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〇年義大利人侵略希臘的時候，我決定不逃跑。我不能告訴你為什麼。也許是好奇，也許是內疚，也許是無所謂。而且在這裡，一座遙遠小島的一個遙遠角落，這樣做並不需要很大的勇氣。一九四一年四月六日，德國人從義大利人手裡接管了小島。四月二十七日，他們佔領雅典。六月，他們開始侵略克里特島，一時間我們陷入戰爭的深重災難之中。頭頂上運輸機穿梭往返，終日不絕。各個港口停滿了德國登陸艇。但事隔不久，和平重新降臨到了小島上。它無論對軸心國還是對抵抗運動都沒有什麼戰略價值。駐軍部隊的規模很小，只有四十名奧地利人，由一名校官指揮，他在侵略法國時受過傷。納粹給奧地利人和義大利人分派的總是容易駐守的佔領區。

「侵略克里特島期間，我已經被趕出布拉尼。這裡建立了一個觀察所，正是為了維持這個觀察所的正常運作，才建立了一支守備部隊。幸好我在村子裡還有房子。德國人並沒有什麼不高興，他們幫助我把輕便的東西都搬到那裡去，甚至還付給我一點駐紮布拉尼的租金。正當一切安頓妥帖之時，村裡當年的村長突然患了嚴重的血栓症。兩天之後，我奉命去見島上一位新來的指揮官。他和他的部隊就駐紮在你們學校，學校聖誕節後就關閉了。

「我以為我要見的是一位剛提拔的相當於軍需官的軍官，但是我實際見到的卻是一位很英俊的男青年，二十七八歲，法語講得極好，他說他知道我的法語也說得挺流利。他非常有禮貌，不只是表現出一點歉意。在當時那樣的情況下，我們彼此甚至還談得十分投合。他很快就切入正題。他要我擔任村裡的新村長。我立即拒絕，我不想捲入戰爭。他派人去把兩三位有影響的村民請來。他們來後，他讓我跟他們單獨在一起，我發現推薦我當村長的正是他們這幾個人。當然他們誰也不願意擔任這個職務，並且串通一氣，於是我便成了理想的替罪羊。他們從道德高度上對我說盡了恭維話，我仍然表示拒絕。後來他們坦率相告——答應給予默契支援……簡而言之，最後我說，好吧，我幹。

「我擔任了這一新的沒有把握的職務之後，與克盧伯校官有了頻繁接觸。我們初次見面之後的五六個星期，有一天晚上他說，我們單獨在一起的時候，他更喜歡我叫他安東。這就是告訴你，我們經常有單獨在一起的機會，這再次證實了我們彼此確實十分投合。我們的第一個聯絡是通過音樂建立起來的。他是個很好的男高音。像許多真正有天分的歌手一樣，他唱起舒伯特和沃爾夫的歌曲時比誰都更富有感情，比誰都唱得好，只有少數最偉大的專業抒情歌手例外。起碼在我聽來是如此。他頭一次到我的別墅來，就看見了我的古鋼琴。我頗懷惡意地給他彈奏了哥德堡變奏曲。如果你想讓一個敏感的德國人流淚，最有把握的手段莫過於此了。我不是說他是個難以征服的硬心腸。其實他對自己扮演的角色感到慚愧，很想找一個反納粹人物作為自己的崇拜物件。第二次，我到學校去拜訪他，他要我用學校的鋼琴為他伴奏，他把學校的鋼琴搬到了自己的住處。這一次輪到我傷感了，當然不是流淚，但是他的確唱得很好，而我對舒伯特的歌曲向來容易動感情。

「我首先想知道的事情之一是，安東的法語這樣好，為什麼沒有留在被佔領的法國。似乎是他的一些同胞認為他對待法國人的態度還不夠‘德國’。毫無疑問，他在軍人集體用膳時曾多次為高盧文化辯護，但有一次他終於為此倒了黴，這就是他被貶到這個與世隔絕的小島的原因。還有一點我忘了說，他在一九四〇年的侵略中曾被擊中膝蓋骨，腳有點跛，執行軍務有所不便。他是德國人，不是奧地利人。他的家庭很富有，戰前他曾在巴黎大學學習過一年，最後他拿定主意要當一名建築師，可是後來他的學習被戰爭打斷了。」

他停住了，把燈調亮，開啟夾子，攤開一張很大的平面示意圖。兩三張草圖都是用透視立面手法畫的，建築材料全是玻璃和閃閃發亮的混凝土。

「他對這幢別墅持強烈的批評態度。他答應戰後要回來為我建一幢新的，仿照最優秀的包豪斯建築學派。」

所有的文字說明都是用法語寫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一個德國字。平面圖的署名是：安東·克盧伯，大瘋狂四年六月七日。他讓我多看了幾眼，然後把燈又調小了。

「佔領期間的頭一年，一切都還過得去。我們的食物嚴重短缺，但是安東和他手下計程車兵對村民的無數違規行為採取了睜一眼閉一眼的態度。認為佔領就是穿納粹軍靴的衝鋒隊橫行、當地人遭殃的看法是荒唐的。多數奧地利士兵都超過四十歲，他們自己也是父親，村裡的孩子很容易勾起他們的思親之情。一九四二年夏季的一個黎明，同盟國的一架飛機用魚雷擊中了一艘德國軍需登陸艇，該艇在前往克里特島途中暫時停靠在老港口。船沉了，幾百箱食品漂浮到水面上來。當時，島民們已經有一年時間除了魚和劣質麵包以外什麼都吃不上。一下子看到這麼多肉、奶、米和其他奢侈品，誰不動心？大家駕著任何可以漂浮的東西蜂擁而出。有人把情況告訴了我，我立即趕到港口去。守備部隊在那裡有一挺機關槍，剛才還對同盟國的飛機怒射過，我擔心他們會對村民進行報復性的可怕大屠殺。但是我到港口的時候，卻看見島民們正在忙著撈取一箱一箱的食品，距離機關槍還不到一百碼。安東和值勤士兵就站在哨所外面，一槍不發。

「當天早上晚些時候，安東把我叫去。我當然對他千恩萬謝。他說，他要向上級報告，說因為村民行動快，划船救助，登陸艇的幾名船員才倖免於難。現在他需要讓村民交回幾箱食品作為搶救的證據，讓我關照一下這件事。其餘部分將按‘沉毀’處理。通過這件事，村民們對他和他手下士兵的最後一點敵意也完全消失了。

「我記得有一天晚上，大約是這一事件之後一個月左右，一群奧地利士兵喝得似醉非醉，在港口附近放聲歌唱。突然間，島民們也開始唱起來。大家輪流唱，奧地利士兵唱完島民唱，先用德文唱後用希臘文唱。唱完奧地利蒂羅爾州的頌歌唱希臘歌，形成了很奇怪的現象。最後，他們都互相唱起對方的歌來了。

「但這也就是我們小小黃金時代的鼎盛時期了。奧地利士兵中出現了間諜。唱歌之後大約一星期，給安東的守備部隊增派了一組德國兵，說是來‘加強軍紀’的。有一天，他像個生氣的孩子跑來找我，說：‘他們告訴我，說我有敗壞納粹國防軍名聲的危險，要我痛改前非。’他的部隊被禁止向島民贈送食品，我們在村裡也很少再見到他們了。當年十一月，他們制定了一套衡量政績的新辦法。幸在我治理寬鬆，村民們給了我意外的好評價，同時他們也比較順利地接受了更加嚴格的管理辦法。」

康奇斯停止說話，拍了兩次手。

「我要讓你看一看安東。」

「我想我已經看見過他了。」

「不。安東已經死了。你看見過的是長相跟他酷似的一個演員。現在要讓你看的是真的安東。戰爭期間，我有一臺小型電影攝影機和兩盤膠片。這些膠片我一直儲存到一九四四年才沖洗出來。質量很差。」

我聽到了放映機的沙沙聲。一支光束從上面投射出來，經過調整，集中在銀幕上，聚焦比較匆忙，有些模糊。

銀幕上出現一個英俊的男青年，年紀和我相仿，不是前一個星期我看見的那個人，儘管他們有一個特徵很相似，眉毛又濃又黑。但是銀幕上這個人一看就知道是個戰時軍官，錯不了。從外表看不出他特別寬厚，倒更像是個不列顛戰役中的飛行員，一副逍遙自在的樣子。他臉帶微笑，正在一堵高牆旁邊順著一條小路走，可能就是赫爾墨斯·安貝拉斯家的圍牆。他裝出一副男高音的豪壯派頭，笑起來顯得不自然。十秒鐘的電影片斷突然結束了。在第二個片斷中，他正在喝咖啡，用一隻腳逗貓玩。他斜眼看鏡頭，表情嚴肅，略顯靦腆，似乎有人事先告訴他不能笑。影片很模糊，不穩定，只有業餘水準。另一個片斷顯示一隊軍人從港口走過，突然遭到來自頭頂上方的槍擊，子彈是從樓上視窗射出來的。

「後面那個人就是安東。」

他腳有點跛。我知道我所看到的是不可偽造的真實情況。透過那些人，我彷彿看到一個寬闊的碼頭，碼頭上聳立著一幢建築物，那是島上的小海關和海岸衛隊的所在地。我知道那建築是戰爭開始之後才造起來的。在影片裡，碼頭上空無一物。

光束消失了。

「我還拍了其他一些場景，但有一盤膠片壞掉了。我能搶救出來的就這些了。」他停頓了一下，然後接著說，「在希臘的這一地區負責‘加強軍紀’的軍官是黨衛隊的校官，名叫溫梅爾，迪特里奇·溫梅爾。我現在談及的那個時間，希臘的抵抗運動已經開始了，只要地形允許，他們就打。在諸島之中，當然只有克里特島適於開展游擊戰。但是在北方，在伯羅奔尼撒半島，游擊隊也開始組織起來了。有人給他們提供武器，訓練他們從事破壞活動。溫梅爾原來在波蘭乾得很成功，一九四二年晚些時候，他從波蘭被派到納夫普利亞。他負責希臘西南部，我們也包括在內。他的辦法很簡單。他制定了一個價目表。一個德國人受傷，處決十名人質；一個德國兵被殺，處決二十名人質。你可以想象，這辦法還挺奏效。

「他親自挑選了一批日耳曼惡魔做他的手下，讓他們負責拷問、上刑、處決，等等。人們根據他們戴的徽章，把他們叫作烏鴉。

「他尚未臭名遠揚之時，我就和他見過面。有一年冬天的一個早晨，我聽說有一艘德國摩托艇不期而至，把一名重要軍官送到島上來。當天晚些時候，安東派人把我叫去。在他的辦公室裡，他把一個瘦小的男人介紹給我。那人和我一般高，年紀也和我差不多，十分整齊乾淨，小心謹慎，很有禮貌。他站起來和我握手。他能講點英語，程度大概只夠他知道我講得比他好得多。當我承認自己和英國有很多文化上的聯絡，而且在英國受過一部分教育時，他說：‘我們時代的最大悲劇是英國和德國竟然發生了爭執。’安東解釋說，他已經對校官談起過我們有時候晚上在一起唱歌彈琴的事，校官希望我能和他們一起吃午飯，然後為安東伴奏一兩支歌。礙於我的身份，我當然只能接受。

「我一點也不喜歡校官。他的眼睛像剃刀，是我所看見過的最讓人不舒服的眼睛。他的眼睛對看到的一切沒有一絲同情，只有估量和算計。如果他的眼神顯出殘暴、好色、施虐狂，那倒好些。但是他的眼睛完全像機器眼。

「一部受過教育的機器。校官帶來了幾瓶霍克酒，我們吃了一頓美味午餐，我已經有幾個月沒有吃過這樣的好飯了。我們簡短地議論了一下戰局，就像在談論天氣一樣。校官本人主動改變了話題，開始談文學。他顯然看過很多書，對莎士比亞很瞭解，對歌德和席勒的瞭解尤為透徹。他甚至對英國文學和德國文學的相似之處作了有趣的對比，而且對比的結果並不都是對德國有利。我注意到他喝的酒比我們少，同時也注意到安東講話太隨便。其實我們兩個人都受到了監視。飯才吃了一半我就覺察到了，而且校官也知道我已有所覺察。都是我們兩個年紀較大的人在談，安東倒成了無關緊要的人。校官對普通的希臘官員是不屑一顧的，但他卻把我當作一個紳士，平等相待，我真有點受寵若驚，但是我並未被假象所迷惑。

「午飯後，我們為他表演了幾首抒情歌曲，他讚不絕口。後來他說想看看小島遠端的觀察所，並邀我與他同行，那地方沒有多大軍事重要性。於是我乘上他的摩托艇，和他們一起繞到穆察，爬上了這裡的別墅。到處都是軍用設施——鐵絲網，機關槍掩體等。但是我發現別墅完好無損，心裡暗自高興。士兵們被集合起來，校官當著我的面用德語對他們作了簡單的訓示。他提及我時稱‘這位紳士’，並堅決要求他們要對我的財產加以保護。我記住了他這句話。我們離開的時候，他發現一個值勤士兵佩戴裝備不規範，特地停下來對他加以糾正。他把毛病指給安東看，對他說，‘懶懶散散，尉官先生，看見了嗎？’普魯士人談及巴伐利亞人和奧地利人時常用這個字眼。他顯然是重提以前的話題，但這對我瞭解他的性格很有幫助。

「我們有九個月沒有再見到他。直到一九四三年秋。

「九月底，一個美麗的黃昏，我在自己的屋子裡，安東大踏步進來了。我知道一定是發生了什麼可怕的事情。他剛從布拉尼回來。那裡同時駐紮著十二名左右的軍人。那天早上，四個沒有任務的軍人到穆察去游泳。他們一定是大意了，更加懶散了，因為他們竟一起下了水。過了一陣，他們一個接一個從水裡上來，坐在沙灘上拋球曬太陽。突然從他們背後的樹林裡鑽出來三個人。有一個人拿著一支衝鋒槍。德國兵措手不及。值勤的軍士在別墅聽到了槍聲，立即用無線電通知安東，然後到海灘上去了解情況。他發現了三具屍體，另一個講完了發生的情況之後也死了。游擊隊早已無影無蹤，把德國兵的槍支也帶走了。安東立即乘摩托艇出發，繞島搜捕。

「可憐的安東。他一方面要履行自己的職責，另一方面又想盡量推遲向溫梅爾校官報告這一訊息的時間，真是難為他了。他當然知道他應該報告這一事件，但是他等到當天晚上和我見面之後才報告。他對我說，當天早上他考慮過，這回他碰到的抵抗分子可能是從大陸來的，夜裡悄悄溜進島來，第二天天黑之前肯定不敢冒險回去。因此他乘摩托艇繞島緩緩而行，搜遍了每一個藏得住船的地方。他果然發現了一條船，吊在小島一端的樹林裡，那裡與皮特羅卡拉維遙遙相對。他沒有什麼選擇的餘地。游擊隊一定聽到而且看見他在搜查。如何處理這種緊急情況，最高指揮部是有嚴格指示的。有一條就是破壞其撤離的工具。他放火把船燒了。老鼠跑不掉了。

「他是來向我說明情況的。現在溫梅爾的價目表已經家喻戶曉。我們欠他八十個人質。安東認為我們還有一條出路：把游擊隊抓到，聽候溫梅爾來處置，第二天他肯定會趕來。這樣一來，我們至少可以證明他們不是島民，而是外面派進來的奸細。我們知道他們一定是共產分子，因為他們的意圖顯然是要煽起德國人的報復情緒，以達到提高希臘一方士氣的目的。十八世紀的希臘游擊隊為了發動消極的農民起來反抗土耳其人，用的也是這種策略。

「那天晚上八點，我把村裡比較有影響力的村民召集起來，把這一情況向他們作了通報。那天晚上已經太遲，沒有辦法採取什麼行動了。我們唯一的機會是第二天配合安東的部隊對全島進行徹底搜查。他們怒氣沖天，因為他們的和平、他們的生命受到了嚴重威脅。他們答應徹底站崗，看好所有的船隻和蓄水罐，天一亮就去搜捕游擊隊。

「但是半夜我就被行軍的腳步聲和敲門聲吵醒了。來人又是安東，他告訴我，一切都太晚了，他已經接到命令，不准他主動採取任何行動。第二天一早，溫梅爾將率領一隊‘烏鴉’到達。我將立即被捕。黎明時分，村裡十四歲到七十五歲的所有男人都將被集中起來。這一切安東是在我的床邊對我說的。他在房間裡踱來踱去，淚水難忍。我坐在床邊，聽見他說，他為自己是德國人而感到羞愧，甚至為自己降生到這個世界上而感到羞愧，如果他不是覺得自己有責任第二天再和校官進行交涉，他將毫不猶豫地自殺。我們談了好長時間，他對我講溫梅爾的情況比以前任何一次都多。我們島上太閉塞，有很多事情我沒有聽說過。最後他說，這場戰爭只有一個好處，那就是讓我見到了你。我們握手。

「我跟他一起回學校去，並在那裡睡覺，外面有人站崗。

「第二天早上九點，我被帶到港口的時候，村裡所有的男人和多數女人都已經在那裡了。安東的部隊把住了所有的出口。不必說，游擊隊沒抓到。村民們處於絕望之中，但是他們毫無辦法。

「十點鐘，‘烏鴉’們乘著登陸艇來了。你一眼就能看出他們和奧地利人不一樣，他們訓練有素，紀律嚴明，更不為人的感情所動。而且他們還那麼年輕。我發現他們最可怕的特點是年輕又狂熱。十分鐘後，一架水上飛機降落。我還記得，機翼的影子投在粉刷過的屋子上，像一把黑色的大鐮刀。離我不遠有一個年輕的漁民，他摘下一朵血紅的鮮花，戴在胸前。我們全都明白他的意思。

「溫梅爾上岸了。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們全體男人趕到一個碼頭上，島民第一次嚐到了被外國軍隊拳打腳踢的滋味。女人則被趕回鄰近的街道和小巷裡。溫梅爾和安東一起走進一家咖啡館，不久就傳出話來叫我。所有的村民都在畫十字為我禱告。他手下的兩名士兵粗暴地把我押去見他。他沒有站起來和我打招呼。他對我說話的時候完全把我當成了陌生人。他甚至拒不講英語，他帶來一名希臘通敵者為他當翻譯。我看得出安東不知所措，他被突如其來的事變驚呆了，不知該怎麼辦。

「溫梅爾說出了他的條件。必須立即挑出八十名人質。其餘的男人對全島進行徹底搜查，找出游擊隊，把他們抓回來，連同他們偷走的武器。拿出那三個勇敢的游擊隊員的屍體給他們看還不夠。如果我們在二十四小時之內抓到游擊隊，人質將被送往勞動營。如果抓不到，全部槍斃。

「我問，即使我們找到了這三名亡命的武裝人員，又如何把他們抓住。他置之不理，看了一下表，用德語說，‘現在是十一點。明天中午以前必須抓到。’

「在碼頭上，他們讓我用希臘語把他剛才說過的話重述一遍。人群頓時嚷成一片，有提建議的，有抱怨的，有要求發武器的。最後，校官掏出手槍，對空打了一槍，大家才靜下來。村裡男人挨個兒被點名，一個接一個往前走，溫梅爾親自從中挑選人質。我發現他專挑最健康的，年齡從二十歲到四十歲，似乎他已經把勞動營的因素考慮在內。但是我認為他是在挑選最佳樣本去送死。他挑選了七十九名精壯漢子，然後指向我，於是我便成了第八十個人質。

「我們八十個人被押往學校，嚴加看管。我們擠在一間教室裡，沒有衛生設施，沒吃的沒喝的，還有‘烏鴉’看管，更糟糕的是與外界斷絕了聯絡，一點訊息也沒有。過了很久之後，我才知道當時發生的事情。

「剩下的男人各自趕回家去，取來了竹竿、鐮刀、刀子或其他可以找到的傢伙，在村子上面的一座小山上重新集合。老的都快走不動了，小的只有十歲或十二歲。有些女人想加入他們的隊伍，但是被擋了回去，她們必須充當男人返回的保證人。

「這支悲哀的隊伍內部爭吵不休，希臘人就喜歡這樣。他們先決定採納一個方案，然後又換成另一個方案。最後有人擔起了責任，給大家分配方位和地區進行搜查。他們終於出發了，總共一百二十個人。他們根本不可能知道，他們在開始搜查之前，就已經註定要失敗了。但是即使游擊隊就在松樹林裡，他們也找不到，抓住他們就更談不上了。樹林裡的樹木、溝壑、石頭太多了。

「他們整夜待在山上，橫貫全島形成一個鬆散的包圍圈，希望游擊隊會試圖突圍到村裡去。第二天早晨，他們四處狂搜。十點鐘，他們再度碰頭，試圖下決心對村裡的部隊發動一次拼死的進攻。但是有些比較聰明的人認為，這隻能造成更大的悲劇。馬尼有個村子，兩個月前只進行了很微弱的反抗，結果全村男女老幼被德國人殺了個精光。

「中午，他們扛著十字架和聖像回到了村子裡。溫梅爾正等著他們。他們的發言人是一個老水手，他最後白撒了一個謊，說他們看見游擊隊乘著一條小船逃跑了。溫梅爾笑著搖搖頭，把老人逮了起來，他成了第八十一名人質。實際情況很簡單。德國人自己已經抓到了游擊隊，是在村裡抓到的。現在咱們來看看溫梅爾。」

康奇斯又拍了兩次手。

「這就是他，在雅典。是一個抵抗小組拍到的，我們才能把他的面容儲存到現在。」

銀幕又亮堂起來了。是小鎮上的一條街道。一輛類似吉普的德國汽車停在街道對面的樹蔭下。三名軍官走下車來，在驕陽下從攝影機前斜穿而過，進入一幢房子，攝影機的位置很可能就在隔壁樓下的房間裡。有人從攝影機前經過，腦袋把鏡頭擋住了。走在前面的人比較矮小也比較瘦。我可以看出他一副趾高氣揚不可一世的樣子。另外兩個人緊跟其後。接著，有百葉窗或紗窗阻隔，鏡頭模糊了、逐漸變黑。過後出現一個穿便衣的男人的定格畫面。

「這是能找到的他戰前的唯一一張照片。」

臉部沒有什麼獨特之處，但是嘴巴很難看。毫無幽默感的僵硬目光頗像康奇斯，但看上去令人覺得更不舒服。這張臉和我在中央山脊遇到的「校官」的那張臉有某些相似之處，但他們不是同一個人。

「這些都是從在波蘭拍攝的新聞片上剪輯下來的片斷。」

他們出場的時候，康奇斯說：「這就是他，在將軍後面，」或者說：「溫梅爾在最左邊。」雖然我能看出影片是真的，但是它給我的感覺和納粹影片一樣：不真實、冷漠、窮兇極惡。歐洲能培養出這樣的怪物，英國不能。我感到康奇斯是想讓我上他的圈套，讓我顯得一無所知，毫無歷史知識。但是當我藉著銀幕的反射光看他的臉時，我發現他看得比我還要專注，更加沉湎於過去。

「游擊隊的情況可能是這樣的：他們一知道船被燒了，立即循原路返回村裡。安東來看我的時候，他們可能剛逃出村子。但我們不知道，他們中有一個人和村子邊上的一戶人家有親戚關係，一戶姓察楚斯的人家。全家四口人，姐妹倆，一個十八歲，一個二十歲，還有父親和兄弟。但是兩天前家裡的兩個男人運一批橄欖油到比雷埃夫斯去了。他們有一艘小型土耳其划艇，德國人允許沿海地區有一些交通往來。游擊隊員中有一個是兩姐妹的表哥，可能愛上那位姐姐了。

「村裡還沒有人知道德國兵被殺之前，游擊隊就來到了這座農舍，誰也沒看見。他們無疑是想用這戶人家的小划艇。可是船開走了。後來，一個鄰居哭著跑來告訴兩姐妹德國人被殺的訊息，又轉述了我對村裡男人說過的話。當時游擊隊已經藏起來了。我們不知道他們在哪裡過的夜，可能在一個空蓄水罐裡吧。匆忙組織起來的治安隊搜遍了村裡的每一座農舍和別墅，有人住的沒人住的都不放過，包括察楚斯家，結果什麼也沒發現。兩個姑娘到底是純粹出於害怕，還是特別愛國，我們永遠不可能知道了。但是她們在村裡沒有血親關係，她們的父親和兄弟與此事毫無牽連。

「第二天，游擊隊可能已經決定分散行動。不管怎樣，兩位姑娘又開始烤麵包了。一位眼尖的鄰居注意到了這個細節，想起她們兩天前剛烤過，那是給父親和兄弟路上吃的。她並沒有馬上懷疑什麼事情。但是五點鐘她跑到學校對德國人講了這件事。人質裡面有三個是她的親屬。

「一隊‘烏鴉’立即趕到農舍。只有表哥在那裡。他躲進一個衣櫃。他聽見兩姐妹被打、尖叫。他知道自己應該挺身而出，於是他從衣櫃裡跳了出來，手裡舉著手槍，趁著德國人還來不及行動就對準他們開槍，可是什麼也沒有發生，手槍卡殼了。

「他們把三個人抓到學校，進行審問。兩位姑娘遭到拷打，表哥經不起折磨，很快表示願意合作。兩小時後，夜幕降臨，他帶路沿著海岸公路來到一座空別墅前，他敲敲百葉窗，對裡面的兩位同志低聲說，兩姐妹已經設法找到了一條小船。他們開門出來的時候，德國人猛撲上去把他們抓了。領頭的被擊中了手臂，其餘的人沒有受傷。」

我打斷他的話。「他是克里特人嗎？」

「是的，跟你看到過的那個人很像，只是比他矮點壯點。在這段時間內，我們這些人質一直被關在教室裡，因為前面有松樹林擋住視線，所以我們看不到任何來往的人。但是大約九點鐘時，我們聽到兩聲可怕的痛苦尖叫，緊接著又是一聲叫喊。喊出了一個希臘詞：自由。

「你不要以為我們也跟著喊叫，我們沒有這樣做。相反地，我們覺得有了希望——游擊隊被抓到了。過了不久，我們又聽到了兩次自動武器的槍聲。又過了一會兒，我們教室的門被開啟了。他們叫我出去。另一個被叫到的是當地的一個屠夫。

「我們被押到樓下，經過學校前面到了西邊的廂房，我想就是你們老師現在住的地方。溫梅爾站在門口，他身邊還有一名尉官。

「他們背後，通敵翻譯坐在臺階一旁，雙手抱著腦袋。他臉色蒼白，看樣子深受震驚。大約二十碼之外，我看到牆邊躺著兩具女性屍體。我們到達的時候，士兵們把屍體推滾著弄上了擔架。尉官走上前，示意屠夫跟上他。

「溫梅爾轉身走進屋裡去了。我看見他順著黑暗的石頭走廊走去，有人推著我跟在他後面。到了盡頭處，他站在門外等我。屋裡有光線射出來。我到的時候，他示意叫我進去。

「見了那情景，除了醫生以外，誰都會暈倒。我真希望我也能暈過去。屋裡空蕩蕩的，中間擺一張桌子，桌上用繩子綁著一個男青年，就是那位表哥。他赤身裸體，只穿著一件沾滿了血跡的背心，嘴和雙眼嚴重燒傷。但是我只看見一樣東西：在他外生殖器那個地方只留下一個黑紅色的洞。他的陰莖和陰囊被剪掉了，是用剪鐵絲網的鋼剪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