示。與此同時，新兵蛋子滿嘴是血，大量唾液混著鮮血一起吞嚥下去，他感覺呼吸困難，喘不過氣來。從「coño」變成「kunst」，一下子救了他的命。等到他從長方形建築裡走出來的時候，正是傍晚，但是陽光刺傷了他的眼睛，彷彿是在正午。

他跟著為數不多的俘虜一道被帶走了。不久以後，有個懂西班牙語的蘇聯人聽他講述了身世。最後，他被送進了西伯利亞的一處俘虜集中營，而他意外遇見的那些兇狠的黨衛隊戰友都被槍斃了。他在西伯利亞一直待到五十年代末。1957年他在巴塞羅那定居了。有時，他會開口講講那些戰爭中的小故事，口氣十分幽默。有時，他會張開嘴巴讓任何想看的人看看那缺了舌尖的舌頭。已經幾乎看不出什麼異樣了。大家說到他舌頭已經正常的時候，他就解釋說：舌頭會隨著時間生長的。阿瑪爾菲塔諾本人並不認識這位塞維利亞人。但是當他聽說這個故事的時候，這位塞維利亞人還住在巴塞羅那一間看門人的小屋子裡。

藍色師（divisiónazul），西班牙陸軍中的正式名稱為西班牙志願師，德軍中的正式名稱為德意志國防軍第250師，是「二戰」期間協助德軍對蘇聯作戰的一支西班牙志願軍。

迪奧尼西奧·裡德魯埃霍（dionisioridruejo，1912—1975），西班牙詩人、長槍黨人，曾任佛朗哥政府內閣宣傳部部長，1941—1942年跟隨藍色師在東線作戰。

托馬斯·薩爾瓦多（tomássalvador，1921—1984），西班牙作家、記者。1941—1943年跟隨藍色師到過蘇德戰場前線。

原文為chantre，意指教堂唱詩班的領唱者，與sorche（新兵）這個詞讀音相近。

安達盧西亞（andalucía），西班牙南部的一個自治區，首府位於塞維利亞。

何塞·安東尼奧（joséantonio，1903—1936），西班牙長槍黨創始人，西班牙內戰時在獄中被處決。佛朗哥上臺後多次讚揚其壯烈犧牲，並追授公爵爵位。

西班牙語，意為「他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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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遠的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