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達雅典的大不列顛旅館之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電話去機場。電話被接通到我要的櫃檯。接電話的是一個男人。

我說的名字他不知道。我拼給他聽。接著他要我的姓名。他說：「請等一分鐘。」

他幾乎讓我真的等了一分鐘，但是最後我終於聽到了一個女人的聲音，帶有希臘味的美國口音。像是上一次我和艾莉森在那裡見面時那個值班姑娘的聲音。

「你是誰？」

「是她的一個朋友。」

「你住在這裡嗎？」

「是的。」

靜默片刻。我明白了。幾個小時以來我一直在培育著一個狂熱的渺茫希望。我低頭望著地上的綠色舊地毯。

「難道你不知道嗎？」

「知道什麼？」

「她已經死了。」

「死了？」

我的聲音一定是出奇地平靜。

「一個月前在倫敦死的。我以為每個人都知道了。她服用了過量——」

我放下話筒。我躺回到床上去，盯著天花板看。過了很長時間，我才鼓起勇氣下樓去喝酒。

第二天早上，我到英國文化委員會去。我對過來關照我的人說，我出於「個人原因」辭職了，但是我在不違背對馬弗羅密查利斯的非正式承諾的前提下向他暗示，文化委員會並沒有為如此荒僻的小島輸送人才的責任。他聽了馬上得出錯誤的結論。

我說：「我並沒有追逐男學生。不是這個原因。」

「我說老弟啊，我絕對不是這個意思。」他驚愕地遞給我一支香菸。

我們心不在焉地談論島上的與世隔絕，談論愛琴海，談到該教育大使館，讓他們明白文化委員會不是他們的又一個附屬機構，真是活見鬼。最後我隨便問他聽沒聽說過有個叫康奇斯的人。他沒聽說過。

「他是誰？」

「只是我在島上遇到的一個人。似乎總是與英國人過不去。」

「這正在成為國民的新時尚。想挑撥我們去和美國佬對著幹。」他敏捷地合上卷宗，「就這樣吧。非常感謝，於爾菲先生。我們所談大有裨益。只是這樣的結局實在令人遺憾。但是不必擔心。你所說的一切，我們會牢牢記在心裡的。」

走向門口的時候，他一定是為我感到更加遺憾了，於是便邀請我當天晚上和他一起吃飯。

但是我剛一開始穿越文化委員會外面的柯洛納基廣場，便懷疑自己為什麼要接受他的邀請。那個地方令人窒息的英國氣氛從來不會使我感到是在外國，但是使我感到震驚的是我發現自己正在努力適應那裡的環境，爭取他們的認可。他們在審判過程中說了些什麼？他追求的是自己知道將被迫反叛的處境。我拒絕成為強迫性重複行為的受害者，但是如果我拒不這樣做，我就必須有勇氣否定自己好交際的過去，否定自己的全部背景。我不僅必須準備好清理垃圾箱而不去教書，而且必須作好準備，即使是清理垃圾箱，也不再與英國中產階級一起生活和工作。

文化委員會的人都是外國人，街上見到的不知名的希臘人倒成了熟悉的同胞。

我在大不列顛旅館辦好住宿手續之後，問他們最近有沒有兩個英國孿生姐妹在旅館裡住過，金色頭髮，二十歲出頭……接待員說肯定沒有。我本來也認為她們不會到這裡來住，因此也就不再繼續問下去。

離開英國文化委員會之後，我去了內務部。我藉口正在寫一本旅遊的書，找到了儲存戰爭罪行檔案的部門。不到十五分鐘，我就找出了真正的安東寫的一份報告的英文文本。我坐下來仔細看，除了少數細枝末節之外，所有內容都跟康奇斯講的完全一致。

我問那一位給我提供幫助的官員，康奇斯是不是還活著。他把剛才從中取出那份報告的檔案又翻了一遍。除了弗雷澤斯的地址之外，找不出任何別的東西。他從未聽說過康奇斯這個人，他到這個部門來工作的時間不長。

我訪問了第三個單位，這一次訪問的是法國大使館。接待我的小姐終於想辦法把文化參贊從他的辦公室請到樓下來。我說明了自己的身份，告訴他我急需查閱這位傑出的法國心理學家有關論藝術是有組織的幻想的資料……我說的內容似乎把他逗樂了，但是我一提及巴黎大學，馬上就惹出麻煩來了。他斬釘截鐵地說，一定是搞錯了：巴黎大學根本沒有醫學系。然而，他還是把我領到大使館圖書室的參考書架前。許多事情很快得到了確定。康奇斯從未在巴黎大學擔任過任何職務，而且也沒有在法國的其他大學任過職，他不是法國的註冊醫師，他從未用法文發表過任何文章。圖盧茲大學有一個教授，名叫莫里斯·亨利·德·康切斯·維尤衛，他寫過有關藤本植物病害研究的系列學術論文，但是我不認為此人就是我要找的康奇斯。我原先以為自己至少是為英法之間的相互理解盡了一分力量：因為我未曾以任何方式破壞高盧人認為多數英國人既無知又瘋狂的信念。現在我終於擺脫了這種感覺。

我冒著中午的炎熱返回旅館。接待人員把鑰匙給了我，同時交給我一封信，信封上面只寫了我的名字，還標明「緊急」的字樣。我撕開信封。裡面有一張紙，寫著一個號碼和一個街名：辛格勞大道184號。

「這封信是誰送來的？」

「一個男孩子，是個信差。」

「哪裡來的？」

他攤開雙手，表示不知道。

我知道辛格勞大道在哪裡：從雅典通向比雷埃夫斯的一條寬闊的林蔭大道。我直接走出去，跳上一輛計程車。我們繞過奧林匹克宙斯廟的三根圓柱，直奔比雷埃夫斯。一分鐘後，出租汽車在一幢房子外面停了下來，房子坐落在一座規模不小的花園後部。斑駁的琺琅質數字顯示出184號。

花園已經破敗不堪，窗戶都釘死了。有個賣彩票的坐在附近一棵胡椒樹下的一張椅子上，他問我要什麼，我不理睬他。我走到前門去，又繞到後面。房子只剩下一個框架。多年以前顯然發生過一場大火，平展的屋頂已經塌下來了。我看看後面的一個花園，其荒蕪無人照料的情形和前面的花園不相上下。後門洞開。在掉下來的椽木和燒焦的牆壁上，可以發現有流浪者或瓦拉幾吉普賽人曾在這裡住過的跡象。舊壁爐上有不久前燒過火的痕跡。我等了一分鐘，但是我感覺到在這裡找不到什麼東西。我受騙走錯路了。

我朝著等候著的黃色出租汽車走回去。微風吹過，乾燥的土地上塵土飛揚打轉，給原來已經灰黃的夾竹桃樹葉又蒙上一層灰。辛格勞大道上車水馬龍，大門旁一棵棕櫚樹的葉子沙沙作響。賣彩票的正在跟我的司機說話。我出來時，他轉過身。

「找人嗎？」

「這是誰的房子？」

他沒刮過臉，穿一件灰色舊西裝，一件髒兮兮的白襯衫，沒有領帶，手裡拿著一串琥珀念珠。他舉起雙手，表示不知道。

「這個，我不知道。沒有人的。」

我透過墨鏡望著他，說出一個字。

「康奇斯？」

他的臉頓時明朗起來，彷彿已經明白了一切：「啊，我知道了，你要找的是康奇斯先生？」

「對。」

他甩開雙手：「他死了。」

「什麼時候死的？」

「四五年了。」他伸出四個指頭，清了清嗓子說「完蛋了」。我把目光投向他背後靠著椅子支起來的長杆，上面掛滿了彩票，隨風飄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