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冬天的一個晚上，特冷。我同起鳳在燈下聊天，心裡暖洋洋的。我看著她那已經蒼老但依然美麗的臉，忽然說：「假如你願意，假如有來生，你願意我們再做夫妻嗎？」
我以為她一定會點頭的，誰知她卻沉思著，眼簾耷拉下來，忽然把頭搖搖，苦笑著說：「不！」
我奇怪了，問：「為什麼？」
她嘆口氣：「不是你不好！只是做人太苦了！下輩子我不想做人了！」
我一時語塞愣在那裡……
2002年，在我們的金婚日來到之前，我決定寫下這個我與凌起鳳的愛情故事。這是我們的一段塵封的秘密。幾十年來，我們都不願多想這段往事，更不願自己寫出這段歷史。但現在我們都老了，記憶也許會加速消亡。寫出這段過去的經歷，對我們是個紀念，讓今天幸福的現代青年看看我們昔日那種多劫多難的愛情，也許不無解悟。
一
上海1949年5月底解放，我很快就到百萬產業工人的司令部上海總工會籌委會文教部工作了。
那真是一個火紅的年代，我狂熱工作。到1949年年底，上海總工會勞動出版社正式成立。當時，文教部長先是紀康後是李家齊，都是極好的同志，成立出版社後，李家齊兼了社長，吳從雲是副社長兼總編輯，我在編審部任副主任、主任，很快升為副總編輯，工作很是愉快。
1950年到1951年，是不平凡的兩年。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6月27日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宣告：命令第七艦隊防止對臺灣的任何攻擊。兩天後，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巡弋。10月裡，中國人民志願軍赴朝參戰。冬季開始，農村開展了土改運動。年底，大張旗鼓鎮壓反革命運動在全國廣泛展開。1951年2月，懲治反革命條例公佈。接著，到年底，「三反」運動在上海猛烈開展。我在這一連串從未懂得也從未經歷過的轟轟烈烈的運動中，眼花繚亂，心情複雜，身體疲勞，神經緊張，從將革命想象得十分美妙輕鬆，變得開始理解革命是這樣不容易而且受到震撼，並背上了思想包袱。
我本來一直認為自己經歷簡單，歷史清楚。在運動中，當每個人要交代自己的出身及全部經歷，交代自己的歷史問題、政治問題、社會關係及「一切你自己認為應當向組織交代的問題」後，我自認為自己是透明的。我的出身成分由於當時不懂階級的劃分，在幹部登記表上誤填了「官僚」。這是最最壞的出身了，在運動中自然沒有「隱瞞成分」的可能，無須再查。我年輕，全部經歷去掉小學、中學、大學及大學助教、新聞記者，簡單而又清楚。我沒有參加過任何反動黨團、特務會、道門組織，新中國成立前與地下黨同志來往密切。我掩護並搭救過地下黨的同志，從40年代中開始寫作，寫的東西在當時條件下應當說是進步的。那麼，我為什麼會背上沉重的包袱呢？
這就是因為我的未婚妻凌起鳳（她本名凌庶華）隨家去了臺灣。她的父親是國民黨元老輩的人物。這件事我是交代了的。但在1951年鎮壓反革命和「三反」運動中，我卻只能一次一次寫材料，交代她和她的家庭及社會關係，交代她和她的家庭同我的關係，並且將她的所有來信交給組織上看，將我寄發給她的信也在發出前先交給組織上看。
那時，同臺灣通訊須通過香港轉去。我對她是這樣地眷戀，她對我是那樣地情深。在香港，我高中時的同學施懋桂和柏美倫夫婦倆是我們的好友，可以轉信，懋桂當時在一家紡織染廠工作。起鳳家有熟人王鵬程和鄒金鳳夫婦，王鵬程是個大商人，也可轉信。一般情況下，一封信十多天可以收到。我們通訊，內容根本不涉及政治，都不外是你好我好互相問好，就連談感情也謹慎得無以復加。信總是既短又重複單調，雙方的情況互相都難以交流，僅知對方安好就算通訊達到了目的。
當時，「鎮反」運動中確實殺了不少鎮壓物件，臺灣報上，對大陸的「鎮反」每天幾乎都有血淋淋的十分誇大的報道。我們的報上也登載著臺灣水深火熱的情況及國民黨當局為震懾軍心整肅軍隊以「通共罪」槍決前副參謀總長吳石和第四兵站總監陳寶全案，又以「通共策反湯恩伯罪」槍決了原國民黨政府浙江省主席陳儀等案件的情況。誰都能估量到這種情勢對我心靈上的壓力和影響有多大。
吳從雲總編輯最初找我談話，純出好意地勸我：老王，形勢很清楚，你同未婚妻想見面怕是沒希望的事了！大家對你的工作是滿意的，但你的臺灣關係是個嚴重的問題。我想勸你聽我的話，一刀兩斷了吧！……
聽了老吳的話，我心裡火辣辣地難受。我是個講忠誠和信義的人，又是個如老吳說的那種「戀愛至上」的人！我頭皮發緊，先是沉默，但立刻坦率搖頭說：「我不能！」
吳從雲是個老地下工作者。新中國成立前一直在上海的教師中從事活動。他見多識廣、通情達理，見我這樣，說：「你該想一想，你不可能去，她不可能來。而且，你能知道她在那邊會幹些什麼嗎？不一定是她想幹什麼，而是也許會逼她幹些什麼。你是共產黨的幹部，怎麼能有這樣的臺灣社會關係呢？！」
我確實覺得他說得在理，心裡有無數的話想同他說，想告訴他起鳳是一個多麼單純、潔淨的少女，她的歷史很簡單，她的家庭很特殊。由於家庭的原因，所以她見過也熟識國民黨裡許多上層人物和民主黨派裡的一些上層人物。但她不是國民黨和三青團員。從未認為國民黨不腐敗，新中國成立前，為搭救地下黨員她出過大力。……但我明白：怎麼說也得不到理解的，說了也於事無補，主要是現在的形勢嚴峻，與臺灣是處在敵對關係上，一提起臺灣，使人想到的就是血與火，就是反革命、特務……我無法希冀能輕而易舉地得到理解。像老吳現在這樣來同我和顏悅色地談話，已是難能可貴的恩惠了。我心裡七上八下、五味俱全。但已經體會到有一種危險的徵兆出現了！
我回到家裡，悶悶不樂，晚飯時，飯也吃不下，母親敏感地發現了我的異常。這一向外邊大張旗鼓搞運動，大喇叭整天哇哇響，宣傳畫、漫畫和標語、口號貼滿一牆，街道里弄中也一樣在學習，發動群眾檢舉、揭發，宣傳「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等政策。她找機會單獨和我在一起時問我為什麼不高興，我坦率地告訴了她。她也嘆息，她懂得有臺灣的關係現在是多麼可怕，卻也懂得我的性格與為人，瞭解我同起鳳的互相深愛。因此，她只好嘆息了一聲，又嘆息一聲，竟不知如何勸解我才好。
漫長的時光，煩躁的心緒。我照常緊張忙碌地工作，但運動的學習每天都佔半天時間。起初，我並未成為目標，有一天，卻忽然使我感覺到脊背發涼，我成為「目標」了！不過，還是比較客氣，是小範圍的「幫助」，而不是大範圍的追逼。用的是和風細雨的談心方式。
但，幾次會下來，沒有成果，情況漸變，我感到空間狹窄而缺氧。老吳是一直參加的，還有p、w、s及老黃一共五人。這當中，老吳、老黃仍是態度平和、善意勸導性地講話；s是位女同志，溫和且富於同情心，基本不發言；p則像打手似的鐵青著黑黃有絡腮鬍的臉，兩眼敵視，語氣兇狠，說話「左」得不能再「左」；w是p的同路人，只不過講話時聲音低半拍。後來知道，p和w都很想替代我的工作。據說，在一次未讓我參加的小會上，p和w都提出：他有工作能力，但政治上不行！不能信任和重用！認為信任我是錯誤的。但老吳回答：信任產生於瞭解。過去在國統區工作，如果對人沒有了解和信任，那在白色恐怖下，我們做地下工作一天也活不下去！p說：他有臺灣關係！群眾會有反映的！老吳說：不能不讓人革命。當沒有解放區的時候，我們的人原來都是生活在白區裡的。革命總是多些人好！當年他給黨做過不少工作，政治上有陳展同志做擔保。陳展對他有很深的瞭解。……這樣，p才說：那，你們決定吧！
現在，p對我嚴肅得冷酷地說：你在戀愛上搞了這麼個社會關係，怎麼行？！我勸你趕快懸崖勒馬！他的陰冷口氣令我窒息。
我年輕氣盛，那是為了愛可以付出一切的年齡，我對p很反感，不會因在愛中受傷就失去了愛的勇氣和對美好的追求，我橫著心頂撞：我是在革命隊伍中不是在懸崖上！
p狠狠地說：男女雙方的結合歸根結底是政治的結合。她在蔣匪幫那邊，你不一刀兩斷就是敵我不分！你滿腦子都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戀愛至上觀點！你很危險了！
老吳、老黃和s有的沉默，有的平淡而並無同意他的表示，我誠實地頂撞p說：我沒有因為愛情而放棄革命或損害革命！無產階級難道就不應當忠貞於愛情？……
p居然更兇了，說：你是個在愛情上迷了路的人！革命是絕對不能要這種愛情的！要這種愛情就不能革命！二者只能選一！
儘管有難以抗拒的壓力籠罩著我，我仍決定走自己認定的道路。我說：要我不革命是不可能的！要我放棄我的未婚妻也是不可能的！革命和愛情我都要！為什麼不能都要呢？
p一本正經地說：不可能的！他忽然拍著桌子用手指著我鼻子說：「看你這個樣，哪像個幹部！你是個大浪漫！」
他對我只有殘酷打擊，沒有同情，使我厭惡。我想：什麼大浪漫！我對事物的理解有著浪漫的崇高，你這種粗暴的人能有嗎？……但我沒說。
老吳見我十分氣憤，他要掌握會場，語氣平和但很沉重地說：老王，你冷靜些！《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你看過，保爾和冬妮婭的愛情，那應當對你有啟發。
我們勞動出版社，當時由我終審簽發出版了菡子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縮寫本《保爾》，發行量很大。我也看過《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說實話，保爾的一切都使我感動、欽佩，但對他同冬妮婭的愛情，我卻有一種異樣的不釋和遺憾。冬妮婭給我好印象，我覺得她很好很可愛，為什麼卻要把她目為資產階級小姐而在她與保爾之間畫一條鴻溝呢？為什麼革命和愛情二者就不能兼得？只能棄一個就另一個只機械地從階級上分野呢？
聽到老吳的話後，p又來勁了，說：我們要從政治上階級上考慮。你的問題在於立場！我認為需要多對你進行幫助。我建議在這個過程中該暫停你的工作！你也應立即停止與臺灣通訊！
面前像出現了一片能將人吞沒的沼澤地。
我痛苦極了，豁出去了似的說：我不認為我立場有問題，發到臺灣的信每封都給組織看過的。停止我的工作，我想不通。難道只有我同我的未婚妻一刀兩斷才是革命者應有的態度，而像我現在這樣就是錯誤？
p說，想不通就再想想！革命，懂嗎？這是高於一切的！
w也幫腔說：我同意老p的意見！老王必須當機立斷！要革命不能連這點犧牲都做不到！
我在心裡從來就沒有否認過革命高於一切，但我不能接受的是把革命同愛情無端對立起來。
我的臉燙得像火燒，感到委屈，也感到無奈，最後，老黃和s講了些勸解性的話，我也沒聽清，「幫助會」的高潮就算結束了。我心裡有一種感覺，像在茫茫大海里沉浮，不知深淺，看不到邊，有大風浪，水下有什麼可怕的東西也弄不清。我變得滿腹心事，心情沉重。
我開始較為深刻地理解到革命的艱難。
我偏激地暗忖：要我放棄起鳳，我這輩子心靈將永遠蒙上陰影！心裡杌隉，我想大叫，瘋狂地想：讓我死吧！大不了死吧！……幸好p還不是上總和文教部或勞動出版社的決策者，建議未被採納，我工作一直在幹。
一天，我找到文教部部長紀康同志。紀康同志原名季壽祖，蘇北人，在上海郵局工作過，抗戰期間做過很多抗日工作，與工人運動關係密切，在蘇北解放區也工作過。解放戰爭期間，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時，主編工人刊物《生活知識》，這刊物起了很大作用。上海解放後，他任上海市政交通局黨委書記、上海總工會籌委會常委兼文教部部長。他是個嚴肅冷靜，但是講話時帶有微笑的人。長期的地下工作經驗使他既有很強的階級鬥爭觀念，也瞭解中國社會的複雜性，因此對起鳳與我的關係能夠理解。他詳細問清了情況，表示同情，但勸我應當從實際出發處理問題。他沒有駁斥我的既要革命又要愛情的思想。認為這兩樣都要當然好，但他說恐怕不容易做到。他不主張粗暴地批判我，但說希望我多思考思考該怎麼辦，叫我有事可以同吳從雲同志多談談。他的方式方法使我比較心服。後來他調動工作了，文教部部長由李家齊同志擔任。家齊同志是高階知識分子，原是上海郵局的高階職員又是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代表。他立場鮮明，但很講政策，處理知識分子的問題從不大而化之。因此，我深深感到自己的幸運。我這個燙手的問題暫時擱淺。只是，我耳邊總迴響著p的聲音，眼前也總看到p那難看的臉色。像是重荷壓肩，老在思索著革命的艱難和我面對的尷尬。
二
往事如煙，但鐫刻在心上的事永生難忘。
我是抗日戰爭時期1942年初秋在四川江津同凌起鳳正式交往的。那時，我們都是十八歲。我在父親去世後萬里迢迢從淪陷了的「孤島」上海來到大後方，在江津投奔我的堂兄王洪江，就在江津國立九中高一分校高二插班上學。江兄是律師，江嫂凌伯平就是起鳳的大姐。起鳳的父親名昭字鐵庵，屬於國民黨的元老輩人物，安徽人，同我父親也是舊交，見了我特別慈祥、親切。起鳳是他最小的女兒，排行第七，大家都叫她「七姐」。那是一個秋天的下午，我第一次到他們家裡去，在客廳裡見到她時，我站起身來，她禮貌地大大方方說了一聲：「請坐！」就不知去忙什麼事去了，給我的印象是聰明、文靜而且漂亮。她與我先後在國立九中同學，從那開始，我們就相處得很好。我上學是在江津城隔江對面的德感壩，離鄉背井的流亡遊子渴望有家的溫暖，每到週末，我總擺渡過江到江津「鼎廬」他們家去玩。
那時，他們凌家住在江津東門外的「鼎廬」裡，那是一幢有著一道深灰色圍牆的西式平房。在抗戰時期，算是很好的寓所了。
在他們家裡，常有些下江的年輕人聚會，我們有時一同唱抗戰歌曲，有時開了留聲機聽廣東音樂，有時一同回憶江南，回憶家鄉，回憶南京和上海，心頭常湧起流亡的苦痛和抗日的激情。
他們一家都喜歡我，不過那時我與起鳳還沒有談到愛情。後來，我高中畢業考取了重慶北碚復旦大學新聞系，每次回江津，也總在他們家盤桓。
起鳳的母親去世得早，她的二姐仲正當時主持家務。她善書畫，曾在日本生活過一段。她嫁給了飛行員黃葆荃，但在一次日寇轟炸重慶的空戰中，黃葆荃駕駛的戰鬥機從白市驛機場起飛時負傷，他用飛機猛撞敵機，機毀人亡。二姐得知噩耗後，不久即因心臟病突發去世。二姐生前風姿綽約，異常美麗，上街時街上的人常常驚訝她的美麗會招呼許多人跑過來看她。有一次，我陪二姐上街，一家商店裡的人都擁出來看她，我說：二姐，你真漂亮，你看，人家都出來看你了！二姐朝我笑笑，用眼指指說：你看，我們家七姐才真漂亮呢！我順著她的眼光，恰巧看到起鳳從對街迎面走來。她穿一件藍布旗袍，手挽一件綠色塑膠雨衣，樸素卻有一種高貴的氣質，確實好看。天下事就是這麼怪。從這天開始，我注意到起鳳確實十分美麗，是一個心地純淨得不摻雜質的姑娘。她從不著豔裝，也不多打扮，卻使我鍾情傾心無可更改。
而引起她對我注意的是有一次她父親突然問我：諸葛亮的《出師表》中提到過將軍向寵，這向寵是個什麼樣的人物？我因為讀過陳壽的《三國志》就回答說：《三國志》上有向寵的傳，在火燒連營寨時，蜀軍都亂了，但向寵率領的部下全部完整有序地撤退，毫無損失，所以劉備誇讚他能幹。這引起了她父親和她對我的重視。
那時，在江津有位安徽出名的博學的老先生名叫郭壽康，我與兩位同齡人同去請他講授古文，老先生講得精闢生動，但同去的朋友對文學無興趣，一次聽他講課時竟睡著打起呼嚕來了，郭老先生頗為生氣。命題作文時，我的文字較好，背誦課文時，郭老先生也欣賞。於是，他逢人就誇我，還用「倜儻」兩字形容我，使起鳳一家對我也刮目相看，有了好印象。
年輕的男女在一起，產生愛情是很自然的。她有冰雪聰明嫵媚美麗的一面，也有大家閨秀的一面。為人善良平和卻又解人心意，並且幽默風趣，同她在一起就有一種心靈上的愉快。我第一次向她表露感情是在抗戰勝利前夕。那時，我在北碚讀復旦大學，有愛國的情愫，但離鄉背井孤單寂寞，心情寥落，常想念江南。我童年在南京長大，秋天常到棲霞山看紅葉，在北碚也愛去縉雲山遊覽，曾在那裡拜見太虛法師。他五十多歲，被視為佛教的新派代表人物，抗戰時期曾率國際佛教代表團出國訪問，爭取國際佛教徒對中國抗戰的同情。他對抗戰是堅定的，認為佛教徒也不應消極出世。有人嘲諷他是「政治和尚」，我當時認為他對抗戰的態度很對，深刻的印象一直留在腦際。而蔥蘢的縉雲山風光當時給我的印象也很深。正是這些回憶與遊子的感慨，加上對起鳳的愛情，所以玩笑性質地戲填了一首詞，只是沒敢把詞拿出來給起鳳或別人看。一次，在「鼎廬」玩，起鳳突然笑著對我說：「你在北碚上學，怎麼常回江津，影響學業不？」我胸中盪漾著年輕時的風花雪月和產生初戀時的甜情蜜意，就衝動地將戲填的那首長短句抄在宣紙上悄悄送給了她。那詞是：
一天香雲繞碧山，
心隨鳥飛煙散。
只因庭園殘，
愛上禪林憑欄杆。
起家立業在江南，
鳳舞龍蟠鐘山，
而今棲霞嶺，
已經七度血斑斕。
我用宣紙錄了這首詞，在無人注意時遞給起鳳。那是一個初冬的夜晚。我這首詞，每句第一個字連起來就是「一心只愛起鳳而已」，她聰明，看出了我的機關，當時微微一笑，一雙如湖如水的眼睛平靜無波，並未退還，但也無表示。
時光滔滔，似水流年！
以後，抗戰勝利了。由四川回到下江，我們在上海、南京又常在一起，瞭解加深，感情也加深。我們有時徜徉在燈火輝煌的霞飛路上，有時在輕音樂悠揚的咖啡館裡談心。落雪的日子，我們在法國公園裡迎著飄飄的雪花散步。雪花落滿她長長的黑髮，像給她戴上了一頂燦爛的銀冠。然後，出了公園，我們用身邊的零錢沿途一個個遞給老年的乞討者。……那真是難忘的記憶。終於，在她隨家去香港前，我們訂了婚。
我是極不願意她去香港的。但她隨家不能不去。她對父親又極為孝順。而我，又無法立刻同她結婚使她留下不走。因此，她去香港我十分難過。只是我將問題想得太簡單了，以為從香港回來是很容易很方便的。我完全想不到她隨家去香港後過了一些時日，她家竟去了臺灣。一道海峽無情地將我們分開，竟形成了一種無可奈何的分離局面。
我心中有如寒凝大地，一片蕭瑟。本來，我們分別時，曾經山盟海誓。我對她說：這道難題這麼突然地從天而降，我真像捱了一個晴天霹靂。我問你，如果我們分別了，我哪天寫信要你回來，你會立刻回到我身邊嗎？那時，我想得十分幼稚，只認為她隨家到了香港，由香港回來是很方便的。
她的眼睛亮汪汪，點頭說：我會回來的！
我覺得我能捕捉到她的靈魂的存在狀態。臨分別時，我又向她說：記住，我寫信你就回來，永不變心。
她悽然如同宣誓：永不變心！
我們後來就像在夢幻中似的分開了。但誰知天下事總不如主觀想象中那麼單純。她這一去，我們的再相見突然演變得成為完全不可能了！
天下最遺憾的事就是當我們失去的時候才知道過去曾經擁有而未十分重視甚至未曾介意，當那種幸福來在身邊時我們卻已錯過。
有天晚上，母親在替我縫補襪子，燈光照在她那睿智但是憔悴的臉上，她略帶慈愛地嘆了一口氣。我心中似能明白她想對我說些什麼。半晌，她終於說：我想得很多很多，你是我的兒子，七姐我也愛她，但你想過沒有？現在的情勢這麼嚴峻，你們雖已訂婚，但你們的事已經不好辦了！你們怎麼可能結合呢？這太難以想象了！……母親是個有文化、有知識的人，她對子女歷來慈愛而有原則。抗日戰爭時期，她仇視日本侵略者，解放戰爭時期，她思想傾向進步。由於她解放前替地下黨儲存文化有功，新中國成立後，政務院還給她頒發過獎狀。
未等她說完我就說：媽！當我同她相愛並瞭解後，互相都有道義上的責任。這種真正的愛情，只能在每個人的心上降落一次。我們互相信任，我瞭解她。她答應永不變心，我不能違背心靈的真誠和人格的堅挺，我可以等待……
媽沒說別的，只告訴我：今天下午，陳展來過，他就是來談你這個問題的。
陳展是我抗日戰爭後期在重慶認識的地下黨員。抗戰勝利後，為掩護他，我通過七姐將他南京的戶口報在她家裡，上海的戶口則由我報在上海我家中。陳展在上海時和到南京時，也常到凌家坐坐。做過地下工作的人都知道，那個社會的事和人際關係都很複雜。起鳳的父親是國民黨的上層人物，可是他主張抗日，也反對內戰。他是國大代表，但他利用他的地位援救過身陷囹圄的共產黨員和進步青年。陳展平日叫他「老伯」，叫起鳳「七姐」。當南京的派出所查陳展的戶口並瞭解情況時，凌老伯將他們吆喝走了！1948年，陳展在上海搞地下兵站被特務逮捕後，起鳳特地陪父親到上海，多方設法營救。當時，由於陳展被押解到蘇北南通，由第一綏靖區軍法審判，營救未能生效，但終於由我陪同母親到南通，用金條將陳展的「人頭」買了下來。陳展保釋出獄後，重返蘇北解放區，以後隨解放大軍回到上海，做了上海鋼鐵公司的總軍代表。由於我們有一段好幾年同生死共命運的交往，他是我參加革命的引路人，對我對起鳳都很瞭解。如今在激烈的運動高潮中，他自然關心我的前途和一切。他找過我談話，要我從實際出發同起鳳一刀兩斷，說：「我是瞭解七姐的，但情勢如此，我只能勸你從實際出發，臺灣一時是不能解放了，你們的結合也是不可能解決的了！從你和七姐雙方考慮，你們都該實際一些，互相為對方多考慮，大家可以解脫……」
但，我回答他：一個人的感情歷程是他品行的最好鑑定，我不能自私地毀約！我奇怪，為什麼革命和愛情二者不能兼得，好像我要革命，就必須同她一刀兩斷，而如果我要愛情，就不能革命！
陳展用近視眼鏡下兩隻略帶警惕性的眼睛瞪著我。他1932年入黨後，在白區工作多年，被捕不止一次，受過種種酷刑，身體不好，眼睛裡常露警惕性也是他工作養成的習慣。他說：我相信你，也瞭解七姐，但我確實不贊成你堅持要維持這個臺灣關係。愛情固然重要，事業更重要嘛！你組織上找過我不止一次了！意思就是要我勸你同她一刀兩斷，甚至有人說，可以為你介紹一個非常好的女黨員。我們這裡也有同你很般配的女同志，你們可以志同道合地並肩幹革命……
我沒容許他說下去，就拒絕了，說：我不會要的！我也不會放棄的！
話是談僵了！所以陳展來找母親談心，讓母親勸我了。當母親告訴我陳展找她談話後，我立即說：我能猜得到陳展同您說了什麼，但我寧可死，也不會同意的！
聽我說到「死」，母親不再說了。那個階段，我大學時期的同學好友王善本愛好越劇，他也會寫越劇劇本，曾將魯煤等寫紡織工人生活的話劇劇本《紅旗歌》改編為越劇劇本在勞動出版社出版，因為上海工人中喜愛越劇的特多。他陪我看了範瑞娟和傅全香演的《梁山伯與祝英臺》，那的確是一齣十分美麗的戲。從十八相送到樓臺會，又到化蝶，無論情節、唱詞抑或舞蹈，都使我觸動神經。看後，我有特殊的震撼的感受，說到「死」，同這也有關係。母親明白我的個性，她的人生閱歷也使她瞭解，在我們那個時代的青年男女戀愛問題上是常會像羅密歐和朱麗葉的故事那樣破釜沉舟的。我說出「死」字，不是嚇唬誰，更不是胡亂用詞。母親嘆口氣，就什麼也不說了。
起鳳給我來信，有時附寄照片，有在阿里山遊覽時照的，有在她家花園裡照的。她的樣子雍容華貴。但照片我也不留下都連同信件一併交了上去。我向組織敞開心扉，毫無保留。
上海總工會面對黃浦江邊。在我這十分苦悶的階段，中午休息時間我常與善本及其他同志到外灘江邊散步。心情鬱悶，有時有濛濛雨霧，沐著江風，看到江水潸潸流淌，能夠抒發些胸中的塊壘。這時，一位女同志x有意無意地同我一起散步。有時似是偶遇，有時是她約我。她為人極好，工人出身，但有文化，長得也俊秀。有一次，老吳對我說：x還沒有物件，她喜歡知識分子……什麼意思？我也不去多琢磨，但感到他不是無心說的，但卻引起我的注意，使我想起了陳展說的那些話。同x散步，互相都並不多談什麼，只要觸發起對起鳳的思念我的心裡就煩透了！我認為x是會體悟到我的心情的。她絲毫未表露什麼，卻依然大大方方地對待我，而且我會感覺到她對我的同情和關心。只是，以後她未再約我散過步了。
許多個夜晚，都是不眠之夜，我輾轉反側，面對黑暗和虛無，心裡嘆著氣。我怎麼辦呢？那時常有夜雨，我總睜著眼在黑暗中看著窗外，什麼也看不見，但聽得見淅淅瀝瀝的雨聲，那種感覺，至今想起仍是新鮮。有什麼好辦法呢？形勢這樣嚴峻，運動這樣火爆。有兩次，又開我的「幫助會」，不但p依然殺氣騰騰，一次再次地拍桌子敲板凳，連老吳也自我批評說自己右傾了，改變了和緩的態度，緊逼併無情起來，說起鳳去了臺灣，就是站在反革命一邊了，說我不一刀兩斷，實際上就是同反革命同流合汙。總的目的就是一句話：立刻一刀兩斷！只要一刀兩斷，什麼問題都解決了！老吳對我說：老王，在革命和個人利益關係矛盾時，絕不能犧牲革命的利益滿足個人的利益，而只能犧牲個人的利益維護革命的利益！你說你革命和愛情都要，實際你是隻想要愛情，為了愛情可以放棄革命。……
我大聲說：不對！如果我不要革命，那我為什麼不去美國或者臺灣？美國大學裡的獎學金都答應給我了！是我自己放棄了的！你怎麼可以這樣說？！
他的話當然不錯，但我思想不通。見我脾氣犟得要命，也許怕逼出人命不好，領導上寬宏大量容忍了我的頑固，把我的事暫擱在一邊，只偶爾由老吳同我關心似的談談開導一下，態度和緩而耐心。
心裡老是空蕩蕩的。只要不失眠，睡著了我常會夢到蔚藍的大海、白浪滔滔的海峽，更常會夢到起鳳。那有時是甜蜜的夢，有時是恐怖的夢，以前同在一起時種種情景的夢使我甜蜜，古怪的噩夢使我恐怖。夢醒後，什麼也模糊了，只感到黯然神傷，心跳、心悸、緊張和疲憊。
這期間，起鳳信少了，而且寫得極短，只是在老套地問問好。什麼原因？我可以想象得到：絕不是她變心或別的，而是「鎮反」運動等的報道震懾了她。她擔心我，怕連累我，所以才這樣的。雖然她的信少了，但讀到她寥寥數十字的簡訊反而更加深加重了我的思念。我們年輕時，會唱一支黃自譜的歌《燕語》，歌詞中有這樣一些句子：「君莫問別來在何處/君莫笑畫梁依附/君更莫慮舊時巢/受盡風風雨雨/我但願共春同住/我但願主人無故/我便從頭築起新巢/哪怕辛辛苦苦。」想起當年唱的這支歌，我心情悽黯無比。厄運籠罩，我不怕我自己倒霉，我只怕因為我的毀損而招致起鳳毀損。
該怎麼辦呢？夜裡失眠我思索著答案，白天工作我也想著這問題。我確實想到過死，死了什麼都不知道了，什麼都輕鬆了，什麼都不管了！但想到我要做一個革命者的初衷，想到起鳳，想到母親和家人，我理智地否定了這個廉價卻容易的方法。我覺得既然要革命又要愛情，就該在這個目的下努力找出鑰匙來。這答案其實也簡單：維持現狀解決不了矛盾，解決矛盾唯一的辦法就是改變現狀——讓起鳳回來！我意識到她要回來是十分困難的，因為她不是在香港而是在臺灣。這等於把皮球踢給她把難題推給她了！她能不能突破這一關呢？我一點把握也沒有！但我知道，我們有約在先，只要我去信，她就是面前有九九八十一難也會挺身前行的！但臺灣有嚴厲的進出控制，他家裡能同意她回來嗎？當然，我估計，依她父親的地位和人事關係，她也許能做到一般人做不到的事。但水有多深，事有多難，誰料得到呢？
我不但為自己設想，也為起鳳設想，不願使她為難，不願使她傷心！但不這麼辦又怎麼辦呢？
那天，我終於把這決定——寫信要起鳳立即回來——告訴了母親，同她商量。
母親仍是嘆氣，說：好是好，只怕不容易辦到吧！最後，我們都沉默著，半晌，母親建議：找陳展去商量下吧！
我去到陳展那寬敞明亮的大辦公室裡，同他商量。他吃驚地瞪著眼說：叫她回來，這想法固然不錯，但不切實際啊！能成嗎？
我確實也無把握，只能回答：我想她會努力辦的！我們有約在先，她是個講信義有血性的姑娘……但我也不禁無把握地說：當然，這一定很難！非常難！……
陳展斟酌了又斟酌，說：你找領導上談一談吧！看看他們怎麼說。我也同他們通通氣！
我去市委宣傳部找了白彥副部長，他比我年長五六歲，是延安時代入黨的老黨員，早年在延安擔任過抗日軍政大學政治教員，在三野擔任過軍職，參加過濟南、淮海、渡江和解放上海等戰役。他為人樸實沉穩。平時我去市委向他請示工作時，對他印象極好。他也沒有架子。聽我講了情況，他說了很誠懇的意見：首先建議我放棄，後來表示我可以試一試。但他認為可能辦不成，勸我應以革命為重。但和藹的態度和親切的語氣使我感到溫暖。
這樣，我就找了老吳，把我的想法說了。
老吳聽了，忽然說：啊呀！你這想法真像開玩笑一樣！叫她從臺灣回來，怎麼回來呀？你認為有把握嗎？這不是天方夜譚嗎？！
我硬著嘴說：我想，她會努力辦的！
老吳搖頭：怕不好辦呢，《四郎探母》這出戲你是知道的，這不成了四郎探母差不多的事啦！
那時，京劇中的《四郎探母》等節目均已被作為糟粕剔除、禁演，《四郎探母》是作為政治上敵我不分等理由挨批判的。聽他這麼說，我心裡發涼，悶不作聲。
幸好老吳知冷知熱地說：老王，這樣吧！我把你的想法向上反映吧！
這時，已是1952年初春節時分了！「鎮反」正在謹慎收縮，處理積案，「三反」打虎高潮已過，「五反」還轟轟烈烈。我等待著上邊的答覆。有一天，我去找陳展，他對我說：你的領導又已找我談過你的問題，據說有人認為你要這樣做很好，有人則認為不現實必須要你死了心一刀兩斷才行。現在仍在研究。陳展說：黨對你的問題可說是十分慎重、十分講政策了！像你這種情況的人實在太少，革命隊伍裡也許就你一個，誰也沒有碰到過這樣的怪事。你也別心急。現在他們忙得很，讓他們研究研究吧！會給你答覆的！
我等了些天，依然沒有回答，我想起了劉長勝同志。
長勝同志是山東海陽人，他是個傳奇式的人物，1922年在蘇聯海參崴當碼頭工人，1927年加入蘇共，後轉為中共黨員。1935年共產國際為恢復與中共中央的聯絡，由他帶密碼回國後送到中共中央。他化裝商人歷盡艱險完成任務。後來他到延安擔任陝甘寧邊區總工會主任。抗戰爆發後他到上海恢復和重建中共地下組織。他在中共七大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日寇投降後，中共中央決定新四軍進軍上海，他被任命為上海市市委書記、上海特別市市長，後來形勢變化，取消了上海武裝起義的行動計劃，他留滬協助劉曉同志一起主持地下工作。解放戰爭時期及上海解放前夕，他領導上海地下組織開展了卓有成效的鬥爭，為配合解放軍勝利解放上海做出了特殊貢獻。上海解放後，他任上海市委第三書記，並先後擔任華東局常委、工委書記、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及上海總工會籌委會主任，1950年2月在上總第一屆委員會上當選為上海總工會主席。
這時，我就衝動地寫了一封信給長勝同志。我曾替長勝同志起草過好幾次例如《發展生產，勞資兩利》等的講話稿，見面時他總是很親切。我在信中說了我的情況及想法，告訴他我認為既要革命又要愛情是可能的，沒有錯。我引用了古人「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話，我說希望爭取起鳳回來，好一同參加革命……
不多天，答覆真的來了。老吳單獨找我談話，說：你給長勝同志的信他看到了，你的事領導上慎重研究過了，肯定你有這樣的想法是好的。想法爭取她回來吧！但就怕想是這樣想，實際卻辦不到。無限期地拖下去，一年，兩年，三年五年，也不是辦法。所以，你該有個承諾。要求她今年「五一」節前一定回來。如果不回來，那你就該一刀兩斷！這樣，對你對她都是仁至義盡了！你總不能再不講理了！你說呢？
真是波折太多了！我何曾想到會要有這樣的承諾？！
我心裡七上八下、忐忑不安。再討價還價嗎？當時我意識到領導上對我確實是既特殊又合情合理了！我還該怎麼樣呢？我覺得像p那樣一些殘酷打擊的話能毀掉我的生命，而好幾位領導同志那種講政策知冷知暖的話卻會癒合我心上的傷口，使我看到前進的路。這時已是2月底了！時間確是很緊促了！但我還能怎麼樣呢？我只能硬著頭皮說：好！我立刻給她去信！
我去找陳展，把情況告訴了他，又回去把情況告訴了母親。但我心裡面老是在嘀咕：萬一起鳳回不來怎麼辦？天下事難以預料，這時節從臺灣歸來，可能是誰都想也不敢想的事，倘若她回不來，我就真同她一刀兩斷了嗎？是的！我已等於向領導上做出了承諾，但我明白：如果起鳳不回來，不是她捨棄了我，而是她無法回來，那我能負心地同她一刀兩斷嗎？這真是兩難的局面！我是死也捨不得這樣同她一刀兩斷的！但我承諾了老吳代表組織向我提出的條件，我能怎麼辦？那我只能停止同她通訊，但我絕不會另找物件。我將會終身不娶！自然，這都是內心活動，我用一種腳踩西瓜皮——滑到哪裡算哪裡的態度，面對現實，對什麼人也沒有透露。我要在革命和愛情兩方面都對得起！
夜間，我立刻寫信。寫到深夜。我同起鳳往昔在江津相處時，曾熱衷於閱讀屠格涅夫的小說，特別是《前夜》和《貴族之家》。《前夜》那位保加利亞的革命者英沙羅夫和俄羅斯姑娘葉蓮娜的愛情故事令我們深深感動。我寫信時，談到英沙羅夫和葉蓮娜，這她看得懂。葉蓮娜為了英沙羅夫離家，與父母永遠告別，葉蓮娜和英沙羅夫間那種理想的愛情，以及葉蓮娜純潔高尚的女性之愛曾給我們當時的青年男女極大的感動和滿足。我在信中隱約地用懷舊的方式暗示她效法葉蓮娜。因為怕遺失，信一式兩封，一封我讓在香港的施懋桂、柏美倫夫婦代轉檯灣給起鳳；一封我讓王鵬程、鄒金鳳夫婦代轉檯灣給起鳳，為的是一封遺失還有另一封可以到達。我要她在「五一」前一定要回來結婚。我用沉重的語氣說：生命猶如單行道，沒有回頭的機會，如果你不回來，我們今生將永遠不能再見面了！結尾我一連寫了好幾個：你一定要立刻回來！你一定要立刻回來！……
第二天，我便將信送交領導，但這次出乎意料，老吳說：「領導上對你是信任的！不用看了！你快發出就是！」
於是，我冒著淅淅瀝瀝的冷雨，親自去到北四川路郵政總局將信用航空寄發到香港。回來後，想想不放心，怕信件檢查被扣留或不幸遺失，又一式大致照原樣寫了兩封信再次寄出。
發出了信後，我又決定每隔幾天再照樣寄發類似的信，力爭起鳳在「五一」前能夠回來。
我歷來喜歡唐詩宋詞，陸游的《沈園》二首及那首《釵頭鳳》熟記在心。那個階段，想起往事，心中常默誦：「傷心橋下春波綠，曾是驚鴻照影來……」「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浥鮫綃透。桃花落，閒池閣。山盟雖在，錦書難託。莫，莫，莫！」不禁潸然。但又暗自譴責，一個革命者，沉浸在這種小資產階級感情裡怎麼可以？！於是，強自振作，摒棄不想，用積極工作排遣心緒，心裡總處於亢奮狀態。
真是「別時容易見時難」啊！我們這愛得死去活來的情意！我在寂寞中等待，確實似有把握又毫無把握。我每天工作之餘，讀馬列主義的書排遣，那是一段心情矛盾十分少有的特殊難熬的時日。
三
起鳳在臺灣是3月裡收到我要她在「五一」前回來的信的，而且信收到一封又一封，都是同一內容，急促而嚴肅、堅定而冷峻。她最不放心的是我的安全，她懷疑我出了什麼事，可能已面臨什麼危險，要不然絕不至於用這樣的口氣、這樣的要求來表達。用她的話說，當時收到信真如晴天霹靂，變得眼前昏天黑地了！
一些年後，她根據剛回來時寫的材料記錄下這一段回憶，寫了她在臺灣及收到我信後的情況。我現在將她寫的這段回憶照錄如下。她是個感情上比較含蓄靦腆的人，敘述也失之於簡略，但為了存真，所以我認為用她寫的比較合適：
……那時，我在於右任老人手下工作。至臺灣後，國民黨政權的中央一級機關，實際還不如臺灣省的下屬辦事機構。辦公的地點起初借臺北車站前的七洋大樓裡的幾間房屋辦公，開會時另借濟南路的禮堂，而院長辦公室及住處則在中山北路的一幢樓房裡的一間屋子，辦公條件很差。我們的辦公室與閩臺監察使署毗鄰，於右老當時總在家裡辦公，住處是那種日本式榻榻米房屋。進門後，右邊是花園，左邊是他住處。他睡的房間很小，會客和他寫字的房間大些。父親和他是老朋友，抗戰前及勝利後，我曾陪父親在南京寧夏路2號看望他。他有時也來看望父親。抗戰時在重慶，也在上清寺住所見過他。在臺北，也是於右老主動讓我去的。
作者「王火」的其他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