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另一個角落，地板上也躺著一個赤裸的人。他的臉貼在地上，我看不出他們把他弄成了什麼樣子。他明顯也失去了知覺。我永遠忘不了那房間的凝滯氣氛。裡面有三四個士兵——士兵！當然是專事嚴刑拷打的神經變態的施虐狂。有一個人手裡握著一根長鐵棍。電爐火焰熊熊。他們中間有三個人繫著皮圍裙，和鐵匠的圍裙一樣，以免弄髒了他們的衣服。屋裡有一股濃烈的糞尿臭味。

「還有一個人被捆在角落的椅子上，嘴巴被堵起來。那人塊頭很大，有一隻手臂受了重傷，但顯然還沒有受過酷刑。溫梅爾先拿那些最容易攻破的人下手。

「我在電影中——像羅西里尼的影片——看到過好人面臨這種場景時的反應，對法西斯怪物怒目而視，發出簡短有力、義正詞嚴的譴責。他為歷史說話，為人類說話，把他們永遠釘在恥辱柱上。我承認，當時我的感情立即充滿了強烈的個人恐懼。你知道，尼古拉斯，我在考慮，溫梅爾還給了我好長時間考慮，我大概也逃脫不了嚴刑拷打的厄運。我不知道為什麼要對我動刑。但是當時的世界已經沒有任何理性可言。人類竟然可以如此自相殘殺……

「我轉身望著溫梅爾。令人驚訝的是他儼然成了房間裡最有人性的人。他的表情既厭倦又憤怒，甚至有點憎惡，為自己的部下把事情搞得一塌糊塗而感到羞愧。

「他用英語說：‘這些人以此為樂，我不是這樣。在他們對那個兇手動刑之前，我希望你勸勸他。’

「我說：‘我該說什麼呢？’

「‘我需要他的朋友的名單，我需要幫助他的人的名單。我需要他們藏身的地點和藏武器的地方。如果他把這些都給我，我保證用體面的軍人方式處決他。’

「我說：‘他們對你講的還不夠嗎？’

「溫梅爾說：‘他們知道的全說了。但是他知道的更多。我早就想和他見面了。他的朋友們沒有辦法讓他說話。我認為我們也不可能做到。也許你行。你應該對他說實話，你不喜歡我們德國人。你是受過教育的人。你只想制止這一套……傳統手段。你應該勸他把自己知道的情況說出來。他現在被捕了，把情況說出來，說不上是犯罪。你明白嗎？跟我來。’

「我們走進隔壁的另一個空房間。過了一會兒，受傷的人被拖進來了，仍然捆在椅子上，連人帶椅被放在房間中央。他們給我搬來一張椅子，讓我坐在他對面。校官坐在不引人注目的地方，揮手讓施刑者出去。我開始說話。

「我嚴格按照校官的旨意行事。也就是說，我請求那個人把自己知道的一切全說出來。你也許會說我這樣做實在很不光彩，因為你考慮到，他一招供，別的人和他們的家庭就要遭殃。但是那天晚上，我的生存空間就只有那兩個房間。他們是唯一的實在。外面的世界根本不存在。我強烈感到自己有責任制止這種對人類智慧的粗暴踐踏。那位克里特人過分執著，堅強不屈，似乎對這種踐踏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實際上已經成了這種踐踏的一個組成部分。

「我告訴他我不是通敵者，我是醫生，人類的苦難是我的敵人。當我說如果他現在招供，上帝會寬恕他的時候，我是在為希臘說話——他的朋友們已經受夠了苦。人忍受痛苦是有限度的，如此等等。凡是能想到的理由我都說了。

「但是他的表情始終不變，對我充滿敵意，充滿仇恨。我懷疑他是否認真聽我說的話。他一定認為我是通敵者，我對他說的一切全是謊言。

「最後，我已經無話可說了，只好回過頭來望著校官。我認為自己已經完全失敗，我無法隱藏這一事實。他一定是給外面的衛兵發了訊號，因為有一個人進來了，走到克里特人背後，把堵住的嘴鬆開。他立即喉部青筋暴起，聲嘶力竭地喊出一個字：自由。聽不出他的喊聲中有什麼高尚的成分，純粹是一個野蠻行為，彷彿把一罐點著的汽油潑在我們身上。衛兵又粗暴地重新把他的嘴堵起來，並且固定好。

「這個字眼對他來說當然不是一個概念，也不是一種理想。它只是他最後的武器，他把它當武器來用。

「校官說，‘把他送回去，等候我的命令。’那人再次被拖回那個凶多吉少的房間。校官走到關著的百葉窗前，開啟它，在窗前對著漆黑的夜站了一分鐘，然後回過頭來對我說，‘現在你應該明白了，我為什麼必須那樣說話。’

「我說：‘我什麼都不明白了。’溫梅爾回答說：‘也許我應該讓你看一看我手下的人和那畜生是怎樣對話的。’我說：‘我求你別這樣做。’他問我是不是認為他看到這種場面特別開心。我沒有回答。他接著說：‘只要坐在自己的指揮部裡批閱檔案，欣賞美妙的古典音樂，別的什麼也不必做，我就感到非常的幸福了。你不相信我的話。你認為我是施虐狂，其實我不是，我是現實主義者。’

「我仍舊默不作聲地坐著。他站在我面前說：‘你將被關押在一個單獨的房間，我會讓他們給你送吃的喝的。就像一個文明人對待另一個文明人那樣，我對今天發生的事情和隔壁房間裡發生的事情表示遺憾。你當然不會成為人質。’

「我抬起頭來望著他，我想我當時的表情一定是既震驚又感激。

「他說：‘請你記住，我跟任何別的軍官一樣，一生只有一個最高目標，德國的歷史性目標——結束歐洲的混亂，建立良好秩序。這個目標一達到，我們就可以唱抒情歌曲了。’

「我無法告訴你怎麼回事，但是我知道他是在說假話。認為納粹掌權是因為他們用秩序整治混亂，這實在是我們時代的一大荒唐事。事實恰恰相反，他們取得成功是因為他們用混亂來破壞秩序。他們破壞各種戒律，否定‘超我’，為所欲為。他們說：‘你們可以迫害少數民族，你們可以殺人，你們可以嚴刑拷打，你們可以沒有愛情亂交亂生孩子。’他們對人類提供的巨大誘惑應有盡有。世上沒有真理，可以胡作非為。

「我認為溫梅爾和大多數德國人不同，他一向知道自己是什麼人，自己在幹什麼，還知道他在耍我。起初情況似乎並非如此。他最後看了我一眼，就走出去了。我聽見他在對把我押來的一名衛兵說話。我被帶到另一層樓的一個房間，他們給我一些吃的東西，還有一瓶德國啤酒。我的感觸很多，最重要的是我將倖免於難。我還可以看到燦爛的陽光，可以呼吸，可以吃麵包，可以擊鋼琴鍵盤。

「這一夜過去了。早晨給我送來了咖啡，還允許我洗臉。十點半，他們讓我出去。我發現其他所有的人質都在等著。他們沒吃沒喝，我被禁止跟他們說話。沒有見到溫梅爾或安東的影子。

「我們被押到港口去。整個村子的人都在那裡，大約有四五百人，穿著黑色的、灰色的和已褪色的藍色衣服的人，全都擠在幾個碼頭上，有一隊‘烏鴉’兵監視著。村裡的牧師、女人，甚至很小的男孩女孩，也都被趕到這裡來了。他們看見我們來了就發出尖叫，像某種不規則的原生質，想打破界限，可又不能。

「我們繼續朝前走。來到一幢大房子前，巨大的雅典式支柱面對港口——你知道這房子嗎？——當時樓下有一家小餐館。我看見溫梅爾在上面的陽臺上，安東在他背後，兩旁是端著衝鋒槍的軍人。他們把我從隊伍中拉出來，叫我靠牆站在陽臺下面的桌椅中間。人質的隊伍繼續往前走，進入一條街道消失了。

「天氣很熱。是一個令人極端沮喪的日子。村民們從碼頭被趕到小餐館前面的一塊空地上，周圍有古炮。大家擠成一團，一張張棕色的臉在陽光下仰望著，女人的黑色頭巾在微風中飄動。我看不到陽臺，但是校官就在上面，用他的存在和沉默鎮住大家。人群逐漸安靜下來，靜得出奇，只看見一排排充滿期待的面孔。燕子和聖馬丁鳥在天空中飛翔，像一群孩子在玩耍，全然不知道家裡的大人正在經歷某種悲劇。真是堪稱奇觀，這麼多希臘人……竟然一點聲音都沒有。只有小鳥平靜的叫聲。

「溫梅爾開始說話。通敵者為他翻譯。

「‘現在要讓你們看一看那些……德國的敵人的下場……為德國的敵人提供幫助的人的下場……根據德國統帥部軍事法庭昨天晚上釋出的命令……有三個人已經被處決……還有兩個現在就要處決……’

「所有棕色的手一下子全舉起來，在胸前點了四下畫十字。溫梅爾停住了。德國人制造死亡，希臘人舉行宗教儀式，再合適不過了。

「‘此外……還有八十名人質……因涉嫌與德國武裝部隊四名無辜成員……被殘暴殺害有關……根據佔領法予以逮捕……’他再次停頓……‘將被處決。’

「翻譯譯完最後一句話，人群中發出了輕輕的痛苦呻吟聲，似乎他們的腹部全都捱了重擊。許多女人，還有一些男人，一起跪在地上，對著陽臺哀求。人渴望得到保護神的憐憫，可是這種憐憫是根本不存在的。溫梅爾一定是縮排去了，因為哀求聲變成了慟哭聲。

「此時我從牆根被硬推出來，跟在人質後面。奧地利士兵站在港口的每一個入口處，把村民擋回去。令我大為驚駭的是，這些奧地利人竟然幫助起‘烏鴉’兵來了，竟然服從溫梅爾的命令，可以毫無表情地站在那裡，粗暴地把我認識的人擋回去。一兩天以前，他們對村民還是挺友好的。

「小巷在房屋中間盤旋而上，直至學校旁邊的廣場。那是一個天然舞臺，稍向北斜，越過低處的屋頂便是大海和大陸。上坡一邊是學校的圍牆，東邊和西邊有高牆。如果你還記得的話，西邊屋子花園裡還有一棵很大的懸鈴木樹，樹枝伸出牆外。我來到廣場的時候，首先看到的就是樹枝。樹上吊著三具屍體，在樹蔭之下呈慘白色，像戈雅的蝕刻畫一樣可怕。一具是那個表哥的屍體，全身赤裸，襠下的傷口十分可怕。另兩具是姑娘的裸屍。她們已經被開膛取出內臟。一刀從胸骨劃到陰毛處，腸子被拉了出來。被掏去一半肚腸的屍體在中午的微風中輕輕搖擺。

「透過這三具毛骨悚然的屍體，我看見了人質。他們被趕到學校旁邊用鐵絲網圍起來的一個圈子裡。後面的人正好在圍牆的陰影之中，前面的人在陽光下。他們一看見我立即開始喊叫起來。有明顯辱罵我的，也有混雜在一起的各種請求聲——彷彿當時不論我說什麼話，都能打動校官似的。他當時也在場，在廣場中央，和安東在一起，還有大約二十個‘烏鴉’兵。廣場的第三面，也就是東面，是一堵長牆。你知道那兒嗎，中間有個門，是鐵格柵的。兩個倖存的游擊隊員被綁在鐵條上，不是用繩子，而是用有刺的鐵絲。

「我走到兩排男人背後時被喝令停住，距溫梅爾站立的地方大約有二十碼。安東沒看我一眼，溫梅爾只扭了一下頭。安東舉目遙望太空，似乎已經對自己施了催眠術，堅信自己所看到的一切都是不存在的，甚至他自己也已不復存在。校官招呼通敵者過去。我猜他是想知道人質在喊些什麼。他看上去考慮了一下，然後朝他們走去，他們頓時安靜下來。他們當然不知道他已經宣佈了對他們的判決。通敵者把他的話翻譯給他們聽。他說什麼我沒聽見，但是村民們聽了他的話之後靜下來了，肯定不是判他們死刑。校官向我走過來。

「他說：‘我對這些農民提出一個處理辦法。’我望著他的臉，那臉上既沒有一絲緊張，也沒有一點興奮，他是一個完全能夠控制自己的人。他接著說：‘我可以不處決他們，讓他們到勞動營去，但是有一個條件，那就是你這個村長必須當著他們的面親手處決這兩名兇手。’

「我說：‘我不是死刑執行人。’

「村民們開始瘋狂地對著我喊叫。

「他看了一下表說：‘給你三十秒鐘考慮。’

「一個人處在這種情況下當然是無法思考的。腦子完全失去了條理。你應該記住這一點：從這一時刻起，我的行為已經沒有理性，不受理性支配。

「我說：‘我別無選擇。’

「他走到我前面一列士兵的末尾，從一個士兵肩下取下一支衝鋒槍，似乎還檢查了子彈上膛無誤，然後端著槍走回來，雙手把槍交給我，彷彿那是我得到的獎品。人質響起一片歡呼聲，在胸前畫十字，然後安靜下來。校官注視著我。我想到孤注一擲，掉轉槍口對準他。但如果這樣做了，不可避免的結果將是全村人都會被殺光。

「我朝著用帶刺鐵絲綁在鐵門上的那兩個人走去。我知道他為什麼要這樣做。德國人控制的報紙可以對此廣泛進行宣傳，他們會絕口不提對我施加的壓力，而把我描繪成一個與德國人通力合作的希臘人。這對別的村長是一個告誡，對每個地方受驚嚇的其他希臘人也是一個榜樣。但是那八十個人——我怎麼能說他們有罪呢？

「我走到距兩名游擊隊員大約十五英尺的地方，之所以靠得這麼近，是因為我已經很多年沒有開過一槍了。出於某種原因，在此之前我一直沒敢看他們的臉。我看高牆和它的瓦片屋頂，看大門兩邊柱子頂端粗俗的裝飾，看牆外胡椒樹的葉子。但此時我不能不看他們了。年紀較小的游擊隊員好像已經死了，他的腦袋耷拉在胸前。他們對他的雙手動過刑，我看不清是怎麼回事，但手指頭上都是血。其實他沒死，我聽見他在呻吟，嘴裡咕噥著什麼。他神志不清了。

「再說另一個。他的嘴不是被打過就是被踢過。嘴唇嚴重挫傷，紅腫得怕人。當我站在那裡舉起槍時，他紅腫的嘴唇縮了一下。他的牙齒全被打碎了。他的口腔內部像一個被弄髒的陰門。我不顧一切想弄清真正的原因。他的手指也被壓壞了，指甲被抽了，我看出他身上有多處燒傷。但是德國人有一個嚴重的失誤，他們沒有把他的眼睛挖掉。

「我盲目地舉起槍，扣動扳機。什麼也沒發生。咔嗒一聲，我又扣了一次扳機。槍還是沒響。

「我回過頭。溫梅爾和押送我的兩名士兵站在大約三十英尺之外觀望。人質們突然大聲喊叫起來。他們以為我沒有勇氣開槍。我轉過身又打了一次。還是不響。我轉向校官，用槍比劃著，表示打不響。我在烈日下感到一陣眩暈、噁心，但是沒昏過去。

「他說：‘出了什麼毛病？’

「我回答：‘槍打不響。’

「‘那是施邁瑟式衝鋒槍，絕好的武器。’

「‘我已經試了三次了。’

「‘打不響是因為沒上子彈。平民是不準擁有裝彈藥的武器的。’

「我看看他，又看看槍，還是不能理解。人質又靜下來了。

「我很絕望地說：‘你叫我怎麼殺死他們？’

「他笑了，那笑容像揮舞了一下軍刀，瞬間消失。他說：‘我正等著呢。’「這下我理解了。我必須用棍子把他們打死。與此同時我明白了許多事情：他的真實自我，他的真實地位。由此我看出他是個瘋子，因此他是無辜的，因為一切瘋子，無論他多殘忍，都是無辜的。他是生活肆意塑造出來的人物，肉體和靈魂都極端醜陋。也許正因為如此，他才那麼剛愎自用，像一個窮兇極惡的神祇。在他的淫威中有某種超人的成分。因此在當時的情勢下，真正的罪惡，真正的醜陋體現在其他德國人身上，體現在那些較少瘋狂的尉官、下士、列兵身上，他們默不作聲地站在那裡注視著這一心靈間的對峙。

「我向他走過去。兩名衛兵以為我要對他進行襲擊，迅速舉槍準備還擊。但是他對他們說了點什麼，仍然站在原地不動。我在距他大約六英尺處停下來。我們互相對視著。

「‘我以歐洲文明的名義請求你停止這種野蠻行為。’

「‘我命令你繼續執行處決。’

「他眼都沒眨一下又說：‘如果你拒不執行這一命令，你自己將被立即處決。’

「我走過乾燥的地面，回到鐵門旁。我站在那兩個人面前，正想開口對其中一個人說話，他似乎能理解我別無選擇，必須對他下手。但是我開不了這個口，這也許是因為我和他近在咫尺，已經看清他的嘴受了什麼樣的重創。它不僅被重擊或猛踢，而且還被燒傷。我想起了那個手持鐵棒的人，想起了電爐。他們打掉了他的牙齒，烙他的舌頭，用滾燙的鐵把他的舌頭直燒到根部。他喊出那個字來，終於使他們再也無法容忍。那令人心驚肉跳的五秒鐘，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時刻，我對這位游擊隊員的內心世界有了理解。我的意思是，我對他的理解比他自己還要深刻得多。是他幫助了我。他竭力向我探出頭來，說出他已經說不出的那個字來。他發不出聲音，只看見他的喉部在扭動，幾個音節噎著發不出來。他想再次說出來的還是那個字，錯不了，這是最後一次了。我看得出，那個字就在他的眼睛裡，在他的生命中，完全融入了他的生命之中。基督在十字架上說了什麼？你為什麼離棄我？這個人所說的話很少出於同情、出於憐憫，甚至很少出於人性，但卻深刻得多。他的內心世界和我完全相反。在我心目中，生命是無價的，它是那麼寶貴，的確是無價之寶。而在他的心目中，只有一樣東西具有無價的品質，那就是自由。他是不可改變的，他是精英，超越理性，超越邏輯，超越文明，超越歷史。他不是上帝，因為世上本來就沒有我們能理解的上帝。但是他證明確實有一個我們永遠不能理解的上帝。他有否定的最終權利，他有選擇的自由。他，或者通過他顯示出來的東西，甚至包括精神失常的溫梅爾、可鄙的德國和奧地利部隊。他享有一切自由，從最壞的到最好的。有在新沙佩勒戰場上臨陣脫逃的自由。有把農民姑娘抓來開膛剖肚的自由。有用鐵絲剪閹割游擊隊員的自由。他超越道德規範，跳出事物的實質部分——包羅一切，享有做一切事情的自由，只反對一件事情——禁止做這一切。

「要對你講清這一切，還真得費一番口舌。我還沒跟你說過，我覺得這種堅定不移的精神，這種不團結的狀態，從本質上說都是屬於希臘的。也就是說，我終於具備了希臘人的特徵。我所看到的一切是在幾秒鐘裡看到的，也許根本就不是在時間裡看到的。看到我在廣場上是唯一一個有選擇自由的人；宣告和保衛這種自由比常識更重要，比自我儲存更重要，比我自己的生命更重要，比八十名人質的生命更重要。從那以後，那八十個人經常在夜裡出來指責我。你應該記住，當時我是知道自己肯定也得死的。但是面對他們痛苦嚴峻的面容，我能拿出來與之抗衡的唯有那幾秒鐘之內所得到的超然物外的認識，而且是在精神高度興奮狀態下所得到的認識。我的理性反覆告訴我我錯了，但是我的整個生命仍然對我說我是對的。

「我在那裡可能站立了十五秒鐘——我說不準確，在那種情況下時間是沒有意義的——然後把槍扔下，站到游擊隊領袖身邊。我看到校官在緊密地監視著我。我說出了游擊隊領袖說不出來的那個字，既是說給校官聽的，也是說給我身邊那位奄奄一息的人聽的。

「我看見站在溫梅爾後面的安東在挪動，迅速向他走過來，但已經來不及了。校官下了命令，衝鋒槍立即冒出火舌。第一串子彈擊中了我，我立即閉上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