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稱呼他「於老伯」，對他印象挺好，主要是因為他是個和藹的長輩，而且他與父親相交頗為知心。有時單身一人坐著汽車就來看望，有時還拉父親同到小北方館子裡談心吃麵片。他儀表威嚴，滿腹經綸，善詩詞，又是書法名家，一筆草書，形神俱備，飛揚灑脫，以簡漫稚拙出之，有獨特風格。他叫父親的字「鐵庵」，父親則習慣叫他「老於」。兩人很談得來。那時，總不外談些思念大陸並敘敘年輕時反清討袁等往事。有時兩人一同感慨。父親總說他廉潔。每次他來，我總要泡一杯香茗遞到他手中，他常會說：「好！好！」
在那裡，我實際並沒有多少事幹，由於父親雙目失明，我可以不定時地上班，遲到早退也無妨。我不喜歡特殊，所以在院內總是避免與於老伯多接近，僅在見到面時，輕輕叫他一聲。而且，他說話的聲音悶而低沉又是陝西話，有時會客，不是知己，他話很少，只是用手捋著大鬍子，一下又一下。有時星期一，早上做紀念週，他給大家開會講話，我也總覺得沒有聽到多少內容，有些話也聽不清。
1951年的2月舊曆年前夕，他大病了一場，是中風，臥床一個多月。他那時在臺灣，很寂寞。病前身邊只有一個由大陸剛送去不久的幼子於中令，十多歲，是個長得很清秀的孩子。他的老高太太和大女兒於芝秀等都留在大陸沒有去臺灣。大兒子於望德在國外，原來的秘書李祥麟也留在四川未跟他走。他身邊換了個年輕的副官照料生活，那次大病，拖的時間很長，「監察院」的工作人員和他的友人們差不多每天都要去看望他。他躺在房裡床上，去看望他病的人除極少數人外並不會見，都在外邊簽名本上籤個名錶示心意，但每天副官都把簽名簿拿進去給他看。
這當中，有一天，他的病似乎略為好些了。他要給大家見面講講話。可能因為他說話費勁，未到大會議室講話，就在二樓上一間房裡聽他講。那天，秘書長楊亮功也在，我們幾十個人就都站著聽。他坐在一張圓藤椅上講話，非常吃力，聲音顫抖，手也顫抖，大家估計他是來作臨別講話的。講的內容大致是要大家忠於職守、廉潔自律等。話講得不多，因疲憊就未再講，而被攙扶回住處了。那年他七十三歲，大家估計他的病可能要摧毀他了。但卻沒有，春天以後，他卻一天天又好起來了。
他的病漸漸好後，又常常寫字。1952年年初，有一天，我陪父親到他住處看望他時，他正寫字，放下筆，我說：於老伯，您應當寫幅字送我！他笑著點頭說：行！但又說：等我以後寫給你！他桌上文房四寶和一卷卷一摞摞的宣紙很多，向他求墨寶的人不少。說實話，我向他索字，也是一時興起，未想到他卻已牢記住了。
以後，發生了一件事：我在上海的未婚夫王洪溥不斷寫信經過香港轉到臺北，要我立刻回大陸，這使我萬分為難。一是父親年邁，我捨不得離開。二是當時大陸正在鎮反，臺灣報紙上連篇累牘報道鎮反的情況，有不少聳人聽聞誇大失實的報道。我想：我回去能行嗎？三是那時臺灣控制人員外出十分嚴格，到香港也要兩家鋪保並要被批准，我能走得成嗎？因此，我痛苦不堪。父親知道我心，而且他是位講信用的人。我既已訂過婚，他又喜愛王洪溥這個女婿，他明白：如果我不回去，這件婚姻就毀了。因此，他開明地說：你是個單純的女孩子，沒有政治色彩，也不是為政治問題來去的。我想你回去是不要緊的，在這裡也不應出大問題。為了你的幸福，爸爸讓你去。只是，你於老伯那裡，你不能隨便一走了之。瞞他不好，找個機會你聽聽他的意見也好。……
我痛苦得無法形容，日夜不安。那時，為了愛情我覺得再大的犧牲我也可以付出，主要是不忍離開父親，但父親最愛我，他為我思考得十分周到，他總說：想來想去，還是讓我先到香港然後再回上海是最佳方案。我就開始做好準備。
4月11號那一天，是於右老七十五歲壽誕，父親讓我送一些水果和海味給於老伯祝賀生日。當天，客人多，沒有談話機會。次日下午，於老伯派副官來說：院長有事請淩小姐去！我去到他那裡，見他是把寫好的一幅字拿給我看。他說：我想了又想，給你寫了。也許你喜歡詩詞但我寫了段話給你，勉勵你！
於是，我看到他寫給我的一幅字。當時，他念給我聽了，原文連署名一共三十九個字：
庶華仁仲正之（注：我又名凌庶華）
光緒十八年七月孫先生在西醫書院畢業
各科學業成績大部分都是滿分
于右任
如果不是他親自念給我聽，有些草字我真不認識。他似乎對自己寫的這幅字很滿意，說：這字寫得好！又說：我同你父親都是孫先生的追隨者，都是老同盟會會員、革命黨人！我是勉勵你好好學習，年輕人哩！……於是，他講了孫中山先生1892年在香港西醫書院畢業後，在澳門、廣州行醫，後來到檀香山創立興中會的事。
等他講完，我接過字，謝謝了他，躊躇著說：於老伯，有件事我想告訴您。父親讓我聽聽於老伯的意見……於是，我把我的事講了，並且坦白告訴他王洪溥的父親王開疆於老伯您也熟悉，他在法官懲戒委員會時做過您的秘書長……
他聽了點頭，但坐在那裡沉默半晌，捋著須，不做聲，後來嘆一口氣說：唉！多少人家都不團圓啊！又突然說：回去安全沒問題嗎？
這問題我也無從回答，但當時我卻回答：我想沒問題！
他沒有說好，也沒有說不好，卻像疲勞似的坐在那兒閉上了眼。我心裡想：他是不能表態的呀！他能怎麼表態呢？反正，他知道了，沒有反對，也就是表態了。他談到了安全，也說明他對我的關心了。
於是，我告辭。我說：老伯，我將去香港一次，我會辦請假手續的！
他睜開眼來，又嘆了一口氣，但點點頭。我告辭時，他伸出手來。平時，他並不同我握手。但這次握手，他的手是溫暖的。我覺得他有一種同意我走的含意在內，也有握別的含意在內！
後來，我辦好了出境到香港的手續，急匆匆給王洪溥寫了信告訴他：我正在做準備，估計不日就可以到香港。接著，坐飛機到了香港，又由香港在7月間到了上海，同洪溥團聚完婚。
起鳳的這段敘述是寫得非常平實的。實際上，她是抱著犧牲自己救我的命的態度離開臺灣回來的！多少年來，她總不願去觸動那段永生難忘的奇特而傷心的遭遇。其實，當時她幾乎每天都在以淚洗面，她當時每時每刻都像駕著一隻小舟在驚濤駭浪中翻騰。她嘗夠了一個小人物在大時代裡既無法左右情勢，卻又拼命想主宰自己命運的掙扎。當她取得兩家鋪保，拿到了臺灣「警備司令部」批准出臺的證件坐飛機抵達香港後，她既牽掛著在上海不知什麼情況的我，同樣牽掛著在臺灣的年邁的父親。人情之常如此，她感到前途茫茫，就像漂浮在無邊無際的大海上一樣，不知自己會不會被海水和浪潮吞沒，也不知她是否能同我見面，更不知她以後是否還能同老父見面。
她在「五一」前夕如約到了香港。她住在王鵬程夫婦家中。他們只以為她是到香港來購物和玩耍的，用對待上賓的態度對待她。她沒有透露她到香港的目的。但她一到香港就又給我寫信告訴我她已經飛抵香港的訊息。
我是在乾熬苦等中收到她從臺灣發來的信件的，並且瞬即又收到了她由香港發來的電報和信。這不啻喜從天降。我喜出望外卻又能料想到她的為難。母親和陳展也為我高興。這時，離「五一」限期已沒有幾天了，我拿了信和電報向領導上彙報起鳳抵港的情況。她的抵達香港使我激動得含著淚水充滿了欣慰感激，用什麼樣的詞彙都表達不出我當時的感情。只記得老吳也很為我高興地說：我以為不可能的事居然可能了！好得很！
但，事情並不這樣簡單，接著收到她從香港寄發的信，信上說：她因心力交瘁，不勝負擔，已經病倒了！所以「五一」以前，她無論如何是回不來上海了！……
既然已經在「五一」限期之前離開臺灣到了香港，組織上通情達理，也不計較什麼時日了。老吳在將這種情況向上邊彙報後，對我說：既然已經回來了，她又病了，也不急了，等她回來吧！……意思是說：「五一」前這個限期拖長些日子無妨了！我能體會到領導的好意，也深懷感激，但卻十分擔心起鳳的病情。她少年時代，曾得過心臟病，這我知道。我能想象得到她的歸來是多麼不容易，她是個至孝父親的女兒，她這次為了我捨棄父親離臺到香港，她的「心力交瘁」確不是一句假話或套話。我五內如焚地擔心她的身體。
怎麼辦？為了她的病，為了使她能安全歸來，最好的辦法是我去香港接她回來，但上海從剛解放直到「鎮反」高潮之前，去香港是很方便很自由的。後來就嚴格控制起來了。我是幹部，當然不可能去。她要回來，還得到上海公安局申請入境許可。這時候，母親知道她病了，又見我焦急萬分，提出：我去香港接起鳳回上海！
母親年歲大了，身體又不好，當時，她因支氣管擴張咯血剛剛痊癒。我自然不忍讓她這樣獨自遠行。只是她是個極有愛心的母親，堅決要去，並自己到派出所申請辦了去香港的證件，我也向領導上彙報了母親去香港接起鳳的事。
這樣，母親就在6月上旬坐火車離開上海去廣州，由廣州轉赴香港，專程去接起鳳回來！我憂心忡忡地數著日子等待。
四
當時，從廣州到香港需要偷渡。
母親到了廣州，住在旅店裡，找到了可以同去香港的旅伴，找到了負責偷渡去香港的船家，出了高價，深夜離開廣州上了木船，被藏在船艙板下，在茫茫夜色掩護下，偷渡去了香港。當時，偷渡的船上人裝得太多，船艙裡空氣稀薄，母親病後體弱，差點悶死，但總算平安到了香港。
到香港後，她找到施懋桂和柏美倫夫婦。那時，懋桂住在九龍荃灣，在一家紡織染工廠做職員，美倫已有了孩子，老同學盛情可感，他們夫婦熱情為母親安排食宿，並陪同母親找到了住在加連威老道王鵬程夫婦家的起鳳。
起鳳確實病了，但並沒有想象中的那麼嚴重。見到母親，她十分感動。可是，她心事重重，處在一種不知如何是好的狀態中。抵港後，一些認識她的人，勸她別冒冒失失回來。有的還說起許多「三反」「五反」及「鎮壓」運動中的傳聞，那都是些十分可怕甚至悲慘、殘酷和神秘的事。她也不瞭解具體情況怎樣，這使她處在進退維谷的地步。更嚴重的是她離家孤身到達香港後，格外想念父親和家人，她估計得到如果離開香港到上海，從此與臺灣的父親及家人將永遠告別，不可能再有相見的機會，這使她留戀、躊躇、依依不捨。她從來沒有長期離開過父親，從來沒有長期離開過自己的家，她無法想象她從被視為蔣匪幫盤踞的臺灣回來，從此與父親及家人永別，會是怎樣一種心情與處境。
同時，更令她難以處理的是她的兩家鋪保的問題！
當時的臺灣，有恐怖的「戒嚴令」，特務可以任意抓人、殺人。50年代初，臺灣由於重建特務機構，控制輿論，形成了大屠殺大恐怖，位於臺北植物園附近的馬場町，有如抗戰前南京雨花臺的地位，傳說以「匪嫌」名義，送往青島東路軍人監獄、臺東綠島或用麻袋捆紮不經司法程式丟到海里餵魚的大有人在。……這兩家鋪保，是起鳳父親和她依靠情面取得的。起鳳如果不回臺灣，就會追究保人的責任。起鳳如果由香港回到「共區」，那罪名可就更嚇人！她可以犧牲自己，卻不能讓人家因她而遭禍，到香港後，看到報上關於臺灣的種種報道，她對臺灣的實情看得比在臺灣時清楚得多了。她除了怕連累兩家保人，又多了怕連累雙目失明的父親和家人的顧慮。她覺得真是進退兩難，不知該如何才好了。
她見母親很憔悴，母親見她也很憔悴。她問起我的情況，母親據實以告，勸她回上海，並說這是解決問題的最好最實際的方法，但她淚流滿面地說：她本來到香港前是決定回上海同我見面的，但現在，她再三再四考慮，覺得沒法回來了！她覺得自己與政治本來離得很遠，但如今卻不能不從政治上多加考慮。因為這涉及她父親和家人的安危，也涉及兩家保人的生命財產安全。怎麼能因為自己的幸福，害這麼多的人呢？因此，她原來的決定只好改變了！她希望母親能理解她！
真是一波三折！牽涉生死的事情確實就是這麼擺在面前，誰也覺得難以處理。兩難的境地！險惡的命運！使起鳳和母親都像進入了天門陣，找不到出路。哪裡能有兩全的辦法呢？為起鳳考慮，事情似乎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她仍然回臺灣去，母親仍舊回上海來，恢復原來的態勢。這樣，才會使新產生的矛盾得到解決！
但是按這辦法恢復原來的態勢也不行呀！那樣一倒退，起鳳和我的問題怎麼辦呢？那樣，我們之間就一定永遠無法相見相聚了。本來，她來香港是為解決我同她之間的問題來的，可是如今為了不連累保人和家人，又倒退到起先的始點上去了！那又是為什麼呢？
無法兩全其美！無法兩全！一切都似乎註定要以悲劇結束了！這不禁使我又想起屠格涅夫的《前夜》，葉蓮娜是在海上失蹤的！難道我與起鳳的愛情必然成為一個大悲劇嗎？
母親同起鳳一籌莫展，十多天下來，沒有起程回上海的訊息。資訊反饋到了上海，原本以為起鳳立即可以回來的希望，忽然像天上美麗的彩虹瞬間消失了。我心裡冷了半截，簡直目瞪口呆了！
我將情況告訴了陳展，也將情況及時向組織上作了彙報。誰也不能不承認這情況是真實的，這情況也是使人為難的。他們都有點同情我，沒有誰逼迫說：「一定叫她立刻回來！」都奇怪地保持了沉默，只是知道了這情況，而辦法卻交由我和起鳳自己拿主意。
起鳳的歸來，似乎完全不是照著一個正常的態勢在發展，是喜劇還是悲劇，這時誰都判不清弄不明！
真是難辦啊！5月天已經開始炎熱，我喪魂落魄，連陽光在我眼裡看來也顯得憔悴，但要起鳳回來的意志毫不動搖。我能體會到她的為難、她的處境與壓力。我也絕不希望她的回來造成對她的父親、家人及保人的災難。人在巨大災難降臨時，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別人，這種心靈之美使我肅然起敬。但是，我愛她，不能沒有她，好不容易使組織上同意讓她回來參加革命，好不容易使她出了臺灣到了香港，如今使情勢倒退回去，怎麼行呢？
我把許多事仍都扔在夜晚的亂夢裡，也將許多煩憂融化在淅淅瀝瀝的夜間雨聲中！
在這過程中，我心情灰暗，大學時的同學兼好友王善本也在上海總工會工作，常給我友情的安慰和勸解，使我減少了不少煩憂。
我估量了一下：依起鳳父親的地位與社會關係，受到她回來的不利影響是可能的，但還不至於有生命及滿門被捕的危險，因為她確實單純是為婚姻而離臺回來的。至於保人，被作為替罪羊，那確是難辦的事。但她不回來又怎麼辦呢？轉眼已到6月，我在不知所措的情況下，在7月上旬，到王善本家裡，同起鳳通了一次長途電話。那時，從上海打電話到香港是可以傳呼的，但價錢很貴。我在善本的家裡通過電話局傳呼起鳳。
終於，聽到了她那我十分熟悉的聲音。
起鳳的聲音回來了！
但，快樂與傷感交融，我們的對話重複而單調。
我說：我們一直盼望著中國能強大，現在有這希望了！你快回來我們一同幹革命吧！我感覺到她是在悲哽飲泣，她那壓抑的呻吟使我揪心。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說：你回來吧！無論如何你一定回來！而她也一而再、再而三地說：我不能回來！我不能！……我說：一切都會好的！一切都會無問題的！如果你不回來，那我們的一切就完了！但她仍是說：不能回來，我不能！……
這樣，一再重複，一再僵持，電話兩頭的人都哽咽，足足十幾分鍾，她那傷心欲絕的聲音一再縈繞在我耳際，我恨不能用手穿過話筒將她拉回來。但無論我怎麼說，她仍是哽咽地說：我不能回來！我不能！……而後，她平靜地沉默了，聽不見她說話，但我明白她仍在聽著我的懇求。終於，最後是電話斷了，她的聲音回來了又走了！我的心一下子像空了似的，留在我心頭的只是一片失望和悲傷。
她最後的平靜，平靜得讓我心驚，也讓我心碎。她的情況使我想起丹麥安徒生童話中《海的女兒》那篇故事。那位最小的人魚公主，為了愛情，她失去了夜鶯般的歌喉成了啞巴，失去了魚尾，長出了腿，但每走一步路就像走在鋒利的刀刃上，但她無怨無悔，寧願自己犧牲也不有害於別人……我突然有一種不祥的預感。打完電話，我又給母親打電話，這才明白，原來她已做了決定：她既然擺脫不了這種矛盾——她不回上海，怕影響我；她不回臺灣，怕影響家裡和保人，她打算在香港去修道院做修女。她並不信仰耶穌基督，但實在無法處理她面臨的困境，她只有犧牲自己出此下策了！她是見到香港街上那些穿黑衣的修女得到啟發的。我明白：她熟悉屠格涅夫《貴族之家》中的麗莎。麗莎為了愛情後來是做了修女的。當年在江津時，我與她談《貴族之家》，為麗莎的結局深深抱憾。而現在，她竟要走上麗莎的路出家做修女去了！這真是從何說起呀？！
我理解，對她來說，愛情不僅是幸福，而且是義務和信任。正因為她意識到自己道義上的責任，所以她才會這樣。起鳳超乎人情超乎愛的品德使我起敬而且迷戀。那些天，我每天寫一封信給她，歷述要她回來的理由，懇求她慎重而又慎重，千萬別釀成無法挽回的悲劇。我一心要用愛情開啟她的心鎖。我寫信告訴她，我不是《貴族之家》中的拉夫烈茨基那樣消極無為的人，新中國也不是那種時代，你不該學麗莎，你該回來，我們可以一同為新中國出力。
臺灣起鳳家中有信給她，建議她回去！那自然是老父和家人得到了什麼資訊不放心，對她的懸念和惦記才使他們這樣做的。只是這卻促使起鳳萌生了一死了之的念頭，她覺得既不能對不起家人和保人，也不能對不起我，她只有用死來超脫痛苦、越過障礙，放棄生命的痛苦，用自殺來解脫難題。幸虧母親的日夜緊緊陪伴，加上我每天一封信用懷舊的內容懇求她珍視我們的感情，使得她的輕生未能草率實現。
說實在的，我並不願意起鳳為我做出偌大的犧牲，受到偌大的痛苦，我寧可我付出犧牲與痛苦，甚至於死！但為了我愛她、她愛我，不這樣又怎麼辦呢？我雖撕心裂肺，心裡流淚，實在拿不出好的辦法來，讓她排除干擾回到我的身邊。我將通電話及起鳳的現狀依然及時向領導上作了彙報。我很感謝當時領導上對限期已過卻一點也沒有催逼我的意思。我認為這不僅是對我的信任、尊重人性人道，而且是相信我會而且能處理好這個問題。但我瞭解起鳳，她善良、孝順，是個忠誠、烈性、富於自我犧牲精神的未婚妻，她更是個絕不自私、為人著想、不願連累別人的好少女。我當時為她的處境擔憂，也為母親的處境擔憂。母親去香港後滯留在那裡瞬忽一兩個月了，像一隻船擱淺了似的，動彈不得，她不能丟下起鳳自己回來，又無法陪起鳳一同回來，尷尬無奈的局面怎麼結束呢？我六神無主，思緒走進了死衚衕，堵在那裡動彈不得了！
我唯有不屈不撓。我多次寫信給懋桂，請他幫助母親勸起鳳回來。其實，懋桂早就幫助母親不斷在慰勸起鳳，只是未曾奏效而已。起鳳平時話不多，但有主見也有性格，在面臨艱難選擇關頭，思緒顯然也走進了死衚衕。僵持在那裡，天天被母親盯守在身邊，回來的事卻杳無音信。遠離香港，我有力也使不出，除了苦悶只有苦悶，心裡只擔心著起鳳出事，卻又希望能忽然翩翩歸來。
忽然，一連多天杳無音信，又完全出乎意料，母親突然從廣州發回了一個電報。開啟一看，電文很簡單，大意是：我已陪七姐立即坐火車同回上海！這真是「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電報從天而降，她們怎麼突然已從香港到達廣州了呢？
像夢一樣，令我完全出乎意料，卻又明白這是百分之百的事實！不是夢！
起鳳真的回來了！但她是怎麼回來的呢？
收到電報後隔了一天，那是最炎熱的7月中旬裡的一個下午，我看到起鳳真的同黑瘦了的母親一起出現在我們家——上海成都南路99弄5號樓下的廂房裡了！
當聽到開門聲和腳步聲的那一刻，我的心怦怦地快要跳出胸膛，那種期待、興奮與激動及眼的溼潤，是無法忘懷並形容的。在驚心動魄幾乎絕望之中突然祥雲降臨，我覺得房裡佈滿了金色的光輝，空間明淨深遠，世界是這樣值得愛戀。我頗有一種快從高巖絕壁上跌下去卻被人一把拽住了的感覺。起鳳消瘦，像經過大災大難生還的人，她的眼睛經過長期淚水浸泡，明顯腫著，黑黑的眸子依舊明亮好看，但有悲哀深不可測。她穿一件黑白小方格子的絲光旗袍，長長的燙髮剪短了依然風度翩翩。我記得很清楚，當時，母親見到我，走到我身邊臉上十分嚴肅只對我輕輕叮囑了一句話：「今後，你要對七姐好點！」這九個字實際包含了起鳳拋家捨命回來的千辛萬難與一切。
我的心猛烈跳動，渾身發顫。非常高興，心裡也非常難受，充滿了感激，猜得到母親把起鳳帶回來經歷了多少磨難，猜得到起鳳歸來是多麼不容易。但我還猜不出是用什麼辦法是什麼情況才使起鳳能撇開死神撇開修道院毅然歸來的！
五
這真是一段意想不到的曲裡拐彎不尋常的歷程！
謎底是這樣的：那天，母親和起鳳又開始了一遍又一遍內容重複的談話。母親仍是勸她回來，她仍是想死和去做修女。
母親說：「老先生（這是母親對起鳳父親的稱呼）原來同意你回上海才放你到香港的，如今來信要你回臺灣，我認為是怕你出事不放心你在香港。你無論如何不能自尋短見或去做修女。」
「但我覺得只有死或者做修女才能解決難局。洪溥可以重新成家；我家裡和保人不會受連累。我對不起大家，包括伯母您。但我實在筋疲力盡了！」
「天下事，總有一個最好的答案：一個最好的解決辦法，一個兩全之計。如果死能解決難題，那麼，我們就想辦法‘死’！昨夜我一宿未睡著，想出一個不是辦法的辦法，你馬上獨自搬到旅館裡去住……」
後來，多年後，我寫過一個電影劇本《明月天涯》，1981年發表在《花城》雜誌第1期上，其中有這樣幾段文字，我摘錄在下邊。因為這幾段文字實際上真實地記錄了母親當時在香港為起鳳導演的一齣假自殺：
香港德輔道一家小旅館樓下嘈雜的走廊裡，亮著電燈。
這是下半夜了。從一間客房裡，猛地躥出一個男侍，他手裡拿著一張信箋和一張照片，一臉驚恐之色，下意識地高聲叫嚷：「出事了！出事了！」
一個女侍急忙上來，驚問：「怎麼了？」幾個未睡和走過的旅客也圍上來看。
男侍揚揚手裡的信箋和照片：「這房裡的女客自殺了！」
女侍驚訝地：「自殺了？」她朝房裡張望，這是一間擺設普通的客房，電燈開著，衣架上掛著女人穿的時髦外衣，桌上有漱洗用具，茶几上放著飛機箱、旅行袋，但床上空蕩蕩的……
男侍推開圍觀的眾人，用手帶上了門，對女侍：「人去跳海了，趕快德律風報告差官！」
女侍從男侍手裡接過照片來看，眾人圍觀。這是一張六吋的半身照片。照片上是一個氣質高雅美麗的女郎。她微笑著，帶著嚮往的神情。……
〔同上地點，下半夜。
房門外擁擠著大批小報記者和看熱鬧的人，也有巡捕。房裡鎂光燈閃閃發亮，記者正在攝影。
一個警方人員在詢問男侍：「人是什麼時候不見的？」
男侍：「也許是上半夜十點鐘。」
一個記者用手揚揚那張美麗的照片嘆息：「真漂亮！為什麼年紀輕輕就要自殺呢？」
房裡，女主角的飛機箱、旅行袋、衣物、毛巾等原封不動地放著掛著。一個記者說：「東西全留在這兒了！人去跳海了！」
桌上，放著「絕命書」。一個記者給現場拍照，另一個記者用筆將「絕命書」的原文抄在採訪本上。一個巡捕說：「這是絕命書！」
我們看到了「絕命書」：
我因身心交瘁，無限厭世，決定不再回臺在此跳海自盡，我之死，純屬自願，與任何人無關，特此宣告。
××絕筆
無邊無際的大海，掀起洶湧波濤拍打著岩石和沙灘的大海……高高飛翔的海鷗。
〔晨，香港一條馬路上。
賣報的小童用廣東話高聲叫賣：「新聞紙！看臺灣來港妙齡女郎投海自盡！看德輔道旅館裡發生奇案，少女香消玉殞！……」
行人紛紛買報，報紙標題：
妙齡少女自臺灣來港投海自盡
遺書宣告無限厭世自殺與人無關
深圳，羅湖橋頭。正逢升旗。高音喇叭裡響起了「代國歌」的旋律。那面鮮豔飄揚的五星紅旗冉冉上升……
母親陪剪短了長髮的女主角一起走過站著邊防哨兵的羅湖橋頭。
這是一個晴朗的鳥語花香的碧雲天，綠草在欣悅地生長，蓓蕾在無聲地開放……
是炎炎如火燒的7月中旬。
「凌庶華」跳海「自殺」了！凌起鳳卻活著回來了！
她心裡愛著一個人，她懷著一種崇高的犧牲精神回來了！
起鳳離開香港前，託一個熟人將她身邊的全部首飾、現金等一起帶回臺灣交給家裡。為了家人及保人的安全，她只能不寫告別信，她的全部隨身衣物為了要證明她的自殺是真的，全部遺留在旅館裡了，所以她回到上海時，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外，一無所有。離開香港的那夜，懋桂悄悄送母親和她上船到澳門。然後，她們又由澳門坐船到廣州，再從廣州坐火車回到了上海。
起鳳回到了上海後，我陪她到上海市公安局去談話並報進戶口。公安局談話的同志很有禮貌也很和藹親切，聽她講了全部回來的經過和心路歷程，說：你的情況包括在港臺的情況我們全部都掌握，我們也同上海總工會有聯絡。你說的都是真的。我們馬上就給你報進戶口。上總領導和我的同事們知道起鳳回來了，也都為我高興。上總當時正要開一次晚會，演出文娛節目，邀請起鳳參加了晚會。許多同志都上來同起鳳握手錶示祝賀。1952年8月11日，由組織出具證明信，我和起鳳到上海市人民法院公證結婚。當時，只需每人交兩張照片並付五角錢即可結婚。在佈置得帶有喜氣的廳堂中，一位和藹的名叫錢學淳的法官詢問了我們一些問題，諸如是否結過婚、是否自願而非包辦等，書記官是位年輕帶笑容的姑娘，然後，法官起身同我們握手向我們表示祝賀，併發給了結婚證書。他的祝賀使我感到我和起鳳的婚姻是合理合法的，得到這一聲祝賀，在我和起鳳是用生命和信念換來的！我當時是供給制幹部，這種儀式既節約又莊重，感到很好。但我年邁的外祖母當時卻有那麼一點想不通，說：「只知道離婚要去法院，還從沒聽說結婚也到法院的！」
我們險些遭到毀滅的愛情得到了一個好的結局，我終於既得到了革命，又得到了愛情。
1953年3月，我從上海總工會調到北京中華全國總工會工作。起鳳隨調北京，組織上瞬即為她安排了工作。她穿上灰布制服，參加了革命。中央統戰部曾有兩位同志兩次來找她，希望她動員父親回來，但那自然是不可能辦到的。自從她回來，直到20世紀80年代，幾十年間，為了家人及保人的安全，她就一直隱姓埋名從未同臺灣的家人及友人通過資訊……
尾聲
啊！愛並不是一時的激情，愛代表一路同行。
要想得到多多的愛情，理應付出多多的代價，在失去與獲得之間，我懂得了許多。我們正因為結合來得這樣困苦艱難，因而特別珍惜我們的愛情。在後來的「左」風盛行時期，我們自然會受到影響，所以我在職務、工資上始終沒有什麼進步。起鳳也只能做點一般的工作，但我們已滿足。共同生活幾十年，從上海到北京，從北京到山東，從山東到四川，有過貧窮苦難，有過風和日麗，也有過風霜雨雪，但從來沒有吵過架、紅過臉，起鳳是個苦了我一個、幸福全家人的賢妻良母，人所共知。我們有了兩個可愛的女兒。幾十年共患難共歡樂的相親相愛，我和起鳳兩個人的世界正像金色池塘中那兩隻交喙游弋的天鵝。1990年8月，我在後來得過茅盾文學獎的長篇小說《戰爭和人》三部曲的書上放上了我們的合影，並寫了這樣一段話：
熟人都知道我有值得羨慕的「大後方」。
幾十年來，我和凌起鳳在生活和創作上始終是最好的「合作者」。
書成之日，請允許我用這張合影作為紀念。
這段平實的話，其實是包含著許多曲折和辛酸。我的一位作家好友魯之洛看了以後說：「字裡行間洋溢著的創作豐收喜悅之情和對相濡以沫的愛妻的感激之情，濃重得令人讀罷久久縈繞著一股甜甜的暖意。」看到這段話後，已故的蕭乾先生生前多次寫信給我時，都稱起鳳為「大後方」。
起鳳的父親我的岳父凌鐵庵先生1962年在臺灣去世，1995年他的骨灰由起鳳的哥哥凌躍龍捧回安徽，在外孫餘望周到安排下隆重安葬。是年4月2日《安徽日報》以「辛亥革命志士凌鐵庵魂歸故里」為標題發了新聞，說：「祖籍定遠縣的凌鐵庵先生，辛亥革命志士，先生早年參加同盟會，曾東渡日本接受孫中山先生的指示，回國後投身於辛亥革命，在北伐中戰功卓著……凌先生一生愛國，為人正直，晚年在臺灣賦閒日夜思念家鄉。臨終前囑咐親人將其骨灰運回故里。」起鳳和我前去參加了葬禮。他墓前石柱上鐫刻著老友于右任生前贈他的一副對聯：「盡國民天職，盲目不盲於心；是革命人豪，壽己兼壽夫世。」起鳳與他哥哥躍龍兄妹見面，躍龍從臺灣將當年於右老寫贈給起鳳的那幅字帶來交給起鳳。於是，過去了的許多往事又像放映電影般地重新浮現在眼前……
劉長勝同志1953年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後派往奧地利維也納世界工聯做領導工作，1967年「文革」中含冤逝世。李家齊同志20世紀50年代中由上海總工會副主席調任上海市委秘書長。「文革」中受衝擊，「文革」後續任上總副主席，80年代又任上總顧問，主編過《上海工運志》等，他既有水平又謙和平易。主編的《上海工運志》中在「人物」欄裡竟不放自己的小傳，可見其為人。他如今仍在上海。
紀康同志後來調到世界工聯及北京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工作，於1964年病故。白彥同志一直在上海工作，1997年病故。吳從雲同志在任上海師範學院黨委書記時「文革」開始，含冤去世。陳展在「文革」中被誣為「叛徒」，「文革」後任上海寶鋼副總指揮，1992年病故。施懋桂、柏美倫夫婦定居加拿大，懋桂已病故，他們兒孫滿堂。王善本退休前在陝西主編《人生報》，現在在寶雞安度晚年。王鵬程病故已多年，鄒金鳳隨子女定居美國。我母親在「文革」中病故，葬於蘇州鳳凰山公墓……對這許多位同志、好友、親人，我們始終懷著感激之情。
對於我來說，這是一段刻骨銘心的記憶，也是一段如夢似幻的記憶。過去了的我們的辛酸苦澀的特殊遭遇，無異像一滴水反映海洋似的折射出當時歷史的縮影。1999年5月，我任團長率大陸作家訪問團出訪臺灣，心中湧出獨特的感受，對祖國統一、振興中華的實現，由衷感到更加急切。
每個人都曾面臨人生的選擇。我和起鳳的生命有自己的一套專屬的價值觀和精神認知。我們用這做到另一種許多別人也許無法做也無法想象的事。我們在決定自己的選擇時，都有全心全意的付出，那就是我們會永遠牢記的雖有風浪卻又能換成美好的時光。年輕時的「大浪漫」早成過去。我們的青春早像黃鶴飛走。儘管受盡劫波，有過無限辛酸，但卻真的無悔。因為當時我堅持的既要革命又要愛情的觀念和追求終於實現。我們在當時還是幸運者！我們的愛情天長地久永遠不老！生命的意義中如果寓含悲壯與高尚，回想時能存有使自己悠然神往的境界，那就可以說自己未曾辜負此生，即使在生命已經老化並且走向枯寂時仍有一種安慰。
這些年，我見聞過許多海峽兩岸親人見面或想見面而一方已經死去的悲傷故事。我感到我和起鳳是幸運的。我們共守愛情同甘共苦這麼多年，如果當初起鳳不回來，我不堅持，組織上和一些領導同志不關心，我們也許又是一段很悲慘的愛情故事了吧？唉！誰知道誰能說呢？！我們互相帶著年輕時的浪漫走進婚姻，又以愛來互相滋潤各自的心田。我們的愛情始終充滿魅力。當我揮去歷史的塵土揭開記憶的箱蓋時，我願同時撣去的是我所經歷過的那個特定時代有過的不幸與無奈，只留下愛和溫馨。然後將它留給今天沉浸在愛河中的青年們。過去的事離你們這樣遙遠，你們現在不會再經歷我們所曾經歷過的困苦，但希望這樣的回憶帶給你們的不僅是往昔有過的嘆息而是值得珍惜的今天的美好。過去有過的那種使當事人心痛的波折，在記憶中已成了一種「泰然」。我們還將幸福地在共和國一同生活下去，五年、十年……我們的肉體當然不會永生，但我們有過的忠貞和追求絕不會失去光彩。那種在特殊年代存在過的倔強的愛情會是永生的，永生在知道這件事的我們的親友及後代心中……
（本文寫於2002年春，刊於2002年第5期《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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