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不相信，是不能相信。」

「每次你外出，我跟你不在一起的時候，我就想到你可能會死。我每天都在考慮死的問題。我每一次擁有你，都想到是從死神那裡搶來的。你要知道，你有很多錢，而再過一小時商店就全關門了。這固然令人懊喪，但你總得把錢花掉。這樣講得通嗎？」

「當然。簡直就像炸彈。」

她躺著抽菸。

「不是炸彈。是我們。」

她並沒有為孤獨寂寞的心所傾倒，她對感情訛詐很敏感。她以為，在世界上完全獨立，沒有家庭束縛，一定十分美妙。有一天，我在車上談到沒有一個親密朋友時——用了我喜愛的一個比喻：一個玻璃籠子把我和世界隔絕開來——她只是笑。「你喜歡這樣，」她說，「你說你是孤立的，小夥子，但是你心裡真正想的是你與眾不同。」她終於打破了我痛苦的沉默，遲遲才說了一句，「你與眾不同。」

「而且孤立。」

她聳聳肩：「找個人結婚。和我結婚。」

她說來輕鬆，就像建議我吃阿司匹林治療頭痛一樣。我的目光盯著路面。

「你就要和皮特結婚了。」

「你不願意和我結婚，因為我是妓女，是殖民地居民。」

「我希望你不要用這個字眼。」

一觸及未來的話題，我們總是立即避開。我們曾經談論過一種未來的打算：住在鄉間小屋裡，我在那裡寫作，買一輛吉普車，穿越澳大利亞。「當我們在艾利斯斯普林斯的時候……」這成了一種笑話——在理想之境。

一天過去又是一天。我知道，這一次風流與我以前經歷過的都不一樣。別的不說，肉體上的快感就比以前強得多。不在床上的時候，我覺得自己是在教她，讓她的口音英國化，改正她的粗俗舉止和方言土語。在床上則是她教我。我們知道這種相互關係，但是沒有能力對它進行分析，這也許是因為我們都是獨生子女的緣故。我們各自都有一些東西可以給對方，同時也可以從對方那裡得到一些東西……而且，我們有共同的物質基礎，同樣的愛好，同樣的情趣，同樣放蕩不羈。除了愛的藝術之外，她還教給我其他的東西。當時我就是這樣想的。

我記得有一天，我們在塔特博物館的一個展室裡參觀，艾莉森輕輕靠在我身上，拉住我的手，看雷諾阿的一幅畫，那樣子就像小孩子在吮糖果。我突然感到我們兩個人是一體的，是一個人，如果她消失了，我會像失去半個自我一樣。那是一種可怕的死一般的感覺，任何一個人，即使智力比我差，不像我那樣專注於自己，也能意識到那就是愛。我認為那是情慾。我驅車徑直載她回家，把她的衣服剝個精光。

另一天，在傑明街，我們偶遇比利·懷特，他是我在馬格達倫學院時很熟悉的一位老伊頓人。他是「叛逆男子漢」的成員之一。他很討人喜歡，一點也不勢利，但他有一種不折不扣的上等階級神氣，與社會精英頻繁接觸，臉部表情、衣著、談吐都是無可挑剔的上流社會情調，這也許是身不由己吧。我們去了一家牡蠣餐館，他剛聽說科爾切斯特的時鮮牡蠣上市。艾莉森幾乎沒有說什麼話，但我還是為她，為她的口音，為了她與坐在我們身邊的一兩位剛進入社交界的青年女子之間的差別感到尷尬。比利倒最後一杯麝香乾白葡萄酒的時候，她起身離開了一會兒。

「這姑娘漂亮，可愛的小夥子。」

「唔……」我聳聳肩。「你是知道的。」

「有魅力。」

「比集中供暖便宜。」

「那當然。」

但是我知道他在想什麼。

我們離開懷特之後，艾莉森很沉默。我們正開車要到漢普斯特德去看電影。我瞟了一下她陰沉的臉。

「你怎麼啦？」

「有時候你們講話很卑鄙，你們這些上層階級的英國人。」

「我不屬於上層階級。我是中產階級。」

「上層，中產——天哪，誰管這些。」

我開了一程，她又開口說話了。

「你們沒有把我真正當成自己人。」

「別犯傻。」

「你們把我當成該死的澳大利亞土著。」

「胡說。」

「恐怕我的褲子會掉下來，或者出現什麼別的情況。」

「這很難解釋清楚。」

「不是向我解釋，小夥子，不是向我解釋。」

有一天，她說：「明天我得去參加招聘面試。」

「你想去嗎？」

「你想叫我去嗎？」

「這毫無意義。你連主意都還沒有拿定。」

「如果他們接受我，對我有好處。只要知道我被接受就夠了。」

她換了個話題。我本來是可以不讓她改變話題的，但我沒有這樣做。

就在第二天，我也收到了一封有關招聘面試的信件。艾莉森參加了面試，她認為自己表現不錯。三天之後，她收到一封信，說她已被錄用，十天後開始參加培訓。

我自己的考試，是由一些溫文爾雅的官員組成的委員會主持進行的。艾莉森在考場外面等我，我們一起去一家義大利餐館吃飯，像是兩個素不相識的陌生人，場面尷尬。她臉色蒼白，充滿倦意，兩頰略顯腫脹。我問她，我不在的時候，她都做些什麼。

「寫一封信。」

「給他們的？」

「是的。」

「說什麼？」

「你想我會說什麼？」

「說你接受這個職位。」

令人難受的靜默。我知道她要我說什麼，但是我不能說。我的感覺像是一個夢遊者在屋頂上走到女兒牆盡頭時突然醒過來。我還沒有準備要結婚，過安定日子。我和她心理上還不夠貼近，我們之間還橫著某種東西，我無法界定，模模糊糊，頗為可怕，而這模糊可怕的東西來自她，不是來自我。

「有些航班是經過雅典的。如果你在希臘，我們還可以見面。至少，你可能會在倫敦。」

我們開始盤算，如果我得不到希臘的職位，我們要怎樣生活。

可是我得到了。來了一封信，說我的名字已經被選中，就要轉給雅典的學校董事會。這「實際上只是形式而已」。他們要我在十月初到達希臘。

我爬上樓，回到家裡，立即把信拿給艾莉森看，我在一旁看她讀信。我想看到她會因為我要遠行而感到惋惜，可是我看不到這種跡象。她吻我。

「我告訴過你。」

「我知道。」

「好好慶祝一下，咱們到鄉間去。」

我聽由她安排。她不肯認真對待此事。我太懦弱，不敢停下來想一想，為什麼我的內心會因為她不認真對待此事而受到傷害。我們出了門，去了鄉村，回來後看了一場電影，後來又到蘇活區去跳舞。然而，她還是不肯認真對待此事。但是，深夜做完愛之後，我們睡不著，不得不認真對待此事了。

「艾莉森，明天我該怎麼辦呢？」

「你會接受的。」

「你要我接受嗎？」

「不要再糾纏不休。」

我們仰臥著，我可以看見她眼睛是睜開的。外面，一根燈柱前的小樹葉隨風晃動著，把搖曳不定的影子投在了我們的天花板上。

「如果我說出我對你的感受，你會……」

「我知道你的感受。」

這就是她的反應：充滿指責的沉默。

我伸出手去摸她裸露的肚子。她推開我的手，但是拉住了它。「說什麼你的感受，我的感受，這有什麼好處。應該是我們共同的感受。你的感受就是我的感受。我是一個女人。」

我吃了一驚，心裡盤算著該如何回答。

「如果我要你和我結婚，你會同意嗎？」

「你不能用這種口氣說話。」

「如果我認為你真的需要我，或者說想要我，我明天就和你結婚。」

「哦，尼古，尼古。」雨打在窗玻璃上。她拉著我的手在我們兩人之間的床上輕輕地敲著。長時間的靜默。

「無論如何我必須離開這個國家。」

她沒有回答。又是靜默。她終於說話了。

「皮特下星期回到倫敦來。」

「他來幹什麼？」

「別操心。他知道。」

「你怎麼知道他知道？」

「我給他寫過信。」

「他回信了嗎？」

她低聲說：「沒有附帶條件。」

「你想回到他身邊去嗎？」

她翻過身，用胳膊肘支著下巴，把我的頭也轉過來，這樣，我們的臉就捱得很近了。

「要求我跟你結婚吧。」

「你願意和我結婚嗎？」

「不。」她把臉轉向一邊。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把這件事情了結了。我就要去做空中小姐了，你要去希臘。你自由了。」

「你也自由了。」

「如果這能讓你更快樂些——我自由了。」

大雨突然瓢潑而至，橫掃樹梢，打在窗戶上，打在屋頂上，像春雨，但不合季節。臥室的空氣中似乎充滿了沒有講出來的話、未曾系統闡述的內疚和不祥的沉默，就像一座大橋坍塌之前的瞬間。我們躺在一起，毫不動情，像是一座由床化成的墳墓上的兩幅肖像，都非常害怕說出自己的真實思想。最後，她開口了，竭力保持聲音的正常，可是聽起來卻是刺耳的。

「我不想傷害你。我越……想要你，就越是會傷害你。我不希望你傷害我，而你越是不要我，就越是會傷害我。」她下床了一會兒，回來的時候說：「我們就這樣定了嗎？」

「我想是的。」

我們再沒說話。她很快就睡著了，在我看來實在快得出奇。

第二天早上，她因為已經作出了決斷而顯得非常快樂。我給英國文化委員會打了電話。我去接受斯潘塞——黑格小姐的祝賀，並聽她作簡要情況介紹。同時，我還第二次——我希望是最後一次——帶她出去吃午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