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五年前，我在西班牙巴塞羅那塔耶萊斯大街的一家酒吧裡認識了他。一聽說我是智利人，他就湊過來跟我打招呼，因為他也出生在那遙遠的國度裡。

他年齡和我差不多，三十出頭，很能喝酒，可是我從來沒看見他喝醉過。他名叫羅赫略·埃斯特拉達，體形消瘦，個子不高，黑皮膚。他笑起來的樣子似乎永遠介於半驚奇與半狡黠之間。但是，隨著時間推移，我發現他比表現出來的樣子要天真得多。一天夜裡，我跟著一群加泰羅尼亞地區的朋友前往那家酒吧。我們聊起書來。羅赫略來到我們桌旁，他說，本世紀最偉大的作家，毫無疑問，就是米哈伊爾·布林加科夫。這些加泰羅尼亞人裡，有一位讀過《大師和瑪格麗特》以及《劇院情史》，但羅赫略提及的是這位傑出小說家的另外一些作品，我記得他說了有十幾部之多，用俄語講的書名。我和我的朋友們那時以為他是在開玩笑，話題很快就轉到別的事情上了。一天夜裡，他邀請我去他家，不知為什麼我就跟他去了。他住在附近的一條街上，距離一家很破的電影院寥寥幾米，當地的孩子們管它叫「幽靈電影院」。他家的房子很舊，裡面擺滿了不屬於他的傢俱。我倆在客廳裡坐下，羅赫略選了一張唱片，那音樂很難聽，漸強音段的時間長得可怕。而後，他倒了兩杯伏特加。書架上擺著一個銀邊相框，照片裡的姑娘俯瞰著客廳。其餘的裝飾品都並無特別：幾張來自歐洲不同國家的明信片、一面智利科洛科洛足球俱樂部的三角旗、一面智利大學足球隊的三角旗、一面聖地亞哥早晨足球俱樂部的三角旗。三面旗都很老舊。很漂亮，對嗎？羅赫略指著相框裡的姑娘問道。是的，很漂亮，我回答說。重新落座後，我倆靜靜地喝了一陣兒伏特加。等到羅赫略終於開口時，酒瓶已經快空了。首先應該喝光酒，然後再和盤托出心裡話，他說。我聽了以後聳聳肩膀。他又說：當然，我是不信什麼靈魂之類的東西的，但主要問題是時間，對嗎？你有時間聽我講故事嗎？那要看故事的長短了，我想是這樣的，我說。故事不太長，羅赫略說。隨即起身拿來銀邊相框，在我對面坐下，左臂抱著照片，右手端著伏特加，開始講故事：

我的童年生活很幸福，但跟我後來的生活沒什麼關聯。少年時代，我的生活出現了拐點。那時候我們一家人住在聖地亞哥，我爸爸認為我註定要變成少年犯。我爸，你大概還不知道吧（當然我看不出你為什麼要知道），他叫何塞·埃斯特拉達·馬丁內斯，外號「大肚子埃斯特拉達」，智利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之一。我們出身於光榮的無產階級家庭，有階級鬥爭的覺悟，無限忠誠，可以經受戰火的考驗。我十三歲的時候偷了別人一輛腳踏車。你可以想象的，不需要我再解釋什麼了。兩天後，我被抓住了，捱了一頓臭揍，這就沒必要說了吧。十四歲我開始抽大麻。那是幾個住在隔壁的朋友在安第斯山坡上種的。那時候我爸在阿連德政府裡當大官。可憐的老爸，他最擔心的就是反對派報紙披露他長子正在乾的勾當。十五歲時我偷了一輛汽車。沒被抓住（雖然我現在知道，如果再多一點時間警察會抓住我的），因為短短幾天後發生了軍事政變，我們全家都去蘇聯大使館避難了。幹嗎要給你講在大使館裡的日子呢！可怕極了。我睡在走廊裡，一直試圖博得那個女孩的歡心，她是我爸一位同僚的女兒，但是那群人整天所做的事就是唱《國際歌》和《不準通過》。總之，那氣氛很悲慘，像是那種所有人都在抽大麻的聚會。

1974年初，我們全家到了莫斯科。說實在的，我很高興到那兒去，一座新城市，金髮藍眼的俄羅斯姑娘，飛機旅行，歐洲，一種新的文化。實際情況當然完全不同。莫斯科很像聖地亞哥，但更安靜，更大，冬天極度寒冷。起初，我被送進一所雙語學校，那裡一半時間教西班牙語，一半時間教俄語。兩年後，我進入正規學校，已經能講說得過去的俄語了，日子過得無聊之極。我猜後來是有人幫我走後門才讓我上了大學，因為說真話，我沒怎麼好好唸書。大學頭一年，我讀的是醫學系，唸了一學期就退學了，醫學不適合我。但是，醫學系給我留下了美好的回憶：我交上了第一個朋友，我的意思是第一個不像我這樣是從智利逃亡的朋友。他名叫吉米·馮德瓦，來自中非共和國，就像國名的字面意思，位於非洲的中部。吉米的父親和我父親一樣也是共產黨人，也是被迫流亡的。吉米相當聰明，但是骨子裡跟我一樣。他也喜歡熬夜，喜歡喝酒，喜歡時不時地抽一口，喜歡女人。不久後，我倆就成了親密無間的朋友。除了聖地亞哥幫派裡的兄弟們，吉米就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了。聖地亞哥的那幫弟兄留在那邊了，恐怕一輩子也難再見到，可誰知道呢，對嗎？總之，情況是在那兒的時候我和吉米聯合了起來，勢力、心願，以及需求都聯合在一起，從此以後，我倆不再是孤獨、迷茫的流亡者，而是兩匹在莫斯科大街上亂竄的野狼，互幫互助，你不敢幹的事我敢幹，漸漸地（之所以是漸漸地，因為吉米有時還得唸書，他的確是個好學生，不像我），我倆對這座可能要長期生活的城市有了總體的概念。我倆年輕時的冒險經歷就不多說了，只講講一年後我倆知道了什麼地方可以找到大麻葉，這事今天在巴塞羅那似乎輕而易舉，可那時候在莫斯科這真的是英勇事蹟。另外，我那時已經試著念過拉美文學、俄羅斯文學、無線電廣播、食品科學等專業，總之什麼都學過一點，原因可能是念書沒意思，或者上課無法集中注意力，或者只是不想去上課，我生活裡的大部分時候基本就是如此，一事無成。終於有一天，我爸聲稱要把我送到西伯利亞一家工廠去勞動，可憐的老頭子，他就是這麼一個人。

這就是我進體育學院的原因，有些樂天派的蘇聯人將那裡稱為高等體育學院。這回，我努力保持克制，直到拿到文憑。是的，夥計，如今站在你面前的是一位合格的體操教練。當然，不是個優秀的教練，尤其跟某些蘇聯人比，但歸根到底也是體操教練。我把畢業文憑交給父親時，老人家激動得老淚縱橫。我想我的青春期也就到此為止了。

那時我常自稱羅赫爾·斯特拉達。我總是惹麻煩，朋友圈也不是由人們常說的那種好人組成的，我自己就壞透了。似乎我總是滿腔怒火，不知如何發洩。我給一位體育教練當過助手，這位教練是個聲名狼藉、品行令人不安的傢伙（的確很合我的胃口），他專門在中學裡尋找田徑運動員的苗子，而我則將大部分時間消磨在派對，以及能增加收入的不正當交易上。我這位上司名叫普爾塔科夫，離了婚，住在列留申科大街的一套小單元房裡，離羅加喬夫廣場不遠。前面說過了，我是個壞小子，吉米·馮德瓦也是，任何認識我們的人都知道我們是壞蛋（我自稱羅赫爾，起初純粹是因為渴望與吉米般配，骨子裡我自覺是個新義大利匪徒），可是普爾塔科夫是地地道道的壞蛋。隨著和他交往的時間越來越久，我開始學習他的種種計謀、墮落和惡習。我父親生活在一個堆滿檔案和備忘錄的莫斯科，一個官僚的莫斯科，他們發出命令又收回命令，議論時事，拉幫結派，明爭暗鬥，生活在一個理想化的莫斯科。我生活在一個有毒品、妓女、黑市，有享樂、恐嚇、罪行的莫斯科。有時，這兩個莫斯科會在某些領域發生碰撞，甚至混在一起，但通常情況下，這是兩座完全不同的城市，彼此都意識不到對方的存在。我跟著普爾塔科夫進入了體育博彩的世界。我倆當然是拿別人的錢來賭的，但有時也用自己的鈔票。我倆賭足球、曲棍球、籃球、拳擊，甚至滑雪冠軍賽——一項我一直覺得無趣的運動——總之遇上什麼就賭什麼。我還結識了一些人，各種各樣的人。通常都是些不錯的傢伙，和我一樣乾點小偷小摸的勾當，但有時也會碰見真正的犯罪分子，他們是些什麼都敢幹的傢伙，或者說至少是在「某種情況下」什麼都敢幹的人。我出於生存的本能，儘量不跟他們走得太近。他們是從大牢裡或者陰溝裡出來的人，能嚇倒普爾塔科夫，能讓我和吉米毛骨悚然。其中有一人除外，他和我們同歲，不知為什麼對我有些好感。他叫米沙·謝苗諾維奇·巴甫洛夫，莫斯科犯罪團伙裡的能人。我和普爾塔科夫經常在米沙下注時為他提供各種體育訊息，而米沙則時不時地邀請我們去他的公寓做客，或者說去他的其中一間公寓做客，每次都不一樣，但都比普爾塔科夫家或者我家更破，大多位於莫斯科東北郊外的工人聚居區裡，在波盧博亞羅夫、維多利亞、舊市場這些地方。普爾塔科夫不喜歡米沙（對了，普爾塔科夫誰也不喜歡），他儘量避免跟米沙來往，但我這個人一向沒心沒肺，米沙頂著黑幫神童的光環，待我也很周到——有時送給我燒雞、伏特加或者鞋子——最終還是征服了我，就像人們常說的那樣，身體和靈魂都追隨他去了。

就這樣，年復一年地過去了。我父母回了智利，妹妹沒走，因為她跟一個蘇聯人結了婚。我父親死在聖地亞哥，家裡人給我寫信說葬禮很隆重。吉米·馮德瓦仍住在莫斯科，在醫院裡工作（他父親回中非共和國去了，後來被人殺害），而普爾塔科夫和我繼續像兩隻老鼠那樣在各個體育場館裡竄來竄去。到了九十年代，蘇聯解體，人們自由了（儘管我對政治一向漠不關心），黑社會組織公開活動。莫斯科成了一座迷人的、歡樂洋溢的城市，是俄羅斯人特有的那種歡樂喧鬧。我沒法向你解釋，想明白這一切，你必須理解斯拉夫人的心靈，你雖然讀了很多書，可我覺得你不懂他們的心。忽然之間，對我們來說，一切都變得太大了。普爾塔科夫，他骨子裡是個斯大林主義者（我始終想不明白這事，因為要是斯大林還活著，他肯定會老死在西伯利亞的），他懷念舊時代。我剛好相反，適應了新形勢，決心攢點錢，如今這是有可能的事情，有了錢我可以徹底離開莫斯科，去闖蕩世界，看看歐洲，然後是非洲，雖說我那時已經三十多歲，到了對世界該有更深瞭解的年紀，卻還是把非洲想象成冒險家的樂園，想象成無邊的土地，想象成一本新的故事書，在那裡可以重新開始幸福生活，找到自我，就像1973年時我們這些聖地亞哥小子們說的那樣。就這樣，幾乎是在不知不覺中，我成了米沙·巴甫洛夫的僱員。當然了，米沙此前就變成了權貴。那時候他的外號是比利小子。別問我為什麼。比利小子拔槍很快；米沙幹什麼都不快，就是掏信用卡也如此。比利小子很勇敢，至少在我看過的電影裡，他很瘦又靈活；米沙也很勇敢，可是胖得像一尊佛（即使按照俄羅斯人的標準也是胖子），厭惡各種型別的體育鍛煉。我繼續當賭場經紀人，但不久就開始為他幹別的工作了。他有時給我一大筆錢，派我去看望一位認識的運動員讓他輸球。有一次，我差不多收買了半個足球隊的人，一個接一個，討好那些更願意合作的球員，含蓄地威脅其他固執的傢伙。有時候，他讓我去說服一些下注的人撤回賭注，或者別掀起大浪。但大部分時間我的工作是提供關於運動員的情報，一個接著一個，表面上沒有什麼意義的情報，巴甫洛夫僱的計算機專員不知疲倦地把情報輸入他的電腦。

然而，我還做了另外一件事。莫斯科黑幫的情婦大部分是夜店妓女、脫衣舞娘、女演員或想成為演員的姑娘。這很正常，一向如此。但米沙·巴甫洛夫喜歡的是女運動員，跳遠的，中、短跑的，三級跳的……他還短暫泡過某個女標槍運動員，但他真正偏愛的是跳高運動員。他常說，她們就像羚羊，是完美的女性。此話不無道理。我的任務就是為他找這樣的姑娘。我常常去訓練場館，為他安排約會。有些姑娘很樂意跟米沙·巴甫洛夫共度週末，可憐的姑娘，但大部分姑娘是不願意的。可我總有辦法為他找到他喜歡的姑娘，哪怕為此我得自己掏腰包，或用些威逼的手段。就這樣，一天下午，他說他喜歡納塔利婭·米婭伊洛芙娜·崔科娃——一個十八歲的女運動員，來自伏爾加格勒地區，剛剛到莫斯科，有希望進奧運代表隊。我不能太確切地說明那是什麼，但我可以感覺到從一開始巴甫洛夫說到崔科娃的時候，神情就很不一樣。他給我下令把崔科娃弄到手時，身邊站著兩個兄弟。這倆人等米沙一說完，就衝我使眼色，好像在說：羅赫爾呀，老老實實執行命令吧！比利小子這回玩真格的啦。

兩天後，我跟納塔利婭·崔科娃說上話了。那是在斯巴達諾夫卡室內田徑場，體育中心林蔭道那裡，上午九點，這可不是我通常起床的時間，但是是我唯一可以見到這位女跳高運動員的時刻。我先是從遠處看見了她，她正要跑向跳高橫杆，聚精會神，雙拳緊握，眼睛望著上方，好像在向上帝祈禱或者在尋找天使。接著，我走過去做了自我介紹。你叫羅赫爾·斯特拉達？她問道，所以你是義大利人。我沒敢多做解釋，我告訴她我是智利人，有很多義大利人住在智利。她身高一米七八，體重不超過五十五公斤，一頭栗色長髮梳成簡單的馬尾，但美得無與倫比。她的眼睛幾乎是黑色的，我可以發誓，她的雙腿是我這輩子見過的最長最美的腿。

我不能告訴她我來訪的動機。我請她喝了一瓶百事可樂，告訴她我喜歡她的跳高技法，然後就走了。當晚我不知道該如何向巴甫洛夫彙報，不知道該編什麼樣的謊言才好。最後，我決定選擇最簡單的辦法。我說，納塔利婭·崔科娃需要時間考慮考慮，她與他從前認識的姑娘是完全不同的型別。

米沙望向我，他的臉有點像海豹，又像被寵壞的孩子。他說，好吧，給你三天時間搞定。如果米沙說給你三天時間，那就必須在三天裡解決問題，多一天也不行。我冥思苦想了幾個小時，反覆問自己問題出在哪裡，是什麼阻礙了我，最後決定儘快解決問題。第二天一大早，我又去見了納塔利婭。最早到田徑場的那批人裡就有我。我用了好長時間觀察來來往往的運動員，他們個個像我一樣半醒半睡，嘰嘰喳喳地說著什麼或爭論著什麼，我聽不太清楚，像是毫無含義的雜音，或是在用我聽不懂的俄語喊什麼，彷彿我突然忘記了俄語，直到納塔利婭出現在人群中。接著，她開始做熱身運動。她的教練在一個小本子上記錄著什麼。有兩個女跳高運動員在跟她說話。她們有時哈哈大笑，有時跳過去之後坐下來聊天，穿上紅藍配色的運動服，很快又脫掉，有時喝點水。我快活地看了半小時之後，意識到自己心生愛慕了。這種事可還是第一次發生在我身上。之前，我喜歡過一兩個妓女，待她們好與壞無關緊要。現在我是真的愛上她了。我上前跟她交談，解釋了米沙·巴甫洛夫的情況，他是什麼人，他想幹什麼。起初，納塔利婭又氣又怕，後來又覺得有趣。她同意和他見面，儘管我建議她別去。我把約會的時間儘可能延後了一些。下午訓練結束後，我請她看了一場布魯斯·威利斯的電影，他是她喜歡的演員之一，之後還邀請她去高階餐廳吃了晚飯。我倆聊了很長時間，內容廣泛。她以前的生活艱苦而令人沮喪，她簡直是堅忍不拔、意志力強大的典範，與我的生活完全相反。她的愛好簡單，不求有錢，只要幸福就行。在性愛問題上，我很想套出她的心裡話，她思想很開放。一開始我有些沮喪，以為納塔利婭已經是巴甫洛夫的囊中物，想象著她跟他的所有保鏢一一上床的情景，這想法令我難以忍受。但後來我才明白納塔利婭所說的是一種我根本不理解的性關係（至今我也不理解），意思就是她不可能和所有傢伙上床。我還明白了一件事，無論如何，我有責任保護她。

一週後，巴甫洛夫派我往室內田徑場送一束紅白康乃馨，估計這花貴得要命。納塔利婭收下了康乃馨，讓我等她一會兒。我倆整整在一起待了一天，先是在市中心（我給她買了兩本布林加科夫的小說，那是她喜歡的作家，是從舊巴斯曼納亞街的流動攤位上買的），後來去了她住的小房間。我問她事情進展如何。我可以衝你發誓，她的回答真把我給驚呆了。她說，這束鮮花就說明了一切。朋友，這話說得多麼簡明扼要，又多麼冰冷啊！你明白我在說什麼，她是俄羅斯人，我是智利人，我覺得天塌地陷了，立刻就痛哭起來。我常常會回想起那個痛哭流涕的下午，以及那個下午如何改變了我的生活。我解釋不清楚，只感覺自己像個孩子，第一次覺得莫斯科這麼冷，冷得讓人受不了。那天下午，我們做愛了。

從那以後，我的人生就落在納塔利婭手裡了，而她的則在米沙·巴甫洛夫手裡。這情況本身似乎看起來很簡單，但是隨著對巴甫洛夫的認識加深，我知道跟納塔利婭上床是在拿自己的性命冒險。而且，日子一天天過去，我已確信他們兩人上過床了——我還準確地知道是在什麼時候——我日益憤恨沮喪，這導致我開始宿命地看待自己的生活（以及廣義的生命現象）。如果那時候有個可以推心置腹、傾訴衷腸的朋友就好了。但我不可能將這件事告訴普爾塔科夫。吉米·馮德瓦則總是忙得不可開交，我和他早就不能像從前那樣經常見面了。我所能做的只是忍耐和等待。

就是這樣，一年過去了。

跟巴甫洛夫在一起的日子總有點奇怪。他本人的生活至少分成三部分，我有幸，或者說不幸，全都瞭解：一是巴甫洛夫作為生意人的生活，身邊永遠站著保鏢，散發出令人不安的銅臭和血腥氣；二是談情說愛或者我們聖地亞哥人說的玩女人的巴甫洛夫，這部分折磨著我，讓我胡思亂想；三是巴甫洛夫靈魂躁動的私人生活，一種忙於或者說樂於消遣娛樂的生活，按照他的說法是「內心休息的時刻」，探索文學藝術，你可能不會相信，巴甫洛夫博覽群書，因此也樂於和別人聊聊正在讀的書。這也是他常常邀請三個人來聚會的原因，這三人可以說是他團伙裡的文化派或世界主義者。一個是小說家費奧多爾·彼得羅維奇·謝苗諾夫；一個是真正的義大利人、在莫斯科語言學院用獎學金攻讀俄語的學生保羅·裡佩利諾；再一個就是我，介紹的時候總說我是他的朋友羅赫爾·斯特拉達，儘管他有時對待我就像對待一條狗一樣。巴甫洛夫嘴角帶著一點微笑說，兩個俄羅斯人加上兩個義大利人。他這樣說是為了當著裡佩利諾的面貶低我，可是裡佩利諾對我一向很尊重。不管怎麼說，這樣的聚會還是很開心的，但有時是半夜召集我們過去，一接到電話我們就不得不立即趕往巴甫洛夫在莫斯科諸多住所的某一處，那時候困得只想上床睡覺，我們還得忍耐著聽完老大的高談闊論。巴甫洛夫的閱讀口味兼收幷蓄，這個詞是這麼說的，對嗎？至於我本人，坦率地說，只讀過布林加科夫的作品，那只是出於對納塔利婭的愛，至於別的書我沒有任何想法，我不是個讀書人，這是明擺著的事情。據我所知，謝苗諾夫在寫色情小說；裡佩利諾有個電影劇本，是個關於空手道拳師和黑手黨的故事，他希望巴甫洛夫能贊助他拍攝。這個聚會里唯一真正懂文學的人就是發起者。因此，巴甫洛夫會提出話題，比如說說陀思妥耶夫斯基，我們幾個人就跟隨附和。談話次日，我會去圖書館找些關於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與生平的概述，這樣下次聚會就有可說的話了，儘管巴甫洛夫幾乎從不重複話題，這周說陀思妥耶夫斯基，下週談鮑里斯·皮利尼亞克，再下一週談契訶夫（不知為什麼，他說契訶夫是個娘娘腔），再後來攻擊果戈裡，或者就談談謝苗諾夫，把他的色情小說捧上了天。謝苗諾夫絕對是個人物。他年齡和我一樣，也許大一點，受巴甫洛夫的保護與提攜。我聽說他讓自己的老婆失蹤了。我不知道怎麼看待這種傳言。謝苗諾夫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除了咬巴甫洛夫的手。裡佩利諾則不同，他是個善良的小夥子，唯一公開承認老大掛在嘴邊的那些小說一部也沒讀過的人，但他讀過詩歌（俄語詩歌，朗朗上口、便於記憶的那種），通常在我們大家都已經喝醉了的時候，他就朗誦幾首。這人是誰？謝苗諾夫用低沉的聲音問道。裡佩利諾回答說：是普希金，還能是誰！我趕緊趁機大談陀思妥耶夫斯基，巴甫洛夫和裡佩利諾會一起朗誦普希金的詩歌，謝苗諾夫則掏出一個小本子來，大概是在起草下一部小說。有時，我們聊斯拉夫人和拉丁人的心靈，我和裡佩利諾在這個話題上處於劣勢。你簡直想象不出巴甫洛夫關於斯拉夫精神的知識是多麼淵博，他所能觸及的層面是多麼深刻，多麼令人悲傷！到了最後謝苗諾夫往往會哭起來，我和裡佩利諾剛一開始交鋒就敗下陣來。當然，聚會不總是單單我們四個人。有時巴甫洛夫會派人去叫幾個妓女來。有時會見到一兩張陌生的面孔，什麼小雜誌的主編、失業的演員、真正瞭解阿列克謝·托爾斯泰全集的退伍將軍之類的。這些人無論和藹可親還是讓人討厭，他們要麼是想跟巴甫洛夫做生意，要麼是指望能從他那裡得到資助和接濟。聚會的夜晚有時是令人愉快的，有時，坦率地說，很糟。我永遠無法理解斯拉夫人的心靈。有一次，巴甫洛夫給客人們看照片。起初，我不願意看，但後來大家叫我過去，我沒法拒絕。照片上是四五個我給他弄到手的姑娘。納塔利婭·崔科娃也在其中。我覺得不爽，估計巴甫洛夫也察覺到了，他用長胳膊把我摟住，在我耳邊唱起一首關於死亡和愛情的祝酒歌，他說死亡和愛情是生命中唯一真實的事情。我記得當時我因巴甫洛夫的俏皮話笑了出來或努力想笑出來，一向如此，我的笑聲常死在喉嚨裡。後來，當別人醉酒酣睡或走掉之後，我在窗戶旁邊的椅子上坐了下來，靜靜地望著那些照片。事情就是如此，那時候我覺得一切都好，一切都令人知足（就像我父親常常說的，知足常樂），我深深吸了一口氣，平靜，自由。那時我還想，斯拉夫精神與拉丁精神區別不大，事實上二者是一回事，與非洲精神是一回事，那精神大概也照亮了我朋友吉米·馮德瓦心中的暗夜。也許斯拉夫精神能受得住更多的酒精，僅此而已。

時間就這樣過去了。

納塔利婭落選奧運代表隊，因為她一直跳不過隊裡要求的高度。她參加了全國選拔賽，名次不佳。顯然，她更別想打破什麼紀錄了。儘管她不肯承認，但她的職業生涯的確要結束了。有時候，我倆說起未來的日子，既害怕又期待。她跟巴甫洛夫的關係時好時壞，巴甫洛夫有幾天愛她愛得要命，似乎超過世界上任何人，有幾天又待她很壞。一天夜裡，我們見面時她滿臉青腫。她告訴我是訓練時摔的，可我知道那是巴甫洛夫乾的。有時，我和她聊得很晚，聊旅行，聊別的國家。我給她講智利的事情，那是我瞎編出來的智利，我猜，她會覺得智利聽起來和俄羅斯很像，不會讓她產生多少熱情，但會引起她的好奇。有一次，她跟著巴甫洛夫去了義大利和西班牙旅行。他們出發的時候沒有邀請我，但回國時我跟著大家去機場迎接了。納塔利婭皮膚曬得黝黑，非常漂亮。我獻給她一束白玫瑰花，那是前一天夜裡巴甫洛夫從西班牙下令我給她買的。謝謝你，羅赫爾，她說。沒什麼，納塔利婭·米婭伊洛芙娜，我回答道。我沒有告訴她這一切是因為我們共同的老大打來過長途電話。這時，巴甫洛夫正在跟幾個保鏢說話，沒有察覺我眼中的柔情（我的眼睛像老鼠一樣，甚至連我媽都這麼說，願她老人家在天上安息）。而實際情況是，我和納塔利婭的親熱勁兒越來越忘乎所以了。

一個冬天的晚上，巴甫洛夫打電話到我家裡。他好像很生氣，命令我馬上去見他。我聽聞他的什麼生意進行得不順利。我找理由拖延，說現在時間太晚，外面天氣太冷不適合出門。可是米沙毫不通融，他說：要麼半小時內露面，要麼明早我揪下你的蛋來。我立即穿上衣服，出門前把我在醫學系唸書時買的一把匕首放進了口袋。我猜你是知道的，清晨四點鐘的莫斯科街道並不安全。走在大街上，好像那場巴甫洛夫來電話時我正做的噩夢在繼續。路面上鋪滿積雪，氣溫估計在零下十到十五度，很長時間都看不到一個人影。起初，我走十米跑十米，讓身體暖和起來。十五分鐘後，我的身體冷得縮成了一團，一步一步艱難前進。有兩次我看見警車駛過，便連忙轉身躲避。又有兩次看到計程車飛馳而過，但都不願停車載我。此外，遇見的只有醉鬼，他們全然不知道我的出現，還有躲在梅德韋季察大街寬闊門廊下的人影。巴甫洛夫約我見面的住所位於內梅茨卡亞大街上，通常情況下走路需要三十至三十五分鐘。在那個寒冷的冬夜裡，我走了一個小時才到，進門時左腳四根腳趾完全凍僵了。巴甫洛夫坐在壁爐旁一面看書一面喝乾邑白蘭地等著我。不等我說話，他迎面一拳打在我鼻子上。我幾乎還沒有感覺，就轟然倒地了。我聽見他叫喊道：別弄髒我的地毯！接著，他連續踢了我肋骨五下，因為是穿著拖鞋踢的，我也沒有覺得十分疼痛。然後，他坐下來，拿起了書和酒杯，似乎平靜下來了。我站起來，去衛生間洗掉鼻子裡流出來的鮮血，然後返回客廳。你看什麼書呢？我問巴甫洛夫。布林加科夫，他說，你知道他的作品的，難道不是嗎？對，布林加科夫，我說著，胃像打了結一樣難受。我心裡想，要是他跟我說起納塔利婭，我就宰了他。我把手伸進大衣口袋裡去摸那把匕首。我喜歡誠實的人，巴甫洛夫說，老實人，不玩兩面派的人，因為我既然信任你，那就會信任到底。我說：我一隻腳凍壞了，得去醫院看看。巴甫洛夫沒有聽我說話，於是我決定不再訴苦，再說也沒那麼嚴重，我的腳趾頭已經可以活動了。有一陣工夫，我們都沉默著：巴甫洛夫在看布林加科夫的作品（我估計是《不祥的蛋》），我則望著壁爐裡的火焰。巴甫洛夫說：納塔利婭告訴我，你經常去看她。我沒說話，但是點點頭。你跟那婊子睡覺了，對吧？我撒謊道：沒有。我倆再次沉默。忽然間，我冒出一個念頭，巴甫洛夫已經殺了納塔利婭，今夜他要殺我。我沒權衡後果，一下子撲過去，割斷了他的脖子。我用了半小時的時間，擦掉了自己的痕跡。後來就回家去了。當夜喝醉了。

一星期後，警察逮捕了我，把我帶到伊利寧科夫警察局，審了一小時。純粹走走形式。巴甫洛夫的繼任者名叫伊戈爾·鮑裡索維奇·普羅託波波夫，外號「小沙丁魚」。他對女運動員不感興趣，但是仍然讓我幹賭場經紀人並負責操縱比賽。我為他幹了六個月後，離開了俄羅斯。你一定很好奇納塔利婭怎麼樣了。殺了巴甫洛夫的次日一大早，我就見到了她，在她訓練的體育場上。她不喜歡我的臉色，說道：你像個死人。我從她說話的口氣裡聽出一絲輕蔑，但也聽出了親切甚至親熱的意味。我哈哈一笑，告訴她我昨夜喝多了，僅此而已。然後，我去了吉米·馮德瓦工作的醫院，讓他看看我凍傷的腳趾。問題不太嚴重，但是我們賄賂了幾個人，讓我在醫院裡住了三天。後來，吉米改了入院日期，證明我那時不在殺人現場，而是舒舒服服地躺在病床上。

前面我說了，六個月後，我離開了俄羅斯。納塔利婭跟我一起走的。一開始，我們住在巴黎，甚至談論過結婚的事情。那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日子。現在回想起來還有點害羞呢。後來，我倆在法蘭克福和斯圖加特都住過一陣子，因為納塔利婭在那裡有幾個朋友，希望找到一份好工作。後來，那幾個朋友並不那麼友好，可憐的納塔利婭無法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她甚至想在一家俄式餐館試試廚師的工作。可是她幹不了廚房的活。我倆很少談到巴甫洛夫之死。納塔利婭不同意警察的看法，她認為巴甫洛夫死於他的部下，具體說就是「小沙丁魚」之手，但我對她說是一個敵對幫派乾的。說來有趣，在她的記憶裡，巴甫洛夫是位紳士，她常熱情誇讚他的慷慨大方。我由她去說，自己心裡在笑。有一回，我問她是不是崔科夫將軍的親戚，就是那位保衛斯大林格勒的人，那座城市如今叫伏爾加格勒。羅赫爾，你想什麼呢，她說，當然不是啦。就在我倆同居一年後，她把我給甩了，愛上了一個德國人，名叫什麼庫爾特，不知道姓什麼。她告訴我她戀愛了，後來還哭了，為我難過或者是為她自己高興，我不得而知。我用西班牙語說：走你的吧，婊子！她哈哈笑了，往常也是這樣，我一說西班牙語她就笑。我也笑了。我倆喝了一瓶伏特加就分手了。後來，我意識到在這座德國城市裡我已無事可做，於是就來到了巴塞羅那。如今我在一所私立學校當體操老師。生活過得不糟，找妓女睡覺，常光顧兩家酒吧，有自己的圈子，就像他們描述的那樣。但是有時，尤其是在深夜，我會想念俄羅斯，想念莫斯科。這裡是不錯的，但跟莫斯科不一樣，如果你非要問我，我還真說不出來究竟在想念什麼。僅僅是因為活著而感到高興嗎？我不知道。過幾天，我要坐飛機回智利去了。

斯特拉達（strada），義大利黑手黨常見的姓氏。羅赫爾·斯特拉達（rogerstrada）也與其本名羅赫略·埃斯特拉達（rogelioestrada）拼寫相近。——中譯註，下同

「比利小子」是美國曆史上一個傳奇罪犯用過的綽號。他出生於美國西部，少年時代便成為亡命之徒，以槍法精準而聞名。

鮑里斯·皮利尼亞克（boríspilniak，1894—1938），1930年代頗負盛名的俄語小說家。他的作品在敘事方法和思想內容上都別具一格，被稱為「皮利尼亞克風格」。代表作有《荒年》《暴風雪》《紅木》等。

阿列克謝·托爾斯泰（alexéitolstói，1883—1945），跨越沙俄和蘇聯兩個歷史時期的俄語作家。他早年醉心於象徵派詩歌，而後轉向科幻及現實主義小說創作，代表作有《苦難歷程》《彼得大帝》等。

作者「羅貝託·波拉尼奧」的其他小說

《遙遠的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