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段真實的經歷。在我是一件付出極大艱辛和許多精力的事，是一件曾使我最倒霉最無奈的事，也是一件使我最後獲得了一些光彩和成就的事，這樣的事自然使我難以忘懷，因此決定寫一寫這段經歷。
一
1949年10月1日，天安門前升起了五星紅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那天，我正在上海外灘上海總工會三樓的文教部辦公室裡，與幾個同志一起收聽開國大典的實況錄音報道。上海總工會的特點是地下黨同志多，在白色恐怖下同敵人鬥爭，深深懂得沒有人民自己的國家機器，得不到保護，是多麼的可怕與可憐，大家把生死置之度外奮鬥，就是盼著新中國的成立，所以當聽到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的聲音時，同志們那種興奮激動的心情是難以表述的，到現在想起來還會心跳。
那真是豪情滿懷的歲月！如果沒有那樣的歲月，我是沒有心緒和啟示，沒有胸懷和魄力想到來動手創作這樣一部大作品的。那時我在上海總工會非常忙碌，但忙得非常有勁。我要給領導同志劉長勝、張祺、朱儁欣、湯桂芬等起草講話稿，要編輯給上海工人用的文化課本，要負責安排華東、上海人民廣播電臺的職工節目，要代表上海總工會文教部參加審查全市上映的電影，審查外界送來的一些書稿、劇本，有時要陪工作組下廠，後又要編輯上海工運史料並籌辦展覽會去大新公司展出，還要配合在上海召開的亞澳工會會議編輯一套「亞澳工人運動叢書」，參加籌備成立上海勞動出版社並創辦《工人》並月刊……但就是這樣，我的精力仍覺得多餘，需要很好利用，假日的時間，我不愛下棋、打撲克、玩克郎球，也不愛逛馬路、聊天……那時，我已是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上海分會的會員，我總是手癢得想寫點作品，抗戰中我具有的獨特的生活和題材，積累在胸中已經醞釀發酵，有不吐不快的感覺。我決定寫一部一百萬字以上的長篇，反映那段可歌可泣的歷史，於是，我開始寫《戰爭和人》的前身——《一去不復返的時代》，利用業餘時間慢慢地寫。
雖然以後運動接踵而來，先是上海總工會進行了「整理機關、團結進步」的運動，又來了「鎮反」運動，抗美援朝運動，再來了「三反」「五反」運動……這些運動佔了許多工作和業餘時間，但我的寫作卻斷斷續續一直在堅持。
最初，我構思《一去不復返的時代》，曾想用一百萬字，寫一寫從西安事變（1936年12月）到1949年南京解放，寫著寫著，當然會起變化，想把這一大部頭分成三部來寫，用三句古詩做書名，即《月落烏啼霜滿天》《山在虛無縹緲間》《楓葉荻花秋瑟瑟》，時間的跨度由西安事變寫到抗日戰爭勝利內戰爆發。後來，則又考慮再寫一個第四部，即《春風又綠江南岸》，寫內戰爆發到南京解放蔣家王朝敗走。再後來，則決定用《戰爭和人》為總名，集中精力寫前三部，即從西安事變寫到抗戰勝利內戰爆發。從1950年到1953年，我在上海就是這樣在業餘起步創作《戰爭和人》三部曲的，進度雖然較慢，但卻雄心勃勃、勁頭十足，一邊出色地做好工作，一邊利用夜晚和假日的零散時間認真地寫長篇小說。
二
1953年春天，我由上海總工會調至北京中華全國總工會，先在工人出版社任編輯組長兼通聯組長，後在全國部工會機關刊物《中國工人》雜誌社任主編助理兼編委。那是火紅的年代，國家建設突飛猛進，人民情緒奮發昂揚，我的工作依然繁重，常常出差，足跡遍及東北、華北、西北、華南和上海、江蘇……結合工作，寫了不少東西。儘管從批判《武訓傳》《清宮秘史》到批判俞平伯和《紅樓夢研究》……使知識分子都有沉重感，時刻想到頭上有頂改造的帽子，但因為未涉及我自己，我的積極性仍舊很高。除給自己的刊物寫文章外，還應一些出版社之邀，寫作出版了一些作品。誰料，1954年年底，公佈了胡風的意見書後，次年形勢急轉直下，公佈了三批信件，錯誤地給胡風問題定了性，牽連甚廣。由於我有一本小說《後方的戰線》是在上海新文藝出版社出版的，這家出版社被視為「胡風集團的陣地」，就懷疑我與胡風集團的關係，幸好該書的責編翟永瑚同志是中共黨員，不是「胡風分子」，無問題，寫了證明，搭救了我，停止了審查。塞翁未失馬，於是，我長篇的創作仍繼續進行。那段時間，消耗了所有假日的休息和娛樂，不看電影不逛名勝，長期每天工作十幾小時，將腿拴在桌旁爬格子，看著一張張稿件越積越厚，我創作的興致更高。只是，這時候，業餘寫作被人目為「種自留地」。有一種感覺，即使作品內容不出問題，寫作本身總是被人目為「追求個人成名成家」「想攫取個人名利」。業餘創作即使未影響工作也很不好，因此，寫作時只要想到這，就有點感到「犯忌」，感到「倒胃口」了！怎麼辦？想不明白，覺得即使以後寫，這時已經寫下的許多也捨不得丟棄，遂在一種無奈的心態下，點點滴滴、拖拖拉拉，維持著自己的創作局面。
到1957年，我寫的以民族英雄節振國烈士為題材的小說《紅色游擊隊長節振國》在《中國工人》上連載，又在工人出版社出書，意外地引起轟動，中央臺連播，袁闊成說書，還被改編為話劇、京劇（以後又被譯成外文，出現在銀幕、熒屏上），這給了我鼓舞，繼續寫作就成了我的決心。我覺得只要小心注意，我是不會寫出問題來的。
誰知，1957年至1958年間的反「右」派運動，使我非常震驚。全國批判了許多作家，「一本書主義」成了一頂嚇人的大帽子，「個人主義是萬惡之源」同作家的辛勤創作掛上了鉤，明明是香花突然都變成毒草。斷章取義、牽強附會、胡亂「對號入座」、到處尋覓「含沙射影」，一字一句都能上綱上線。「左」風使正確的話也成了「惡毒攻擊」，使自己的同志成了「反動派」，風聲鶴唳，真是草木皆兵。我終於進一步體會到「弄文」太容易陷入「文網」，創作確是一條無法由你自己做主的太危險的道路。我所在的刊物的一位同志，不是不會寫文章，但卻從來不寫，每次運動都有人會因文的牽連倒下，他卻總是安然無恙，因為，他沒有可被人揪住的辮子。
我開始謹小慎微，將長篇和其他寫作努力停下來，就是任務所迫非寫不可，也多多思索怎麼才不會出問題。寫了稿儘量不署名，既避免了成名成家思想，也說明我的「公」心。我幫助工人作者寫作，付出極大勞動，但都用工人作者的名字發表。我替一些人寫採訪記，總用「本刊記者」的名義刊出。我還起了不少筆名，諸如田炎、山鑄、江楓、艾鳳等等輪換了用，避免我的個人色彩。
但，這種尷尬的局面維持了兩年，我就又「故態復萌」了。創作是我的興趣愛好，是我的寄託，平生有個習慣，做事總不喜歡虎頭蛇尾有始無終，心裡老惦記著未寫完的長篇，覺得既已開頭寫了那麼多，何不把它完成打上一個句號？因此，利用零星的業餘時間，又悄悄地投入長篇創作之中。這時節，外邊正在熱氣騰騰高舉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左」的狂熱氣氛濃烈。一方面，那種意氣風發的情緒也激勵著我工作時全心全意；另一方面，那種密雲驟風般的壓力同樣衝擊著我。我無法再在業餘時間見縫插針寫長篇，加班加點地工作成了家常便飯，出差下廠時也與工人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從煉鋼到插秧，從種樹到收割稻麥，都幹過。記得一次在北京全總幹校揮鍁挑燈夜戰，給的任務是深翻地五米，整整幹了一夜未停，渾身水洗一般，筋疲力盡，日上三竿才完成任務，把地下的生土全翻到了地面上。莊稼其實是無法種的，種了也不會結籽的，幸好那夜挖出了一個古墓，還挖出了一盆黃金，還不算無效勞動。中午時分回家休息，太累了反倒亢奮起來，鋪開稿紙想續寫上幾百字再睡，但力不從心，伏在桌上竟然呼呼睡著了！
三
接著，進入三年困難時期，那是天災人禍的懲罰。北京城裡處於飢餓狀態，商店櫃檯吃食全部空空如也。東四我家附近有一家「青海餐廳」，連貓肉也當佳餚高價出售，有人排隊進食。每個人的糧食定量自報公議，我的定量最低早申請降為每月九公斤，批准為十一公斤，全家大小整天處於飢餓狀態。絕大部分同志都因營養缺乏浮腫了，我沒浮腫，但每天拖著沉重腳步去辦公室也感到累乏。在那種困難情況下，我產生出一種悲壯的感情，我的這部即將寫滿一百萬字的長篇再艱難也該完成，它也許無法出版，但我寫的是苦難中國過去了的一段長長的悲壯歷史，是真實的生活的感受。書裡有我的希望、信念、理想及要表達的愛國主義和民族精神，書即使不出版，即使我將來不在世了，這部稿子我也該留給孩子閱讀，讓孩子知道我們中華民族曾有過這麼一段抗日的光榮歷史。對我來說，也是利用生命中的許多邊角料時光做了一件應該做值得做的事，因此，我又頑強地用剩餘的時間在夜間伏案動筆了。迄今，我猶記得深夜聽著窗外北風呼嘯，暖氣不熱，忍著寒冷，腿上蓋著毯子（至今仍有寒腿病），胃裡空空，費力地在北京東四豬市大街100號三樓我那寢室裡一個字一個字奮筆疾書的情景。
那是1961年年初，一個陰冷的上午，我正要率一個工作組到西安轉赴延安去為《中國工人》組寫一批宣傳「延安精神」的稿件，突然得到中宣部通知：將在外出差的人全部叫回來有重要指示傳達。延安之行遂作罷。幾天後，仍是一個陰冷的天氣，正式聽到傳達：《中國工人》停刊！《中國工人》因為是工人階級的刊物每期出版後都送給中央領導同志，而這一期上，毛澤東同志在上面批了「拆廟搬神」四個字，於是，一切按此辦理！
是怎麼回事？早已無法求證，據說是同《劉志丹》事件有關。我在指示下達後，負責做結束工作，寫了告別讀者的文章，安排處理完稿件等未了事宜，將所有原稿密封送去化為紙漿，然後，決定下放山東。在這期間，我前途未卜，覺得我寫的這個長篇也該告個段落結束了才好，就決心用拼搏的方式將它寫完。那些日子，起早睡晚，不管如何艱苦，常常空著肚子，每天自己規定任務，不完成不離桌，總算突擊完成了一百二十萬字的三部曲初稿。是年6月底得到通知：帶中組部介紹信率隊去山東，不經過省委，一竿子到底去沂蒙山區支農，並說去兩年就回來，又說只要《中國工人》復刊就調我回來。走前，我將厚重的書稿送到了中國青年出版社，我自己則於1961年7月1日啟程帶隊離北京繞道江蘇徐州去著名的山東老根據地臨沂。
那時，國家正在困難中，到處看到饑荒蕭索的景象，到達臨沂後，被地委安排到一個省屬重點中學——臨沂第一中學做行政領導工作。幾個月後，得到出版社通知，讓去談長篇的修改工作，他們認為這部長篇「是百花園中，一朵獨特鮮花」。我取回原稿，在臨沂改了稿件又寄去北京，誰知，這時各出版社均已下達「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的指示，都在檢查書籍和工作，長篇小說已停止出版。我的小說處於擱淺狀態。此時《劉志丹》一書已成立中央專案組審查，一種黑雲壓城的氣氛使人壓抑，我決定置那部在北京的書稿於不顧，專心致志於我所擔負的學校領導工作。
四
真是令人難忘的艱苦時代。學校師生都吃不飽，教職工食堂常吃乾地瓜秧切碎煮成的「渣豆腐」。煮南瓜兩角錢一瓢，外加吃帶著沙土的高粱面的窩頭、方塊。所幸，苦日子隨農業開始好轉而結束，市場供應漸漸豐富。在這種情況下，《山東文學》和江蘇的《雨花》向我約稿，我寫去的稿很受重視，我就又似乎離不開創作了。這時，出版社讓我再次修改長篇，根據新精神提的意見改起來難度很大，我只好仍舊安排時間認真修改。那時，抓階級鬥爭成了全黨的頭等大事，杜鵬程的《保衛延安》已被收繳銷燬，批了電影《北國江南》，又批電影《早春二月》。我悸著心改稿，再也改不出來了，在「四清」運動和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高潮中，我放棄了修改，實際也放棄了創作。
再後，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來臨，想不到我這部從50年代初開始動筆費了那麼多時間和精力寫成的長篇小說，竟成了「文藝黑線的產物」，成了「為國民黨樹碑立傳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大毒草」，我受盡摧殘，險些「永世不得翻身」，稿子被拿去展覽，「批鬥」了我無數次。「文化大革命」中遭難的情況，在我由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的《在「忠字旗」下跳舞》一書中反映得很詳細。我被夜審、活埋過，也在兩派武鬥中逃亡過上海，我曾厭世。在那本書中，我說：「我欣慰自己能活著記述這場紅色大瘋狂的經歷，它也許僅僅只能作為一部粗略的野史留在人間，但它是真實的。那段時日，白晝變得可怕，夢鄉反倒能給我帶來慰藉。我總是藉著繁重勞動和殘酷批鬥後的沉沉睡眠來擺脫痛苦和辛酸。只有在夢中我才有了人的起碼的尊嚴和權利。……‘文化大革命’像無底的苦牢和深淵，步履艱難，我看不到一點希望，而人性之淪喪變成獸性，又令我髮指。我內心悲苦消沉，我的心和身體都太累了！」雖然到了1972年，支左的六十軍副政委劉相同志下命令解放我，恢復原職務，但書稿已化為灰燼，「文化大革命」已使我的心受傷滴血。幸虧，有了難忘的1976年十月風雲，接著是撥亂反正，推翻了「兩個凡是」，停止了再搞政治運動，平反了冤假錯案，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明確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小平同志主持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我在山東，突然收到了中國青年出版社的一封掛號信，熱情地索取當年我那個長篇，這是當年中青社的編輯黃伊同志建議寫的。一種遇到知音的感覺油然而生，但想到書稿蕩然無存不禁唏噓。我去信說明情況，表示感謝和遺憾。這時，國內形勢變得越來越好，我迷戀文學，已決定仍做作家寫些好作品，但重寫三部曲的想法是沒有的，因為那需付出太多的時間和精力。不久後，黃伊調到了人民文學出版社，談了這部書稿的事，人民文學出版社於硯章同志又來信詢問這部稿子並鼓勵我重新把它寫出來。編輯和作者的至誠交流和合作，使我在希冀「合浦珠還」的願望下，於1980年動筆重寫《戰爭和人》三部曲。
為了給重寫做準備，1980年我特地到南京、蘇州等地跑了一圈，我的一個學生崔晉餘是位蘇州通，陪我漫遊蘇州。我們去了楓橋鎮和寒山寺，面對那條潺潺的古運河，我們談著張繼的《楓橋夜泊》。聽著鐘聲，看著河水靜靜流淌，想著歷史的演變，人世的滄桑。……詩的意境、詩的感情盎然降臨，過去、現在與未來都逗起我的遐想，心扉開了！靈魂震驚！我情不自禁了！回去就開始動筆。傳說米開朗琪羅在佛羅倫薩學院裡見一塊已經閒置在那兒四十六年的大理石，他提議給他一個機會，利用大理石做點東西，然後，他完成了他的名作《巨人》。我覺得我彷彿也在學他，將一塊閒置了許多年的「大理石」進行雕琢，雖然笨拙、艱難，但充滿希望和熱情。
我不拘一格地寫這部小說，不想走人家的老路落入俗套，也不給自己定什麼樣的框框。我只是按照自己的心意寫一本具有中國味兒、中國生活、中國民族精神的長篇，希望能有思想的宏偉和感情的豐富。我力求按照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如實地再現那段多稜角的歷史，按照辯證唯物主義精神，真實地從生活出發，塑造各式各樣情況複雜、性格迥異的人物。
五
重寫《戰爭和人》是十分艱難的，數不清的日日夜夜，一個字一個字寫出來的幾公斤重的稿紙，要摒棄多少生活樂趣，要損害多少健康，要增添多少白髮。我早已熟悉明清之際著名史學家談遷的故事。他花了二十多年時間完成了卷帙浩繁的編年體明史《國榷》一書，大功告成了，多年的願望實現了，不料一天夜晚，全部手稿竟被一個撬門入室的小偷竊去，這時他已五十五歲。經歷這場橫禍後，他傷心而不灰心，發奮重整旗鼓，重編《國榷》，奮鬥了近十年，終於又第二次完成了一百零八卷《國榷》。巧的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向我提出重寫的要求時，我也正是五十五歲！五十五歲究竟精力不比年輕時代，又經過「文化大革命」那一番從心理到生理的大摧殘，高血壓一直苦苦纏著我，自然使我的創作過程變得分外艱苦。
無數個淅瀝微雨、落葉打窗的夜晚，當我在山東沂河邊上的故居里默默執筆重寫《月落烏啼霜滿天》時，眼前總會出現我這部書未來的責編於硯章那張瘦瘦的戴著眼鏡、較為嚴肅的面容，彷彿聽到他在催我：「王火同志，快寫吧！」他是一位負責任的、關心作者、仔細認真而且有水平的好編輯，使我傾心，在我整個寫作過程和後來《戰爭和人》的出版工作中，他同我通過一百多封信，我珍藏著，因為我珍視這種友誼，不是他持久不斷的鼓勵，我的重寫未必那麼順利。
我記得1977年夏秋之交，為了重寫節振國烈士的長篇傳記小說《血染春秋》，我到大地震後不久的唐山深入生活，遇到過一個插曲。一天，我無意中在烈士陵園發現兩部被丟棄在一邊的無主的手稿，燈下翻閱，竟在一部抗日戰爭時期犧牲的冀東聞名的包森司令員傳記的稿末，發現了紅衛兵寫的一行歪歪扭扭的小字：「此稿系從黑幫管樺家抄來。」10月裡，我做了一件好事，將這兩部管樺同志失落的手稿寄回北京「完璧歸趙」。管樺同志當然高興。重寫《月落烏啼霜滿天》時，我有時勞累極了，不禁浩嘆：他的稿子失而復得如此容易而幸運，我自己的稿子失而復得為什麼這樣艱難困苦？
幸好，勤奮耕耘是使失落的東西重新獲得的一個好方法。從我答應人民文學出版社重寫此稿開始，幾個年頭過去了，斷斷續續，苦寫苦熬，用極大的恆心和自信心，悄悄埋頭拼搏，「太陽下去了，還會升起來！」《月落烏啼霜滿天》終於在山東又完成了初稿。欣慰之餘，我也不免心裡感到酸楚：十年浩劫，失去的光陰太多了！浪費的時間太多了！做過的事又重來，多麼冤枉！不然，能多寫多少新的作品，多做多少新工作啊！這使我不禁沉浸在一種難用言語表述的感慨之中。
1983年秋，我復旦大學新聞系的同班好友馬駿（張希文），邀我到四川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擔任負責文藝方面的副總編輯，山東的領導和同志們對我很好，盛情挽留，但我去意堅決，由於山東和四川兩省組織部門領導的支援，一個多月我就成行了，因為《戰爭和人》的第二部、第三部都要寫到四川，這促使我願意重臨舊地深入生活便於寫作。我是帶著已完成的《戰爭和人》三部曲的第一部《月落烏啼霜滿天》的手稿赴成都工作的，並且決心在四川將這三部曲予以完成。
六
由山東調到四川成都，在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下，我感到文學創作的環境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好的了，但工作很忙，為了做好工作，我簡直抽不出時間寫作。我特別感謝山東省朱奇民省長，他在擔任中共臨沂地委第一把手時，與宣傳部部長王樹群同志等就一直關心我的寫作。那時，他讓我自己決定想寫什麼就寫什麼，不強給任務；讓給我報銷一切差旅費用，讓給我政治待遇以利寫作。有時，夜裡十點鐘了，還來我住處看望並談心。我調四川后，他立即派秘書李春逖同志來看望，並說了三條意見：你在山東時工作很好，創作很好，到成都後要依然這樣好，希望寫出好作品來。四川「文革」時可能留有一些後遺症，不要介入這些事。工作如果順心，就很好；如不順心，可以回山東，我給你安排。得到這樣的溫暖，自然也增加了我的動力。
可是，人間的有些事是常會出人意料的。1985年5月間，我任四川文藝出版社第一任主要負責人。那天，我手拿一部書稿的清樣去出版部門，當時，正興建出版大廈，工地上到處溝渠縱橫。天下著雨，我聽到小孩的哭聲，發現一個穿紅毛衣的小女孩掉進一條約一米寬的深溝正在哭，溝邊有個青年看著小孩哭卻不下去。我毫不猶豫跳下深溝，溝深齊到我的胸部，我抱起小女孩用雙手將她託上溝去，她跑走了，可是我自己卻上不來了。那青年這時已走，雨下大了，我急著想上來，用皮鞋尖在溝內土壁上踢了一個可踩腳尖的凹形，踩著往上一縱，雙手托住溝沿拼力一躍，沒想到頭部猛撞在一根鋼管上，「乒」的一聲，撞得太兇了！我雙手抱著頭又摔進了溝裡。我捂住頭痛得咬牙蹲在地上，半晌，才勉力又用老辦法縱身出了深溝，但左側面全部瘀血，於是，先是出現腦震盪症狀，接著顱內出現了出血點，嚴重時，見到人不認識，說不出話，其實，更大的災難是當時左眼視網膜負傷，結成一個傷疤。經過治療休養，顱內出血與腦震盪總算治好了，但到1987年9月，由於勞累，左眼傷疤破裂，視網膜脫落，手術失敗，竟造成了左眼失明。
搞創作的人，做編輯出版工作的人，依靠的是眼睛。遭到左眼失明這樣重大的不幸，打擊自然很大，我很快就離休了，但堅持完成這部可以失而復得的長篇的決心更堅定。美好的形勢促進著我想把過去浪費了的光陰奪回來，這心願激勵著我，要將這部我認為有獨特價值和獨特生活的作品獻給讀者的志向鼓舞著我。
於是，我全力以赴，用僅有的一隻右眼寫呀寫，繼續寫。為山九仞，我不願功虧一簣。我的三部曲是寫完一部交一部、出版一部的。責編是於硯章，終審是王笠耘同志，三部曲一百六十餘萬字，他們提出了很好的意見，卻並不勉強作者按他們的要求改。終於，《戰爭和人》三部曲第一部《月落烏啼霜滿天》在1987年出版，第二部《山在虛無縹緲間》在1989年出版，第三部《楓葉荻花秋瑟瑟》在1992年出版，三部曲並以《戰爭和人》為總名於1993年7月結成一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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