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尖刻地對他一笑，用英語說：「你是從哪裡來的？國家劇院？」可是他搖頭，似乎不懂我的意思。

「他很有錢。」他望著司機，彷彿他能理解，即使我不能理解的話。「他被安葬在聖喬治，一塊很好的墓地。」在他那典型的希臘遊手好閒者的微笑中，在他告訴你這些不必要的資訊時的神態中，有一種十全十美的東西，讓你不能不相信他是表裡一致的。

「完了嗎？」我問道。

「沒，沒完。去看看他的墳墓。很漂亮的墳墓。」

我坐進計程車。他趕緊跑過去取他那一杆彩票，並在風中揮舞起來。

「你運氣好。英國人總是好運氣。」他摘下一張彩票，向我遞過來。他突然會講英語了。「哎，就一張小小的彩票。」

我突然叫司機開車。他掉過車頭往前開，但是開出大約五十碼後，我叫他把車停在一家咖啡館外面。我招呼一個服務員出來。

我問他，後面那幢房子他知道是誰的嗎？

他說知道，是一個叫拉利的寡婦的，她住在科孚島。

我回頭透過後車窗往後看。賣彩票的正朝著相反方向快速走去，走得非常快，我看著他拐進一條小巷不見了。

當天下午四點鐘，天氣稍微涼爽些了，我乘公共汽車前往墓地。墓地位於雅典郊外數英里處，在艾加羅斯山一面長滿樹木的山坡上。當我問墓園門口的老頭時，滿以為他一定會一臉茫然，沒想到他還挺認真地走進他的小屋，翻閱一本很大的登記冊，然後告訴我繼續沿著幹道往上走，左邊第五個。我走過一排排愛奧尼亞式小型聖堂、圓柱形胸像和別緻的墓碑，又走過一片不甚得體的森林，但是綠色的樹蔭還是挺可愛的。

左邊第五個。沒錯。在兩棵柏樹中間，在一棵表示悼念的植物下，有一塊簡樸的潘泰列克大理石墓碑，碑上的十字架下寫著這樣的碑文：

莫里斯·康奇斯

1896-1949

他死了四年了。

墓碑腳下有一個綠色小盆，插著一支白色馬蹄蓮和一支紅玫瑰，底下有一些不起眼的小白花做襯托。我跪下來把它們取出來。花莖是切割不久的，很可能是當天早上才割下來的。盆裡的水清澈新鮮。我明白了。他又在用他的方法告訴我：他知道我猜了些什麼；搞偵探是不會有什麼結果的，最多也就是找到一個假墳墓，再鬧一次笑話。想到這裡，我不禁冷笑，但笑容很快就消失了。

我把花又放回盆裡去。有一根細小的襯托小枝彎了下來，我把它折下來一嗅，甜絲絲的，蜜一樣的香味。既然有一枝玫瑰和一枝馬蹄蓮，也許是有特定含義的。我把它插在紐孔裡，不再想它了。

回到門口，我問老頭知不知道已故的莫里斯·康奇斯有什麼親人。他又為我在他的本子裡查詢，但一無所獲。他知道是誰奉上這些花的嗎？不知道，很多人都到墓地上來獻花。微風把一綹綹頭髮吹到他充滿皺紋的前額上。他老了，也累了。

天很藍。一架飛機在低沉的轟鳴聲中降落在雅典的另一邊的機場上。又有其他來訪者抵達了，老人一瘸一拐地走了。

那天晚上的晚餐實在太糟糕了，典型的英國式宴請，吃的東西很少。沒去之前，我曾經考慮過要給他們講點布拉尼的情況，我認為那是一張被施了魔法的餐桌。但是談話剛開始五分鐘，我這念頭便蕩然無存了。我們總共八個人，五個是文化委員會的，還有一個大使館秘書、一個小個子中年同性戀者、一個批評家是來發表宏論的。席間有大量文學閒談。同性戀者眼巴巴地盼著大家多講出些作家的名字來。

「有人讀過亨利·格林的新作嗎？」大使館秘書問道。

「簡直令人無法容忍。」

「我覺得寫得很好。」

同性戀者摸了一下蝶形領帶：「你們當然知道可愛的亨利……有時說的話。」

他這樣反覆說了十遍，我環顧周圍的面孔，希望看到有人表示與他同感，有人衝他大喊，那是書本里發生的事情，不是私生活中的瑣事。但是他們全都一樣，每個人的思想都披上了同樣神秘的盔甲，像古蜥的翎頜，像冰柱的緣飾。我整個晚上所聽到的唯有破碎冰針的叮噹聲，人們膽小怕事，欲言又止，話到嘴邊又咽了回去。

沒有一個人說出自己要說的話，自己的心裡話。沒有一個人的行為是寬容的、熱情的、自然的。最後氣氛變得很令人討厭。我能看出主人和他的妻子真的熱愛希臘，但是話噎在喉嚨裡就是說不出來。批評家對李維斯發表了一番頗有見地的評論，後來又對他破口大罵，把自己的一番高論給毀壞了。我們全都一樣，我幾乎什麼話也沒說，但這並不能說明我就清白些或者更少受制於人。故國、女王、公學、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標準口音，像我們這樣的人，一個個道貌岸然，圍繞桌子站立，像秘密警察，隨時準備對任何明智的歐洲人道主義表現加以鎮壓。

典型的症狀是在講話中使用的人稱一概都是「某人」——某人的觀點、某人的朋友、某人的僕人、某人喜愛的作家、某人在希臘的旅行，直至可怕的英國資產階級復仇之神等。「某人」就像被煤煙燻黑的一個存疑符號，整個晚上都佔著主導地位。

我和批評家一起返回旅館，一路上痛苦慌亂地回憶起弗雷澤斯充滿希望的孤寂，回憶起我所遭受的損失。

「文化委員會的這些人實在太討厭了，」他說，「但是也難怪，生存手段唄。」他沒有走進我的房間。他說他要漫步去雅典衛城，但是實際上他卻走向扎皮翁公園，那裡有大群鄉下孩子，他們掙扎在飢餓線上，到雅典來出賣自己單薄的體力換碗飯吃。

我到一個酒吧間去，坐下來喝了一大杯白蘭地。我感到很沮喪，無法面對不得不回英國去的現實。我過的是流亡生活，永遠的流亡，不管我是否住在那裡。流亡的事實我可以忍受，但是流亡的孤寂我無法忍受。

我回到旅館房間時大約十二點半。雅典夏天的夜晚依舊悶熱難當。我剛脫光衣服，開啟淋浴頭，床頭的電話鈴響了。我光著身子去接電話，想著可能是批評家打來的，他在扎皮翁公園大概並不盡興，想找個目標來談談那些沒完沒了的作家名字。

「喂。」

「歐夫先生。」是旅館服務總檯夜間接待員的聲音，「有你的電話。」

咔嗒聲。

「喂？」

「噢，是於爾菲先生嗎？」是男人的聲音，我聽不出是誰。希臘語，但音調很好聽。

「我是。你是誰？」

「請你看看窗外好嗎？」

咔嗒聲。靜默。我對著話筒急促地呼喚，可是毫無結果。對方把電話掛了。我從床上抓了一件晨衣，關了燈，跑到視窗。

我三樓房間的視窗外有一條小街。

對面停著一輛黃色計程車，車後部朝我這邊，在坡地上微微傾斜。這是正常現象，旅館叫來的計程車總是停在那裡等。有一個穿白襯衫的男人從街道對面迅速走去，經過計程車。他剛好在我視窗底下穿過馬路，看不出他有什麼奇異的地方。無人的街道、街燈、關閉的商店、黑暗的辦公室，一輛計程車。那人消失了。這時才出現了一點動靜。

在我窗戶底下的正對面有一盞街燈，安裝在商店拱廊入口處的牆壁上。因為角度不對，我看不到拱廊的後面。

一個女孩子出來了。

計程車發動起來。

她知道我在哪裡。她走到人行道的邊緣上，抬起頭來看我的視窗，小小的個子，彷彿沒有什麼變化但又有所變化。燈光照在她的棕色手臂上，但是她的臉在陰影裡。黑連衣裙、黑鞋子，左手提著一隻小小的黑色夜用手提包。像妓女常出現的情形一樣，她從陰影裡走出來；也像羅伯特·福克斯。她沒有表情，只是抬起頭來看我。持續時間很短，十五秒鐘就結束了。計程車突然倒退到她面前。有人開啟車門，她迅速鑽進車去。計程車猛然開動，速度很快，到街道盡頭處，汽車輪子發出尖厲的吱吱叫聲。

一塊水晶跌得粉碎。

一切都被背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